如何看待中国的周边形势(精选6篇)
篇1:如何看待中国的周边形势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既面临着需要紧紧抓住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需要认真对待的严峻挑战。这一判断,应成为我们正确看待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指导思想。
一、我们面临的国际机遇
1.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目前,尽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军事干涉主义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诱发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各种动因仍未消除并有所增强,但各国人民要和平、求稳定、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和平力量继续壮大,国际局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这必将继续为我国的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2.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
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阻挡之势,世界各类经济组织、经济区域一体化和世界统一市场正在迅速发展,其结果必将进一步推动商品、技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国家间的经济依存性不断增强;由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一些传统产业正在向其他国家转移。这就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分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并获取比较利益,提供了一定的机遇。3.科技革命迅猛发展。
20世纪后期兴起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革命的影响,毫无疑问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作为“构成21世纪的最强大力量之一”的信息技术,已跨越其产业边界,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渗透,并通过商业化不断开拓新的世界市场,引发巨大的新的市场需求。全球范围内的科技进步浪潮,为我国在技术跨越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4.美国称霸全球的“雄心”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美国的胃口太大,结果正应验了《红楼梦》中“大有大的难处”一说。一个小小的伊拉克便让其难题丛生。美国到处插手,但却是按住了葫芦起了瓢,手忙脚乱,难见成效。美国现在的处境,极像毛主席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说的那样:它每侵占一个地方,就为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根绳索。5.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前几年,学界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经济现状与前景总体上很好,但现在认为美国经济潜伏严重危机的人在增多。2001年前后美国股市泡沫的破灭,以及近3年里美元对欧元贬值35%,都是美国经济潜伏严重危机的反映和释放。当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同时集中体现经济的政治互动性极强,所以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变数很大。任何事物都逃不脱他的规律性。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政治上、军事上的霸权主义,是以其金融霸权主义为基础的。目前,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总额的72%。但美国共有7万多亿美元的内外债;其债权、债务相抵后,国际净债务达2万多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一国货币下跌需要三个最基本条件,这就是大量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投资者的信心下降。1980年前,美国对外贸易通常呈现顺差,而2004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6000多亿美元。2004年的经常项目赤字为6600亿美元,财政赤字也已超过4200多亿美元。这三大赤字都创下历史新高,在近期内决不可能大幅下降。可以说,现在美元较大幅度跌落的基本条件都已具备,是否大幅度跌落,只欠持有美元者信心进一步大幅下降了。
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曾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论”,将60年左右划为其经济兴衰的一个周期。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的现状正印证了“长波论”,美国经济长周期中的扩张时期已经结束,现已进入衰退时期。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有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以“9·11”事件为标志,美国霸权主义已经开始从其顶峰上跌落,这极有可能成为事实。6.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已开始有所复兴。
这是由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性矛盾所决定的。美国领衔的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是柄双刃剑;它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使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而产品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产品的市场便愈具全球性。现在,从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到牙膏、洗衣粉等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都是那几家知名品牌。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技术革命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与此相反,恰恰是加剧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群众的剥削。科技进步非但没有消弥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穷国穷人越来越穷、富国富人越来越富的现象,从而必然引发不同国家、政治派别、种族、宗教势力等在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摩擦和纷争。随着全球范围内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种抗争的“铁的必然性”必然会表现得更为充分。这就为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走出低谷并引领新的高潮创造了条件。
7.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求于我的方面不少。
如:我国有当今世界最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这是现在世界上最为稀缺的资源;我国握有美国数千亿美元的国债,这对稳定美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每年输往美国等西方强国大批物美价廉的消费品;我国进入经济大国行列,宏观经济走向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在许多国际事务问题上,都企图要我国配合。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美关系不会坏到哪里去,并能保持比较平稳的关系。
篇2:如何看待中国的周边形势
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实力;也取决于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调整。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南北差距愈来愈大。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态势继续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不断增多,新挑战新威胁不断出现。当前,我国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家安全形势上看,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工作做得好,那将是机遇大于挑战;否则,则将是相反。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以下是我从政局方面上看待我国的周边形势:
一、周边各方向多个国家与多个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此外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此外日本政局持续动荡,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
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五、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的对外投资经营、工程承包与商贸活动统称“走出去”,而周边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而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
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中国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中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某些邻国,其“危机感”与“紧迫感”加深,唯恐争端解决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遂加紧强化对中国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侵蚀,加大对美国的战略借重。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对东盟一体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10+3”)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中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中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中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此外,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区的和平发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临周边动荡的严重威胁,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调整。中国在周边地区既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领土领海主权等“核心利益”(“维权”),又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稳”)与自身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兼顾二者难度日益上升。
六、“乱云飞渡仍从容”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首先,针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中国冷静观察、果断决策,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外交部负责牵头的跨部门快速反应工作组,分别进驻新疆乌鲁木齐与驻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一面与吉临时政府积极接触、敦促其维护中国侨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一面派包机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紧急撤侨行动,将上千名中国商人安全撤离回国。
其次,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作为与伊朗传统友好国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资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在各方之间展开积极斡旋,始终兼顾维护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机制与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并在西方大国作出了实质妥协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为缓和危机、维护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有关各方适时重新启动谈判作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针对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与中缅边境不稳态势,中国对缅政策将突出“睦邻、安邻、富邻”宗旨,加大经济援助,支持缅甸政府和平与公正解决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加快推进中缅印度洋油气输送管道建设。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6月初应邀对缅甸进行了正式访问,温总理对缅甸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祝愿缅甸稳定、团结、发展。中方愿与缅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缅双方同意扩大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实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共同维护两国边界和平稳定。
最后,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苦口婆心、劝和促谈,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在韩国“天安号事件”上,中国始终坚持“兼听则明”与“以事实为依据”,反复强调“冷静、冷静、再冷静”与“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的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中国一再努力缓和半岛紧张与化解矛盾,力争避免南北双方擦枪走火乃至冲突升级失控,并为朝核问题重回解决轨道争取转机。
七、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中国外交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中,周边不仅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周边也是“四个布局”交织并存的地带:周边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大国美、中、俄、日、印度等,“周边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国外交”;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洲与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地区存在各类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多边机制蓬勃发展,“周边外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多边外交”。由此可见,“周边外交”“浓缩”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高度统一,故周边对中国外交“无比重要”。进一步分析,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的“无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定位所决定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地区大国与地区强国,也即周边地区大国,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具体而言,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周边地区集中了中国海外能源供应与资源保障的主要地区,尤其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地区,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以及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与资源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周边地区的三个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两大地区,中亚里海盆地因拥有2000亿桶潜在石油储量而被誉为“第二中东”,中国对该地区开展了大量能源投资。二是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仅西澳大利亚州,就生产了全世界17%的铁矿石、21%的氧化铝,18%的镍、45%的钽、32%的锆等,其中相当部分出口到中国;三是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俄远东油气资源仍将是中国进口的一大重点。
简言之,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营造与塑造一个基本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干扰与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尽量避免被卷进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之中。八、一脉相传而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 当前的中国周边外交是历史的延续与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具有强烈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谐”的鲜明特色,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周边外交“思想脉络”及其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主要成就之一是中国与大部分接壤邻国明确划分了边界。
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期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睦邻外交”大发展,中国率先摆脱了国际“冷战”格局的羁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改善了与有关邻国的关系,最终与所有邻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为集中精力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总体上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方针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进一步概括为“睦邻、安邻、富邻”六字方针,他指出:“‘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周边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顺势而上”与“大周边”成为新的“关键词”。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中国崛起加速与“亚洲崛起”加快同步并进,面对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现实“热点”、“难点”,中国的周边外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多管齐下、全方位推进。
九、以“四片经营”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对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有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与日本,以及一个“特殊的邻国”——美国。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中俄两国在经济与军事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平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维持着大量驻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该地区作为其设想的主要战场,美国还在距该地区不远的关岛基地大力加强了远程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中国的正常崛起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威胁,并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坚持对台军售。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它既没有对其侵略历史认真反省,又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心怀不满,也不愿看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完全受美国摆布,而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日本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即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还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目标,积极化解矛盾、缓解危机。
其次,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十个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即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及其海域划分上的争端,中国的主要对手为东盟有关国家以及美国对其给予的支持,而中国的主要伙伴也是东盟的其它有关国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海问题(其中又以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最为突出)现已成为异常棘手、甚至难以逆转的“老大难”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主权领土及其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是因其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是因其态度蛮横且不断带头对中国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国的撑腰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一方面既要现实可行与量力而行,要等待时机,加快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备后用;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开展行动,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极地“搁臵争议”。当务之急应坚持南海争端的“双边属性”,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对有关国家的无理取闹及强权行径采取更为有力的坚决措施,决不手软,同时调整对南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政策。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例如泰国、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再次,对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邻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非法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对于同样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国的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与印度“独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大力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之势,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景、美印军事合作等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
第四,对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中国的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包括为此开展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斗争;二是密切结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邻能源开发合作。中国的中亚政策将坚持“安全”与“经济”并举的“双轮驱动”,坚持双边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兼顾的“双管齐下”。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中国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面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我们需要严密关注与持续跟踪,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积极促进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与发展,切实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应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整合处理周边事务的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 “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冲击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在反恐、防扩散、抢险救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方面自主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六是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改进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策,既要反对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谓“问题国家”应以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
七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确保周边总体和平稳定,坚决捍卫中国沿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大力强化中央统筹,充分发挥沿边与沿海省份的积极性。有效防范邻国乱局的“外溢效应”,有效遏制境外敌对势力趁机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篇3:如何看待新常态下的中国外贸减速
一、从中国与全球经济关联视角看:中国外贸减速是中外经济深度融合的反映
中国的外贸高速增长期, 是一个占全球贸易份额不断提升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外贸份额不足1%, 长期以两倍甚至三倍于世界贸易的高增速增长。目前, 中国外贸份额已经高达12%, 是全球120多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这一背景下, 世界与中国经贸发展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特征更趋明显。根据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波动匹配度指标, 2000年以前中国贸易与世界贸易增长的波动匹配度约在65%左右, 2000年之后则加速提升至76.9%,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波动趋势则几乎完全一致, 世界经贸形势变动必然在更大程度上波及中国。
危机以来,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 贸易和投资两大引擎增长乏力。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 大幅下降8%, 直接影响占1/3的最终品贸易及大量中间品贸易, 进一步拖累贸易下降。世界贸易增速连续三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 主要经济体贸易形势普遍不乐观。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 2012-2013年发达经济体年均出口增速为-0.23%, 新兴经济体为0.28%;进口方面, 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长-1.40%, 新兴经济体为1.68%。受上述因素综合负面影响, 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必然难以独善其身。
二、从全球价值链发展视角看:中国外贸减速是全球价值链扩张步入结构调整期的体现
中国的外贸高速增长期, 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通过扩大开放深度参与全球垂直分工, 中国带动亚太地区成为全球价值链快速扩张的重要区域。经合组织 (OECD) 数据显示,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从1995年的25.7提升至2009年的46.1, 自身也成为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 形成了“大进大出”的贸易格局。这一时期, 中国加工贸易从1321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1.41万亿美元, 增长约10倍。一大批具有典型全球垂直分工的机电产品和信息技术产品, 保持了长达20年平均30%以上的超常规增速, 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但近年来, 拉动上一波世界贸易繁荣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态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出现了局部调整与重塑, 部分跨国公司收缩了全球供应链及价值链的布局。世界银行研究指出, 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逐步趋于成熟, 全球进口中工业品比例开始下降, 2012年以来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增速明显落后于总体贸易增速。WTO数据也显示, 2012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零增长的背景下, 排名前十五的经济体中间品贸易出口、进口同比分别下跌2%、4%。更深层次看, 跨国资本流向也在发生变化。受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新兴经济体要素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 新兴经济体吸引外资流入能力普遍下降, 特别是制造业吸收外资增速放缓。以我国为例, 制造业吸收外资连续3年负增长, 导致在华外资企业出口所占份额从2005年时的峰值58.3%降至2014年的45.9%。种种迹象显示, 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为特征的上一轮全球价值链扩张, 目前正处于一个深度“结构调整期”。作为重要节点的中国, 未来外贸增长势必受到全球价值链发展速度、方向、路径等因素影响, 短期效应就表现为货物贸易增速减缓。
三、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视角看:中国外贸减速背后是质量和内涵更趋优化
中国的外贸高速增长期, 也是国内经济结构、要素资源结构、市场主体结构等发生巨变的时期。过去, 衡量外贸发展常以规模、速度论英雄, 因此当速度降下来时, 表面上传递的更多是负面信息。事实上, 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进程中, 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理解外贸发展的内涵和质量也需要多维度评价。在近年贸易增速下滑的一些“量”的指标背后, 恰恰折射出这种“质”变。
一是加工贸易占比下降, 但折射出中间品本土化程度提高, 单位出口增加值逐渐扩大。近年我国加工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一般贸易, 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已从1998年的峰值53.4%逐步下降至2014年的32.8%。有分析将其归结为拉低中国贸易增速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 这一现象背后恰恰反映出中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 国内配套供应链日趋成熟, 国内增加值稳步提升。世界银行研究显示, 中国出口产品中进口零部件的比重由90年代中期超过60%下降到目前的35%, 基本与加工贸易占比趋势吻合。经合组织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出口产品中本土创造增加值占比由2005年的63.6%上升到了2009年的67.4%。
二是货物贸易增速下降, 但服务贸易发展方兴未艾, 二者联动发展态势加强。2008年以来, 中国货物贸易增速下滑, 但服务贸易仍然保持两位数增长, 年均增速达12.6%。这一贸易结构变化的经济带动作用也在增强。根据全球价值链前沿研究, 以增加值测算的中国服务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超过30%, 是传统贸易统计口径的3倍。与此同时,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我国吸收外资新增长点, 2014年占比达到55.4%。这也与全球贸易和投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预计未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互动发展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服务竞争力提升也将促进货物贸易转型升级。
三是外资企业货物出口占比下降, 但本土企业竞争力增强, 带动总体贸易结构优化。在华外资企业一度占据我货物出口半壁江山, 其产品门类多数集中于具有典型价值链分工特征的制成品领域。大批本土企业通过代工、配套、合资等途径, 参与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 带来了巨大的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2001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外贸总额比重只有6%, 到2014年已经上升至36.5%, 对整体进出口增量贡献55.9%。贸易主体变化带动产品结构优化, 一些国内配套能力强、增加值含量较高的机电类装备类产品出口提速, 汽车、航空航天器、数控机床等份额显著提升。
四、从外贸大国发展历程看:中国外贸减速符合历史客观规律
2013年,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每年出口已占到全球贸易份额的近13%。在这样的体量下, 每增加一个点就意味着扩大近2000亿美元的出口, 相当于2013年非洲出口总额的1/3。纵观近200年来的世界贸易史, 体量巨大与增速放缓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 几乎都在贸易份额达到峰值之后经历了增速减缓。一战前夕, 英国占世界贸易份额很长时间都超过20%, 但其增速长期与世界约5%的平均增速齐平, 个别年份略高。美国在二战后问鼎第一贸易大国后, 随即也经历了5%左右的年均贸易增速, 低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德国自1965年开始全球贸易份额稳定在7%~8%之间, 但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出现增速5%左右的“低迷期”, 直到2000年之后才重新恢复到两位数以上。日本同样经历了类似过程。综上, 我国贸易增速减缓, 也是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现象, 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五、理性认识新常态下的中国外贸减速
篇4:如何看待中国的周边形势
笔者的回答是:这些交往可能有对抗中国的一面,但未必是全部,甚至未必是主要内容。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如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乃过去20年来国家间关系的大趋势,总体上符合中国所主张的“多合作、少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安全观,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系统性大国都在做的事情。我们应有足够的自信理性平和看待这些交往,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增加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如是更有利于中国的崛起。
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实践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基本取代“战争与革命”并成为全球大趋势。亚洲终于告别数十年来的混乱、动荡、战争局面,以快速的经济发展为全球瞩目。上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继“四小龙”后出现的“五小虎”都是东盟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大块头”中国的崛起成为全球和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在经济上影响世界奠定了基础。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从显露系统重要性的角度看,2008年或可称为中国“崛起元年”。
应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百年未遇的新课题。周边国家对此体会尤深。不过,对于他们来说,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是现实选项——无论愿意与否。中国成为周边大部分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国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各国在推进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力度与效果上有明显差异,这与其是否有某些经济上的比较优势、特别是是否愿意大力强化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有关。韩国与新加坡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因此效果显著。柬埔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老挝有政治意愿,虽然经济上的比较优势不如韩国明显,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不错。蒙古国与马来西亚政治意愿相对较弱,经济上比较优势也不够明显,因此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发展势头不如上述国家。缅甸的政治意愿在弱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发展不如前几年。而印尼则恰恰相反,这几年的政治意愿在强化,与中国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在明显加强。上述国家与中国没有领土争端、或者即使有也能予以淡化处理。
对于与中国有领土争端问题、这种争端总体可控但却没有被淡化处理的国家来说,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政治意愿受到了影响,这也体现在经济合作效果上——尽管程度上有所不同。印度比较注重管控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因此中印的经济合作发展较快。越南在管控争端上做得不如印度,因此几度影响到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日本与菲律宾则采取了一些激化领土争端的做法,更是明显影响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双边投资)。印日菲越这四国,人口都在9000万以上,印日无疑属于周边大国,菲越则属于中等国家。人口因素加上领土争端,使得这些国家之间的外交行为受到中国媒体的“特别关注”,担心它们不但会“勾结”区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而且彼此间互相“勾连”,以遏制、牵制、平衡崛起中的中国。
周边国家对华政策辨析
遏制的确切含义是围堵,乃典型的冷战概念,体现的是一种冷战思维。所谓冷战思维,就是从对抗性的观点看问题,意识形态优先,坚信对方所作所为都是出于打败乃至摧毁我方的目的,并为此采取各种阴谋与阳谋手段。对于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它是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周边国家”)来说,由于中国执行的是对外(主要是对西方)开放政策,这就决定了美国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或曰围堵——就像冷战时期对待苏联那样。美国对华战略目标是:确保中国的崛起过程和平、“不脱轨”,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西化”中国。大致上,克林顿时代确立的“接触加防范”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最近几年,美国看到“西化”中国短期内无望实现,但出于现实的考虑,接触的基调未变,而防范的成分在增长,主要表现是扶持中国的周边国家以便“尽可能恢复亚洲地区的力量平衡”。这体现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数百年来坚信并奉行的区域战略。
既然美国都无意无力围堵中国,中国周边国家更不可能采取这种战略。那它们是否愿意成为美国牵制与平衡中国的工具呢?对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来说,不愿意成为中美两个“大象”打架的“草地”,这是常识。印日菲越四国中,印度旨在成为尼赫鲁所说的“有声有色的大国”,为此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因此很难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工具;越南不想过度刺激中国,也担心美国的和平演变,同样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国;菲律宾的主张是“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从来没有说要在美国的支持下武力解决南海争端,他们深知这不具有可行性;经济停滞中的日本担心崛起的中国在东海等问题上“改变现状”,这使得日本最可能成为美国平衡中国的砝码,但中曾根康弘以来的历届日本政府的目标恰恰是:成为正常化国家,以摆脱安全、外交上高度依赖美国的局面。在欧美国家看来,安倍与其说是右翼领导人不如说是“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领导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注重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政治上建立“伙伴关系”热。美国与中国、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都建立过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亚洲国家在这方面更是不遑多让。以中国为例,至少与55个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其中44个为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国家涵盖了周边大部分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哲学基础是联合国所倡导的、以人的安全与共同安全为特征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以普遍安全代替片面安全,以综合安全代替军事安全,以合作安全代替对抗安全。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则体现为:强调经济、技术与文化领域的合作,主张军事合作不针对特定第三方,强化在应对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海盗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正确解读周边国家间的外交行为
以此回观文章开始时提到的那些国家间的外交行为,或许会有不同的认识。
一,分析阿基诺的行程会发现,他对欧洲访问的重心在经贸方面,如加入欧盟普惠制度,促进欧洲对菲投资。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助理也明确表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诉求不会包含在总统欧洲之行达成的正式文件中,欧洲国家对于菲律宾的支持是“心照不宣”的。
二,为了搭上东亚经济快车,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向东看”(look east)政策,并在近几年发展为“向东干”(act east)。日本以在资金、技术上的优势而被印前总理辛格认定在“向东看”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新上任的莫迪总理以发展经济为己任,他访问日本的重心是招商而不是组建“价值观同盟”,两国联合声明中表示双边将建立“特别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是希望加深经济、政治、文化、安保等多领域的合作,但其中的军事合作远远没有达到中俄之间的水平。如果我们认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下的军事合作并非针对第三方,也就难以认定日印战略伙伴关系就是为了针对第三方。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含义,也不是双方关系的重心,中国没有必要对此担心。
三,越南长期以来与印度保持良好的国家间关系,双边互动密切,并在2007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双边的经济合作程度依然不高,经过几年快速发展,两国贸易量依然很小,对越贸易在印度对外贸易中仅占0.33%,越南方面则为1.25%且大量逆差。目前两国之间依然没有直达航线。阮晋勇10月的访问中与印度就合作开发南海102/10与106/10两个区块达成了协议,但印度媒体已经多次报道这不在中越争议海域。至于双边的军事合作,主要基于这样的事实:冷战时期两国都是与苏联关系密切,军备多来自苏联,但印度对苏联武器的消化吸收要强于越南。所以对越南来说,引进印度武器具有技术上的便利与经济上的便宜双重好处。
中国不搞双重标准
国际关系理论告诉我们,国家间的关系是在互动中塑造的。如果从对抗的角度看待两国关系,结果可能导致两国走向冲突;而从建设性的角度看问题,则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关系走向更多的合作。崛起中的中国,对于周边国家之间的交往要有自信。其原因众多,择要如下。
第一,中国海军的实力远远超过东盟十国海军的总和,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东盟个别国家无力以武力解决海洋争端。美国不大可能因南海争端而为盟友菲律宾与中国开战。
第二,中国在全球的系统重要性在日益上升,与中国的合作而非对抗才是周边国家的选择。印度总统穆克吉2007年就说过,中国在印度“向东看”政策中居于关键地位。重视中国发展经验、9月中旬在家乡盛情款待习近平主席的莫迪总理应该会对此表示赞成。
第三,与周边个别国家之间现存的矛盾与争端不是彼此关系的主流,并且有望在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的过程中得到解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与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已经解决了领土争端,这些都发生在彼此关系比较好的时候。
第四,中国在快速崛起,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对中国存在一些疑虑是正常的。中国所需要做的,是进一步证明:周边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切实获益,中国不会在解决领土争端的过程中仗势欺人——中国解决领土争端的实践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我们也有必要提醒自己,多从周边国家的视角看问题。它们与中国一样,也希望与其他国家构建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至少不是主要目标。中国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当然适用于周边国家。中国不搞双重标准。
篇5:如何看待中国的周边形势
安全形势
【摘要】当前我国的周边形势仍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但是局部周边安全形 势趋于严峻。总体而言,合作与竞争,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局面将会长期存在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进程中。
【关键字】周边局势 稳定 挑战 严峻 国家安全 意识
一、中国的地理位置
㈠我国的地理位置及其优越性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我国位于北半球。
我国领土的最北端在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上,最南端在北纬4°附近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北回归线横穿我国南部的台湾、广东、广西、云南四省区。绝大部分领土在北温带,南部一小部分在热带。这样的纬度位置既适于人类生活,又使温带、亚热带的各种动植物在我国都能繁殖生长,给我国发展多种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从远古时代起,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我国领土的最东端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主航道会合处,最西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以西的帕米尔高原上,东临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这样的海陆位置,再加上西高东低的地势,就使我国东部和南部广大地区深受海洋影响,雨量丰沣,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同时,广阔的海洋也为我国发展海上交通,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以及发展各种海洋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㈡我国的面积及邻国
我国的领土辽阔广大,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十五分之一,占亚洲面积的四分之一,在世界各国中,领土面积之大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我国南北相距约5500千米,跨纬度近50度,当北方的黑龙江省还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南方的海南岛已经是春耕时节了,而南海诸岛更是一片盛夏景象。我国东西相距5200千米,跨经度60多度,东西两端的时差在4小时以上。当松花江上将近中午的时候,帕米尔高原还是 阳光初照的早晨。
我国有漫长的国界线,陆上疆界长达两万多千米,与15个国家为邻,东邻朝鲜,南有越南、老挝和缅甸,北有俄罗斯和蒙古,西北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西有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南有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
我国东面和东南面濒临海洋,有绵长的海岸线,隔海相望的国家有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6个国家。总之,中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大国,身处险要之地。位于亚洲东部,西邻中亚,东濒太平洋,南面东南亚、印度半岛,北临俄罗斯。坐拥国土960多万平方公里,西依亚洲腹地,东望太平洋,傲立于世界。
二、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1、俄罗斯与中国安全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复兴后的俄罗斯所奉行的对 外战略是否会一如从前的咄咄通人。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心,俄罗斯拥有雄厚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 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自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国家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经济快速增长,军事复兴的步伐加快,与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解决了两国的领土纷争,还在经济、能源、电力等方面有重大合作。两国频繁的联合军事演习表明两国在军事合作上步入新的阶段,是两国政治合作的体现,同时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日本与中国安全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而近几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 的步伐,强化日美同盟,防范和牵制我国的行动不断升级使日中关系陷入低谷。小泉政府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强硬态度,严重影响地区的稳定,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也引起众多亚洲国家的不满,近几年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我国渔民时常受到侵扰,争端时有发生。虽然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采取了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即使在安倍政府对华政策有所缓和的状态下,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另外,日美安全同盟已重新定义,主要防范对象是朝鲜和中国。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不断突破向海外派兵的限制,扩大对美军事支援的范围。日本实施海外军事干预意志和能力的增强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威胁和中日冲突的隐患。
3、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 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的角逐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战后,推行霸权政策的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以及在中亚个别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这不仅打通连结扩大了北约和强化了北约和美日安保同盟的战略通道,还可以以中亚为地缘战略支点,以北约组织和美日安保同盟为两翼,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阻止伊斯兰原教有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中亚国家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中国的邻居,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日趋增加,进入21世纪,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了经济合作,扩大了在中亚国家影响力,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传统利益。而美国、俄罗斯在中亚角逐加剧,以获得经济利益。
4.朝鲜半岛与中国安全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发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朝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没有半岛的安全,就无中国
“和平崛起” 的最终实现.5、美国与中国安全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的威胁,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又与中国的安全利益存在重大冲突,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全球利益的地区性大国和谐在对手。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及中美战略结构性矛盾的深化,表明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及对华施压的政策不会改变,在亚洲东面,美国依靠美日军事同盟联手遏制中国,在西亚,美国借反恐名义向西亚地区渗透,在东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美国还靠多年与台湾形成默契,打“台湾牌”,搞对台军售,近年来,美国更加明目张胆地推行实质上的“一中一台”政策,暗中支持“台独”活动,其目的就是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战略筹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我实现祖国统一的严重障碍,也是可能诱发台湾政局动荡的重要根源。军事上,以提供先进武器为标志,扩大对台军售。美台还加强军事合作和人员交流,以提高台在侦察、监视、预警等方面的军事技能。美国重返亚洲意图日益凸显,想夺取亚洲霸主的地位,美国进一步插手朝鲜半岛事务;与我周边一些国家重归于好,讨论所谓“共同利益”;和日本签订安保条约,其目的就有针对我国的一面,从而增加了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三、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基本特征
1、中国是亚洲诸国中邻国最多、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
2、新型核力量崛起我国周边,既对我构成威胁,又成为引发连锁反应或外来干涉的现实条件。
3、美国强行切入中亚使我国首次在陆地直接面对美军事力量,对华东西海陆威胁已成现实。
4、固有的安全疾患隐性发展,亚太国家与美国联盟复苏,我国安全“东急西重”现象突出。
四、大学生应如何维护国家稳定
作为大学生加强自身、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和国家防范能力,提高自己对国家安全意识,在正确认识改革开放条件下隐蔽斗争的新形式和新特点,自觉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第一,面临环境多变的国际安全形势,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的当代大学生,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时候要坚决加以抵制,继续发扬中华民族艰苦朴素,努力奋斗的优良传统,始终不渝 地在党的领导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利用好在校宝贵的学习时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提升自身的辨别能力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为以后踏入社会做好准备,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第二,针对大学生对国家安全存在着种种模糊的认识这一情况,我们应该从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同时努力寻求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第三,加强自己对《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守法意识。同时要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开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使每个学生清楚的认识到国家安全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任何建设都无法很好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成为空想。
第四,加强自己爱国主义教育,强化责任意识。一方面,大学生可以通过行政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加强自己的爱国主义观念。要让大学生从真正意义上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关系着整个民族的切身利益。结合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树立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是既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同时也是公民所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
第五,是抓好保密教育,强化防范意识。保密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 安全,关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局。针对目前大学生安全防范意识不强这一现状学校要积极开展保密教育,增强大学生敌情观念和保密意识,使每个大学生在对外交往中能自觉遵守各项保密制度和规定,自觉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
最后,在做好以上几个方面的同时,大学生还应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正确引导自己的思想发展方向
篇6:如何看待中国的周边形势
摘要:首先中国是个亚洲大国,它是边界线长,和很多国家相邻。然而同时这么多的国家对我国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其次,中国周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也是世界热点和潜在热点最多的地区。再者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种民族,宗教等问题矛盾交织在一起,安全环境复杂。最后中国地处世界两大地缘战略区的交接处,既受其他大国的影响又影响着其他大国的关系,同时中国周边的形势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国家统一面临着复杂的形势,海洋权益也存在复杂的纠纷,边界的种种争端也没有完全解决。还存在影响边疆地区安全的种种不稳定的因素。关键词:复杂 差异 不稳定 进步
目前我国的周边环境总体缓和,局部动荡。我国处理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睦邻 安邻 富邻。胡主席根据形势的发展指出:放眼长远,筹谋大局,有所作为。我国一向主张和平共处,但是如果面对一些非正义侵害我们国家利益,我们决不手软。如最近热门的钓鱼岛事件。我国渔船遭日本巡逻船两次冲撞,并遭日方登船检查。日方抓捕中国渔船船长。在这一事件上我们国家领导人表示出决不让步的态度。国家总理温家宝强烈要求日方立即无条件放人。她说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中方将进一步采取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方要承担全部责任。国家外交部也频频发言: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钓鱼岛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这件事情仍未结束,它将给中日关系造成又一次巨大的变化,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再次提高,并警告日本的狂妄,但这依然体现了中国今后要走的路依然很长,日本在起先的强硬态度让我们感到中国并不是让世界畏惧的大国,中国富国强兵之路还很漫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面对着侵害自己利益的不正当行为的坚决反对的态度。
再看看我国的边疆地区安全,我国的边疆地区很不稳定。在我国新疆境的“东突”民族分裂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相勾结,与依斯兰主义和泛突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建立“东突阙斯坦国”为目的,以宗教掩护,大肆进行分裂新疆的破坏活动。他们一方面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煽动民族情绪,鼓动宗教狂热,宣扬依斯兰“圣战”,叫嚣建立“东突阙斯坦国”,另一方面又迎合西方,宣扬“民主 人权 自由”与境外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相呼应,加强联系,发展组织,进行恐怖活动,创造了一系列爆炸等恐怖暴力事件,严重危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了我国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又如,逃往外国的**集团,利用西藏地区的交通困难,环境闭塞,经济不发达,群众文化水平低,对宗教宣传容易接纳的观点,打着宗教的旗号,大肆进行“藏独”分裂活动,具有欺骗性,加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在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妄图以“西藏问题”为突破口,支持“藏独”分裂势力搞“西藏独立”为突破口,内外勾结,里应外合。这些都将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差生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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