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融危机

日本金融危机（精选十篇）

日本金融危机篇1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如果日本议会能在3月下旬顺利批准麻生政府的2009年度预算案 (日本议会对政府的政策向来是发难与挑剔的) , 则日本政府为应对能源价格暴涨及金融危机而先后在去年8月、10月和12月提出的三个紧急应对方案得以全部实施。为此, 麻生政府将增加12万亿日元的财政专项支出, 约占2008年日本政府财政支出的13%, 占当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2.4%。另外, 日本政府还将新增63万亿日元的专项贷款、担保额度等金融措施, 应对金融危机的总规模达75万亿日元, 大约相当于5.25万亿人民币。

从资金的具体分配情况来看, 涉及到民生 (医疗、就业、购房减税等) 的财政专项支出约为5.2万亿, 约占12万亿的43%。涉及到中小企业的约为1.3万亿, 防灾财政专项支出约1万亿日元, 增加对地方政府的专项支出1.7万亿日元, 减免高速公路收费5千万日元, 其他专项支出主要用于节能和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普及等。在总额为63万亿日元的金融措施中, 有30万亿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有20万亿用于特定金融机构的贷款担保, 该机构主要购买日本各银行持有的企业或其他银行的股票, 防止这些股票流向市场影响股市的安定;另外, 有10万亿日元用于增加对地方中小银行的出资额度, 剩下的3万亿用于日本政策金融公库, 该公库主要为大企业和中坚企业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

分析三个紧急应对政策的内容可以发现, 政策的受益者主要是高龄者、失业者、母子家庭等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 在市场经济中经常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中小企业, 特别是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或服务的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 为经济运行提供血液的金融机构也得到了特别的重视。

在应对措施中涉及到资金来源时, 麻生政府反复强调了以下观点:通过缩减政府开支开辟财源, 极力避免发行新的国债。日本朝野上下对发行国债有着本能的警戒心理, 上届财务部长中川在提请议会审议预算修正案中, 两次使用了“实在没有办法, 不得不增发国债”的表达方式。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 这是由日本政府的财政现状决定的。

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在90年代初崩溃以后, 日本经济陷于长期的经济低迷之中,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在1992年至2002年间, 各届政府先后实施了十几次应对方案, 总金额 (财政专项支出与金融措施的和) 高达150万亿日元, 税收的减少和财政专项支出的增加使日本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 根据OECD在2008年12月公布的资料, 日本中央政府债务总额591万亿日元, 超出2008年度GDP 510万亿日元, 如果把地方政府的债务统计在内的话, 日本政府负债总额与年度GDP的比率为180%, 名列发达国家之首, 远远高于位于第二位的120% (意大利) , 处于第三位的美国的比率为80%左右。2008年, 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约为89万亿日元, 其中有33万亿来源于国债, 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

早在2006年, 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到2010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目标, 其主要手段为削减政府支出和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等。正是在这种约束条件下, 发生了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对策评析

从政策受惠者来看, 与美国不同, 日本政府没有为因出口锐减而深受影响的汽车生产企业提供特别的扶持, 也没有安排通常只有大的建筑企业才能中标的高速公路、机场港湾等重大基建项目, 而是将绝大多数的财政专项支出用于普通百姓和大量的中小企业, 因此可以说, 本次日本政府的应对方案具有民生为主、弱者优先的特点。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 日本内阁和财政部的统计分析发现, 2002年以后到2008年期间, 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率从10%减至6%以下, 而同一时期企业利润占GDP的比率从6%增至12%左右。据此, 日本政府认为, 大企业没有将利润以合适的比率分配给劳动者, 而是留在了企业内部, 因此, 它们能够依靠自身能力渡过这次金融危机。

其次, 上个世纪90年代实施的历次刺激经济成长的方案中, 不乏大型基建项目, 但是这些专项投资没有对经济成长起到持续的拉动作用, 效率低下已经成为共识, 因此, 麻生政府在本次应对方案中明确提出了不以增加短期需求为目标的指导原则, 力求以“结构改革促经济发展”的方式, 取代“通过扩大政府支持刺激经济成长”的方法。

同时, 应对方案重点提出了普及、开发节能技术, 加大研究清洁能源力度的目标, 并给予了相当大的预算支持, 这集中体现了通过解决危机促进能源结构转型、继续保持日本在节能方面优势地位的战略目标。

近年来, 由于能源价格上涨等原因, 日本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如果假设2002年的贸易损失为零, 则2006年因为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损失约占当年GDP的2.5% (中国约占4%, 欧元圈和美国约占0.5%) , 为了减少因为能源进口导致的福利损失, 日本已经加大了对节能、替代能源的技术开发和普及的投资, 本次应对政策中又一次体现了对该战略的重视。实际上, 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 日本的节能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比如, 2004年日本的单位GDP耗能仅为1, 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3 (美国为2, 我国为8.6) , 从1973年至2006年的33年间, 日本GDP增加了1.3倍, 而产业部门的原油消耗量基本没变。

总额为63万亿日元的金融措施增强了金融市场的抵抗能力, 吸取了泡沫经济崩溃后处理金融问题的失败教训。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表面化和严重化, 但是, 当时的政府认为这是金融界自己的问题, 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日本的多家银行倒闭, 引发了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等连锁反映。“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可能直接导致经济动荡”的观点开始被政府等各界接受, 并以亡羊补牢的方式采取了系列补救措施。但是, 本次的应对方案不同于以往:首先是出台措施快, 基本上属于防患于未然;其二是政策力度大, 在以前的十几次经济应对方案中, 政府的金融措施总额约为90万亿 (年均9万亿) , 本次的单年度规模就已经达到了37.5万亿日元, 两年合计为63万亿。

对于总额为2万亿日元的国民现金补贴, 各界的评价褒贬不一。政府认为它可以刺激国民消费, 能够拉动GDP的成长。反对党认为, 这是政府的选举策略, 目的在于收买国民的选票。学界认为, 以这种方式刺激消费增长的效果有限, 日本曾于1999年发放了总额为7700亿日元的消费券, 事后的研究表明,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2000亿日元, 余下的5700亿日元被存入了银行;2008年4月, 美国政府向国民退税1070亿美元, 事后的跟踪研究表明:5月份的个人消费出现了明显上涨, 但是7月份以后连续下滑。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认为, 政府退税虽然增加了5月份的个人消费, 但是可能引发了国民的提前消费行为, 从而导致了后面连续6个月的消费下跌。

日本的政治体制制约了部分应对政策的时效性。日本的执政党在众议院中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 但是参议院却控制在在野党手里, 执政党和在野党出于执政理念的不同或是仅仅为了攻击对方而处于对立的状态, 这使需要两院同时批准的预算法案等经常被一推再推。比如, 2008年9月29日, 政府向议会提出了2008年度预算第一次修正案, 直到2009年1月8日才最后通过;2009年1月5日提出的第二次修正案, 直到3月4日才得以通过。政党间对立的直接受害者是那些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普通百姓。比如, 政府虽然提出了确保90万人就业的计划, 并分配了相当的专项资金, 可是由于直到2009年才被通过, 致使相当多的工人 (主要是短期合同工和劳务派遣工) 在政策开始实施前已经失业了, 部分工人不但失去了工作, 而且被迫从公司住宅里搬出来, 使他们在春节期间 (元月1日为日本的春节) 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以上我们分析了日本政府的金融危机应对方案和主要特点, 因为日本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制约条件不同, 所以很难以彼此为标准去衡量对方措施的长短。但是有两点值得思考:一是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外贸出口的依赖过重, 内需的拉动作用不足, 这种内外不均衡导致本国经济极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二是日本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向扩大内需转型, 至今仍未成功, 历次政府扩大投资的短期行为没能消除百姓对未来生活的不安, 因此也没能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 反而增加了政府的国债负担, 致使现在捉襟见肘。

日本在经历了多次失败教训之后, 提出了以改革促发展的思路。我国从1978年以来已经有了很多的改革经验, 希望日本的教训和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 能够使我们在应对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中平衡好“以结构改革促发展”和“以扩大投资保增长”的关系。

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日本方面篇2

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冲击。与欧美各国相比，虽然日本金融机构的证券化商品交易损失有限，金融体系整体上保持稳定，但金融机构收益恶化，企业融资困难。同时，金融危机的深化严重波及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负面的相互影响”愈演愈烈，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困境。

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外需减退的影响，日本经济大幅恶化，受挫程度甚至超过金融危机震源地的欧美国家。日本始于2002年的经济复苏主要靠出口拉动。近年来，日本汽车、电气机械和一般机械等先进制造业受益于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和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实体经济受到打击，全球经济急速收缩，以耐久消费品和资本品为核心的外部需求降低，对日本的制造业造成强烈冲击，导致其出口大幅减少，产量下降，经济增长失去主要动力，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2009年2月1 6日，日本内阁府公布2008年第四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3.3%，换算成年率为-12.7%，是继1974年一季度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影响经济出现衰退以来的最大降幅。2009年3月的日本银行“金融经济月报”指出，“日本景气已经大幅恶化，而且恶化的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2009年4月，日本政府下调了2009财年经济增长预期，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长率将为一3.3%，名义GDP增长率为-3.0%。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日本经济遭遇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下滑。

一、日本经济正处于二战后最严峻时期

（一）经济下滑

日本内阁府于2009年2月16日发表了2008年第四季度的GDP速报，数据显示，该季度GDP比上季度实际下降3.3%，按年率折算下降12.7%。

首先，作为日本支柱产业的汽车行业受到了沉重打击。2008财政（当年4月至翌年3月），日本国内销售新车（不含微型车、卡车等）289万辆，同比减少15.6%，连续6年出现下滑。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预计2008财政将出现1950年以来的首次亏损，不得不为此调低2009的生产计划。日产、本田等汽车厂家的业绩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各公司将被迫大幅减产和控制人工成本，可能会导致就业环境和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金融危机还使得地价大幅缩水。截至2009年 1月1日，日本全国150处主要商业和住宅用地有 148处的地价较3个月前出现下跌，仅有两处持平。其中，跌幅超过3%的有115处，占总数的 77%，大大超过前一次的33%。不仅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主要经济圈的地价下跌，其势头已经蔓延到地方城市。

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对汽车和电子产品的需求剧减，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出口。2008年11月日本的出口额降至5.3万亿日元，同比降幅达到创纪录的26.7%。12月份同比下降

35%，仅为4.8万亿日元。

由于国际市场油价下跌等因素，日元升值也未能使日本的进口额得到增长。2008年11月，日本进口额降至5.2万亿日元，同比减少13.7%。预计 2008全年进出口总额将会出现大幅减少。

此外，企业家信心普遍不足。《日本经济新闻》于2009年3月份面向日本主要企业进行了“企业领导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5.6%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经济形势正在恶化。同时进行的“地方企业500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5%认为就业形势严峻。这些数据反映出企业经营者对日本经济前景的担忧和不安。

（二）经济形势预测

由于日本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严峻，特别是受2008年第四季度GDP大幅走低的影响，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本综合研究所、三菱东京 UFJ银行、三菱综合研究所、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等13家权威经济研究机构，纷纷下调对日本经济的增长预期。

1.2009年日本经济将出现负增长

2009年日本经济将呈现负增长，而且减速幅度加大。2009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平均预测值为-4.1%，日本综合研究所的预测最为悲观，甚至达到-6%。

2.2010年有望复苏，但增幅低于美国

2010年日本经济有望复苏，但是复苏的步伐缓慢。大部分预测认为只能增长1%，难以恢复到 1.5%左右的正常水平。预测同时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地美国反而有望比日本快速复苏。这说明日本经济依然依赖——美国经济复苏→日本出口扩大→日本经济增长→日本企业投资增加——这样一种外需主导型的发展模式。

3.日本将重陷通缩态势

2008年夏季之前由于资源价格暴涨导致物价攀升，随着原油价格的下跌以及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物价开始快速走低。2008年CPI增幅为 0.2%，大大低于2007年的同期水平。而2009年的物价涨幅将大大低于2008年12月份的数值，平均为-1.2%。没有一家

机构预测物价会上升。

4.失业率攀升

随着非正式员工数量的减少，日本失业率将会攀升。预计2009年的失业率为5.3%，高于2008年的4.4%，将会逼近2002年5.4%的历史最高水平，而2010年更会高达5.7%。由于日本企业不能随意解雇正式员工，因此企业会希望员工主动提前退休或者减少新员工招聘，这将严重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很多机构认为，即使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就业形势的好转也需要较长时间。

5.下调中期经济预测

另外，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还下调了自身的中期预测值。新的预测结果显示，2009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1.8%，2010年为0.4%，2011年为2.7%，2012年又会跌55-O.5%。民间需求、公共需求、外需在2010年前均为负增长或零增长。消费物价指数近期也会走低，容易引起通货紧缩。政府财政收支和职工收入均为负增长，完全失业率趋高。

一、金融危机对日本金融业的影响

美国此次爆发的次贷危机对整个日本金融业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相关数据显示，日本四大银行（三菱UFJ、瑞穗金融集团、三井住友和住友信托银行）2007－2008财年次贷相关亏损预计达47亿美元，约占其预期利润的近30%。瑞穗金融集团作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受害者，可谓受害非浅。据该公司发布的最新一季财务报告预计，公司在美国次级贷款相关资产方面的损失将达2750亿日元，直接导致全年利润下滑26%，至4800亿日元。该报告同时指出，公司第三季度利润下跌了65%，净收入跌至660亿日元，目前，瑞穗金融集团正在考虑采取非常措施，通过股票发行弥补其在次贷危机方面的损失。日本市值最大的银行－－三菱UFJ去年第三季度利润下滑了68%：东京三菱UFJ表示，正准备分拆住房信贷业务到一个专业公司，目的是整合该领域的业务发展。据消息人士透露，东京三菱UFJ的核心银行部门将从集团分离其约140个贷款促销办公室的全国网络，创建这个专业公司。三井住友与次贷问题相关的损失扩大到990亿日元：住友信托的相关亏损达299亿日元。美国次贷危机给日本银行界带来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

此外，曾成功进军美国RMBS业务领域的日本最大的证券商野村控股株式会社也表示，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该公司去年第三季度利润下滑71%，净收入也大幅下跌至226亿日元。

二、金融危机对日本汽车行业的影响

汽车行业是日本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都不容忽视。然而目前日本汽车行业正面临严峻考验，众多企业正在采取各种可能的办法，尽量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汽车业三大巨头丰田、本田和日产公司相继宣布，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汽车销售市场低迷不振，导致1月份汽车产量锐减。已经取代了美国通用汽车全球销量第一宝座的丰田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其1月份全球汽车生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9.1%。仅为48.8万辆。其中丰田在日本本土的汽车产量下滑了34.6%，海外工厂的产量降低了44.2%。该公司日前证实。丰田汽车2008年出现亏损，预计亏损500亿日元。这将是丰田汽车46年来首次亏损。丰田汽车公司副社长木下光男表示，上一次丰田汽车出现经营亏损，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则因为金融危机，目前丰田汽车在北美和欧洲市场的销量大幅减少。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至12月，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总销量为220万辆。尽管市场份额从2007年的16.2%上升至16.7%，但销量却同比减少了40万辆。美国汽车市场陷入萧条，对丰田汽车打击甚大。

本田公司则宣布，其全球汽车生产量1月份下滑了33.5%，为22.7万辆，其中产量锐减最为明显的是本田在美国的工厂。这已经是本田公司自去年以来连续3个月汽车生产量大幅下降。日产公司1月份的全球汽车生产量下降了54%，为14.5万辆，美国工厂的产量减幅最大。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汽车销售颓势，日本汽车厂商纷纷减产、裁员。

三、金融危机对日本对外贸易的影响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底以来外部需求低迷，日本出口遭受重大打击。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日本去年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是衡量一国与他国的贸易、资金往来情况，主要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收益以及单方面转移）较前年下降34.3%，其中商品和服务贸易顺差下降81.7%。2008年全年日本经常项目顺差为16.28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92日元），较2007年下降34.3%。商品和服务贸易顺差为1.8万亿日元，较前年骤降81.7%。去年日本商品贸易出口额为77万亿日元，较前年减少3%：进口额为73万亿日元，增长8.8%；商品贸易顺差为4万亿日元，比前年减少67.3%。可见，经济危机给日本的对外贸易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各个贸易公司绞尽脑汁，寻求良策，渴望尽早渡过难关。

四、金融危机对日本电器行业的影响

由于日本、欧洲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衰退，导致消费者削减开支，为了抵御全球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巨额亏损，松下预计截至3月份的当前财年将净亏损3800亿日元（约合42亿美元）。松下财务主管上野山实表示，该公司计划在2009年3月底之前关闭27家工厂，裁员1.5万人，预计至明年该数字会进一步增加。

NEC公司与日立公司1月30日下调了2008财年业绩预期。受半导体业务下滑与日元升值影响，NEC预计将净亏损2900亿日元（约合219亿元人民币），并宣布将在2010年3月底前在集团内裁员2万余人，其中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各裁员1万人以上，日立连续3年亏损。公司曾于IT泡沫经济破灭的2001财年亏损4838亿日元，此番的亏损额刷新了这一纪录。预计净亏损将达7000亿日元，刷新创业以来的最差纪录。另外，日本的东芝与索尼等电机企业也出现了巨额亏损，纷纷宣布裁员。据专家分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日本的高科技企业。特别是电子企业带来巨大打击。这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需求减少、出口萎缩、日元升值等。为渡过难关，日本高科技企业除减产、裁员和削减投资外，还应在调整产业结构上下功夫。汽车业与电机业并为日本的支柱产业，但如今电机巨头可谓“全军覆没”，预计今后业界将加速重组。通过并购等大举改革经营状况。

五、金融危机对日本工薪阶层的影响

据日本媒体不完全统计，日本工薪族的月薪和年终奖金持续几年连续下滑。此次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工薪阶层这一支撑日本社会发展的庞大群体自然不能幸免。统计显示，金融危机使普通的工薪阶层薪水缩水5%至25%不等，临时雇佣者的时给也有所下调。2008年12月，失业率已经升至4.4%，攀升到40年最高水平。在日本，工薪族的工资一般是在员工与公司签订合同时商议达成的。每年年初，公司通常都会给员工增加“工龄工资”。而今年，许多工薪族接到工资商议通知时，得到的是减薪的消息。由于日本劳动合同法和派遣劳动合同法相对健全，人们纷纷借助互联网咨询减薪相关法律问题，部分工薪族准备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更多的人则选择接受降薪的现实，采取节衣缩食，减少家庭开支等方式重新考虑养家糊口的现实问题。

六金融危机对日本大学生的影响

另据一项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受经济危机影响，日本家长提供给孩子的生活费下降，日本住校大学生的伙食费已经降低到30多年前的水平。在日本大学生综合互助组织－－“全国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去年底对日本全国35所大学进行的调查中，有接近1万名学生提供了有效答卷。根据日前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住在公寓或宿舍的学生平均每月从父母处得到的生活费为7.75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500元，同比减少2350日元，降至1986年的水平。而从父母处拿到的生活费不足5万日元的学生达到20.7%，首次超过20%。另外，完全没有父母资助的学生占到8.3%，同比增加0.4百分点。由于父母给的生活费减少，大学生不得不缩减开支。在他们的生活开销中，同比增加的只有“存款”一项，其它开支均出现减少。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省钱，学生们的伙食费减少到了2.443万日元，已降至1977年的水平。90.0%独立生活的大学生每天的一日三餐至少有一餐是由自己做。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对消费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在对食品要求上的“经济性取向”已经超过以往的“安全取向”居首位，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日本的方方面面。当前，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出口需求减弱，日本这个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已经陷入衰退的困境。这必然会导致国民内心恐慌。日本每年有3万多人自杀，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末。在泡沫经济破灭后

日本综合商社应对金融危机之路篇3

2008年12月上旬，除了偶尔下一点小雨外，东京的天气格外晴朗，城市中心日比谷公园里的银杏刚刚染上一层黄色，向阳背风的地方叶子还是绿的。但日本的报纸、电视并没有注目东京的晴朗，而是铺天盖地地渲染国际金融危机，让日本人的心情十分灰暗。黑云压城，尽管日本家底殷实，但浓黑的悲观色彩似乎是日本媒体关注的唯一色彩。

流通业显然在危机到来时最先感受到了商界的变化。2008年12月16日，零售企业永旺公司决定和三菱商事就商品采购、海外出店达成合作，正式对媒体宣布两家在资本及业务方面进行“提携”。

三菱商事投资368亿日元从市场上收购了永旺股票，这个程度的收购大概达到了永旺股票总比率的4.59%。在资本集约型企业那里，有这个数的资本就足以在股东大会上说话了，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称为大股东之一。不过，三菱商事似乎还不满意，它准备继续从市场上收购永旺的股票，一直增加到5.05%。这样在永旺那里，三菱商事能成为第一大股东，有绝对的发言权。

就在三菱商事涉足永旺的时候，日本的另一家商社企业三井物产决定向7&I持股公司出资，拿到该公司2%的出资额。7&I持股由此开始强化与商社的关系，增强自己的商品采购能力。

商社积极地向流通企业出资，反映出日本商社的一个经营特点：不单单从事商品交易，而是要通过投资来参与流通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商流的全过程有商社参与后，让商社更加有了自己的主动性。

在金融危机到来，流通行业处于动荡的时代，商社以攻为守，其业务链条也更加长了起来。而链条越长，克服危机的余地也就越大。

特殊的商社史

在东京伊藤忠商事总社，伊藤忠商业战略研究所松村滋弥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商社不同于工厂，它靠贸易起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制造业负责生产，综合贸易公司负责贸易”的分工体制，让商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但70年代的韩国、90年代的中国，同样有生产及贸易巨大发展的时期，尽管当时的政府花大气力要学习日本的商社体制，但最终没有在中韩出现那样的机构。“分工体制的建立，能让商社获得发展，而有意图地去建造国营综合商社，一般不会取得成功。”松村所长告诫说。

因为商社是和日本贸易共同发展起来的，而且在战前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贸易能力，历史要素在这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三菱商事，该公司虽然是1954年正式成立的一家企业，但三菱财阀在二战前就存在，三菱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0年。当时日本正从封建的江户时代向新的明治时期过渡。那年一位叫岩崎弥太郎的人在高知县的农村，创立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就是三菱集团的前身，也是三菱商事追溯自己的历史时，每次必定提到的一段历史。

三菱创立之后不久就迎来了明治维新的巨大浪潮。在这股浪潮中，企业开始了煤炭和铜矿山的开采事业，之后为了销售煤炭和铜，设立了营业部门和资金筹集部门，成立了三菱公司。以后，煤炭及铜的销售部门、负责在生产过程中购买原料的采购部门先后从原来的三菱公司中独立出来，在1954年成立了三菱商事公司。

对比一下中国企业与日本企业的特点，我们会发现，日本多综合性企业集团，如过去的财阀性垄断集团就有三井、三菱、住友，独立于垄断集团的小企业集团也有很多，如以银行为中心的芙蓉集团等等。垄断企业在二战后由于日本颁布了解散财阀令而纷纷解散。后来的几家大的商社企业，再度组建公司，形成了今天的综合商社体制。

在北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中原秀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三菱商事起源于三菱公司的营业部、采购部，最初的工作就是以三菱集团为中心，为经营煤炭以及机械产品的三菱金属、三菱重工等一大批同属于三菱集团的企业提供采购服务，为他们采购资材、原材料及设备等，也为他们销售机械设备等产品。”刚刚组建的三菱商事，主要工作是产品的销售、原材料的采购及物流。但到了后来，业务内容有了较大的扩张，开始向其他日本企业乃至海外企业提供这一系列的服务，帮助客户销售商品、并提供原材料、资材，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发展。

从企业发展的历史上看，中国企业大都比较年轻，而且不存在日本那样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更多的是一些专业性的企业。企业内部也有采购部门，但能够让采购部门发展成商社的不多。不仅中国是这样，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同样。即便是学习日本学得最好的韩国，同样没有能全盘导入日本的商社模式。

多元化的商社功能

如果说熊猫独生于中国，那么商社独存于日本。黑白分明是熊猫的特点，那么独存于日本的商社具有什么特点呢？

同样在日本，本刊记者采访了丸红株式会社经济研究所所长柴田明夫。柴田是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解释自己所在的企业，也是采取评论家的方式，他说：“商社的主要内容是贸易与投资。”丸红公司就在做资源的开发与供给、产品的销售及零部件的供应、工厂、发电等各种项目，“我们还在开发新的业务，包括生命科学、面向老龄人的服务、新能源、纳米技术等等。”柴田所长说。该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国外投资矿山、油田，进入21世纪以后，又开始去越南投资发电厂，“越南电力的21%是我们投资的。”柴田所长补充说。

但是，商社依旧不是管理工厂的企业，也不是投资银行那样的金融公司，柴田所长向本刊记者解释说：“商社是在组织生产，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到企业中去，发挥金融功能，同时自己最擅长的毕竟是物流，我们做了几十年的进出口贸易，有这方面的经验。当然我们会通过市场调研，进行风险管理，具有其他各种经营资源的调配支援能力。”商社模式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多元化，不是字面上的单纯从事贸易业务的企业。

这种多元化是从贸易开始的。本刊记者查看了三菱商事的多元化过程：日本社会在不断变化，如果商社企业只是一味地从企业客户那里买来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附加值就会越来越低，仅仅从事这项业务会导致商社的功能逐渐丧失。随着时代的变化，三菱商事对商社的功能做出了改变，增加了内涵。

有些客户、一些行业非常重视咨询以外的功能。比如有的顾客就希望三菱商事能够帮助他们周转资金；还有一些客户，希望能提供周到细致的物流服务。为了解决客户的这些需求，三菱商事在北京经营了一家叫北京环捷的中型物流公司（北京环捷物流有限公司），在上海也设立了类似的公司。

此外，有些日本公司来中国投资，但这些公司派来中国工作的员工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三菱商事把日本的某个公司介绍到中国组建工厂，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时，该公司就给他们提供咨询。而且三菱商事的服务与那些只提供咨询的公司不同，在某些情况下会与客户共同承担风险，“一起合作”。例如以日本厂家出资70%、三菱商事出资30%的形式合作。在设立工厂的过程中，三菱商事除了提供咨询服务外，还为工厂提供采购原材料的服务、担任销售等等。

有些生产厂商表示到中国这个新的环境中以后，希望能集中精力生产产品，或是能够专注于发挥自身的优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原材料采购以及销售等部分就由商社来承担。

应该说商社虽然以贸易为主业，但已经与客户通过咨询、共同投资等等密切地联接在一起。但是商社和客户依然有角色分工：商社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自己最终获得贸易权，咨询、投资等等并没有离开这个贸易主线。对于那些自己能够完成相关工作的顾客，商社只给他们提供咨询服务，而对于希望商社能一起投资的客户，商社开展共同投资的合作，但是不会把投资比率抬得过高。本文开头谈到的三菱商事对永旺的投资，只在4%-5%左右，并没有看到有好的市场而大大提高投资份额。

一位有三十多年商社工作经验的企业高管总结性地对本刊记者说：“商社自己承担风险，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代销商（commission merchant），向客户收取服务费，为客户实施进口代办、出口代办业务。用专业术语来说，即为从事买断及卖断的业务。我们独自负责把客户的产品以某一个价位买下来，然后以自己为主体进行销售，最终发展到了现在这样一个规模。”

用“吸收风险”来创造未来

伊藤忠商业战略研究所松村所长对本刊记者说：“空间与时间的差距，给商业活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及机会。商社对于这些从各种不确定因素中派生出的风险，通过庞大的业务内容，来使之最小化。” 换句话说，商社有一套自己规避风险的能力。

在松村看来，“综合商社应该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能预测未来，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事业投资；第二是在全世界拥有自己的网络，能担负起日本贸易、海外事业投资的重担；第三是通过吸收时间及空间差距产生的风险，变风险为收益，具有风险吸收体的作用。”

何以能够做到这些？商社的人解释起来非常简单：商业活动中有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结算方面的风险，有进出口贸易时，还存在着外汇汇率、其他国家政治等方面的风险；综合商社进行数千件、数万件的商务，其经营规模与一些经济规模比较小的国家的国民经济收入相差无几。通过如此规模庞大、内容极为繁杂的交易，在某个领域出现亏损的时候，也能够实现其他领域的盈余。靠这些最后让商事比其他企业能尽早规避风险。

正是这种比熊猫还稀少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综合商社模式，让日本的各大商社均取得了年盈利在1000亿日元以上的营业成绩。我们从伊藤忠商社已经发表的财务报表上看，2007年其纯利润为1771亿日元（约100亿人民币），该公司准备在2009年度取得的利润为2100亿日元。该公司的员工人数为4122人，差不多每位职员一年要为公司带来5000万日元（约300万人民币）的利润。

这让日本的综合商社具有了名列世界500强企业的能力。从丸红经济研究所提供给本刊的资料看，三菱商事是日本最大的商社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127位。三井155位、丸红215位、住友274位、伊藤忠328位。如果对日本企业在500强中的企业再做一个排名的话，5家综合商社全部位列前50位。

商社模式在日本已经足够成型以后，对于商社的作用，松村所长在谈到“吸收风险”时，特意强调：“我们对风险的种类作了规定。对于危险程度，我们由部门高管负责监控；在不确定方面，由财务主管（CFO）、业务部门的高管监控；在事业机会风险方面，则由更高一级的负责人、经营企划者负责。”在明确了企业内部的责任以后，松村所长说：“不去挑战风险的企业得不到发展，挑战风险是综合商社的根本特点之一。”

从吸收风险的能力上看，日本的商社模式大大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贸易企业，这也是其他国家不能出现商社的原因之一。中韩的贸易公司在进出口贸易上能够做到有所作为，在预测未来的机制上，在投资方面，特别是在风险的吸收能力方面，未能进步到商社阶段。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资本主义历史比日本要长久很多的欧洲及美国。

早就预测到了中国及亚洲的发展

在日本的几家商社中，伊藤忠商事多年以来领先于其他日本的大型综合商社，与中国展开贸易往来。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2年3月，伊藤忠商事就已经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贸易关系，被中国认定为友好商社。

目前，伊藤忠中国集团由华北(北京)、华东(上海)、华南(香港)三个地区机构以及其管辖下的九个当地法人公司及四个常驻办事处组成。1993年设立了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ICN)。2005年9月由中国商务部批准成立了“地区总部”；同时亦被准许经营除一部分需特殊许可的商品外的所有商品的国内销售、进出口佣金代理等业务，此为在中国的日本综合商社中的首家。

丸红经济研究所柴田所长对本刊记者说：“丸红在中国13个城市中有15处机构，有42名职员常驻中国，雇用的中国职员为261人。2006年在华交易额为9749亿日元（约100亿美元）。”

现在，日本的商社正在加大对亚洲的关注。伊藤忠商业战略研究所松村所长对本刊记者说：“综合商社在海外的业务主要有两块：第一是将日本、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技术移植到亚洲其他地区，以促进亚洲的共同发展，带动这里的革新。具体地说是引导有实力的中小企业到海外求发展。第二是为东亚地区统合及地区内的物流网络做准备。我们愿意推进亚洲地区的统合，希望建立连接东亚地区的物流网络，对基础设施之一的物流网络进行整备、构筑供给链式综合商社的机能之一。”亚洲整体的发展，将是商社企业追求新业绩的重要动力，而这种政治见识、经济活动能力，是普通贸易公司所难以具有的。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到来，日本国内的投资活动处于非常谨慎状态的时候，我们看到商社扩大投资规模、向新的领域迈进的态势。应对危机，商社以攻为守，在实施着新的转型。

金融危机中日本半导体业动向篇4

以DRAM为主业的Elpida公司自2007年开始受产品降价之苦, 2008年尤受金融风惨烈影响, 当年上半财年亏损400亿日元之巨。但公司董事长兼CEO坂本幸雄仍对未来充满信心, 意图通过收购台湾力晶公司等措施提高市场份额 (从15%提高刭20%) , 这样便可超过位居世界DRAM市场老二的韩国Hynix而接近老大三星公司。随着时间的前进, DRAM公司不断兼并, 2008年已仅剩4大集团, 预计2010年更可能只剩2家公司。另一方面, 公司又不得不抑制资本开支, 包括延长苏州DRAM合资厂的建设, 停建本土工厂无尘室等。

日本LSI公司大多看好太阳能电池, 寄希望于此, 2008年纷纷进入该领域, 作为LSI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但2009年不仅LSI业下滑, 太阳电池也可能出现负增长, 未免忧心。面对不景气, 公司还可能把资源不再用于设备投资, 而集中到研发上去。

生活见闻随笔：日本诚信危机篇5

但是最近日本发生了一件大型的诚信危机事件。他们国家最著名的钢铁厂——神户制钢被爆出多年来的钢铁都是以次充好，篡改产品数据卖给各大产业，涉及企业多达500间，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样大的事件，估计是日本钢铁制造史上最大的危机了。连丰田、日产等汽车品牌、日本自己研发的客机、甚至国防用钢、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新干线都不能幸免。

诚信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必备素质，一个日本的百年企业竟然丧失了最基本的素养，真是为所有已经投入使用的日本国民设施捏一把汗。

以前都听说，日本是一个高度诚信的国家，如果一间企业、商铺、个人造假，他们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也等于从此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而且还会被人嘲笑和看不起。只能说此次的诚信危机让他们进一步陷入一个深渊之中吧!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企业还是诚信的，他们制造出来的产品可以经受住各种考验。我也相信，在诚信上面，我国会有更加大的进步，我们的中国制造会让我们听到就有安心的感觉。尽管知道现在，我们还需要消费者自己分辨产品的好坏而不是适合与否，但不久的将来，国民素质会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舒适。

日本金融危机篇6

1多元化经营降风险

日本邮船、商船三井和川崎汽船的经营范围广泛,包括集装箱班轮运输(以下简称班轮运输)、油船运输、散货运输、物流、码头等多种业务;与其他业务相比,班轮运输业务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据统计,截至2010年3月底,日本邮船、商船三井、川崎汽船的集装箱船运力占各自船队总运力的比例分别为11.4%,7.5%和14.6%。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航运业尤其是班轮运输业造成沉重打击,2009年全球班轮运输业普遍亏损,亏损额高达150亿美元。与其他船公司相比,日本3大船公司由于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遭受的打击相对较小。由表1可见:(1)2008财年日本邮船、商船三井、川崎汽船的班轮运输业务均亏损,但集团总体赢利;(2)2009财年商船三井班轮运输业务亏损,但集团总体赢利;日本邮船和川崎汽船虽然集团总体亏损,但亏损额小于班轮运输业务的亏损额,说明其他业务的赢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班轮运输业务下滑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表12008和2009财年日本3大船公司经营业绩

亿日元

2增收节支渡危机

2.1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筹措资金

日本邮船分2期发行600亿日元长期债券,每期金额相等;未来还将发行不超过1 000亿日元股票。

商船三井发行850亿日元债券,其中:2008年12月发行150亿日元,2009年初发行200亿日元,2009年5月发行500亿日元。

2.2通过业务重组降低成本

商船三井重组班轮运输业务:(1)对东京总部的班轮运输部门进行调整;(2)将东京总部、欧洲公司、美洲公司的航线管理职能转移至位于香港的亚洲公司;(3)将亚洲地区的业务管理模式由原来的统一管理改为分区管理;(4)将北美地区总部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康科德迁往伊利诺伊州的朗伯德。

日本邮船于2010年6月初将班轮运输业务的全球总部迁往新加坡,以便充分利用新加坡的航运优惠政策节省成本。日本邮船的班轮运输业务总部和集团总部原先均设在东京,其他区域仅设立地区总部。

3适度调整保稳定

3.1适度削减运力,确保市场份额

据统计,2009年8月全球闲置集装箱船运力130万TEU,约占全球集装箱船队总运力的10%(见表2)。在日本3大船公司中,除川崎汽船闲置集装箱船运力的比例较高外,日本邮船和商船三井闲置集装箱船运力的比例均在市场平均水平之下,这说明日本3大船公司在市场不景气时采取运力削减措施的力度相对较小,以确保市场份额。

表22009年8月日本3大船公司闲置集装箱船运力情况

资料来源:Alphaliner。

尽管2009年班轮运输市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幅下挫,但与往年相比,日本邮船和川崎汽船占远东——美国航线东行运量的市场份额并未明显下降(见表3)。除营销措施得力外,这2家船公司没有为减亏而大幅削减运力,从而成功确保市场份额的稳定。

表32007—2009年日本邮船和川崎汽船占

远东——美国航线东行运量的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泛太平洋运价稳定协议组织。

3.2加强航线合作

日本邮船、商船三井和川崎汽船分别是伟大联盟、新世界联盟和CKYH联盟的成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这3家船公司就非常重视同业合作,不仅与各自联盟内的成员在主干航线上密切合作,还与联盟外的船公司在其他航线上开展广泛合作。据统计,日本邮船经营的航线80%以上为合作航线,川崎汽船85%以上为合作航线,商船三井的合作航线比例则高达95%。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3家船公司除维持原有合作关系外,还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合作。2010年以来,商船三井与川崎汽船在太平洋航线上开展一系列紧密合作(见表4)。另外,日本邮船、商船三井与川崎汽船拟共同经营原有的2条远东——南美西航线,投入10艘~集装箱船和9艘~集装箱船;原有航线分别为商船三井与川崎汽船合作经营的New Andes/WL航线和日本邮船独立经营的ALEX-NEO航线。据悉,这是日本3大船公司15年来在远东——南美航线上的首次合作。

表4商船三井与川崎汽船在太平洋航线上的合作情况

4适时修订发展规划

日本3大船公司管理严谨,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明确,坚持在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开展经营活动,并且能够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适时修订中长期规划。近年来,这3家船公司分别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一系列中期经营计划,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航运经营环境急转直下,3大船公司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上半年适时修订中期经营计划,并加强成本控制。

4.1日本邮船

日本邮船于2005和2008年先后制定中期经营计划“New Horizon 2007”和“New Horizon 2010”;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邮船在2009年庆祝公司成立124周年之际,宣布实施名为“稳步前进”的应急改革项目,将降低成本和制定未来发展战略作为近期经营重点;随后,日本邮船于2009年10月大幅修订原有计划,发布新的“New Horizon 2010”,将公司收入目标下调35%,利润目标下调80%(见表5)。

表5日本邮船2010财年经营目标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邮船中期经营计划“New Horizon 2010”。

4.2商船三井

2007年3月,商船三井制定名为“MOL Advance”的中期经营计划;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商船三井于2010年3月修订该计划,并将其命名为“Gear Up”,其长期愿景为“使商船三井集团成为引导全球航运业的杰出企业”,经营理念为“挑战新增长”,计划2010财年削减成本460亿日元(其中削减集装箱船成本220亿日元),2011和2012财年各削减成本100亿日元。商船三井2010—2015财年经营目标如表6所示。

表6商船三井2010—2015财年经营目标亿日元

资料来源:商船三井中期经营计划“Gear Up”。

4.3川崎汽船

从规划期1992年12月—1993年10月的“目标—10”,到规划期2008年4月—2012年3月的“K Line Vision 100”,川崎汽船先后制定8个中期经营计划;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川崎汽船认为严峻的经营环境将持续2~3年,为此,公司于2010年1月将“K Line Vision 100”修订为“K Line Vision 100—KV 2010”,待渡过危机后,再回归原计划。新计划重组班轮运输业务,进一步开拓散货运输和汽车运输等业务,扩大对能源和物流等增长领域的战略投资,调整船队结构,通过搭建稳定的收入投资控制平台来加强财务管理。此外,新计划将2010和2011财年的收入目标下调40%,利润目标下调逾80%(见表7)。

表7川崎汽船2010—2012财年经营目标亿日元

资料来源:川崎汽船中期经营计划“K Line Vision 100”和“K Line

Vision 100—KV 2010”。

日本金融危机篇7

全球金融危机对于各钢铁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日本作为特殊钢生产的大国,其在特殊钢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和特殊钢销售渠道上都握有重要的砝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大同特殊钢公司,研究其在金融危机前后经营状况的不同表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大同特殊钢公司概况及发展历程

大同特殊钢公司为日本特殊钢企业的龙头企业,世界一流的特殊钢电炉生产企业。截至2013年,公司总资产5 575.22亿日元,拥有员工数10 709人。日本大同特殊钢公司起源于191年8月创立的株式会社电气制钢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停止生产,1945年10月恢复生产,从此开始生产民用产品。195年大同制钢公司与大同钢板公司分离,1953年3月更名为大同制钢株式会社。随后因为汽车工业、车辆生产、造船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发展,导致特殊钢需求相应增加,特殊钢的生产也随之得到了发展。后来,由于经济不景气,特殊钢行业开始进行重组。1955年以后并入新理研工业、东京制钢所、关东制钢所和日本特殊钢公司,强化企业基础,一方面改进了各厂的炼钢、轧钢等设备,另一方面由于产品的异类性,株式会社还完成了和王子制铁公司、大同发条公司等的分离。直到1976年,日本特殊钢公司、特殊制钢公司与大同制钢株式会社宣布合并,从此大同特殊钢公司成立。

3部门概况及销售情况分析

3.1 部门划分

大同特殊钢公司生产厂主要位于日本,截至2011年,公司下属6大部分,它们分别是:特殊钢部、电磁材料部、汽车及工业设备部件部、工程部、新材料部以及贸易服务部。2012年后,大同特殊钢公司进行结构改组,撤销新材料部,部门数量由原先的6大部门变更为5大部门。

3.2 部门销售情况分析

金融危机后,因为2012年部门改组的原因,新成立的5个部门与原来的6个部门数据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选取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图表分析。同理,下文中选取2011年的数据(代表金融危机后销售状况)与2007年的数据(代表金融危机前销售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由表1和图1可以看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大同特殊钢的销售总额以及各部门销售额(除贸易服务部呈递减趋势外)均出现平稳的递增趋势,这表明大同特殊钢公司的销售业绩状况呈良好发展态势。金融危机后,通过2010年和2011年的数据可以发现,部门销售额回升状况良好,在2012年受全球钢铁市场大环境需求的影响又出现下调波动。

亿日元

注:2012 年部门改组,撤销新材料部,变为特殊钢部、技能材料和电磁材料部、汽车及工业设备部以及工程部 5 个部门。数据来源:日本大同特殊钢公司 2004—2013 年年报

由于2012年和2013年部门改组,指标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取金融危机前2007年和金融危机后2011年的数据作对比。2011年特殊钢板的销售额达到2 937.43亿日元,占2011年各部门销售总额的60.1%,较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销售额增加了4.4%。其次销售额排在第二位的仍然是汽车及工业设备部件部,2011年销售额达到1 072.57亿日元,占总销售额的21.9%,较2007年比值增加2.3%。第三名的电磁材料部的销售额为426.36亿日元,仅为当年销售额的8.7%,较2007年减少了4.7%。通过对比还发现,虽然各部门销售额所占比例有不同程度的波动,但整体销售结构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大同特殊钢公司仍然保持特殊钢部为自己的主要销售依靠部门。

4主要财务状况分析

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同特殊钢公司在2008和2009年的经营状况受到很大影响,具体情况参见表2及图2~3。

从销售收入来看,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大同特殊钢销售收入仅为3 625.07亿日元,远远低于前期制定的中期5 300亿日元的销售目标。营业利润也在2009年跌至历史最低而且是唯一亏损的-140.50亿日元。同时净利润在2008年和2009年两个年度内都为负值,分别为-81.47亿日元和-146.10亿日元。可见金融危机对大同特殊钢公司的销售以及经营情况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

数据来源:日本大同特殊钢公司 2003—2014 年年报

在主要财务指标中,通常用流动比率来体现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在2008年以前,大同特殊钢公司的流动比率保持在1~1.5之间,资金流动性不是很高。而在2008年、2009年两年中,大同特殊钢的流动比率突然爬升,由2007年的1.24达到2009年的1.79的历史最高值,并且2010—2013年中基本保持在这个水平。由此可见,2008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大同特殊钢也将其短期偿债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代表长期偿债能力的资产负债率则从2004年的0.64缓慢降低至2012年的0.52,走势稳定平缓,未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另外,大同特殊钢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在2009年内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波动,2009年达到了0.78的一个低值点。这表明金融危机对大同特殊钢公司的营运能力造成了一些影响,不过其很快在后两年得到了改善。

5结论

大同特殊钢公司作为日本三大模具钢材制造商之一,其强大的研发能力、产品品种多、用户专一是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同特殊钢公司的经营恢复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钢铁产业供应链条的上下两个环节都对日本钢铁产业发展起到了切实的支持作用,体现出系统性、高效性以及很高水平的战略部署,对日本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起到十分积极影响 [1],大同特殊钢公司也正是抓住了这个要点。2016年将是大同特殊钢公司创立100年的日子,它将如何以一个新的经营业绩迎接这个特殊意义的时刻,日本特钢行业乃至全球特钢行业都将拭目以待。

摘要：日本大同特殊钢公司是日本特殊钢企业的龙头企业。总结其10年的生产经营状况,分析金融危机对其造成的冲击影响,对于了解日本特殊钢发展有一定的启示。

日本金融危机篇8

关键词：泡沫经济,经济“硬着陆”,金融危机

所谓泡沫经济就是指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 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 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 然而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 接着是价格暴跌, 最后以金融危机而告终。实践表明, 泡沫经济更容易发生在迅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 同时这些经济体由于缺乏经验, 银行体系不健全及风险意识差等原因, 不能适时预警和妥善治理泡沫经济, 使刚刚起飞的社会经济硬着陆。

中国和80年代的日本存在着很多程度上的相似性,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状况

20世纪80年代,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 经济停滞不前。而日本在1986—1990年却保持年均4.9%的增长率。通过对日本泡沫经济前后经济基本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1986—1990年, 日本经济处于低通货膨胀、低失业、高增长的良好发展阶段。近5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迅猛, 虽然遭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 但是中国经济仍保持年均8%的经济增长率发展。虽然在2011年前三季度的通货膨胀率高于5%, 但是随着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使物价水平基本稳定。总而言之, 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快车道上。

2、巨额的外汇储备, 本币面临强大的升值压力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 国内消费市场不能满足日本企业发展的需要。一直以来日本坚持“贸易立国”, 以高质量的产品开拓国际市场, 使日本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到1985年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大量资本流入日本, 使日本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 1985年9月22日的广场协议签订后, 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 1985—1988年日元汇率升值50%。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WTO,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快的马车。大量的外汇逆差使中国在2006年2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自2005年汇改以来就人民币进入持续升值的通道, 从1美元兑换8.07元人民币升值到现在1美元兑换6.42元人民币, 升值高达20%。随着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强化, 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 使中国面临更严峻的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3、资产价格的飙升

20世纪80年代, 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日本资产价格迅速上涨。日经225指数从1984年12月的11542点上涨到1989年12的38915点。日本大城市的商业地价指数从1986年的38.4上涨到1991年的103.0, 涨幅高达168%。日本的资产价格发生严重膨胀。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自2001年起, 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均以2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 全国房屋销售价格平均上涨97, 5%, 而对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价格涨幅可达到200%—500%。近年来, 股票市场虽波动频繁, 但中国股票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却远高于欧美股市的平均市盈率, 说明股价已被严重高估。

然而, 不同的国际环境,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使中国不会像日本那样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低迷不前。

1、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

日本泡沫经济出现在美苏争霸的时期, 日本在石油危机冲击下经济依旧保持4.9%的增长, 吸引大量的国际金融机构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投机日本市场, 加剧了日本国内经济的泡沫。而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经济呈现美、欧、日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多极鼎立的格局, 避免全球资本单一追逐中国市场, 防止大量热钱的流入, 削弱了国内金融市场泡沫全面破发的可能。

2、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不同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人均GDP也位于世界前列, 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高。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左右, 未来增长潜力巨大。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后, 实体经济投资领域和市场空间广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使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3、国家实行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

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受国际经济协调的牵制。在整个泡沫经济时期, 日本政府不断降低本国利率、增加本国需求以解决美欧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日本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国内需求以应对经济下滑, 然而这些政策都加剧了泡沫的形成和膨胀。中国在金融危机后一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当减少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的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控制信贷规模增长, 使银行保持适当的流动性储备。这些政策对应对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和经济过热起到重要的调控功能。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有较强的独立性, 可以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及时恰当的调整。

综上所述, 中国和80年代的日本在宏观经济基本面、外汇储备、物价水平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两国经济系统内在的不同以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不同, 使中国经济可以免于日本“失去的20年”的泡沫破灭。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应积极借鉴日本的经验, 吸取教训, 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防止经济的“硬着陆”。

参考文献

[1]韩琛原.日本泡沫经济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对比分析[J].中国对外贸易, 2010 (19)

[2]伞锋.中国资产价格膨胀与日本泡沫经济的比较与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 [2008 (1)

日本“泡沫危机”本质特征分析篇9

一、历史回眸

日本的“泡沫危机”形成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1989年达到泡沫的顶峰。

节约和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思路要以节约和集约用地内涵界定为基础, 以土地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以合理、合法、高效利用为出发点。在具体指标设计中, 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一般包括4个方面的评价内容:影响制约土地集约利用因素指标;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指标;土地集约利用趋势和可持续度指标;土地利用效率指标。

设计评价指标体系, 选取的评价引子要有相对稳定和可靠的数据来源渠道, 应能在相关权威机关提供的资料或通过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直接获取这些指标可以量化的数据, 以便开展定量化分析与评价。指标计算尽量以定量计算为主, 体现科学性, 但必要时也对个别难以定量的指标进行定性分析, 以利于操作, 减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 日元大幅度升值, 出口严重受阻, 为摆脱“高日元萧条”,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1987年秋天的“黑色星期一”导致欧美国家股票市场出现暴跌, 并很快影响到实体经济, 为克服这一事件对日本经济的消极影响, 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的力度。结果, 日本的资本市场出现了急剧膨胀, 形成了不动产与股市的双重严重泡沫。日经225指数从1984年初的10, 00点左右上升到1989年末的3816点, 1987年日本股票市值就已经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 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房屋地价指数则从1984年的33.0上升到1990年的最高峰104.1, 国土面积仅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 其地价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为挤压泡沫, 日本从1989年5月开始连续5次提高利率, 从3.25%提高到1990年8月的

少随意性。

目前, 国内外节约和集约用地评价研究在地域范围上主要集中在城市土地, 在土地利用类型上则主要集中在非农建设用地, 针对农用地、农村宅基地等土地利用类型, 以及某一具体综合土地利用类型的区域型集约用地评价指标研究涉及不多, 也很不系统。因此,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还应分区域、分地类进行, 体现宏观、微观相结合的原则。

五、结语

土地集约利用有其不完善性, 在实践中如果仅仅将其仅注重经济学效益的理论特点作为土地利用的指导思想, 结果可能并不能真正达到集约利用的目的。只有灵活的扩展其内涵, 并辅以其他科学的理论, 充分考虑土地利用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 在土地利用过程中6%;在财政政策上, 1991年出台地价税, 规定从1992年起, 不管地价涨跌, 凡持有者必须向国库缴纳土地持有税, 从而彻底打击了对土地的投机。1990年初, 股价开始下跌, 1991年地价也出现下跌, 泡沫经济开始彻底破灭。日经225指数从1989年的最高点3467点, 最低跌到2003年的7, 60点;日本的地价指数也从1990年的最高峰104.1, 跌落到2004年的30左右。日本企业和银行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闭现象, 泡沫破灭后的近10年内, 日本企业倒闭112, 88家, 银行等金融机构倒闭总数也多达180家。

二、日本“泡沫危机”的本质特征与中国经济比较分析

(一) 日本“泡沫危机”的本质特征。

日本的“泡沫危机”从本质上说, 是在一段时期内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连续使用不当造成流动性的严重泛滥和市场主体行为的集体非理性, 进而诱发虚拟经济与实体

做到以人为本, 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多目标为原则, 才能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合理有效利用, 也才能真正的实现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 其被充实的内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予的历史使命带来的。土地集约利用、土地可持续发展、土地合理利用等概念和理论有其相似和相通性, 当然也有相异性, 本文认为, 依据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实土地集约利用的理论和内涵, 使其逐步更加科学化、合理化、严谨化, 并最终用以指导土地利用行为, 将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因此, 融合其他理论的内容未尝不可。这也是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对性之一, 即内涵的不断丰富化、完善化。

(作者单位:1.泰安市国土资源局;2.徐州市国土资源局)

经济同时出现巨大泡沫, 最终导致全面金融与经济危机。而“广场协议”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促使一系列错误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出台的关键角色。为了克服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 避免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主的内需型增长策略, 从而在日本掀起了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建设的高潮。1987年秋欧美的“黑色星期一”引起的金融动荡又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政府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力度。日本国内土地资源的匮乏直接导致了房地产投机热, 投资膨胀又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迅猛扩张, 在普遍乐观预期的支配下, 市场主体的集体非理性行为最终导致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迅速膨胀。

(二) 中日两国经济比较。

中国目前的情形与1987年“黑色星期一”爆发时的日本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

首先, 投资驱动。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和起飞靠的是投资, 投资对GDP的比率从1955年的15%快速上升, 到七十年代初已接近40%。我国经济增长最有力地推动也是投资, 投资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提高到2006年的42%。而战后美国的投资率一直稳定在15%的水平上。另外, 中、日两国先后都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从195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的1973年, 日本GDP增长约为10%, 而消费物价通胀年平均不到2%。低通胀的原因是投资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 过剩产能下的过度竞争限制了厂商的定价能力。同样, 由于投资驱动, 中国目前经济周期的特征也是高增长和低通胀。高增长掩盖了诸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 低通胀则解除了货币当局的警惕, 信贷供应充足。信贷刺激了投资, 投资带动景气上升, 企业盈利的改善促使银行发出更多的贷款, 如此形成投资-景气-信贷之间的循环, 进一步强化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 很有可能引发日后的流动性泛滥。如果投资下滑增长便难以为继。自七十年代初开始, 日本的投资率从35%的高位上回落, GDP增长率随之降到年平均4%以下,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 增长基本停顿。

其次, 投资驱动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 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过度发达, 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相对落后。虽然人均GDP和美国相差不多, 但日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65%, 比美国低了至少15个百分点。我国服务业产值不到GDP的40%, 并且近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失衡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贸易顺差和本币的升值都与之有关。服务产品在本土消费不会引起国际贸易摩擦, 而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只能由海外市场吸收, 强劲的出口为投资驱动的必然结果。

再次, 中、日两国的创新能力不足成为两国经济的软肋。日本给人以科技发达的印象, 但其实正如日本前金融相竹中平藏所指出的, 日本的特点是二元经济, 外向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制造业部门创新能力较强, 可与欧美竞争, 而国内的金融、地产、建筑、零售等行业长期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 产品技术陈旧, 效率低下。而中国的二元经济也与日本类似, 一方面是监管保护和政策扶持下的国有部门, 一方面是在国内外激烈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民营部门。创新能力不足, 使两国为保持经济增长都不得不追加投资, 以弥补投资收益递减留下的缺口。美国之所以能够以15%的投资率实现战后中度增长, 关键是通过创新不断改进效率。

目前, 中国在经济上与日本的共同特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大国经济———泡沫膨胀———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趋势与风险。

三、启示

中国经济在两个市场泡沫破灭的“内忧”与美国“金融海啸”冲击的“外患”夹击之下, 如何避免出现严重衰退, 使经济尽快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同时又要防止重蹈日本不当“救市”导致资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重新吹起一个更大泡沫问题的覆辙, 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 任何情形下都要努力避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同时出现巨大的泡沫。如何在经济较快发展的过程中避免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同时出现泡沫的非理性膨胀, 是政府经常要慎重处理的一个课题。

(二) 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摆脱萧条。把产业结构的调整贯穿进去, 确定新的经济增长点, 注重低能耗、低污染、高质量的内涵型经济增长, 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和实体经济泡沫的重新出现。

(三) 泡沫已经出现且很大, 但还没有

完全失去控制之前, 通过相关经济的、税收的、货币的政策挤压泡沫非常有必要。在各种措施都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 就应该采取较为有力的措施确保经济发展的核心———银行系统的安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保持相当的前瞻性、独立性和灵活性。

(四) “救市”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

泡沫没有彻底破灭之前以“救市”的方式介入, 特别是采用极易重新导致通胀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介入, 最后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极有可能滋生更大的泡沫。中国股票市场目前已经基本调整到位, 但房地产市场泡沫并没有彻底破灭。因而,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出台时机与力度、积极财政政策的导向与切入点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

(五) 只要银行系统没有出现重大问题, 应静待泡沫的彻底破灭。

在泡沫彻底破灭之后, “救市”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得力、方法要科学。同时, 针对最近这一轮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和动力进行深入分析, 防止在救市过程中诱发新一轮更大的泡沫。并且, 我们还需要充分估计到泡沫彻底破灭所带来的各种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准备好充分的应对措施, 有备无患。

摘要：18年前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本文通过对日本“泡沫危机”成因分析以及中日两国经济状况比较, 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提出对策。

关键词：泡沫危机,投机驱动,流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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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 三木谷良一.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崩溃与金融改革[J].北京:金融研究, 1998.

日本金融危机篇10

一、日本核危机与国际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

2011年3月11日, 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级强震并引发海啸核泄漏等灾害, 特别是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混凝土竖井近日惊现裂缝导致大量高辐射水直排入海, 随后东电公司又将1.15万吨低放射性污水排放入海以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检测出不同程度的核辐射, 这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专家推测放射物30年后将扩散至整个太平洋。可见日本福岛核危机的影响早已大大超出了日本本国领土, 整个世界笼罩着核辐射的阴云。据新华网4月11日《震在日本动在全球》报道:德国《世界报》2011年3月30日批评日本政府坐视核物质飘散全球, 却没有向国际社会做出预报, 报道还指出:核事故对大气、海洋环境和食物链的影响是深远的, 也是国际性的, 也许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根除。可见, 此次日本核危机对本国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可是, 面对巨大的核危机, 日本政府却一意孤行, 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对日本无济于是。这一方面反映出日本国的责任意识, 另一方面人们不禁要问, 由谁来监督日本的行为、为世界民众负责哪?

在日本发生的这场核危机, 聚焦了世人的目光, 因为同时遭受地震、海啸、核泄漏三重打击的日本, 值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得到援助, 但不容否定的是日本在处理本国核危机的同时, 却把这种危机人为转嫁给了世界。此时, 人们不得不审视一下在这场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行为。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财富》杂志2010年全球500强中名列第128位, 是世界上最大的民营核电企业。地震发生后, 福岛第一核电站紧急制冷系统电源失灵, 该家公司没能及时采取措施, 并拒绝外援、瞒报事故。而且危机的关键时刻, 该公司的管理高层却在喝“花酒”。日本某网站3月18日刊登了一篇日本网民的帖子——名为《银座的陪酒女正在服侍东京电力管理层》, 揭露了此事。在大灾面前他们从狭隘的利益出发, 更多地考虑的是抢险中不能使核电站设备受损、公司日后是否被国有化。更为严重的是, 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4月2日, 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的含高浓度辐射物质积水已通过混凝土墙壁的裂缝渗出反应堆, 直接流入太平洋。4月4日, 在事先未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的情况下, 东京电力公司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厂区内1.15万吨含低浓度放射物质的污水排入海中, 以腾出空间容纳部分机组内所积高辐射污水。用了近一周的时间, 总量超过1万吨的污染水直接排放到大海作业完毕。这1万多吨污水的放射性物质浓度是法定限度的约100倍。

从3月11日核危机伊始至今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全球各地民众受核危机影响恐慌不安, 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种无奈、悲愤的情绪油然而生。人们看到, 作为事故的主要责任者———东京电力公司, 在公司利益与人民利益面前, 更多地选择了前者;作为事故的行为主体———日本国, 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面前更多地选择了前者;作为维护全球利益的国际机构, 人们较少看到履行国际义务有效地阻止这场核危机的行为。仅就日本主动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来看, 假如国际社会某机构成立一个处理核危机的协调机构, 负责监督协调处理核危机, 就会有效的阻止日本独断专行, 擅自排放污水的行为发生。历史上曾发生过类似事件, 1986年,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危机前后近10万人丧生, 数百万人因辐射影响健康, 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污染, 彻底恢复要在800年以后。正因为历史上发生过, 则更应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人们很难想象, 发生如此大的灾难、危机到公共利益的紧要关头, 却由一个企业本身来处理。国际社会的责任义务表现在那里?而也就在日本地震发生的几天后, 联合国安理会在讨论并于17日通过决议, 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事宜, 当时的处理核危机远远超过利比亚的问题, 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日本排放核废水时, 仅仅个别国家提出了抗议 (包括中国的密切关注和后来的抨击) , 但仅此而已。全世界善良的民众在无奈中惶恐、期待, 最终只能望着清彻的海洋被无情的污水侵袭, 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毁坏, 人们似乎想到我们的生命在缩短、日后疾病会增多, 我们的下几代可能在疾病的痛苦中煎熬。更为可悲的是日本人却声称这是“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这家企业仅仅向本国道歉, 事发当时不仅没有通报周边国家, 更没有向全世界道歉, 而且还理直气壮 (直至4月12日中午,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才向国际社会表示歉意) 。灾难可同情, 人为排污法不容。日本是否想到, 为此各国人民将付出多大的代价和成本, 日本能为此埋单吗?显然这种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了了之。没有哪个组织就此发问, 进行实质性的法律责任追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对日本来说简直是一纸空文。如果国际社会听之任之的话, 那么未来的太平洋、大西洋都将变成一个任意投放的垃圾场。有谁能容忍世人与垃圾共舞哪?

排放污水后, 危机仍未解除。东京电力公司2011年4月12日称“燃料的一部分已经受损”, 这是首次确认乏燃料损毁。4月13日又新产生6万吨高辐射积水待清除。日本首相菅直人13日认为, 放射泄漏危害仍在持续, 前景“无法预测”。另外, 人民网4月16日题为“福岛核电站反应堆仍在渗漏, 附近海水辐射量超标”一文指出:受损的反应堆仍在继续向外泄露放射性污染物。直到4月17日东电首次提出核事故处理时间表, 显示处理工作所需时间为6—9个月。截至目前核辐射仍在继续, 这就很难保证以后不发生更大的泄漏。就是说危机还在持续, 如果国际社会仍不介入的话, 那么, 大规模泄漏, 再次向太平洋排放污水, 是不可避免的。可见, 涉及全球的大灾来临, 国际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是多么的可怕。

二、日本核危机与人类社会矛盾凸现的制度结构层面

英国著名学者杰西·洛佩兹, 约翰·斯科特特别强调制度结构分析的重要性。他们认为, “制度结构的领域传统上已经被限定在一个国家的层次。有时候是在亚国家的层次上来审视制度。但是, 最近的学术研究已经同样地强调了仔细考虑制度结构的跨国范围的重要性……任何关于社会的结构阐述都必须结合对制度结构运转的理解。”他们还认为, “一方面, 就是我们确定为制度结构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的观念。在这里, 社会结构被看做是由那些定义人们行为期望 (expectations) 的文化或规范模式所组成, 通过这些期望, 行动者 (egents) 能把握彼此的行为并且组织起相互之间的持久关系。”对日本核危机发生以及处理危机所暴露的令人费解的问题, 如何从理论上做出分析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 从制度与结构关系的视角出发, 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关键。因为危机所折射出的射出的深层问题是经济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连的结构性问题。

(一) 对经济制度模式的审视

西方学者近期相关理论观点, 对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南希·伯索尔、弗朗西斯·福山认为, 经历了经济危机以后, 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危机, 从另一方面, 实现了理论上的一种转变,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为一种转变准备了条件, 就是放弃严格的货币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政策, 转而采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并认为,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自由市场模式受审判, 指出, “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 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这预示着将会孕育一种新型的理论或模式的出现。

对日本的核危机所暴露的问题, 直接受到审视的是日本东电公司-企业层面, 理论层面受到审视的是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是说, 正是这一制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使人类社会受到了核危机的威胁。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来已久,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成为经典名句。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的主张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这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斯密认为, 人的本性是利已的, 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 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的确, 经济自由主义有其合理的成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资本主义创造了的生产力已经超过过去任何时代生产力累积的总和。同时, 马克思把市场经济视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当今的全球化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的扩展。它的弊端正如马尔库塞所说, “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始终如一地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使技术合理性完善化的趋势, 一是在已确立的制度内加紧遏制这一趋势的种种努力。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它的各种成就的标志。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 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 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当这些成功的努力打开了人类实现的新向度时, 它就变得不合理了。为了和平的组织不同于为了战争的组织;为生存斗争服务的制度不能为生存和平服务。作为目的的生活本质上不同于作为手段的生活。”现代社会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依赖于自然又积极的改造自然, 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普遍的生存逻辑, 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矛盾性。也正是这种矛盾性使人类陷入某种生存的困境。

日本发生的核危机使人们认识到, 作为满足着公众对安全、清洁、高效核能的需求, 一时间给人们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痛, 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两难处境”。如何应对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如何把人民的安危放在第一位, 对每个国家或政党都是一严峻的考验。但无论如何在大灾面前也不能置人的生命于不顾, 强调所谓的发展或者保护所谓的电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尊重每个个体生命是马克思所倡导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否被发生核危机的日本东电公司认识到呢?企业是盈利性经济组织, 它何能担当起公共风险哪?作为企业在危急关头保护自身的利益, 其实也无可非议。显而易见, 政府对公共利益负有专责。核危机一旦产生跨国影响, 则将超出一国政府的职权范畴。这又回到了前文所评述的国际组织职责问题。其实, 在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污水持续一周的时间里, 人们较少听到抗议的声音, 是麻木还是无奈?对日本转嫁危机、置全球民众健康于不顾的行径, 各国人民举行游行抗议也不过分。而事实上大多保持了沉默。这无形中助长了日本的肆意行为。俄罗斯几名核科学家建议把日本告上国际法庭, 这才是各国民众的明智之举。不仅如此, 还应要求日本赔偿, 因为全球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不许有丝毫的伤害。

后危机时代出现“核危机”, 决非偶然, 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新华网4月9日发表题为《核危机缘何让“强大”的日本疲弱不堪?》一文, 在谈及日本在危机面前无能时指出, “是日本财阀资本控制政府的传统历史悠久。巨无霸式的东京电力公司, 频频修改、瞒报、误报数据, 高管在震灾期间喝花酒。这个庞大的官商利益集团, ‘绑架’了日本政界。它的自大与自私, 让日本民众陷入致命的危机。”日本“财团-官僚-政客”金权政治“铁三角”制度使处理核事故乏力。日本垄断财阀是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 日本的私有制是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主体, 企业间相互持有股份, 日本有三菱、三井、住友、芙蓉、第一劝业、三和等大型金融资本集团, 它们掌握着日本的经济命脉, 居于最高垄断统治地位。日本最大的100家公司虽然仅占全国公司总数的0.007%, 但其总资产却占22.6%;日本最大的12家钢铁公司, 占全国钢铁企业中资产的72%, 占资本额的77.2%, 占销售额的58.8%。东京电力作为大型垄断企业, 承担着日本1/6的电力和一半的核电供应份额。福岛核电站由日本官学商利益集团“原子能村”所控制, “东电在核电问题上, 长期把利益置于安全之上”, 这就是私有制的弊端。可见, 日本国家的经济命脉由垄断财阀所控制。并由制度原因导致日本政府对国家控制能力的弱化, 从而使其应付核危机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局面。显然, 南希·伯索尔、弗朗西斯·福山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理应受到审视的观点, 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那么, 人类社会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哪?

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金砖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并存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国家具有控制经济命脉的优势, 使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方面表现了其独特的优越性, 并被世界所赞誉。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所著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 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 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以人为本的科学观, 深得人心, 每当国难当头, 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到场, 并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最大限度的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保护。在日本遭受地震、海啸、核危机当头, 中国对日本进行了无私的援助。对此, 日本首相菅直人日前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送了亲笔信, 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国家”。南希·伯索尔、弗朗西斯·福山日前在回顾国际金融危机时认为,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对中国抵御这场危机的出色能力赞叹不已。中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 是因为一部能够避免混乱的民主进程所造成的延误的、严格管理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器。”未来中国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有。可以预见, 未来“中国模式”所显现的生机, 预示着新的经济制度形式的兴起。

(二) 风险社会与时代的新课题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 系统地阐释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认为, “西方的现代化用市场的疯狂代替了人类需要有节制的满足。现代工业文明无节制增长的模式, 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它的生产力的扩张具有如此大的毁灭人的生存环境的潜力, 最终必将导致这种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现代某些科技领域存在着风险和浩劫性, 原子核射线污染空气、水、食物和人类本身, 从而造成为无法弥补的潜在的长期危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忠告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不断地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当这种关系产生了尖锐矛盾时, 一个时代性新课题———可持续发展便提到一定的高度。2011年博鳌论坛确立“包容性发展”新理念, 是当今时代的新课题。包容性发展的内涵之一便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 实现良性循环的发展。

实现包容性发展, 道路坎坷不平。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由于科技的发展, 人类实践活动渗透到自然界的所有领域, 人类行为的无限扩张, 任何细小的失误都可能引发毁灭人类的风险。如果单纯注重科技发展, 忽视生态环境, 一味追求利益的工具理性, 不考虑人类活动的价值取向, 危机将随时光临我们的世界。“发达工业社会诸种被束缚的可能性是:生产力在更大规模上的发展, 扩大对自然的征服, 进一步满足日益增多的人们的需要, 并创造新的需要和才能。但是, 这些可能性通过消除其解放潜能的种种手段和制度, 正在逐渐得到实现, 而且这一进程不仅影响其手段也影响其结果。生产效率和进步的工具, 在其被组织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的系统之后, 就不仅决定着其实际的效用, 而且决定着其可能的效用。”这种工具理性行为, 脱离了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 从而导致人日益“物”化。由于工业社会的矛盾和风险是建立在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基础上的, 这也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的普遍性, 工业过度扩张的产物。在这一背景下, 往往注重经济发展, 然而人们往往呼视发展的标准以及所进行的选择。“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是一种荒谬而又有害的观念”, “人的实践活动, 是把人的目的性要求变为现实的活动;目的性, 是实践活动的灵魂。”这种目的性客观上要求确立发展的标准, 并依据这一标准进行选择。对发展观的不同理解, 决定了各国发展模式的差异。一般来讲, 发展是能产生社会进步的变迁过程。对社会进步的评价是多重的, 有客观标准和价值标准, 即经济标准、政治标准、文化标准。, 其中政治标准包括人的权力是否得到保障, 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如果发展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最终必将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及未来的发展。

如今人类社会处于后危机时代, 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日本核危机的发生进一步证实了人类社会存在着高风险, “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它不仅仅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同时也创造了风险的新形式, 使全球安全变得更加易受威胁。”现今的核恐怖让人们已感受到了风险就在我们身边, 这种风险根源于发展的制度模式, 这种模式偏离了作为人生活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因此, “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 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 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总之,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 人的生命与生活的尊严是不允许来自任何缘由的随意践踏和毁灭的!

摘要：后危机时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 审视、反省已成为一种潮流。日本核危机的爆发, 有自然灾害的突发性原因, 但处理核危机中所暴露的问题, 令人深思。随着日本核危机的加深以及日本东电公司擅自向太平洋排放污水, 使核辐射遍布全球恐怖、焦虑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这不仅仅是“天灾”, 而更多的是“人祸”, 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这一方面进一步印证了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确定性;另一方面, 从制度层面, 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反思, 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伴随着人类社会矛盾的凸显, 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议题, 又一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彰显人的生命价值、提升人的尊严已成为社会正义的强烈呼声。西方理论家的制度、结构理论, 提供及反思当前全球社会矛盾的的有效方法。抨击威胁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制度性问题, 弘扬马克思人本思想, 使核危机远离人类生活, 实现反映时代特征和要求的发展模式惠及全球的目标, 是当今时代所提出的新课题。

关键词：日本核危机,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人的生存,发展,社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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