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之妈祖文化（精选9篇）
篇1：中国传统文化之妈祖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之妈祖文化
海峡两岸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的必然现象，她发源于福建湄洲，又随着移民来到台湾并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从妈祖信仰到妈祖文化也是历史的必然，妈祖文化内涵丰富并在今天的海峡两岸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文化优势，成为增进两岸民族感情、增强两岸文化交流和促进两岸经济贸易往来的桥梁和纽带。
[关键词]妈祖文化；海峡两岸；民间信仰；湄洲祖庙
一、海峡两岸妈祖民间信仰的产生
妈祖信仰从神话传说到民间信仰再到妈祖文化，经历了整整1000多年，作为民间信仰，它延续之久、传播之广、影响之深，是其他民间信仰所未曾有过的。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妈祖庙5000座，妈祖信众2亿人。
(一)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的必然现象。妈祖民间信仰发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岛，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妈祖在短暂的生命中，热心扶危济困、救助海难、治病救灾等善行为乡邻感念，“人行善事，死后为神”，民众视她升天为神，称其为“女神”。乡邻感念她的恩德，在湄洲她“升化”的地方建立庙宇，进行祭祀。妈祖民间信仰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经过了许多岁月的累积，中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体现了中国文明海洋性的一面”。妈祖信仰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海洋历史发展的渊源，是海洋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因为海洋生存环境的风云变化，“大海无情，商海也无情”使得民众需要精神寄托，妈祖是海洋族群的精神寄托和保护神。从妈祖传说故事可以看到，妈祖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一个充满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海上女神，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敬仰和祭拜。在南宋时期，妈祖信仰已在海事活动最活跃的福建、广东和浙江等沿海各省传播。
(二)妈祖信仰在台湾的传承。明清时期闽粤沿海人民掀起移居台湾的高潮，移民把祖籍地的妈祖等民间信仰也带到了新的移民地。这种民间信仰的移植象征两种意义，一是可以视为闽文化在移居地的延续与发展。二是妈祖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有神的保护，它可以使不安的心灵得到缓解。因为移民在百般艰难的环境中离乡背井、漂洋过海迁徙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求生活，移民迁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历程，特别是东渡台湾海峡移居台湾，迁徙途中充满各种生命危险，海峡茫茫，随时有船覆人亡的危险。移民在海上经历九死一生之后，即使顺利到达目的地，登上台湾岛，移民们在新的环境中还会遇到更加严峻的生存与发展的考验。台湾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加上早期台湾尚未开发，荒野无边，猛兽当道，瘴气横溢，瘟疫流行，以及水土不服、缺医少药等情况严重威胁着移民的生命。而且，开垦荒地、海上作业、从事贸易等都时有不测风云。因此，需要借助神明的力量来摆脱各种恐惧和不安。渡海移民者只能祈求和依靠神灵的护佑，来确保航海与垦殖的平安。妈祖是闽粤的海上女神，当然就成为闽粤移民移居新环境的保护神。
早期移民在渡台之际，动身之前，都要到当地妈祖庙祭拜，还要许愿一番。许多人祭拜之余，还要从寺庙带走一把香火、一尊小型神像，祈求分身的神像能与信徒同舟共济去开辟新的天地，保佑移民一路平安顺利。因此一旦定居下来，为答谢妈祖神灵的保佑，便设祠立庙奉神，而且往往还要由专人专程渡海返乡于祖籍地祖庙中，以“割香”、“分灵”等形式将妈祖神像恭奉入台，立庙建祠加以祭奉，使家乡的神灵同移民一起移居台湾，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比如，从湄洲祖庙分灵来台的湄洲妈、从泉州天后宫分灵来台的温陵妈、从厦门同安分灵来台的银同妈等等。海洋移民在移居地发展时，遭惊涛骇浪冲击，祈求妈祖神灵保佑航海平安，是海峡两岸妈祖民间信仰的特色。妈祖信仰是台湾社会的主要民间信仰，据统计，台湾自大陆分香的妈祖宫庙超过2000座，信众多达1600多万人，占台湾人口的三分之二。可见，海峡两岸妈祖信仰的历史渊源是深远的。
二、从妈祖信仰向妈祖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一)“妈祖文化”已在海内外形成共识。由于十年“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民间信仰包括妈祖信仰都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东西加以批判和清除，湄洲妈祖庙建筑群为此在“文革”被夷为平地。1978年复兴重建，并于1986年农历三月廿三神诞，按民间传统仪式举行开光。但是，人们特别是公职人员对于妈祖信仰还是有顾虑了。1987年重九，即民间传说妈祖羽化升天1000年纪念日，湄洲妈祖庙举行规模盛大的千年祭系列活动，并举办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正是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师范大学林金文教授提交的论文《要重视妈祖文化研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林教授的主要论点是：妈祖神话及其形成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妈祖文化历史悠久，且早已远播海外，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过积极作用，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它对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对内起联系本民族成员的纽带作用，具有民族的内聚力。会后经媒体广泛宣传，“妈祖文化”的提法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今天，弘扬妈祖文化已经在海内外形成了共识。现在，由官方主办的“妈祖文化节”、“妈祖文化旅游节”、“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仪式越来越隆重。而且，在妈祖信仰最普及的台湾，妈祖庙成为兼具宗教、经济、文化、娱乐和社交等功能，许多妈祖庙乐于回馈社会，出资兴建医院、图书馆、社区活动中心等社会公益事业，使妈祖信仰的文化内涵愈加突出。2004年大陆成立了“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在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国家有200多家团体会员。此外，妈祖文化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许多专家学者深入探讨研究和妈祖信仰密切联系的学科领域并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学术成果。由此可见，从妈祖信仰到妈祖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妈祖文化的丰富内涵。从妈祖信仰到妈祖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历了1000多年的历史积淀，由妈祖信仰形成的妈祖文化圈，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综合起来可概括为三大层面的内容：
第一，妈祖文化的“道德”内涵。妈祖文化最深的内涵在于人格魅力，在千百年的嬗变过程中，信众不断丰富妈祖的完美道德品质，妈祖形象已成为道德的化身，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大成。妈祖之所以成为人们敬仰和祭拜的女神，首先是因为妈祖的美德。妈祖的完美道德品质，忠义孝悌、救民疾苦、扶危济困、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无私利他的情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信众心目中，“妈祖形象尽善尽美，妈祖精神包含着真善美的价值和道德内涵。信众信仰妈祖，意味着认同妈祖所代表的真善美价值观和道德观”。妈祖的形象是慈祥、博爱、亲切、无私、勇敢。妈祖受到历代朝廷的多次褒封，封号也从“通灵女神”渐次升格为“夫人”、“妃”、“圣妃”、“天妃”、“天后”直至“天上圣母”，说明历代统治阶级是非常重视以道德化的妈祖形象作为教化百姓的最有效的伦理教材。可见，妈祖文化的内涵首先是从道德人格层面上来理解的。
第二，妈祖文化的“信仰”内涵。正因为“信仰”，才使妈祖拥有2亿多的信众。信众祭拜妈祖、信仰妈祖，是相信妈祖是非常灵验的。人们出海的安全、海上贸易的顺利、旅途的平安，以及求子、求财、求福等等，都相信妈祖会显灵助其愿望的实现。所以，信众对妈祖是非常虔诚的。台湾一位老太太从1987年到2000年，共来湄洲妈祖庙朝拜25次，直到90岁高龄。2004年台湾嘉义县朴子配天宫妈祖信众437人来湄洲朝拜妈祖，其中一位林女士在妈祖神像前，三拜九叩，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妈祖圣地。”林女士家祖上三代都是妈祖的忠实信徒，其祖父、父亲一生都期盼来妈祖圣地朝觐，但由于两岸未“三通”等原因，至死夙愿未偿。其父临终前，希望她一定要争取来圣地朝觐。这是妈祖信众对妈祖虔诚信仰的典型案例。虔诚的信仰是信众的精神寄托、是信众战胜艰难险阻的勇气、是信众开创事业的精神支柱。“信仰”是妈祖文化的核心内涵。
“多学科”内涵。妈祖信仰在经历了1000多年的历史积淀，本身就印记着丰富的历史。在妈祖信仰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妈祖文化圈：妈祖庙的建筑艺术、书法艺术、文物珍品；由妈祖信仰形成的民间艺术、民俗文化、口传文学；包含着妈祖信仰的民俗学、华侨史、航海史、海外交通史等等，从研究妈祖信仰人手，可以进入众多科学研究领域。“流传千年的妈祖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涉及历史、文学、艺术、民俗、宗教、建筑等各个方面，在我国沿海地区源远流长，尤其是海峡两岸重要的民间文化纽带。”我国文博界老前辈王振铎先生著文指出：天妃宫是研究历代经济史、海外交通、民族学、民俗学、航海史等的珍贵资料，呼吁各界要加强保护天妃宫。2006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文化部文化遗产司组织专家评审，湄洲妈祖祖庙、湄洲妈祖祭典分别人列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反映了国家非常重视保护妈祖文物、弘扬妈祖文化。
妈祖文化是民间信仰中的主体文化，妈祖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文化是两岸交流最大的共同点，在海峡两岸交流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妈祖文化交流对两岸关系的积极影响
(一)妈祖文化交流增进了海峡两岸民族情感的交流。妈祖信仰自明清时期被移民带入台湾以来，就成为台湾民众社会心理的一大组成部分，并深深地影响着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这可以从台湾信众“热衷于前往湄洲祖庙进香”可见一斑。移居台湾的移民带去的妈祖神灵是从大陆祖庙带去的分神，而且他们比较看重家乡创造出来的神，称之为“桑梓神”。“台湾各地的分庙建立之后，即与大陆祖庙确立了源与流的特殊关系。为了保持和增强这种特殊关系，增强分庙的灵性，各分庙每隔一定时期都得上祖庙„乞火‟。参加祖庙的祭奠等，俗称„进香‟。定期到大陆祖庙进香是妈祖信仰最为独特之处，进香活动是台湾妈祖信众最重要的社会活动。”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阻隔了半个世纪。1987年，湄洲妈祖祖庙拟举办规模盛大的千年祭系列活动之际，正逢台湾当局宣布开放两岸探亲往来之时。台中县大甲镇澜宫为代表的妈祖信众200多人前往湄洲，提前展开两岸的破冰之旅。随后经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在台湾、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同胞中产生巨大的反响。此后，台湾妈祖信众组团到湄洲妈祖庙谒祖进香活动形成一股热潮，妈祖信仰成为打破阻隔两岸半个世纪政治坚冰的开路先锋，两岸交流从此打开了崭新的一页。自1987年以来，“每年都有10万左右台湾民众前来湄洲谒祖进香，迄今湄洲岛共接待台湾信众100多万人次”。而大陆妈祖庙也应邀到台湾进行妈祖文化交流。自1994年妈祖文物赴台展出以来，祖国大陆妈祖文化团体赴台交流已达20多次。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997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2002年金身直航金门巡安，同年泉州天后宫组团直航赴澎湖交流，2004年湄洲祖庙祭典团赴马祖岛贺诞举祭。
台湾妈祖信众到湄洲妈祖庙谒祖进香，不仅仅是对妈祖女神的朝拜，更是对民族文化、民族情感的认同，体现了两岸同胞“人同根、神同源、文化同脉”的亲缘关系。对于台湾同胞而言，妈祖信仰不仅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精神慰藉，而且也寄托着他们对故土的眷念与遐思之情。正如台湾知名学者郑志明所言，“对台湾方面而言，到大陆进行谒祖、进香、迎神的意义，不仅只是一般祖庙情结的文化寻根梦而已，同时也加强了信仰仪式的文化传承”。台湾民众的妈祖朝拜热潮，推动了台湾当局进一步解除直航禁令，并最终实现两岸“三通”。妈祖信仰成为维系两岸血肉亲情的纽带和增进两岸民族情感的桥梁。
(二)妈祖文化交流加强了两岸的文化交流。海峡两岸各种形式的妈祖信仰的交流活动，为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为传播妈祖文化、丰富妈祖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每一届的妈祖文化节活动，不仅举行朝拜妈祖仪式，而且举行民俗文化表演、民间艺术展示、妈祖文物展出、两岸文化交流、学术研讨等等活动。在交流活动中，不同地区的妈祖信众会把他们在不同区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民间艺术以及学术研究成果尽情地展示出来。湄洲祖庙已成功举办了八届“中国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天津妈祖庙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妈祖文化旅游节”；自1986年莆田举办首次学术研讨会以来，中国大陆先后在莆田、深圳、泉州、厦门、天津、上海等地举办16次研讨会或论坛，而台湾举办过5次，澳门举办过3次，平均每年超过一次。这些妈祖文化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增进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充分展示了妈祖信仰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妈祖文化交流促进TN岸的经济贸易往来。由于海峡两岸妈祖信仰的“源”和“流”的关系，以及台湾信众把回湄移H祖庙谒祖进香看得非常神圣而热衷于前往湄洲祖庙进香，两岸妈祖文化的交流必然持续发展。两岸妈祖信仰是发展两岸经济贸易往来的优势文化资源，必将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往来。首先，妈祖文化将激发海内外闽商回乡创业、报效桑梓的激情，促进海峡两岸经济贸易往来。在2007年福建省农业工作视频会议透露，2007上半年，福建省新批农业台资项目41个。合同利用台资8901万美元，实际到资7121万美元。全省已累计批办农业台资项目1957个，合同利用台资24.8亿美元，实际到资14.3亿美元，在各省市中位居第一。福建已成为台湾农产品进入祖国大陆的集散中心，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的“窗口、示范、辐射”作用得到明显体现。其次，两岸妈祖信仰的交流，特别是通过举办“妈祖文化节”或“妈祖文化旅游节”等活动，向台湾同胞展示大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介绍大陆经济建设的政策和项目推介，吸引台资来大陆考察投资环境。同时台湾同胞也可以向大陆推介自己的合作项目。天津市于2008年10月3—5日举办“第四届中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活动，邀请台港澳地区和海内外的嘉宾近2000余人参加。通过此届妈祖文化旅游节活动，积极推进和促成经贸往来与合作，达到“文化旅游搭台、经贸洽谈唱戏”的目的，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朋友到本市观光旅游，带动旅游经济发展。近年来，天津越来越受到台湾商家的关注。而天津妈祖庙作为三大妈祖庙之一，从2002年至今，天津已成功举办了三届“妈祖文化旅游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前来投资。据统计，截至2006年7月，累计有1866家台资企业落户天津，合同台资额达45.8亿元。可见，海峡两岸妈祖文化已成为促进两岸经济贸易往来的优势文化资源。
总之，妈祖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有着丰富的内涵，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增强两岸同胞民族感情、增进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经贸往来的重要作用。珍惜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并把她发扬光大，是今天人们的一份责任。
篇2：中国传统文化之妈祖文化
中国不仅是茶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唐时的皎然最早提出了茶道概念；唐时的陆羽则最早创立了茶道精神。正是由于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且最早提出了茶道概念和创立了茶道精神，从而把茶发展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这也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茶文化茶道茶道精神
我们知道，中国是茶的故乡，世界各国的植茶、制茶、饮茶均直接或间接源于中国。“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茶道与茶艺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本文重在分析茶道概念的提出及茶道精神的创立，并且进而说明中国不仅是茶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何谓茶道，茶文化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王玲教授在其著的《中国茶文化》一书中对茶艺与茶道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也包含着对茶道概念内涵的阐释。王玲教授说：“茶艺与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穿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
我们从王玲教授的论述中不仅明确了茶道与茶艺之间的关系，而且对茶道概念的内涵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即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艺茶过程中所贯穿的精神,茶道具有无形性和不可见性，需要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中如果缺少了茶道精神，茶艺便会无精、无神，就会失去茶艺的真正意义，行道是艺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唐代著名的爱茶诗人卢仝更是以诗的形式生动且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自身艺茶行道的体会，揭示茶道概念的内涵。卢仝在其著名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总之，茶道就是在操作茶艺过程中所追求、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经常是和人生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正如已故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陈香白教授所说：“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走向完成品德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
有人说，虽然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叶的国家，但却不是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不仅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叶的国家，中国也是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茶道”概念的提出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唐代著名的诗僧皎然在其著名的茶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的最后一句提到了“茶道”这一概念，使其不仅成为中国提出“茶道”概念的第一人，而且也成为世界提出“茶道”概念的第一人。该诗的全文是：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以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虽然对“茶道”这一概念的内涵没有具体解释和说明，但在其诗中应该说已作了很好的诠释，人们如果用心去细细品读该诗不难体会其中的茶道精神。
继诗僧皎然之后，唐时的封演在其编撰的笔记——《封氏闻见记》中再次提到“茶道”这一概念,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灸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我国明代张源在其著的《茶录》中也讲到“茶道”。他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
我国不仅是“茶道”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而且也是最早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唐代茶圣陆羽在其著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中将茶人精神规定为“精行俭德”。陆羽《茶经》中有：“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即饮茶者应是具有俭朴美德之人。在陆羽看来，喝茶已不再是单纯地满足解渴这一生理需要了，而是对饮茶者提出了品德要求。陆羽的茶人精神其实就是茶道精神，所以说陆羽是中国乃至世界茶道精神的最早创始者。
继陆羽之后，唐末的刘贞亮在其《茶十德》中也对茶道精神有所表述。刘贞亮在《茶十德》中将茶道精神表述为：“以茶利仁礼,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
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从文化角度把茶道精神升华出来。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序中说：“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矣。冲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可见，宋徽宗赵佶将茶对人的情性的陶冶和饮茶的心境概括为“致清、导和、韵高、致静”八个字，这也就是茶道精神。
篇3：中国传统文化之妈祖文化
关键词：唐代文化,繁荣,原因
唐代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宽容和摄取, 推动中国文明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 在文学、宗教、哲学、史学、建筑、医学、数学、天文地理、百工技艺等方面的传承发展上, 均有重大的突破。尤为突出的是还造就了一个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中国的诗歌在唐代达到了辉煌巅峰, 不仅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诗歌巨匠, 在社会各阶层当中也充满了诗歌创作的热情。在这个时期, 中国古典诗歌“无体不备, 无体不善”, 无论内容、风格、形式、技巧, 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 令后人叹为观止。苏轼曾说:“君子之于学, 百工之于技, 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 文至于韩退之, 书至于颜鲁公, 画至于吴道子, 古今之变, 天下之能事毕矣。” (《东坡题跋·书吴道子画后》) 不仅古人如此, 今人依然对唐代文化推崇备至。唐代出现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 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政局统一稳定
李唐王朝, 结束了隋末的动荡, 使历史再次归于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了四海升平的局面。稳定的政局为唐代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唐朝历代统治者大都进行开明的政治统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之下, 李唐自建立伊始, 开明的统治者便调整政策, 着力更除前弊, 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使唐代的社会经济趋于空前的繁荣。农业是封建经济之根本。唐王朝的开拓者及后继者一方面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大规模兴修水利, 整饬交通, 使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国力逐步增强, 给文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而伴随着盛世的到来而与日俱增的民族自豪感也深入人心促成了文化队伍的日益壮大。此外, 唐代文化的气象恢宏, 与地主阶级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 他们凭借门第时代盘踞高位, 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 而出身寒门的庶族则进身不易。然而, 在隋唐时期, 门阀士族势力急剧没落, 大批的中下层士子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 庶族寒士登上了中国文化的舞台。处于上升阶段的他们, 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信心, 使得唐代文化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息。唐代文化的创新是全面的, 道德、风俗、哲理、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服饰诸端, 无不呈现出一代新风的气派。而其中诗歌一项, 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提倡, 加之其本身又具有便于保存、便于流传的特点, 成就尤为显赫。但是应当看到, 数百年来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全新文化氛围, 以及文化开放所带来的勃勃生机, 更是使这一艺术形式异彩大放的深层原因。诗歌在唐代获得了适合其茁壮生长的沃土, 而诗歌的巨大成就, 则更以其独特的魅力凸现出唐代文化的辉煌。也正因为如此, “唐诗”几乎可以视之为唐文化的时代铭牌。
二、经济发展主要是手工业技术和城市商业发展
唐代国家长期统一, 社会相对安定, 生产力有较大发展, 封建经济呈现高度繁荣的局面。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加强, 使这一时期官营和私营手工业都获得了显著发展。出现了利用纬丝显花的纬锦, 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锦。绞缬、蜡缬、夹缬等印花工艺广泛使用, 使唐代丝织品的纹饰色彩更加斑斓。精美富丽的金银器, 铸造精良的铜镜等, 均显示了唐代手工业发展的成就。唐代经济繁荣、疆域辽阔, 这是唐文化博大精深的根本原因。城市人民生活富足, 生活资料得到满足, 便产生了艺术自觉性。便利的交通、安定的生活都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阔大的疆域使人民大众产生了自豪感, 于是唐代文化无时不体现着一种气势逼人的气息。
三、开放和兼容的对外政策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 拥有世界上高度发展的生产力, 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欣欣向荣的科学技术。唐代国力强盛, 具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旺盛的生命力, 在对外开放和交流方面盛况空前;同时强大的国力支持着它以博大的胸襟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等。唐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大规模吸收, 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 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卓越范例。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 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 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所谓“有容乃大”, 正是唐文化如此繁荣的深厚根基。“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与元九书》) 。由此可观, 一个时代当有一个时代之文学。唐文化正是在这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包容与融合, 继承与创新, 形成属于自己的特色,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树立起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将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朽魅力推至一个新的巅峰。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 无不喷涌奔腾昂扬的生命力;昭陵古雕中雄壮健伟、神采飞扬的“八骏”, 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敦煌莫高窟艺术、霓裳羽衣舞更是充满着异域风情。纵观历史, 我国在有唐之前出现的两次文化繁荣均是在社会动荡时期, 在国家统一时期并没有出现文化如此繁荣的景象。而光辉灿烂的唐文化却正是在社会历史大一统的局面下, 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兄弟民族的文化以及外域文化的结果。这种心态决定了其在统治上采取各种开明的政策, 促进中原的农耕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相融合, 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进一步交流, 使得唐代文化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当前中国文化的走向提供相当的借鉴。
四、开明和睦的民族政策
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 文化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全面对外开放为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 中华文化可以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国内五十六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较之从前更加频繁,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 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在开放的环境中, 整合与创新非但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 还为之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正如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流所促成的文化新变一样, 本着这种兼收并蓄发扬传承的精神, 中华文化必定在新的时期展现新的不同的面貌, 终将不负久远而辉煌的历史承载, 开启属于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崭新的文化格局。
参考文献
[1]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2]朱仁书.中国书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3]冯天瑜, 何晓明, 周积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篇4：中国传统法文化之考察
关键词：传统法文化；现代法治；法文化考察
以我狭隘的观点来看，法律学者，准确地说应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人，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关注甚少。就我本人而言，在大学本科时认为反映传统法文化的法制史并不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一来觉得枯燥乏味，二来认为法制史对于将来打算从事律师实务的我来说，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随着阅历的增加和知识储备的丰富，我渐渐开始明白，不懂传统法文化，难懂中国历史，难懂当下法治和未来。
一、传统法文化的起源
中国传统法文化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步伐确立和发展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政法思想的碰撞与摩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法文化背景，即“天理”、“人情”和“国法”的交融。溯至夏商周时期，最初的权威者创造了权威出于“天命”的说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有些原则与通常认为的公平明显不符，因此 “天命”开始遭受质疑。后来周朝统治者举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旗帜，开启了“以德服人”的“德治”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其中儒、道、墨、法四家的政法理论奠定了中国法文化的基础。而儒家和法家思想更是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制度的指导思想，甚至在当今的现代化法治背景下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儒家思想所认为的社会规范中，道德和礼的作用远高于法，因为道德合乎绝大多数人相近的人性，最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而礼作为日常行为规范，以具体的规定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更易被遵守，因此在社会规范的金字塔中道德和礼居于顶层地位。只有法，处于金字塔底层。儒家学派认为法是由统治者制定，因此法的好坏有赖于统治者素质的高低，而且一旦将社会规范以法的形式强制规定下来，既会出现法律挂一漏万的现象，也会导致贪图利益的小人砖法律漏洞的情况。因此他们认为法律应该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法家的思想，正与之相反，法家极力主张法律应当成为唯一的社会规范，所谓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确切的内涵，也没有较高的执行力。同时，他们主张重用法的强制力，以重刑的方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作为新时代的法学生，我显然不太喜欢法家思想的偏执，但可能带着对法律的一丝偏爱，我也不完全赞成儒家思想。我认为其夸大了道德和礼的作用，而轻视了法的作用。站在不同的立场，所谓的道德和礼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若以此来判案，法官便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过在读到张伟仁先生的看法时，我的心里稍微平衡了点。他认为儒家并不轻视法，更没有说不要法，只是由于法的缺陷，故需要道德和礼的支持。对这样的观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我不是一个唯法律的人，我也清楚法律的合理性局限于立法者的思维，同时也受制于时代的变迁。这也引发了我另一个思考，就是在现今的社会治理中，如何才能更好地运用好道德和法律这两把剑？这也是目前立法者和司法者应当深思的问题。
二、传统法文化对现代化法治的启示
上述对传统法文化的探讨展示了其不完善的一面，同时也揭示了传统法文化的精髓之处。在“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领导人、法律学者倡导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这正是对传统法文化的肯定和升华。
传统法文化中的“仁政”与“德治”。与现代依法治国不同，传统中国的封建制度更多为“人治”模式，然而在传统法文化中却不失“以人为本”的“仁政”思想和注重道德教化的“德治”思想。这与现代法治理念倡导的尊重和保护人权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而言，传统法文化的“仁政”要求统治者要以人为本，注重民生，通过关爱人民百姓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德治”思想主张用道德来规范人的行为，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道德的作用。同时主张“德主刑辅”，强调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罚惩戒为辅。社会主义现代法治提出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吸收了传统法文化中优秀的“仁政”和“德治”思想，又正确处理道德和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并重地位，而非掉入“德主刑辅”的传统误区。
传统法文化中的“慎刑恤刑”思想。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各种残酷的刑罚执行方式给人滥用刑罚的印象，然而若仔细分析传统中国的刑罚制度，便不难发现传统法文化中的“慎刑恤刑”思想。无论是发轫于西周时期的“三纵”、“三宥”制度，还是隋唐时期的三复奏、五复奏，明清时期的朝审、秋审制度，无不体现着法律的人性化特点，与现代化的法治精神相契合。
当然，传统法文化所包含的优秀成分不只这些，例如本乎人情、据于事理的情理精神，以义务为本位的礼教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以及“无讼”的价值观等等，这些精神或多或少带着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仍然不影响其被现代法治所继承和发展。
三、结语
传统法文化既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完善现代法治和走向未来重要的一步。从近代中华法系解体，着力学习西方法制到倡导挖掘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优秀资源，这个发展轨迹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法治的完善最终还得回归到对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无论是从事法律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法律实务的工作者，都不能缺少传统法文化引导下的法治思维。而且只有充分理解了传统法文化，才能去芜存菁，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1]张伟仁.中国法文化的起源、发展和特点（上）[J].中外法学，2010（6）.
[2] 张伟仁.中国法文化的起源、发展和特点（下）[J].中外法学，2011（1）.
[3]齐延平，孟雯.中国法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J].法学杂志，2012（8）.
[4]傅鹤鸣.传统中国法文化及本体论证明[J].求索，2005（11）.
作者简介：
篇5：中国民俗文化之壮族文化
一、壮族文化源远流长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广西等南方地区，作为一名壮族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壮族歌节是我们壮族人民最具特色的节日。很多人不禁问道，壮族三歌节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那么，基于我对于本民族的了解与认识，下面我将给大家讲述的就是壮族歌节的来源、历史及独特之处。
广西每年盛装上演的官方国际民歌节，一首《大地飞歌》，让广西激情澎湃，处处是歌的海洋。壮族素以“善歌”著称，壮乡素有“歌海”盛誉。民间农历三月三又称“三月三歌节”或“三月歌圩”，“歌圩”在壮语中又称为“圩欢”、“圩逢”、“笼峒”或“窝坡”。尽管“歌圩”在壮族地区有不同的称谓，但均有“坡地上聚会”、“坡场上会歌”或“欢乐的节日”的意思。在广西有很多著名的歌圩，比较著名的歌圩有巴马的盘阳河畔、田阳的乔业、都安的棉山、宜山的下涧、田东的仰岩、柳州的鱼峰山等处。
二、壮族歌圩节的来历
三月三歌圩节作为壮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之所以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传承和壮大，也充分体现出它满足了壮族人民的生活需要。三月三歌圩节不仅使得广西壮族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演化和发展，也为该民族的生存和劳动带来信心和乐趣，体现了该节日的文化功能。
关于歌圩节的来历，壮族民间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一说，古
代有一对情人，都是有名的歌手，经常唱山歌来表达相互的爱慕之情。但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使他俩不能结为夫妻，于是他们绝望地双双殉情身亡。人们为了纪念这对情侣，遂在三月初三唱歌致哀。
二说，在唐代，壮族出了一个歌仙，名叫“刘三姐”。她聪明过人，经常用山歌歌颂劳动和爱情，揭露财主们的罪恶，财主们对她又恨又怕，因此一年的三月初三，乘刘三姐在山上砍柴时，财主派人砍断了山藤，使她坠崖身亡。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歌仙，便在刘三姐遇难这天聚会唱歌，一唱就是三天三夜，歌圩就此形成。
这些传说现已难于考证，但在宋人著的《太平寰宇记》中就有记载：“壮人于谷熟之际，择日祭神，男女盛会作歌。”这说明当时的歌圩也很兴盛。宋元以后，壮族山歌的发展尤为突出，歌圩也成了文化娱乐和男女谈情说爱的场所，并出现了抛绣球的游戏。女子将绣球抛给自己心爱的男子后，双双退出歌场，互赠定情信物，到了清代，便形成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到1934年编的《广西各县概况》记载，当时广西有歌圩活动的就有二十六个县，几乎遍布广西各地。
三、壮族歌圩节的主要内容
每次歌节会持续两三天，歌圩活动主要内容：①以歌传情，即男女青年以歌为媒，唱歌求偶，所唱有见面歌、求歌、接歌、对歌、交情歌、定情歌、誓盟歌、思恋歌、离别歌、相约歌等歌式。参加者也多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体，有时老人和小孩也前来助兴游乐；②赛歌赏歌，歌手们通过赛歌来展示智慧，有盘歌、猜歌、对子歌、故事歌和斗歌、抢歌、和歌等歌式，众人也多以以赏歌为乐；③游艺自娱，有抛绣球、斗蛋等活动，还有壮戏、师公戏、唱采茶和其他歌舞表演。歌圩所唱涉及到内容也很广泛，有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岁时农事、社会生活、伦理道德、恋爱婚姻等各个方面，几乎无事不歌。
歌节除农历三月初三，春节、四月初
八、中元、中秋以及婚嫁、小孩满月、乔迁等时节都可形成歌圩。甚至赶圩路上歌逢对手时，也可形成临时歌圩。歌圩节前，人们要备好五色饭和彩蛋，姑娘们还要赶制绣球。歌圩日，小伙子和姑娘们都穿节日盛装，男携礼物，女揣绣球，成群结队前往。有的抬着刘三姐神像绕行歌圩一周，才开始对歌。有的则由姑娘们搭起五彩绣棚，待小伙子到来，边对歌、边审度对方人品、才华。有的是男女对列，姑娘向意中人抛出绣球，对方如果中意，就在绣球上绑上礼物，掷还女方。有些歌圩有碰蛋的习俗：小伙子用手上彩蛋碰姑娘手中彩蛋，姑娘如愿意和他做朋友，就露半边蛋让他碰，不愿，就整个握住。还有的是甲村向乙村送去彩球，相约还球时举行山歌比赛，如乙村输了，彩球不准送还，来年继续比赛，直到唱赢为止。
更为之重要的是一些节日性歌圩，在特定的节期和地点举行，带有节庆、纪念和祭祀的性质。这种为了敬奉神灵，求得神灵的保佑，以获得心灵上的愉快和慰藉，而创造了盛大的集合，并周而复始地定期进行，特别是在每年的春种和秋收时节，壮族人民的民歌就可使一度紧张的劳动生活得到暂时的放松，在歌舞游戏中娱乐身心。在古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歌圩活动往往和求存愿望相连结，为生产和生活斗争提供直接的信心、勇气和动力，同时也让大家对来年的丰
收充满信心。
四、民俗文化得以留存的优势及意义
由壮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三月三歌圩”这个文化母体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是多种多样文化成分的集中表现，是壮族文化的集大成；或者说，壮族文化集中融合、凝聚于“歌圩”这个特定的文化形态上，与整个壮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互相依存，不可分割。歌圩首先是是壮族民歌的自然载体，为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提供了学习山歌和展示歌才的场所，满足了他们崇尚山歌、诗性思维的心理需求，对于壮族各类传统民歌的产生、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又是壮族民间文学的宝库，对了解和研究壮族古代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壮族三月三歌节文化是壮族文化(包括物质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的载体。
篇6：中国传统文化之过年
中国有许多传统节日,但我感兴趣的是过年。每年过年，街上挂满了红红的灯笼，彩旗飘飘。商场是人山人海，家家户户贴对联，可热闹了。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拿利是，小朋友还可以穿上漂亮的新衣服，大人个个喜气洋洋。但你知道吗，过年为什么会有这些喜庆的活动呢?这里面有着一个美妙的神话传说故事，现在让我来讲给你们听听吧!
传说中，在一个僻静的山谷里，住着一只叫年的怪兽，每到新年的晚上，怪兽就会去袭击山角下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人知道会来怪物，把门锁得紧紧的，可是不管怎样，年就会进来，偷吃村民的东西，伤害人畜，大家都害怕极了，但又无能为力。第二年一大清早，人们纷纷收拾好东西准备去城里过完年再回来，这时，一位仙翁走过，他告诉村民年害怕红色和响声，人们听了连忙买了对联贴在门上。晚上，年又来了，它一见红色，听到锣鼓声阵阵吓得赶紧逃跑了。从此，村庄太平了。以后每逢过新年家家户户都贴对联，放爆竹，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新年中最有趣的要数我和小伙伴一起放烟火。晚上吃完年夜饭，我就迫不及待地拿着烟花朝门外奔去，一出门就听见小朋友们的欢呼声。原来，在二村的小花园里正举行烟花比赛呢!只听见天空中“砰，砰”几声，各种烟花在天空中绽放，真是形态各异，姹紫嫣红，有的像一条条金色的巨龙腾空而起，有的像一枚枚银色的子弹直冲云宵，还有像一个个没有开放的花苞，在天空中欣然怒放。我看见这样美丽的烟花心里想：“我的烟花一定比他们的烟花好看几十万倍。”于是，我赶紧拿出自己的烟花小心翼翼的点燃之后向着天空发射，只听“啪”的一声，烟花朝天空中直飞而去，这时我在心里暗暗的想：“嘿，嘿，”我这烟花一定比你们的好看，可是，当我抬头望着天空时却呆若木鸡了，原来这种烟花叫“花生米爆炸”,这烟火就像一颗花生米一样飞上了天空，但在上面只“啪”的一声就结束了，一点也不漂亮。真让我大失所望。不过一转眼我就溶入到这节日的喜庆之中去了，看着天空被这些五彩缤纷的烟花装扮的绚丽多彩，我们个个欢呼雀跃，开心极了!
篇7：中国传统文化之国画作文
那是一次平常而又神秘的画展，是它，让我迈出了人生中重要的第一步。走进大厅，大大小小的作品争先恐后的映入了我的眼帘，也充实着我的脑海。我就像走进了一片无边的森林，迷失在千篇 一律的彩色中，就在这时，我仿佛找到了出口，不，是我看见了一幅国画。那是一副傲梅图。刚劲有力的墨绿色之感，淡雅却不失高傲的梅花一枝独秀，娴熟的笔法，高超的画技，仿佛赐予了画生命，坚强，高傲的意境显现的淋漓尽致。顿时，我对国画的喜爱之情油然而生，那天，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学国画。
确定信念很简单，可学习的路途却不是一帆风顺。它坎坷，它崎岖，它处处都布满了荆棘。当时，我并没有学过国画，初学乍练，根本不知道从哪下手，明明心里早已经想好了，握着毛笔却怎么也画不出来，真是“心有与而力不足”啊!老师看了，就过来指导我可不知怎地，一点用也没有，画出来的线还是歪歪扭扭的，这可让我受尽了同学们的嘲笑。渐渐地，我就对国画失去了兴趣，剩下的只有麻木和不知所措。当我几度想放弃时，那副傲梅图便浮现在我眼前，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它就是我的精神支柱。连梅花都能挺着风雪，屹立在冰冷的雪地里，我却因为别人的嘲笑就轻易放弃，不，我要坚持下去，让嘲笑我的人看到我的努力!就这样，我再次踏上了学习之路。
在不懈的努力下，我的画技渐渐提高了，画什么都有模有样，当别人在冥思苦想时，我总在埋头苦画，似乎有说不完的心思要注入在笔尖之上。随着大家的夸奖越来越多，我便有点“飘飘然”起来，时不时的嘲笑一些新来的小同学，对同学们的画指手画脚，连听老师讲话也不如从前认真了。老师似乎也看出了我的不认真，便指着我画的大大小小，随手涂鸦的兰花，语重心长的教导我：“看那兰花，是那么淡雅，那么高贵，可它从来不会炫耀本身的美丽，而选择用沉默度过一生。做人就要像兰花一样无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无论自身条件有多好，都不能骄傲自大。老师”一语点醒梦中人“，想想这几天本身的所作所为，我顿时觉得自愧不如。
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对国画是越来越”痴迷“了。在寒假里，大家难免要放松一下，开开心心地度过假期，而我最大的放生就是画国画。一天，两天，一张，两张，画画早已成为了我每天必做的事。时间长了，家里的画纸也变得越来越少。妈妈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还以为家里遭贼了呢!我的寒假就在画纸的包围下结束了。我惊异地发现，过了寒假，一些同学似乎退步了，连基本的笔法也忘得一干二净。顿时，我恍然大悟，原来画画的过程就像竹子的生命，只有多多练习，打好基本功，让本身的根基稳固，才能牢牢记住技巧，长青不衰，屹立不倒!
就这样，我的画技突飞猛进。在一次比赛中，我遇见了许多强大的对手，让我措手不及，连动一笔也要犹豫半天。就在我最踌躇的时候，我想起了秋菊，它是那样美丽，那样自信，不管别人怎样凋谢，不管人们怎样评价，都用尽全部努力释放本身的光彩和魅力。顿时，我觉得本身又重新充满了自信，我也要像秋菊一样，我用尽本身的全力来参加比赛，让别人看到我的自信与勇气!虽然那天我并没有胜出，可那次比赛却让我受益终生。
篇8：中国传统文化之妈祖文化
1 爱情观念的差异
在中国的武侠文化里, 侠客对爱情的态度及女性角色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历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国家间的征战是社会生活的主题, 男性作为征战的主体, 代表着力量, 是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因此, 男性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女性。女性主要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 尤其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影响日益深入, 逐步发展到“男女大防”的地步, 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社会地位更加鲜明, 致使整个社会形成男尊女卑的社会普遍认知与风尚。而源于现实生活的武侠世界中也就呈现出男尊女卑的特点。故事里的主要线索是侠客的侠义精神, 而爱情的有无, 甚至女性角色的有无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不相容的。所以, 在作品中常常会出现侠客不娶妻室, 不近女色, 有的即使娶妻也不贪恋美色。相反, 贪恋美色或不正当男女关系会被描写成反面角色的特点及罪恶之源, 如:西门庆与潘金莲, 在众多作品中都出现的“采花大盗”等。随着时代变迁, 两性观念不断发展, 经清末、民国, 直至20世纪五十年代后, 新派小说的创立, 男女爱情及女性角色的地位在武侠小说中得到了提高, 并频频出现在作品中, 如:金庸的《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等等。但侠义精神在中国武侠文化中的地位并未动摇, 仍是贯穿整个武侠文化的主线。
西方骑士文化的爱情观与中国武侠文化是迥异的, 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如果说中国的侠客是“禁欲主义”者的话, 那么西方的骑士在对待爱情上无疑是大胆的、挚热的追求者。骑士们为了爱人及爱情可以牺牲一切甚至是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大有“只为红颜搏一笑”之势。所以, 在西方骑士文学作品中,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骑士雄壮俊美, 阳刚之气外露的同时又不失对所崇拜的贵妇人的百般体贴的阴柔之美;在功成名就之后, 却心甘情愿地成为所崇拜的贵妇人的仆人, 赢得贵妇人的欢心。可见, 爱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巨大动力。正如阿廖斯托所写:“我歌吟女人、骑士、武器、爱情, 豪爽大度和英勇行为”。骑士们出征时总要思慕远方的贵妇人, 对贵妇人的思慕成了骑士文学的一道风景, 使得骑士英雄的面孔上多添了忧郁的眼泪。 (令狐兆鹏, 2006)
2 代表阶层的不同
中国的侠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它所代表的阶层也有一个不断演化的历程, 并最终定格于平民化。
“侠”最早是从古代“士”阶层中逐步演变出来的。在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秩序基本解体, 造成了社会人员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一部分贵族下降成为“士”, 一部分平民上升成为“士”。所以, 中国的“侠”最初的阶层定位, 是贵族和平民的混合体。汉朝大一统局面形成后, 对“豪侠”势力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造成了“侠”的衰弱。而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国策, 更造成了贵族大姓中第一流人才的逐渐弃“侠”就“儒”, 这就直接导致了“侠”的贵族“基因”退化。经过其后的一千多年的“基因纯化”过程, 侠文化逐步形成了鲜明的平民文化烙印。这就与贵族文化形成了楚河汉界般分明的对峙。正是这种平民性, 中国侠文化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在武侠作品中, 经常会出现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情节。也可以理解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寄托, 在现实困境无法摆脱的情况下, 通过武侠作品或武侠情节抒发胸中的郁气, 达到调整心理状态, 求得内心平衡的目的。所以, 武侠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压迫与被压迫的深刻的阶级矛盾, 也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是其平民性的根本性体现。
而西方的骑士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贵族文化, 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就是。骑士文化的形成是基于骑士制度的确立。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低层级, 也是一种贵族封号, 是身份的象征, 获得骑士身份就意味着进入了上层社会, 从而获得了某种封建贵族的特权。而且骑士是采用世袭制度的。这就意味着平民阶层和骑士之间形成了一道人为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所以, 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骑士的。即使是贵族子弟, 要成为真正的骑士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必须经过长期的服役, 并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隆重的仪式及其他宗教礼仪并宣誓后, 才正式取得骑士封号。
“骑士制度中有骑士不得与平民交手的规则, 可见骑士精神的贵族气质。它看重身份, 注意修养, 恪守誓约, 尊重法则, 是一种使社会有序化的文化精神。 (屠格涅夫, 1958) 这与中国武侠文化不同, 代表着不同的阶层。
3 对“义”理解的差异
《孟子·离娄下》:“大人者, 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惟义所在。”可见, “义”是指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侠”最初出自《韩非子·五》:“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可见, 侠从诞生就带有反叛的本质属性。这就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构成了冲突, 也就与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统治阶级形成了对立。又由于“侠”本身的平民属性, 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天然的、天生的。这个“义”是其心中认为合理的行为, 而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这就体现了“侠”人性化, 感性化得一面, 及对法律轻视的一面。
而骑士文化史基于骑士制度而建立的, 骑士制度的本质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及基督教的宗主地位的工具。所以, 骑士奉行的是:忠君、护教。也就是说, 骑士是有信仰的, 对封建领主及宗教是有责任和服从义务的。所以, 他们必然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在他们的观念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行为是正义的, 而对其的破坏是非正义的。从这个角度看, 骑士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 这与中国的侠是截然不同的。
4 结语
中国武侠文化和西方骑士文化是根植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土壤中, 有其同质性的一面, 如:行侠仗义,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等等, 但更多的是体现了两种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差异。
中国的武侠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 也就是说中国人更注重的是心中认为是合理的行为, 是一种心理状态, 心理认知。是一种内心的满足, 道德的满足。为了追求这种内心的义理, 真正的侠者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 而牺牲他人, 甚至是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正如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借郭靖之口所说的:“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可见, 中国的“侠”的高风亮节, 淡泊明志。
别林斯基曾指出:“ (骑士文化) 对个人的人格的爱护和尊重, 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 把女子作为爱和美在尘世上的代表及作为和谐、和平与安慰的光辉之神而加以理想化的掌握。”深刻地揭示了骑士文化的精神内涵。虽然现在骑士文化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其精神对西方文明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昔日的骑士形象已转化为绅士风度, 对正义的追求已转化成对公平竞争的维护。
中西方现代社会在法治化的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已不在需要“侠”或“骑士”来维护正义、公平。但隐藏在其背后的善良的、向往美好的“基因”, 我们应义无反顾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陈山.中国武侠史[M].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2.
[2]令狐兆鹏.武侠文化与骑士文化之比较[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6 (2) .
[3]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A].文艺理论译丛 (第三辑)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篇9：中国传统文化之妈祖文化
5月17日，作为2009舟山群岛·中国海洋文化节重要活动之一，由舟山群岛·中国海洋文化节组委会主办，舟山市人民政府、中国海洋报社、浙江海洋学院、浙江省海洋文化研究会、《文化月刊》杂志社承办的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在舟山举行。国家旅游局规划司司长、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吴文学，舟山市市长周国辉，中国海洋报社总编辑盖广生，中国文化报副社长杨开金、社委代柳梅，浙江海洋学院党委书记周达军、副院长吴常文，全国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调研专家评估委员会研究员张国洪，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曲金良，全国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调研专家评估委员会秘书长陈元平，暨南大学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董观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徐清泉等来自国内各地的海洋文化方面的专家出席了论坛。
本次论坛主题为“海洋文化与城市发展”。当天上午，由盖广生主持的论坛主题演讲和嘉宾沙龙在舟山喜来登绿城酒店举行，周国辉、吴文学、张国洪、董观志、曲金良、徐清泉、陈元平等发表了演讲。下午，论坛在浙江海洋学院会展中心报告厅继续举行，曲金良、陈元平、徐清泉及著名演讲大师、国际认证咨询师薛文祥等分别作了演讲。
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始创于2005年，论坛主题涉及东亚岛屿文化、浙江海洋文化、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与社会和谐、海洋文化与社会发展、海洋文化与城市发展等诸多领域，被誉为“中国海洋文化信息集散地”“中国海洋文化宝贵思想库”，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局、地方党委和政府、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吸引了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和韩国、日本等国家众多的海洋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前来参与。这对建设和谐海洋，进一步加强区域之间海洋文化研究合作，提高海洋文化资源的整体开发、利用和保护水平，增进政府、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文化产业之间的广泛合作，促进我国海洋文化全面建设与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论坛在交流海洋文化研究成果，共商海洋文化发展大计取得了重要成果。借助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平台，已出版发表了一大批有关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与社会和谐、地域海洋文化资源研究等论著、论文，普及了海洋文化知识，促进了区域海洋经济发展。举办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必将为挖掘中国海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海洋文化，促进中外海洋文化交流，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做出重要的贡献。
此届论坛上，与会专家从如何将海洋文化转化成生产力、构筑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海洋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海洋产业中的邮轮经济等角度发表了看法，对如何发展繁荣我国海洋文化、经济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本刊特摘发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吴文学（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挖掘海洋文化中的生产力
文化是意识形态范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怎样让文化生根，特别是怎样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变成货币、转化为资本，应当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当前全球化、国际化、区域化的背景下，弘扬海洋文化，构筑海洋名城，首先要着眼于国际视野、国际观念和国际标准，这将是一种必然要求。同时，要着眼于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注重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进。此外，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构思和规划，高水平的建设和高效能的管理，要构建海陆并举、山水齐辉，资源互补、有效配置，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格局。
第二，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构建的目标。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市场要素的高标准、生态环境的优美化、文化魅力的独特性、社会文明的祥和等，实现城市的和谐发展。
第三，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建设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都是经济学研究生产力布局和发展的基本概念。谈到海岛城市的比较优势问题，应该说海洋文化历史悠久，东西方各有差异，要理性地学习国际海岛开发的成功经验，扬褒抑贬，以最小成本获取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最大效益。
第四，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舟山以千岛之城在国内外著称，我们的主岛、小岛、群岛构筑了我们城市的魅力。目前我国的岛屿建设中有一种误区，追求同质化、城市化，但事实证明，城市最强劲的核心竞争力是城市的个性化和差异化。我们的海岛建设应注意这一问题。
第五，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建设的产品定位、形象定位。目前寻求海洋城市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应把产品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常讲低端经营产品，终端经营品牌，高端经营概念。不注重产品的建设，何谈品牌，何谈概念？城市的形象定位要与城市产品、品牌、理念相结合。
第六，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的生产力布局和产业定位问题。城市发展通常都是三条路径，进出口、投资拉动、引进消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引进消费已经成为城市的必然选择，如何用融合度高、吸引力强、魅力充分的产业来引进消费，带动城市投资，带动城市进出口产业，是非常需要去思考和实践的。
周国辉（舟山市市长）：传承演绎舟山海洋文化的永续魅力
舟山，有着数千年海洋文化的承传和辉煌。走进舟山群岛，会感受海洋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魅力，感受千岛之城博大包容、海纳百川的胸怀。历经数千年的凝练，舟山海洋文化传承的是勇立潮头的城市精神，演绎的是群岛开发的生动传奇，展示的是引领未来的永续魅力。
追溯历史，海洋文化是群岛之根；珍惜现在，海洋文化是城市之魂；放眼未来，海洋文化是发展之擎。海洋赋予了舟山特有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内涵，海洋文化是舟山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进一步深化对海洋文化的研究，促使蓝色海洋精神绽放异彩，是舟山一代又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舟山海洋文化具有无比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又有丰厚的海洋文化遗存；既有传统的佛教文化、渔文化、民俗文化、舟楫文化，又有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自由贸易文化；既有海商海事文化，又有海防要塞文化，可供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我们要致力于探索这些海洋文化的历史渊源、表现形式、内涵载体及其功能演进，围绕物质、媒介、精神3个层面，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达到解放和发展海洋文化生产力的目的，促进海洋文化走向繁荣。
董观志（暨南大学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让邮轮经济拉动海洋经济发展
中国是一个沿海国家，拥有辽阔的海疆海域和丰富的海洋国土资源，海洋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国经济既面临着国际合作的机遇，也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挑战，海洋经济在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条件下突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邮轮经济因此成为中国积极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战略举措。
邮轮经济是邮轮产业的运行与发展所引起的全部经济活动，这里的邮轮产业是指凭借海洋运输技术、利用海洋旅游资源、满足人们休闲娱乐需求的生产性企业的总和。中国邮轮经济的产业定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由于中国邮轮经济尚处于启动时期，邮轮产业属于导入阶段，中国邮轮经济的产业地位还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成长才能确立。所以，这里依据3个方面的理性逻辑：一是邮轮经济在经济地域系统中属于海洋经济、港口经济、陆地经济的边缘性经济；二是邮轮产业是海洋运输业、休闲娱乐业和旅游业的边缘性产业；三是邮轮经济要结合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我认为，中国应该把邮轮经济作为国民参与的先导性海洋经济来优先发展。下面从几方面来讨论发展邮轮经济的战略模式：
第一，中国邮轮经济的模式选择。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海洋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的人口大国和旅游大国，发展邮轮经济应该充分借鉴邮轮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利用后发优势，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选择混合型发展模式。所谓混合型发展模式，一是凭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众多的优势，培育和壮大邮轮客源市场，发展客源地型的邮轮经济；二是凭借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国际旅游大国的优势，扩大和强化国际邮轮的接待能力，发展目的地型的邮轮经济；三是凭借上海、广州和大连等造船基地的技术优势，加强和提升造船技术的自主创新、引进再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发展制造业型的邮轮经济。这种基于客源市场、接待能力和造船技术三者协调发展的邮轮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混合型发展模式。
第二，中国邮轮经济的创新路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港口城市发展邮轮经济的热情日益高涨，邮轮经济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由于中国邮轮经济起步较晚，经济发展才刚刚走上快速发展轨道，客观上还存在发展邮轮经济的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主要体现5个方面：一是国际邮轮停靠中国只有10多年的时间，而且每年停靠的邮轮在50艘次左右波动，还没有形成经济规模，港口城市建设专用邮轮码头尤其是邮轮母港的决策客观上存在风险。二是目前来访中国的大型国际邮轮，都停靠在货运港口的码头上，港口服务条件满足不了大型国际邮轮的停靠要求，对国际邮轮公司选择中国作为邮轮目的地造成消极的影响。三是由于邮轮停靠中国还是新生事物，国家对邮轮的出入关管理和口岸管理采用的是一般出入关程序和口岸管理办法，影响了邮轮游客离船上岸的消费。四是目前我国的港口地位只是国际邮轮的停靠港而已，还没有专业化的邮轮码头，更没有邮轮母港，因而没有形成接待国际邮轮停靠的产业体系，客观上制约了国际邮轮停靠中国的增长速度。五是中国造船技术主要体现在货运船舶的建造上，邮轮船舶的建造尚缺乏设计、工艺、检验等方面的人才与创新能力不足，加上相关产业的配套与支持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导致了中国邮轮制造业的相对落后。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崛起的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世界邮轮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将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积极发展邮轮经济，从而在世界邮轮经济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邮轮经济应该选择三步走的发展路径：
第一步，利用现有海洋港口的码头设施，改善邮轮接待服务条件，争取成为国际邮轮的停靠港。这是战略性的基础工作，做好这项基础工作的前提条件是，中国要在国家层面上加大国际宣传推广的力度，尽快把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旅游大国形象转化为邮轮目的地国家形象，促进国际邮轮公司开辟中国沿海邮轮航线，吸引更多的大型国际邮轮停靠中国沿海港口。
第二步，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与第一阵容的国际邮轮公司合作，建设专业性国际邮轮港，开辟国际邮轮主航线，从而使中国成为国际邮轮的重要目的地。同时，加快发展邮轮港口经济，配套建设邮轮接待服务设施，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邮轮通关条件和口岸管理制度，促进停靠中国的国际邮轮艘次不断扩张以及等级不断提高，尽快形成规模化的邮轮经济。
第三步，发挥港口城市的集聚作用和扩散效应，建设邮轮母港城市。通过邮轮母港建设，带动港口服务业、船舶制造业、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不仅提高邮轮母港对国际邮轮的辐射能力，而且提高邮轮母港对经济腹地的辐射能力，两种辐射能力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中国邮轮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徐清泉（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长三角文化联动需要“制度化共建”
长三角是作为一个区域、一个潜在的经济共同体而存在的。长三角16城中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只不过是长三角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大系统中各个部分的自然汇聚和简单组合都不能增加整个系统的总体效应，只有各个部分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互动，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和放大总体效应。
从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以往的文化建设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后文化联动的发展需要：长三角地区历经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文化市场体系方面及文化产业体系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如果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特别需要在发展方式、发展手段等方面实现创新提升。以往零散的、各自为政、缺乏统筹协调的文化建设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文化产业集群化、集约化、规模化、品牌化及联动化的发展要求。今后需要长期花力气着力解决的是长三角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联手以“制度化共建”为落地抓手，实现文化资源高效配置、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体制机制统一对接、布局分工错位竞争、内外交流均衡激发、创意研发联手出新的目标。其最终目的就是形成长三角区域联动文化大市场。这一大市场不仅应当覆盖到长三角所有的陆域地区，也应当覆盖到苏、浙、沪专属的区域性海洋文化圈。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文化大市场共建方面作出了艰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事实表明：区域文化联动发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富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降低了文化生产服务恶性竞争、文化定价成本各自独担、文化资源闲置浪费、文化活动饱饿不均的市场风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文化生产服务长期流于闭门造车、自产自销、自我循环的弊端。从长三角联动期望深度合作的要求来看，今后的文化合作还有待从礼节性、框架性、意向性及权宜性的层面不断向更深一步的法制化境界提升。苏、浙、沪等地文化主管部门和经营部门有必要率先以文化大市场建设为抓手，把握文化服务业相关终端消费产业在金融危机阶段仍具一定抗跌性和冲高性的特殊机遇，利用好举办世博会的特殊平台，以改革创新推动长三角文化联动发展。
具体来说，就是要发挥长三角联动发展中的“文化预热”造势优势，树立“制度化共建”的先行理念，尝试苏、浙、沪三地在协同梳理文化地方法规、推动文化修法立法等方面进行深度磨合对接，逐步从先期意向性合作、框架协议性合作阶段过渡到苏、浙、沪三地适时共同订制立法阶段，并确保法规的横向通约性、上下兼容性、相对稳定性和广延开放性。要特别利用世博会的区域协调优势、政策优势，发挥上海主办、江苏浙江参与运营世博文化大市场的合作效应，通过对其相关运作规章、实施准则、操作规范及流程标准等的多方对接磨合，通过对世博会的会展博览、文化展演、即时消费、联网旅游及景点分流等实战环节的契约履行锤炼，来不断增强长三角城市群对海内外巨量消费客流的联手合作应接水平，从而为长三角文化大市场的制度化建设奠定基础和积累经验。要按照“政府宏观引导协调，文化市场自我运作”的原则，在充分考虑长三角各省市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力求发展模式转型的个性差异实际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文化市场共建来尽力实现三地间各扬其长、各避其短、责任共担及利益分享。
曲金良（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让海洋文化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无疑是个全球把眼光都盯向海洋的时代，是个海洋大竞争、大发展的时代，是个海洋在人类历史上比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的时代。我们已经又站在了海洋文化发展的十字路口。在海洋文化逐渐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同样突出。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评价我们发展的质量？我们的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件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规划和设计我们的发展？
目前政府层面、精英层面、民间层面普遍关注的海洋文化的发展，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海洋管理的强化；二是海洋权益的维护；三是海洋经济的增长；四是滨海城市的建设；五是海洋环境的保护；六是人民生活的提高。为此，我们不仅要立足海洋大国，而且要建成海洋强国。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海洋科技能力、海洋经济指标、海洋军事力量、海洋环境质量、沿海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而要实现这一切，就要增强人们的海洋意识和观念，调动人们对海洋的认同和情感，弘扬人们的海洋历史传统，丰富人们的海洋精神生活，形成发展海洋的精神内驱动力，使促进海洋发展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充分享受海洋发展的文化成果。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长期地、可持续地发展海洋的最基础、最本质的支撑力量，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需要长期地、可持续地发展海洋的最终目的、最高指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海洋文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社会之所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区域社会特有的地理环境、发展机遇、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区域社会的高层精英与基本大众世世代代经验智慧的结晶。这应该是我们对文化的本质的基本认识。
由于文化是民族的、社会的，因此最重要的文化是社会最基层的、最基础的文化，即“根”文化、“元”文化。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民俗文化。一切文化的积淀，都在民俗文化这里产生。
我们的海洋文化，既是建立在国家、政府主导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又是建立在人民大众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要实现民间大众层面的海洋文化健康的、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