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机制（精选6篇）
篇1：汇率机制
不断完善区域汇率协调监督机制与危机救助机制论文
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因，简单地说，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东亚货币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迫切需要东亚各国加强合作，以便在危机再次来临时形成一个相对完备的区域金融危机防范救助机制;第二，在日元/美元汇率频繁波动的背景下，东亚汇率制度的缺陷使其更容易陷入内外失衡的矛盾与冲突，对汇率制度改革与区域协调提出了客观的要求;第三，关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新发展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货币合作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在这方面，欧洲的经验对亚洲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得到了区域内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在区域汇率合作方面提出了许多倡议。本文在对诸多方案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东亚汇率合作方向与路径选择提出建议。
一、东亚汇率合作方案及评述
1.东亚美元本位
麦金农分析了东亚汇率制度的困境，提出了“东亚美元本位”的构想。在这一构想下，东亚区域内各国(地区)将本币与美元建立一个长期的固定的比价关系，区域内货币间的汇价也相对稳定，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汇率合作区。
麦金农对东亚货币钉住美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在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活动中，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为该地区的国内价格稳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名义锚。在一个更微观的层面上，单一钉住美元有助于单个贸易商和银行家更好地对冲他们的外汇风险。其次，东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称之为“原罪”)，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内投资要么存在着币种上的不匹配，要么存在着期限上的不匹配(称之为货币“错配”)，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为了降低风险，最优策略当然是建立、健全国内债券市场;较为现实的次优策略是政府逐日或逐周地稳定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防范汇率风险。他通过超风险溢价模型的分析得出了存在名义锚的钉住汇率制优于浮动汇率制的结论，并指出危机之后东亚各国货币高频钉住美元的现象反映出钉住美元的合理性。
对于为什么集体钉住美元的原因，麦金农认为，东亚地区是一个“自然的货币区”，其中任何国家(地区)能否成功地将美元作为名义锚、钉住美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经济伙伴或竞争对手能否牢固地钉住美元。因此，东亚地区应实行一种“集体名义锚”，即东亚美元本位制。在实际操作上，东亚美元本位制的最大优势在于简单易行、转换成本低。目前相当多的东亚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浮动被控制在很窄的幅度之内，实行统一的美元本位制不用对既有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
评述：东亚美元制的优势在于，通过维持本币对主要货币(美元)的汇率稳定来提供一个明确的名义锚和一个非正式的风险屏障，确立了本币的长期预期，从而避免了浮动汇率的频繁波动性，减少了投机带来的汇率超调和以外币债务共同导致的金融不稳定。对于小经济体来说，如果区域内所有国家都钉住美元，那么区域货币合作自动达成，东亚区域金融将实现稳定。但是，这种汇率安排的构想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1)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日元的作用。东亚经济关系具有多元性，无论在贸易、投资金融领域，东亚其他经济体与日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东亚其他经济体钉住美元而日本保持浮动汇率时，日元兑美元汇率波动必然通过日本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金融交易渠道导致经济的波动，进而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源泉，19的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如果如麦金农教授所说，让日元也加入东亚美元体系，对美元汇率保持固定，目前来看还不具有现实性。
(2)集体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无法避免钉住汇率制的缺陷。首先是钉住国要承担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所带来的成本;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东亚经济体不能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将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非对称性的冲击。这是因为虽然汇率固定了，但是经济周期等诸多影响汇率变动的经济因素的变化难以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发生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背离，成为又一次金融危机的隐患。
(3)仍然难以摆脱以一国货币为钉住目标的“特里芬困境”。东亚事实上钉住美元长期以来积累的对美顺差和美元贬值的压力表明，东亚事实上存在着“特里芬困境”，不可避免的，在未来集体单边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将更多受制于美国经济走势及美国行为的影响。
2.日元区
关志雄、大野健一等日本学者提出了东亚构建“日元区”(YenBloc)的建议。其核心内容是把日元作为东亚地区的基轴货币，使日元在东亚承担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日元作为驻锚货币建立起区域性汇率联动机制。
这一建议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YungChulPark和Won-AmPark认为，日元区不具备建立的可能性。原因在于，第一，日本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缺乏吸收亚洲更多进口的能力。第二，日本的先进技术和较高的储蓄率使得亚洲国家的货币常常要对日元贬值，以防止它们经常收支的恶化。第三，亚洲国家不愿放弃货币的自主权，也不能容忍通货膨胀——失业平衡的恶化。第四，以日元为中心的货币同盟不可能缩小成员之间的通货膨胀的差距。最后，亚洲国家担心货币同盟会为政治同盟铺平道路。
评述：日元作为地区共同货币存在诸多障碍。除了日本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足以吸收亚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外，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封闭、日元国际交易市场不发达，以及日元作为国际贸易计价手段日趋呈下降趋势等，都使日元不具备担当起区域本位货币的可行性。而且，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没有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短视行为，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本地区其他经济体对日本的不信任情绪。总的来说，由于东亚对外经济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钉住单一货币的做法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弊端。无论是建立美元区还是日元区，都不可能避免来自外部的金融冲击。不过，对于与日本存在着较为密切贸易联系的东亚小国来说，在其钉住的货币篮子中增加日元的权重，将会对减少贸易流的波动比较有利。
3.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
对于钉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方案，主要涉及三方面问题：一是应采用严格的钉住制度还是采用可调整钉住制度?二是钉住的货币篮子是由区域内货币构成还是钉住区域外货币?三是在货币篮子中，各币种应占多大比例，即最优货币篮子的权重选择的依据应当是怎样的?根据目标货币篮的构成和钉住方式的不同又分为四类方案。 方案一：一篮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BBC规则)。
关于钉住汇率是否可调整以及调整幅度问题，Williamson提出了一篮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Dorabush和Park将其称作BBC规则(Basket-Band-Crawling)。BBC规则的主要内容包括：(1)东亚各国实行钉住美元、欧元和日元一篮子货币的货币制度;(2)各国根据整个区域对外贸易的比重来确定区域内各国钉住主要货币的权重;(3)区域内每个国家宣布一个钉住一篮子货币的中心平价水平，并单边确定平价浮动的范围;(4)合作阶段每个国家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汇率制度;(5)采用了麦金农的“复位法则”，当受到大规模货币投机性冲击时，各个国家可以暂时中断钉住汇率，但此后必须把汇率重新调整到旧的或者是新的均衡水平;(6)鉴于各国的经济基本面变化和相应的汇率失调是难以避免的，可以允许区域内成员根据经济基本面变动调整中心平价水平或者是平价波动范围;(7)建立类似于欧洲短期金融便利的融资机制，帮助成员国抵御货币投机的冲击。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比较灵活，便于操作，增强了区域内各国汇率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缺点是容易强化对区域外货币的过度依赖，而且各个经济体选择相同的货币篮子权重，忽视了各国贸易方向的差异，可能导致各国在权重选择问题上的分歧。
方案二：钉住由东亚区域内和区域外货币共同构成的混合货币篮方案。
即建立一种由东亚区域内的基轴货币和区域外的基轴货币共同构成的货币篮，并将本币同这种“混合驻锚”型的货币篮建立固定比价关系，从而实现同时稳定区域内货币与区域外基轴货币间汇价，以及稳定区域内货币间汇价的目的。对最优货币篮构成的研究结果有：(1)日本学者Ito和Ogawa就美元和日元在货币篮中的构成比例进行了计算，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口产品竞争力低于日本的泰国和印尼希望货币篮中美元和日元保持相同比例，而对日本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韩国、新加坡等希望提高日元的比例。(2)日本富士综合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亚洲各国(地区)共同钉住货币篮的最佳选择是美元、欧元和日元各占1/3。(3)Ogawa和Kawasaki认为，由于东亚贸易结构在近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包括区内的贸易联系，又包括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联系，而且与各区域的贸易联系有加强的趋势，所以，东亚应该建立由美元、欧元、日元和其他区内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各种货币权数的选择应该与对外贸易联系相一致。
方案三：钉住区域内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同时对区域外货币保持浮动。
Oh和Harvie提出建立亚洲汇率机制的方案，即钉住东亚货币篮子方案。在这一方案中，(1)由东亚地区所有国家的货币经过加权组成货币篮子，但不包括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在内，在这个货币篮子的基础上创立一种类似于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2)与欧洲货币联盟中的权重不同，亚洲货币汇率机制给每个国家分配的权重是该国在整个地区贸易中的份额;(3)同1993年后的欧洲货币体系中规定的一样.成员国在汇率中心平价15%的波动范围中上下浮动，一篮子货币中心平价不能单边决定;(4)各国家有义务将各自的汇率水平保持在汇率目标区内。这一方案相当于东亚货币对外实行联合浮动，对内保持汇率稳定，与欧洲货币体系初期以欧洲货币单位为基准的宽松的汇率目标区制度比较类似。
方案四：钉住区域内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同时对区外主要货币保持汇率稳定。
Williamson认为，一组将区域外货币构成的货币篮作为汇率本位的国家，同样也可以创设某种由区域内货币组成的货币篮以作为共同货币的雏形。小川英治等日本学者也倾向于区域内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同时保持对区外主要货币的汇率稳定，并给出了ASEAN+3共13国货币构成的亚洲货币单位(ACU)的测算方法，ACU的测算同时考虑到了区域外货币的加权和区域内货币的加权，实质是双重货币篮。
综合评价：共同钉住货币篮的汇率制度本质上是介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之间的一类汇率制度。这种汇率体制与固定汇率制相比，增加了一定的灵活性，使其在面临各种冲击时能够做出一定的调整;同时，放弃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而钉住一篮子货币，也有利于减少主要货币波动带来的投机冲击;区域内货币汇率之间的超稳定状态对促进区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也是非常有利的，可以降低汇率以邻为壑竞相贬值的风险。
但是，实施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仍然会面临一些问题，第一，正如没有任何一种汇率体制是可以完全不受危机冲击的，货币篮子并不能防范危机。Flood and Rose，Eichengreen，Edwards等人的研究表明，钉住汇率制度与地区金融稳定并无必然关系。第二，共同钉住汇率制度可能缺乏透明度。Frankel等人指出，相比复杂的中间汇率体制而言，人们更容易对简单的钉住或浮动汇率制进行检测和监控。建议实施货币篮子的Williamson也承认缺乏透明度是实施篮子汇率区间制的一个缺陷。第三，后两种货币篮子的权重计算比较复杂，由于缺乏明确公开的、指导汇率管理的各种经济参数，可能给相邻国家开展政策协调带来困难。
4.平行通货方案
Eichengreen提出平行通货的汇率合作方案。基本设想是首先创建一个亚洲货币单位(ACU)，由亚洲内部各经济体货币构成货币篮定值，并允许其与各经济体国家货币在区域内同时流通。Eichengreen认为，这一方案有三个优势，第一，不必强求构成货币篮子的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从而减少了脆弱性;第二，从东亚地区总产出和总出口来看，平行货币比任何一国的货币更稳定，因此将成为促进地区贸易和投资的有效工具;第三，最终是否转向单一货币由经济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决定，只有当绝大多数生产商、出口商和投资者全部采用平行货币时，才能够确定亚洲经济体具备了统一货币的可能性。 评述：平行通货方案的设想来自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经验，上个世纪70年代设立的欧洲货币单位成为欧洲统一货币的基石。但是，结合欧洲的历史，平行货币能否在特定用途以外广泛流通起来，以及在区域合作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等问题尚需探讨。在强大的国家货币存在的情况下，先需要克服历史货币的惯性问题，因为平行货币的使用会受到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的影响，最终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使用会缺乏吸引力。另一个障碍是美元的国际地位，欧洲货币单位推行过程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ACU能否与美元有效竞争，恐怕除了靠平行货币的自然选择过程，更多要依赖于政府间的协调和积极推进。
二、东亚汇率合作的路径选择与机制建议
1.以ACU为契机围绕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开展汇率合作
上面介绍的几种区域汇率合作方案中，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一篮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BBC规则)特点是在机制上比较灵活;而钉住区域内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同时对区外主要货币保持汇率稳定的方案(双重篮子钉住)更加符合东亚经济体对内经济一体化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多元化、全球化的特征。借鉴欧洲的经验，我们认为首先构建由区域内货币组成区域货币篮，进而围绕一篮子货币展开汇率合作比较符合东亚的现实情况。
近期亚洲开发银行即将推出亚洲货币单位(ACU)。ACU是作为亚太地区共同的外汇指标推出的，按照亚行的说法，推出亚洲货币单位的目的在于“监测亚洲区域货币对美元和欧元等主要货币的整体动向，帮助各国及地区的货币当局采取灵活的外汇政策，并促进区域合作的发展。”除了衡量作为整体的东亚货币相对于区域外货币的变化，ACU也能够反映区域内货币对ACU相对价值的变化，并为区域内货币之间的价值调整提供依据，这无疑给东亚汇率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未来3-5年内东亚汇率合作可以考虑分两个步骤进行。(1)东亚国家可以首先考虑以ACU作为汇率计算的`参考标准，并据此制定汇率政策，积极推进区域内的汇率协调。(2)当经过一段时间成功实验后，如果各国自愿接受共同参考汇率，同意接受ACU，可以考虑采取集体行动，引入适合大多数国家的有管理的汇率体系。可考虑通过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ACU来稳定区域各国的有效实际汇率。共同钉住区域货币篮子方案的实施，将使东亚国家能够免除主要货币波动(主要是美日汇率波动)的影响，对于东亚经济体的经济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东亚各国、各地区对外经济贸易模式仍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下，应适度放宽波幅的限制，在保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灵活性，随着市场参与者信息的增加，逐渐收缩浮动区间。
2.东亚汇率合作可能遇到的主要制度阻碍
区域汇率合作是一个由易到难、逐步深入的推进过程。对东亚各国来说，在这个向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过渡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除了需要克服政治层面的阻碍，东亚地区还必须面对制度层面的严峻挑战。
(1)从钉住单一货币向钉住一篮子货币的转换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类似囚徒困境的难题。从国家的角度看，区域汇率合作与汇率制度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决策博弈的过程，对于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合作来说，区域协调机制尤为重要。Eiji Ogawa and Takatoshi Ito用两国博弈理论模型分析了在选择汇率制度方面协调失败的情况。文章通过比较两国货币当局在两种情况下的损失，阐明了协调失败，就好比一个囚徒困境：假定一国从钉住美元制度转向货币篮子制度，而其他国家仍然采用钉住美元制度，那么采用货币篮子制度的国家贸易余额波动会扩大。因此，这会使每一个理性决策的货币当局都会保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即使他们一同选择钉住货币篮子制度，他们的贸易余额波动都会达到最小。按照这一理论，如果多数货币当局都是风险规避型的，那么他们可能采取观望等待的策略，或者不得不选择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虽然他们应该知道这是一个纳什均衡，还存在一个优于纳什均衡的最优解。
(2)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可能遇到经济趋同的阻碍。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在统一的货币区当中，各国必须具备趋同的经济标准。对此，蒙代尔从生产要素流动性与要素市场一体化、麦金农从经济开放度与经济规模、凯南从经济多元化和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从金融市场一体化、托维尔和威力特从政策相似性、哈伯勒和弗莱明从通胀率一体化、明兹和科恩从政治一体化等多角度都进行过论述，并确立了一系列最优货币区的指标。
最优货币区的经济趋同标准告诉我们，如果各成员国的主要经济指标不能达到趋同的标准，相去较远的国家极易遭到不对称性冲击，最终不得不退出共同货币区。对东亚经济体来讲，虽然具有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但是距离最终的经济趋同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3.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需要有效的制度保障
正如前面分析的共同钉住汇率制不可避免的缺陷，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区域融资机制为国际收支失衡的国家提供及时的短期融资便利，或者没有一个有效的协调监督机制使区域内所有国家对汇率政策达成共识，东亚汇率合作实行起来将是困难重重。因此，东亚国家能否从目前多样化的汇率安排过渡到共同钉住一篮子汇率制度，共同钉住汇率制能否向着类似欧洲的货币体系及货币区的方向发展，以及能够走多远，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亚区域汇率协调机制和危机防范解救机制的完善，这两者构成了有效的东亚汇率合作机制的基础。
(1)建立强有力的区域协调与共同监督机制。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在向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迈进的过程中，显然仅仅依靠东亚各国自己的决策是不行的，是“囚徒困境”，还是最终的合作博弈，这将决定东亚汇率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从历史来看，东亚各经济体都有强烈的货币主权观念，即使独自钉住美元的同时，相互间也保持着汇率的浮动关系，力求推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金融当局之间缺乏政策协调的历史，相互之间没有制度化的汇率协调机制。这些都给共同货币篮子的推行带来了不利影响。总结欧洲货币合作的经验，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重视制度的重要性，对东亚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当务之急是尽早着手制度建设来推动合作，奠定各国政策、制度等方面互信与协调的基础。有必要在lO+3范围内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区域协调监督机构，不断健全区域政策协调机制和共同监督机制，使各国对保持汇率协调的政策做出承诺，这不仅是防止区域货币竞争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东亚区域汇率合作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
(2)完善区域危机防范救助机制。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一个重要契机，是接受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力图通过合作，建立起预防和化解金融动荡的机制，以维持本地区的金融稳定。正如前面提到的，在东亚各国距离经济趋同标准还有一定差距的情况下，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不能避免投机的冲击。Eichengreen指出，根据货币危机的第一代与第二代模型，在缺乏政治合作的行动与意愿、缺乏政策协调与大规模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东亚大范围的共同钉住汇率体制不仅是脆弱的，而且容易诱发危机。这就需要各经济体在共同利用外汇储备资源、发展地区性融资市场方面加强合作，以避免其像以往的中间汇率制度那样，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
目前东亚已经建立起以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为框架的区域危机救助机制，并取得初步的成果。清迈协议是5月由东盟10+3财长在清迈共同签署的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清迈协议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同时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截止11月9日，清迈协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安排已经包括17项协议，提供的融资总额达到585亿美元。20伊斯坦布尔会议针对东亚原有货币互换机制规模过小、独立性不足、缺乏有效多边合作与共同行动机制等不足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但是应当看到，当前货币互换安排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CMI下可动用的资源总额相对较少，不足以救助已经发生的危机;CMI仍然附属IMF资源框架，独立性受到限制;而且成员国最后能否从协议中获益仍将取决于双边谈判的结果。
篇2：汇率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2011年10月11日
编者按：2011年10月11日，美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对人民币汇改的历程和成果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撰写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回顾与展望》报告，以事实和数据反驳了美方关于我操纵汇率、人民币币值大幅低估等错误言论。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升值30.2%，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3.5%和23.1%。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在2007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10.1%后明显回落，2010年为5.2%，2011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至2.8%。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人民币汇率正逐渐趋于均衡合理水平。现将该研究报告对外公布，以供各界准确认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历史和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始终坚持的方向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十几年来，中国始终坚持这个方向，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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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月1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1997年底以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中有升，海内外对人民币的信心不断增强。1998年初起，为防止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轮番贬值的进一步扩散，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主动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在8.28元左右的水平。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步减弱以及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2005年7月21日中国再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以后，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此同时，深化外汇体制改革，理顺外汇供求关系、加快外汇市场培育，市场决定汇率形成的技术平台基本形成，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恶化，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再度收窄了浮动区间，稳定了市场预期，为抵御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展示了中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的努力。随着全球经济企稳复苏，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2010年6月19日，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2—
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实践证明，坚持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对增强中国对外经贸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增加就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抑制通货膨胀、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如果没有1998年和2008年两次大的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有可能走得更快、更远。
二、人民币汇率正逐渐趋于合理均衡水平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取向是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外汇供求关系的作用下，人民币双边和多边汇率总体保持了稳中趋升的走势。
1994年汇改以来至2011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截至2011年8月末，按照国际清算银行口径计算的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累计升值33.4%和58.5%。在国际清算银行监测的58种货币中，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分别排在第13位和第10位。
如果从2005年7月汇改以后的情况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升值30.2%，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3.5%和23.1%。尤其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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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2011年8月间，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2%和5.0%，在国际清算银行监测的58种货币中，分别排在第15位和第12位。像上次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样，人民币继续扮演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稳定锚角色。按照现在的渐进升值方式，加上其他结构调整措施逐步见效，中国将渐进、稳妥地实现汇率均衡。
从经常项目差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看，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正在逐渐发挥。2005年汇改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虽然没有改变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格局，但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在2007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10.1%后明显回落，2010年为5.2%，2011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至2.8%。从别国经验看，日元和德国马克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几轮升值中，对本国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
在经常项目收支状况逐渐改善的同时，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但这并不等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很大程度反映了很多非汇率因素的影响。主要有：一是人口特性、文化传统、社保、住房和教育改革等因素，使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过剩的储蓄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结构性原因，正如战后日元和马克大幅升值也没有消除日本和德国迄今仍保持的经常项目顺差一样；二是基于政局稳定、工业基础良好、劳动力成本较低等竞争优势，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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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积聚了全球制造业的大量贸易顺差；三是主要发达国家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使中国面临较大的套利资本流入压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资本流出仍保留较为严格的限制，民间对外投资特别是金融投资水平较低，无法对冲经常项目顺差，也造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于国际收支调节作用的缺失。
实践证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最大限度降低了汇改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2005-2010年间，中国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18.2%，就业年均增加1120万人。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也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次危机发生以来的2009和2010年间，中国进口年均增长13.8%，较出口增速高6.1个百分点，中国需求成为拉动许多国家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
三、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人民币汇率 中国并不追求贸易顺差越大越好。早在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上，中国就明确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目标之一。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扩内需、—5—
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一直积极致力于推行中外资国民待遇，扩大市场准入和降低关税水平。中国已全部完成加入世贸组织时所承诺的关税减让义务，关税总水平从2002年15.3%降至2010年的9.8%，为发展中国家中最低。
中美贸易关系是中国重要的经贸关系之一。中国一直高度关注中美间的贸易失衡问题。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多项措施扩大进口。过去10年里，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据美方统计，美国对中国出口由2001年192亿美元扩大到2010年919亿美元，增长了379%，同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仅增长了67%。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增幅远大于美国对中国进口增幅。
正如许多美国各界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更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第一，早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外贸易就持续逆差，美元指数从1971年1月至2011年9月累计贬值36.1%，但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未见改善。美国本轮对外失衡问题是以往失衡的延续，美国实际面临不是从中国进口，就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问题。如果不做宏观政策和结构调整，而仅由汇率调节国际收支是行不通的。
第二，中美贸易失衡很大程度反映了贸易顺差的转移效应。2005-2010年间，中国累计一般贸易顺差2729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1.46万亿美元。特别是，中国主要承接了欧美、—6—
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最终加工组装环节，出口体现为全部商品价值，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美国以外国家的进口，而中国在整个产业链中取得收益为少量的加工费用。
第三，美国从中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美国商会2008年对238家在中国企业调查，71%获利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准备追加投资。摩根斯坦利调查报告分析显示：中国对美出口，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1000亿美元，美国企业获利6000亿美元，占标准普尔指数涵盖公司利润总额的10%以上。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零售价为178.96美元，其中中国赚取的加工费仅占3.6%，大部分价值被美国的设计、运销和零售企业获得。2011年8月上旬，旧金山联储两位经济学家研究认为，2010年来自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仅占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2.7%，其中从中国进口的真实成本不到一半，其余都来自美国本土企业和工人的运输、销售和营销成本。
第四，美国出口限制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作为全球技术领先国家，在高科技产品方面较中国具有明显的竞争力，本可以充分发挥这种比较优势。但美国始终奉行冷战思维，以所谓的安全为由，对中国高科技出口贸易采取各种限制措施。事实上，美国前商务部部长骆家辉也曾表示，扩大对中国出口，而非限制从中国进口，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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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该客观、公正地认识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对人民币汇率的无端指责，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不仅解决不了美国储蓄不足、贸易赤字和高失业率等问题，而且可能严重影响中国正在进行的汇率改革进程。
四、采取包括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内的一揽子措施积极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中国充分认识到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中国自身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近年来，中国坚持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政策，已出台了增加消费、发展服务业、完善社保、卫生、住房、教育体系等一系列措施。并且，“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再次将“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国已经和将要实施的各项措施，核心就是通过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降低储蓄率，使经济增长由较多依赖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同时，推进城镇化、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也将理顺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促进对外贸易更趋平衡。
中国将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发挥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的积极作用。但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反映了许多结构性问题，以及现行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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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的不适应。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之所以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就是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力求使可能发生的内外部负面影响最小化，为一揽子的结构调整和配套改革争取时间。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结构的演变具有内在规律性，再平衡需要多方面努力，且必然是个渐变的过程。（完）
篇3：汇率机制
一、打破僵局, 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德宏州与缅甸毗邻, 拥有2个国家级口岸、2个省级口岸、20多个边民互市点, 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桥头堡、金大门。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长期以来保持着“全国边贸看云南, 云南边贸看德宏”的重要地位, 人民币与缅币兑换需求伴随经贸往来不断增加, 但受各种因素限制, 辖区无银行开办缅币兑换业务, 缅币兑换服务长期缺失, 成为制约中缅经济发展的一个“死穴”。同时, 由于“正门”未开致使“民间兑换商”的地下活动成为必然。这与国家的改革开放、与沿边金改、与中缅双边经贸发展的新常态格格不入。为解决正规兑换渠道缺失的瓶颈问题, 将中缅货币兑换汇率定价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 多年以来, 德宏州、瑞丽市两级人行大胆创新、积极尝试, 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思路, 一方面积极从系统内部突破, 最终赢得了在全国首推特许机构缅币经常项目兑换业务的重大政策突破;另一方面, 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 充分依靠政府力量, 破解职能部门职责受限、力量单一等制约因素, 最终促成了兑换中心的成立。
二、创新思维, 愿当兑换中心的“设计员”
2012年, 在特许机构仅能办理个人兑换业务的政策限制下, 德宏中支打破思想藩篱, 撰写了《关于在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设立人民币与缅币交易平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首次提出了“在德宏设立人民币与缅币兑换平台, 专营人民币缅币兑换业务, 通过政府统筹协调, 人行、商务、海关等多部门联动配合, 由本地某家金融服务公司具体承办”的总体思路, 并通过德宏州政府向云南省相关部门进行了呈报, 2013年2月16日, 副省长和段琪在《云南省金融办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关于报请省政府致函国家外管局给予德宏州开展缅币等相关货币兑换政策支持的请示》 (云金办【2013】22号) 上批示:同意办理, 成为兑换中心框架构想的“前身”, 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014年, 在特许机构因受“民间货币商”垄断业务影响, 缅币经常项目业务开展阻力巨大, 业绩欠佳, 竞争不利的形势下, 为不断扩大缅币经常项目兑换试点政策影响, 使特许机构抱团聚成一股合力, 形成兑换主流市场, 扩大正规渠道影响力, 德宏中支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撰写上报了《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视角下民间货币兑换市场规范化管理构想》, 再次提出了“成立人民币与缅币兑换交易协会, 协会下设中缅货币兑换交易信息服务中心, 民间兑换商作为协会会员集中在信息服务中心开办兑换业务”的战略构想, 为后续兑换中心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年, 德宏中支拟写了《规范德宏辖区“民间货币兑换市场”方案》、《人民币与缅币兑换市场管理办法》等多份材料, 详细汇报这一思路的模式构想、承办机构、业务流程及模式、风险控制措施、监督管理手段等详细内容, 并由分管局领导向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进行了专题汇报, 促请地方党政下决心建成兑换平台, 发布“瑞丽指数”, 将汇率话语权掌握在国家而不是“民间兑换商”手中。
三、深接地气, 甘当兑换中心“主推手”
经过多方论证, 2015年, 最终确定了成立中缅货币兑换中心, 为确保风险可控, 设计了暂将瑞丽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获得外汇局批准的特许机构纳入兑换中心首批成员的最终思路, 思路确定后, 德宏州、市两级人民银行积极为政府出谋划策, 审定了兑换中心的成立通知、兑换管理试行办法、兑换中心章程、具体宣传方案等多项内容。在兑换中心建设初期, 云南省委李纪恒书记、省政府陈豪省长亲临兑换中心调研, 并充分肯定兑换中心成立的创举和深远意义;人行昆明中心支行杨小平行长、刘莹副行长等领导和专家亲自谋划, 为兑换中心建设指方向、定目标;德宏州委书记、州长先后两次到兑换中心调研, 州委书记还作出批示。瑞丽市委市政府更是将该项目纳入全市重点项目推进, 先后召开5次专题会议和2次常委会议安排部署工作, 全力支持推进发展。广西、保山、红河、临沧等政府领导纷纷亲临参观学习。
篇4：灵活汇率机制降低通缩风险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刚性导致1998-2002年间通缩
我们用计量方法建立了一个决定价格变化的经验关系式，从主要供应和需求方价格决定因素分析它们对消费物价指数(CPl)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累积产出缺口(gap-cum)、广义货币供应量(M2)、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pcom)和单位劳动力成本(ulc)的上升提高CPI，而贸易开放程读(open，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的上升降低CPI。我们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刚性是导致1998-2002年期间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假如当时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间歇性通缩可以避免。
由于人民币基本盯住美元，而美元在1995年第1季度到2001年第4季度间大幅升值，人民币NEER在1995-2001年期间升值近26％，不仅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还导致M2和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幅在1998年前大幅下降和产出缺口1998年后的负向扩大。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开放，进口关税的大幅下调降低了进口价格。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的原材料进口价格。这些都是导致当时物价指数下降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只要当时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以避免有效汇率的升值，并改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增强其灵活性，通货紧缩是可以避免的。假定当时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使NEER不大幅升值，而是维持在1995年第1季度的水平，模拟结果显示物价水平大大提高(未考虑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gap、M2和ulc都将高于历史值，进一步降低通缩压力)。假如当时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使其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间歇性通缩是可以避免的。假定NEER可以围绕其1995年第1季度的水平上下波动而保持均值不变——即在通胀压力大时适当升值，通缩压力大时适当贬值，模拟结果显示CPI同比增幅始终为正(图1)。
人民币不大幅升值，出现通缩的可能性极小
我们注意到，1998-2002年间的通缩不仅仅是CPI的负增长，还表现为GDP平减指数和PPI都出现了负增长。至于2003-2004年的经济过热是否将导致未来一段时期物价下降，我们认为，短期内出现通缩的可能性小于1998-2002年。理由是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受行政控制的价格有补涨空间，近年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大幅贬值，负利率使货币条件偏松，国际大宗商品和原油价格短期内难以大幅回落，房地产价格的趋稳和回落有助于推动消费增长，PPI和GDP平减指数依然维持在5-6％的增幅。
无论是供应方还是需求方的价格决定因素也都显示中国近期出现通缩的可能性远远小于1998-2002年期间。
从供给角度看，影响价格的因素包括生产要素价格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生产要素价格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抑制物价上涨。当前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速明显快于1997-1998年间。随着利率市场化(贷款利率下限管理)的改革和银行风险定价能力的提高，银行提高贷款利率的可能性大于降低利率。当前期货市场价格显示油价回落至1998-2002年水平的可能性极小。其它大宗商品价格预期已经见顶，但短期内难以大幅回落。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在1995-2002年间升值26％，而且加权平均进口关税从1995年的27％降至2002年的6％。今后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由于盯住美元，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从2002年至今贬值15．5％(图2)。
从需求角度看；影响价格的主要变量是收入的增长、当前消费相对于未来消费的预期机会成本(如储蓄回报率)、消费者财富和流动性变化等。收入变化取决于GDP增速。1998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GDP增速仅为1％，而今明两年全球GDP增速保守估计在4％以上。近期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是抑制城镇消费的重要原因。对住房的消费和投资“挤出”了其它消费需求(图3)。近期房地产价格下跌将缓解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从而促进待购房家庭对其它消费晶的需求，今年上半年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物价因素后同比增长12％，比去年同期增速提高1．8个百分点。
1994-2001年间中国货币供应增速大幅下降，M2同比增速从1995年第1季度的36％下降到1998年第2季度的14．3％和2000年第4季度的12．3％。银根的迅速紧缩令通货膨胀率急剧下降，是引起当时通货紧缩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本次周期货币供应的变化幅度小得多，M2增速从2003年第2季度的20．8％降至2005年第2季度的15．7％，2005年全年的目标为15％，估计明、后年仍将保持在14％左右。即使人民币升值，外汇大量流出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人民币不可能大幅升值；前期流入资金多在实体经济中，流动性不高。
灵活汇率机制可化解全球房地产泡沫破灭风险
分析结果表明，只要世界经济增速不急剧下降，人民币不大幅升值，中国在今后的2-3年出现通缩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认为今年人民币升值不会超过5％。人民币NEER在今年2季度比1季度已经上升约2％。所以，今年下半年升值幅度将不会超过3％。如果假定到今年第4季度共升值3％，预测结果显示CPI通货膨胀在今年第3和第4季度分别为2．2％和0．7％，而2006和2007年各季度分别为1．5-3％和1．8-2．2％。
但是，如果世界经济增速急剧下降，中国则有可能出现通缩。
目前不能排除世界经济大幅下降的可能性。这一风险可能来自于部分发达国家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回落。美国和发达国家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破灭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影响。第一，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很高，进出口总额占GDP近80％，而且出口的外部需求极为敏感，我们的计算结果显示弹性为5．9％，即外部需求下降1％，中国出口将下降近6％。发达国家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造成的外部需求大幅下降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第二，中国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也大幅上涨，不少城市房价泡沫凸现。部分城市当前的房价租金比高于1998-2001年水平70％，与香港房地产泡沫破灭前的1997年相若，更是大于美国当前房价租金比与历史平均值的偏差。中国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将抑制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
篇5：汇率机制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后企业外币账户调账分录例解
作者：秦 格
篇6：汇率变动影响股市
从短期看，主要是汇率变动预期导致投机性热钱流动，影响股市资金供给和市场利率水平，从而对包括股票在内的资产价格产生同向作用。目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之前升至5：1，则进入中国股市的外国资金仅此一项就能实现10.6%的年复利。
但由于我国实行严厉资本管制，国外资本要想大规模进入中国进行汇率投机并不容易，即便通过不合法渠道进来后也还有若干备选手段可以限制其活动(比如提高交易费用、开征短期资本利得税等)。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出现资产泡沫，本国人贡献最大，正所谓日本地产是日本人炒高的、郁金香泡沫是荷兰人吹大的。对于当前的中国市场而言，仅仅是一个外资进入的`概念就已经能吸引足够多的内资把股市抬起来了。
有趣的是，当我们说汇率预期对股市产生短期效应的时候，这里的“短期”并不确切，其持续时间长短还取决于汇率变动的方式。如果不存在政府干预，市场汇率调整通常会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相对稳定水平(甚至超调)，此时有关汇率变动的想象空间完全消失，股市也随即趋向稳定。在实行外汇管制且汇率错误定价程度较大的国家，政府可能出于稳定宏观经济的考虑，并不愿意采用一步到位的方式重估币值，反而会刺激市场不断产生进一步的重估预期，导致股市在较长时间内大幅震荡。
汇率变动对股市的中长期影响可以从几个层面展开分析。
从微观层面看，汇率变动可能对部分上市公司业绩及财务数据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于记账货币的原因导致的账面数据变动。比如说，若人民币升值，则以美元表示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利润等均会上涨，从而改善财务数据状况。第二种情况涉及上市公司的进出口成本变动。若人民币升值，则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口成本会下降;出口品外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以本币计算的收入也会减少(或者直接导致外国需求减少)。
研究发现，美国的银行、保险、生物科技、半导体、投资品、消费周期性、制造业等上市公司股价走势与美元汇率之间保持同向关系，而能源、石油、钢铁类上市公司股价走势与美元汇率呈反向关系。其中道理也很简单，前者是美国的优势行业，而后者则为非优势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