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长三角（精选十篇）
泛长三角 篇1
2008年年初, 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安徽时,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泛长三角”的概念和“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与合作”的问题, 指出安徽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资源优势, 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 主动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不断加强同兄弟省份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而2008年8月, 国务院审计通过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州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强调“积极推进泛长三角州区域合作”。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的背景下, 安徽、江西两省凭借着其区位优势融入长三角, 从而形成了上海、江苏、浙江及安徽、江西四省一市的泛长三角区域, 顺应了市场一体化的要求, 弥补了原长三角区域在资源、劳动力等诸多方面存在的不足, 这是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历史必然, 推进泛长三角区域合作, 对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将起到典型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安徽加入泛长三角的必然性
1.从安徽的角度看
这种必然性体现于安徽的区位优势。安徽与长三角地区山水相接, 接壤边界线最长, 长三角经济圈的扩大无疑会将安徽纳入其中。而且, 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人们一直有“华东六省一市”这样的称谓, 而行政区划影响经济区划, 安徽理所应当是泛长三角的重要一员;这种必然性还体现于安徽的资源优势。长三角地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它的生产要素、环境容量、发展空间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紧张的程度, 但是安徽却有相对的资源优势, 生产要素成本偏低, 发展尚有较大的空间;这种必然性同时体现于安徽的人力资源优势。从人才队伍上, 安徽人才济济, 科研实力强大。在安徽有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为首的科研院所158家, 有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等院校97所, 在校学生约75万人, 科研人员约114万人。而且, 安徽是劳务输出大省, 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可见, 安徽加入泛长三角是由它自身的资源优势决定的。
2.从长三角地区的角度来看
长三角地区15市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 已经导致土地资源、淡水资源、人力资源、能源资源供给紧张, 地价、房价、煤价、用工价格等成本大幅度上扬。但面对当今的科技日新月异、工业信息化、通讯网络化、交通高速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世界经济, 长三角要想把握住这样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与具备资源优势、人力优势的安徽进行互补、无缝对接则成了促进长三角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必然的选择。而建立泛长三角将安徽纳入其中, 则更有利于、更方便于这种对接和互补。无疑, 安徽进入泛长三角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
3.从理论和国家的角度看
从经济学家萨尔达文提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倒“U”型理论可以知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最高, 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最小, 所以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呈现倒“U”型的变动轨迹。同时, 萨尔达文通过分析得出, 优先发展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应作为重点带动整个国家走上经济起飞阶段, 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通过国家的统筹兼顾, 进入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 从而形成一国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而我国正是此种情形, 我国的经济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这种不平衡, 国家一再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 统筹发展”, 要求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而长三角等发达地区也具有了一种向周边扩散的内在要求, 例如产业转移速度加快, 向内部省份投资增多, 能源合作形式广泛, 经济交往密切等等, 这些都表明区域合作的基础已经存在了, 建立泛长三角并将安徽纳入其中, 促进安徽与长三角地区的协调发展是必然的, 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
三、安徽加入泛长三角存在的问题
关于安徽加入泛长三角也引来了不少质疑,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 安徽加入泛长三角这个“富人俱乐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前, 中国以经济绩效为依据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 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长三角扩容前市级政府层面的合作, 导致核心区企业在长三角腹地转移承接地的选择上没有明显的政治偏好。在长三角扩容后, 这种合作上升到了省级层面, 由于长三角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省级政府在考核机制的刺激下, 会对核心区的产业转移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省内转移的偏好, 而这给处在“泛长三角”的安徽在承接长三角核心区的产业转移时带来不利影响。
四、安徽加入泛长三角的对策建议
建立泛长三角将安徽纳入其中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如果经济协调承接不到位, 则可能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并可能会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所以, 安徽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加入泛长三角, 如何来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的转移, 如何来应对加入泛长三角所可能产生的这些不利的因素, 则成为我们要考虑的重点。
1.准确定位安徽在泛长三角中的地位和角色
安徽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非常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很强的人文教育优势, 在融入泛长三角的过程中, 安徽应该在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的基础上来定位其在泛长三角中的地位和角色。充分发挥安徽的静态比较优势, 以更开放的态度吸进长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产业转移, 但也要注意“比较优势陷阱”。因为安徽承接东部传统产业转移, 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但安徽不能只输出原料或仅仅进行初级的加工, 而是要拉伸产业链条, 提升产业层次, 从资源深加工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否则, 资源开发给安徽带来的只能是暂时的利益, 长期的则是环境灾难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最好的例证莫过于“东北现象”中资源型城市的衰退。由于长期过分依赖资源开发, 只会导致资源枯竭, 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接续产业又很难形成, 最终只会引起城市经济的严重衰退。对于安徽, 要想更好融入泛长三角, 要想摆脱落后的地位, 就要更加努力地培育动态比较优势, 积极参与产业、产品的价值链分工, 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创新, 走协作模仿与自主创新之路, 培训新兴产业集群和知名品牌, 尽可能地获取高附加值。
2.积极主动地、有选择地去承接,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安徽各地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大, 应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主动地承接长三角产业的转移。这种承接是要有选择的, 不能被动地全盘接受转移的产业和产品, 而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加强自主选择性。发展安徽, 不仅是经济发展、强盛工业, 更要保护环境, 原有的青山绿水、生态优势不能让位于经济的暂时发展。
3.要充分发挥安徽应有的特色
要积极发挥科技创新的优势,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利用以合肥为中心的城市群, 积极推进合蚌芜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合肥科技创新型试点市的建设, 努力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培育核心竞争力。同时, 要积极发展安徽的特色产业, 规避承接中的产业同构竞争, 发挥安徽特有的资源优势。
4.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泛长三角区域建设过程中, 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各级政府应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 在政策、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同时制定相应的与市场相配套的法律体系, 以保障泛长三角区域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有序运行。
泛长三角的建立势在必行, 而泛长三角下的安徽要积极、主动地去承接新一轮产业的转移, 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要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招商引资, 借力发展, 注意引进先进理念、引进技术人才、引进发展资金、引进智力资源、引进管理模式, 以机制体制和生产方式的创新, 发挥安徽特有的区位、资源、人力优势, 在泛长三角经济区域下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德才.用制度创新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J].中国发展, 2007 (3) .
[2]安徽统计年鉴.2008.
[3]中国统计年鉴.2008.
[4]荣兆梓, 马怀礼.经济学与安徽经济[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
[5]韦伟.泛长三角:战略思考与对策[N].安徽日报, 2008-10-24.
[6]杜鹏程.安徽省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研究课题组.安徽省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研究[R].2007.
[7]方克友.建立“泛长三角经济区”的思考[N].安徽日报, 2005-06-15.
[8]马怀礼, 华小全.建立“泛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的路径选择[C].泛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论坛文集, 2008.
参与泛长三角分工合作情况调研报告 篇2
一、参与分工，规律势所必然
长三角经济圈是我国最具活力的三大经济圈之一。20xx年，长三角16个城市生产总值4.7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8.7%，平均增幅15.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为3.4∶54.4∶42.2，二产、三产比重分别高出全国5.8和2.1个百分点;经济外向度为126.7%，高出全国60.5个百分点，出口占全国的37%，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50.1%。
1、能源瓶颈促其扩容
经过近20年的高速发展，能源的瓶颈开始让长三角感到“饥渴”，从“煤荒”到“电荒”再到“油荒”，能源频频告急，其生产成本大约高出安徽30%-40%。20xx年末，长三角人均土地面积1.96亩，相当于全国的18%；人均耕地面积0.6亩，远低于1.38亩的全国平均水平。20xx年，上海、江苏人均水资源分别为153.9立方米和538.3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用水警戒线。20xx年，上海原煤、原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自给率为1.5%，浙江一次能源自给率为9.2%。几近饱和的空间和环境容量，长三角扩容乃大势所趋。
长三角最初是上海市和江苏、浙江的15个城市，20xx年在浙江台州的争取下，范围扩大到“15＋1”。这是长三角第一次扩容。20xx年，长三角扩容为“2＋1”的两省一市。在《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了“2＋1”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这种关系可理解为长三角预留了再一次扩容的空间。也就是说长三角到了“泛”的时刻。
什么是“泛”，按照江苏社科院院长宋林飞的说法是：长江下游入海口周边地区的16个城市是“小长三角”，苏浙沪两省一市是“大长三角”，安徽等邻近省份是“泛长三角”。
2、政策走向导致呼应
安徽是全国的“居中靠东”，xx大约是安徽的“居中靠东”，与苏浙沪可谓“共饮一江水”。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是年7月，安徽省委、省政府作出“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的战略决策。2004年年末，合肥提出建立包括安庆在内的沿江9城市的“9＋1”城市圈发展战略。安徽省沿江城市群“十一五”规划纲要界定出“皖江城市带”，把安庆市作为安徽中部崛起第一方阵的四个核心城市之一，成为安徽东向发展的排头兵。20xx
年，安庆市公布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规划纲要，提出一核两带两轴六组团的规划方案，其中一核指的就是“宜城-xx-怀宁”集聚核。2008年11月10日,在皖江城市带发展论坛上,专业人士称xx已成为江北岸线开发条件最好的县份之一,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应该水到渠成。可以说，从国家到地方，开发长江流域的方针政策由来已久，安徽沿江城市呼应长三角的愿望也由来已久。
3、经济规律迫其就“泛”
根据区域经济学，如果把长三角视为中心点，则为其提供资源支持并接受其辐射的周边地区就成为该中心点的腹地。腹地是中心点发展的支撑和后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的竞争就是腹地的竞争。近年来，中国的三大经济圈的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的发展正是通过延伸腹地而再续发展的。通过构建“泛珠三角经济区”使经济区土地面积达到全国五分之一，人口、gdp、进出口总额均达到全国三分之一左右。通过构建环渤海两侧区域的大地域空间城市群，已使新经济区土地总面积达到长三角的1.7倍。这两大经济圈的发展经验给长三角的启示是：长三角是到了“泛”的时候了。
从上述三个层面分析，安徽、特别是皖江流域城市参与长三角分工不是“单相思”，而更应该是“你情我愿”。
二、承接产业，xx条件成熟
xx县地处长江三角洲与中西部地区的交汇处，县域总面积1808.1平方公里，东接上海等沿海开放地区，西通武汉等中西部经济中心，承东启西、呼应南北，区位优势明显。现辖22个乡镇，96.5万人口。是个历史古县、人口大县、资源富县，最有可能成为长三角的“腹地”。近几年随着“工业强县”战略的实施推进，已成为安庆经济发展排头兵，成为皖江发展带的“经济快县”，已具备承接的能力。2003-20xx年连续4年，xx县进入全省县域经济考核“十快县”。经济总量明显增强，地区生产总值2002年28.7亿元,发展到20xx年68.8亿元,按现价计算,年递增19.1%；工业增加值2002年5.18亿元,发展到20xx年24亿元,年递增35.9%;财政收入2002年1.61亿元,发展到20xx年7.31亿元,年递增35.3%;20xx年三项指标在全省分别排名第18位、第12位、第9位，比2002年位次分别上升10位、21位、16位。20xx年，xx被新华社及其他省以上主要媒体誉为“皖江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匹黑马”。
1、空间优势日益凸显
地缘较近：xx县同长三角区域最大距离不足600公里，最近的只有100多公里。据相关资料，目前长三角经济区的辐射半径为398公里，预测10年后的辐射半径为660公里，资料说明，xx县将被长三角全域幅射覆盖。交通便利：沪蓉高速、合铜黄高速、沿江高速等穿境或掠境而过；安庆长江大桥、铜陵长江大桥、规划筹建中的池州（xx）大桥横跨长江两岸；拥有可泊5000吨级江海轮的码头，能有效降低大宗货物运输成本。特别是去年10月份开工的宁宜（南京至安庆）城际铁路，按省委书记王金山的话就是“不融入也融入了”。随着大交通框架的全面搭建，基本上实现了4小时到达长三角任何地区的可能。也正是因为地缘和交通方面的优势，使xx县与长三角地区的民间合作互动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为参与泛长三角积累了经验：xx县蜜蜂研究所与上海百酿蜂业有限公司合作在xx建立规范化的蜜蜂养殖示范和技术推广基地；花园粮贸与浙江临平粮油有限公司合作投资3500万元，创建了xx县华飞制粉有限公司；陈瑶湖回乡创业青年谢贵艺与苏州某老总达成协议，合资创办了xx县腾嘉鞋业。
2、资源优势相对突出
安徽是农业大省，xx县则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20xx年，粮、油、肉产量均占全省的2%左右（安徽的粮、油、肉产量占全国比重均高出长三角地区约两个百分点左右）。水产养殖在安徽是独树一帜，属全省水产示范县，20xx年水产养殖面积39万亩，产量8.15万吨，占全省5%。xx县矿藏资源富集，境内有丰富的铜、铁、锰、明矾、石灰石、泥炭、玄武岩等资源，储藏量丰富，发展建材、采矿等产业原料充足。岸线资源丰富，拥有全省四分之一的长江黄金水道，境内长江岸线78公里，且深水岸线27公里。发展造船、港口、大物流业潜力巨大。另外，xx的土地、劳动力价格较低。以上这些都可一定程度地弥补长三角地区在能源原材料需求量上的缺口，和对用工成本的降低。
3、产业优势关联紧密
相对于“九五”末，20xx年长三角地区二产比重上升了2.1个百分点，三产上升了1.5个百分点，产业升级明显。xx县同时期是二产比重上升了14.4个百分点，三产则下降了1.6个百分点。数据说明：xx县“工业立县”的战略成果十分显著，工业化率达到34.1%，但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成长期、服务业培育期，与长三角地区产业梯度明显，产业发展空间巨大。xx县的七大主导产业板块中，船舶制造业、采掘业、纺织业等都具有产业转移的有利条件。
4、政策优势环境宽松
20xx年，国家大力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明确了“两个比照”政策，使安徽省开始步入国家政策扶持的“高地”。20xx
年，商务部确定安庆市等地作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xx县是全国政协重点联系单位，可以通过全国政协协调上级有关方面关系，争取资金，享受政策。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xx在政策、资金和项目上将能获得更多支持。省委省政府实施的“东向发展战略”要求“沿江经济带率先崛起”，xx县正居于“沿江经济带”的核心，势必会更多地享受相关政策。近几年xx县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从税费、土地、服务、奖励等方面制定了具有很强吸引力和可操作性的优惠政策措施。并出台政策发放外来投资重点企业保护牌和外来投资者保护证。在投资硬环境建设上，完成xx经济开发区“一区六园”基础设施投入11.6亿元，开发面积近10平方公里；建成乡镇功能区16个，开发面积1万余亩。特别是xx县人民政府组织长江航运规划设计院共同编制了《xx县长江岸线资源开发规划》，必将给xx带来新一轮的大发展。
三、打造基地，面向泛长三角
参与到泛长三角的分工合作中去，xx首先要表明身份，准确定位，坚持优势互补、利益互惠的原则，结合自身实际，打造出面向泛长三角的四大基地。
1、船舶制造基地
八百里皖江，xx占了五分之一，可用于船舶制造的深水岸线也达到27公里，目前造船规模已突破50万载重吨，拥有各类造船企业50多家，08年岸线固定资产投资就达到18亿元。特别是以东方造船有限公司和舟洋船舶为主的xx造船产业集群，于近期已被省政府纳入安徽九大产业振兴规划。而江、浙、沪等造船优势地区岸线资源已饱和、造船能力已过剩，xx对接长三角造船业、打造成长江水系中一个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可谓时机正当时。
2、农产品、原材料供应基地
经济学家谢国忠在经过市场调查后，认为中国新的农产品出口基地的希望应该在安徽，而安徽的希望在皖北和皖江一带。20xx，xx共销往省外粮食
约11万吨，其中长三角地区8万多吨。销往省外水产品
5万多吨，其中长三角地区2万多吨。“十一五”规划中，xx县把粮、油、棉、畜禽、水产品、保健食品六大系列产品开发作为农产品深度加工的重点突破口，至20xx年底，全县上规模农产品加工企业已达到 家，产值131557万元，其中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
家。目前，xx县的钱铺至项铺和山山至会宫两条铜、铁、金、明矾石、重晶石等资源采选的矿业经济带脉络清晰。因此，面向长三角，打造xx特色农产品供应基地，打造钱铺铜、金、多金属采选基地和会宫官埠桥铁、明矾石、建筑石料开采加工基地。变xx的能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3、劳务输出基地
xx县是安徽省劳务输出大县，20xx年输出人数达到25万，占全县人口的26%。从流向上看，长三角地区居多，两省一市约有
14万人，占总输出人数的 56
%。长三角地区是劳动资源的聚集区。高密度的企业意味着大量劳动力的聚集，长三角地区劳动力资源密集型企业急需中西部地区丰富劳动力资源为其不断发展增添源动力。“十五”期间，长三角南下珠三角“挖”有经验的外来务工者，近几年又纷纷到中西部设立劳务输入基地，xx县要紧抓这一机遇，面向长三角对接建立劳务输出基地。
4、旅游、生态农业基地
xx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汉代置县，至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明清时期更是桐城派文化的故乡，境内有汉武帝射蛟、陶侃洗墨等多处古迹遗存；有集文山、火山、佛山于一身的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浮山；有“小黄山”之称的白云岩；还有“枞川夜雨”、“荻埠归帆”、“竹湖落雁”、等自然景观和美妙传说。生态农业近两年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是一个旅游资源有很大开发潜力的县份。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旅游消费渐成热点。安徽“两山一湖”的开发，让两地的联系日益密切，而xx县也要围绕“两山一湖”做足文章，围绕“朝阳农业”下足猛料，构建面向长三角的旅游基地。
四、错位发展，全面无缝对接
长三角地区和安徽、和xx与生俱来具有不同的区位和资源禀赋，注定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泛”与“不泛”、“参与”“不参与”，其目的都是要使自己的道路走得更好。因此要强调产业规划先行，坚持产业互补、合作和升级的原则，避免产业同构同质形成恶性竞争，有意识形成合理的差异化的区域经济结构，以求xx、长三角在错位发展中共赢。
1、思想对接：与苏浙沪相比，xx县表面上看是发展速度、经济规模、经济结构上的差距，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差距还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表现在发展胸怀的广阔度和创新氛围的浓厚度等方面。解放思想促进科学发展的大讨论xx县也开展过，但次数少了点、势头弱了点。以长三角地区的苏州为例，该市的发展抓住了三次大的机遇。一是80年代发展集体经济，二是90年代浦东开发，三是中国加入wto。每到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苏州都要进行一次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大讨论，每个阶段的解放思想都有不同的内涵，在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中来统一思想。这次轮到xx了，在迈向泛长三角时代之际，xx县有必要更广度地转变观念，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竞争意识，牢固树立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抢抓机遇、率先发展，破除陈腐观念、畏难情绪，寻求思想观念上等高对接，当好配角，唱好主角。
2、空间对接：“点轴”开发理论告诉我们，经济中心总是首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成点状分布。随着经济的发展，“点”会逐渐增加，点与点之间，由于生产要素交换需要交通线路等，相互连接起来就是轴线。轴线一经形成，就会吸引人口、产业向轴线两侧集聚，并产生新的增长点，成点轴系统。因此，点轴开发可以理解为从发达区域的经济中心（点）沿交通线路向不发达区域纵深地发展推移。根据这一理论，“点”应该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的城市，在向安徽xx发展推移时，必然会沿合铜黄高速和长江岸线两条轴线进行空间对接。目前，xx正充分利用沿江沿路（轴）进行产业布局，发展特色功能区，xx的这两条轴上共分布13个乡镇，基本聚集了制造、采掘等xx主导产业。20xx年，覆盖吸引人口65.1万人，占全县67.5%，完成规模工业产值33.1亿（其中3个乡镇因地理位置原因无规模企业），占全县54.3%。可以说已经具有很强的承接能力和很大的承接空间。
3、产业对接：一是推动工矿业对接。长三角目前的产业形势是：二产加速升级，三产加大投入，一些传统优势行业因原材料、劳动力等方面的原因，正向中西部转移。xx县的对接途径是：继续加大机械制造业、造船业、采掘业的推进力度，提高产业配套水平和规模，积极吸引长三角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高层次人才，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从而与长三角形成产业关联。目前，xx县的工矿制造业在县政府实施的“双沿双围”战略推动下，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产生聚集效应，具备对接的能力。沿路：汽车零部件工业功能区至20xx年底，已进驻企业20家，4家投产企业创产值2.7亿元；20xx年上规模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企业达25家，完成产值79236万元。沿江：以东方造船、泰航船舶、舟洋船舶为主的长江岸线经济成长迅速，目前已形成年生产能力50万载重吨的产业集群。在当前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抓住了资源无疑就抓住了发展的先机。吸引长三角企业到xx投资资源深度开采加工，是产业对接的最佳实现方式。
二是完善农业对接。“生产出优质、安全、特色的农产品，是安徽农产品与长三角实现无缝对接的必由之路。”省农委副主任刘永春一句话道出了安徽的农业对接路径。据有关资料，安徽农产品70%销往长三角，已有100多家长三角企业在安徽投资农业开发。上海、浙江等发达省市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转移步伐加快，我省已将长三角作为农业招商的主战场。xx县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20xx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132万亩，总产51.7万吨。蔬菜播种面积12万亩，总产21万吨。畜牧业产值达到8亿元。拥有省级龙头企业4家，省级名牌农产品4个。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高，产业化格局初见规模。但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品牌开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经营等方面与长三角地区对接的空间巨大。对接中，xx县一要加强政府间沟通交流，20xxxx县政协与江苏江都市政协缔结了友好政协，为两地交流开了一个好头；二是要做好绿色食品、特色农产品区域间的相互认同；三要协调好区域间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市场间的关系。
三是加强旅游对接。2004 年，黄山市与长三角共同签署《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建成中国首个无障碍的跨省市旅游区”。20xx
年，《关于沪皖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的协议》就资源共享、合作共赢达成合作协议。可以说，长三角已经看上了安徽“两山一湖”旅游品牌，旅游一体化指日可待。客观地讲，xx县旅游资源丰富，但缺少资金投入、缺乏多层次开发，管理营销模式陈旧，对接中，需要找出一个最佳切入点，甚至可认为，xx与长三角360度对接的最佳切入点，也就在旅游这1度，通过旅游了解xx，“亲近”xx，而xx旅游的切入点或许暂时不是浮山，而在观光农业这一层面上。理由为：第一、从安徽旅游走向看，未来3年，安徽重点将在乡村旅游的推动上，出台不久的安徽乡村旅游“525”计划就是明证。第二、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xx县的农业基础地位牢固；作为全国水产重点县，xx县拥有各类水面64万亩，其中可养水面达41.2万亩，发展空间广阔。白荡湖标准化生态养殖示范区已获农业部批准，省市级渔业标准化生态养殖示范区3个，质量、环境、安全、有机产品认证品种5
个，已具备休闲渔业、生态渔业的基础；作为全国生态示范县，周潭镇大山村已成为国家级生态自然村和中国森林生态网络建设xx示范基地、安庆市“农家乐”示范点。随着大交通、大旅游网络的形成，xx县与长三角旅游对接的路径重点放在：休闲度假、疗养观光。实现方式是：长三角资金、管理等要素的嫁接转移。
4、市场对接：一是做好物化市场对接：长三角物流业目前的发展现状是：物流总额占全国五分之一强，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但各城市之间还处于相对孤岛状态，物流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与共同建设程度不够；仓储配送设施有待完善；存在产业类同、过度竞争，各行业、各环节间衔接不畅等问题。这些问题中，物流成本偏高是根本所在。xx现代物流目前还处于培育阶段，但xx的优势在于地理区位和运输成本相对较低的长江黄金水道，方向上，把“大力发展水陆联运和江海联运”写进了“十一五”规划。随着空间、产业的全面对接，xx极有可能成为皖西南、周边县市，及至长三角地区的中转集散地。目前，xx县的物流业发展思路应该在长江和合铜黄高速的交汇处——老洲镇，以此为重心，逐步规划建设物流中心，使之成为长三角西翼重要的物流枢纽。二是做好要素市场对接：xx县的生产要素成本低。20xx年，xx县一般工人工资在每月400——560元，而长三角已达到800多元；平均建筑造价在430元左右，长三角地区基本高出30多个百分点。因此，长三角对接xx除了地域空间、环境容量，更有利润空间。其实现方式是：拓展市场，即吸引长三角的企业将制造基地转移到xx，从而无限度接近xx市场，更可能地降低物流成本。
五、分工合作，广泛互利共赢
xx加入到长三角“俱乐部”要走的路还很长，只有立足自身，扬长补短，不盲目跟进，要从容面对，不好高骛远，要步步为营，在双向互动中求得对接，赢得发展。
1、加强交通设施建设：一要积极呼应北沿江高速公路早日开工；建设xx至桐城高速公路工程和xx至普济圩公路。二要以“五纵四横”为框架完善县内交通网。三要加大长江岸线开发力度，规划建设xx四大港区，努力建设区域性综合物流港区。
2、做好服务环境建设：一是充分抓住xx为扩权县的时机，争取省政府的支持，建立xx与长三角地区政府间协调机构或议事组织，做好相互间各项对接工作，保证产业有序转移。二是招商引资的氛围再浓一些，县干联系成员单位、领衔招商制度再实一些，在长三角地区的招商推介活动再多一些。三是做好对市场主体的服务。全县各乡镇、各部门要把清理涉企收费、简化办事程序、减轻企业负担作为当前的硬任务抓紧抓好，建立服务环境问责制度；进一步推进行政服务中心效能建设提升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形象，提高办事能力，推行“一个窗口收费制度”，建立健全项目办理各项制度。
3、调好产业结构：一是提升传统产业。我县的传统产业比重较大，不少传统产业的增长速度不“快”，也谈不上“好”，因此，在做大做长产业链上和节能降耗、技术改造上“提升”的空间很大。二是振兴优势产业。我县的建材采掘业，目前基本算得上优势产业，但“优势”是相对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以发展的目光看待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审视问题，“优势”也要发展、要巩固，把“优势”做成有影响力、有优势力。三是发展新兴产业。我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装备制造业发展前景广阔，国家、省都制定了产业振兴规划。我县的新兴产业应该是利用丰富的长江岸线资源，发展船舶制造业；抓住当前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有利时机，大力投资和培育新材料、环境保护等未来优势产业的发展。
泛长三角 篇3
3月18日上午，30万份绍兴旅游专刊随《金报》在上海派送。绍兴旅游局副局长谢胜告诉记者，不到半小时，印有绍兴旅游消费抵值券的报纸就被抢光。此时，绍兴旅游局杨大明局长也正带领局机关部分干部和部分旅游企业的代表赴安徽省合肥、马鞍山、宣城和江西省婺源县开展“走进绍兴，畅游古城”全城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宣传推介。
3月16日至27日，杨大明局长等绍兴市旅游局领导带领机关干部和部分旅游企业代表，分6路马不停蹄地奔波，向江浙沪和安徽、江西等近20个城市的旅游部门、新闻媒体详细介绍了绍兴旅游的资源特色、产品优势、接待条件、设施水平和新近变化，宣传绍兴市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开展的“走进绍兴，畅游古城”全城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向当地旅游企业和市民发放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消费抵值券。绍兴独特的旅游资源、丰富的旅游产品、优惠的服务价格、良好的接待设施引起了泛长三角地区旅游界、新闻界和当地居民的浓厚兴趣，绍兴旅游消费抵值券发放得到了同行的好评。他们带去的30多万张旅游消费抵值券，很快被抢走。
杨大明局长告诉《长三角》，旅游是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行业，旅游业涉及上百个行业；1元旅游消费，可以带动4.3元的其它消费。因此，发放旅游抵值券，激发旅游消费，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今年是绍兴古城全城游的启动之年。发放旅游抵值券，促进旅游消费，是实施全城游一个重要而极好的契机。
按照“政府组织作主导、企业让利为主体，游客消费当主角”的旅游消费抵值券操作模式，绍兴市“走进绍兴，畅游古城”—— 绍兴全城旅游消费促进活动酝酿准备了一个多月时间。活动将历时半年，从3月份至8月份，绍兴旅游消费抵值券发放与绍兴全城旅游推介同步进行，向泛长三角地区广大游客推出了绍兴全城旅游消费大餐。
绍兴全城旅游消费促进活动，采用发放消费抵值券的形式。主要包含三项内容：
实行绍兴古城旅游通票抵值优惠。绍兴市文旅集团整合所属13个景点推出“绍兴古城旅游通票”。通票既包含了所有收费景点和免费开放的鲁迅故里景区、绍兴博物馆，也包含沈园夜游项目。其中收费景点单点门票价格合计288元，绍兴古城旅游通票确定成人票价为140元。在本次全城旅游消费促进活动中，推出了“绍兴古城旅游通票”抵值券，抵值券面额60元。凡购买“绍兴古城旅游通票”成人票的游客，每人可使用1张抵值券。换句话说，旅游者花费80元，即可畅游绍兴古城所有的旅游景点，优惠幅度前所未有。
实施绍兴旅游饭店住宿抵值优惠。参加活动的有绍兴市区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的30家旅游饭店，既有二星、三星、四星、五星级酒店，也有商务经济型酒店，还有一些档次较高、尚未评星的酒店。每家酒店都推出相应的指定房型，以抵值券形式在门市价基础上实行大幅房价优惠。据统计，30家酒店平时散客价在6折以上的有18家，其中7折的有5家；6折以下为12家。本次活动期间，30家旅游饭店的房价优惠幅度均不低于门市价的对折，平均优惠幅度达到4.8折。最高的抵值额度为580元，最低的也有100元。旅游者在活动期间除国家法定的清明、五一、端午三个小长假外，均可凭抵值券享受房价优惠。
推出绍兴商贸服务消费抵值优惠。绍兴市区休闲娱乐、健身足浴、咖啡茶楼、美发美容、生活服务等行业的12家商贸服务企业，推出了5元－50元不等的消费抵值券，供旅游者和消费者抵值使用。
绍兴全城旅游消费促进活动主要有三个特点：
运作模式创新。与许多城市主要依靠财政出钱推动消费不同，绍兴的消费促进活动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民主角”的方针，以企业自主让利的方式进行运作。换句话说，本次活动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民享受的市场消费促进行为。本次消费促进活动企业让利幅度很大，每张抵值券抵值金额达到8799元。但是这些优惠让利全由企业自主确定、自愿承诺、自己承担。政府的少量财政资金没有用于补贴企业让利，主要用于活动的组织、宣传和抵值券的负责印制、发放。杨大明局长认为，游客与市民只关心尽量降低旅游成本（价格），而不会关心这成本（价格）是如何降低的。也就是不论财政出钱，还企业让利，效果和作用是一样的。只要旅游成本（价格）下降了，游客和市民就高兴，就喜欢。
商旅紧密合作。本次活动经过广泛联络、协调、商量，实现了商贸行业和旅游业的紧密合作，共同参与。参与单位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广，既有景区景点、旅游饭店，也有各种类型的商贸服务企业。从活动策划到活动组织，商旅企业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大力支持，主动性和积极性都非常高，推出的优惠幅度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各参与单位事先均进行了动员和培训，确保有关人员能解释，会操作。通过全城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把涉及旅游六要素的旅游商贸企业组织起来、集聚起来，为游客提供价廉、物美、质优的旅游服务，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
泛长三角 篇4
1 安徽省金融的走出去
走出去是指安徽省金融机构主动融入到长三角金融市场, 通过参与发达市场竞争, 提高安徽省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管理技术。目前, 徽商银行南京分行已经开业, 成为安徽省金融走出去的标志。
安徽省金融虽然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 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尤其根据金融符合地方经济发展要求的模式下, 安徽省由于自身的地理因素、资源因素、经济主动力因素、历史因素等综合要素的影响下, 安徽省金融发展相对于全国而言, 是较慢的, 更何况和长三角相比较, 差距较大。省属地方金融机构有所突破发展, 但是仍然存在发展规模较小, 竞争实力较弱, 受到地方金融保护等缺陷。
金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要促进安徽省经济增长, 必须打破原有的金融竞争模式。只有让安徽省金融能够在发达金融市场中参与竞争, 其才能逐渐发展壮大。而泛长三角概念的提出给安徽省金融带来了走出去的勇气。
此次安徽省省属地方金融机构的走出去, 通过主动参与到发达金融市场的竞争, 扩大竞争市场范围, 有利于提高资金运作效率, 增强金融机构盈利水平。由于处于更加复杂的金融环境中, 有利于金融机构提高抗风险能力和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最终实现提高自身经济实力和竞争实力。
2 安徽省金融的引进来
引进来是指安徽省大力引进全国性和外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资本。近年来, 安徽省陆续引进了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以及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以及首创安泰保险公司等多家保险公司来皖设立分支机构。同时, 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股安徽中小金融机构。
2009年底, 滨湖新区合肥国际金融后台服务基地项目建设正式启动, 中国工商银行 (合肥) 后来中心率先入驻,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后台服务中心、浦发银行后院基地也将入驻滨湖新区, 这成为加快合肥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推动力。
安徽省大力引进全国性和外资金融机构, 不仅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需要, 同时也给安徽省经济和金融带来巨大好处。这体现在:
首先, 资本追逐产业, 引进来的金融机构有历史数据可查, 有经验可循, 能够降低信贷风险,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此次泛长三角的区域内, 安徽省不仅是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处, 也是长三角地区发达金融机构的首选落脚点。根据长三角地区原有的银企之间的历史经验数据, 安徽省内承接的银企之间可以减少谈判和摩擦, 不仅降低信贷风险, 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谈判成本。
其次, 引进发达金融机构有利于规范省内金融市场及机构体制, 避免金融开展业务时走弯路, 减少挫折教育。发达金融机构的引入对于安徽省而言, 不仅仅是引入了资金和服务, 同时也通过金融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方式, 引入了金融机构良好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这对于安徽省内金融机构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及提高市场竞争实力提供了一次调整的机遇, 有利于安徽省内金融机构的茁壮成长。
第三, 发达金融机构的引入实现了区域金融合作。泛长三角概念的提出引发了泛长三角一体化的思考。在这个一体化的过程中, 安徽省不仅加速了合肥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 同时实现了金融合作。金融合作的存在, 能够减少了区域性政策障碍, 提高区域内部资金流通灵活性, 提高金融和经济效率。
第四, 对于安徽省内企业来说, 金融机构的进驻, 使得企业融资变得更容易。金融机构的进驻, 对安徽省来说, 不仅增加了服务供给, 也增加了资金供给。泛长三角区域内部实现金融合作, 能够促进区域内部资金流通, 使安徽省地区的企业能更便捷地获得资金支持。同时, 借助汇丰等金融机构的全球网络和国际金融服务经验, 安徽省内企业还可以享受到国际化的银行服务。
最后, 金融机构的引进给安徽经济带来了起飞的契机。综合以上优势, 不难发现, 先进金融机构进入安徽省, 不仅规范了安徽省内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制, 而且给企业带来了强有力的资金后盾。这无疑对安徽省经济的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3 安徽省金融进出过程中的阻碍
尽管泛长三角给安徽省金融机构的进出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但是我们并不能忽视在安徽省金融进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阻碍。
首先, 许多市场摩擦可能阻碍安徽省金融机构的进出进程。安徽省金融市场和长三角地区相比较, 在商业传统、清算体系、保险政策、证券系统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金融机构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次, 金融的进出容易受到行政干预的影响。通常当地政府发展经济依赖本地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 从而不愿资金外流, 致使当地金融很难走出去;同时, 处于保护当地金融机构的观点, 实行地方保护主义, 可能设立高门槛, 人为降低当地金融市场竞争, 导致省外金融机构难进来。因此, 行政干预对资金跨地流动设立了障碍, 使得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受到影响。
最后, 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是结合当地经济模式的, 这对泛长三角区域中金融机构提出了灵活的高要求。地区之间在经济结构、发展关键因素等存在差异, 金融机构在结合当地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时候, 不能以统一的金融模式来对待, 必须能够提供广泛的服务和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然而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一定的同质性, 因此对金融机构的灵活性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安徽省金融发展措施
泛长三角背景下, 安徽省金融出现进与出两种态势, 从而给安徽省经济发展带来了促进作用。在这个过程中, 要完善金融市场, 促进经济稳定与和谐增长, 则需要注意做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 进一步优化金融环境。良好的金融环境, 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基础, 也是维护金融健康运行的保障。优化金融环境, 必须从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监管等方面出发, 切实帮助金融机构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加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 确保金融安全运行。
其次, 充分调动政府积极性, 减少行政干预, 增加行政帮扶, 发挥政府在银企对接中的桥梁作用。泛长三角背景下安徽省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 都离不开金融的参与。因此, 安徽省政府应当积极引进金融机构, 为企业和银行牵线搭桥。不仅可以使得企业融资更为容易, 也会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
第三, 安徽省金融机构必须创新金融服务。安徽省是一个农业大省, 尽管安徽省金融近年来发展迅速, 但是安徽省金融有效供给仍然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加强创新金融服务, 针对安徽省的特点制定与之相符合的金融业务。借助经济向好的趋势, 勇于实践, 敢于争先。
第四, 安徽省引进先进金融机构的同时, 当地金融机构必须适应环境变化而积极调整。泛长三角给安徽省市场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带来变化, 当地金融机构必须适应这种现实, 顺应经济潮流作出及时的转型或调整, 以积极的态势加入到金融市场竞争中。
第五, 安徽省借助泛长三角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注意省内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安徽省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尤其部分城市受益显著。但是这会导致省内发展不均衡, 尤其是皖北地区, 省内经济排名靠后, 参与产业承接的优势不明显, 分享产业转移带来的经济效益较少。省政府战略规划中要考虑到省内经济的均衡发展, 而金融机构在发展战略中也要考虑到安徽省长远的发展步骤, 及时研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最后, 加快合肥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成立。近年来, 合肥的经济和金融的发展速度较快, 为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泛长三角的提出, 为合肥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目前《合肥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规划 (讨论稿) 》已经正式出炉。根据规划, 至2020年, 合肥市金融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左右, 初步形成立足安徽、辐射周边、服务长三角的区域性金融中心。金融业将成为合肥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然而在中部地区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争夺战中, 合肥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为构筑区域竞争的战略高地, 加快合肥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步伐成为必然要求。
摘要：泛长三角的概念提出至今, 安徽省的金融行业出现了明显的两大动态:一个是徽商银行南京分行已经开业, 成为安徽金融走出去的标志性一步;另一个是上海浦发银行在合肥、芜湖设立分行, 汇丰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在合肥设立了分行, 东亚银行合肥分行也已经开业, 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股安徽中小金融机构等, 这些说明安徽金融引进了新的血液和资源。在进与出的两大动态下, 安徽省金融出现了新格局、新机遇和新挑战。
关键词：泛长三角,安徽省,金融,金融合作
参考文献
[1]安徽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关于我省金融业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安在线www.anhuinews.com.2009-09.
[2]顾正宇.顺应联动趋势, 推动经营转型——对安徽省分行加快融入泛长三角的思考.工作研究, 2008 (11) .
[3]刘春江.长三角金融合作须突破银政壁垒.银行家, 2005 (2) .
[4]黄余送, 孙兆斌“.泛长三角”金融一体化研究.江淮论坛, 2009 (2) .
泛长三角 篇5
关键词：泛长三角；产业融合；分工协作
中图分类号：F127.5 文献标志码：
进入2008年，我国“十七大”后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快速变化的推动下，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呈爆发态势。形势变化对各种资源条件有限，并正在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发达地区，影响远甚于欠发达地区；同时，由于发达地区更为成熟的产业和市场所造成的“现金陷阱”，使产业的长期提高和保持利润变得越来越困难[1]。因此，在新一轮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中，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互利和互动式合作有可能取代以往“一头热”式的合作形式，并且中部地区的快速崛起也为这种合作创造了条件。按照魏后凯最近的研究，我国地区之间的发展正在走向均衡：从2003-2006年，东部地区人均GRP相对水平由159.8下降到153.0，而中部地区由65.7提高到68.6[2]。正是有了上述基础，泛长三角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才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真实价值。
一、农业领域的合作路线与发展前景
农业资源禀赋：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安徽的一产比重居高不下，2007年一产占GDP比重为16.5%，而长三角16市的这一比重仅为3.4%；从人均耕地面积占有看，2007年，沪浙苏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由20年前的1.25亩降至0.6亩，而安徽拥有的耕地面积为沪浙苏的1.7倍；从农副产品供给看，安徽的粮、棉、油、茶等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油生产、供应及畜牧水产养殖基地，也是全国7个商品粮调出省之一；2007年，安徽粮、油、肉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8%、7.3%和4.8%，人均水平分别是沪浙苏的1.8倍、1.8倍和1.4倍。
农业合作途径：单纯从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看，安徽因运输距离短、低成本决定的低价格，以及省内南北地理条件巨大差异所决定的物种丰富性，其产品能够很好地满足沪浙苏居民生活需要。但是真正从产业合作共赢目的出发，安徽参与泛长三角的农业领域产业分工应该建立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目标上，即要让安徽的农业资源在沪浙苏的技术和资金带动下，更好地丰富人们的饮食文化生活。如安徽宿州的砀山梨闻名全国，因其含糖量高是做梨膏的好材料。但因缺乏资金、技术和有效组织，现在依然主要靠果农自己一捆柴火、一口大锅自产自销。因品质较差，当地生产的梨膏连县城都“跨”不出去（更多的产品甚至卖不出果园）。在安徽广大农村，这类拥有大好资源却得不到开发利用的事例很多，应该受到东部资金和技术的关注。
农业合作前景：安徽的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大大影响了农民种粮和发展林牧鱼副业的生产积极性。据2004年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安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排在全国第19位，而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第15位、第8位和第11位[3]。这两年，安徽加大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力度，引进了一大批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因比较利益明显，发展势头普遍很好。如宿州的绿洲人造板厂就是从上海引进的，它不仅自身业绩骄人，同时因产量增长快，树枝叉收购价格成倍增长，带动了当地农民利用空闲地种林的积极性。从2006年农副食品加工业的产业梯度系数看，皖沪苏浙四省市分别为14.33、2.06、13.52、1.45[4]，安徽在此产业的优势地位已经显现。
在农业领域把沪浙苏的技术和资金与安徽的资源密切结合主要鉴于这样几点理由：（1）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供给成本受地理位置影响依然较强；同时，一些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产品）的供给距离、保鲜程度和存放时间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由农产品的加工度高低决定。因此从对安徽农业资源最小半径内的各层次产品的需求出发，合作双方都能以较低成本获得较大利益。如巢湖市香泉湖处温泉地带，当地产鸭子因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受东部地区青睐，供不应求。在鸭子加工上，上海和江苏都有传统工艺技术，如果投资这样好的资源很容易做出品牌。但是，尽管那里生活和交通条件较好、地理位置优越，至今却没有一家加工企业。仅靠卖鸭的微薄利润也很难提高当地农民的养鸭积极性。（2）农业产业化项目有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和土地密集的特点（土地密集主要体现在产加一体化的资源禀赋式产业化项目上）。总体上看，资源、劳动和土地在沪浙苏地区成本较高，明显不具备竞争优势，但是技术和资金相对优裕；而前者在安徽有相对优势，后者却是安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目前在我国，前者对后者的“倒逼”已经形成了后者对前者的“倒追”。因此两地的农业产业化合作不仅前景广阔，也是水到渠成。（3）在世界“粮荒”的威胁下，粮食安全不仅成为国家政策的关注焦点，更是泛长三角区域的根本利益所在。我国食用油市场70%以上都在外国企业的控制下。有专家分析，目前跨国公司掌控中国粮食加工流通的意图已经显露[5]，而作为安徽粮食主产区的皖北平原因经济落后，招商引资困难，对外商投资基本来者不拒。因此，农业产业化合作对沪浙苏地区更有抢占先机和保障地区经济基础稳定的重要意义。
农业合作条件：任何时候，合作的成功都有赖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已呈“倒追”形势下，安徽要积极创造条件迎接和推动这种转移。首先，要加强投资环境的治理。尤其是县乡以下的广大农村，投资环境好坏、交易成本高低，直接决定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第二，要加强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沪浙苏地区农业产业化技术资金转移提供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第三，注意发展初级农产品的集约化生产，为农产品的深加工创造规模化基础；并通过加强农村“七站八所”整顿建设，提高农业原材料质量。第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培训，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合格的劳动者。
二、工业领域的合作路线与发展前景
从2006年的工业产业梯度系数看[4]，安徽与苏浙沪地区比较，在这样一些产业领域有合作基础：一是安徽有绝对优势的产业，除农副食品加工业外，还有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二是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如烟草制品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橡胶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等；三是有后起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皮毛、皮革、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等（这些行业在安徽本来就有一些基础，这两年发展较快，而在沪浙苏则衰退痕迹明显）。围绕这些产业，工业领域的泛长三角分工协作可以通过以下层次展开。
第一层次：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分工协作
这类分工早已在市场导向下自发展开，并已形成安徽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领域的一些绝对优势产业，但是未来这一层次的分工在程度上还会加强，在形式上也会有所变化。
首先，在资源密集型领域，过去安徽与沪浙苏的合作，主要以输送一次性能源和煤化工初加工产品为主。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煤电和焦碳等资源性产品的用量大幅增加。以电为例，2003-2006年，苏浙沪三地的电力消费年均增长分别为19.9%、17.2%、11.3%，地区平均水平超过全国15%的平均增长水平。它一方面说明这一地区对外来能源的依赖增强（2010年上海外来电力比重将由2005年的7.7%上升到9.5%）；另一方面，一次性能源需求的过快增长，也给制造业带来诸多制约因素：输电要受到电网按总体平均水平建设的限制，无法解决时段性和季节性的高峰用量问题；而煤炭不论怎样使用都要承受环境容量的限制。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未来两地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应该加强清洁环保的二次能源开发利用，即利用沪浙苏的人才、技术和资金提供如高性能的太阳能、蓄电池和单晶硅等系列产品的投资，再通过安徽低成本生产优势生产制造，努力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量。
其次，在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业，过去很多年，这一领域的地区分工形势不明显。因为沪浙苏地区依靠周边欠发达省份源源不断输出的廉价劳动力，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形成较强国际比较利益。但是随着我国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省份工业发展势头强劲，劳动力的自我消化能力增强，这使外来劳动力主要靠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输出的沪浙苏地区“民工荒”问题严重，再加上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使沪浙苏地区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产业中的中低档产品难以为继，而安徽的后起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这类生产领域，而且产品原料丰富，承接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转移和参与区域的产业分工协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二层次：初加工产品与精、深加工产品在产业水平上的分工协作
产业水平分工的必要性是由产业间的互补性和递进性需要决定的。多年来的地区优势生产要素差异性竞争，已经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从总体上形成这种分工。但是近年来，这种分工由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产业升级等多种政策和利益趋势，正在被欠发达地区努力改变，即资源型地区通过产业链延伸不断向产业高端进军。这种改变对发达地区一般加工制造业已经面临的多重危机无疑雪上加霜。因此，在泛长三角区域的产业水平分工上，一方面要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寻求产业水平分工在更高更广层次上的突破。
安徽与沪浙苏在产业水平上的分工协作主要有：首先，在煤焦化制品、煤化工制品（添加剂、半成品）、金属制品（钢铜铝铅铁等的板带、线圈、锭及其初成品）等重化工领域，安徽在泛长三角分工协作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其次，在电子元器件和新材料等产业，安徽正在形成的优势，可以在轻工领域很好地参与分工协作。再次，要利用合肥的科教优势，在软件开发、程序设计等领域参与区域更高层次的分工协作。
第三层次：区域装备制造业配套生产能力及产品多样性的分工协作
比较我国三大经济圈，“长三角”的明显优势在于，作为该经济圈中心的上海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基础最雄厚、产业门类和配套品种最齐全的生产基地，有较强的产业辐射力和带动力，因此能推动有不同行政隶属关系的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以交通运输、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等为核心内容的泛长三角装备制造业，正在经历产业水平升级要求下的生产过程更专、更精、更细、更尖的分工和结构调整；同时，面对市场更加细化下的需求多样化，产品类型和等级的划分也越来越细。装备制造业一直是安徽的弱势产业，但是近年来发展很快，产业集聚能力明显增强，主营业务收入由2000年的36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232亿元，已经成为全省的主导产业。今年上半年，在钢材等原材料大幅涨价形势下，安徽的装备制造业相比沿海地区，形势比较稳定。如奇瑞、华菱等汽车龙头企业，仅是增幅有所放缓；而以机械制造产业集群著称的博望镇依然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较好势头。这些都表明安徽参与泛长三角产业分工能力的增强。
首先，从泛长三角的区域配套生产能力看，上海和安徽的交通运输、成套设备、电子机械和家电等装备制造业，都有较强的产业带动力。这些产业又都具有产业链条长、配套生产量大品种多的特点。因此，要加强区域的产业优势，就必须加强整个区域的配套生产能力建设，即以区域中心为半径，建立最优的层级式多向供货产业体系（如图2）。目前，区域内的产业配套体系主要以美国GM为代表的臂长型产业集群为主（如图1），即龙头企业直接向所有配件企业采购，同时自配套比例居高不下，而零部件生产企业大都只为本地区的一两家组装企业配套。这种格局难以实现配套产品的规模化和规模化带动下的市场细分。
而层级式多向供货产业体系能有效克服臂长型产业集群的缺点， 通过一个较大区域内的分工协作，实现产业的市场无限细分和规模扩大。这种过程是由层级式多向供货产业体系的特点决定的：（1）产业分工的区域有效半径（即配套能力在最佳成本控制范围内）越大，产业龙头企业的增加使配套生产企业的供货面打开越广，同种产品的生产批量越大；（2）同种产品的批量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这种产品的创新型尝试和组装业务，而把零件生产向外发散，由此使产业配套生产体系实现多层级发展。（3）层级向下的零部件生产分工越细，生产企业的供货渠道越多，企业越能走上规模化经营的良性发展轨道。
当然，实现上述特点所带来的产业优势是有条件的。如何在泛长三角区域做好产业内配套部件生产的分工协作，不能完全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需要各省市行政主管部门联合行动，制定统一的促进政策：一是要有统一的行业标准，以保证任何一款零部件的通行使用；二是制定不同产业内部优势零部件企业供货目录，以导向组装企业在区域内的采购行为。
其次，从产品多样化水平看，在同一产业内的不同龙头企业地区分工也可以不同。如汽车制造，车型上，上海等地侧重轻型车，安徽侧重重型车；工艺上，上海等地侧重成品车，安徽侧重改装车；同生产轿车，上海侧重大排量高档车，安徽侧重小排量中低挡车。再如造船业，安徽沿江的造船业发展很快，但主要集中在100万吨以下的中小吨位；而合肥即将上马的年产1000万马力的船用柴油机，以及安庆大发船用柴油机厂生产的配有船用发电照明的5缸、6缸柴油发动机，都将以其产品的高性能、高品质进入泛长三角的产业配套体系。随着泛长三角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区域协调能力的加强，安徽与沪浙苏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完全可以在区域装备制造的许多产业内实现产品多样化分工生产。
第四层次：建立区域产业一体化的政策协调机制
泛长三角区域的产业合作，首先是第一层级（上海）的产业辐射，其次是第二层级（浙苏）的产业扩散转移，再次是第三层级（主要有安徽）参加的产业分工协作。因此，泛长三角是一个区域整体概念，要致力于建立区域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而“几步走”的观点（即安徽先融入“南京经济圈”和“杭州经济圈”，再融入“长三角经济圈”）既会因行政区划作用人为分割正在成长的大产业体系，也缺乏可操作性。
围绕区域一体化产业体系建设，泛长三角地区应建立步调一致的政策协调机制，这主要依靠加强省市之间各个类别和各种形式的对话平台建设，通过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实现。对话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如何按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以及本区域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展方向，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加强本区域的配套生产能力建设，同时避免区域内产业的重复建设导致市场饱和下的恶性竞争；二是如何协调产业内部分工，通过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和优质配套产品供货目录，让优质零部件产品区域通行；三是如何联手出拳打击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项目，防止“这边打、那边拉”，影响区域整体的产业结构建造和产业水平升级。
三、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路线与发展前景
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上，安徽与上海的势头几乎处在两极状态。2003-2007年，由于埋头发展工业，安徽的第三产业比重由39.7%下降为38.8%，贡献率由53.2%下降为35.3%；至于生产性服务业更是规模小、档次低，在组织分工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而上海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凭借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基础，通过大量承接国际三产转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上海在前期制造业向外转移与辐射中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应该面临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辐射问题。因此，作为区域领军的上海，向西扩展服务领域有助于提升产业形态和加快城市功能转型；而安徽也迫切需要通过这种合作进一步带动制造业的高水平发展。据相关调查显示，上海生产性服务业每提高1%，就能为长江下游其它地区的制造业提供0.9%的增长[6]。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有学者把制造业分为7块，即生产制造、商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其中生产制造为经济利益最差一环，所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它放在了中国[7]。而在泛长三角的产业分工中，安徽在制造业中所承担的角色正如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承担的角色。安徽越是把劲拼在以加工制造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工业上，就越会在制造业的其它软环节上依赖沪浙苏的生产性服务业。目前， 安徽将近70%的进出口商品通过上海、南京和宁波港口、70%以上的省际物流和通信面向沪浙苏。随着现代经济系统的发展，安徽还会在更多更广的领域加强与沪浙苏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例如，今冬安徽遭受的大雪冰冻天气对油菜等农作物影响巨大，有人提出，如果能利用上海保险业的优势，在农业保险领域加强双方的合作，安徽就能减少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
当然，在承接以上海为中心的生产性服务业辐射影响的同时，安徽也要发展自己的生产性服务业。只有这样，当未来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向信息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时，安徽才能抓住产业梯级转移时机有效提升自己。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33.
[2] 魏后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区域经济的变迁[J].经济学动态,2008,(5).
[3] 王爱群,郭庆海.中国各地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比较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4).
[4] 凌力,肖志颖,张明俊,马志恒.对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分工合作的分析与思考[EB/OL]. 安徽省统计局网站,(2008-05-28)http://www.ahtjj.gov.cn/tjfx/2008-05-23.htm .
[5] 董振国,王春雨.力防“粮袋子”受制于人[N].作家文摘,2008-6-24(10).
[6] 徐浩程.上海的责任与浙商的力量[J].决策,2008,(4).
[7] 郎咸平.就业率与“中国制造”[J].新世纪周刊,2008,(17).
泛长三角 篇6
关键词：“三废”排放,不期望产出,数据包络分析,交叉效率
为了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 实现和谐社会目标, 我国越来越重视发展绿色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 简称 《规划》) 提出, 到2015 年底, 单位GDP能耗比2010 年下降16% 左右,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 《规划》指出, “十二五”时期,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能源刚性需求也在增长, 节能减排任务十分艰巨, 面临的内外部压力非常严峻。为达到 《规划》的节能减排目标, 2011 年8 月底, 国务院制定了 《“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这些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 并将其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已成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竞争力、带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引擎, 同时该地区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环境压力和可持续发展挑战。泛长三角地区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强科技创新方面要走在全国前列。泛长三角地区应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致力绿色发展, 为其他地区的绿色发展作出表率和提供经验。然而, 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各个地区共同努力。为更加精准地把握各个地区绿色发展效率, 需要对不同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 并根据结果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以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对提升泛长三角区域绿色发展绩效、推动区域绿色经济发展, 乃至对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1 研究现状
莫剑芳将数据包络分析 (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DEA) 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评价研究, 提出投入冗余率概念。Kumar、Henderson等结合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DEA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技术追赶 ( 技术效率变化) 、技术进步和要素积累 ( 资本深化等) 三大部分。Henderson、杨文举将人力资本积累从要素积累中分离开来。杨文举将劳动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资本深化, 作为对经济增长的投入, 运用DEA方法分析经济增长效率的差异。王兵、杨俊、吴军等将 “三废”等非期望产出作为经济活动的副产出引入Malmquist - Luenberger ( ML) 生产率指数测度。然而, Murty认为把坏产出作为投入处理的第一种研究思路与 “物质平衡法”相悖, 而且这种好产出和坏产出的非对称处理扭曲了对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水平的评价, 从而会误导政策建议。陈诗一将 “三废”等非期望产出作为环境投入要素引入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投入引入一个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 对中国工业行业还进行了经济增长核算分析。杨文举将非期望产出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 基于DEA构建绿色经济增长的核算模型。李海东基于改进的ISBM - DEA模型, 以水资源、人力资源、能源、固定资本折旧费为投入, 以GDP为期望产出和以环境污染物为非期望产出, 测算2009 年中国各省市区的区域发展效率。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经济增长的效率评价方法和不同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测算两方面, 而对于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纵向比较的研究较少; 有的研究将非期望产出作为投入指标, 有的作为投入指标, 但实际上, 经济增长是一个伴随着非期望产出 ( 或坏产出, 如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 和期望产出 ( 或好产出, 如GDP) 增加的过程, 若 “三废” 等非期望产出不加限制地排放, 则势必会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 因此, 本文采用考虑非理想产出的DEA交叉效率模型综合评估泛长三角地区历年绿色经济增长效率。
2 考虑非理想产出的DEA交叉效率评价
数据包络分析主要用于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评价。从决策科学的角度而言, 投入和产出都可以作为被评价对象的指标, 而且总是希望投入越少越好、产出越多越好。但是考虑到投入、产出都有期望的 ( Desirable) 和不期望的 ( Undesirable) 投入、产出, 例如一个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排放了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 这里GDP是期望产出, 而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则是不期望产出。 Hailu和Veeman在利用数据包络分析 ( DEA) 评价加拿大造纸行业效率时将不期望的产出视为投入的角度考虑, 提出以下模型:
在此, 假设不期望的产出可以同投入以相同比例减少, 可以得到下述模型:
模型 ( 2) 的对偶模型如下所示:
记模型 ( 3 ) 的最优解为 ( E*dd, u*dr, v*di, w*dk) 。显然, 对于其他决策单元j, 同样可以得到最优解为 ( E*jj, u*jr, v*ji, w*jk) ( j = 1, …, n) 。
交叉效率是由Sexton等提出来的, 该方法是对传统的CCR模型的改进和完善, 主要是利用自评和互评结合来消除传统的CCR模型单纯依靠自评体系来进行效率评价的弊端。根据Sexton等的定义得出, 在考虑非理想产出的情况下, DMUj利用DMUd的权重计算的交叉效率为:
3泛长三角地区的综合效率评价
3.1决策单元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泛长三角三省一市作为评价的决策单元, 选择了2001—2010 年的数据, 可以更好地考虑各地区在此期间综合效率的变化。本文采用的地区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3. 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主要代表文献的投入、产出界定并同时考虑DEA方法运用对指标的要求, 选择的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
3. 3 评价结果
根据模型 ( 3) 和模型 ( 4) 求解得到泛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效率值和排序如表2 所示。
3. 4 结果分析
从以上计算出来的结果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 1) 泛长三角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值在2001—2010 年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说明泛长三角地区在实施一系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举措后总体表现是良好的, 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单位能源消耗的GDP产出不断增长, 同等GDP产出的 “三废”排放不断下降。其中, 2010 年的绿色经济效率总值最高, 较2001 年相比总体效率上升14. 26% 。
( 2) 上海的绿色经济效率值增长较快, 增长幅度达到62. 31% , 2010 年达到基本有效状态。江苏的绿色经济效率值增长较慢, 在2008 年达到最优状态, 随后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态势。浙江的绿色经济效率值呈U型增长, 至2003 年达到最低值, 随后出现上升, 在2010 年达到基本有效状态。安徽的绿色经济效率值呈倒U型, 至2004 年达到最高值, 随后出现下降, 始终未达有效状态。
4 结论
本文基于DEA处理非理想产出的方法并利用交叉效率对泛长三角地区绿色经济进行效率评价和排序, 从评价的结果看, 与目前一些已有的评价结果是基本吻合的。本文基于研究结论, 提出发展绿色经济的对策建议:
( 1) 泛长三角地区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较大, 其中浙江、江苏和安徽基本上都存在着较大的绿色经济效率改善空间, 在后续经济转型发展中, 应加强环境保护, 提倡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 在提高经济产出的同时减少非期望产出。实现绿色经济增长, 不仅可以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目标, 还可以改善人们的生存生活环境。
( 2) 为促进泛长三角地区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上海近年来绿色经济效率快速增长, 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要素积累, 而且全要素生产率也稳定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持续推进, 上海绿色经济发展方式为泛长三角地区的转型发展作出表率。因此,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 3) 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 环境约束将是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 对于地区绿色经济增长, 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不可偏废。作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两大源泉, 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都是促进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因此, 在不断地完善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的同时, 还应该重视技术效率改善和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 如加强创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绿色技术应用的投资规模、不断完善环保产业扶持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等, 从而以更加有效的技术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
泛长三角 篇7
影响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因素较多,并且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各省市间引导自主创新发展进步的因素也有所区别。例如,泛长三角区域中的江苏经济基础良好、外商直接投资充裕,所以其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而言较强,而位置偏中部的安徽、江西则略显不足。文章通过实证方法研究影响泛长三角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因素,同时分析不同因素在地区内作用的差异,指出区域内各省市实现自主创新突破的关键所在,促进泛长三角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1文献综述
自熊彼特在1950年提出“创新”概念后,有关创新经济理论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的热点,多数研究主要围绕国家及地区自主创新的投入和影响因素展开。
英国学者Cook等(2000)提出区域创新体系的效率基本取决于两大方面,即: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因而固定资产、设备的投入较为深远地影响区域自主创新能力[1];陶长琪(2007)、邓路和高连水(2009)等从供给的角度分析研发投入对于我国省域自主创新的重要作用,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证实研发投入经费和人员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2,3]。戴魁早(2008)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结合方差分解分析得出地区经济增长和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据此建议促进技术吸收能力的进一步提升[4]。李蕊(2008)使用中国大陆1998—2005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内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5];薄文广(2007)利用1995—2004年省级层面数据定量评估,分析认为FDI流入会对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6]。Patrick Ronde和Caroline Hussler对法国区域自主创新体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高水平的劳动力和大学教育资源是区域创新体系创建的必要条件[7];刘晓敏、郭海、胡延平(2009)通过构建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关系理论模型,分析论证了人力资本对于自主创新的影响[8]。石英华(2009)指出财政税收政策对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作用[9];孙晓峰(2008)指出财政支持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分析了我国财政对自主创新支持的薄弱环节并给出对策 [10],可见,政府财政税收方面的支出对于区域内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同样有一定引导作用。
孙斐、黄卉、辛江龙(2009)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政府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人力资源投入以及R&D经费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并应用SPSS因子分析支持其提出的研究假设[11]。
2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2.1变量选取
本文在上述国内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宏观经济因素等7项指标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泛长三角区域内影响自主创新能力因素间的作用差异,并分析因素间存在作用差异的原因。
宏观经济因素(GDP)。宏观的政策环境、区域对外开放及区域间合作程度等都将对地区内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影响,是区域自主创新的外部约束力。
固定资产投资(FC)。自主创新需要相匹配的研发设施,尤其在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先进设备、核心零部件等是提升研发及自主创新档次的首要制约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FDI)。上世纪中国经济起步初期,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国内的技术创新也大多建立在引进外国技术基础之上。
贸易出口(EX)。泛长三角地区是中国贸易出口活动较为活跃的区域,地区内拥有大量出口型民营企业,出口自然也就成为促进该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人力资本(HR)。科技人才在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过程中发挥基础和支撑作用。国际经验表明,人口教育水平越高、科技人才数量越多的国家或地区,自主创新能力越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研发支出(RD)。R&D经费支出是地区内对于创新、研发活动支持程度的直接表现。
政府财政支持(PF)。财政政策的支持直接体现了政府对自主创新的支撑力度和响应程度,是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导向。
各变量所代表经济含义见表 1。
2.2模型设定
在设定面板数据模型时,考虑为投入—产出型函数模型,故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原型,设定以下模型: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2003—2010)。
P=At×GDPundefined×FCundefined (1)
模型中P为专利申请量,GDP为宏观经济因素,此处选取指标为各省GDP,FC为各省市固定资产的投入[12]。同时,由于本文差异化对比的需要,再结合方法二可知应设定固定效应模型。但仍需解决是否应当另外再设立混合效应模型,可以通过在固定效应下的Wald-F检验来考察,输出结果见表2。
注:***表示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综上,在建模时只需考虑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即可。为避免不同地区的截面异方差性,对固定效应模型采取截面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即首先对方程参数进行无约束估计,然后根据估计结果的方程间方差来确定权重。同时对模型系数协方差形式选用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方法获取稳健的标准误差。
3.2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在应用面板数据分析之前,对已有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保数据的可靠和稳定性。模型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 3。
注:***、**分别表示统计量在1%、5%置信水平下显著。
面板数据的3种单位根检验均给出平稳结论,因此面板数据可以被用来做进一步的模型分析或是协整检验。
3.3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在经过模型类型选取和面板单位根检验后,可以根据现有泛长三角区域相关数据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截面加权回归后得到模型中各省市的固定效应值见表4。
安徽和江西固定效应系数明显为负数,而江苏、浙江、上海均为正数,并且以上海效应最大。说明由于安徽、江西位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较弱。而苏浙沪三地则凭借良好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经济发展初期借力环境优势大量引入先进技术、理念等,加强其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创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在分析泛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影响因素的差异时将中部的安徽、江西与苏浙沪分别列示,进一步找出二者间影响因素的差异所在。结果见表5。
注: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t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置信水平下统计量显著。
3.4区域间自主创新影响因素及对比
各省市在创新的基础条件及投入等方面存在差异,结合表5中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找出各因素对于区域自主创新的影响程度和作用差异。
3.4.1 宏观经济因素
从表5可以看出,无论在面板数据或分地区回归中,宏观经济因素对于区域内各省市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未达到10%的置信要求。这主要是由于泛长三角地区经过多年发展,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已十分接近,并且宏观经济因素只为区域自主创新营造条件,并不从根本上促成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进步。
3.4.2 固定资产投资因素
模型中苏浙沪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弹性1.3061,无论从泛长三角还是苏浙沪地区统计显著性看,固定资产投资对其自主创新能力皆有较明显作用。一方面,苏浙沪地区拥有充裕的资金供给来满足地区内自主创新的硬件需求;另一方面,安徽、江西两省由于目前研发水平较低,创新的完成多建立在已有设备等基础条件上,故此项对两省的影响相对较弱。
3.4.3 FDI因素
进入新世纪,泛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兴起、工业自主研发实力逐步增强,苏浙沪地区更多的创新成果来源于自主研发和探索,而不再过度依赖FDI的“技术外溢”,模型中苏浙沪FDI弹性系数为-0.3069,表现为FDI对该地区自主创新的负面挤出效应。因此,虽然在整体上FDI对泛长三角区域自主创新仍有一定影响,但这种作用正在削弱。
3.4.4 贸易出口因素
面板模型分析中三地贸易回归系数皆为负数,主要在于地区内出口产品的共性是技术含量较低而资源消耗十分严重,短期效益倾向明显,虽以此能换来经济效益,但一方面阻碍了地区内自主创新的发展,打消企业求创新、谋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资源浪费严重,环境也遭到相应破坏,无益于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4.5 人力资本因素
泛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厚的研究与教学资源,加之该地区生源充足,所以研究型人才数量较多,为该地区自主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通过政府引导,地区内产学研项目合作层次和水平不断上升,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实用性。整体上,人力资本显著地提升泛长三角的自主创新和研发实力。
3.4.6 R&D支出因素
泛长三角区域内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产业集群化趋势明显,企业研发动力强劲。因此,区域内企业包括研究机构和高校等R&D投入十分充足,加之区域内人力资本和地理位置等优势,造就了泛长三角区域内整体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苏浙沪地区R&D经费投入弹性0.9584,显著地促进当地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和进步,提升自主创新实力。
3.4.7 财政支持因素
在支持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财政支出更加侧重于成熟产业以及新兴战略规划产业的扶持,相对而言,对于风险较大的自主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较小。如此一来,泛长三角地区在财政政策的引导下趋于稳定、成熟产品生产,而放弃不确定性较大的自主创新活动。因而,财政政策因素在地区自主创新过程中其实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4泛长三角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对泛长三角自主创新影响因素及地区间差异分析,结合产业发展实际,提出以下支持该地区自主创新的政策建议。
4.1增加苏浙沪地区固定资产及R&D经费投入
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来看,苏浙沪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和R&D经费投入对于专利数的弹性分别为1.3061和0.9584,说明苏浙沪地区每增加1%的研发固定资产和R&D经费投入,专利产出数将大致增加1.3061%和0.9584%,增加该地区内研发投入可以显著提升自主创新产出量。考虑适当放宽对该地域的投资限制,鼓励内资企业不断追加研发资金投入,相应地扩大研发和创新的规模和涉及领域。对于地区内研发创新固定资产的购置和租赁等行为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激发地区内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而中部两省则不应盲目进行固定资产设备投资,首要任务就是技术的学习和既有制度、理念的变革。
4.2提高江西、安徽两省吸引外资能力
江西、安徽同处中部地区,虽已被列入泛长三角区域发展战略,但是自身经济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改善。分析结论指出FDI对于增加赣皖两地自主创新成果有较显著的效果。由于两省发展起步较晚,技术创新水平仍十分有限,而引入FDI无疑可以利用其“技术外溢”效应增强自主研发能力,进而巩固经济基础的同时,为随后的自主创新活动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政府还应采取适当措施引导FDI的流向,鼓励其流入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不至于使其大规模进入普通制造业,从而导致本土制造行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弥补了本土自主创新的资金缺口。
4.3适当调整中部省份贸易出口产品结构
中部两省贸易出口产品生产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而非技术密集型,应适当引导高新技术产业进行产品出口,调整产品出口结构,从而在获取出口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对地区内自主创新的激励;另外,适当调整自主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优惠政策,加强此类产品的免抵退金额及比例,扩大招商规模,主动引进国际高新科技产品采购商进入安徽、江西两省,营造良好国际市场氛围来刺激两省的自主创新活动。
4.4转变政府财政支持方向,推动区域自主创新
泛长三角地区现有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和研发活动的开展,基于此,首先,地方各级部门应当积极调查、熟知当地企业自主创新活动具体情况,制定有关制度规章来保护地方自主创新活动的进行;其次,在预算范围内转变财政支出的投向,更多支持地方创新活动,加大对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最后,考虑与商业金融机构联合设立创新研发的风险补偿基金,健全创新风险分散机制,促成企业放心、积极地进行自主创新,整体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Cook P,Boekholt P,Tdtling F.The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inEurope:region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competitiveness[M].Lon-don:Pinter,2000:37.
[2]陶长琪,齐亚伟.中国省域研发投入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协整研究[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11):25-29.
[3]邓路,高连水.研发投入、行业内R&D溢出与自主创新效率———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1999—2007)[J].财贸研究,2009(5):9-14.
[4]戴魁早.中国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技术吸收能力的视角[J].科学学研究,2008(6):627-632.
[5]李蕊.FDI与中国工业自主创新:基于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8(2):15-21.
[6]薄文广.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地区层面的研究[J].财经研究,2007(6):4-16.
[7]Patrick Ronde,Caroline Hussler.Innovation in regions:what doesreally matter?[J].Research Policy,2005(8):1150-1170.
[8]刘晓敏,郭海,胡延平.知识吸收与企业家导向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5):126-131.
[9]石英华.提升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有效性研究[J].经济纵横,2009(8):93-95.
[10]孙晓峰.自主创新财政支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08(6):78-84.
[11]孙斐,黄卉,辛江龙.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12-15.
泛长三角 篇8
关键词：合肥,滨湖新区,创新
引言
合肥市位于安徽省中部, 地处江淮之间、巢湖北岸, 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水陆空交通、充沛的人力和较低的综合商务成本。2009年, 合肥全市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进出口和出口总额等多项经济指标都在省会城市中争先上位, 其中人均GDP增速连续3年位居全国省会第一。合肥市是中国二级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拥有国际一级骆岗机场和在建的4E级新桥国际机场, 预期到2020年, 客货吞吐量将分别达到950万人次和12.24万吨。沪汉蓉、京福、商杭高速铁路及宁西铁路等在此交汇, 206、312国道和合宁、合徐、合芜、合安、合淮阜、合铜黄、合六叶等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合肥水运经巢湖通江达海, 是交通部规划中的内河航运中心, 正在启动的江淮运河建设项目, 将使合肥成为沟通长江和淮河的水运中心, 并且合肥港近、远期还将计划各建一座集装箱码头。
随着合肥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人口急剧扩张, 据2007—2008年的统计数据, 合肥市每年净增人口超过20万, 老城区的人口密度已高达每平方公里4万人。因此, 合肥市在“十一五”期间确立了“141”城市发展战略, 即在合肥规划区范围内构建“一个主城、四个组团 (副中心) 、一个滨湖新区”的现代化滨湖大城市框架, 实现城市形态由单中心、高集聚向多中心、组团式转变;由“环城时代”向“滨湖时代”跨越;推进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建设。概括来说, 建设滨湖新区是立足当前和寻求合肥未来10—15年新发展空间、提升城市承载力的必然选择。
一、滨湖新区概况和功能定位
滨湖新区位于合肥主城区东南部, 规划范围为南依巢湖, 北靠南二环, 西接沪蓉高速公路, 东临南淝河, 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96平方公里, 是合肥建设现代化滨湖大城市“141”发展战略的增长极, 合肥经济圈乃至全省新的中心, 也是全国层面上皖江城市带承接现代服务业转移最重要的载体。滨湖新区将通过营造六个环境 (交通环境、生态环境、医疗环境、教育环境、购物环境和休闲环境) , 构建六大中心 (区域性金融商务中心、行政办公中心、会展旅游中心、文化体育中心、研发创意中心和商业居住中心) , 使新区迅速成为全省的新核心[1]。
二、滨湖新区的创新发展理念
(一) 滨湖新区的各项机制创新
一是“建管分离”的领导体制。滨湖新区领导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建管分离”, 由主要领导强力推动, 市直部门主动服务。新区建设指挥部下设滨湖新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以下简称滨指办) 、巢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以下简称巢管委) 、滨湖新区建设投资公司 (以下简称滨投公司) 。建设指挥部代表市委、市政府负责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 而建成区域的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则由当地政府———包河区负责。建管分离模式使指挥部有更多精力实施建设和招商, 同时使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得到了保障。二是创新的管理机制。滨湖新区建设指挥部实行“三位一体”运行模式进行扁平化管理, 机构统一设置, 不同身份人员统一调配, 实现小机构大服务。滨指办为滨湖新区建设指挥部的办事机构, 与巢管委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负责区域规划、项目管理、招商引资等工作;巢管委负责合肥行政区划内巢湖风景名胜区规划、保护、利用和管理工作。滨投公司承担滨湖新区内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及公益性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管理;管理及成熟化经营土地;环境治理、环保景观建设, 旅游、房地产开发等职责。滨投公司用人机制灵活, 有利于“从工作实际出发”, 构建与建设世界名区要求相适应的人才体系, 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三是“简便高效”的工作原则。滨湖新区坚持探索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内部管理模式。新区党工委、新区建设指挥部对滨指办、巢管委、滨投公司内部工作人员进行整合, 新设置7个职能部门, 即行政部、发展部、征管部、招商局、项目部、财务部和综合部。新设部门结合“定员、定岗、定责”的要求, 进一步规范岗位职责, 优化工作流程, 提高工作效率[2]。
(二) 滨湖新区的规划创新
滨湖新区的设计面向全球招标, 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原则, 描绘滨湖新城蓝图。合肥市规划局悬重金向全球征集滨湖新区概念性规划及核心区城市设计方案, 旨在由此让合肥的未来通过巢湖, 走入长江, 融入“长三角”。新区规划坚持在城市建设形态上体现时尚、现代、生态, 在服务上体现世界水准。规划方案的运行主要依托周边成熟区域, 扎堆建设, 迅速聚集人气。另外, 合肥市还征求广大市民对滨湖新区规划的意见, 提高规划的公开性和公众的参与度, 将新区概念性规划及核心区城市设计方案向广大合肥市民公示, 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三) 滨湖新区的建设创新
滨湖新区的建设首先注重“以人为本”, 同时注意“环保优先、集约用地、关注民生”, 走城湖共生的路线。截至2010年7月, 滨湖新区落实签约房建面积突破1 506万平方米, 相当于老城区 (环城马路以内) 房建面积的近3倍。一个可容纳30万人口规模的生态宜居新城区已经初步形成。目前, 已有近5万人迁入户口或入住新区, 一批配套的医院、学校、商业项目已投入使用[3]。作为未来皖江城市带承接现代服务业转移最重要的载体, 生态环保是滨湖新区的一大特色。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新区建设的研究课题, 重点关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的应用, 并通过有效机制在局部地区得以实现。为了“不让一滴污水流进巢湖”, 新区建设引进了中水回用系统、太阳能风能照明量化, 循环理念被引入到滨湖生活;对淤泥、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开展巢湖岸线生态整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材料、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新区建设, 保障滨湖新区的可持续发展。采用德国超微膜技术实施中水回用, 园林化人工湿地污水生态处理技术, 铺设排水降噪沥青混凝土路面。2009年10月, 住建部正式批复滨湖新区为“城市生态建设示范区”。
(四) 滨湖新区的招商引资创新
新区将大招商和招大商相结合, 把实力强的大企业、大项目引进滨湖;强化项目土地的预公告制度和规划的预方案制度;强化招商项目管理, 以合同管理为核心, 明确土地价格、建设内容、开发模式、承担责任、建设时序和违约处罚等, 确保项目在建设内容和时序上按既定目标实施。2006年11月15日开始, 新区累计完成投资277亿元, 招商引资项目38个, 总投资额近300亿元。截至2009年年底, 滨湖新区外来商业投资项目、社会事业项目、拆迁安置项目、文化体育项目、居住项目等, 拟建并落实签约房建面积达1 423万平方米, 累计开工1 066万平方米, 竣工并投入使用340万平方米。滨湖世纪城、浦发银行后援基地、滨湖城市天地及重点打造的国际金融后台服务基地等项目已经入驻[4]。
三、滨湖新区建设的长远意义
(一) 滨湖新区对整个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目前的长三角“两省一市”经过近20年的高速发展, 已经导致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能源资源供给紧张, 商务成本及用工价格普遍上扬。因此, 长三角急需一个拓展空间, 以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产业布局的腾挪转移。这必然要求长三角附近有一个成本更低的空间———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市场潜力广阔、交通条件良好。安徽省合肥市等周边城市无疑首先符合这些条件。合肥市重点打造的滨湖新区将是未来的泛长三角现代服务业中心, 若发挥其区位和资源优势, 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 主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 不断加强同兄弟省份的横向经济联合和协作[5], 终将成为泛长三角区域新的经济活力增长点, 促进泛长三角区域的沟通合作和融合发展。
(二) 滨湖新区的发展思路和规划指导理念不仅着眼当下, 而且着眼于长远。
1. 新区的建设管理采用创新的工作机制。
在工作机制上实行建管分离, 实现权责分明, 充分调动市、区两级的积极性。实行建管分离体制, 既可避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职能交叉, 又能让相关部门集中精力抓建设、抓发展,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2. 滨湖新区的总体规划坚持了“高起点, 国际化”原则。
新区规划设计通过互联网面向全球招标, 经过严格筛选和优化整合形成最终方案。规划设计方案特点鲜明, 要突出“生态环保”的理念和“独具魅力”的发展方向, 建设特点鲜明、绿色低碳的新区。同时, 采集全市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为新区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5]。
3. 新区选址科学。
滨湖新区的选址建设吸取了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开发区和新区建设的经验教训, 依托现有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便于解决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便捷接入的问题, 以较小的成本迅速启动, 快速发展。依托周边成熟老城区, 转移并放大优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资源, 吸引周边群众和外地优秀人才聚集。新区的优良城市功能与经开区的工业集聚最大限度实现优势互补, 不但节约了建设成本, 而且为双方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4. 新区坚持基础设施优先、社会事业优先、群众利益优先、聚集人气优先, 开创新的发展模式。
新区设计了便捷的多层次的立体交通系统, 使新区与周边区域联系更为密切, 方便市民通达各地, 并且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投资涌入。新区的水、电、气、热等管线随道路建设一次到位, 教育设施、医疗设施、文化设施建设跟上基础设施建设, 防止新城变为白天热闹、晚上沉寂的“死城”;启动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项目, 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同时跟上商业设施建设, 建成餐饮、娱乐、休闲、文化、金融服务等相融合的综合社区系统, 提升新区的品味档次, 适应打造现代国际名区的要求。
5. 新区建设突出生态环保。
新区重点建设了再生水厂和污水处理厂, 采用国际新技术进行中水回用和污水处理;另设生态修复、全线截污等一系列环保工程, 建设绿色环保新区;在道路照明、建筑亮化中全力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利用絮凝和凝固技术, 对淤泥、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 形成良性循环, 从而达到社会、环境、经济三个效益的完善结合。
参考文献
[1]张亮.关于合肥滨湖新区规划建设的若干问题思考[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06, (4) .
[2]朱良平, 朱恺, 方汉杰.关于城市边缘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调查研究报告——以合肥滨湖新区、政务文化新区为例[J].硅谷, 2010, (2) :133-134.
[3]夏士应.打造合肥环湖旅游经济带[J].决策咨询, 2003, (12) .
[4]王傲兰.大幅扩展城区面积, 将合肥市建成现代化滨湖城市[N].中安网, 2003-11-24.新闻汇总.
泛长三角 篇9
Ahmed.K&Courtis J.K (1999) 的研究发现, 公司规模、股票上市状况和财务杠杆与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Beasley (1996) 、沈艺峰、李常青等的研究表明董事会人数比较多, 一般认为可以降低CEO控制董事会的可能性, 也可以避免任人唯亲, 聘任有能力的外部董事领导司, 从而促使公司管理层披露更多的信息。乔旭东 (2003) 、Forker (1992) 、Chen和Jaggi (2000) 、杜淑洁 (2005) 、Fama和Jense等 (1998) 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重与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F.A.Gul&S.Leung (2004) 、Forker (1992) 、Simon S.M.Ho&Kar Shun Wong (2001) 、李豫湘等 (2004) 的研究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无显著相关性关系。Collier (1993) 认为审计委员会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 它能降低公司不披露信息的数量。Forker (1992) 认为英国公司审计委员会的建立与股票期权披露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Simon和Kar (2001) 的研究表明, 存在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其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就高。Jensen (1993) 、薛祖云 (2004) 等的研究发现董事会的会议次数越多, 表明其活动越积极, 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自愿信息披露在内的各种问题。Elibert&Parket (1973) 、Marston&Shrives (1991) 、Meek (1995) 等研究者提出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公司规模、股票上市状况、财务杠杆、盈利能力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Roberts (1992) 、Davey、Norgan认为:公司规模与自愿信息披露之间是弱的负相关关系, 因为大公司往往存在更严重的治理问题, 经理人会减少自愿披露信息。封思贤 (2005) 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程度与公司盈余业绩之间成正相关关系。Marston&Shrives (1991) 、Bernard Raffournie (1995) 的研究发现, 瑞士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自愿性披露程度与公司利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Bowman和Haire (1975) 以五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指标衡量了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财务业绩的关系, 研究表明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Cowen (1987) 的研究却发现, 如果考虑到前期财务业绩对当前财务业绩的影响, 本期财务业绩与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变得不显著。Meek, Robert&Gray (1995) 、Hossain, Perera&Rahman (1995) 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是否在海外上市和行业类型是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最重要因素。李增泉 (2002) 研究发现, 被出具非标准意见公司和被出具标准意见的公司在年报披露前后有不同的市场表现, 审计意见的类型会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研究结果都说明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的类型也被认为是影响预约披露执行情况的重要因素。2008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泛长三角经济区交通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长江黄金水道和流域经济潜力巨大, 最有条件实现优先整体高效发展, 能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强化国家物质技术基础的主力军。本文以泛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 拥有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奖惩和聘用权, 高级管理人员受聘于董事会, 组成实施董事会决策的执行机构, 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所以, 如果董事会规模比较大, 即董事会人数比较多, 一般认为可以降低CEO控制董事会的可能性, 也可以避免任人唯亲, 聘任有能力的外部董事领导公司, 从而促使公司管理层披露更多的信息。因此假设:
假设1:董事会规模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
假设2: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
假设3: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
假设5: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关
假设6: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
假设7:公司规模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
假设8:公司所在地为发达地区的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
假设9:市盈率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
假设10:审计意见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关性待检验
(二) 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的衡量
本文借鉴李豫湘等 (2004) 建立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标体系, 设计3个一级指标:战略信息、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 见 (表1) 。如果公司自愿披露的某项信息包括在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内, 就计1分;若该项指标没有披露, 就计0分。把各个指标得分进行加总, 即得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总分, 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值。按照这种方法建立的指标体系, 其得分情况未经过加权处理, 假定每个指标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三) 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为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 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β0是回归常数;β1~β9是回归系数;ξ是随机误差。其他设置的变量名称、预期符号以及对变量的定义如 (表2) 所示。
(四)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所选择样本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随机选取了以泛长三角制地区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年至2008年1/3左右上市公司556个样本, 兼顾样本所在行业、地区分布, 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ST类公司, 其中沪市205家, 深市351家。所选样本来源于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上交所、深交所、证监会及上市公司网站。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从 (表3) 中可以看出, 泛长三角地区上市公司在战略信息方面主要集中于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研发计划、投融资计划、营销计划、产品结构信息、市场开发计划上;在财务信息方面主要集中于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分析、销售额预测 (定性) 这两个方面;在非财务信息上主要集中于社会责任信息、公司治理结构改进措施、公司内部管理计划、母子公司管理、原材料采购、投资者关系管理、客户的分析上, 而对公司的并购剥离计划、销售额预测 (定量) 、费用成本计划、盈余预测、企业文化上披露的较少。另外, 通过对比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的情况来看, 无论是战略信息、财务信息还是非财务信息, 上交所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情况总体上好于深交所的上市公司。对于信息化建设的情况, 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明显低于上交所的上市公司。同时还可以看出, 自愿性信息披露分数的均值为8.1547, 表明泛长三角地区与中国证券市场的“证券市”、“消息市”等现象是一致的, 在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不高的情况下, 股东或专业投资者必然求助于其他途径获取信息。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变化区间为0.00到17.00。董事会规模最大为19人, 最小为5人, 平均为9.46人, 说明所选样本在董事会规模上差异比较显著。独立董事比例平均为36.82%, 表明该地区上司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符合证监会规定的1/3比例。样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股比例分别为0.28和0.37。可以看出泛长三角地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比较高, 且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二) 相关性和显著性分析
(表4) 显示:8个模型的F统计量都在5%水平下显著, 因而8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不全为0, 因变量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与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 容忍度 (Tolerance) 和方差膨胀因子 (VIF) 都接近于1, 尽管个别变量的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比1略大, 但考虑回归方程的变量数量, 这个结果还是可以接收的, 也说明了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 自变量的变化能够反应因变量的线性变化, 回归方程显著。假设1董事会规模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正相关通过检验。即董事会规模越大, 自愿披露信息披露程度越高。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对董事会的功效有很大的影响, 较大规模的董事会可以有效地对董事会起到监督制约作用, 而规模较小的董事会则容易受到总经理的控制, 使董事会丧失了发言权。假设2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没能通过相关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董事会的效率低下, 使董事会会议流于形式;也可能是董事会成员的专业素质水平不高, 以及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较低造成的。假设3独立董事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通过检验。这说明随着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 独立董事要求提高自身地位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开始在董事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假设4监事会规模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通过检验。作为董事会监督的一个重要机构, 监事会在与董事会的较量中已经开始取得了一些成绩, 这也说明了大型监事会可以有效的提高对财务会计监督。假设5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的公司, 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较低通过检验。这与Forker (1992) 关于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时会影响信息披露的研究是一致的。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改善这一现象。假设6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可以提高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通过了检验。这说明审计委员会在我国有效的遏制了盈余管理的程度, 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增加了企业的盈余管理。假设7公司规模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正相关没能通过检验。规模较大的公司由于信息披露成本较高而不愿意去披露, 规模较小的公司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而降低了信息披露。总的来看, 公司规模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关系不显著。假设8公司所在地为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水平较高通过了检验。公司所在地为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为了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会主动地披露一些信息, 以满足当地投资者的需求。同时由于发达地区的证券市场更加规范和市场竞争压力较大, 也会迫使上市公司增加对信息的披露。假设9市盈率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没有通过检验。结果显示市盈率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之间是显著负相关, 即市盈率好的公司, 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低, 而市盈率低的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高。市盈率较高的上市公司, 会将其披露的重点放在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方面的分析上, 而对财务信息的其他指标以及影响盈利能力的各项财务指标未能做深入剖析, 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对企业外部的宏观环境和未来发展战略做更多的探讨, 造成了对战略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的降低, 从而造成了总体上其信息披露水平的降低。而市盈率低的公司则倾向于向股东披露更多的自愿性信息, 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假设10被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较高通过检验。通过对上市公司2006年的分析, 显示出被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其自愿性披露的内容较多, 水平较高。
(三) 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SPSS13.0对模型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从 (表5) 多元回归结果看,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公司所在地、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是否设置审计委员会、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市盈率、董事会规模、是否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公司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没有通过检验。
四、结论
泛长三角 篇10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贸易关系的研究日益广泛起来。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 (ODI) 与贸易关系的研究领域里面, 形成了三个比较重要的观点:ODI与贸易的替代关系、互补关系、或者互补与替代相互交替关系。
目前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里面, 最早开始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是Mundell (1957) , 他认为投资与贸易具有相互替代的关系。进而Plain和Wakelin (1998) 利用11 个OECD国家1971~1992年的数据, 发现了FDI不单在特定产业而且在总体上也是出口替代的。对于贸易壁垒问题, 杜凯、周勤 (2010) 利用1995 年至2006 年中国与40 个国家 (地区) 的双边数据, 认为由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一种贸易壁垒诱发式的投资, 故研究结果表现出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出口。考虑到贸易结构问题, 俞毅、万炼 (2009) 的研究结果则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口有替代效应。还有如Helpman (2004) , Chang (2006) 等人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而认为是互补关系的相关研究中, Lipsey和Weiss (1981, 1984) , 分别用产业对某个市场的出口和个别美国公司对单个市场的总出口数据推论出, 美国公司的出口和海外投资大部分为互补关系。Mariam和Cecilio (2004) 则从工业品贸易角度,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欧盟和日本、美国的贸易, 证实了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 柴庆春, 胡添雨 (2012) 以中国对欧盟十国和对东盟十国的贸易对比分析, 发现中国对欧盟和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量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张春萍 (2012) 则以1996-2010 年中国对18 个国家 (地区) 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 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和我国进出口之间为互补关系;其他得出类似结论的研究还有Makki (2004) , Aizenman (2006) , 项本武 (2007) , 李季、赵放 (2011) 等。
而其他一些研究表现出一种互补与替代交织交替的现象, 如:王洪亮、徐霞 (2003) 以1983-200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贸易数据为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短期是替代, 长期则表现为互补;杨湘玉 (2012) 的研究则显示纵向FDI互补、横向FDI替代, 国家层面互补、企业层面替代。
目前国内对于ODI贸易效应的研究集中在对东道国的投资与对东道国的贸易关系方面的影响, 虽然有省别贸易方面的研究如:吕计跃 (2012) 是以我国25 个省市为研究对象, 分析省与省之间的贸易效应对比分析, 但是对于中国ODI与本国的区域贸易效应差异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
改革开放后, 将中国经济区按纵向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的做法, 或许能促进短期的发展与协调, 但从长远来看, 各个经济区内部反应更多的是同质的竞争性, 而非互补合作性, 不利于长期的发展与合作。因此, 本文试图以孙红玲、刘长庚 (2005) 文中对中国经济区的划分方法, 将中国划分为大环渤海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珠三角经济区三大更具内部互补合作性的经济区,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 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Hausman检验和F检验, 最终根据回归结果分析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的差异。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选用2003 年-2011 年共9 年中国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口量 (由于贵州和西藏的数据缺乏较多, 故本文排除这两个地区) , 以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口数据来自2004-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的ODI流量和各省ODI流量来自《201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实证模型
本文实证模型设计如下:为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层面总体投资量和省投资量分别对出口的影响, 故以出口为因变量、以ODIG和ODIP为自变量设定基本回归模型, 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 分别为Ln EX、Ln ODIG和Ln ODIP, 则有:
其中a为模型的常数项, e为随机扰动项, b1表示出口的ODIG弹性, b2表示出口的ODIP弹性。如果系数b1 (b2) 为正, 表示ODIG (ODIP) 是出口创造型的, 系数绝对值越大, 贸易创造效应越强;如果系数b1 (b2) 为负, 表示ODIG (ODIP) 是出口替代型的, 系数绝对值越大, 贸易替代效应就越强。
四、实证研究
(一)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运用Eviews6.0 软件, 对大环渤海区域、泛长三角区域和泛珠三角区域的出口、整体ODI流量和省别的ODI流量组成的三个区域的序列数据进行了单位根平稳性检验, 以检验其序列的平稳性, 检验结果如下:
注: 上表中标有"*"的是LNODIP和△ (Ln ODIP) 两个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值, 零阶和一阶序列均显示为平稳。
从上面数据, 我们可以知道, 除了大环渤海区域的LNODIP原序列和它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三个区域其他的的LNEX、LNODIG和LNODIP序列都是原序列不平稳, 一阶差分序列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综合可知, 三个区域的LNEX、LN-ODIG和LNODIP的一阶差分序列都属于平稳序列, 故而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二)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本文运用Eviews6.0 软件, 对三个区域的检验数据进行协整检验, 以确定序列数据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结果如下:
从上面表格中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环渤海区域的面板检验数据中, 七个检验量中有三个检验量Panelv、Panel r和Group r的结果显示接受原假设外, 其余四个检验结果均显示是拒绝原假设, 认为序列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综合而言, 认为大环渤海区域的面板数据存在协整关系。
同理从泛长三角区域和泛珠三角区域的Pedroni检验检验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即泛长三角区域和泛珠三角区域的面板数据均存在协整关系。
(三) Hausman检验
本文运用Eviews6.0 软件, 对序列进行Hausman检验, 以确定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表3 中环渤海区域的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为1, 说明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 拒绝备择假设, 故认为随机效应估计量和固定效应估计量没有显著差异, 考虑到在接下来的F检验中, 截面成员个数未达到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要求, 不能采用随机效应对变系数模型进行估计, 因而在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泛长三角区域和泛珠三角区域的检验概率值均小于0.05, 故而直接拒绝原假设, 接受备择假设,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综上可知, 这三个区域都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四) F检验
本文运用Eviews6.0 软件, 进行F检验, 以最终确定采用的回归模型, 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
由表中大环渤海区域的数据可以看出F2>F20.95 (24, 54) , F1>F10.95 (16, 54) , F1、F2 都大于其在1%水平下的临界值, 故而先拒绝H2 原假设, 继而又拒绝H1 的原假设, 所以应采用变系数模型, 综合Hausman检验的结果, 最终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同理, 泛长三角区域和泛珠三角区域由F检验的结果可知也应采用固定效用变系数模型。
(五) 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运用Eviews6.0 软件, 采用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对三个区域的数据进行了回归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大环渤海经济区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5 可看出, 调整后的R2=0.99, 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 DW值为2.14, 因而可以认为该模型的残差序列中将不存在自相关关系。大部分参数b1的p值都小于1%, 表示解释变量国家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的影响显著, 而大部分参数b2的p值都大于10%, 所以说明本区域内各省、市、自治区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从表中, 再看ODIG的系数b1值, 虽然大环渤海经济区内部各个省、市、自治区之间有个体的差异, 但是所有的b1值都大于0.3, 可知该区域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的ODIG的出口效应是非常显著的, 且出口效应促进效果由高到低依次为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天津、北京、山东、辽宁、山西。
结果表明:大泛渤海经济区的ODIP对该区域的出口效应影响不显著, 而ODIG对该区域的出口效应影响很显著, 属于出口创造型的。
(二) 泛长三角经济区回归结果分析
由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调整后的R2=0.99, 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 DW值为2.13, 因而可以认为该模型的残差序列中将不存在自相关关系。回归结果中大部分ODIG的p值都小于5%, 表示解释变量国家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的影响显著, 而ODIP估计结果中的p值都大于10%, 所以说明本区域各省、市、自治区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表5 中由ODIG的系数b1值可看出, 虽然环渤海经济区内部各个省、市、自治区之间有个体的差异, 但是大部分的b1值都大于0.3, 可知该区域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的ODIG的出口效应是非常显著的, 其中甘肃的参数b1值是小于0 的, 所以甘肃的ODIG出口效应是替代型的。总体上泛长三角经济区ODIG出口效应促进效应由高到低依次为新疆、河南、上海、陕西、江苏、浙江、安徽、青海、宁夏、甘肃。
结果表明:泛长三角经济区的ODIP对该区域的出口效应影响不显著, 而ODIG对该区域的出口效应影响很显著, 属于出口创造型。
(三) 泛珠三角经济区回归结果分析
由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调整后的R2=0.99, 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 DW值为1.79, 故而认为该模型的残差序列中将不存在自相关关系。在此区域的回归结果中, 10 个省市自治区中有6 个地区的ODIG估计结果的p值小于10%, 其余四个地区ODIG估计结果p值均明显大于10%, 因而从整体上说明泛珠三角经济区的ODIG的估计结果不是很显著。对于ODIP的估计结果中, 绝大部分的p值都大于10%, 所以, 此区域的各省、市、自治区层面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该区域的出口效应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表5 中, 由ODIG的系数b1值可看出, 虽然环渤海经济区内部各个省、市、自治区之间有个体的差异, 但是所有的b1值都大于0.1, 且大部分的都大于0.3, 可知该区域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的ODIG的出口效应还是非常显著的, 总体上泛珠三角经济区ODIG出口效应促进效应由高到低依次为湖南、江西、四川、湖北、云南、福建、广西、海南、重庆、广东。
由此观之, 环渤海经济区的ODIP对该区域的出口效应影响不显著, 而ODIG对该区域的出口效应属于出口创造型的, 但是结果并不是很显著。
六、三大经济区出口效应的差异性分析
从上面的实证数据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三大经济区ODIG对出口都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
本文得出的三大经济区ODIG对出口是有创造效应的结论和项本武 (2007) 、吕计跃 (2012) 等人的结论是相似的, 但是区别在于我和他们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同。三大经济区ODIG的出口创造效应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经济起步较晚, 经济还是落后于发达国家, 海外市场还未充分开发, 技术上落后, 资源上相对匮乏, 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 资源导向型ODIG会促使开发所需设备与相关产品出口量增加, 市场导向型ODIG会促进出口相关服务以构建国际营销网络, 而技术导向型ODIG会导致反向技术溢出, 提高母国产品技术含量以促进出口。
第二、三大区域的ODIG创造效应程度有差异
从表5 中三大区域各自的b1参数值可以明显地看出, 大环渤海经济区和泛长三角经济区的b1参数值都比较平稳, 分别在0.4 和0.35 左右徘徊, 而泛珠三角经济区的b1参数值各地区波动比较大, 且一部分地区的b1参数值低于0.3, 可知大环渤海经济区和泛长三角经济区的ODIG出口创造效应总体上比泛珠三角经济区的ODIG出口创造效应要明显一些。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大部分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集中在大环渤海经济区和泛长三角经济区, 在泛珠江三角洲区域集中的以中小型创新企业居多, 而由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出口创造连带效应大多以大型企业为主。
第三、三个经济区总体上ODIP对相应区域的出口效应均不显著
从表5 中各自的b2参数值折线图可以看出, 三个区域的b2参数值都比较小, 绝大部分都小于0.2, 可知三个经济区总体上ODIP对相应区域的出口效应均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省、市、自治区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还是比较小, 对相应地区出口的促进效应有限。
第四、三个经济区总体上ODIP对相应区域的出口效应有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