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限度（精选三篇）
阐释的限度 篇1
一界限还是无限?文本阐释研究的理论梳理
何为适度阐释与过度阐释? 当代文本阐释理论对此的回答分别体现为五种意图( Intention) 论,它们都与文本阐释的界限问题密不可分,分别是: 作者通过文字要表达的意图( 作者意图论) ; 文本自身语符表明的意图( 文本意图论) ; 文本建构的意识形态( 文化政治意图论) ; 读者从文本中感受到的意图( 读者意图论) ; 基于使用和需要得出的意图( 功能意图论) 。
( 一) 文本阐释界限论
作者意图论的基本立场是文本阐释的界限在于作者原意。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传统客观主义阐释学与现代客观主义阐释派中的赫斯、贝蒂、却尔等作者意图论认为文本意义是确定的,阐释的目的就是尽一切可能的手段确认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论则认为文本阐释的界限在于文本本身。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的文本意图论认为文本自诞生起就已经被文本的内在结构所确定,文本的内在结构就是文本界限。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相对主义阐释学虽然主张阐释是历史的、不断开放的,但每一个文本都有其自身的“存在”,它们自身中那种原本的目的的规定的痕迹也不可能消失。[2]艾柯的文本意图论认为阐释受到文本的连贯性及其原初意义的生成系统的限制。[3]77文化政治意图论( 如福柯的权力话语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话语观) 旨在揭示语言符号建构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尽管以上三种意图论或认为意义是确定,或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识,即文本阐释是有界限的。
( 二) 文本阐释无限论
受多元的西方哲学和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读者意图论( 如读者反应和接受论) 和功能意图论( 如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等) 提出文本阐释不存在界限。姚斯、伊瑟尔的接受论和费什的读者反应认为,读者作为接受活动中的主体,在阅读过程中始终起着主动、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个体读者的独特经验给阐释带来无限的可能。在后结构主义眼中,文本是“能指( Signifier) ”的游戏,阐释自然没有界限。更甚的是,解构主义把意义驱逐出文本,在这个意义上,阐释的界限更无从谈起。罗蒂从新实用主义出发,认为阐释没有界限,因为文本的阐释无异于文本的使用,可以因地制宜地阐释文本。[3]117
毫无疑问,文本阐释无界限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这样无疑否定了沟通、共识、主体间性及知识的可能。读者接受论的“期待视野”和“召唤结构”不可能逃脱历史语境的制约; 即便是读者反应论的费什也认为读者因遵守共同的阐释惯例而趋同。后结构主义的巴尔特也承认一旦进入了语言,作者和读者都会被共同的语言逻辑所控制。[4]在德里达的解构活动中,意义理解先行于解构的活动,没有阐释,则没有解构; 没有可偱的语言阐释逻辑,解构活动何以进行?[5]罗蒂没有否认阐释主体协商性( Negotiation) 的存在,也就承认了阐释主体间性的存在。[6]
阐释有界,但对于界限的论证不能基于语义或语用的单一维度。不管是主张“阐释有界限”的作者意图、文本意图、文化政治意图,还是主张“阐释无界限”的功能意图观的文本逻辑和主体协商性都是基于文本的原初语义系统,即从语义维度上论及阐释的界限; 而读者接受论的“期待视野”、“读者反应论”的文本阐释惯例都与历史语境相联系,因此是从语用维度上论述文本阐释的界限。然而所有的意义活动兼具认知、语义与语用的三面性,文本阐释的界限也不例外,受到了认知、语义和语用三个维度的限制,而这些界限体现了文本阐释是约束下的创造与开放。
二语言经济原则: 文本阐释的认知界限
( 一) 语言的创造性与经济性
毋庸置疑,语言具有创造性。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所谓语言的创造性指的是本族语的人在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的前提下能够创作和理解无数个他先前从未说过和听过的句子; 这些句子适合于语境但又不由语境确定。[7]换言之,说本族语的人有能力说出适合于语言规则和情境的句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有一种选择; 实际上,不管在何种情景中,他都有无数种的选择,但前提是必须遵守规则。简而言之,语言的创造是有规定方向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具有经济性。例如我们可以从各种新颖的视角解读夏洛特的《简爱》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如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视角下阐释简爱; 有的甚至把“疯女人”伯莎解读为女权主义的化身,简爱儿时的挚友海伦解读为宗教化身……但不管视角是如何的新颖,《简爱》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无法争议的: 歌颂了在爱情、生活、社会以及宗教等方面都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积极进取态度和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不管解读《哈姆雷特》的视角有着多么的不同,但至少不会偏离这样一个主要情节: 哈姆雷特是丹麦王子,他对如何替父亲报仇一事犹疑不决等等。[8]因此,由于人们的语言活动遵循经济原则,阐释会被导入既定的渠道,以至于产生关键信息上的认知趋同,因此语言的经济性为文本阐释的认知维度设定了界限和方向。
( 二) 语言的经济原则: 交际的基本准则
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提出了语言经济原则(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指出人们会不自觉地对于语言活动中力量的消耗做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9]有关资料显示,在说英语的社群中,当一个人发出“Be careful”这样的惊叫时,其他人会自动地把它理解为“存在某些危险”。近年来,关于阐释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语言经济原则的重要性,表明读者至少会在一些关键信息上认知趋同,主要有: 迈阿尔( Miall) 发现被试在篇章阐释中关注的句段方面是趋同的[10]; 娜娜莉( Nunnally) 通过方差分析来考察被试在绘画、音乐等作品上的阐释趋同度,发现两组被试的测试结果高度趋同[11]。马丁代尔( Martindale) 发现被试在文本的主体结构及其内在的连贯关系和情节的预测等方面的认知结果都趋同[12]。人们之所以有着相似的认知反映,是因为人们不自觉地运用了语言经济原则。
语言经济原则源于思维经济原则,即人在进行思维时,会运用最经济、费力最小、最简单的原则去说明一切问题,这一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对语言经济原则的研究。为了交际的顺畅与便捷,人们会不自觉地在语言活动中尽可能减少力量的消耗,使用省力的、已经熟悉的,或是比较习惯的、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这是人类交际的一项基本准则。鲁宾斯坦( Rubinstein) 也认为任何语言的特定含义和语言的连贯关系均是由某种语言演变的最优化过程而形成的,而种族成员在生活中自然而然习得这一意义和连贯方式,语言交际活动从而省力。[13]后来的格赖斯的合作原则( Cooperative Principle) 、利奇的经济原则( Principle of Economy) 、齐普夫的最不费力原则( Least of Principle) 和列文森的语言简约化原则( Minimization) 等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语言经济原则与思维经济原则一样,随着种族成员集体记忆的发展和经验积累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某个个人所创造的,而是在种族发展中通过许多代的经验积累而形成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生活实践,是从不自觉地、本能地追求理论知识的发展中产生的。[14]由于在语言活动中会不自觉地使用语言经济原则,种族成员在文本阐释中关键信息上的认知反应趋同,可以说由于语言经济原则的使用,文本阐释有了认知界限。
三理念意义: 文本阐释的语义界限
( 一) 现象学的个别意义和理念意义
文本本身是合理阐释的前提,文本承载了最初的语义系统———理念意义( Ideational Meaning) 。理念意义这一概念来源于现象学范畴论( Catergories) 。范畴论是现象学中最重要的内容,胡塞尔认为主体的任何知性活动都是建立在范畴化的基础上的,范畴构成了人类认知活动的基础。范畴活动是现象学的核心理论。现象学把主体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的意义活动称之为范畴活动,它“涉及不同种类活动的综合活动,它针对的对象既不是单纯的感官活动也不是一般的物理活动,而是一种高层次的对象,一种理念对象。”[15]范畴的意义分为理念意义和个别意义( Individual Meaning) 。理念意义是意向活动的内容,但由于意向对象每次以不同的方式显示自身,个别意义便显现了。
在现象学中,胡塞尔以“侧显”( Abschatten) 和“直观”( Wesenerschauung) 两个概念来阐述了个别意义和理念意义的区别与联系。个别意义通过事物的侧显而领略到。侧显这一概念表明被感官所感知到的意向对象总是部分地、单面地被给予我们,只是该事物的某一角度、某一层次,而不可能是它的整体或全貌。因此,对于事物每一个清楚的知觉都只能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观看,知觉到的也只是一个特殊侧面。在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地点呈现的“特殊侧面”则是个别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个别意义的发现和揭示是永远不完备、不充分的,因此是永远开放的。
理念意义在个别意义的侧显中被直观。在个别意义的侧显中,“如果人们观察一下,很快就发现,实际上同一现象并不会两次出现,而是根本不同的现象,我们只能直观到一些共同的东西”。[16]这种直观到的“共同的东西”就是理念意义。理念意义在每一次的个别意义的侧显活动中所直观到的同一性,它延伸到一切变形的个别意义之中,遍及由这些变形意义所构成的开放的、不确定的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理念意义是在流变的、单个的个别意义中直接通达的,而不是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基于所有个别对象的概括与抽象后才通达的。
( 二) 开放与界限: 文本的个别意义和理念意义
作为意向客体,文本也有其个别意义和理念意义。正像利科所说的那样,“现象学只有作为阐释学才能实现,现象学的发展方向是阐释学的”,[17]从现象学个别意义和理念意义出发不仅可以解释文本阐释的语义界限是如何可能和运行的,而且解释了为什么文本阐释是开放而有界限的。
当文本向我们的意识显现时,文本的个别意义不断向我们展现; 文本理念意义在文本个别意义中以一种无法描述的方式被“发现”。文本的理念意义在个别意义的阐释中展现自身,在流变的阅读体验中始终保持着同一,这种“同一性”就是文本阐释的语义界限。当这些个别意义彼此冲突,意识又无法把它们综合成一个连续的复合体时,理念意义无法得到实现,出现错误的理解,出现了违背由理念意义所规定的可能个别意义的框架或结构的现象,[14]122于是过度阐释出现了。
因此文本阐释的个别意义受到理念意义的约束,是界限下的开放。文本的理念意义,作为文本的阐释界限虽然是不可实实在在触摸、描述或者定义的,但却是潜在、可能和预期的。而个别意义由于理解主体的阅历总是变化,不同理解主体的阅历总是不同,因此构成活动总是有差异的,这就使得所体验的个别意义因时因地的变化而各具独特性。因此,个别意义的发现和揭示是永远不完备、不充分的,是永远开放的。
为形象地说明文本理念意义对个别意义的约束机制,让我们以奇数列1,3,5,7,9,11……为例。对于以下这个数列,我们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阐释:
( 1) 这个数列的任何前后两项之差为2,即an-an - 1= 2; ( 2) 这个数列的任何一项可以用an= 2n - 1来表示; ( 3) 这个数列的前n项之和为n2,即Sn = n2( 4) 这个数列用二进制可以表示成1,11,101,111,1001……( 5) 这个数列用三进制可以表示成1,10,12,101,……( 6) 这个数列用四进制可以表示成1,3,11……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帮助我们理解本文中所阐述的有关文本阐释的界限理论: 在这个数列理念意义的限度下,阐释是无数个,如( 2) 、( 3) 、( 4) 、( 5) 、( 6) 。理念意义控制着这些个别意义的变形,而这些个别意义也都能还原到这个数列的理念意义,因此都是界限内的阐释。否则,会产生过度阐释,例如把该数列的前n项之和说成2n而不是n2,就属于过度阐释。正是从这一角度上说,文本的阐释是开放有限的。
综上所述,借用胡塞尔理念意义这一概念,我们得知文本阐释的语义界限就是文本理念意义的界限,它允许无限可能阐释,但仍然规定了这些阐释的界限,使得这些可能阐释构成了一个开放有限的集合。理念意义涵盖了一切变形的个别意义,在一切变形中呈现。尽管文本理念意义允许无数个可能阐释,但它限定了文本阐释的范围,成为文本阐释的语义界限。
四语言交往共同体检验:文本阐释的语用界限
( 一) 可能的阐释与有效的阐释
如何才能解释在文本理念意义的界限下,允许了无数可能的阐释,然而在阐释实践中,人们能够接受的有效阐释却只有一个或数个? 正像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文本有理念意义和个别意义之分: 个别意义是不断开放的,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界限,理念意义规定了个别意义的变形。理念意义限度下的个别意义则是文本可能的阐释。可能的阐释是无数的,然而,在阐释实践中,“特定的群体”能够接受的阐释却只有一个或数个,这些阐释成为有效的阐释。
让我们再次以奇数列1,3,5,7,9,11……为例来说明可能的阐释与有效的阐释。在这个数列当中,正像任何一条基本数学定理所表明的那样,可以创设无数个规则来与它相符合,即可以用无数种方法来阐释这一数列: ( 1) an- an - 1= 2 ( 该数列的前后两项之差为2) ; ( 2) an= 2n - 1 ( 该数列的通项公式为2n - 1) ; ( 3) Sn= n2( 该数列的前n项之和为n2) ; ( 4) 该数列还可以用二进制来表达成1,11,101,111,1001……; ( 5 ) 该数列用三进制可以表示成1,10,12,101,……数学家共同体甚至还可以用四进制,五进制……等来表达。
以上所有的数列阐释方式皆为可能的阐释,因为属于数列的理念意义界限之内的阐释,但有效的阐释却依赖于不同的特定群体而定。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来说,这个数列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某些学数学的特定群体来说( 比如对于由初中生构成的数学亚共同体成员来说,( 1) 、( 2) 、( 3) 是有效而且适度的阐释; 而阐释( 4) 、( 5) 却是无效的,因为( 4) 、( 5) 是不被初中生构成的数学亚共同体成员接受但属界限之内的可能阐释( 二进制、三进制等不属于他们的接受程度之内) 。可见,特定的群体可以检验阐释的有效性。
( 二) 语言交往共同体: 知识普遍有效的基础与内在意义活动的参照
上文提到的特定群体被称为语言交往共同体( Speech Communicative Community) 。在阐释实践中,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检验是文本阐释不可忽视的限度,因为它是关于科学知识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普遍有效性的基础。[18]
先验语用学家阿佩尔( Apel) 提出语言交往共同体,认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家信赖的“理性”推理基础并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纯粹、自明的前提,其实它们同样也是未经批判的前提,而且对前提无限后退的逻辑推理有着神秘主义的倾向。其实逻辑证明就是在一种主体间语言交往中展开的,本身就预设了语言交往这一前提,因此不必无限倒退以寻求明证性基础,并且还可以反思自身的合法性。因此,诉诸人的语言交往理性及其达成的主体间性远比所谓的逻辑证明更为合理。因此,语言交往共同体是建立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通过解释关系不断生成的主体间性和先验知识,[19]36可以看出,作为明证性的知识基础,语言交往共同体可以检验出有效的阐释。
不仅如此,阐释必须经过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检验才有意义,因为阐释作为一种内在的意义活动,必须参照语言交往共同体。后期维特根斯坦曾说道:“私人规则在没有参照共同体的情况下是无意义的,遵守规则不可能是一个人的私自行为,仅仅一个报道只单独一次被报告,仅仅一个命令只单独一次被下达或被理解也是不可能的。———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 习俗,制度) 。”[20]199维特根斯坦旨在说明某个个体在服从一个规则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把个体放在语言交往共同体来考察某人是否在服从某个规则: 在这一语言共同体中,他是否提供了公众认可的特定条件,从而使得人们相信他在服从一个规则。同样,阐释也不存在私人理解这样的事情,必须参照语言交往共同体,因为“一种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在社会情境之外,只基于逻辑,我们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遵循了一个规则,即不能判定他的行为是否有意义”。[18]89
维特根斯坦认为,私人规则的产生是对意义活动的误解。[19]280例如,在“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这个句子中,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内在的心理过程,事实如何,我们无法检验。但“明白”可以是在传递言外行为( Illocutionary Act) ,即“我听懂了,我理解了,你不用再重复了”,如果对方不再重复,这就是一种语言共同体的检验。不仅如此,这句话同时也可以通过言后之果( Perlocutionary Act) 来检验,例如,领会了对方意思,并按照这一意思去实施行动。因此,作为意义活动的阐释不是一种私人规则行为,有效性必须参照语言交往共同体。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一下“Monkey likes sweet bananas”这个句子的生成情况来说明意义活动离不开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检验。
这个句子可以由规则( 1) 、( 2) 、( 3) 、( 4) 、( 5)生成: ( 1) 名词———动词———名词; ( 2) 主语———谓语———宾语; ( 3) 名词短语———动词短语; ( 4) 主位———述位; ( 5) 谓项———谓词———谓项。
还可以有许多的规则生成“Monkey likes sweet bananas”这个句子。正像上文所提到的那样,阐释是开放的,确定一个语句生成过程的可以是多条规则,也就是说存在多种的阐释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阐释也是有限的,必须受到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检验,否则私人规则毫无意义。同样,让我们继续以“Monkey likes sweet bananas”为例,当括号为空时,它可以由规则( 6) 、( 7) 、( 8) 生成: ( 6) 名词———( 副词) ———动词———( 副词) ———名词; ( 7 ) 名词短语———动词短语———( 介词短语) ; ( 8) 谓项———谓词———谓项———( 谓项) 。
很显然,当某人把例句的生成规则描写成( 6) 、( 7) 、( 8) 时,尽管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但肯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为这是自己私自创设的,在句法学当中根本不存在,所以毫无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批判,表明了所谓的私人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脱离了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参照。只有在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参照框架下,诉诸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因素,阐释才是有价值的。
五有限的结论
后现代社会彰显了多元文化平等、主体意识和人性自由等人类理想,但追求这些理想的过程中,也引发了许多危机,阐释危机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对阐释的主动权、异质性、功能性过度强调,导致了文化的“消费主义”和对“人类沟通理性”的信任危机。的确,文本阐释是不断开放的,但同时也是有界限的。文本阐释的界限分别来自于认知、语义和语用三个维度,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经济原则、文本理念意义和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检验。然而不管是哪一个维度的阐释,都源于日常生活世界,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语言,都说明主体间性的“在场”,人类沟通理性、主体间性的不可怀疑,从而也证明了“知识何以可能”。因此,只有回归具有原初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语言,阐释才是可能的,才能体会人的意义和价值。
摘要：在西方后现代哲学和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本阐释呈现多元、虚无的“过度阐释”倾向。但文本阐释并非没有界限,分别在认知、语义和语用三重维度上体现出意义的边界。在认知维度上,虽然语言具有创造性,但人们会集体式、不自觉基于语言经济原则进行阐释,因此至少在一些关键信息上存在认知趋同。在语义维度上,理念意义允许无限的个别意义,但仍然规定了这些个别阐释的界限,界限之外的阐释为过度阐释。在语用维度上,可能的阐释是无数的,但人们接受的阐释却是一个或数个,阐释的有效性必须接受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检验。在上述维度观照下,文本阐释空间体现了界限下的创造与约束。
揭隐私的限度 篇2
但当下也确实存在着另外的一种倾向，不少网络的曝光包含对于人的隐私的揭露。现在很多曝光为了求得更高的关注度，变成了在网上发艳照、发床上录像，这些多带有情色内容的东西形成了一种网络的“奇观”，常常激发一种网上的狂欢式的起哄和围观。这样的一些隐私内容又被公众当成“有趣”的内容被广泛传播，这就形成了一种以刺探个人的生活隐私为时尚的风气。甚至过去社会上一些黑社会常用的手法如“仙人跳”，即利用女性勾引，然后取得证据加以公开等手段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追捧和肯定，认为这是非常精彩和有趣的，这也需要反思。
毫无疑问，对于公众人物和官员的道德水准和私生活状态，应该有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这是相当重要的。网络上揭露丑恶现象肯定是积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随意将他人的隐私或一些私人的内容通过并不合法的手段取得并随意加以传播，甚至“仙人跳”式的恶意拉人下水也受到欣赏。这显然有悖于我们揭露丑恶、崇尚正义的初衷。依靠网络进行举报是很重要的反腐败渠道，但应该在揭露之后，将这些内容的证据反映给相关部门，而不是在网上将不合法的刺探到的内容随意公布。人们对这样内容的观看，当然有道德谴责，也有正义的成分，但也会让人们进入一种低级趣味的群体狂欢，对于未成年人也会形成不良的影响。这对于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的积极作用并不多，反而会滋长一种对于他人的私生活加以窥探的并不理想的社会风气。而这其实也会有以“正义”的名义将别人的私生活变成商业竞争和要挟勒索敲诈的本钱的现象，甚至会出现诱骗对方私生活出轨来勒索的现象。
这样的现象如果到处泛滥，其实并不利于社会风气的整体提升，反而会形成一种虚张的正义来达到并不高尚的目标的风气。如果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对于他人私生活的刺探和揭露，充斥着一种揭老底、找隐私的风气，也往往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健康发展。它一方面使得人人自危，正常的交往和人际关系等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则会造成双重人格。其实在文革时期，当时不少对于个人私生活的极端的干涉也造成过对于个人权利的肆意侵犯。如当时有不少听墙根，捉奸，然后游街挂破鞋等群众运动的方式对他人的私生活进行展示，给不少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样的历史教训其实仍然值得社会记取。而二十世纪初叶在美国形成的“黑幕揭露”运动，一方面有其提升道德水准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有为追求内容的耸动而编造，甚至有敲诈勒索的现象，在一段时间之后也受到了社会的诟病。这里其实有两个原则需要掌握，一是应该在法律和纪律的范围内活动，对于各种违法活动应该都加以处理；二是需要保护普通人的隐私权，避免伤害他人。
突破日常经验的限度 篇3
事实上，这种对“日常经验”浓墨重彩的正面书写在当下的同类题材小说创作中非常鲜见，而这也正是海飞的小说“标新立异”之所在。长久以来，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已经将狭义的谍战小说甚至广义的战争题材与“日常经验”区隔开来，高速推进的叙事节奏已经不容許人物在与任务、行动、战斗无关的事体上做片刻的停留，而读者获得的阅读快感既是紧张刺激、一气呵成的，但也难免转瞬即逝、失之单调。网络也好，电视也罢，类型化写作对谍战题材的高度垄断，造就了对“极端经验”的过度张扬，其背后隐含的是写作立场和审美趣向的变化。当作家不再敏于用文学的感官去想象、触摸和体味，而是擅长用镜头的语言去切割、过滤和重组，那些包裹着历史信息、留存着生命温度的丝丝缕缕和枝枝蔓蔓，因为不易用视觉符号去捕捉和传达便被从传奇故事的主干上剥离。我所担忧的是，当作家和读者都迷恋于所谓的“极端经验”时，对“日常经验”的忽略和遮蔽是否导致了虚构叙事与现实生活的割裂？读过克里玛、昆德拉，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对文学产生一种朴素的认识，而这种朴素会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看来，我们应该重新建立起这样的观念，即虚构叙事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我们的现实生活需要文学去思考、去揭示、去批判、去提升，我们关心的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应该如植物一般从生活中自然地生长出来。文学当然与想象有关，但想象的动力源自现实的经验，想象本身是无法支撑我们的思考与理性的。当我们尚未将现实的经验处理好，当我们的文学尚未对现实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时，置现实经验于不顾如果不是叙事策略上的失误，就是表明我们思想水平的低下，抑或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
海飞的小说将“极端经验”与“日常经验”融合得自然、恰切，他像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不用铁钉，不用胶水，便可以将传奇故事与现实生活巧妙且不着痕迹地糅合为一体，在榫卯交接之处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细节。换句话说，海飞讲述的传奇故事是镶嵌在他对日常经验宽广且厚重的描摹基础之上的，这种生活化的谍战叙事颠覆了我们对于“日常经验”缺失的习焉不察，并且从审美层面重新唤回了我们对生活本身的敏感和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