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幻象

关键词： 幻象 符号 情感 音乐

时间幻象（精选七篇）

时间幻象 篇1

童年电视台有一个电话点播节目, 会播放《水边的阿狄丽娜》, 这时的音乐作为符号会呈现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音响没有产生内在情感, 由于专注于点播节目这一形式, 将音乐单纯作为一种符号, 甚至可以说是信号, 能够听到这首乐曲就意味着点播台暂时空缺, 没有节目播放。第二个阶段是由于经常停留在这个频道, 这首乐曲的旋律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盼望可以播放自己喜欢的节目的那种心情随着这首乐曲烙在心底。第三个阶段是再次听到这首乐曲时, 脱离点播台的环境, 单纯地听音响, 随着乐音的流动, 渐渐感受水滴潺湲和婀娜少女的形象, 内心情感开始流动, 但会不自觉地回忆起当年的点播台, 还有那时的点播顺序, 随之而涌出的是儿时盼望播出的那些节目。许久不曾回想的经历和心境在听到乐曲后, 全盘托出。

一、音乐是情感的符号

音乐是情感的符号, 与最典型的符号———语言有着共同点和差异性。“对于一种符号, 只有当我们想象出其表现的概念时, 我们才算理解了它”, 作为理解中介被广泛使用。语言是将符号与概念联系起来, 具有严谨的逻辑关系。朗格认为, 音乐不是语言, 不具备语言的讲述功能, 但音乐也像语言, 是一种结合方式。

1. 音乐不是语言。

语言被认为是最典型的符号形式, 从语言的符号中可以了解音乐的符号特征, 进而说明音乐是情感的符号。音乐不是语言, 它是“带有约定俗成的规则的独立的组合符号”, 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音乐作为符号的产生条件, 首先是约定俗成的, 是作曲家按照特定的技法, 如和声、对位、旋律走向等确定风格。其次是规则的, 是有一定规律可循在特定风格框架中的作曲技法。再次是独立的、有个性的个体。最后, 所有的因素结合起来形成的符号就是音乐。朗格认为如果音乐作为一种描绘的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 音乐是一种语言。然而, 音乐符号的复杂性, 不会作为一种描绘的形式存在, 没有固定的词汇, 而语言则是由词汇、句子等组成, 具有固定的组合, 有特定的概念和所指对象。因此, 音乐不是语言。音乐不是单一、明确的关系, 它是“有意味的形式”。在流动的过程中, 感受无法言说的情感变化, 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所不具备的。

2. 音乐像语言。

音乐同语言相似, 两者是通过符号表达被表示的对象。语言是以确切的概念表达对象, 音乐则是在某些时候会像语言表述一样, 用特定的音乐组合表达某个形象。例如上行表示活泼、积极向上, 下行表示伤心、落寞、幽默等, 甚至音乐可以模仿语言, 按照语言音调表达对象。像《聊斋志异》主题曲《说聊斋》, 作曲家根据山东方言语调而创作, 旋律像是人在慢慢诉说着故事, 用朴实的话语和语调传达着信息, 连腔调和喘息停顿都有体现, 在诉说中汇成一首经典。《幽默曲》则像是动作语言, 在音符中有那种诙谐跳跃的感觉, 在听的过程中脑海中不禁会出现一个搞笑形象, 佝偻着, 蹑手蹑脚地行走着, 前后的衔接像是由简短的乐音一点一点地拼凑而成, 意味深长。

在音乐与语言的共同点中, 最突出的是其组合形式。句子是由短小的词汇拼合而成, 音乐的构成同语言构成相似, 按照乐音、乐汇、乐句、乐章一步步地组合而成。无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 总是由个体汇成整体。就语言而言, 音乐具有表达形式的多样性, 用最普遍意义的情感表达区别于语言情感表达的局限性。音乐作为情感的符号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 这个作用反映在人的内心的情感体验中。正如《水边的阿狄丽娜》在作为单纯的音响符号出现时, 突然在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个点播节目, 内心产生时间幻象, 开始时间的绵延。

二、音乐符号所激发的“时间幻象”

音乐是情感的符号, 作为符号, 存在着音乐音响之外的种种。首先,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提到音乐就不能避免谈及时间, 音乐的一切要素都在时间中进行, 没有时间就没有音乐。其次, 在音乐的流动中, 存在着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客观时间是指音乐音响所需要的时间, 不是物理时间, 而是作为情感符号的音乐在欣赏者的内心所延伸的主观时间, 即心理时间。其主要包括时间感和时间观, 反映主体对时间的感觉、感受和观念。再次, 符号会激发不同于客观时间的情境, 将人引入时间幻象的领域。

时间幻象是在虚幻的时间中出现的意象, 属于时间观的范畴。音乐作为艺术品, 具有艺术所创造的最直接的效果, 是一种离开现实的“他性”, 这是包罗作品因素如事物、动作、陈述、旋律等幻象所造成的效果。由此可见, 意象是一种形式, 在现实中并没有特定的实物与之对应, 虚幻性是其主要特征。在音乐欣赏的过程中, 不得不借用时间幻象来对情感的符号———音乐进行感受。

音乐的时间幻象是在绵延中得到体现的。罗艺峰认为绵延有两个含义: (1) 同性同类的绵延, 是指单纯的时间的延续, 如此时与彼时, 没有任何差异, 是科学上的假设。 (2) 异性异类的绵延, 是指不同的刹那汇聚一起, 贯通渗透着, 好比在“现在”里面蕴蓄“过去”和“未来”。音乐作为情感的符号出现时, 第二层含义是经常出现的。音乐的绵延是在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的共同作用下产生。音乐作品固然由于时间的绵延而有整体的存在, 又由于具体的绵延而不至于成为无形式的流动, 但其可经验、可感知的却总是“此刻”、“现在”, 可以说, 音乐作品有着强烈的“当前化”倾向, 这也正是人的时间性的最基本、最原始的样式。这说明, 欣赏者在音乐审美的过程中, 内心会由音响激起自我情感, 自我情感在主观时间中产生。现在的“现在”, 是过去的“未来”和未来的“过去”, 音响的瞬间转眼即逝, 主观时间不受客观时间的约束, 可以在客观的“现在”产生相对于现在的“过去”或“未来”, 也可以在“过去”和“未来”中交叉穿梭, 意象随情感而生, 情感随意象而动。

在柏格森的哲学中, 绵延不是由个别外在的时间点构成的那种东西。它最远离外在性而与外在性最不渗透, 是一种过去—现在—将来的无区分的继起, 是一个有机整体。绵延是生命的冲动, 是真正的时间, 是发展中的自我。绵延在心理变化中将零碎的“点”糅合在一起, 制造出物理世界所不能产生的意象。正如《水边的阿狄丽娜》在客观时间的消逝中, 在主观时间的绵延和时间幻象中, 情感不断变化着。先是童年的记忆被勾起, 然后进入自我的心理时间中, 仿佛回到童年, 置身于那年的时空中, 心境重现。

在时间幻象中, 存在着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相分离的情况。在客观时间中, 假设一首乐曲总长六分钟, 但是在此期间的主观时间内也许是一个故事从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都有交代, 形成一幅似乎符合客观时间又比客观时间更丰富的完整画面。

三、音乐中时间幻象的意义

音乐作为情感的符号, 在音响流动过程中形成的时间幻象, 能够唤起人内心的情感及记忆。音乐是“有意味的形式”, 即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 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 类似于人内心复杂的情感。“听到声音连续的时候, 必须忘记自己的连续。”然而, 笔者认为听到音乐连续的时候, 人们就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的连续。在音乐欣赏过程中, 人并不能离开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毫无欲望地欣赏音乐, 所说的唤起记忆是指在不同时间段听同一部作品所产生的情感和每个时期所处的特殊心境在时间幻象中被唤起。

正如贡布里希所指出, 我们实际上是依靠“图像记忆”或“回声记忆”来达到这一在不同时期的认识—体验中说到的“视界融合”。音乐作为符号, 在赋予情感后激起回忆, 这种回忆往往是言语无法描述的内心感受。罗艺峰认为, 有一个前后接续的并不间断的完整的作品存在, 音乐本体是完全地内在于我们的, 就像时间永远是内在于我们人一样。时间是属于人的, 音乐是内在于人的, 理解是从“里面”进行的, 朗格乃至于把音乐的逻辑模式完全对应于生命的逻辑模式, 认为音乐时间就是人的主体时间。它具有超现实性, 离开“现在”, 飞向“过去”或“未来”。音乐作为情感的符号, 在心理时间中内作用于人的情感。

四、结语

音乐作为情感的符号, 像语言而又不是语言, 在情感的传达中起着重要作用。音乐中的时间幻象对于人的回忆有一定的激发作用, 音乐作为一种符号、情感的载体, 在音乐绵延的流动中内心会发生与客观时间不相符的心理时间。同一作品在不同的时期听时会所产生的效果也有不同, 听者在心境复杂的情况下听到音响, 会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音响中。经过时间的推移, 再次听到这个音响时, 心理时间产生的时间幻象会涌出当时的情感记忆, 音乐随着听者的情感走向而被赋予一个新的生命。每个乐音都是具有生命意味的运动, 在这个流动过程中加之音乐的刺激可以唤起内在的记忆。

摘要：音乐作为一种表象性符号, 一直被认为是情感的语言。本文在论述音乐是情感符号的基础上, 对时间幻象加以说明, 阐述“绵延”在时间幻象中的作用, 进一步论证音乐作为情感符号, 可以唤起人的情感记忆。

关键词：时间幻象,音乐符号,绵延

参考文献

[1]苏姗·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2]汪天文.时间理解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3]柯扬.音乐本质的形而上追问[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05, (4) .

[4]罗艺峰.音乐的时间哲[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86, (4) .

[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 等,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现实的幻象 篇2

早在1993年就有消息传出米罗作品要来中国展出，经过两年的酝酿在各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在1995年实现了名为“米罗东方精神”的作品展出。经过了第一站北京展出后，米罗的作品来到了上海美术馆展出。但由于很多人并不了解米罗的作品，于是便有了施蛰存老先生如下的感言：“许多人去看了，有些人窃窃私议，不说好，也不敢说不好，更不敢说看不懂，而事实是看不懂。画展的标题是：‘米罗东方精神’。可是，我以为米罗的画风，偏偏没有一点东方精神。万里迢迢，把米罗的几十幅画运到中国来展出给中国人看看，不知为何却没有说明他的画风属于‘超现实主义’。报上已见到一些评论和观感，似乎都是根据‘东方精神’这个提示来发挥宏论。有些人只好赞扬这些画的色彩和线条的特征。其实都不免‘瞎子摸象’”。

近年来，米罗的作品在艺术品市场有很好的表现，2007年米罗的代表作《蓝星》在法国巴黎的拍卖会上超出预期拍出了1160万欧元的高价，另一幅作品《鸟》也已620万欧元成交。大型的米罗作品展也在世界各地接连上演，2009年《执着的巡游——米罗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展；2010年希腊雅典也举办了米罗的作品展；2011年10月15日“胡安·米罗——逃离的阶梯”展览在巴塞罗那米罗基金会开幕。西班牙王储费利佩夫妇主持了开幕仪式，并在西班牙文化大臣辛德女士的陪同下参观展览。米罗基金会主席和中央政府驻加泰罗尼亚大区代表等也参加了开幕式活动。此前该展览曾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展出5个月，接待了30多万参观者，盛况可见一斑。

信任的幻象 篇3

对社会契约的轻慢，使得在当今的中国，信任成了一种奢侈品，许多人以欺骗为生，即便被揭穿，也不用付出太多成本与代价。人们正在闯入一座时代的丛林。

家园的炊烟与教堂的尖顶，在视野里渐渐隐去。黑夜降临，丛林里缺少信任与理性的光亮;无法从同行的陌生人那儿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相互冷漠，甚至彼此敌视，终将有一天，为了生存，所有人开始在黑暗中互相撕咬。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类似的状态。当下中国的信任危机，弥漫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存在于各个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活跃于每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内部。

一则来自最高政府机构的消息，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中国当下的信任危机严重到了何种程度。10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表示“将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

确实，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谎言无处不在的时代。1990年代以来，主宰公共空间话语的经济利益至上，以及原本的“熟人社会”被迅速摧毁，将中国人推入这样一座丛林：人们逐渐回复到了一种类似自然状态，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敌人，与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们害怕的事情。

更糟糕的是，公众权力与法律，原本应该是社会诚信的最后一道盾牌。如今，却成了摧毁社会诚信的一股主要力量。据人民网的调查，对政府、专家、媒体三者的不信任最为严重。这种情绪与信任危机夹杂，更加重了社会的崩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原本天然存在的信任感，是怎么样接二连三地坍塌、崩溃。而媒体与以微博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传播方式，又是怎样加速了这种崩溃的进程。

英国诗人约翰·唐恩曾在诗中写道：“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所以，请不要问信任的丧钟为谁而鸣，它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信任危机从未像今天这样，让每个中国人感同身受。新技术的发展，又为信任危机的熊熊大火添了一把干柴。一段时期以来，被中国人反复温习的一个概念是，这个社会似乎充满了“陷阱”：

2011年8月的一天，江苏一位名叫殷红彬的大巴车司机，发现一位老人倒在路边。他停车，下来搀扶。可一个普通人“学雷锋”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老人非但没有感激他，而且向他泼了一盆污水，指责他就是“肇事者”。

司机的清白最终被车上的“电子眼”证明。但在类似的事件中，南京的彭宇、天津的许云鹤等人均被法院判决赔款，引发轩然大波。遇到倒地的老人是否搀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问题从未这么难以抉择。

2011年7月23日，D301次动车与D3115次动车在温州发生追尾，41名乘客遇难。事故发生后，铁道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应对措施极为拙劣甚至荒唐，事故原因的调查报告也迟迟未出。

很快，新的动车驶过事故列车残骸，但它是否意味着更加安全?很多人恐怕会套用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那句“名言”——“反正我是不信”。

2010年1月的一天，一位唐姓女士，花费了280万元，购置了四十余件达芬奇家具，她以为高昂的价格意味着高档的做工，但是这些家具自从送来，便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后来经央视曝光，人们得知这些所谓进口家具，不过是冒充贵族血统的劣质产品。于是，达芬奇家具的销量在两周内下跌九成，连其他进口家具品牌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当然，你可能不会遇到讹诈的老人，不会登上出事的动车，或是消费高档家具，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遇到别的“陷阱”。

也许你在商场中乘坐的扶梯会突然改变方向，将你重重摔落;也许你在街边饭馆中吃饭时，后厨的师傅正往锅里倒地沟油;也许你为某慈善组织的募捐箱投上十块钱，回到家中打开电视，发现刚刚捐出的钞票，可能正好圆了某个炫富女的玛莎拉蒂之梦。

“市场、政府、社会三个领域同时遭受信任危机的现象，前所未有。”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这一切也许让人很难想象，中国曾是一个以“守信”为最高美德之一的国家。

失信没好报，这个道理曾经被中国的古人深信不疑。据明代笔记《郁离子》载：有一个商人坐的船沉了，见渔夫时呼唤：“我是济阳最大的富商，你救我，便给你一百两金子。”但获救后，商人却翻脸不认账，只给渔夫十两金子。还说：“你打鱼，一生都挣不了多少钱，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后来，富商又在原地遭遇沉船，有人想救他，渔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故事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说话要算数，不然后果严重。第二，陌生人难信，富商必须开出一百两金子的价码才确信有人救他。

从中可以窥见，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波纹，形成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张张关系网。这种社会便是“熟人社会”。它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在公共事务中则容易发生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

可当人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就必须从“家”中独立出来，频繁接触“难信”的陌生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社会强制方式对承诺加以监督、制约和实施，可以从制度上保证人们的互信。例如，一个人走在斑马线上，尽管对过往车辆中的驾驶者一无所知，但依旧可以信任司机会靠右侧行驶，而不会撞到他，这是由于靠右行驶是交通法规的规定。扶起老人不用担心被讹，因为人们天然认定，向善行为可以得到保护。

但是，随着僭越法律和规则的行为不断涌现，由公权力构筑的一道社会心理堤坝，已经日渐脆弱。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河北大学的一起轰动全国的车祸，当满嘴酒气的青年人高喊“我爸是李刚”时，他引爆的除了公众的愤怒，还有难以抚平的不安——如果有人能够肆意作恶，又逃脱制裁，还有什么法律可以切实保护自己，什么规则又可以确信不疑?

对郭美美事件的质疑，则更加直接地指向了公权力本身。

据报道，2011年9月22日，山东泰安彩民张鹏 (化名) 喜中双色球一、二等奖，获得863万元巨额奖金。他考虑将部分资金用来资助慈善事业，但想到“郭美美事件”后，决定把奖金的一部分用来给家乡修路。就连其他慈善机构也遭到了丑闻牵连，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志愿者在广州募捐时，甚至被市民直接询问其行为与郭美美“有没有关系”。这些慈善机构基本均被老百姓认定和公权力有关，是由政府行政命令建立的、不受监督的团体。

而今，政府失信的后果体现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地震或高铁事故所报道的伤亡数字，还是某某政绩成果，抑或是与政府有关的慈善组织募捐，都备受质疑。一辟谣，人们就发笑。

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漫画，颇能代表当下中国人的无奈心境：

一男一女相遇，发现对方还活着，喜极而泣。

男：“你没有被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毒馒头毒死真是太好了!你家的楼也没有着火!你家门前的桥没有塌吧?上班扶梯也没有故障真是幸运!太好了!我们又活了一天!”

女：“我真担心你上班路上遇到70码!或者被人连捅8刀!最担心的还是城管打人误伤了你!害怕你坐动车!也不敢给你打电话，怕你手机爆炸。”

这时，铁道部前发言人王勇平的声音传来：你们都是生命的奇迹!

这段对话中所提到的种种事件，几乎无一不是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新技术的发展，为信任危机的熊熊大火添了一把干柴。

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曾被广为诟病，而今天，那些曾掌握在某些人或者机构手中的信息渠道，正逐渐被网络瓦解。互联网公开、平等分享的特点，让普通百姓也可以从被动的听众，变为主动生产信息的自媒体。

2009年1月，24岁云南玉溪青年李乔明死在了晋宁县看守所。晋宁县公安局负责人对此事的解释是，李乔明是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头部受伤而死的。这种离奇的死亡方式经过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激起强烈质疑。更猛烈的质疑来自无数的自媒体，他们挑战而且咒骂了看守所官方结论。“躲猫猫”一词成为当年的流行语。

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组织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并公开面向社会邀请网友和社会人士参与调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李乔明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相关责任人陆续受到处理。

毫无疑问，新技术手段使那些见不得光的丑恶更迅速地曝光，激发了普通民众更多的情绪，与获得真相的信心。

2010年兴起的微博，是这场新技术浪潮的后起之秀。和美国的社交网络不同，它还主要承担了自媒体的功效。很多人改变了网络习惯，从此不看门户网站，而从微博上攫取新闻。

此前的郭美美事件正是这件技术利刃的结果。2011年6月，微博网友发现了一个网络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年轻女孩，挎着爱马仕包包炫富，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她真实身份的猜测，以及对她背后认证机构——中国红十字会不透明、官僚化的非议。不久前的723动车事故，也是典型的新技术推动结果的案例。从事故原因，到营救生还者，对各种官方说法的广泛质疑及全民讨论，其过程都在网络上时时更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微博的流行，根本上是社会有这个需要：“微博是对传统媒介言路开放程度受到限制的补充性反弹。”

不过，新技术一方面实现了民间对社会的监督，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信任危机烈度的放大器。荷兰尼尔森公司2010年9月发布了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评论，也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

“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古罗马政论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这样解说他的执政和思考结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葛晨虹认为，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在这个新技术来袭的时代，已经真切地摆在了中国政府的面前：“走出这种‘低信任度’的社会怪圈，首当其冲是重举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作为幻象的真相 篇4

卡波蒂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6月

P.B.琼斯，一个私生子，出生于圣路易斯，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长大。十五岁那年，遇车搭车，逃往迈阿密。然后在那里的一家大型宾馆做按摩师，男女通吃，上下身都拿手。五年之后，攒足钱，他踏上了去纽约的路。不是为了继续皮肉生涯，而是想去尝试一下真正向往的人生——成为一名作家！

为了实现这个文艺梦，琼斯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从一个故事写到另一个故事，也从一张床单滚到另一张床单，从一个女人的前门转到另一个男人的后庭。结果是，他依靠某位熟女相好朗曼小姐的帮助，终于出版了一部小说。可没人理睬，评论界视此为小白脸的额外酬赏，普通读者则根本乏人问津。于是，琼斯先生只能辗转欧洲，经年累月四处游走，坑蒙拐骗，出卖色相。饶是如此，他仍旧努力地写小说，即便结果仍旧是哑弹一枚，毫无声响。 1966年，卡波蒂毋庸置疑是当时美国风光无限的小说家，占据了各种电视节目和时尚杂志，更成功赢得上流社会的青睐，尽享名望与财富之乐。不久他就宣布，打算写一部如同普鲁斯特描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上层社会那样无情地检讨美国富人阶层的长篇巨著，并拟定名为《应许的祈祷》。

就像书里的那句话，“作为幻象的真相”，卡波蒂或许真的将自己的成功以及上流社会的接纳，当作了他人生坚牢不破的真相。可实情是，当他在《时尚先生》发表了一两个章节之后，一夜之间，卡波蒂就几乎被他的富人朋友圈给驱逐了。此后，他在自欺欺人和嗑药、滥饮、滥交所构成的世界中不可自拔，才华被虚掷，痛苦却未尝减少。最终留下来的只有他号称已经写了厚厚一沓手稿的伟大小说当中寥寥无几的数页。

这寥寥数页一如雷诺兹·普莱斯所言，“这薄薄的一本短篇小说在卡波蒂看来或许只是他壮志未酬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在表达人类感情的竞技场中，它们却代表了他最为辉煌的胜利。”

不论是有意的冒犯，还是无意的狂妄，《应许的祈祷》里的三篇小说都具备非同一般的犀利与魅力。一个流浪汉般的主人公，从纽约、巴黎到威尼斯，辗转流徙令小说平添一层流动之魅。作为作家的失败与作为男色供应者的成功，也使得整部小说自然充斥著各种文艺圈的高端八卦和恶毒嘲讽——譬如他调侃贝克特与长相平常的古根海姆家族的女继承人的风流韵事，穷困潦倒的贝克特“脑子里不可能没装点其他什么”——同时又咸湿得恰好令人不觉寡淡。而最重要的是，虽然基本每隔三页就会有一次重口性爱描写，但卡波蒂努力想写的还是一个关于好孩子的故事。

这个自嘲从小就会为了一块巧克力糖而出卖肉身的孤儿，其实一直给自己设置各种底线。做男妓时，只攻不受；虽然也想占古根海姆家族女继承人的便宜，可还是觉得自己的作品可以一夜大卖，于是“自负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大傻瓜”；自以为是个床上浪荡子，原来是个腼腆的大男孩，将自己的狗留给动心的女人，手足无措得可爱至极。

因此，与其说这部小说是一本对于上流社会的“无情检讨”，不如说卡波蒂想写的是一个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与受辱中，仍旧自觉不自觉地想要做一个好孩子的故事。琼斯未尝不想学坏，至少极度渴望成功，但他终究发觉，自己那一点混迹社会得来的小奸小坏，在他所见的那些闻人名媛那里，根本不值一提。

琼斯先生在苦咸现实里仍旧怀揣香甜作家梦的故事，其实只是这部小说的幻象。而卡波蒂要告诉我们的真相是：那些自以为是一头翻江倒海的黑羊的人，到头来反倒因为自己的金色蹄子而被赶在了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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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构思是精巧的。小说里出现了三个家:男主人公“我”和女主人公麦穗组成的临时的家, “我”和妻子在油菜坡的家, 麦穗和丈夫在羊村的家。“我”和麦穗在南方城市的家虽然不具备合法性, 但事实上随着叙事的进展却合情也合理起来。这个家是作者的叙述中心, 因此在文本中是显性的家, 而恰恰是这个显性的家中隐藏着巨大的隐私:“我”和麦穗都是从内地山区来南方城市谋生的农民工, 因偶然的邂逅熟悉, 随之感情日深, 最后发展到租房同居, 组建了当代中国城市里并不鲜见的临时家庭。这也是一个仿真之家, 它的真实性甚至逃过了房东的法眼, 在房东的眼中, 他们是标准的恩爱夫妻, 夫唱妇随, 情投意合, 让人想起黄梅戏中“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温馨。作者用了很大篇幅写了“我”和麦穗之间营造的这个仿真之家, 尤其是男女主人公在这个仿真之家中的生活状态, “我”和麦穗之间的那种默契和相互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不是夫妻胜似夫妻。但只有他们自己内心才明白, 这不过是两个远离家乡的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而已。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彼此完全独立, 而且互不干涉对方原来的家庭生活。但这个临时家庭似乎比真实的家庭还要真实, 因为他们都活在一种仿真的或者说是虚拟的家庭形态里, 因此没有现实家庭中日常的争吵和烦恼, 只有性的欢愉, 亦不乏情感交流。总之, 这是一个假而真, 真而假的特殊家庭形态, 折射了现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原理, 家在这种消费语境中成了临时的消费品, 就像现代都市人一次性的快餐消费一样。

幻象与现实:解读教育软件发展困境 篇6

幻象与现实

随着2 0 0 0年全国中小学“校校通”工程的实施, 有人预言:教育软件将成为本世纪初I T业最大的金矿之一。3 0 0 0多家教育软件公司曾先后投身“掘金”的队伍, 到如今却只幸存2 0 0家左右, 让人不禁感慨“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巾”。“用户数大, 自成体系, 有需求”的教育软件“金矿”难道是一种“幻象”?然而, 软件巨头谷歌公司却看好教育软件, 正在大力开展教育软件服务业务, 并在本土的服务中获得了良好的效益。我国教育软件产业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何在?

信息技术已然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信息传播模式和范围巨变, 知识共享和生成机制初现, 极大地鼓舞着人们运用信息技术“拆除校园的围墙”, 构建知识学习的乐园, 学校“智能化”管理, 教师“高效”地教学, 学生“自主”地学习, 这着实是一幅令人憧憬的美妙的教育图景。笔者通过调查了解到, 教育软件的确受到广大中小学校师生的关注, 教育软件建设和应用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教育软件产品的品质、需求达成度和投入产出比等问题依然突出, 教育软件总体呈研发不到位、建设力度不大、应用零散、水平较低的状况。

当下的教育发展对信息化提出了多层次、多样化的诉求, 教育软件是回应的方式之一。如何有效地支撑教育发展, 服务用户的应用, 实现人们对教育软件的期待, 我们需要清晰、深刻地认识教育软件。

认识教育软件

从应用来看, 教育软件涉及学校管理、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教学资源等教育的各个层面, 连接教育体系上下, 涵盖学校课堂内外。教育软件一词虽得到广泛使用, 但我们对它的认识尚比较模糊, 这或许就是“幻象”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 教育软件与教育中所说的软件有很大差异。教育中所说的软件含义较宽泛, 它不仅包含信息化软件产品 (系统) , 还特指教育系统中的制度、文化等。其次, 并非在教育中应用的各种软件都是教育软件, 教育软件有区别于其他软件的特质。如学籍管理系统、成绩分析系统、在线备课工具、几何画板等都是典型的教育软件。即便像文档、演示文稿等办公软件, 电子邮件、浏览器、即时通信等交流软件, 它们是信息处理和交流的一般工具, 因而在教育中广泛使用, 但不属教育软件的范畴。再次, 麦克法兰指出, “教育软件这一术语包含了一系列差异极大的实体”[1], 如辅助教学、教学资源、综合学习、评价工具、学校管理等, 它们专为教育而设计, 构成了教育软件的族群。

无论教育软件的形式和类型怎样, 教育软件共同的特质都体现在软件产品满足教育用户的特定需求和教育教学的目的上, 只是由于用户角色和教育教学业务的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类型。更进一步说, 教育软件的对教育用户的发展性是其特质的体现, 如辅助教学软件对学生知识的发展, 管理软件对学校管理的发展, 在线学习测试系统对学生的诊断等。教育软件的任务就是立足教育用户的需求, 实现发展。不仅如此, 优秀的教育软件还有着融通文化的功用, 即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 包括软件开发企业间透过软件展开对话, 展现交流既有的中外教育文化, 渐进地生成新的教育文化。

需要明确指出, 由于教育软件是教育信息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而教育用户和教育软件开发企业要清醒地认识到, 教育软件对教育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 同时受到社会、教育、信息技术等因素的深刻影响。

困扰教育软件发展的基本问题

关于教育软件发展存在的问题有过不少讨论, 多侧重在某一个方面, 如政策、市场环境、产品品质、效益等。从需求与研发、投入与产出、权利与模式三组基本问题出发, 更有利于整体的观察和分析教育软件发展的困局。

需求与研发

教育软件的需求与研发是当前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教育软件是应教育用户的需求而生的, 需求是教育软件研发的基础。我们听到太多抱怨教育软件产品与用户需求不符的声音, 然而客观地说, 教育用户首先要对信息化的需求审视、厘定。留恋“前信息时代”的传统工作模式, 对全新工作环境和方式担忧, 缺乏专业人才和持续培训机制必然导致需求不清晰。甚至, 还有一些只要形式不要实质的虚假需求, 教育用户要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教育软件?然后才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软件?

教育信息化是发展的趋势, 一批先行者率先提出了明确的需求, 研发成为教育软件生产的关键。正如前面提到的, 教育用户层面跨度大、角色多, 需求层次多, 十分复杂。教育软件企业实现需求的过程挑战巨大, 这就需要教育专家将教育管理、教学、评价的理论需求转译为软件功能, 将教育教学过程组织成软件操作的环节, 而不是简单地套用其他领域的软件或是更换界面, 来换取软件生产的效率。需求不明确, 研发不到位, 导致软件品质低下。

投入与产出

教育软件的投入与产出是当下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教育信息化发展初期, 软件投入没有硬件容易达到决策者的“预期”, 因而一般学校对软件投入热情不高, 认为投入大产出小。这是“替代”的观念在作祟, 教育软件不可能替代教育者的工作。教育软件除购置外, 还需要对专业人员、应用培训、系统更新等各个方面进行投入, 全面的投入是产出的保障。受到现代社会追求效率的观念影响, 教育用户也多从工作效率、成绩提升等方面考评产出, 但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 我们的产出可以关注当下, 但更应着眼未来。如在线讨论式的知识建构学习系统, 在基础知识的学习上不见得高效, 但它在问题分析、知识运用、合作意识、探究习惯等方面十分有益, 这样的产出更持续、更巨大。

产出是教育软件发展的动力。目前国内的软件企业大多规模和实力不大, 企业投入和产出矛盾十分突出。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义务教育“一费制”、盗版猖獗更加剧了软件企业的困难。企业要生存发展, 仍然要在用户认同产品的过程中实现产出, 企业对产品研发、技术提升、更新升级、售后培训、技术支持等方面的投入显然是必须的。那种什么好卖卖什么、什么利润大做什么的企业将始终难以做大做强, 教育软件也无法摆脱投入不积极、产出不显著的尴尬局面。

权利与模式

前面较多地讨论了涉及教育软件生产和应用的一些方面, 为何会发生需求不清晰的情况?为何投入产出比较低?我们必须转向教育软件生产和应用的背后。教育软件发展中有多元的主体身处其中, 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教育软件企业等都是利益相关者, 也在相互博弈中形成了教育软件发展的格局和模式。教育主管部门掌管资金、政策, 有权利指定甚至划分软件市场, 学校也具备软件选择的权利, 但作为使用者的教师、学生同样会行使选择应用权。采购的软件应用不起来, 想用的软件采购不到, 权利不协调, 必然限制教育软件发展的模式, 致使软件企业畸形地生存。固然, 市场波动、技术更迭给教育软件带来了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但更为重要的是, 各方权利的平衡和在此基础上教育软件发展模式的创新。

纽约幻象 篇7

美甲店同样是一个被移民垄断的行业。纽约街头美甲店的分布十分密集，数量高居全美首位，紧随其后的洛杉矶和旧金山的人均拥有量只有纽约的一半。传统上，大多数美甲店的老板是韩裔，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华裔新移民进入，开始抢夺这个市场。

5月初，《纽约时报》推出了一组针对美甲行业的深度调查报道，此后该报的中文网站采访了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中国“网络红人”凤姐，作了补充报道。《纽约时报》对这组报道非常重视，撰写报道的女记者前后共耗时一年进行调查，采访了125名各个族裔的美甲师，甚至每周都扮成顾客到美甲店做两三次指甲。由于采访对象都是学历不高、英语不好的新移民，很多采访需要在翻译的协助下进行。

报道的结论是，大多数美甲师遭受了严重的盘剥，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时甚至没有固定工资，提成和客人给的小费是唯一的收入来源;美甲师还常遭受老板的羞辱，克扣小费，乃至视频监控;歧视现象也很严重，不同族裔的美甲师被区别对待，韩国美甲师的收入往往要比中国和西语裔美甲师的收入要高一两个档次。美国人通常自诩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前几年《纽约时报》做过一组中国苹果代工厂工人生存状况恶劣的报道，就在全美范围内引发过一系列抵制苹果产品的运动。如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家门口，更让那些常去做指甲的顾客觉得难以接受，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一直在享用着不道德的服务，无意之中做了迫害移民劳工的同犯。《纽约时报》网站上，很多人留言表示自己现在去做指甲，心里都带着负罪感。

很多跟进报道的媒体，也推出了“如何挑选一家合乎道德规范的美甲店”之类的报道，他们提出的很重要的一条建议是不要光顾那些收费异常低廉的店，因为做做简单的算术题就能知道，顾客省下来的这些钱，无疑都是对美甲工的血汗盘剥。纽约州州长也已经表示立即对整个美甲行业进行整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纽约时报》这组报道所引起的震动，生动地体现了美国社会里主流社会和移民社会之间的割裂。在纽约，不同国家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聚居区，除了有大大小小近十个华人聚居区，还有日本、韩国街、印度社区、俄罗斯社区、厄瓜多尔社区等等，面积不大的纽约就被这样分割成许多块“飞地”，各个族裔之间的交往十分有限，主流的白人族群更是对移民的生活一无所知。往往距离不过几公里，却遥远得像是两个国家，所谓的熔炉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象，如果真的说是熔炉，那熔炉的内部也一定是分隔成许多的小格。

拿华人社区来说，除了游客和极少数想去探寻异国风情的白人会去老唐人街的餐馆吃饭，大多数白人一辈子都不会踏进任何华人社区一步。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美甲行业蓬勃发展了几十年，却直到今天才被主流社会了解到其中的阴暗面。其实比美甲店黑暗得多的现象在华人社区比比皆是，华人餐馆里打工的中国移民的生存状况要恶劣得多。造成这样的状况，主流媒体当然也有责任，他们对移民社区的报道实在太少，除非发生严重的刑事案件，否则不太会到移民社区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