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卷二十三·郦道元原文及翻译（精选3篇）
篇1：水经注·卷二十三·郦道元原文及翻译
关于水经注·卷二十三·郦道元原文及翻译
水经注 卷二十三 阴沟水、汲水、获水
【原文】
汳水又东迳葛城北①，故葛伯②之国也。孟子曰：葛伯不祀。汤问曰：何为不祀?称无以供祠祭。遗③葛伯，葛伯又不祀。汤又问之，曰：无以供牺牲④。汤又遗之，又不祀。汤又问之，曰：无以供粢盛⑤。汤使亳⑥众往，为之耕，老弱馈⑦食。葛伯又率民夺之，不授者则杀之，汤乃伐葛。葛于六国⑧属魏，魏安釐王以封公子无忌⑨，号信陵君，其地葛乡⑩，即是城也，在宁陵县西十里。
【注释】
①汳(biàn)水：古水名，在今河南省境内。汳：后来写作“汴”。葛城：故址在今河南省宁陵县南。
②葛伯：夏时诸侯，为殷所灭，以葛伯为氏。
③遗(wèi)：赠送。
④牺牲：古代为祭祀而宰杀的牲畜。
⑤粢盛(zī chénɡ)：古代盛在祭器内供祭祀的谷物。
⑥亳(bó)：古都邑名，在今河南省商丘市。
⑦馈(kuì)：赠送。
⑧六国：指战国时位于函谷关以东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
⑨魏安釐(xī)王：战国魏昭王子，名圉(yǔ)，谥号安釐。无忌：魏国昭王子，魏安釐王异母弟，封信陵君。
⑩葛乡：故址在今河南省宁陵县南。宁陵县：古县名，汉置，治今河南省宁陵县南。
【译文】
汳水又东流经葛城北，葛城是过去的葛伯之国。孟子说：葛伯不祭祀。汤问道：为什么不祭祀?葛伯回答说：没有供品可以祭祀。汤给葛伯送去供品，葛伯又不祭祀。汤又问他，葛伯回答说：没有牛羊供祭。汤又送给他牛羊，葛伯还是不祭祀。汤又问他，葛伯答道：没有谷物供祭。汤就从亳派了许多人去为他耕种，让老弱人去送饭。葛伯又领了一批人去夺取，不肯给他的人，就把他们杀掉，汤于是才出兵伐葛。葛在六国时属于魏国，魏安釐王把这地方封给公子无忌，封号叫信陵君，那地方叫葛乡，就是这葛城，位于宁陵县西十里。
【评析】
阴沟水是古代淮河水系的.河流。《经》文说：“阴沟水出河南阳武县蒗荡渠。”蒗荡渠就是卷二十二的《渠》(又作渠水或渠沙水)，说明此水是从渠水分流出来的。但《经》文后来又说：“东南至沛，为过水。”所以它的下流注入过水。从这一句《经》文以下，《注》文记载的全是过水及过水的其他支流，最后出现的一条支流是北肥水，一直写到过水入淮，从此不再提及阴沟水，这一带历史上河流变迁很大，河流名称与河流本身都很不稳定。此水现在当然不再存在。汲水也是鸿沟水系的河流之一，《经》文说“汳水出阴沟于浚仪县北”，说明三国时代的汳水是从阴沟水分出来的一条支流。《注》文解释《经》文：“阴沟，即蒗荡渠也，亦合汲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乱流，子武德绝河，南入荥阳合汲，故汲兼丹水之称。”说明在北魏时代，虽然浚仪、荥阳都在郦道元可以亲自考察的北魏疆域之内，但由于河道播迁，河名改易，别名众多，所以在当时就分辨不清楚了。获水按《经》文所说：“(汲水)又东至梁郡蒙县，为获水，余波南至睢阳城中。”又说：“获水出汲水于梁郡蒙县北。”由此看来，古代获水是汲水的下流。获水最后注入泗水，这是《经》文和《注》文都一致的。这些水道，现在当然都变迁了。
篇2：水经注·卷二十三·郦道元原文及翻译
【原文】
诸葛亮之死也，遗令葬于其山①，因即②地势，不起坟垄③，惟深松茂柏，攒蔚川阜④，莫知墓茔所在。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有亮庙。亮薨，百姓野祭⑤。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共表云⑥：臣闻周人思召伯⑦之德，甘棠为之不伐⑧;越王怀范蠡之功⑨，铸金以存其像。亮德轨遐迩⑩，勋盖来世，王室之不坏，寔赖斯人，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黩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谓宜近其墓，立之沔阳，断其私祀，以崇正礼。始听立祀斯庙，盖所启置也。
【注释】
①其山：即定军山，在今陕西省勉县城南。
②因即：依照，依随。
③坟垄(lǒnɡ)：坟墓。
④攒(cuán)：聚集，丛生。蔚(wèi)：草木茂盛。川阜：水边山冈。
⑤野祭：在野外祭祀。
⑥步兵校尉：官名，掌管宿卫兵。习隆：三国蜀汉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人。中书郎：即中书侍郎，典掌诏命。向充：三国蜀汉人，官至尚书，协赞大将军姜维。共表：共同上表。
⑦召(shào)伯：召公姬奭为诸侯之长，称伯。
⑧甘棠为之不伐：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听政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思召公之政，怀甘棠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即《诗经·召南·甘棠》。
⑨范蠡(lǐ)：春秋时期楚三户(今河南省淅川县)人，字少伯，辅佐越王勾践灭吴，报会稽之耻。
⑩德：高尚的德行。轨：垂范。遐迩：远近。
寔：同“实”，的确，实在。
巷祭：在道路上祭祀。
戎夷：戎和夷，古民族名，泛指少数民族。
存：思念。
追述：追思，追念。在昔：往昔，从前。
黩(dú)：轻率。典：制度，法则。
逼：逼迫。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堂。
圣怀：皇上。疑：犹豫不决。
谓：以为，认为。
沔(miǎn)阳：古县名，西汉置，治今陕西省勉县东，以在沔水之阳得名。
【译文】
诸葛亮死后，遗嘱把他葬在定军山上，安葬时依山形地势，而不高筑坟垄，现在那里唯有一片蓊翳的松柏，茂盛地丛生在水边和山冈上，而他的坟墓却不知究竟在何处。山的东面叫高平，是当年诸葛亮的宿营地，建有诸葛亮庙。诸葛亮死后，百姓在野外祭祀。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共同上表说：我们听说周朝人思念召伯的恩德，就不再去砍伐那棵他曾在下面休息过的甘棠树;越王为怀念范蠡的功绩，铸了一尊金像作为纪念。诸葛亮的德操垂范天下，功勋空前绝后，今天王室之所以能巩固不衰，靠的全是他，而今让百姓在街巷里祭奠，戎夷在野外祭祀，这不是纪念他的恩德和功勋的办法。今天若要完全顺从民心，那么就会流于轻率而无章法;如将祠庙建于京城，又势必侵逼宗庙，这正是圣上心里犹疑不定的原因。我们以为最好是在墓地近旁，就在沔阳立祠，这样就可以断绝民间的私祭，尊重正规的礼仪。这座祠庙就是在习隆、向充启奏后修建的。
【原文】
汉水又东合褒水。水西北出衙岭山，东南迳大石门①，历故栈道下谷②，俗谓千梁无柱③也。诸葛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④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⑤，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人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⑥，不可强也。又云：顷大水暴出⑦，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⑧，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⑨。后诸葛亮死于五丈原⑩，魏延先退而焚之，谓是道也。自后按旧修路者，悉无复水中柱，迳涉者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也。
【注释】
①大石门：杨守敬按：《方舆纪要》“大石门”即“斜谷口”，斜(yé)谷口：在今陕西省眉县西南。
②栈(zhàn)道：在悬崖绝壁上凿孔支架木桩，铺上木板而成的窄路。此处栈道为褒斜(bāo yé)道。下谷：下面的深谷。
③千梁无柱：只有木梁而没有柱子。因为悬崖峭壁与山坡或山下溪涧河流的距离甚远，所以无法立柱。
④赵子龙：即赵云，常山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人，三国蜀汉大将。
⑤赤崖：古地名，在陕西省留坝县东北，褒斜阁道所经。阁道：栈道。
⑥穷极：艰难到了极点。
⑦顷：不久。暴出：暴发。
⑧邓伯苗：即邓芝，义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人，三国蜀汉大将军。
⑨但得：只能够。相闻：互通信息。
⑩五丈原：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城南。诸葛亮病卒于此。
魏延：字文长，义阳(今河南省信阳市)人，三国蜀汉大将。
摇心：心惊胆战。
【译文】
汉水又向东流，汇合了褒水。褒水发源于西北面的衙岭山，东南流经大石门，流过旧时的栈道下谷，俗称千梁无柱。诸葛亮《与兄瑾书》说：先前赵子龙退兵时，烧坏了赤崖以北沿着山谷周围的阁道长达一百多里，阁梁一头通入山腰，另一头在水中立柱。现在山水大而急，已无法立柱，困难已到了极点，不能勉强了。又说：近时山洪暴发，赤崖以南的桥梁阁道全都冲毁了，当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个在赤崖驻防屯田，一个驻防于赤崖口，双方只能沿着崖边互相呼应而已。后来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首先撤退，焚烧了栈道，就是这条栈道。自此以后，那些按照旧道修路的人，都不再在水中立柱了。过往行人在摇摇晃晃的浮桥上经过，无不提心吊胆、头晕目眩的。
【原文】
《汉中记》①曰：自西城涉黄金峭、寒泉岭、阳都坂②，峻崿百重③，绝壁万寻④，既造⑤其峰，谓已踰崧、岱⑥，复瞻前岭，又倍过之。言陟羊肠，超烟云之际，顾看向涂⑦，杳然有不测之险。山丰⑧野牛、野羊，腾岩越岭，驰走若飞，触突⑨树木，十围⑩皆倒。山殚艮阻，地穷坎势矣。
【注释】
①《汉中记》：书名，不详。
②西城：古县名，秦惠文王置，治今陕西省安康市。黄金峭、寒泉岭、阳都坂：都在今陕西省汉中市。
③峻崿(è)：峻峭的.山崖。百重(chónɡ)：百层，这里指层层叠叠。
④万寻：万丈。寻：古代长度单位，一般为八尺。
⑤造：到达。
⑥踰：同“逾”，超过。崧：即嵩山，在河南省登封市北，为五岳之中岳。岱：即泰山，在山东省，为五岳之首。
⑦顾：回头。向涂：刚才的路。涂：通“途”，道路。
⑧丰：富饶。
⑨触突：抵触碰撞。
⑩围：计量周长的约略单位，说法不一，现多指两手或两臂之间合拢的长度。
殚(dān)：尽，竭尽。艮(ɡèn)阻：艰难险阻。艮：艰难。
穷：尽，竭尽。坎势：危险之势。
【译文】
《汉中记》说：从西城翻越黄金峭、寒泉岭、阳都坂，高山峻岭，层层叠叠，绝壁万丈，攀上一座山峰，以为已经翻过嵩山、泰山那样的高峰了，可是抬头再看前面的山岭，却比过来的山还要加倍险峻。攀登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之间，置身于缥缈的云雾之上，回头瞻望走过来的路，迷蒙深杳，到处隐伏着不可预测的凶险。山上有很多野牛、野羊，翻崖越岭，奔跑如飞;那些巨兽一撞到树木，合抱的大树也会被撞倒。山势的险峻，地形的起伏，真是已到了极点。
【评析】
篇3：水经注·卷二十三·郦道元原文及翻译
原文：
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鸿笔之奋，盖斯时也。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然则臣子书上所为矣。问儒者：“礼言制，乐言作，何也?”曰：“礼者上所制，故曰制;乐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颂声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颂诗乐声可以作未?传者不知也，故曰拘儒。卫孔悝之鼎铭，周臣劝行。孝宣皇帝称颍川太守黄霸有治状，赐金百斤，汉臣勉政。夫以人主颂称臣子，臣子当褒君父，於义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
儒者谓汉无圣帝，治化未太平。《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常实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颂功，宣褒主上，《诗》之颂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观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称异人之翁，未为德也。汉，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晓主德而颂其美，识国奇而恢其功，孰与疑暗不能也?孔子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或年五十击壤於涂，或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尧之德”者，乃知尧者也。涉圣世不知圣主，是则盲者不能别青黄也;知圣主不能颂，是则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则方今盲喑之儒，与唐击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尧德，盖尧盛也;击壤之民云“尧何等力”，是不知尧德也。
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浮於淮、济，皆知曲折;入东海者，不晓南北。故夫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历难测。汉德酆广，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汉盛也。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又《诗》颂国名《周颂》，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
宣帝之时，画图汉列士，或不在於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夫颂言，非徒画文也。如千世之後，读经书不见汉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令功，记於竹帛;颂上令德，刻於鼎铭。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汉德不及六代，论者不德之故也。
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锸平而夷之，为平地矣。世见五帝、三王为经书，汉事不载，则谓五、三优於汉矣。或以论为嬶剩损五、〔三〕，少丰满汉家之下，并为平哉!汉将为丘，五、三转为洿矣。湖池非一，广狭同也，树竿测之，深浅可度。汉与百代俱为主也，实而论之，优劣可见。故不树长竿，不知深浅之度;无《论衡》之论，不知优劣之实。汉在百代之末，上与百代料德，湖池相与比也，无鸿笔之论，不免庸庸之名。论好称古而毁今，恐汉将在百代之下，岂徒同哉!
谥者，行之迹也。谥之美者，成、宣也;恶者，灵、历也。成汤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汤加“成”，宣王言“宣”，无妄之灾，不能亏政，臣子累谥，不失实也。由斯以论尧，尧亦美谥也，时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犹言尧者，得实考也。夫一字之谥，尚犹明主，况千言之论，万文之颂哉?
船车载人，孰与其徒多也?素车朴船，孰与加漆采画也?然则鸿笔之人，国之船车、采画也。农无〔强〕夫，谷粟不登;国无强文，德暗不彰。汉德不休，乱在百代之间，强笔之儒不著载也。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汉。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
龙无云雨不能参天。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载国德於传书之上，宣昭名於万世之後，厥高非徒参天也。城墙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筑蹈之力，树立临池。国之功德，崇於城墙，文人之笔，劲於筑蹈。圣主德盛功立，〔若〕不褒颂纪载，奚得传驰流去无疆乎?人有高行，或誉得其实，或欲称之不能言，或谓不善，不肯陈一。断此三者，孰者为贤?五、三之际，於斯为盛。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
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琊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由此言之，须颂明矣。当今非无李斯之才也，无从升会稽历琅琊之阶也。弦歌为妙异之曲，坐者不曰善，弦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则?妙异难为，观者不知善也。圣国扬妙异之政，众臣不颂，将顺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题曰“〔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秘。上书於国，奏〔记〕於郡，誉荐士吏，称术行能，章下记出，士吏贤妙。何则?章表其行，记明其才也。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
古今圣王不绝，则其符瑞亦宜累属。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时已有，世无以知，故有《讲瑞》。俗儒好长古而短今，言瑞则渥前而薄後。《是应》实而定之，汉不为少。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儒者称圣过实，稽合於汉，汉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说使难及也。〔如〕实论之，汉更难及。谷熟岁平，圣王因缘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为汉激发。治有期，乱有时。能以乱为治者优，优者有之。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圣世之期也。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是故灾变之至，或在圣世。时旱祸湛，为汉论灾。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从门应庭，听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窥室，百不失一。《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远非徒门庭也。
日刻径重千里，人不谓之广者，远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隐也。圣者垂日月之明，处在中州。隐於百里，遥闻传授，不实。形耀不实，难论。得诏书到，计吏至，乃闻圣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显三累之行。大汉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邮〕表，路出其下，望〔邮〕表者昭然知路。汉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广之德未光於世也。
文言文翻译:
古代建立了鸿大功德的帝王，必须要有擅长写作的臣子赞美记载，他的鸿大功德才会显著，万代以后才能知道。问解释《尚书》的人：“‘尧敬慎节俭，明察四方，善治天下，思虑通达’以下的话，是谁人说的?”答：“著作家说的。”“著作家是谁呢?”“是孔子。”这样说来孔子是擅长写作的人了。“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才把《诗》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它纯正，《雅》乐和《颂》乐各得其适当的位置。”孔子挥动大笔整理乐曲，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解释《尚书》的含义说：“‘尚’就是‘上’(君王)的意思;君王的所作所为，下面的人把它记录下来，因此叫《尚书》。”“下面的人是谁呢?”“是臣子”。这样说来臣子是应当记录君王的所作所为的了。问儒者：“为什么把礼说成是‘制定’的，把乐说成是‘创作’的呢?”答：“礼是君王制定的，所以说是制定;乐是下面的人创作的，所以说是创作。天下太平，歌功颂德的乐曲就创作出来了。”
当今天下太平了，歌颂功德的诗歌乐曲，可不可以创作，释经的人不知道，所以称他为“拘儒”。卫国孔悝受到鼎铸铭文的表彰，周代的臣子互相激励操行。汉宣帝称赞颍川太守黄霸有优良的政绩，赏赐一百斤金子，汉朝的大臣都尽职政事。因为君王称颂了臣子，所以臣子应当颂扬君父的功德，这在道理上是很清楚不过的。虞舜统治的时代天下太平，夔歌颂舜的功德。周宣王使周朝中兴，《诗》里就颂扬他的品行。召伯勤于政事，周人歌颂他在棠梨树下判案的美德。所以《周颂》有三十一篇，《殷颂》有五篇，《鲁颂》有四篇，总共颂有四十篇，都是诗人写来颂扬君王的。照此说来，臣下应当颂扬君王，是很明白的了。
儒者认为汉代没有圣明的帝王，统治教化尚未达到天下太平。《宣汉篇》中，论述了汉代已经有了圣明的帝王，国家的治理已经太平。《恢国篇》充分论述了汉代功德非同一般，确实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朝代。表彰颂扬功德，宣扬称颂皇帝，《诗》中写有颂诗，这是古代臣子的职责。抛开自己的家而赞赏别人的家，轻视自己的父亲而颂扬别人的父亲，不能称为美德。汉朝，就是当今天下人的家;已死的汉明帝和当今皇上，就是老百姓和臣子的父亲。知道君王的功德而称颂他的完美，看到汉朝的杰出而表彰它的功德，这和那些愚昧而不能这样做的人相比，谁高明呢?
孔子称颂说：“真是太伟大了，尧这样的君王!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尧的功德浩大无际，老百姓不知道如何称颂他才好。”有位年纪在五十岁的人在路上作击壤游戏。有人说：“真伟大呀，尧的功德!”击壤的人说：“我太阳出来就干活，太阳落山就休息，挖井而饮用井水，耕田而食用粮食，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呢?”孔子及称颂“真伟大呀，尧的功德”的人，都是了解尧的功德的人。经历了圣明之世而不了解圣明的君王，这就像瞎子分不出青色黄色一样，知道有圣明的君王而不能称颂，这就像哑巴不能说明是非一样。这样说来，当今的又瞎又哑的儒者，和唐尧时代击壤的老百姓，才智是同样的低劣了。孔子和唐尧时代称颂“真伟大啊”的人，是因为了解尧的功德，因为尧的功德确实很伟大啊;击壤的老百姓说“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这是因为他不了解尧的功德啊。
夜间点燃灯烛，光亮所达到的地方，是可以测量到的，太阳照耀天下，普及远近广狭之处，难于测量。在淮河、济河中乘船，都知道它们的曲折;乘船进入东海的人，就分不清南北了。所以，如果过于广阔，长宽就很难计算;非常深，深浅就很难测量。汉朝功德盛广，如同太阳的光辉、大海的海面一样。明智的人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愚昧的人就不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了。汉朝人写书，大多上溯到殷、周时代，汉代的作者都在写文章，论述的都是其他的事情，没有褒颂帝王的话，而《论衡》里面就有。又有《诗》里称颂周代的叫《周颂》，与杜抚、班固所呈献的歌颂汉朝的辞赋，是相类似的。
汉宣帝的时候，画像表彰汉朝的功臣，有的人不在画像表彰之列，子孙为此感到可耻。为什么呢?父祖辈不贤良，所以没有受到画像表彰。那些称颂的话，不仅仅是画张像而已，而是文字记录。如果千代以后，读经书看不到汉朝的美德，后代的人就会感到奇怪。所以古代通晓经书的大臣，记载君王的盛功，记录在竹帛之上;称颂君王的美德，铸刻铭文于鼎上。文人经历世事，以此来自我勉励。汉朝功德被认为不如唐、虞、夏、商、周、秦六代，是由于论述的人不注意颂扬汉朝君王美德的缘故。
地面上有山丘有池塘，所以有高有低，有人用嬶侍盥池塘挖平山丘，地面就成为平地了。一般人看到五帝、三王的`事迹写成经书了，而汉朝的事迹不见记载，就认为五帝、三王时代比汉代好。如果有人把议论当作嬶剩减掉一点对五帝、三王的颂扬，略微增添到汉代名下，岂止会把二者拉平啊!汉代将会成为山丘，五帝、三王时代反而成为池塘了。湖和池不一样，尽管面积相同，立起竿子去测量它们，深浅是可以测量得到的。汉代君王与以往各个朝代的君王，同样都是君王，依据事实评论他们，他们的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不树立长竿，就不知道湖池深浅的程度;没有《论衡》的评论，就不知道历代君王优劣的真实情况。汉代在百代的最后，往上与百代比较功德，如同湖和池互相对比一样。没有大手笔的评论，仍旧不能免掉平庸的名声。议论的人喜欢颂古非今，这样恐怕汉代就会在过去所有的朝代之下了，岂止是与它们相同呢!
谥号，是生前行为的评价。谥号好的，如“成”、“宣”之类;谥号不好的，如“灵”、“厉”之类。成汤时遇到旱灾，周宜王时也同样遇到旱灾，但是商汤死后给他加上“成”的谥号，宣王死后的谥号称为“宣”。偶然发生的灾害，不能因此而贬低他们的政绩，臣子依据他们的生平事迹所上的谥号，并没有违反真实情况。据此以评论尧。“尧”也是好的谥号。当时也发生了洪水之灾，老百姓生活不安定，仍然给他“尧”这个谥号，是因为如实考核了他的政绩。一个字的谥号，尚且能起到表彰君王的作用，何况千言的评论，万字的颂扬呢?
用船车运载人和让人步行比较，哪种办法好呢?没有装饰的车船和漆上彩画的车船比较，哪种更美呢?如此说来擅长写文章的人，好比是国家的船车和彩画了。农业没有强劳力，庄稼就没有收成;国家没有擅长写文章的人，帝王的功绩就幽隐而不显著。汉朝的功德显得不怎么美好，混杂在百代之中，是因为那些擅长著述的儒生不撰写不记载的缘故，自从汉高祖以来，撰文著书并非完全不评论汉代。司马长卿写过《封禅书》，文章写得简略，论述不够完备。司马子长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史实。杨子云记录了汉宣帝以至哀帝、平帝的事迹。陈平仲记录了光武帝的生平。班孟坚颂扬了汉明帝的功业。汉代的功德，稍微可以观看到一些。当今皇帝即位，没有颂扬的记载，《论衡》的作者，为此费尽了精力，所以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的出现。
龙不借助云雨，就不能高入云霄，擅长写作的人，就好比是国家的云雨。记载国家的功德在传书之上，传播显赫的名声于万世之后，这样的高度就不仅仅是高入云霄了。城墙上的土，原来是平地上的土，是人加以了夯踩结实的力量，城墙才屹立在护城河边。国家的功德。比城墙更崇高;文人的笔，比夯踩更有劲。圣主的德行丰盛功业创立，如果不加以赞美称颂记载下来，怎么能迅速传播流传下去而没有穷尽呢?一个人有了高尚的品行，有的人对他颂扬得完全符合实际，有的人想称赞他却说不出来，有的人却认为他不好而不愿说一句称颂的话。判断这三种人，哪一种贤良呢?从五帝、三王时代开始，到汉代才算得功德最盛大。汉明帝的时候，各种祥瑞同时出现，各级官吏大臣，不算少了，只有班固等人称颂国家的功德，可以算是称颂得完全符合实情了。歌颂功德的文章写得既奇异又出色，用以表彰汉朝的功德在百代之上，使帝王的名声如日月在天，这和想称颂而又说不出来以及说它不好的相比较，哪一个好呢?
秦始皇到东南方巡视，登上会稽山，李斯刻石立碑，记载和颂扬秦始皇的功德。到了瑯琊山也仍然这样做。秦国，是个无道的国家，刻石立碑粉饰当世，观看阅读碑文的人，仿佛看到了像尧、舜那样的美德。由此说来，必须颂扬帝王的功德是很明白的了。当今并不是没有李斯那样的人才，而是没有机会和条件像李斯那样跟随皇帝登上会稽山、瑯琊山。弹唱的是美妙奇异的歌曲，听众不说好，弹唱的人必然会懈怠而不愿精心弹唱。为什么呢?因为美妙奇异的歌曲是很难弹唱的，听众却不懂得它的妙处。圣明的国家推行如妙异之曲一般的政治，朝中大臣不赞颂，不顺势发扬它的好处，又怎么能施行这种政治呢?
当今医书写在竹简丝帛之上，如果没有著作者的姓名和来源，见到的人就看不起它，不肯按它上面的方剂服用。如果题写有某某人的验方，并说尝试过很有疗效，人人都争着刻写传抄，把它视为珍贵的秘方。向朝廷上奏章，向郡守陈述书面意见，称赞推荐士子和官吏，称颂陈述他们的操行和才能，奏章和书面意见得到批准，这些士子和官吏就获得了操行好、才能高的美名。为什么呢?因为奏章上表彰了他们的操行，奏记中宣扬了他们的才能。朝廷的功德伟大崇高，却没有人加以宣扬和歌颂，使得圣明的大汉国只有很一般的名声，过错就在于俗儒们没有如实加以论述。
从古至今圣王不断出现，那么他们遇到的符瑞也应当接连不断地出现。
当今符瑞的出现，不同于古代，或许已经有了，世人无法认识它，所以我就写了《讲瑞篇》。俗儒喜好颂古非今，讲到祥瑞就厚古薄今，我的《是应篇》对古今的祥瑞加以核实、判断，证明汉代的祥瑞并不比古代的少。汉代有具体的事例，俗儒不称颂;古代有不真实的美名，俗儒却真心诚意地相信它。俗儒相信远古时代不真实的美名，却不重视近代当代的事实，这就是我写作“三增”、“九虚”的原因，《能圣》、《实圣》也因此而写出来了。俗儒称颂古代圣王言过其实，用这样的标准来考核汉代，汉代就赶不上古代。并不是汉代赶不上古代，而是俗儒的解释使它难以赶上古代。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评论，汉代更是古代难以赶上的。
粮食丰收，年岁太平，圣王借此建立了功德教化，所以我的《治期篇》，是为汉朝发扬光大功德的。社会安定有一定的期数，社会混乱有一定的时数，能把乱变为治的人是第一流的。这种杰出的人物在汉代是存在的。建初初年，无妄灾变出现，正是东汉注定要遇到的期数。皇帝坚持一贯的道德和政治，做一些救灾备荒的事情，所以我在《顺鼓篇》、《明雩篇》中，为汉朝提出应付灾变的办法。所以灾变的出现，或许在圣明之世，有时旱灾，有时水灾，我为汉朝论述灾变的出现。所以《春秋》为汉朝制定了治国的大法，《论衡》为汉朝公平地论定是非曲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