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可能性（精选三篇）
参与可能性 篇1
近年来, 国内掀起了打拐狂潮, 数千名被拐儿童获救, 一个名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打拐战役中的重要堡垒。该微博是由于建嵘教授创办, 为解救乞讨儿童提供一个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截止到2011年12月3日, 该微博已拥有超过21万个粉丝, 微博数达6000多条, 其中大部分为网友拍摄的乞讨儿童的照片。解救乞讨儿童事件中, 网友积极参与进来, 关注身边的乞讨儿童, 积极转发关于乞讨儿童的照片, 并且呼吁政府部门关注乞讨儿童, 成为推动解救乞讨儿童事件的中流砥柱。该微博成为社会力量的聚合点, 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平台。
1 社会技术的发展使微博引发公众参与成为面临的巨大机遇
1.1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公众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更加便捷
当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得个体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互联网、微博、ipad等广泛普及, 成为“流媒体”广泛的发展平台, 使得信息实现了实时传播, 并且以几何速度放射式到达受众群, 大大提高了传播的速度, 改善了传播的效果。随着“自媒体”的普及, 传统“官方信息源控制着新闻”的现象在一点点被改变。与传统媒体相比, 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每个网络终端的个体可以分享信息, 信息传播的方式由官方转到民间, 大众获得信息方式更加便捷, 成本更加低廉, 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使用网络媒体获取信息。
根据《第28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止2011年6月底, 中国网民规模达4.85亿, 报告显示, 网民年龄趋于成熟, 30岁以上的用户达41.9%, 其中学生占29.9%, 这表明, 互联网用户对于网络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使用能力, 对信息有较强的判断和处理能力, 而且已经拥有独立的社会关系群体。
由此可见, 网络影像传播需要面对不同阶层, 不同社会背景, 不同知识水平和不同经验的受众, 具有巨大的市场, 这使得网络微博较之传统媒体对于照片的传播者来说更有吸引力, 更容易达到预期效果。“随手拍着解救乞讨儿童”微博目前拥有粉丝21万余人, 这意味着照片在微博上发布之后, 就会受到21万人的关注, 而且这些人都是对通过微博解救乞讨儿童持积极态度的受众群, 他们会积极关心解救的事件, 并且对微博上的照片进行转载, 这样, 照片经过粉丝的二次传播, 便到达“粉丝”的“粉丝”中, 如此看来, 影像在微博中拥有巨大的传播空间, 达到了“广而告之”的呼吁效果。
1.2 当今社会现状为网民提供了动机
在日常生活中, 几乎人人都会在公共场所看到乞讨人的身影, 或年事已高, 或身体残疾。现在出现了许多儿童参与到乞讨的行列中, 他们有的被大人领着, 有的独自乞讨, 他们在应该受呵护的年龄上街上街乞讨, 风餐露宿。在“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成立以来, 众多观察生活中的乞讨儿童, 用相机记录下他们的样貌, 通过微博中关注与“@”的方法和于建嵘教授取得联系, 使“微博打拐”这项公益事业没有像其他网络热点事件一样一阵狂热之后销声匿迹, 仍然在为乞讨儿童寻找亲人, 呼吁大家解救乞讨儿童。
1.3 受众在参与过程中心理需求得到满足
根据马斯洛提出人需要的5个层次, 除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外,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还有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网民在网络中可以交换意见, 联络感情, 关注时事, 发表看法。天真无邪的儿童被拐骗为乞讨儿成为人贩子的赚钱工具, 这种违背道德和法律甚至令人发指的行为激起了网民心中愤怒。网民的社会正义感被这个事件触发, 他们的行为受到人们的尊重, 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满足了心理需要。
2 影像本身具有独特的传播效果, 使得影像在互联网传播中, 具有独到的优势
新闻影像总是以它深刻的内涵思想和明晰而又简单的外在形式吸引这受众, 它可以从破各种语言、文字以及专业知识所设置的最爱,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成为不可阻挡的主力军。”[1]
首先, 从影像特点考虑, 影像是信息的外在形式和物质载体, 即影像是信息的符号。影像较之文字更具真实感, 更加客观, 同时更加引人入胜, 容易理解和接受。影像更具观赏性, 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抓住受众眼球, 并且通过色彩因素影像受众的情绪和情感, 容易和画面产生共鸣。因此, 为了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传播者更加倾向于使用图片。在“随手拍照片解救乞讨儿童”微博中, 网友无需过多描述乞讨儿童的长相, 只需把儿童照片放到网上, 便可以十分直观地展现乞讨儿童的体貌特征, 让儿童的父母亲人很容易判断。
其次, “影像作为一种可以深度描述日常生活的再现形态, 影像为我们接近事实提供了途径。”[2]从“宜黄强拆事件”, 到“微博打拐”, 这些网络舆情事件可以反映出显示社会中的重要问题, 能够引起网民的广泛共鸣。网络媒体为公众关注提供了一个快速直接的方法。
最后, 将影像通过微博进行传播在对于解救乞讨儿童事件中具有重要作用。乞讨地点很不固定, 人员流动十分频繁, 因此, 影像将所看到的景象记录下来, 及时传播到互联网上去, 可以确切反映乞讨儿童的地点和状况, 缩短了乞讨儿童乞讨地点变化和传播到受众之间所用的时间差。因此, 影像的生动性和及时性在解救乞讨儿童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
3 对于如何解救被拐儿童的思考
网民对于事件的推动在解决乞讨儿童事件上具有很大的作用, 网友的眼睛直击社会现实问题, 将乞讨儿童的生存状况再现出来, 是一个重要的传播手段。照片在微博中的流行引发了大量的围观, 但是, 这种网络围观只能起到引起注意的作用, 对于真正解决乞讨儿童问题, 还需要依靠政府部门等国家力量。面对这种情况, 网友可以呼吁慈善机构, 或成立基金, 对于乞讨儿童进行解救, 并且为他们寻找一个安定的处所加以收养。
国家应该对拐卖儿童的案件进行严加处理, 防止有儿童拐骗。在国家出台法律之前, 网民应该继续关注乞讨儿童的生存问题, 防止被拐儿童上街乞讨, 网民的关注是无处不在的巨大的社会力量。舆论监督在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单个公民无法与政府或者社会强势群体向抗衡, 便自发地成为消息源, 通过传播信息对于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监督, 并且自发组成团体, 对于妨碍当事人利益并且有悖道德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斗争。
参考文献
[1]刘洪.关于图像传播的思考.理论界, 2006 (4) .
参与式管理让多维治校成为可能 篇2
一、食堂沙龙——教师建议制度
学校管理，首先面对的是老师，他们既是被管理者，又是执行者，同时也是评价者。随着精致化管理的深入，学校教务、教科、德育、后勤各司其职，老师长期处于被“管”的状态，很多时候，疲于应付，有想法也被逐渐淹没，工作缺乏激情。学校管理如同河道治理，不能强“管”，需重在疏“理”。我们借助沙龙的形式，调动老师工作的积极性，听取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在主动参与过程中受到激励，为实现学校的目标管理提供保证。
1、饭厅开辟午间沙龙。
“沙龙”，源于欧美各国文化界，演变到今天，已是志趣相投者聚会一堂，无拘无束地就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抱膝长谈的聚会。这种聚会人数不多，是个小圈子；自愿结合，三三两两，自由谈论，各抒己见，所以常常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
老师工作繁琐，每天徘徊在教室办公室之间，唯有中午在食堂用餐时，不同办公室、不同学科的，才能聚在一起，放松闲聊。相同的工作环境，大家聊的也无非是学生家长，且有一呼百应之效。语文老师谈的这个学生情况，能引起数学英语美术科学老师的共鸣；不经意间抛出的问题，往往能引起大家热议，碰撞出不少火花。因此，不值班的日子，大家都喜欢在食堂里慢慢吃饭，吃完了，也不会马上离开。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特地在食堂一角开辟了茶水间，放上红茶绿茶咖啡报纸，让老师们用完餐后小憩，同时也听听大家的想法。渐渐的，食堂午餐，成了每天的食堂小沙龙。
2、组建爷爷奶奶学校。
争取爷爷奶奶不溺爱了，我们老师也省力点。确实，我们以往家长会一直要求父母来，把爷爷奶奶排除在外，事实上，现在爷爷奶奶管得很多，应该积极引导。德育处根据这个意见组织了爷爷奶奶的家长学校，反响热烈。
3、就餐秩序再协调。
日常管理无小事，但也时时都有“小”事。一次，老师们在食堂里争论学生的就餐问题。因为学生多，学生是分批到食堂就餐的。按照惯例，低年级第一批就餐，高年级第二批。但是低年级尤其是刚入学的一年级，无论领饭还是用餐、清洁，动作都非常慢，经常会影响第二批，多次交流无效，老师们说低年级孩子就是动作慢的，没办法。高年级老师很有意见，觉得应该让高年级先就餐。没想到一年级的老师反对意见很大，都认为一年级孩子容易饿，第二批就餐起码晚半个小时，对刚从幼儿园上来的孩子来说是不行的。大家各抒己见，一起讨论如何加强一年级就餐管理，老师们自己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要求试试。结果，皆大欢喜。老师自己参与了整个决策讨论过程，理解也了解了一些细节问题，自己执行起来就非常自觉。教师参与管理，是自主与自律的双重奏。
二、儿童立场——珍视童年价值
学校管理，面向老师，更面向儿童。学校管理的目标，最终体现在学生身上。时光不可逆，童年如此短暂而珍贵，学校教育应该给人留下美好的童年记忆，应该是由一个个温暖的细节、美丽的瞬间和令人感动的故事所组成。能否站在儿童的立场来思考、实践教育，反映了我们的教育观与价值观。近年来，我校坚持儿童立场，让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自主管理自己的校园，享受童年的美好。
1、因需设岗。
一直以来，学校教育往往站在成人的立场，以成人惯有的思维，把成人的需求当作儿童的需求，以成人的兴趣代替儿童的兴趣，以成人的想法代替儿童的想法，实现预定的教育意愿和目标。教育立场应该是儿童立场，儿童立场需要学校教育对儿童的本质有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儿童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有多少潜力？有多少想法？学校首先从管理岗位出发，设立了人人岗位制，让每个孩子成为主人，成为学校管理的一份子。
2、过自己的节日。
玩是孩子们最喜欢、最开心的事，他们喜欢过节。很多学校也因此设立了诸如体育节、艺术节、阅读节、科技节等。但这些节日，多半都是从成人立场出发的，其中的教育意味实在太浓了。不快乐的节日，就是虚伪的节日。过快乐的节日，从而有所得，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三、多方评教——改进学校评价
教育，历来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各方关注是件好事，大家关心了，才能更好地实现监督和提升，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好这种关注，被动的“亡羊补牢”，不如主动的请进门来。
1.家长评价——监督与评价的转向。
在日常管理中，我们发现，有的老师，按学校的考评体系考评，并不突出，但在家长学生中，口碑却很好。其实对老师的考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区分高低优劣，而是帮助老师分析改进问题，不断提升，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家长。这部分老师，已经达到了这一点，怎么不能被认定为好老师呢？所以，我们邀请家长评价老师，将此作为对老师评价的重要依据。
2.教育行风监督——开启监督型模式。
近年来，教育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教育系统行风建设也日渐完善。我校自觉接受全社会对教育工作的监督，提升学校形象，提升公众满意度，从纪检监察、教育督导、学校安全、食堂餐饮、招生收费等方方面面， 接收监督。
人的工作以社会需要为动机，人们希望管理者能够满足自己的社会需要和自我尊重的需要。老师、学生、家长、社会参与学校管理，提高了工作满意度，改善工作生活质量，从而提高了学校管理的效率。
参与可能性 篇3
一、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缺陷和弊端
尽管政府具有优势, 但现实中缺少其他主体的参与, 使得近年来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暴露的弊端与缺陷日益明显。首先, 与常规管理相比, 公共危机管理在一定时期内需要组织的集权与政府的强权, 因此政治动员与行政动员往往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运用的主要方式。 (1) 但这种方式在获得正常秩序的同时也打破了一些正常的秩序, 因而只能应用于有限的事件内, 否则将会打破社会整体结构。其次, 随着官僚制内管理层级的增加、命令线条的拉长, 组织内的信息流动以及整合会出现滞缓、不充分的现象, 会直接影响到应对危机的速度与处置能力。第三, 公共危机对公民的生命及正常生活带来的潜在破坏性具有多变性、复杂性和系统性, 政府机械化设计的官僚体制、依靠强制力运行的动员方式与干预方式都无法适应危机事件处理中弹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功能优势
非政府组织产生于社会, 其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使其能够更及时地发现问题, 并通过社会机制加以解决, 具有减压阀的预防功能。它所提供的更为个性和多元化的公共服务, 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在恢复与重建阶段, 非政府组织凭借其信息搜集能力以及沟通能力, 对财政、资源运用及公平性问题发挥监督作用, 同时还可凭借专业优势长期持续地为受灾地区及灾区群众提供专业性、针对性的服务。 (2) 这些特性是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功能优势的基础, 主要体现为成本、贴合、信任和弹性优势。
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志愿服务基础以及慈善动员能力是其独特的资源运行基础, 相对于政府基于公共财政之上的物质保障资源供给, 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表现出一定的成本优势。除了有形资源的提供外, 非政府组织还在建设社会信任、提高民众道德与危机意识、强化社会心理条件等非物质性的社会支撑系统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的贴合优势、信任优势和弹性优势源于其所具有的民间性、公益性、独立性和非营利性的特征。社会是非政府组织的生长基础和服务目标, 数量众多、目标各异的非政府组织机构使其能够在信息的收集以及处理方面, 在社会需求的满足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和社会的变动与需求保持一致, 贴合社会的多样化、变动性的个性需求。其灵活性的组织形式也使得非政府组织能够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建立弹性化的战略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 更具回应性和弹性。同时, 非政府组织的独立社会空间领域假设以及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特征, 在当今对“政府”及“市场”的质疑中更易于获得社会支持与信任, 也为公民参与以及利益表达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途径, 是公民自治精神的集中体现。
三、政府的考虑:合作的可能性分析
1.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前提
政府选择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基本前提是目标一致与功能互补。但现实中在目标一致方面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却存在两种可能的冲突:由于价值目标冲突而引起的“破坏性冲突”和由于认知差异而引起的“建设性冲突”。 (3) 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政治特性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后者的政治“异端”倾向越明显, 二者潜在的冲突性就越大, 而且是一种“破坏性冲突”。认知差异主要是由于两类组织在使命、目标、组织结构、运行方式方面的不同而出现的矛盾冲突, 这种冲突属可以调整的“建设性冲突”。功能互补是我国政府选择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实际需求, 即当政府由于财政、资源等方面的问题而无法或是难以妥善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 处于化解风险的需求就会选择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但这种合作能否达成一要看目标的一致性, 二要看非政府组织在功能与资源上能否满足政府的需求。由此可见,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能否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让渡和授权的空间以及进行制度变革的意愿和能力, 而这又取决于政府的控制能力。因为政府既需要非政府组织在资源、功能上的补充, 又必须将非政府组织的扩张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2. 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合作可能性
对于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可能性分析同样适用于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合作关系分析, 但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危机事件类型的不同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的各个阶段的目标和功能要求也各有不同, 因此对这一领域的分析必须结合危机事件的类型以及危机管理的不同阶段这两个具体条件。
通过对上图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公共危机的类型与管理过程中的控制需求和资源需求都很高
这种情况下, 政府往往会有两种选择来管理危机, 一是进行政治动员, 完全依靠政府力量来应对危机。二是政府利用体制内的官办非政府组织来动员社会并提供资源, 表面上看是政府吸纳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 但由于这些非政府组织都具有官民二重性, 所以本质上仍然是政府依靠体制内资源应对危机的一种方式。
(2) 公共危机的类型与管理过程中的控制需求较低、资源需求较高
由于这种情况并不需要过多的控制, 因而政府往往能够放松管制和控制, 让渡很大空间给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 采取广泛合作的策略, 这也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可能性最大的情况。
(3) 公共危机的类型与管理过程中的控制需求高、资源需求低
这种情况下, 应对公共危机的资源需求较低, 政府凭借自身力量就可以应对, 同时为了实现较高的控制目标, 政府也不太可能选择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4) 公共危机的类型与管理过程中的控制需求和资源需求都较低
这种情况下, 理论上最大的可能是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承担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应职能, 而政府并不参与。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 因为按照定义, 只有突发事件的破坏规模与程度涉及大多数公众且已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才被称为公共危机, 而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因而并不存在不需要政府参与管理的公共危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当公共危机的类型与管理过程体现出控制需求较低而资源需求程度较高时, 政府往往会采取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策略。即当政府应对危机的资源与功能有限, 同时这一危机类型与管理过程又不具有破坏性的冲突特征, 且控制目标易于达成一致或目标本身冲突性很低时, 政府最有可能选择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策略。
四、小结
综上所述, 在公共危机管理领域,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能否展开合作?怎样合作?能否持续?这一系列的问题的答案实质上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的合作意愿以及让渡的空间直接决定了非政府组织能否参与公共危机的管理, 如果说政府所让渡的空间设定了二者合作的范围与框架, 那么政府的合作意愿就成为持续合作的动力因素。因此, 如果要使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成为一种长效机制, 政府一方面就必须转变职能、加强有限政府的建设, 另一方面则要深化对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视程度以及科学认识的程度, 以此来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意愿, 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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