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读书

关键词： 达到 教学设备 创先争优 图书

认真读书（精选三篇）

认真读书 篇1

一、班班设立图书角, 丰富图书角存书

从2000年开始, 我镇各校开始在班级设立了图书角。当时的图书大都是师生捐助的, 学校图书馆的图书较少, 师生阅读的兴趣不太浓厚, 图书馆发挥的作用也不是太大。从2005年开始, 各校通过项目资金、自筹资金等添置图书, 特别是近两年学校图书量迅速增加, 班级图书角真正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

二、科学管理图书, 确保图书及时分发到师生手中

目前学校缺乏专职图书管理员, 如果所有学生都到图书室借阅图书会造成管理员工作量增大, 同时师生也借阅不到适合自身阅读的书籍, 图书室就会变成学校装点“门面”的摆设, 白白浪费资源。为此, 我中心学校逐渐完善图书管理制度, 各校组建了图书管理和使用领导小组, 抽调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图书馆兼职管理员, 各班级选派1-2名学生担任班级图书管理员, 班班配备学校图书馆图书目录、学生图书借阅登记册,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阅目录填写图书借阅登记册 (每名学生填写10册左右) , 每周确定一天“图书馆开放日”, 班级图书管理员根据图书登记册上填写的内容到学校图书馆领借图书, 分发到学生手中。同时在图书角图书架中预留一部分图书, 以备平时借阅, 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

三、有效利用图书, 认真开展“读书储蓄活动”

图书借到了师生的手中, 不读等于零。为了真正发挥图书作用, 有效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 我镇从2010年9月起开展了“读书储蓄活动”。

1. 精心设计“读书储蓄卡”。

2010年9月中心学校制定了《学生读书量化表》, 班主任或语文教师每周查阅一次学生读书后的“优美词语积累”“心得体会”等, 从书写规范、书面干净整洁、阅读量、文笔流畅等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量化出分值, 每1分为100元人民币, 记入学生的“储蓄卡”。“储蓄卡”由“财务人员”班主任或任课教师签字确认后学生自己保留, 学生读的篇目增多, “储蓄卡”上的余额相应增加。为了追求高“余额”, 学生的阅读量会不断增大, 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合理利用“储蓄卡”余额。

为了更进一步激发学生读书欲望, 学校开展了每学期一次的“读书小博士”评选活动, “储蓄卡”余额达到10万元以上评为“阅读博士后”, 5万元至10万元为“阅读小博士”, 3万元至5万元评为“班级读书明星”, “阅读博士后”和“阅读小博士”学期末由学校命名和表彰一次。这样一来, 学生的读书活动有检查、有评价、有量化, 又有了一定的激励机制作保障。

四、读书活动使图书利用率大大提高

通过两个月来的实验活动, 各校图书利用率大大提高, 大部分学生阅读书籍已达到50册以上, 撰写心得、摘抄优美词语等达到10篇以上, 学生的阅读能力、书写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认真对待读书 篇2

认真对待读书

编辑：慕容鸣剑 来源：微思客

作者向文磊，就读于伦敦大学法学院。

自古以来，对于读书的赞誉，一直“甚嚣尘上”，以至于鲜见有人批评、反思，更甚或一叶障目、“屏蔽”了古已有之的读书无用论。而我们稍加细考流传下来的格言警句与美谈佳话，无不是士子、大夫之言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美妙的读书画卷。

然而，书生意气其实是为了挥斥方遒，他们裹着勃勃雄心、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且不说“武装的圣徒胜利了，而手无寸铁者失败了”，难道这就真代表了儒家学者的器识与胸襟？“那些年”、真的需要这样“无耻近乎勇”的自我授权吗？社会的发展、需要与之相称的经济基础，并遵循一套内生自发的秩序，而如果这个判断不错的话，“口纳百川”就注定壮志难酬。

我们不能用一种逻辑的生活——比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样的浑话——取代或定义真正的生活的逻辑。我们必须意识到，古往今来、仍有沉默的大多数，是不读书的、也意即：并不读那些“有营养”的、活在“巴别塔”里的书。声称社会主义（尽管走向了社会资本主义）、并怀揣着（揣着“明白”做“糊涂”）共产主义理想的我们，有几个哪怕读完了《资本论》？我们还有几人、哪怕是把《毛泽东选集》当作一种历史性的学术，而不是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更休提，我们是否关心，《诗经》里多数其实只是觥筹交错、歌功颂德的“官方意识形态”罢了，就好比春晚尾声的《难忘今宵》，而为我们所记住的，居然只是几句可怜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云云。

更可悲的是，我们对许多《诗经》所产生的问题不求甚解、一知半解，更没有智识上的冲动去解！比如“死生”作为偏义复词仅解释为死，“好逑”的“好”就念第三声而非解释为喜欢而发作第四声。凡此种种，都可能并不是多数人所关心的“读书”。如果读书还那么多讲究，那还有什么乐趣呢？！将就也确实有将就的乐趣。

然而之于法学，读书却可能将就不得。没读过、即处于“无知之幕”下也许还不算“最坏的情况”，读成了一知半解更甚或误读而不自知，是很可怕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孟德斯鸠（误读出“真理”）。尽管上述言论，不免冒犯许多人的智识，成为大方向引导下之“多余的话”，但若是理解了“最大的实用主义就是最大的浪漫主义”，那么我为读书有用论之辩护，将不难证成。

我将从三个带有哲学性色彩的经典问题入手——即：读什么书（what）怎么读书（how）为什么读书（why）——并以提纲挈要的手法（而不是“漫天花雨”）阐述“读书这件小事”。面面俱到非我所欲，也非我之所能。

一、读什么书

我并不想从我的个人兴趣来妄谈该读什么书，这不免夹杂着一种我似乎已修炼到博观约取、举重若轻之境界的自夸，而事实上须关注我的着重点在于个人兴趣。尽管对于我们的基础教育来说，这分明是一种赤裸裸的讽刺。

我们不是书读得太少了，而是读了太多“无用之书”。这并非纯粹地指摘应试教育下的各种教材教辅。在某种程度上，它十分有用——一种历史性的有用——为我们相对公平地遴选出寒门“贵”子。我意指的“无用”，是对于兴趣而言的。易言之，是我们饱受应试之经义的“千锤百炼”后，我们对于读书的态度“成钢”了。我们没有兴趣、更没有个人兴趣，去阅读什么。别说是书，长微博都不愿读。我们开始根据各种“榜单”、“点评”去选择我们的阅读范围，而不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没有“欲”、智识上的。除了个体的盲从、上升到社会的浮华，甚至还连带着一个巨大的问题（problem），我们的实体书店怎么办？

我们不再通过在实体书店的现实感触，去体悟一本书之于读者的原初震撼（很多时候是缘分），而把“怦然心动”留给了“冰冷无情”的电脑屏幕上的诸图片。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变得异常狭窄。真的是因为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必要之阵痛”吗？或许在埋怨书店的不思进取、怠于创新外，我们自己是否也须承担一份“薄情寡性”、“见异思迁”的按份责任呢？

更吊诡的是，如何解释：2013年的人均纸质图书阅读率还没有1999年高呢？那一年的11月，当当网才不过“星星之火”，而现如今却“可以燎原”。

读什么书，其实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issue）。谁能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价值就一定高于《倾城之恋》呢？如果法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某国、或某几国法的全球化、垄断的话，那么读书也不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它永远针对一个个具体的个案，谓之曰：人。如果这些个体，永远只是在书籍的世界里彷徨而不“到前面去”，那么与读书、只能说是“向来缘浅”、不过一场“美丽的误会”。

二、怎么读书

朱子云：读书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大抵这算是读书方法的“通”说，然而我窃以为，这仅仅是形式性的方法，根本不是实质。但真要我探微读书方法的实质，却也有心无力的。即使“全能”如波斯纳，也难免犯“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的毛病。我只想谈谈两种读书的倾向。

一种是崇拜主义。字面上看就不难理解，是一种不假思索，完全脱离作品的倒头磕蒜式的阅读。这绝不是身处作者之境的仙游，相反是最最不能理解作者的读法。往往会造成，即使读了一些观点完全迥异的书，却还是认为大家都有道理，最后和稀泥式地还包装出一种“相对主义进路”。别人写了世外桃源，我们就乐享其中，大家似乎在书的世界里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梦醒时分，现实的痛楚才真能教诲我们：生活不靠梦营造，是生活在造梦；生活不由书挥毫，是生活在写书。这也许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伽达默尔意义上的前理解，相反、前理解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它支配着我们的观念：我们往往不待阅遍全书，便在自己认同之处刻下大大的烙印，却在自己所不喜之处、一扫而过。这其实不是在读书，而是在书中“寻找自己”；这并非“认识你自己”，而是一种迷失。在接触不同观点之前，我们已经阉割了自己的智识。

然而矫枉过正，却可能导致另一种歧路：我称之为形式主义的批判主义。尽管胡适反复强调要“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我还是要经验地指摘这种现象为“主义”，因为它意味着读书者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而不是真正批判的目光、去看待一本书，如果是学术地“鸡蛋里挑骨头”自不待言，若是无理取闹地吹毛求疵便十分可怕。这往往发生在一些自诩专家、带着一种“偏见的前见”，尚没有读懂、读透彻作者之意，便根据自己的语境与立场做出所谓质疑与回应。这是愤青，高级的愤青。却遗憾地伪装成“学术”。

我窃以为，真正的批判性读书，并不是一味在论证作者的谬误（而谬误与真理往往在一墙之隔），而是梳理出为什么作者如是说，他的语境与立场是什么，他的可取之处何在，而在可取之处之中又有何不可取。真理的对立面不是谬误，而是信念，但信念是无法辩论的。我们今天还研究孔子、老子，或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因为他们伟大（尽管也可能因为如此）、亦不是因为他们在我们的时代背景下说的就全对，我们必然是希望我们能站在他们的角度上理解他们，而站在我们的角度上理解我们自己。

我们不可能站在上帝的视角去阅读并评判任何问题。只因为我们并不是上帝。

三、为什么读书

也许余华的《活着》最有助于、也是最无助于，去解释为什么读书。人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活着。当你意识到这看似废话的“修辞”实则无比玄妙时，便可以解答“为什么”读书。

然而我仍愿意多“倒些干货”。我个人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于文史哲，在大学阶段又多了法学。之于法学，我的着眼点又主要集中于理论法学、公法学。这就不免无趣了。我以为，中国历史所熟悉的、“俯下身倾听大多数”式的读书，其实是类似于听评书或说书的形式。《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等的“一时洛阳纸贵”便是当代明证。多数人习惯的是一种“故事性的”、更草根的方式所形成的表达。所以同样是“色情”小说，《红楼遗秘》会比《红楼梦》更“畅销”（阅读上的消费），但都比不上类似于《我的美女老师》这个层次的小说来得酣畅淋漓，尽管多数人会出于一种称之为“虚荣”的东西夸赞《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我的本意绝不在于贬低他人以抬高自己的品位，更无意指摘那些快餐“软文学”（比如多年前风靡一时的梨花体还有至今屹立不倒的校园情爱小说等），很多人知道并加深了对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印象完全可能是《何以笙箫默》的功劳！而解释并一定程度上体会少女怀春，《金瓶梅》不见得能做的比《泡沫之夏》更好。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读《史记》，直到王立群的出现呢？更不要忘了，也许那些“呛”于丹下台的，都没好好找机会读过《论语》，更休提昆曲是什么玩意？

读书，本就是、也该是雅俗共赏，一千个人的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所以读书的原因就是、也该是那么纯粹的，想读就读，又有何所谓呢？一本好书之所以好，完全是出于它在历史上的积淀，在岁月的无情洗练中留下的弥足珍贵。然而若一本“泡沫”、“肥皂”书籍在历史的某一时期也充当过一代人或那一代中一些人的精神食粮（哪怕是鸦片），它便从来不是无价值的，也值得我在此为之致敬！哪怕百年之后不再有人提起金庸的名字，我还是会缓缓地向人们叙说我在一本叫《飞狐外传》的小说中、从一个叫程灵素的姑娘身上学到的爱情观：爱就是要倾我之所有，爱就是要飞蛾扑火，哪怕牺牲到将你推向别人、将我推向死神。

感动我的，从来不是那句“十六年后，在此重会；夫妻情深，勿失信约”，而是这句“我师父说中了这三种剧毒，无药可治，因为他只道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肯不要自己的性命来救活病人。大哥，他不知我……我会待你这样。”

写在后面

林来梵曾评价苏力为“矛盾”，意指他一方面是有诗人的浪漫，另一方面却喜好研究实在（positive）的以至于“凶暴”的事实。但凡“伟人”（如果非得贴这样的标签）大抵皆是矛盾的。

我个人就很喜欢《诗经》、《古诗十九首》，更直接说明问题的是我尤喜“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哪怕豪放也显得“一生襟抱未曾开”的宋词，而不是“会当凌绝顶”、“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唐诗。尽管我的概括是如此“小儿无赖”。同样我是可以兼容“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与“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但我并不认为此乃矛盾。难道同时阅读并欣赏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的主张就是“矛盾”的？而从另一种、马克思的意义上来说，一切又本皆是矛盾的。矛盾只是一个“词儿”，我们还得想“事儿”。

读书是能看出为人的，一个人为人品性如何，或许可以从其所阅所喜之书间、觅得蛛丝马迹。重要的一定是为人、而不是读书。或许我再讲两个故事才能而不是“还没好好的感受”：

“2001年许志永还在读书，跑到铁岭帮农民法律援助，结果得罪了当地政府，被逮了。当地政府知会安全部，安全部转给教育部，教育部转给北大，北大开会讨论开不开除......后来许志永在他办公室，他帮着逐字逐句写检讨。一个倔强了一辈子的老人，居然还会教人低头？中间还有个小故事，是别的老师告诉许志永的。那位„辜鸿铭‟，告诉学校说„如果把许志永开了，我院长也就不做了‟。尽管，那么多年，他自己，从未对许提过这段往事。”

“2013年许志永由于为教育平权，组织学生家长发声，并最终由国家确认立法保护后，被指控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并于今年二审终审判处4年有期徒刑。他曾经„志同道合‟的„新公民运动‟代表之

一、化名为„王功权‟的„战友‟表示：自己非常后悔，对不起孩子和家庭，以后会断绝与许志永的来往。同时，他还表示，自己想不明白许志永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为何不肯认罪。”

所谓“患难见真情”、“路遥知马力”，古训如此哉！

结语

认真读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 篇3

十二大的任何重要文献，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不了解共产主义精神，当然对文件是学不深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科学总结和对共产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这些总结和预见，都写入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不读这些著作，怎么能对共产主义真正的了解呢？怎么能吸取马克思主义的营养和提高理论素质呢？我们要建设的精神文明，是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人所以提共产主义“太渺茫”、“是幻想”之类的错误言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也不想填补自己的缺陷，因而对现实和未来都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反映了一种消极情绪和空虚感，把个人和国家都塞在非常狭隘的眼界里。如果这些人不抱固执的偏见，还能接受别人意见的话，那就不妨试一试，在学习十二大报告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部分时，好好地读读马列著作。列宁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62页)这应该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本态度。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次讲演里，对宣传工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每一个鼓动员都应该是代表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在经济建设事业中领导全体农民和工人。他应该告诉人们，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就应当知道、应当阅读哪本小册子，哪本书。”(《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1页)当然读书不能照搬硬套、“对号入座”，只能从中受到启发，打开思索的闸门，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使人真正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都是要领导实际的国家建设。应该使工人群众感到共产主义象他们自己的事一样容易理解。”(同上)

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确实作过科学的结论。但是，有的问题，前人没有遇到过，没有论证过，或者即使遇到过论证过还不丰富、不完整，使人不易理解甚至误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发展的，前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后者从来没有结束过。真理就是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才具有生命活力的。后人根据实践的发展去为真理的长河增添颗粒，增加支流，填补空白，不断地丰富它，完善它，而不能凝固它，静止它和结束它。这就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分歧。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提出的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们虽然有过某些论点，但是，他们没有作过系统的阐述，深入的分析和完整的论证，更没有把它的作用、地位提到这样的高度。就这个问题，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就会从一个侧面、一个领域，看到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由不完善变得逐步完善起来的发展过程，也可以了解到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什么具体的补充和贡献。假如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缺乏基本的了解，怎么能够妄说这也是发展那也是贡献呢？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点，对于学习十二大精神的领会和理解，是有好处的。决不象林彪、康生那样，把每一个论点甚至每一句话都说成“发展”和“贡献”，吹得越玄，越使人迷惑不解，他们是为了让人们在他们制造的迷信中倒退。就这一点说，我们应当警惕，科学决不是迷信！科学会把人引向进步，而不是相反。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国人民新时期的总任务，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各个地区，都在这个总任务下具体地安排各自的任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不例外。怎样开创新局面？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蛮干的教训够深了，大家记忆犹新。创伤和破坏同开创新局面，完全是两码事，我们是反对的。可是，那种固守狭隘的经验，依赖现成的条件，一遇到困难就畏缩不前者，也是我们反对的，因为这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应有的态度，同我们党的十二大精神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要说前一种是“左”的偏向的话，那末，后一种就是右的偏向。开创新局面，首先要有开阔的思路，打开思想的新局面，提高认识客观规律特别是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在当前我们的干部中，至少应当提高分辨以下的认识能力：什么是事物发展的主流和支流？什么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什么是事物的真象和假象，什么是本质？什么叫全面地看问题，什么叫片面地看问题？分不清这些，在任何事物面前都茫然无措。这怎么会有规律性的认识呢？又怎么能开创十二大要求的新局面呢？要扭转这一点，我认为必须扎扎实实地读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和认识能力，也就是改造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摆脱盲目性，真正使自已保持一副清醒的头脑，掌握前进的方向。读书可以做到温故，也可以做到知新，故即已有的科学结论，新是需要认识的规律。

当前，我们正处在列宁说过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形势：“现在我们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紧密地同党和党的思想结合起来，完全贯彻党的精神，它应该把工人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关心共产党员所做的事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67页)要实现我们的宏伟的战略目标，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教育亿万群众掌握共产主义精神，也必须动员十亿人民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的劳动。党中央强调，把十二大精神贯彻到家喻户晓，这是完全正确的。看来，认真地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是完全必要的，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