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精选七篇）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篇1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语言学着力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 分析导致语言差异的各种社会原因, 它不是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简单混合物, 也不限于从多角度来进行语言研究, 它涉及语言交际的各个方面, 突出交流中“人”的因素, 通过语言社会功能的研究来加深对社会体系的了解。

鉴于翻译的社会性和社会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指导作用, 本文将以法国莫里斯·贝尔尼埃所著的《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一书中的主要观点为主线来探讨翻译中所涉及的社会现象方面的因素以及社会语言学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二、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

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的交际本质, 它的研究重点在于言语而非语言;在于功能而非结构;在于语境和变体而不在于信息本身;在于语言的可接受性而不在于语言的任意性。《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一书中, 莫里斯·贝尔尼埃就从这个理论出发, 将“信息参量”的概念引入到翻译理论之中, 并对它们加以新的阐释。

1.翻译过程。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曾经指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追求“信息的对等”, 这一观点自问世以来就有着深远影响。信息的传递不可能脱离外部环境, 那么信息的发送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贝尔尼埃就此提出了信息发送环境的四个参量:发送主体、发送客体、接收人和发送媒介。发送主体即发送信息的人;发送客体指发送的物体, 也就是信息;接收人即信息的接收者;发送媒介就是信息传递的渠道, 即语言。对于信息参量的分析可以有效地避免曲译和误译, 增强翻译的准确性, 这也是译者将信息准确反馈给读者的重要条件。

2.翻译方法。

上文所涉及的是翻译过程, 就翻译方法而言, 卡特福德曾经提出翻译有三种方法:逐字翻译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直译 (literal translation) 、意译 (free translation) 。这种划分方法清楚地展现出原语和译语之间的相互影响。但前两种翻译方法拘泥于语言结构, 所以无法排除原文的语言结构对译文所产生的干扰, 这种干扰的实质就是原文的结构对译者产生的影响, 使其不能用自然的译文来表达原文的意思。然而, 翻译所追求的是信息的全面对等, 而前两种翻译方法只拘泥于翻译中的片段, 所以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只是一种“代码转换”, 真正的翻译则是“意译”。

3.翻译标准。

翻译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一个历史范畴, 也是一个社会范畴, 随时代和社会的不同而变化。从我国最早的翻译标准直译, 到现在的意译, 无不体现了翻译的社会性。翻译标准的社会性还体现在翻译对象上, 应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当然, 翻译的标准还应根据翻译的目的而定, 是以交际为目的呢或是以欣赏为目的。

三、社会语言学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由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和社会的关系, 并分析导致语言差异的各种社会原因, 涉及到语言交际的各个方面。语言的社会性体现了社会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重视原语的社会文化背景, 注意各民族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等, 从而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错译、误译等现象。

1.词汇的翻译。

在语言中, 词语是最积极、最活跃的一部分:社会生活的变迁、民族的发展无不在词语中得到直接和迅速的体现, 因此社会语言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作为译者, 首先要分析和比较词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

在英语中, Good Friday (受难节) 指的是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 即耶稣受难的那一天, 如果照字面译成“好星期五”, 就会让读者啼笑皆非。许多为社会广泛接受的词汇, 作为译者, 我们必须牢记于心, 否则就会造成错译、误译的现象。

2.习语的翻译。

英语中有着丰富的习语, 包括成语、格言、俗语和典故等, 也是社会语言的一面反射镜。但由于英汉两个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往往造成习语的不对应而出现空缺, 所以少部分习语必须意译才能表达出其正确的含义。如, Betty cooked her goose when she cheated in the exam.这句话如果望文生义地翻译成“贝蒂因考试作弊而去煮自己的鹅”, 就会令人疑惑不解。To cook one’s goose意为“毁了自己的前程”。该句应译为:贝蒂因考试作弊而毁了自己的前程”。

3.不可译性。

人类的共性成就了各种语言文字的相通性, 因此形成了翻译的可行性。但由于各民族因地理条件、习俗、语言表达习惯的不同, 难免会造成翻译的不可译性。卡特福德曾将不可译性分为文化不可译性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和语言不可译性 (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他认为语言的不可译性完全是由于原语和译语的语言之间存在差异, 因而无法找到译语的等值。当然, 语言的差异直接来源于社会的差异, 正是因为社会背景的不同造成了语言使用的不同。

不可译的东西不外乎包括三种:诗歌是不可译的;风格是不可译的;有的修辞形式是不可译的, 如双关语, 押韵等。但任何形式的翻译不存在绝对“不可译”, 那是由于人类的共性使译者能够“变通”。如:“soccer kicks off with violence”中的kick off是语义双关, 足球开踢是一层意思, 引发暴力又是一层意思, 可以译为:足球开踢, 拳打脚踢。这种翻译方法正好体现的译者最为重要的素质:灵活。

四、语言交际对翻译的两重影响

此外, 贝尔尼埃在《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一书中还提到一个重要的理论, 那就是语言交际作用的两重性。以上的实例很好地证明了他这一观点:即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他所提出的交际活动中的两重性是对传统思想的一个突破, 拓宽了我们的思路。他认为, 语言不是现实的简单反映或是词语的总汇, 语言也不仅仅是交际行为的物质基础。语言在参与交际的过程中保持了自身的特性, 而交际行为又将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 组成“语码”。

五、结束语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 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翻译活动面对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对于成功的翻译而言, 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和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此外, 在翻译过程中涉及的诸多因素:语言形式, 语言所荷载的信息和内容, 言语活动的参与者 (包括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作者) , 社会文化语境等, 都必须借助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所以, 社会语言学以其求实全面的特点, 为译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及方法的支持。

摘要：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类思想交流的需要, 因此翻译并非独立于社会, 而是服务于社会, 译论研究根本无法回避其社会性。社会语言学客观地证明了普通语言学对社会现实的忽视, 拓宽了语言学的视野。将社会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 有助于我们揭示以往被忽视的社会层面。因此, 作为一门应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的新兴边缘学科, 社会语言学对翻译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经, 对翻译中的实际问题起着指导作用。

关键词：翻译,社会语言学,信息参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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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篇2

陈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洪堡特的语言观特别是语言的“世界观”思想在语言学史上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来说也有重大的启示。洪堡特关于语言差异性和统一性辩证相关的论述无时不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者其实就是在语言差异中寻求统一，利用统一性使差异性得到最好的整合。笔者试图通过莫言小说《酒国》英译本的部分语句做例子，来分析洪堡特语言差异性与统一性的观点，并且揭示了语言差异与统一的本质——“语言是一种世界观”思想在翻译中的体现以及对文学翻译的可借鉴性。

关键词：莫言《酒国》；翻译；洪堡特；语言观

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种语码向另一种语码的转换，更确切地来说，是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碰撞另一种思维方式并且试图与之相交融的过程。语言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途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独特的世界观，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拥有一种①特殊的语言。”这一观点看似矛盾，然而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者来说，其实不然。人类本性具有同一性，“人类的语言能力在任何正常人身上都可以成长起来”②，这都决定了人类语言统一性的特点，因为如果人类语言无统一性可言，就不能解释不同语言之间可以互译的事实。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甚至在同一民族内部也会出现许多不同的语言，语言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决定了语言翻译的复杂性，因此，翻译者更应该深入了解作者和读者的世界观以及文化背景，以求得翻译的准确有效。在这里，我们通过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所译莫言小说《酒国》部分句子为例，来看洪堡特语言的统一性与差异性以及语言“世界观”的思想。

一、文学翻译与洪堡特辩证的语言观

由于人类的思想内容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可以认为每种语言的确包含了一 ①② [德]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2

[德]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71 种独特的世界观，各种语言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到词汇、语法都不可能有完全的对等性，因此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我们不能确保所有语码都做到百分之百成功转换。正是由于语言的差异性，所以在翻译中出现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翻译能使人们彼此有心灵上的契合，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依然可以进行交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语言的统一性，使语言的差异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整合。⒈ 洪堡特语言差异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语言并不是单一的物质，而是一种可以永不停歇进行创造的文化和社会的综合体。在洪堡特看来：“语言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语言是精神，精神也是语言，两者是密切关联，无法分开的。”①由于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精神世界，所以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我们说，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相互接触，而翻译者其实就是理解者，必须借助自己的内在力量和外在文化去重新把握一些语料，深入了解原作者的文化背景和世界观。然而，“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独特的世界观，是一种精神不自由的流射”②，这些“不自由的流射”必然会表现出各民族语言的不同风格，因此，尽管译者试图去实现二者的对等，翻译后的语言也必定会存在差异。以莫言小说《酒国》英译本中一些句子为例：

例一：“如果您是千里马，相信会有伯乐来发现”。（Mo 2004：21）译文：If you are a true „thousand-li steed‟, I am confident there‟s a master groom out there somewhere for you.(Goldblatt 2000:25)我们知道英语中并没有直接对应汉语“千里马”和“伯乐”的说法，在这里出现了词语的空缺。原文的词语在译文中虽然有概念意义的对应，但缺少了一丝文化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由于语言存在差异性而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大障碍。

例二：“好！好！好！”（Mo 2004：38）

译文：Good!Great!Wonderful!(Goldblatt 2000:47)原文是主人公丁钩儿在酒店对美丽的女招待开了一个玩笑后感到十分满足，因而连说三个“好”字，译者在这里将三个“好”字用三个不同的英文单词代替，这其实是与英语国家语言的使用习惯相关。汉语的书面语采用重复同一事件来增 ① Wilss W.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34-35

② [德]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1 强形象性，而在汉语口语里，我们也可以通过变换同一词的不同语调来实现。在英语口语中通常通过重音变换，而在书面语中则更习惯通过不同词来表示同一个意思的不同程度。译者在这里使用依次递进的三个形容词，不仅使原作者想要在这里强调主人公丁钩儿那种得意的心情体现的淋漓尽致，更加符合英语国家的读者的语言习惯。

例三：“哪怕你皇亲国戚”。（Mo 2004：40）

译文：You may be on intimate terms with the rulers.(Goldblatt 2000:50)在英语中用来表示“皇帝”的词很多，如empire, lord, ruler, 如何选取合适的词语在文学翻译中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在这里采用了“ruler”主要是考虑到西方国家大多为君主制国家，“ruler”这个单词含有“主导”和“统治”之意，更加能突出原作者在这里所强调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意思。

通过上述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差异性使语言各具特点，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但需要仔细推敲源语言作家的用词，且需要考虑读者国家的接受习惯。我国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经说过，翻译里最大的困难就是源于文化不同之上的语言差异性，在一种语言中不言而喻的某些东西，却要花费大力气向另一种语言国家的人做解释。语言的差异性源于语言的个性，也只有在语言的差异中去寻找统一，文学翻译才能实现语码的有机转换。⒉ 洪堡特语言统一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对于文学翻译而言，由于源语言国家和目标语言国家存在着民族文化、思维习惯、风俗等不同，翻译者就必须深入源语言作家和目标语言读者所处的两种文化中去寻找沟通的桥梁。文学翻译旨在于通过不同语言形式的转换，最终使人们达到思想、精神和情感上的交流。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洪堡特“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的观点解释为：通过翻译找到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某一相似对应点，使人们通过不同语言形式达到思想内容的一致。洪堡特认为,各种语言在智力运作上似乎显得彼此相等。语言在智力方面确实保持者较大的同形性。人类的精神力量具有同一性并且是与语言的共性相联系的。这些共性和同一性决定了文学翻译是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同一种事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利用语言的统一性使语言的差异性得到整合。我们在考察任何已知语言时，都会发现有许多东西在不改变语言本质的同时，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还是以《酒国》英译本为例。

例一：“岳父者泰山也。”

译文：My father in law，the lord of the castle.此处译文的语用意义虽然不同，却有着相同的概念意义。“泰山”是“五岳之长”，中国人用泰山来比喻岳父，以显示其德高望重。英语中的lord是对贵族长者的一种尊称，“the lord of the castle”表示君主，同时在口语中也有“老爷”的意思，语言的统一性在这里使语言之间能够相互联系。⒊ 文学翻译中语言的差异性与统一性的关系

语言的实际差异和相似始终存在，前者使语言分裂，直至最最具体的特点，后者则使语言相互联系，直至构成一个统一体。①在洪堡特的学说中，语言的差异性和统一性是有相对意义的，是统一之中的差异，而统一则以差异为实在内容②和表现形式。在文学翻译中，如果译者可以深入了解作者和读者两方的世界观、思维习惯乃至文化差异，那么语言的差异性和统一性是可以协调的很好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下面两种说法同样正确：“一方面，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③

二、文学翻译与洪堡特语言“世界观”思想

语言的差异和统一是一种表现形式，文学翻译的难点归根究底是因为不同语言涉及到不同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简而言之，人类有不同的语言，同时这些语言又会制约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造成不同语言有不同“世界观”的原因很多，如思维模式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反过来，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语言存在着差异。洪堡特考察了语言在人们认识世界和处理事务活动中的作用，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世界观，而每一个民族都有其隶属的语言，一个人只有进入到另一种语言中，才有可能摆脱母语的束缚。也就是说，“学习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在已经形成的世界观领域中有了一个新的立足点，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④ ⒈ 翻译中的思维模式与语言的“世界观”

语言会影响思维，思维也会影响语言，思维方式的不同会导致人们不同的语 ①② [德] 洪堡特W.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 [C].姚小平.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421.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 [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64.③ [德]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

2④ [德] 洪堡特W.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 [C].姚小平.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299.言习惯。例如： “首长，您没醉，像您这般出色的人物怎么会醉呢？我们这里醉酒的都是没有知识、没有教养的下里巴人，阳春白雪从来不醉，您是阳春白雪，所以您没有醉。”

译文：How could a superior individual like you be drunk? People around here who get drunk are the dregs of society, illiterates, and uncouth people.Highbrow folks, those of the “Spring Snow”, cannot get drunk.世界观的不同表现出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多是先考虑外部成分，再考虑中心事件，西方人思维刚好相反，这种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还表现在句子结构上。汉语中的状语总是放在句子的主体前，而定语无论长短，也都置于中心词语前面。这种结构和英语句式正好相反，英语的定语一般都置于中心词之后，状语也多放置在句子主体之后。⒉ 翻译中的文化背景的与语言的“世界观”

既然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就必然涉及到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等一系列的变换，“具有不同语言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精神意识”，对于文学翻译者来说翻译就变得尤其复杂。译者不仅仅需要考虑翻译后的语言是否恰当，更加需要考虑读者的文化习俗和观念等方面的区别。以《酒国》中所引用的“漫卷诗书喜欲狂”一句英译为例：

译文：“I feel the frenzied joy of the poet Du Fu when he packed his books to return to his war-torn home.”（Goldblatt 2000）

读过中国古诗词的人都知道，这是引用杜甫的诗句，抒写了作者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再也无心伏案，忙卷起诗书，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之情。对于没有中国文学根基的外国读者来说，要理解中国的古诗可谓是非常难。于是，译者在这里先解释了这句诗的由来，并且对这首诗的背景作了简略的交代，使得读者很简单的就能体会主人公的心情。文学翻译中的俗语和诗歌翻译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译者必须深入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相当于构建起一个新的世界观。再比如：“你怎么敢在太岁头上动土”（Mo 2004：93）

译文:How dare you touch a single hair on the head of the mighty Jupiter.(Goldblatt 2000:116)文化观念的不同也是世界观不同的表现之一。原文是中国的一句俗语，意思是用鸡蛋碰石头，比喻触犯那些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人和事。这个传说源自汉代，凡是太岁所在的方位及相反的方位，都不可以动土营造，凡是违反这个禁忌的人，就会招来灾祸。“太岁”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显然在西方国家里没有直接的对应翻译，译者在此处借用了西方古罗马神话中的统治者朱庇特来代替“太岁”。西方民族对于古罗马神话很熟悉，译者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文化观念的不同，实现了一种很好的转译，从而使不同语言得到很好的统一。

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宗教信仰，浸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之中，造成了其世界观的不同。各民族的语言不同，影响着他们世界观的不同。语言引导人们去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制约着人们的认识。由于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因此也带来了语言的差异。洪堡特关于“人类语言的结构之所以会有种种差异，是因为各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有所不同”①的观点，对于文学翻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结语

语言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沟通思想的方式。语言的差异性归根于不同的世界观，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使语言的翻译变得很复杂，也正是由于统一的存在，不同的语言之间才能实现互译，两者中间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尽管不同民族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世界观，但译者只要能很好的把握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把握造成语言不同现象背后的思维模式、文化背景等因素，理解东西方世界观的个性，就能够减少翻译中的失真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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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薇（1989.12～），女，籍贯：云南昆明，陕西师范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详细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专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邮编：710062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探析篇3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翻译；语言的社会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110-02

语言总是含有一定的交际目的的，人作为社会的个体可以能动地使用语言，使用语言进行理解或表达意图，个体的语言会使用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而，语言使用个体总是社会的一员，他的语言的使用势必会因身份、地位、性别使用场合而受到社会规约的制约。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或文字）变成另一种语言（或文字），然而重要的是，译文如何保持原文中思想内容、风格、感情等关键信息，并把它忠实的再现出来，保证语言在具体的使用中与其使用场合、交际目的、交际对象之间保持一致、协调的关系，保证信息传译中语域的适切。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它主要探讨的是语言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分析导致语言差异的各种社会因素,因此将社会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突破把翻译定性为单纯的语言行为的藩篱,揭示以往被忽视了的翻译活动的社会层面,对现有的翻译理论进行补充”，为翻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一、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

Juri Lotman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语言的社会性体现了社会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重视原语的社会文化背景，再现文化内涵。

例如：英语词汇Good Friday（受难节）指的是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即耶稣受难的那一天,直译成“美好星期五”就会让原语作者和读者啼笑皆非了。

例如：过了数日。允在朝堂，见了董卓，趁吕布不在侧，伏地拜请曰：“允欲屈太师车骑。到草舍赴宴，未审钧意若何?”(《三国演义》第九回)

Several days later at court，choosing a time when LǘBu was out of sight，Wang Yun knelt before Dong Zhuo，hands touching the floor，and said ,“Would the imperial preceptor deign to dine at my humble home?”

“草舍”是三国时对别人说到自己家时的谦称，司徒王允官位比董卓低，他想要用美人计离间吕布和董卓，尽管他对董卓恨之入骨，但为了达到目的，他不得不非常谦卑的对待掌握兵权的董卓，以求拉近彼此关系，让董卓对自己产生信任感。因此用了“伏地拜请”、“屈”、“草舍”这样的字眼来表达恭顺之意，译文用“knelt”、“humble home”也相应地译出了此意。

二、不同的语体对翻译的影响

所谓语体(a register of language)，就是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领域，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环境，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所形成的常用词汇、句式结构、修辞手段等一系列运用语言的特点。语体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来进行有效地语言交流，不仅涉及内容，而且也涉及语言的本身，涉及语言材料及其表达手段、组合方式等等的准确选择。因此，语体是密联系社会交际环境的。语体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两类，其中口头语体包括谈话语体和演讲语体，书面语体又分为法律语体、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新闻语体、网络语体七种，不同的语体会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翻译。

例如：“oh，that’s all! ”said Tess.

“You couldn’t expect her to throw her arms round’ee, an’ to kiss and coll’ee all at once.” (T.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Ch.6)

“哦，就是这么几句吗?”

“怎么，她哪能一下就把你抱上锅，撮上炕的哪?”(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

这是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苔丝》中的两句对话，前一句是女主角苔丝说的，后一句是苔丝的母亲说的。苔丝的母亲用的是英格兰威塞克斯方言，是口头语。为保留原文风格，译者采用了山东方言“抱上锅，撮上炕”来传译，突显热情接待对方，不惜将客人抱上自家锅台，然后再托着屁股撮上炕的这种意境, 显然张译很具形象性，如果用正式书面语翻译就没有原语中的意境了。

三、不同表达方式对翻译的影响

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在选择语言时，会因交际对象身份、地位而采用特殊的表达方式。比如，在中国古代，下级官员会讳上级官员的名、号，臣子必须讳帝王名、号。此外人们也会由于忌讳不幸、灾难等让人感到不快、尴尬、唐突甚至厌恶的事实在语言交际中采用一些较为缓和的表达方式代替，以免对听者造成伤害或冒犯，以致影响语言交际的效果。

比如：禁忌的表达方式对翻译的影响。在中国，我们对“死”有禁忌。因此，在老人面前谈其身后之事决不能提及死字，不会说“您死后怎么怎么样”,而通常会说“您百年之后如何如何”。古人认为“长命百岁”，人的生命极限是一百年, 所以用“百年之后”代替死字，再比如中国人也会将人死了说成“驾鹤西去”、“翘辫子了”、“作古”等等；对帝王则会用“驾崩”，诸侯用“薨了”等表达方式。很显然这些特殊的表达方式也会对跨文化交际的翻译造成影响，如果在英汉翻译中只采用“die”显然无法表达汉语中的意境，因此英文中也有对应的特殊表达方式“breathe one’s last”, “go to a better world”, “pass away” , “go to glory”, “be with god”等等。因此，在翻译时，要考虑不同的语言环境,不同的表达方式, 以求最大限度体现原语的特征。

再比如双关语的表达方式，所谓双关就是提供给听话人两种或更多的解释。并且双关就是利用其有两种或更多的解释来达到实现特殊交际意图的目的。就像刘禹锡在《竹枝词》中写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的诗句，“晴”一方面对应上句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表晴雨的晴，另一方面对应“闻郎江上唱歌声”，说感情的情。英文中也有这样的表达,说有一位工人来到教堂，当他看到教堂里满是虔诚的阔老爷、太太时，富商时情不自禁地说了这一句话。On Sunday they pray for you; on Monday they prey on you.. pray（祈祷）与prey（掠夺）是同音异形词，构成双关，用语不多，但回味无穷。因此双关表达的翻译也无法简单地说用归化或异化的方式翻译好，首先要判断出原语真实意图。

四、结语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语言的文化交流,故而翻译活动要面对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碍。对于成功的翻译而言,它不仅仅是两种语码间的转换，更要传递原语的文化内涵，因为词语只有在其特定的语境和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此外,在翻译过程中涉及信息发送主体（指信息发送人）、信息发送客体（指信息本身）、信息接收对象（信息接受者）和传递媒介（语言）四个参量。因此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在翻译过程中对于信息参量应认真分析, 以便增强翻译的准确性；在翻译方法上不拘泥于语言结构,追求的是信息的全面对等，灵活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随着社会语言学和翻译学的不断发展，翻译标准也应保持变化的状态，因为它不仅是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社会范畴,随时代和社会的不同而变化。在我国早期的翻译标准直译,现在则侧重的是意译,无不体现了翻译的社会性。翻译标准的社会性还体现在翻译对象上,应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当然,翻译的标准还应根据翻译的目的而定，很显然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对翻译的研究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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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篇4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的语言学科，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90年代起认知语言学被引进到中国，并且蓬勃发展。翻译研究一直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目前来看，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已基本确立。然而，就其对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影响及具体操作的关注尚少。我将从认知这一视角出发，探讨其对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模式的指导作用。

二、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建立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翻译活动会发现，相比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和传统语言学的翻译观，它突出了主体认知活动在翻译中的表现。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王寅，2007)。

由此可见，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翻译能力不单单是语言层面的转换能力。翻译能力首先是译者认知能力的展现，即译者依靠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来理解原文及其所反映的世界;其次是译者在译文中重构原文世界的能力，当中体现出译者的创造力。翻译能力是以译者本身的经验和认知活动为基础，以分析原文和重建原文功能的能力为核心。翻译在形式上表现为语码的转换，但本质上是一个认知范畴的移植过程(肖坤学，2006)。因此，提高译者和翻译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对提高其翻译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一方面承认认知活动对翻译的决定作用，即译文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一方面又指出译者作为认知主体之一应受到其它参与翻译活动的认知主体间互动的制约。这一点与认为作者已死，强调译者主体性的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大相径庭。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认为，翻译时应“创而有度”，而不是“任意发挥”，因而它是一种追求平衡的翻译观(王寅，2007)。可见，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理论有很强的操作性，对翻译教学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可以为翻译教学提供一种有效的理论模式和实践上的支持。鉴于翻译教学的对象是未来的译者，而认知语言学直接关注译者认知活动的过程，强调主体的体验性和创造性，重视认知所产生的结果，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当前的翻译教学，将会有助于翻译研究者和教师在翻译教学相关的一些问题上有新的发现，比如课堂教学的模式、翻译练习的选择和测试的内容和标准等。

三、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对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启示

美国学者唐纳德·克拉力归纳了翻译教学中主要存在的几个问题：缺少教学和翻译理论相结合的有系统的翻译教学模式;在译员培训中未能使用其它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和现代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忽视职业翻译中包含的社会和认知等因素;在教学中未能把阐释和文化教学模式与语法教学模式相结合;课堂上以教师为主导;学生(甚至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处于被动地位;未能对翻译过程进行实验性研究，从而未能在此基础上建立关于翻译和译者能力的模式，并进而确立翻译教学的方法;未能明确译者能力的组成要素，从而不能区分持双语者的语言能力和译者的职业能力;对于现有的和计划中的翻译课程缺少评价标准，不能评价课程的实用性、效果和某个特定课程(如把母语译成外语)的教学方式(Kiraly, 1995)。对此，翻译课教师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利用认知理论，改进翻译教学中的种种问题。

1. 翻译练习选材

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比较简单，较难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翻译课长期以来广泛采用的教学模式是由教师提供原文，学生在课堂或课下做出译文，接着教师向学生提供参考译文，评价学生翻译的得失。这种“纠错”式(刘彤、陈学斌，2006)的教学模式大大地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提高翻译能力离不开认知能力的提高，提高认知能力的第一步是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学生对翻译练习的兴趣直接决定了翻译的质量，翻译练习选材和学生的兴趣契合度高，学生便更能调动知识储备，更好地认知原文的信息。其次，翻译练习选材符合学生兴趣，学生即使没有可以调动的知识储备，也会积极阅读相关信息，主动增加对新话题的认知能力，而不会对陌生的材料仅仅作语言上的生硬转换。因此，翻译课教师要主动地了解学生兴趣的所在，了解时事，并且对学生加以引导。这一点如果在翻译课开始阶段做到，效果将更为明显。

2. 引入课堂讨论和泛读作业

翻译课堂传统上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可以通过引入课堂讨论加以改善。翻译课的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文本对比，学生之间对比各自的译文选出最佳译文;或结合参考论文，对其借鉴或者进一步修改。然而，在很多时候，英语课的课堂讨论往往由于主题不明确、教师引导不足、学生自觉性较差，而流于形式，因而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学生得不到展示自己译文、观点的机会，甚至无法暴露自身存在的问题，学生将处于一个十分被动的地位。如上所述，提高翻译能力的一个前提是提高认知能力。传统翻译课上小组讨论中的文本层面的对照往往不能够保证译文的准确和流畅，某些类型的文本，例如科技文本、新闻文本等需要对背景资料有一定的认识。背景知识认识的程度往往决定着原文的理解，对原文的理解程度也必然决定着译文的质量。因此，翻译课的讨论尤其是课程开始阶段，应该由教师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小组讨论不能局限于文本的对比，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课前就翻译练习的话题进行广泛的阅读，并在课上做出该话题的展示(presentation)，而且展示应该有一定的深度，具有认识上的逻辑性，绝不能作简单的信息的罗列。学生在形成泛读和交流的习惯，能在往后的翻译实践中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更好地保证翻译质量。

3. 考试方式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日趋广泛。日益开放的中国对复合型专业翻译人才需求不断增长，所谓的专业的翻译人才有两层涵义：第一，经过专业培训，具备翻译技能的人才;第二、具备专业学科知识的翻译人才。在这个大背景下，翻译课程教师有必要提醒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除了语言学习之外，进一步学习一门专业的词汇和基本原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的学习方向，如医学、机械、建筑、经济、金融等。自主学习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对某一个甚至几个学科的学科素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自主性的培养;二是教师的指导。针对这两个问题，教师可以利用考试的手段，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即教师在学期初即告知学生，期末考试的题目学生有一定的自主权。考试的文本由教师选择，而文本的话题，由学生自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方向。由教师按照一定的难度，甄选不同话题的文本，期末考试中加以使用。这样做可以使学生平时有意识地培养学科意识，主动地阅读某学科文献，记忆专有名词，进而提高认知能力和翻译能力。

四、结语

认知语言学不但为语言的学习提供了理论指引，还将可以运用于翻译教学，更好地为翻译教学服务。通过与认知语言学相关的相关理论，教师可以对学生的具体翻译实践进行指导，更好更有效地组织教学。此外，教学模式的改变也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需要不断广泛地阅读和学习，这样才能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深入的指导。

参考文献

[1]Kiraly, C.Donald.Pathways to Translation:Pedagogy and Process[M].Ohio: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刘彤, 陈学斌.外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改革初探[J].科教文汇, 2006, (12) .

[3]肖坤学.句子层面翻译的认知语言学视角[J].外语研究, 2006, (1) .

洪堡特语言观与其翻译观的关联性篇5

关键词：洪堡特,辩证法,语言观,翻译观,关联性

众所周知, 威廉姆·冯·洪堡特有一个关于语言理论的辩证法, 即“语言是一, 又是多” (姚小平, 1995, 64) , 这是洪堡特对语言个性与共性的辩证论。无独有偶, 洪堡特对翻译的可译性问题也存在着一种看似矛盾的说法, 一方面他肯定了可译性的存在, “……所有的语言都可以用来理解并表达其它的任何一种语言。” (转引自Wilss, 2001, 36) ”:另一方面, 他又肯定了翻译的不可译性, “所有的翻译在我看来似乎都不过是在尝试解决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转引自Wilss, 2001, 35) 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翻译的不可译性源自语言的个性

洪堡特对语言的个性和差异性的认识来自于他的语言有着内在精神个性的观点。洪堡特的语言观点和他对人类精神力量的分析是密切关联的, “语言如何从精神出发, 再反作用于精神, 这是我要考察的全部过程。” (Humboldt, 1988, 54) 在洪堡特看来, 人类精神力量的个性及其创造性是构成语言差异性的基本原则。在他的“内在语言形式”这一概念中, 精神力量是真正进行创造的原则, 而这种精神力量, “它的出现是无法预料的, 它的表现是不可解释的。” (Humboldt, 1988, 29) 。同时, 语言又是一种“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 即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是不由自主的, 超规则的, 而又不可预测的, 即“非规律的创造”。 (姚小平, 1995, 128) 这种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独立性, 自由性和瞬间爆发性, 及其无法限定的创造性存在于人类个体智力因素的差异中, “人们之间存在着语言结构的差异, 因为各民族的精神个性是不同的。” (Humboldt, 1988, 47) 这种智力因素的差异不是优劣、高低之别, 而是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在精神力量的内容上, 每一个体都主观地独立于另一个体, 它的产生和影响都是难以估计和预料的。小到个体之间, 大到民族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差异, 而民族之间精神力量的差异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民族文化, 而这些丰富多样的文化表现在各自使用的语言上, 必然产生各具特色的语言特点和风格。这就是洪堡特在其翻译的不可译论中所强调的原因。

由每一种语言独特的精神个性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语言各自的外在特点和风格本身就构成了翻译的障碍, 也就是洪堡特所说的译者的两难境地, “他要么以牺牲本族语言的特点和风格为代价, 去接近原文本的语言和风格, 要么以牺牲原文本语言的特点和风格为代价而倾向于本族语。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不仅是很难存在的, 而且根本就是走不通的。” (转引自Wilss, 2001, 35) 在这里有一个洪堡特对待翻译的忠诚的态度, 要么倾向于本族语, 要么去接近原文本, 这种忠实性是一种译者在翻译态度上的自然性, “因为每一个好的翻译作品都产生于译者对原文的简单而朴实的爱”。 (转引自Robinson, 2006, 239) 无论译者忠诚于哪一种语言的特性, 必然会以牺牲另一语言的语言结构特点或是民族文化内涵为代价, 译者越是忠诚于一种语言, 其翻译的成果本身所导致的差异性也就越大, 翻译也就越不可能。用洪堡特本人的说法就是, “我们甚至可以说, 越强调翻译的忠实性, 翻译之本身也会越具备差异性。” (同上)

二.翻译的可译性源自语言的共性

洪堡特把语言的共性与人类精神力量的同一性联系在一起。语言的同一性根源于其内在精神力量的同形性, “各种语言在智力运作上似乎显得彼此相等。……, 况且, 语言在智力方面确实保持着较大的同形性。” (Humboldt, 1988, 81) 这种基于人类统一本性的语言同形性主要表现为语言的普遍表达能力上, 所谓的语言的普遍表达能力就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语言的自然禀赋是人所共有的, 每一个人都有打开所有语言的理解之门的钥匙;因此不言而喻, 各种语言的形式就本质而言是相同的, 这一形式要表达的目的也是统一的。” (Humboldt, 1988, 215) 这种自然禀赋在儿童学习语言和外语学习的能力上最能得到证明, “儿童学习语言绝非机械的累积过程, 而是内在能力自我增长的过程。” (姚小平, 1995, 126) 儿童能够具备的这种语言能力, 说明了人类在运用语言表达能力上的共有的潜质。不能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不一致而否认了这种人人具备的语言潜力。

这也正是洪堡特所强调的可译性之所在。“在任何语言中, ……, 任何事物———不管是高低、强弱———都可以被表达出来。” (转引自Wilss, 2001, 36) 从翻译本身来看, 洪堡特认为是用不同种语言去表达同一种事物, 以满足人们的交流之需。“语言最精妙之处在于它们是用来满足人们日常交流的需要。” (转引自Robinson, 2006, 239) 也就是说, 翻译过程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交流的过程, 而语言所具备的共性和整体性决定了它可以用来表达同一种事物。能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同一事物也基于人类共同的理解力和沟通力, 这种能力可以随着人们之间不断地相互学习而得到无限度的发展和提高。于是, 暂时的不可译有可能随着词汇的丰富和发展变成可译。另外, 只要能达到人们能够沟通的目的, 并能进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的话, 翻译如果不是很成功的话, 那么至少也是可行的。

三.语言观和翻译观的关联性

洪堡特的翻译观悖论本身是其辩证语言观的体现和延伸。具体而言, 语言的个性和差异性导致了翻译的不可能性, 而语言的共性和整体性又说明了翻译的可能性。由此来看, 洪堡特的翻译矛盾观已经转化为他的语言矛盾观。而洪堡特的语言矛盾观本身就是辨证的 (姚小平, 2002:68) , 是洪堡特把辩证的哲学观引入到语言研究中的结果。那么, 作为语言观辩证法的延伸, 翻译矛盾观也理应是一个辩证的逻辑关系。语言的同一性和整体性体现的可译性是普遍的、本质的;而语言的个性和差异性表现出来的不可译性则是个别的现象, 两者也应是一种本质与现象, 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连贯一致的内在联系。首先, 前者是基础和铺垫, 后者是结果和推论。一方面, 洪堡特的不可译论来自于他提出的语言差异性;另一方面, 他的可译论又基于他对语言普遍能力的肯定, 即语言的共性和同一性。那么, 洪堡特的“语言是一又是多”这一辩证法也应该衍生于其翻译矛盾观, 也就是所谓的可译与不可译两者之间也应该是一个共性与个性, 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再者,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不管是语言差异性和不可译性, 还是语言的共性和可译性都源自洪堡特对人类本性的分析。可见, 洪堡特的语言观和翻译观都是他的人文观点的产物, 即洪堡特的翻译观源自他的语言观, 而他的语言观又源自其对人本质的研究。最后, 从人们对待洪堡特本人及其理论和观点的态度上而言, 我们也应该保持一致性。既然我们能够认识到他的语言观和人文观中处处充满了辩证法, 那么我们在分析他的翻译观点及其它所有观点的时候, 都应该举一反三, 同样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他的翻译矛盾说以及其它所有的看似相悖的说法, 这样才能更好更全面的理解他的理论和观点。

用洪堡特辩证的语言观来分析他的翻译矛盾观, 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一、后者来源于前者, 前者是因, 后者是果;二、前者存在的辩证法决定了后者具备同样的辩证关系;三、两者都体现了洪堡特的人文观, 都来源于他对人类本质的研究;四、两者都给我们研究者一个启发, 那就是要想全面了解洪堡特本人及其理论和观点, 我们应该随时随地运用辩证的思维。

参考文献

[1]Robinson, D.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238—240.

[2]Wilss, W.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34—37.

[3]Humboldt, W.von, On Lan-guage: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structure and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1836[M].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eter Heath, 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4]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姚小平译)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30.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篇6

一、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认知缺失

翻译的实质, 在本质上同人类的其他理性活动一样, 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解决跨文化和跨语言交流中遇到问题的行为, 这包括语言文字能力和翻译技巧, 对翻译任务的认知和体言。张喻认为:“脱离真正的交际语境, 使翻译教学成为教师———学生的单向式传播, 使翻译教学成为知识传播而非技能训练。”即教师成为翻译课堂的指挥者、控制者和译文的评判者[1]。长期以来, 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是以结果为中心的, 不重视学习的过程, 是建立在行为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在传统的翻译教学过程中, 翻译课堂上教师常常根据某教材的具体内容, 通过译例来阐述翻译理论, 解说某一技巧, 然后根据该理论或技巧有针对性地从课本或其他教材选取一些例子让学生做, 然后给出参考译文。虽然这样有助于学习者在入门阶段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 却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和应变能力。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遇到的文章和文体各式各样, 内容也不像教材中那样单一, 所以有的学习者译文的质量不高, 很难胜任翻译工作。另一方面, 由于教师给定翻译材料, 学生在心理上处于被动地位, 不能积极主动配合翻译教学。同样, 教师决定讲评, 师生不能进行必要的讨论和交流, 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容易使翻译课显得沉闷和乏味, 极大地抑制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不利于翻译能力的培养和提高[2]。这种模式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教学效果来看远不能满足翻译实践对翻译教学的要求。

二、现代认知语言学翻译观的内涵诠释

我国的翻译理论具有漫长的历史。清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原则对目前翻译事业的健康迅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鲁迅和瞿秋白提出的“凡事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 一当然力求其易解, 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之说则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从翻译教学理念方面看, 目前我国的翻译教育存在不够重视理论翻译的现象。不少人认为只要看懂外国文章, 会写本国语言就可以从事翻译, 因而缺少理论的支撑和指导。一些具有翻译经验的名家也认为翻译依靠的是实践、经验和译者的天赋, 而不是纸上谈兵、空洞语言似的理论。他们从根本上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够明确, 导致无实践的理论显得空洞, 无理论指导的实践也很盲目。即使是对名家名篇的翻译, 翻译理论不同, 其翻译风格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西方翻译理论自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问世以来, 对当前的翻译研究注入强大的生命力。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认为, 人类的语言不是一个自治的体系, 离不开人类的体验感知, 语言能力是人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因此, 必须从体验的角度解释语言, 从人类一般的认知能力来研究语言。认知语言学翻译观强调翻译是人的一种认知活动, 是人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知, 具有体验性、互动性、创造性, 翻译要注重语篇的整体性, 达到翻译的和谐性。

三、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下的日语翻译教学模式思索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认为, 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 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 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 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强调体验和认知的制约作用, 重视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追求实现“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认知语言学建立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 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翻译, 它突出主体认知活动在翻译中的表现。这是有关翻译活动的一个本质现象,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提出要发挥体验和认知对主体性因素的制约作用。王寅将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及模式主要体现在:翻译具有体验性;翻译具有多重互动性;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翻译的语篇性;翻译的和谐性;翻译的两个世界[3]。

笔者认为其中“翻译的和谐性”既是翻译活动进行的原则, 也是翻译的目标。语言交际的一个重要目的即达到人际和谐, 翻译也应当力求达到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的和谐。翻译本身涉及“人”和“本”, 其中人作为有意识的主体, 在认知“本”的时候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 “本”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蕴含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 翻译活动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交流互动的结果。本文拟从“翻译具有体验性”、“翻译具有多重互动性”、“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翻译的语篇性”、“翻译的语篇性”这五点出发, 对中日两种语言的翻译教学模式进行分析探讨, 以期发现更合理的外语翻译教学模式。

(一) 基于体验性的翻译教学

从事翻译活动, 必然涉及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要素。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认为翻译具有体验性, 首先, 指作者的认知和理解来自体言活动, 其次, 译者和读者的认知和理解自体验, 而且只有对文本进行体验性的理解, 才能获得文本原来的创作意图。

日语的“一割引、二割引......”, 汉语的直译为“减少一成、减少两成......”, 而地道的汉语表达则是“打9折、打8折......”, 显然二者有着明显体验上的认知差异。

对于日语的拟声拟态语, 要体验认识日本人对音声的感觉。金田一春彦指出:“ア”和“オ”开头的拟声语表“粗大的东西”, “エ”音开头的拟声语不用于夸奖人, “カサカサ”等“カ”行辅音给人干、坚硬感, タ行辅音给人强烈感和男性感[2]。译者只有准确捕捉和合理体验大自然的声音差异, 在实际体验理解中日双语的基础上, 才能准确翻译和正确翻译教学。

(二) 基于多重互动性的翻译教学

多重互动包括认知主体与文本互动、认知主体与现实世界的互动、译者与读者的互动。不论是认知主体的人、认知主体所存在的现实世界, 还是认知之物“文本”, 均不能作为独立的存在, 本来就是“人中有文”、“文中有人”和“人在现实中”。因此, 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在“文本”和“现实”中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 必须反复考虑“本文”和“译文”、“读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作为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 必然受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为达到翻译的和谐性, 在进行翻译教学时, 既要强调“认知主体”、“现实世界”、“文本”的互动, 也要考虑文化因素。

作为日本固有的“和语”词汇被赋予深厚的日本文化内涵, 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语解释, 给翻译教学带来很大的困难。“すし”一词体现日本的饮食文化, 有人直译为汉字“寿司”, 有人根据其紫菜包饭的制作方法而译为“饭卷”, 近年有人根据其中国料理中发音的“四喜丸子”被译做“四喜”。作为译者, 遇到这样的词汇会相当困惑。

在进行上述日语词汇的翻译教学时, 作为认知主体的“教师”和“学生”要不断地进行诸如文本、译文、译者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对比互动, 然后选择确定更加合理的翻译, 实现翻译的和谐性。

(三) 基于一定创造性的翻译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认为, 由于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基于对事物的体验、文化背景、民族、教育层次、思维方式不同等, 体现在翻译中, 将源语言转换到目标语的结果也有差异。但作为源语言的文本经过译者的加工, 都打上了认知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烙印。因此, 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但并非所有的创造都合理客观, 能够达到较好地理解原文和反映作者思想的翻译, 发挥认知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如果不是特指, 日语一般不使用“一”这一数词, 在句中无表达“多”含义的修饰语的情况下, 日语名词本身表示单数“一”, 但在汉译时, 如果不添加“一张”、“一个”等数量词, 句子就不自然。这时, 作为译者应当发挥个人创造性, 添加对应的数量词。

(1) 狐が井戸に落ちましたが、どうしても上がれなくて、困っていました。/一只狐狸掉进了井里, 怎么都上不来, 正在为难[5]。这里的“一只”翻译做汉语时不得不添加, 否则就会引起歧义。

日语的形式体言在日语中起着将动词名词化的作用。缺少形式体言, 句子不完整, 意义不能清晰地表达。但汉译时, 若一一译出来, 则会显得啰唆, 所以可以适当的删减。因此, 在日语翻译教学时, 有必要提醒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 合理有度地创造性翻译。

(四) 基于一定语篇性的翻译教学

翻译的认知模式在接受系统功能语言学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语篇为基本层面”, 形成部分与整体的和谐统一, 认为语篇中个别词语句的理解和翻译离不开对语篇整体的功能和认知分析, 必须深入体会和综合思考句与句、段落和章节所反映的意义, 注意前后的连贯性和风格的统一性。

对科技文的翻译教学相当难。科技文章的专业性非常强, 一般句子结构比起小说简单, 但列举产品规格时会以不完整的句子或图标的形式表达, 专业术语和外来语较多。这要求译者熟悉所译文章涉及的专业, 否则就容易出现原则性的错误。要翻译电脑方面的文章, 要求懂些电脑的知识;要翻译气象方面的文章, 就要具备气象方面的知识。

文学翻译向来被认为最难翻译到位。因为它不仅是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 更要译出作品的神和作家的风格特点[4]。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 因此, 有很多译者尝试着对它进行翻译解读。其中对文章开头一句话的理解, 就出现很多种翻译。

(3) 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ある。夜の底が白くなった。信号所に汽車が止まった。

句 (3) 中的单单一个“国境”就出现过“国境”、“边界”和“县界“三种译文。从整片文章了解到, 主人公是要去距东京300公里的新潟, 那么“国境”的直译容易造成误会, “边界”也多用与政论文中对国境的说明, 因此, “县界”在这里更贴切一些。

在进行科技文章、文学作品、政论文章、说明文章、书信等语篇翻译教学时, 教师必须提醒学生注意考虑语篇的整体功能, 以及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回到整体的循环过程。

(五) 基于两个世界的翻译教学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所谓的翻译的两个世界指的是“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它们是语言形成的基础, 也是翻译生成的根本。译者必须充分考虑原作者所要表达的两个世界, 并尽可能还原出原作者对这两个世界的认知。

诗歌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学样式, 不论在任何社会, 任何国家都是伴随着人类的劳动而产生, 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明治维新以前日本诗歌有汉诗和与和歌两种形式,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诗歌发展成为以下三种基本形式:传统短歌、俳句、现代诗。诗歌具有高度凝练、富于想象、着重抒情等特点。对诗歌的翻译, 既要了解作品的背景, 又要熟悉作者的风格[3]。日本名家松尾芭蕉的名句“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这首名句译者颇多, 形式多样:“古池—青蛙跳进水里的声音”、“幽幽古池畔, 青蛙跳破水中天, 丁东一声响”、“古池塘, 青蛙入水, 水声响”, “苍寂古池塘, 不问鸟雀喧、一蛙穿入水, 丁东一声喧”等。仅从以上四种翻译可以看出, 三个译者对眼前事物的理解、认知不一致, 欣赏的角度不同, 所反映的“客观世界”不同。在进行诗歌翻译教学时, 教师要引导学生捕捉、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 并用鲜明、生动表达原作, 使读者读起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充分准确反映原作的“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

四、结语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作为一种科学的翻译理念, 能够调动学生的自主意识, 有效地缓解目前翻译课课时严重不足的问题。该模式从教学开始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突出翻译课的实用性, 在课堂上完成翻译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 拉近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距离。当然, 翻译作为把一种语言文字含义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活动, 涉及认知主体、语言两个基本主题。认知主体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不同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既有相同点, 也有不同之处。要引导学生合理翻译, 提高学生的翻译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 从事翻译教学工作者必须接受一定科学教学理念的指导, 同时具备较高的母语和外语水平及渊博的知识, 而且在继承国内优秀翻译理论的同时, 运用国外先进的翻译理论的体系, 改革翻译教学模式, 从而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

摘要：目前外语翻译教学基本沿用传统型翻译教学模式, 成为有效提高学生翻译能力的瓶颈。学生翻译能力的提高与个人体验及认知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认知语言学翻译观在强调充分考虑体验和认知二要素的制约作用下, 努力处理好文本、认知主体、译文、现实世界以及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 从而实现“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 提高实践翻译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为现代外语翻译教学模式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思路。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观,教学模式,日语翻译

参考文献

[1]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584-591.

[2]金田—春彦.日本语[M].东京:岩波书店, 1988:125.

[3]陈岩.新编日译汉教程[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307-310.

[4]陈云哲, 于长敏.试论文学翻译的形与神[J].北京: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6, (1) .

[5]周平, 陈小芬.新编日语3[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214.

[6]张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翻译教学走向[J].外语界, 2003, (1) .

翻译的社会语言学观篇7

名称是一部影视作品能够给予消费者的第一印象, 对于促进消费者为其买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的许多影视传媒公司在将本国语言的影视作品推广到国外时就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成功的影片名在目的语消费者中的重要性。一个好译名能准确传达影视作品所包含的信息以及吸引眼球的关键点所在。

1. 影视作品名的翻译

影视作品译名的优劣集中体现着一部影视作品的文化底蕴的程度深浅, 这就给影视作品名的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影视作品名的翻译不仅要体现影片本身的文化内涵, 还要兼顾到目的语受众的文化接受程度, 这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多个方面的差异分析。

翻译涉及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 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如Juri Lotman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 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

英美影视作品当中有不少片名常以主人公的名字、故事发生的地点、故事发生的情节作为片名, 这时宜直译, 以保持原名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但有时直译会是目的语受众难以接受或是产生歧义, 这时就应当采用意译或是直译、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2.影视作品名翻译中的社会语言学观点

社会语言学是一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与结构主义学派相对立的多学科研究领域, 是一门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的新兴边缘学科。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语言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探讨研究产生语言差异的社会原因。将社会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 有助于我们“突破把翻译定性为单纯的语言行为的藩篱, 揭示以往被忽视了的翻译活动的社会层面, 对现有的翻译理论进行补充”。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语言学分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结构, 一是社会语境。社会语言学试图透过社会文化现象分析研讨言语行为, 并通过语言使用现象说明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机制问题。本文中我们给出社会语言学这门学科的两种视角, 以便于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理解影视作品名的翻译。

2.1社会语言学认同语言能力

无论是中国影视作品名的英译还是英语影视作品名的汉译, 影视作品名称都是一种语言形式。传统语言学研究某一特定的语言, 并且研究声音、音素、词素、单词、短语和句子结合在一起形成有意义的话语的句型。乔姆斯基提出了 “语言能力”的概念, 这里他说的是个人所特有的语言学知识。大致来说, 就是关于词语和词语组合。

“语言能力”的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影视作品命名。例如, 最近热播的由周润发、黄晓明主演的电影《大上海》, 主要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上海发生的恩怨情仇, 而影视传媒公司在翻译该片的英文名时用了The Last Tycoon (最后的大佬) 来影射片中亦正亦邪却又饱含民族气节的主人公。这样的翻译可以让英语国家的观众更好地了解到该片所要表达的精神, 如果将该片只是简单地译为The Big Shanghai, 则该片的韵味顿时尽失。

近期备受热捧的青春系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被简单地英译为So Young, 笔者认为这样的译名并不能很好的传达本文的真实意味。影片主要讲述了几个主人公回顾从大学到毕业之后的感情以及事业经历, 其中充满了欢笑与泪水。而简单地用So Young似乎并不能将本片中主人公的回忆与感伤表现出来。笔者认为, 将本片的译名模仿Ode to The West Wind, 译为Ode to The Years When We Were Young似乎更合适一些。

2.2社会语言学暗示

以上例子中的影视作品名翻译就是母语使用者对合适的命名规则的文化期望的实现, 这些影视作品名有效地传递了不同的社会语言学背景所需要的社会与语言学准确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汉语与英语是两种差异很大的文字, 汉字是一种表意性文字, 通常汉字代表着某一物体而不是一个单词的发音或是发音的文字符号。表意文字不仅是汉语语言系统的构成基础, 还在选择合适的汉字时起着重要的作用。汉语的这一特性使得英语与汉语之间的翻译接受性难度加大, 近5万字的汉语词汇给非汉语使用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3. 结语

社会语言学背景对影视作品名称的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浅析了社会语言学与影视作品名称翻译的联系, 并探讨了在社会语言学背景下的影视作品名的翻译策略。在对影视作品名称进行翻译的过程中, 认清社会语言学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会使影视作品的译名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 使影视作品译名真正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