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职能变化研究论文

关键词： 冷战 外交 美国 研究

[摘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离不开适宜的国家科研体制。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本文从确立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主力军地位，以及明确研究型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的分工与合作等方面，探讨了我国政府应如何改革和完善促进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国家科研体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家职能变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国家职能变化研究论文 篇1：

“9•11”事件后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争论与进展

自从“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它便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广泛关注。冷战期间，美国公共外交，“作为美国向其他国家宣传美国生活的一种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公共外交这一传统角色逐渐失去了意义，并“消沉”一段时间，直到“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再次成为政界和学界讨论关注的焦点。

“9•11”事件与美国公共外交的转型

小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对公共外交较少关注。然而，“9•11”事件让美国明白，自身正在面临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形象危机。尤其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开始后，“反美主义”大大超过了以往。小布什政府开始改变多年来对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事务的僵化认识，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公共外交。2002年4月24日，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夏洛特•比尔斯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上做了“为公共外交投资”听证。他指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整个世界对美国的误解⋯⋯我们应该改进和加强对世界其他国家民众而不是其政府的交流，以表明美国政策的方式，特别是中东和南亚的民众对美国怀有不满情绪，他们对美国的拙劣看法已经导致了动荡，是美国和国际安全的威胁。”“美国有必要行动起来，告知、教育和说服那些国家的民众。”此后学界对美国公共外交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关注领域非常广泛，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关注公共外交的理论构建，或集中于公共外交的实践操作。前者主要结合最近20多年来美国或其他国家及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来探究其历史发展、相关概念、分析框架和范式，力图建构一种公共外交理论模型；后者则侧重于对美国等大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进行评析，属于具体政策分析的范畴。

美国公共外交形式的转变

公共外交的特征之一就是开展形式的多样性，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形式的公共外交有助于更好地影响外国公众，促进其认同本国政策、价值，实现国家利益。杰弗里•柯安和阿梅里•阿森诺尔特将公共外交分为三个层次：“独白”、“对话”和“合作”。“独白”顾名思义属于“单向层次”的交流，这在冷战期间曾作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一种主要形式；而“对话”属于“双向”或“多向”的交流，1997年美国新闻署正式改变其职能，将“对话”放在其活动中心。前两种形式也成为不可替代的方式。在公共外交的研究中，“合作”被定义为一种为某个项目而集体努力的主动精神，某些情况下，它比前两种能更为有效地接近外国民众。根据他们分析，“合作”包含了“对话”，通过国家交换项目和其他合作项目以及所谓的“第二轨道外交”，更容易促进公共外交目标实现，而这三种形式的效力取决于外交环境。根据他们的理论分析，美国公共外交经历从冷战期间“独白”为主向“对话”与“合作”转变。

尹善云和伊丽莎白•托斯从现实主义、国际自由主义的角度从理论上探讨了公共外交的演变和内涵。[1]现实主义公共外交基于如下两个关键假设：第一，国家是世界体系中主要的或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政治和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关注点。第一个假设限制了最重要交流者的数量，并促使现实主义者将外国公众视为国家玩弄权力政治的一种渠道；现实主义者试图通过最大化国家权力来确保安全，公共外交服务于权力政治和国家安全。根据她们分析，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很大程度受到现实主义驱使，美国与外国公民的政策交流成为“赢取世界其他国家向往和好感”的一种宣传工具。

国际自由主义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定义更为广泛，将其他行为体（如NGO）也纳入到公共外交分析框架中。在自由主义看来，公共外交的作用就是为一国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政策创造一种吸引力，从而为国家利益创造一种可能的环境。在自由主义看来，美国的“软实力”成为了这种公共外交的最好方式。自由主义更主要关心“软实力”的条件，即在哪种情况下国家资源可以转化为软实力。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公共外交更加突出了“软实力”的吸引力，通过文化交流项目，公共外交得到了极大发展。

美国公共外交转型的原因

对于冷战后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公共外交转型原因的研究甚多，这些变化大体上受传媒技术、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三种“革命”的影响。艾顿•吉尔博认为，传媒技术领域的革命产生了两项创新：互联网和全球新闻网络（如CNN、BBC），它们深刻地影响着世人的生活，成为世界事务信息的主要来源，为国家、组织、个人、非政府组织等提供了大量机会来交换信息；政治领域的革命将许多国家由独裁转变为了民主国家，从而使更多公众参与到政治过程中；而国际关系领域的革命改变了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手段。美国公共外交经历的调整便是为了适应由冷战结束和“9•11”塑造的这些新变化，包括信息时代来临、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核武器扩散。[2]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转变是出于反恐战争新需求，因此他们从恐怖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关系的角度来探讨“9•11”后公共外交的转变，并认为这是适应“变化世界中新挑战的需要”。“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调整，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消除其威胁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对美国而言，反恐是一场全面战争，更是一场“观念之战”，单靠传统军事手段难以实现其目标，“公共外交”重新成为美国政府外交的重要手段，并重点针对中东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共外交活动。

虽然学界对于“9•11”事件作为美国公共外交转折点存在基本一致的看法，但对于这种转变的解释和实质，现实主义和国际自由主义却也持不同观点。现实主义强调美国转变公共外交形式原因在于为维护其国家安全利益和霸权地位，虽然美国公共外交常以宣传、文化、教育交流等手段加强与他国民众沟通，但掩盖不住隐藏在背后的霸权特性。韦恩•奈尔斯指出，美国公共外交长期以来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单边力量的意识形态工具，但是“9•11”之后它变得更具宣传性和教条主义，以国家安全或反恐为名，主要服务于美国导向的全球化，同时加强了对弱国和潜在对手的文化、经济、军事优势。[3]相反，自由主义认为，美国被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误读了，作为世界民主国家典范，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具有强大吸引力，因此美国有义务通过文化、宣传等策略来提高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让它们重新正确认识美国。

美国公共外交转型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于这种转变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美国国家形象；美国“软实力”；与前两点相关的美国全球霸权，下面将分别评述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美国民众、学者以及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形象问题”，“反美主义”便是其中代表。关于美国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理论上分析公共外交塑造国家形象的可行性和途径；第二，“9•11”之后美国如何利用公共外交手段改善国家形象；第三，美国公共外交手段改善国家形象的成果如何，存在问题的原因有哪些。例如爱德华•沙茨和雷南•莱维恩利用实验方法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民众进行研究，检验了公共外交作为提高美国海外形象手段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单纯关于美国（如宗教自由、生活美好）的描述塑造地区民众对美良好印象的效果并不显著，这种“包装”型的公共外交效果并不是很有效；同时他们发现，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恶劣的“布什效应”——布什总统任期内美国的海外形象降到了低点，换言之，“9•11”事件后美国大力开展的公共外交收效甚微，甚至对美国国家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他们通过研究建议，提高美国形象应该在更宽泛的范围上讨论美国生活的更多方面，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证明描述。南希•斯诺通过回顾近四十年来《美国政治暨社会科学研究所年鉴》关于“美国的海外交流项目”的讨论，来评估开展四种国际交流项目对美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她发现，冷战期间开展的人员交流项目对于美国在与苏联争夺中赢得战争和其他国家的民心起着重要作用。她建议当前美国公共外交应该借鉴冷战期间的策略，因为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美国国际交流项目和公共外交忽视了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因而效果有限。

“9•11”事件以后，改善和重塑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形象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成为美国公共外交重新兴起的起点。美国一方面调整其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完善公共外交手段。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使其国家形象有大改善，对此，中国学者的研究也纷纷指出其中原因。唐小松、王义桅就指出，美国公共外交似乎并非为挽救“美国形象危机”在打拼，其真正用意是在“游说”其他国家接受其“霸权”行径。[4]所以，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通过公共外交手段重塑国家形象必定不能够成功。

公共外交被视为一种“软实力”，也是一种“巧实力”，约瑟夫•奈认为一国软实力主要有三种来源：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他认为在信息时代，冷战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公共外交分析了，当前公共外交的分析应该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日常交流，它包含解释内外政策决策的背景；第二个维度是战略交流，它发展出一套如政治竞选一样的简单主题；第三个维度是与一些重要个人通过学术、交流项目、研讨会等发展一种持续关系。美国当前的公共外交应结合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进而有效创造一种“巧实力”。美国在冷战期间基本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冷战后融合硬实力和软实力却不太成功。美国要想赢得观念之战，单靠硬实力不够，同时应该借助公共外交这种软实力和巧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外交成为连接硬实力和软实力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成为增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渠道。然而，这些以文化活动进行的公共外交成效如何，学界却存在争论，对于它们是否达到了美国政府试图重建形象，增进对美了解和吸引力的目标存在怀疑。

毫无疑问，公共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必然出于其自身战略考虑。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如何进行霸权护持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点。彼得•万•韩讨论了公共外交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中的作用。他认为，公共外交对重塑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有利于缓解这些地区存在的“反美主义”。事实上，美国在发动反恐战争之后，国家形象严重受损。彼得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如何通过“品牌化”的公共外交策略来修复反恐失败和入侵伊拉克造成的形象下降。同时，冷战后快速发展的全球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全球化本身就成为美国公共外交一部分，这对拥有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美国是一种新机遇。

结论

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美国公共外交活动在“9•11”以后有了较大调整，这种调整在形式上表现为越来越注重“对话”（双向）和“合作”这两种形式，实质上突出了“反恐”和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需要。这种转变一是由于传播技术进步，互联网和全球新闻网络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宣传，通过“品牌化”和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美国利用公共外交将其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及巧实力联系起来；另一个原因是世界民主化浪潮不断推进，美国公共外交范围可以不断拓展，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其国家形象也可以通过公共外交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9•11”对美国的冲击也使得其对外政策的直接目标发生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开展公共外交的一面“旗帜”。这种转变对美国国家形象、软实力和全球霸权都有比较深刻的影响，但是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上学界却没有普遍一致的看法。

然而，既有的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理论化基础不够。公共外交属于跨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理论化程度不足是其基本特征。关于美国公共外交的既有研究主要还是沿用历史事件的分析法，不利于理论构建。第二，缺乏一套比较成熟的分析方法和框架。这些研究基本上也是沿用了冷战期间公共外交的分析模式，缺乏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其分析的概念和变量都很少，在如何整合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还有待进步。第三，很多研究都是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角度进行的，很多报告和研究基本上都在重复同样的主题、挑战和原则。第四，公共外交是一项政府主导的活动，但是其行为体却不仅限于政府。既有的研究却几乎只关注政府和国家行为体，一些群体和重要个人的活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样，美国冷战后公共外交的分析就显得不完整。如何建构一种公共外交理论也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这需要结合公共外交的实践进一步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李瑞蔚）

[1] Seong-Hun Yun and Elizabeth L. Toth, Future Sociological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ole of Public Relations: Evolution of Public Diplomac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3,No.4.2009:pp. 493.503.

[2] Eytan Gilboa.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pp.56-57.

[3] Wayne Nelles.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as Pseudo-Education: A Problematic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unter-Terrorism Instrument.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1, No.1, 2004.pp.65-93.

[4] 唐小松、王义桅.试析美国公共外交及其局限.现代国际关系[J].2003,5:14.

作者：李忠斌

国家职能变化研究论文 篇2：

国家科研体制建设与研究型大学发展

[摘 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离不开适宜的国家科研体制。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本文从确立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主力军地位，以及明确研究型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的分工与合作等方面，探讨了我国政府应如何改革和完善促进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国家科研体制。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 国家科研体制 基础研究

[中田分类号]G306．3：G64 [文献标识码]A [

[作者简介]殷朝晖，沈红，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湖北武汉 430074)

在当今乔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创新的水平。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卡斯特斯把大学称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他指出，如果说知识信息是新的世界经济中的电流，那么大学就是产生这种电流的“发电机”之一。而注重科学研究的研究型大学更是创造性的，甚至划时代重大科研成果的重要孵化器和摇篮。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2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成长为世界头号强国，其研究型大学对国家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近些年来，随着“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我国创建研究型大学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如何建设研究型大学成为我国政府与高等教育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研究型大学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营造适宜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外部“大环境”同样不可忽视。由于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重要的科研活动执行主体，其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学校的科研能力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因而，我国政府如何科学合理地配置科技资源，明确研究型大学和其他科研活动执行主体的分工协作，即改革和完善促进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国家科研体制，对我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及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确立以研究型大学为基础研究主力军的科研体制

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普遍特征，确立以研究型大学为基础研究主力军的科研体制，是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客观需要。

1．大力增加我国政府基础研究的投入。在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21世纪，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各国技术发展和国力竞争的源泉和后盾。其重大突破将带动新兴产业群的崛起，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美国是世界头号科技经济强国，自二战后，其科技与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基础研究所培育的智力资本和知识增长。美国基础研究资助是多元体系，经费来源也是多种渠道，但是，联邦政府始终是支持基础研究的主体，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即使是在与我国有着相似国情的印度，也很重视基础研究活动，1998至1999年度，印度RSD开支中，基础研究占17．6％，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央政府。而相比较而言，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总量低，尤其是基础研究经费占RLD经费的比例很低，长期以来一直徘徊在5％左右，依据国际经验，在我国现人均GDP1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基础研究占RLD的比例应该为15％左右。因此，我国政府应大力加强基础研究的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的投入占R&D的比例。

2．以研究型大学为依托发展基础研究，增加研究型大学中基础研究活动的比例。此外，我国还应该发挥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以研究型大学为依托发展基础研究，这也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二战时美国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在1945年拟定的《科学—— 无止境的领域》的报告中指出：基础研究是为实现国家特定目标而进行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的基础，在美国最适宜开展基础研究的是大学体制，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开展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机构。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院校稳定的大力支持使得高等院校系统成为美国最大的基础研究机构。2003年，美国高等院校承担了全国近60％的基础研究，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科研实力强大的研究型大学。在德国，尽管与中国的科研机构设置相类似，在高校外设立了大研究中心和马普学会等重要的基础研究机构，但是德国的高等院校也从事着大量的各种学科领域的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是德国基础研究队伍中的佼佼者，德国高校发挥着学科布局全面的优势，或是单独或是与大型研究中心、马普学会联合承担国家基础研究项目，并在高校的研究与发展经费中70％以上用于基础研究。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我国高等学校的RLD活动的主要类型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础研究所占的比例不高。2003年，高校基础研究经费仅占高校全部R&D经费支出的19％，其中重点院校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也仅占20％。而2002年，美国大学基础研究经费占大学全部RLD经费支出的65％左右。尽管我国高等院校只是集中了全国1／3的基础研究经费，但产出却相对突出。2001年，大学发表的SCI论文占全国论文总数的3／4以上，而其中我国处于前十名的大学发表的SCI论文占所有大学发表的SCI论文总数的40％，占全国发表的SCI论文总数的31％。前50名的大学发表的SCI论文占大学发表论文总数的3／4。2001年，我国在Nature和Science上共发表论文13篇，其中大学以第一作者单位共发表论文5篇。2000年，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46．6％、国家技术发明奖的71．4％。因而，我国应该充分发挥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交叉和综合，以及拥有大量思维活跃、创新能力强的研究生群体的优势，加大对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的投入，增加研究型大学中基础研究活动的比例，逐步使研究型大学成为我国基础研究活动的主力军。

二、正确处理我国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的关系

我国高等院校和政府科研机构尤其是中科院系统职能重叠、分工不明确，由此造成了重复建设、科研资源的浪费和科研的低水平重复。如何实现研究型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的科学分工与合作，避免两大系统在研究开发活动开展方面“撞车”，对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明确我国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职能分工。为了科学地配置科技资源、形成合理的科技布局，我国应依据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和中科院的科研实力和特点，相应地开展有关的科技活动，使两者在基础研究方面，形成不同的功能互补的体系，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德国拥有结构完整、功能协调的科研体系。它的科研工作主要在政府科研机构、公立和私立非营利科研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科研机构中进行，其中马普学会作为德国高校以外最为重要和最大的基础研究机构，具有国家基础研究科学院性质，马普学会、大研究中心等独立研究机构和高校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相辅相成。大学的科研内容涉及全部学

科，研究重点是基础性课题。与此同时，还同其他研究机构及工业部门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合作从事应用研究。大研究中心以完成战略性科研计划和中、长期大型研究项目为己任，而马普学会的科研活动既区别于大研究中心，又不同于大学，马普学会的基础研究以学科的横向(跨学科)与纵深(新发现)发展为目标，最显著的特点是极为注重特定领域内的尖端研究，其研究活动弥补了高校与其他科研机构研究活动的不足。因此，随着我国研究型大学科研职能的日益加强，研究型大学应主要从事学科积累的自由探索性基础研究以及共性技术开发领域研究，政府科研机构主要从事任务驱动型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和耗资巨大、需要以大型设备和团队形式组织的战略性研究。另外，我国务省市、部委属研究机构应主要从事某一专业或某一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在国外，地方和部门研究机构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如法国的农学研究院、国家空间研究中心，日本通产省的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它们或是负责协调某一领域的科研活动，或是担任国家某些专项规划的牵头单位。

2．加强我国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进行适当的资源重组。除了对我国中科院、各省市、部委属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的职能进行明确划分外，还应该加强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这主要是由于在当今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需要多学科交叉、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昂贵复杂的实验设备，要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佳效益，就需要打破科研组织的原有界限，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以提升国家的整体科研实力。在加强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合作的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少切实可行的措施值得我国借鉴，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有80％的研究单位都是与高等教育机构联合创办和管理的，而且为了从国家层面上加强研究机构与高等教育机构的联系，负责高等教育事务的政府部门专门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了一个把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的协调机构——青年、国民教育与研究部；而德国的大学将与马普学会共建“国家马普研究院”；日本科技厅所属的理化研究室，作为日本唯一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与数所大学合作实施联合大学院制度，联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等等。”在我国现阶段，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可采取联合申报和承担课题，开放实验资源、共建科研基地、加强人员交流、互聘研究人员以及联合培养研究生、共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加强实质性合作。同时，还可以进行适当的资源重组，采取把科学院系统中适合在研究型大学从事的自由探索性质的基础研究工作移人大学，加强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工作及基础研究工作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的结合，从而集中优势科技力量，加速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步伐，提高我国的整体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三、正确处理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界的关系

大学与企业本质上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组织机构，在国家科研体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不影响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与产业界的分工与合作、发挥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科技潜力、推动高校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是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目标。

1.与国内外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流合作。由于工业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具有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在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经费来源中，我国研究型大学接受企业的科研经费比重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2002年，我国教育部直属院校的科技经费拨人的总额为115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经费为50．65亿元，占总经费的比例为44％。”而发达国家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合作经费数额远远小于这个比例。即使是在具有重视应用传统与经济的联系紧密的美国大学，2001年，其来自产业界资金的比例仅为6．8％。”其原因主要在于，现阶段我国政府科技经费投入不足以及大多数企业科研力量薄弱，因而大学接受企业委托进行下游的开发工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国家政策鼓励的。我国研究型大学目前承担了大量由企事业单位委托的短平快性质的研究和转化项目，这使得我国研究型大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事一些低水平的技术开发活动，这种现状极不利于研究型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因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特征是能产出重大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而重大科研成果往往从以深入探求自然现象本质的基础研究和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中产生。另外，对高层次人才培养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而言，也需要他们参与从事高水平的科研活动，接触到学科的最前沿知识。因此，对于我国科研实力较强的研究型大学，除了要增加政府的科研投入外，还要采取与国内外高科技企业共建技术中心和研究所等科研基地的方式，共同开展回报周期相对较长、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重大科研项目，在高新技术领域保持两者长期稳定的交流与合作。而那些为企业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科研任务应更多地由我国大量的教学型工科院校和地方院校承担。

2．大力促进大学科技园建设，加速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在我国现阶段，促进研究型大学与企业界合作的有效途径除了通过合同委托方式开展研究、大学专利和技术许可权的转让，以及大学师生对工业界的咨询服务等形式外，建立大学科技园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重要形式。大学科技园是大学通过科研成果与产业界联姻，实行科研、开发与生产结合的重要途径。麻省理工学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通过创建科技园区，推行科研、产业一体化的发展战略，使其综合实力大为提高，成为全世界大学效仿的典范；而随着世界闻名的“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的排名也不断上升，从而跻身于美国最好的大学行列。据统计，我国目前已建成和在建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总数达到44个，绝大部分是依托我国科研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建立的。截至2002年10月底，国家大学科技园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累计297亿元，投入使用的孵化器面积227万平方米，进驻各类研发机构1200多家，人驻企业5500家，在孵企业近2300家；园内在孵企业累计转化省级以上科技成果1860项，获专利授权1923项，开发新产品4116个，创造了约10万个就业岗位。大学科技园成为我国高新技术的辐射源和高技术产业的孵化器，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提高了办学效益，增强了学校的综合实力。如北京大学科技园每年给学校上缴利润超过5000万元，资产总额超过10亿元。但是，我们在肯定大学科技园在促进大学与企业间的技术转移和产品的商业化，以及对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和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在严重依赖市场供求变化的生产经营领域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因此，研究型大学对已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应实行学校资本的战略性退出，将企业的股权转让给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有实力的股东，以促进企业更进一步地发展。而大学可将退出的资本用于支持新一轮的产品研发和企业孵化，从而实现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良性循环。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技术开发类研究所进人大型企业或转变成科技企业，产业界自身研发实力的增强，研究型大学应逐步退出“下游”的工作，将研发工作的重心向上游转移，集中人力、物力从事原创性的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为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源泉。

作者：殷朝晖　沈　红

国家职能变化研究论文 篇3：

研究型大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

［摘要］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创新型转变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本文以研究型大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得出以下结论：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行为的主体；是培养具有良好创新素质人才的摇篮和集结创新型人才的“蓄水池”；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要基地。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

［作者简介］任初明（1974- ），男，江西上高人，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课程与教学；赵立莹（1972- ），女，陕西礼泉人，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院校研究。（湖北武汉430074）

［

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科学技术在促进一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越来越大，目前我国依靠资源消耗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受到严峻挑战。作为资源紧缺型国家，为了追求更长远的经济发展，我国必须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即转变到利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创新型发展模式上来。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的中心后，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通过对研究型大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既有利于研究型大学明确自身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所应担负的历史责任，也有利于全社会认识到研究型大学在这一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一、研究型大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地位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相互配合，各部门都承担着各自的职责，同时也因其职责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地位。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术性的文化组织，在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和文化创新等方面特有的作用，决定了它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地位。

1.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创新行为主体。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报告中，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理论论证，使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受到各国的重视。综合OECD的报告及近年来国内外的学术研究，把国家创新体系定义如下：国家创新体系是指一国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等有关部门和机构，在一定的内部运行机制下，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国家创新的网络系统。这一概念可作如下理解：（1）国家创新体系的行为主体是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企业是行为主体的核心；科研机构和大学是知识、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教育和培训是知识生产、运用和传播的重要环节；中介机构是知识扩散和流动的重要途径。（2）创新既包括知识和技术创新也包括组织和制度创新。（3）在OECD报告中，国家创新体系由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行为主体的运行机制、行为主体的联系和合作、创新政策和国际联系6大基本要素组成。（4）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是配置创新资源、协调国家创新活动。OECD的报告强调了大学在各国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明确了大学作为重要的创新行为主体和知识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

美、日等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都非常重视和强调发挥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地位。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始于企业，之后大学及独立研发部门和政府机构积极跟进，在一百余年的时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可持续性很强的创新系统。美国在完成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之前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主要技术从欧洲引进。二战期间，企业成为美国创新活动的主体，大量的重要发明是由企业研发机构来完成的，但为了服务国家战争需要，美国的研发结构同时也开始发生变化，联邦政府加大了对科技研发的支持，刺激着研究型大学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绝大部分领域中的研究已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确立了其在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动摇的坚实地位。在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大学和科研机构一起作为创新的行为主体之一，除了培养人才、生产和传播知识外，也积极开展科研活动。

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我国要成功建设创新型国家，体制机制是关键。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消除制约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有效整合全社会科技资源，推动经济与科技的紧密结合，形成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科技中介服务等相互促进、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在实践中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该纲要明确了科研机构和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研究型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科研基础好，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知识作为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的背景下，知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作用足以让任何轻视大学地位的国家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付出沉重代价。2004年全国大专院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授权专利3484件，占该年总申请量的28.6%，而该年全社会给高校提供的研发经费为200.9亿元，相对全年研发总经费1966.3亿元仅占10.2%。所以，仅从专利产出角度来看，全国高校仅以研发经费1/5的投入，产出却占全国的1/4强。

2.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具有良好创新素质的研究型人才的摇篮和集结创新型人才的“蓄水池”。大学除了作为创新行为主体之一，在知识和技术创新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外，还是培养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人才的摇篮。这是由研究型大学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培养人才是研究型大学最基本的职能。建设创新型国家只有依靠具有良好创新素质的人才通过创新行为才能实现，而这种人才主要是靠研究型大学来培养的。世界各国的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美国哈佛大学培养了美国历史上7位总统、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6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和数十位跨国公司总裁。耶鲁大学培养了4位美国总统、1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2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剑桥大学培养了8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牛津大学培养了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位菲尔德数学奖章获得者、25位英国首相、28位外国总统和元首。日本京都大学培养了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位菲尔德数学奖章获得者。除此之外，這些研究型大学还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成为世界各国高素质人才的摇篮。

研究型大学还是创新型人才的“蓄水池”，这是由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术研究机构所特有的学术环境决定的。研究型大学学科比较齐全，整体水平较高，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种多学科的学术生态环境有利于学科之间的渗透、融合，有利于产生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并催生新的知识生长点；各学科都汇集有素质较高的学者，容易建立与形成学术团队；国际及国内学术交流制度规范，便于思想交流和学术对话；研究型大学鼓励学术创新、自由探索，营造了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良好学术文化氛围。在物质基础方面有设备先进的实验室、研究中心和相对齐全的图书资料中心，同时，各国政府和社会都把研究型大学作为重点资助对象，科研经费保障度高。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研究型大学逐渐成为优秀人才的汇集地和储存库。例如目前有17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普利策奖得主汇集在斯坦福大学。据武书连2004年发布的大学评价，我国36所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数量占全国普通高校的58.92%。此外，笔者还对2000～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经济学奖、化学奖、生理学奖获得者工作单位分布进行了统计，这7年里四大奖项获得者共有65人，其中来自大学的有49人，占75.4%；来自研究机构的有16人，占24.6%。参照2000年版卡内基分类博士/研究型大学名单和其他国家大学名单，这些来自大学的49人全部来自各国的研究型大学。而且通过与人合作共同获奖的比例很大，从2000～2006年间这四大奖共颁布28项，其中由两人以上合作共同获奖的有25项，占89.3%，也就是说，不少研究是运用研究型大学多学科融合的优势，运用跨学科知识而在基础研究或最新前沿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这充分说明研究型大学正成为各国创新型人才的汇集储存库。

3.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要基地。致力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研究型大学的责任与使命。“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约翰·布鲁贝克语）。而这种永恒需求就是人类对知识的探索、好奇以及对人类长远利益的追求与关注。世界各国往往把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厚望寄予研究型大学，视研究型大学为基础研究的主要基地。对通过科学的范式探索世界，进而发展出有用技术的信赖，成为美国政府二战以来支持研究型大学的认识基础，二战中曼哈顿计划的巨大成就让美国对这一判断坚信不疑，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通过支持研究型大学发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榜样。

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卡斯特斯所说：“研究型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是知识创新的‘发电机’之一。”进行原创性、高质量的科技創新活动是高水平大学的责任和使命。从瑞典皇家科学院对2000～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经济学奖、化学奖、生理学奖的认定可以看出，这些奖都是授予那些在基础研究领域或最新前沿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研究者。各国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也发挥了知识创新的主体作用。据相关数据，影响人类70%的重大科研成果和绝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均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大学一直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执行者，2004年，大学所执行的基础研究占全国54.4%左右。

在教育内容方面，科技知识已成为大学课程的核心部分，对人才的培养强调各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技能的学习。因此，为了能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研究型大学要致力于基础学科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研究。

二、研究型大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

1.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研究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有一大批具有良好创新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从事技术创新的工程师和科学创新的科研人员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而这部分人才主要依靠研究型大学来培养。世界各国研究型大学都发挥着培养研究型人才的作用。由美国和加拿大63所顶尖研究型大学共同组成的美国大学协会在1998年发表的评估报告中指出：虽然美国大学协会会员大学只占美国能授予PH.D大学的16%，它们却培养了全美50%以上的PH.D，并且它们的培养质量是高层次的，在由美国国家研究协会（NRC）排名的418个学术领域的前十名的PH.D项目中，93%为美国大学协会会员大学。

人才培养过程中，研究型大学所具有的科研优势也有利于把科研活动的全过程参与作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课程，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与科研活动过程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同时培养具有较高创新素质的未来的科技创新人才。

2.创新知识，发展科学与新技术。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背景下，现代研究型大学通过开展科学研究，积极发挥着创新知识、发展科学与技术的作用，并成为现代新知识新科技的重要来源地。从社会边缘走入社会中心的大学在促进人类知识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被人们寄予厚望地称为社会进步的“动力站”“发动机”。研究型大学与其他类型高校的重要区别在于其承担有发展科学、创新知识的历史使命，通过致力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来发展新知识是研究型大学的责任与使命，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研究型大学本身都把这当做坚定不移的信念。研究型大学也以骄人的成绩展示了其作为新知识新科技重要来源地的至尊地位。据有关统计，2004年我国大学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的数量分别占总数的64.3%、60%和55.1%；2004年大学共申请专利12997项，获专利授权5381项，并取得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成果。这些成果很大一部分是由研究型大学创造的。据武书连2004年发布的大学评价，36所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成果占全国普通高校的62.16%。创新型国家的创新主体分工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是知识创新的主体，因此，大学要积极参与国家科研课题和项目建设。

3.发挥文化批判和引领作用，促进创新文化的形成。大学应当本着对真理的追求，对社会发展承担起批判性的推动作用。大学作为文化机构，具有文化传递、保存和创新的作用，不能简单地迎合社会的文化要求，成为社会文化需求的“供应商”。大学的存在不仅仅因为它能够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也不仅仅因为它对人类文明有保存价值，而是因为它对社会的发展能够提供校正性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判。大学需要批判精神。赫钦斯认为，在自古以来产生的各种组织机构中，唯有大学是社会中的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是一个批判中心。大学不能追随社会，而应引领社会，研究型大学作为大学系统的“龙头”，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进行文化的保存传递活动。

研究型大学致力于引领的文化应该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是求真精神、自由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大学精神，应弘扬以大学精神为核心的大学文化，以大学为中心将这种文化辐射全社会，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

4.促进高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生产力发展。研究型大学除了发挥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的职能外，还具有服务社会的职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研究型大学要结合自身特点，从其自身优势出发，开展社会服务。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促进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即通过加强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实现高新技术由实验室走上生产线，促进生产力发展，直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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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初明　赵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