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和投资

关键词： 产业链 制造业 纵观 世界

对外贸易和投资（精选十篇）

对外贸易和投资 篇1

一、影响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问题分析

1、制造业企业缺乏创新能力、服务贸易严重逆差使经常项目结构不合理

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渐趋缩小。我国连续实施逐步减少顺差, 促进国际收支健康平衡的政策。国家外汇局数据显示, 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连年回落, 2011年总顺差较2010年下降19%, 经常账户顺差2017亿美元, 同比下降15%, 至2012年, 国际收支从1999年以来持续“双顺差”转变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2008年起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总体呈下降态势, 由2007年的10.1%回落至2012年的2.3%, 降幅达7.8个百分点, 2008年以来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逐步降至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 (国家外汇局数据统计显示2011年此数值为2.6%。据欧盟2011年12月出台旨在提高经济财政一体化程度的“六项规则”, 其中一项预警指标是经常项目逆差与GDP之比不应超过4%, 顺差占比不应超过6%。) 这些数据的变化体现了我国顺应国际市场, 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

商品出口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我国仍需保持经常项目结构合理、适度顺差, 继续实施“稳出口”的收支政策, 使经常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目前从经常项目构成分析仍存在问题。首先, 出口产品竞争力在欧盟、美国、日本等传统市场上持续减弱, 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商品价格微涨以及进口价格下降成为出口顺差减少的重要因素, 反映出中国进出口受制于国际市场而自身话语权较弱的情况。其次, 加工贸易一直是进出口顺差主要来源。2011年, 我国加工贸易顺差3656亿美元, 较2010年增长13%, 而外商投资企业又是加工贸易主体, 客观上存在“顺差在境内、利润归外国”的国际分工格局。最后值得关注的是服务贸易连年逆差而且有扩大趋势。2011年服务贸易总量4209亿美元, 与我国经济总量不匹配, 且逆差较2010年增长77%, 2012年, 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至897亿美元, 其中运输逆差469亿美元, 相当于服务贸易总逆差的52%。我国虽已是服务贸易大国但远非强国,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 2011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5.2%, 比2001年仅提高了2.8个百分点;全球排名从2001年的第11位上升为第4位, 但逆差额5年来年均增幅达165%。2012年服务贸易逆差是2008年的7.6倍。经济发展使国内对旅游、运输、保险服务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增加, 但大量依赖进口, 2001-2012年, 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年增长19%, 逆差更多源于我国较低的航空运输、远洋运输能力以及保险业务水平。2012年, 我国运输、保险项下逆差分别为469亿和173亿美元, 是2001年的7倍, 可以看出, 体现知识技术水平的服务贸易尤其是货物运输、保险业并未伴随进出口贸易实现同步。

2、对外投资收益不理想、投资构成单一使资本与金融项目不能保持可持续平衡

我国长期实施鼓励引进外资政策, 且资本项目处于管制状态, 致使资本和金融项目一直未起到平抑经常项目顺差的技术作用。我国经济增长提出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有效转型, 逐渐重视实施“走出去”战略, 努力促使资本项目更趋合理。理想的对外投资收益率是保持资本和金融项目结构合理和可持续平衡的根本因素, 但是近年来, 我国资本项目投资收益率高, 虽然2012年持续多年的资本顺差格局出现转变, 但仍面临较大的逆转压力。

一直以来我国直接投资保持较大净流入。2011年, 直接投资顺差1704亿美元, 2012年达1911亿美元, 净流出则是扭转资本项目顺差的重要因素。流入的外资是我国获取资金、技术的重要来源, 但其在国内市场上利润相当可观, 使我国利用外资成本居高不下。据国家外汇局统计, 2005-2011年我国外来投资收益率 (吸收外来投资的成本支出) 均值为6.9%;美国这一比率为3.1%, 德国为3.3%, 日本为1.5%, 英国为2.6%, 主要由于我国六成以上利用外资是外来直接投资, 这类股权投资长期、稳定, 流动性较差, 存在经营风险, 按照市场规律投资回报高于其他形式;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却不占数量和质量优势, 相对于其他投资渠道, 对外直接投资缺乏有效的体制保障和激励, 流向境外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大幅增长, 流向其他传统行业的投资增长乏力, 其中, 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分别较上年下降21%、10%和9%。纵观资本项目支出构成, 各子项目呈现金融部门多、实体部门少, 债权投资多、股权投资少的格局。

比较我国对外资产构成可以部分说明对外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我国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对外资产绝大部分表现为储备资产形式, 流动性和收益较低, 而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对外资产则大多为高回报的直接投资类。从06年前后我国出台“走出去”政策, 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允许银行、保险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等以自有资金和集合客户资金对外开展金融投资之后, 资产状况也不甚理想。据统计, 我国自05年汇改到07年除去实物投资各类金融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3.83%, 而美国和日本同期金融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6.02%和4.65%, 差距还是很大的。近几年我国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对外投资失败的报道屡见报端, 反映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能源、制造业、金融等行业投资过程中法律、金融、财务等方面的竞争能力明显不足。研究提出, 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均提出实体经济的复苏, 而且稳定直接投资收益率对一国意义重大, 我国也应实质性地改变偏重引进外资的策略转而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

二、我国对外贸易及投资的发展对策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增进制造业及服务贸易的技术创新

我国在西部开发进程中许多地区仍起步于技术含量低、资源依赖型和环境污染型制造行业, 当下发达国家科技日新月异, 制造业几度升级,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决策者应了解当前对外贸易格局, 摒弃对GDP增量的单纯依赖, 慎重扶持那些易于显现短期效应的资源密集型和环境污染型行业, 更多转向支持科技含量高、能够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行业。经常项目下高附加值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金融、保险、咨询、IT服务、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行业, 根据相关研究, 服务贸易出口对GDP的正向驱动效应大于服务贸易进口对GDP的负向影响, 服务贸易出口增加每1%, GDP相应增加2.14%;服务贸易进口与国内生产总值负相关, 服务贸易进口每增加1%, GDP约减少1.19%。所以需优化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结构, 一方面国家从政策上鼓励技术创新, 注意培育发展新兴高附加值产业, 刺激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逐步改变现有不利于我国的分工格局;另一方面培养和吸引更多金融、保险、物流等行业专业人才, 提升服务贸易水平。

2、加快资本项目改革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打破对外贸易的货币壁垒

与对外贸易相关的货币壁垒指一国利用金融一体化背景通过对货币币值的操控, 间接左右国际贸易要素价格进而达到贸易限制目的的各种手段和措施。其中汇率问题是不容回避的最重要因素。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已累计升值31.7%, 使我国能源、原料、设备、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上涨, 使我国对外贸易处于被动。回溯日元国际化路径, 日本出口贸易繁荣、持续巨额贸易顺差时期, 政府曾通过各种途径输出金融资本带动产业资本输出, 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资源, 强化了日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及储备等方面的作用, 形成日元的境外自我循环, 最终实现国际化。从长远来看,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获取人民币汇率更多自主权。近年来我国资本项目改革稳步推行, 即将试水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将在资本项目和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摸索经验, 作出更多努力。

3、转变教育模式, 培养跨专业、掌握多领域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人才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领域尤其重要。我国服务贸易水平的提高, 对外投资资产的有效管理需要一大批具备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而具备国际金融业务、保险、物流、IT等综合业务的毕业生严重不足。近年来我国本科教育向就业倾斜, 很多院校加大职业技能培养, 国贸、金融、法学等专业重视执业资格考试, 鼓励学生积极获取单证员、报关员等证书, 教学模式推行诸如“课证融合”等教学方法。不可否认此类改革提高了学生应试能力, 可以满足毕业生就业的短期需求, 但从长远看笔者认为国际经济专业院校应在技能教育的基础上加大对综合素质的关注, 更多重视开设跨学科综合性课程, 加大通识课程的深度, 造就出更多适应和掌控当前经贸形势的专业人才, 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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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和投资 篇2

【发布日期】1990-06-26 【生效日期】1990-09-0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

企业发票管理的暂行规定

（1990年6月26日）

为了有利于促进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加强涉外税收管理，保护正当的合法经营，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 二十六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 四十条的规定，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凡设立在中国境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外国公司企业在华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或营业代理人（以下简称“外国企业”），在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劳务服务以及从事其他业务活动取得收入时，均应向付款方开具销货发票或与发票具有同等效力的营业收款凭证，并加盖企业印章。但向消费者个人零售小额商品或提供零星服务取得收入，也可不开销货发票或营业收款凭证，如消费者索要，则不得拒开。

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使用的销货发票和营业收款凭证（以下统称“发票”）的印制、使用，由税务机关统一管理和监督；有关发票印制、购买、使用、缴销等管理的具体制度和实施办法，亦由税务机关制定。

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使用的发票，可以向税务机关购买，也可以自行设计印制。自行设计印制的，应报当地税务机关核准后，到指定的印刷厂印制，并套印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

四、发票的内容一般应包括：票头、字轨号码、联次及用途、客户名称、银行开户帐号、货品名称或经营项目、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金额以及大小写累计金额、经手人、开票日期等。

五、直接向境外客户出口商品使用自行设计印制的发票、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也可以不套印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但必须在发票的右上方印明“出口专用”字样，加印税务机关核准文号，并将样本、印制数量和编号报送当地税务机关备案和登记。

六、使用电脑设备填开发票的，其所用发票须报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查批准，并到指定的印刷厂套印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

七、除另有规定外，从事交通运输业务使用的车票、船票；从事文娱、体育、游艺等服务性业务所使用的入场券、门票等收款凭据；从事银行、保险等业务所使用的专业票据等，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自行设计印制，一般可以不套印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但在开始使用前，应报送当地税务机关备案。少数需要套印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的，由当地税务机关确定。

八、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发票应使用中国文字印制的填写，也可以使用中、外两种文字印制和填写。

九、对未办理税务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一律不得批准其印制发票。

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发票，原则上应限于在本企业所在地区填开使用，到所在地以外的地区从事经营活动使用的，应取得从事经营活动所在地税务机关同意，并按经营地税务机关的要求，办理有关手续。

十一、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发生转业、分设、合并、迁移、歇业、停业时，应在上述事项发生后三十日内，向原购买或批准印制发票的税务机关办理发票的缴销、更换手续，不得自行处理。

十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需要到中国境外印制发票的，应事先报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在使用前应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核验和登记手续，并加盖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

十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发票管理规定，指定专人负责管理，设立发票登记帐（册），及时登记印制、购买、使用、结存和缴销等事项。并定期向税务机关报告，接受税务机关的监督和检查。

十四、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税务机关批准，均不得印制、出售发票。严禁私印、伪造、重用、代开、转借、转让、出售、倒卖发票。不得用白条子或其他收款凭证代替发票。对填写借的发票不得涂改或撕毁，应将各联完整保存，并加盖“作废”戳记。丢失发票，应查明原因，及时报告当地税务机关处理。

十五、税务机关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使用的发票进行检查时，应出示《涉外税务检查证》，调出查验时，应开具证明或收据。

十六、不按本规定购买、印制、使用、保存发票的，以及因违章行为构成偷漏税、抗税的，税务机关应分别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第 十四条及其施行细则第 二十九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十五条及其施行细则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其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十七、税务机关查处发票违章案件时，应视情节立案严肃处理，并填发违章案件处理通知书。

十八、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外籍个人有关发票的管理事项，均比照适用本规定。

十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应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二十、本规定自一九九○年九月一日起执行。

创新中国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研究 篇3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自中共十三大时起，中央就提出了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精神，1998年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10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不断攀升，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快。但同时也应看到，一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方式多以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为主，目前，这些传统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对外投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200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042美元，从投资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开始步入国际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对外投资将大幅上升，增速超过外资流入的增速，资金净流入额的增长开始下降。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看，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直接推动了企业的投资海外。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08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6821.77亿美元。人民币升值使得对外投资成本下降，企业对外投资积极性明显提高。加之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频发，导致了中国企业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便成为一些企业的现实选择。中国已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新阶段，所以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合作的现状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中国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时间上晚于利用外资，从规模上看远小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现在还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起步阶段。但近年来随着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内企业跨国经营能力的提高、外汇储备的增加和人民币升值的带动作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不断加快，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200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9亿美元，到2006年达到了211.6亿美元，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87.2亿美元。预计未来5-10年中国将可能出现对外直接投资高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推动了中国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到国际经济合作，反映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企业跨国经营能力的提升。在未来，有三类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还具有很大潜力。一是国有能源，资源企业，这些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国内资源供应，通过掌握上游资源，从相关原料价格上升过程中获益；二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主要包括纺织、成衣、家电等，这些企业走出去是为了接近市场，缓和对外贸易摩擦；三是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包括通讯、IT等，这类企业走出去是参与全球竞争，通过全球市场分摊研发成本。

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和投资主体结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比较齐全，但主要集中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这四个行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0％以上。中国商务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94.6亿美元，占投资存量总额的21.5％。采矿业179亿美元，占19.8％，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金融业156.1亿美元，占17.2％，其中银行业存量123.36亿美元，占金融业的79％。批发和零售业即进出口贸易类的投资129.6亿美元，占14.3％。具体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其中采矿业主要是中国的一些资源寻求型企业对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如中东地区和南美、非洲国家，这有利于我们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减轻国内的资源、能源压力，体现出中国采矿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竞争优势。而其他很多商业服务和批发零售企业的对外投资，是市场和低成本寻求型企业对发达国家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将工业制成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实行迂回式的间接出口，投资领域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另外，近几年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这与中国几大银行的陆续上市、其经营机制迅速改善和资本充足率进一步提升有密切联系，表明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81％，私营企业占1％。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央企业占82％，地方企业占18％。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主要依赖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能力还很弱，还不具备成熟的国际竞争力。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和地区分布。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这两个地区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90.2％。在中国对外非金融投资存量中亚洲为479.7亿美元，占63.9％。拉丁美洲存量196.9亿美元，占26.3％，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秘鲁，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非洲25.6亿美元，占3.4％。欧洲22.7亿美元，占3％。北美洲15.9亿美元，占2.1％。大洋洲9.4亿美元，占1.3％。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地区分布，可以发现对外直接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自由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3个自由港聚集了投资存量的81.5％。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很大比例来自这些自由港，4个自由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对中国直接投资额占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的1/4左右。由这两方面数据不难推断出中国对这些自由港的投资中很大部分又以假外资的身份流回到了中国，享受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些优惠政策。所以研究对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应考虑这一因素，做出相应剔出。如果剔出以上因素，可以发现，中国真实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非洲、北美和欧洲实际占较大的份额。其中对欧洲和北美的对外投资主要是中国技术和效益寻求型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以建立技术研究中心、营销管理中心等，可以充分利用其技术研发外溢效应和聚集效应。对非洲的投资和兼并则主要出于其战略性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等。

其他对外经济合作方式的发展。中国在其他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形式方面，在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领域发展较快，并且合作项目呈现大型化趋势，而在对外设计咨询领域发展缓慢，整体规模较小。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完成营业额由1989年的16.8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406亿美元，平均每个项目营业额也由54.3万美元，增长到274.6亿美元。截至2007年底，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2064亿美元，签订合同额3295億美元。对外劳务合作的年营业额由1989年的2.02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7.7亿美元，2007年中国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7.2万

人，2007年末中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达74.3万人，对外劳务合作是运用国际市场吸纳中国富余劳动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对外劳务合作的长足发展部分缓解了国内的就业压力。在对外设计咨询方面，发展速度较慢，而且一直份额较小。对外设计咨询的完成营业额在1995年仅1.33亿美元，2007年也仅4.9亿美元，年均增长仅8％左右，远落后于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发展速度，表明中国在设计咨询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还不具有充分的竞争优势。

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

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发展对国内理论和对策研究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借鉴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本思想，结合中国对外投资的实际特点与实际障碍，寻找更深层次的理论联系，综合现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形成较全面的框架，对创新对外投资与合作方式提出具体可行的思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不同，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国家行为，而非企业行为。是国家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以提高企业竞争力，进而提高本国综合实力的结果。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影响极大，投资行为具有不成熟、不典型的特征，民营企业国际化的能力很弱，对外直接投资很少。中国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企业国际化战略和模式，以及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和传导机制的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有其不同的特征和路径选择，很难完全套用现有的国际化理论。由于战略目标、市场选择、市场进入方式以及行业选择对跨国经营成败会有重大的影响，所以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和模式的研究很必要的。另外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技术进步、对外贸易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和就业具有一定的效应，也应作为关注重点之一。

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外投资与合作的领域从贸易，航运和餐饮等传统领域向生产加工、资源开发、农业合作、研究开发和咨询服务等领域拓展。中国对外投资的未来行业导向上应集中在重要资源、电信、家电、石化。纺织、汽车、中档技术水平的加工组装制造业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等领域。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推动在资源富集地区进行能源资源开发、农业项目综合开发和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建立稳定可靠的能源资源供应保障。

二是对外投资方式由的建点办“窗口”向投资办厂带动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研发中心、创办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等形式转变。积极开展对外跨国并购，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在全球整合资源链，通过收购兼并国外企业或者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开发技术资源，以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能力和全球品牌影响力。

三是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规模和功能，积极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等合作方式。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中国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重要举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是指在国家统筹指导下，国内企业在境外建设的或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辐射和带动能力强、影响大的加工区、工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等各类经济贸易合作区域。自2006年海尔在巴基斯坦建立的第一个合作区，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建立1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从政策、资金、配套服务等方面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通过境外加工贸易等方式，可以有效释放中国已经形成的充足生产能力，规避贸易壁垒，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

四是由政府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中国企业国际化服务体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加快境外投资法制建设，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同时要尽快加强金融等政策扶持。具体包括，取消不必要的管制，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加快外汇市场产品开发，方便跨国企业规避汇率、利率等风险；鼓励国内金融机构设立和发展境外机构，充分利用区域性金融平台，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等。

五是有序推动对外间接投资。以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等方式，拓展境外投资渠道，逐步形成以企业和居民为主体的对外间接投资格局。

在对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的具体措施方面，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课题组(2007)的研究认为，根据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目标又可以将现阶段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归纳为4大类22种基本模式。一家企业在不同阶段会采取不同模式，亦可能同时采取多种模式。一是市场国际化战略(主要为获得市场)的基本模式，包括10种模式，分别是①国内名牌自建销售网络走出国门；②收购企业获得海外销售渠道；③国内优势企业先建销售网络、再建生产基地，开拓国际市场；④自建研发基地，开发适合当地市场产品；⑤国内领先企业并购重组跨国公司业务，全球资源整合，成为跨国公司；⑥全球专业化的OEM制造商；⑦程承包和劳务输出；⑧跨境服务全球化视角下的业务拓展；⑨外贸新做法：全球采购与销售；⑩应对贸易壁垒的新举措：境外设厂。二是技术国际化战略(主要为获得技术)的基本模式，过去中国企业多通过在国内合资、合作，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获得技术。随着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逐步深入，一些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类企业，开始通过主动走出去的国际化方式获得技术。包括①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跨国购并获得技术进入新领域；②传统企业通过跨国购并获得技术提高国内市场竞争力：③技术型企业境外建立研发机构不断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④高新技术优势企业境外建立研发机构，实行研发业务的全球化运作。三是资源国际化战略(主要为获得资源)的基本模式，这类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内容是获得或控制境外自然资源，战略目的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提高企业在国内的资源供给能力，引进海外资源，利用国内生产能力，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利用海外资源和海外生产能力，开拓海外市场。此类国际化主要有五种基本模式：①国家能源公司收购海外油气资源满足国内需求；②国家能源公司收购海外石油公司获取系统性资源；③能源外贸企业收购海外炼油资产实现业务转型；④国内优势资源型企业利用海外资源开拓资源所在国市场；⑤国内优势企业利用海外资源和国内生产能力满足国际需求。四是资本国际化战略(主要为获得国外资金)的基本模式，根据企业背景和上市目的不同，中国企业资本国际化的主要模式有三种：①大型国企海外上市融資；②民企绕道海外上市融资；③新技术公司；与海外资本共成长。

对外贸易和投资 篇4

一方面, 在海外建立跨国子公司需要从母公司购买资本设备, 原材料等;另一方面, 子公司在国外经营过程中,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需要内从母国进口中间产品和零部件, 从而对出口行成持续性的带动作用, 尤其是在加工装配行业这一效应更加明显。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可能会对出口贸易行成促进作用。为开辟海外市场和出口服务为目的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 可以通过在东道国建立贸易服务机构, 建立国际销售网络等就可以促使本国的出口贸易增加。再来看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 资源的开采带动了本国相关开采设备和技术的出口, 本国的中间产品需求增大, 出口随之增加。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 利用他国先进的技术提高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 有利于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增加出口。

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对出口造成替代作用。首先, 无论是为规避贸易壁垒或将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转移到国外而进行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 还是为降低运输与生产成本进行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 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 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将直接在当地销售或转到其他国家, 从而代替母国同类产品的出口。东道国利用母国转移出去的技术设备, 或者通过大量的模仿大量生产该产品, 自给自足, 不需要从母国进口甚至成为母国的竞争对手, 出口到其他国家, 从而影响母国该产品的出口。此外, 国外分支机构在东道国的当地采购也会替代母国中间产品的出口。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关系的实证分析

1. 分析方法。

在宏观经济中, 许多经济指标都随机游走, 特别是遇到突发性事件, 波动更加剧烈, 但从长远来看, 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联系, 如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面对分析这类非平稳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我们主要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所谓的协整是指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非平稳的变量序列, 他们某个线性组合后的序列呈平稳性。此时我们称这些变量序列间有协整关系存在。协整理论是Engle和Granger在1978年提出的。利用协整理论, 不仅可以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还能对所得结论的正确性进行检验。张应武 (2007) 在运用协整分析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关系做了相关研究, 并得到预期结论。可见, 协整分析完全适用于本文的研究。

2. 数据与变量。

为减少因为统计误差, 样本数据选自《中国统计年鉴》。在已有的文献中大部分学者都是以OFDI直接作为解释变量来探讨0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蔡锐和刘泉 (2004) 认为, OFD 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 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实质问题。本文用EXP代表出口,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性, 我们对EXP和OFDI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分别用LNEXP和LNOFDI表示自然对数的EXP和OFDI。

3. 实证分析过程。

(1) 平稳性检验。大多数经济指标往往具有波动性, 不利于直接研究。为了研究方便, 减少数据的波动性, 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 但并不改变变量原有的特征, 所以通过对每个变量序列取自然对数, 以达到预期效果。得到的新时间序列变量分别记做LNOFDI和LNEXP。为进一步判断LNOFDI和LNEXP序列的平稳性, 我们采用单位根检验法来进行验证。运算结果说明:序列LNEXP存在单位根, 该时间序列不平稳, 但对它一阶差分后, 有单位根的概率只有0.0001, 小于0.05, 可以认为该系列一阶差分后基本平稳。同样, 序列LNOFDI也存在单位根, 该序列不平稳, 对它进行一阶差分后, 有单位根的概率只有0.000, 可以认为该系列一阶差分后基本平稳。

(2) 格兰杰因果检验。变量LNEXP和LNOFDI都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 且变动方向较为一致, 这说明, 他们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LNOFDI和LNEXP的相关系数为0.9273, 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性, 相关性高达93%。

我们已经确定两者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 但还无法判定两变量之间引起变化的影响关系, 因此需要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 来揭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运算序列LNOFDI和LNEXP的格兰因果检验结果如下表1。

运算结果表明, EXP不能够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概率达到55.45%, 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不能够解释出口贸易增长的概率只有1.38%。因此我们认为, LNEXP不是LNOFDI的解释因素, 但是LNOFDI是LNEXP的解释因素。可以得出我国EXP的增长不是OFDI增长的原因, 但OFDI的增长是对EXP增长的原因, 我国的出口贸易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有单向的因果关系。

(3) 回归分析。

对LNEXP和LNOFDI的水平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进行OLS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

LNEXP=1.25LNOFDI-6.08

分析结果显示R-squared和Adjusted R-squared分别为0.86和0.85, 说明方程拟合良好, 系数的P值均小于0.05, 拒绝系数为0的原假设。

(4) 残差检验。仍然使用软件对协整回归的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 运算结果如:

由结果检验得知, 残差具有单位根的概率为0.0344, 属于平稳序列, 因此回归模型具有合理性。

三、结论分析

分析上述研究结果,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相关性高达93%, 这也很好的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因此, 在研究经济增长时,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很有必要考虑进去。

2.我国EXP的增长不是OFDI增长的原因, 但OFDI的增长是EXP增长的原因, 即我国的出口贸易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有单向的因果关系。

3.以上所有的数据验证了出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两者有某种特定的微妙关系, LNEXP=1.25LNOFDI-6.08即出对外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 对外投资相应增加1.25个单位。可见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的确能带动我出口贸易的增长。

四、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出口贸易的建议和对策

1. 适当引导企业对外投资行为。

引导工业制造企业既坚持走出国门开展生产基地建设, 通过持续不断的跨国直接投资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企业所在地更低的其他国家, 以推动出口结构双向升级;鼓励具备跨国经营条件的企业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 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 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和扶持作用。

设立有关机构, 对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归口管理, 协调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范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 制定海外直接投资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 将境外投资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 有针对性的开展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在行业选择上, 以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作为对外的投资的重点, 突出资源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发展。制订优惠政策, 鼓励符合国家产业投向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3. 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投资贸易公司笔试 篇5

某投资贸易公司准备招聘既懂业务，又头脑灵活，看问题全面的总经理助理一名，广告见报后仅仅一天时间，应聘材料便如雪片般飞来，公司人事经理斟酌挑选后，近30人有幸被通知参加笔试。

笔试那天，众考生个个踌躇满志，成竹在胸，都显出志在必得的信心。很快，考试开始了，人事经理把试卷发给每一位考生，只见试卷上试题是这样写的：

综合能力测试题（限时两分钟答完），请认真阅读试卷。

1、在试卷的左上角写上姓名；

2、写出三种热带植物的名称；

3、写出三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4、写出三座外国历史文化名城；

5、写出三位中国科学家的姓名；

6、写出三位外国科学家的.姓名；

7、写出三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8、写出三本外国古典文学名著；

……

不少考生眼睛匆忙扫了扫试卷，马上就动笔“沙沙沙”地在试卷上写起来，考场上的空气因紧张而显得有些凝固，

一分钟、两分钟，时间很快就到了，除了有四五个人在规定的时间之内答完起身交试卷外，绝大多数人都还忙着在试卷上答题。人事经理宣布考试结束，未按时交试卷的一律作废，考场上顿时像炸开了锅，未交卷的考生纷纷抱怨：“时间这么短，题目又那么多，怎么可能按时交卷呢？”“对了，试题又出得很偏。”

只见人事经理面带微笑地说：“非常遗憾，虽然在座的各位不能进入本公司接下来的面试，但不妨把你们手上的试卷带走，做个纪念。再认真看看，或许会对你们今后有所帮助。”言毕，人事经理很有礼貌地告辞了。

听完人事经理的话，不少人拿起手中的试卷继续往下看，只见最后的试题是这样的：

15、如果阁下看完了题目，请只作第一题。

对外贸易和投资 篇6

1—8月，我国吸收外资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主要呈现以下五大特点：

一是全国吸收外资总体继续保持增长。1—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8538家，同比增长10.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88.3亿元人民币（折858.8亿美元），同比增长4.5%（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8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36家，同比增长1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73.2亿元人民币（折87.6亿美元），同比增长5.7%。

二是服务业吸收外资保持增长，高技术服务业等服务领域增幅显著。1—8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8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70.7%。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272.6亿元人民币、398.9亿元人民币和648亿元人民币，增幅分别为105.5%、198%和73.4%。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67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98.2%。在高技术服务业中，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实际使用外资涨幅较高，同比分别增长322.7%、46.7%、 40.5%和39.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184.2亿元人民币和117.8亿元人民币，分别增长16%和5.2%。

三是主要来源地投资保持增长势头。1—8月，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实际投入外资总额5201.2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94.8%，同比增长5.9%。其中，美国、德国、英国和瑞典，增幅分别为79.7%、79.2%、96.6%和48.1%，增长较快的主要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以及制造业等行业。同期，东盟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9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1%；欧盟28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42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0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

四是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幅较高，东部地区保持稳定，中部地区降幅较大。1—8月，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9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5%；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481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5%。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75.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1.1%。长江经济带区域实际使用外资250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5%。

五是通过外资并购方式实际使用外资继续增长。1—8月，以并购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19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72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5%和20.4%，占比分别为5%和19.5%。

1—8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对外投资合作继续保持稳定增长。1—8月，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180.6亿美元，同比增长53.3%；8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153.1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327.7亿美元，同比增长6.2%；8月当月新签合同额187.9亿美元，同比增长25.3%。

二是对外投资区域仍呈集中态势，发达国家和地区增长迅速。1—8月，我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和日本7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合计876.6亿美元，占同期我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4.2%。对美国投资流量增长迅速，增幅达193.2%。青岛海尔公司并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家电业务项目，实际交易金额达55.8亿美元，为8月当月我企业完成交割的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三是对外投资行业分布格局进一步优化，对制造业投资持续增长。1—8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占1—8月投资总额的25.7%、 17.9%、15.7%和12%。流向制造业的投资额达211.1亿美元，同比增长209.3%。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140.8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4.7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66.7%。

四是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承包工程业务快速增长。1—8月，我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近4000份，合同额合计达698.2亿美元，同比增长28.3%，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2.6%。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揽的埃及新首都建设项目合同额达27亿美元，是今年以来我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标的最大承包工程项目。

对外贸易和投资 篇7

一、我国纺织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因

在2005年我国取消了出口配额限制, 中国纺织企业出口剧增。近年来, 中国纺织品出口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导致出口出现困难, 这就使得我国的纺织企业纷纷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 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一) 出口利润缩减迫使纺织企业走出去

据有关资料显示, 到2008年1-2月,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利润总额为135.8亿元, 增速下降了25.97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亏损面积达到24.46%, 亏损总额48.66亿元, 同比增加37.20%, 全行业2/3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0.67%, 而1/3优势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8.73%。相当数量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一大批纺织企业面临破产。

首先, 对外贸易环境的恶化, 贸易摩擦的加剧是我国纺织企业的主要难题。据统计资料显示, 美国7种纺织品设限, 我们就损失了近20亿美元的出口, 影响了约16万人的就业。欧盟的2种纺织品的设限, 我们就损失了近3亿美元的出口, 每一种纺织品会影响到国内约1000多家企业。近年来, 贸易摩擦案件不断增多, 由此带来的损失也不计其数。面对如此严峻的贸易环境, 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出口额也大幅度减少。

其次, 纺织企业的生产和出口成本在不断上升。2006年9月14日, 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从原来的13%下降到11%, 另外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水平逐步提高, 这些都增加了出口纺织品的成本缩减了利润空间。这对于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我国纺织行业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第三, 人民币不断升值也不断挑战纺织企业的生存能力。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不到30%的出口企业能忍受4%以上的人民币升值幅度, 而能忍受6%以上的企业占比为零, 在中国将近57%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税后利润率集中在5%以内, 其中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有84.07%的出口企业利润都在5%以内。这意味着, 一旦人民币升值超过5%, 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出口面临毫无利润可言的困境。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出口产品的价格, 而纺织业是一个出口依存度高达51%的行业, 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其出口成本的上升, 进而又必然缩减纺织企业出口的利润, 降低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 一些国家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我国纺织企业对外投资

我国纺织业的对外投资不断增加, 其中93%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其中以亚洲地区分布较为密集, 到2005年8月底, 我国在孟加拉国、柬埔寨、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投资设厂的纺织企业已经接近1000家。我国与许多国家间有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 而且其中一些国家有优越的投资环境。地理位置方面, 很多与欧洲相邻的国家是我国纺织企业打开欧洲市场的很好的选择。如果纺织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进行生产, 可以缩短出口到欧洲国家的运输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而一些与美洲隔海相望的国家正是我国打开美洲市场的最佳选择。例如如果从埃及出口纺织品海运到美国, 通常只需要18天;但是, 如果从我国境内出发海运到美国, 却需要45天之久。政策环境方面, 东盟各国政府大力支持外商投资, 提供了相当诱人的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另外, 孟加拉国政府对投资国实施国民待遇政策, 放宽了投资领域, 而且来投资的外国企业并没有股权限制, 他们甚至可以拥有企业100%的股权, 可以自由地把投资所得的本金、利润和红利汇回本国。这些国家优越的投资环境使得我国纺织企业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这既有利于我国纺织业规避贸易壁垒增强国际竞争力, 又有利于东盟国家解决就业, 发展经济, 实现共嬴。

(三) 我国政府鼓励纺织企业走出去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和引导工作, 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措施。例如, 给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税收和信贷优惠待遇, 提供保障措施解决投资企业的后顾之忧, 提供投资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等等。我国纺织企业可根据自身的情况, 借助于国家的优惠政策, 走出国门, 寻求发展之路, 突破发展的瓶颈。

(四) 中国纺织行业符合向外转移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条件

小岛清在研究了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后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 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边际产业”是指该产业在投资国已经处于比较劣势, 而相对于东道国来说, 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20世纪70年代, 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产业顺序正是按照边际扩张理论说的那样, 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再向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纺织产业一直属于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 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劳动与土地成本的上升, 依赖劳动力投入从而获得粗放型增长的纺织产业逐渐失去优势, 由兴盛转为衰落, 符合“边际产业”的标准。由于边际扩张理论研究的背景与中国相似, 所以该理论对我国已经处于“边际产业”的纺织工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很明显的指导意义。所以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 中国应该鼓励即将处于或已经处于边际产业的纺织企业到国外投资。

(五) 中国纺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和我国都有益

我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还给东道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机遇。到发展中国家设厂生产, 既可以规避贸易壁垒又可以腾出生产要素来发展我国其它有竞争力的产品, 从而促进我国纺织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对东道国而言, 他们也学到了我国的先进技术, 有利于发展当地的科技和经济。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和销售部门, 则有利于我国了解世界最新流行产品的信息, 带动国内纺织产业结构升级;对发达国家而言, 他们则可以享受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资源。

三、我国纺织企业更好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 做好纺织企业走出去的前期准备工作

1.对于目标地区的选择, 企业有必要分析清楚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国际化经营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优势的最大化, 并利用东道国的优势来弥补企业的劣势, 实现双赢。目前, 中国纺织企业拥有过剩的纺纱和织造设备, 缺乏的是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而且, 我国纺织企业面临的主要困境是生产成本的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 企业对外投资的目标应该锁定在原材料、土地以及劳动力比较低廉的国家, 如中南美、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地。

2.在方式的选择上, 主要是比较各种投资方式的收益和缺陷。例如, 独资方式与合资方式相比, 优点是具有更大的经营的自主性, 缺点是缺乏当地化资源, 有时甚至不能享受东道国政府专门为本土企业提供的国民待遇。因此, 企业就要根据本身的优势和劣势来做出选择。同时, 纺织企业还要观察好进入的时机, 以便把握先机占领市场, 而且可以享受东道国政府给予的优惠待遇。

3.对东道国文化、政策、市场环境的研究要集中在对投资目的地的政府政策和法规、文化习俗、市场潜力以及东道国纺织产业的成熟程度的调查。本土化程度是企业跨国经营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本土化程度的高低又取决于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对目标地区的熟悉程度, 以及融入东道国本土文化的能力。

(二) 提高纺织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

1.我国纺织企业可以选择在生产设备方面有优势的国家进行投资设厂, 这样可以就近获取先进设备的研发信息, 并适时地采用先进的生产力, 提高生产效率。如果可以在使用先进生产设备方面快人一步, 率先提高生产效率, 则可以扩大利润空间, 提高生存能力。

2.我国纺织企业要积极引进和研发新的工艺技术, 寻找新的原料, 开发新的产品, 增加原有产品的附加值。虽然我国在纺织业方面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但是我国的纺织工业在这个跨国生产链条上还处在低端水平, 增长方式也是停留在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阶段。我国的纺织行业要取得发展, 必须进行突破创新, 不仅仅停留在布料等低端终极中间产品的生产, 而应该往面料设计, 服装设计等方面发展。而对于原有的优势产品, 为了保持优势, 则需要不断地改进产品的样式以及等级, 以扩大市场范围。

3.通过内部整合, 增强竞争优势。我国纺织行业整体规模较大, 企业数目众多。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纺织行业有必要进行内部整合, 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 允许一部分失去优势的小型企业倒闭, 激励一部分已经形成规模优势的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进行兼并, 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高档品牌, 形成纺织行业的竞争优势。

4.实现人才多元化, 加强对当地员工的选拔和管理。人才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 而来自当地的人才对东道国的市场相比较而言更加熟悉, 往往在与政府以及消费者进行沟通方面更能胜任, 进行海外投资的纺织企业可以通过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 培养当地员工的忠诚度, 使得更多的当地人才可以更好地为我国的企业效力。同时, 招聘东道国本土员工,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道国的就业压力, 舒缓了社会问题, 这不仅能够为中国纺织企业的海外经营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

5.实现投资资本多元化。纺织企业提高自身素质, 可以提高国际化经营的成功率, 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可以以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注册品牌作为资本进行投资, 而不是仅限于实物资本的投资, 实现资本多元化、体现灵活性。纺织行业就目前来看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而纺织产品的附加值主要还是来源于非实物资本的投入。我国纺织企业若能突破实物资本的限制, 以非实物的高端资本为主进行投资, 则可以在与东道国进行合作时保有一定的主动权, 提高海外经营的效率。

(三) 中国政府给予支持, 同时进行引导

1.政府要为企业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在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充当着桥梁的角色, 为了避免东道国政府以各种借口不公平对待我国的纺织企业, 中国政府应该积极进行政府间的洽谈, 为我国纺织企业争取更好的政策环境。由于我国纺织行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在进行向外转移的过程中, 必然会对东道国的相应产业构成威胁。东道国的纺织产业极有可能联合起来抵制我国纺织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政府可以采取政策转移东道国政府的注意力。例如, 可以提供优惠政策给对方在我国的跨国企业, 或者在别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 主要进口国家对我国纺织产品设置的贸易壁垒也是限制我国纺织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此时, 我国政府的谈判能力直接关系到纺织企业的长期命运。我国政府要利用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调解, 要求进口国遵守自由贸易的原则削减壁垒, 或采取非常手段引导这些国家自动削减壁垒。

2.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和服务, 对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进行引导。信息不对称是我国纺织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的主要障碍, 限于企业的规模以及地位, 单凭企业的力量很难获得准确和充分的投资目标地的信息, 此时就需要政府通过政府间交流的方式尽可能多的挖掘这方面的信息。同时还可以组织专人进行专项调查, 如对境外投资可行性的分析, 对东道国文化、风俗、消费习惯的调查, 甚至可以总结其他国家在该地区进行投资的经验, 为我国纺织企业进行投资时做好各种准备。政府要对进行境外投资的纺织企业进行培训, 指导他们如何建立风险应对机制, 回避和应对各种风险。

3.政府还可以为跨国经营的中国纺织企业提供保障机制。例如在企业较多的投资国设立我国纺织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可以保障我国纺织企业免遭不公平的待遇, 还可以为纺织企业争取最大的利益, 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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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珊, 郭宏钧, 袁慧丰.我国纺织工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纺织导报, 200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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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盛宝魁.加快我国纺织服装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J].天津工业大学学报, 2008 (1) .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探析 篇8

一、明确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的原因和意义

所谓的国际贸易, 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 它是由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活动所构成, 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总和。它起源于封建社会, 在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之后得到了空前发展, 直至今日, 演变成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对于国际投资的定义, 主要是指投资主体在海外进行投资扩张, 特别是对自身所具有的资金或者产业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等多个方面的资本, 以跨国越洋的投资生产, 来实现资本价值的保值增值过程, 对于那些急需新市场的跨国公司尤为重要。由此可见, 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既能相互促进又可以相互影响。而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 国际投资大有取代国际贸易而成为推动国际经济发展最主要动力的趋势。所以, 结合我国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 深入研究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二、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间概况

明确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含义, 对开展两者关系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属于国际贸易, 由各国、各地区的贸易活动所构成, 即各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总和。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国经济形势演变成为当今大势所趋的全球一体化形态。国际投资定义为:投资主体的投资扩张在海外进行, 针对自身具有的资本、劳动力、技术、资金产业等各种资本, 通过跨国越洋来投资生产, 以此达到资本价值增值的目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影响, 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演越烈, 国际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将由国际贸易变为国际投资, 结合我国当下国际贸易实际情况, 对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关系研究

(一) 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替代、互补、权变”关系。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应围绕“替代关系”、“互补关系”、“权变关系”等进行解析;其二者的替代关系表现为:阻碍国际贸易能促进资本流动, 而限制资本流动则会促进国际贸易。针对国际间贸易和投资间的互补关系, 是由生产税、市场要素、垄断市场的结构、外部规模经济等相融合后得出的, 如中美两国棉布和钢铁的贸易中, 可造成两国在不同要素的回报率上的差异。权变关系对于国际间贸易和投资可理解为, 其随着情境的发展而改变。即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间替代和互补关系依不同的条件会发生改变, 如投资的动机、类型、时间的长短都会改变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替代及互补关系。

(二) 中国的国际投资动因及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家对国际投资多建立在各方面利弊的权衡之上, 做出的决定是在多种动因促进下产生的。国际投资的有效利用和开发是最先需要寻求的, 且企业本身具有良好的生产资源, 基于这一优势, 成为众多国有企业或跨国企业在其地区进行投资的主要原因。除外, 中国企业的投资方式主要以扩大市场为目的, 跨国企业选择在经济有优势的地区发展, 集建厂、生产及销售为一体, 进一步提高出口额, 避开贸易壁垒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此外, 以电子产品为首的许多企业出现供过于求、滞销等问题, 急需寻找海外的市场平衡剩余的生产力。最后, 其不断凸显的战略资源地位, 推动了新一轮跨国并购来解决战略资源短缺问题。

我国更注重对稀缺资源的开发、利用, 并在国外建立稀缺资源供应基地, 同时带动国内生产的科学技术、机械设备和劳动力输出。服务型的企业对国际投资目标都是为了扩大自身贸易出口, 这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对于一个对外投资国家而言, 创造业本身的创造效应都远大于贸易的替代效应, 由此说明了对国际投资进行强化的重要性。

(三) 利用国际投资推动我国国际贸易发展。鉴于国际经济发展多变的新形势下, 我国应从国际贸易发展实际现状出发, 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 积极鼓励和提倡在与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发相关的领域开展国际投资, 重点放在有机食品和制造业方面, 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国际投资中制造业对国际贸易有较为严重的影响, 因其重点在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 而初级产品的附加值很低, 在相关领域起的带动作用相当小, 深加工后则能达到预期理想。有机食品作为国际投资的重要对象, 其发展空间是相当大的。有机食品在法国的迅猛发展, 为各国的资本融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在政府及国家的关注和影响下, 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都有较好的发展。在此基础上, 结合自身优势, 可以为我国食品企业及资本进入法国提供机遇。

四、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 加强和深化各国的贸易活动逐步得到重视, 各国间相互交流会变得更加频繁和密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解决就业问题,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利用好国际的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这要求人们利用战略机遇, 加快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 同时把握好国际投资具有全球化的规模、结构化的知识、集中化的地区、形式化的联盟等特点, 并注意国际投资方式和挑战, 以及相关的法律风险和投资风险, 做到充分地把握和权衡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间的关系, 才能走出一条与我国经济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何盈盈.试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J].中国市场, 2013.46.

[2]张艳华, 玉荣.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研究综述[J].现代商业, 2013.36.

对外贸易和投资 篇9

在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便利化改革的推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连续多年快速增长。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达1231.2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三,成为世界主要对外投资国。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截至2014年底,中国与世界多个国家(经济体)签订130多项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以下简称BIT),其中生效103项。Egger和Merlo通过研究发现BIT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举措。[1]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BIT数量规模的快速扩张,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张中元利用门槛模型检验了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外资存量较大的经济体有着显著积极的影响,但对流向外资存量较小的经济体有着显著的负作用。[2]李平、孟寒和黎艳从制度距离的角度考察了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BIT对制度距离的抑制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3]宗芳宇、路江涌和武常岐从微观角度检验了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4]

已有的研究采用多种分析方法从多种角度考察了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尽管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上均认为BIT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足之处在于已有研究均是从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同质的角度进行的,缺少从异质的角度进行的研究。BIT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约束东道国的行为来降低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而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透明、稳定、可预测的投资环境。岳咬兴和范涛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不同动机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5]那么通过降低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BIT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可能是异质性的,而非同质性的。有鉴于此,本文从对外投资动机异质性的角度来考察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故而,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BIT对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丰富、拓展BIT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流动影响的理论,而且还对中国商签BIT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两个计量模型:第一个模型主要检验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影响;第二个模型主要检验BIT对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此本文在模型(2)中添加了BIT与对外投资动机变量的交叉项,以衡量在不同投资动机变量的影响下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变化。

其中,OFDIit表示在t年中国对东道国i的直接投资;Motiveit表示中国对外投资动机的变量;BITIit表示中国与东道国i签署的BIT;Motiveit*BITIit表示BIT与对外投资动机的交叉项;Controlit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经贸联系;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θ表示待估参数;εit表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目前反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有流量数据和存量数据两种。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是按境内投资者投资的首个目的地国家(地区)进行统计,而这首个目的地不能完全反映中国企业的投资动机。同时Filippaios等认为与流量数据相比,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是研究其区位选择的较优变量。[6]因此本文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

2. 关键解释变量

由于本文旨在研究BIT对不同投资动机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的差异,所以对外投资动机变量和BIT是本文的关键变量。Buckley等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有市场寻求动机、效率寻求动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7]

(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已有的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影响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或不变的条件下,因为运输成本和企业规模效应的客观存在,企业倾向于对市场规模较大国家(地区)进行投资建厂。冀相豹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积极的影响。[8]因此,本文预期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本文采用东道国的实际GDP(以2005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10亿美元)作为东道国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

(2)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

Schneider和Frey认为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影响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9]劳动力成本越低越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实现。因而,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对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地区)进行投资。中国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导致生产活动通过外国及中国跨国公司外流。这种生产活动的转移主要发生在服装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本文预期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与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规模呈反比。由于各国的工资水平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借鉴Helpman的作法采用实际人均GDP(以2005年作为基期计算,单位为美元)作为劳动力成本的代理变量。[10]

(3)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石油、矿石等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自然资源缺乏已经成为约束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一个瓶颈。为了获取稳定的自然资源,中国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支持鼓励国内相关企业对海外自然资源行业投资。同时,王永钦、杜巨澜、王凯的研究也表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11]因此,本文预期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的丰富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影响。本文选取东道国燃料、金属、矿石等产品的出口额占东道国商品出口总额的份额来衡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程度。

(4)东道国的战略资产

拥有技术竞争优势是企业实施海外投资的一项重要条件,同时获取东道国的战略性资产也是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主要目的。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低于发达经济体,而高于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所以,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具有战略资产寻求的动机,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具有利用自身战略资产的动机。同时,有关东道国的战略资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结论也不统一,比如,蒋冠宏和蒋殿春认为东道国的战略资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积极影响,即中国对外投资具有显著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12]陈松和刘海云认为东道国的战略资产与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规模呈反比,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对战略资产较少的国家进行投资,以充分利用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力。[13]所以,东道国的战略资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与否尚不明确。本文采用东道国注册登记的专利、商标的数量作为东道国战略资产的代理变量。

(5)双边投资协定

BIT是政府间的行为及承诺,但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国际法的范畴,因为BIT不但以正式的法律条款的形式界定东道国的义务和投资者的权利,而且在制定及实施过程中还要遵守一些国际法则。因此,签订BIT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将缔约国之间的双边投资纳入“国际条约法”及一般国际强行法规则的约束之下。这样可以通过政府信誉和国际法规则加强对投资者正当权益的保护。然而这种信誉和国际法规则对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的作用受到东道国的法治状况、投资风险等制度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BIT的作用效果受到东道国的法制体系、投资风险等制度环境状况影响。因此本文预期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积极的影响。

BIT为虚拟变量。对BIT取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当两国有签署的BIT,则令BIT=1,否则令BIT=0;另一种是当两国签署的BIT生效,则令BIT=1,否则令BIT=0。采用第一种取值方式的学者认为BIT的签署给外界释放改善投资环境、保护外国投资的积极信号,因此其签订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开展直接投资活动。采用第二种取值方式的学者认为,在现实中缔约国之间签订的BIT很少是签订后随即生效,许多BIT是在签署后经过长期延迟才生效,甚至有些不但没有生效反而作废,而BIT中有关投资者的保护条款只有在BIT生效后才发挥作用,因此单纯的签署形成的东道国法律承诺将成为空谈。同时,Egger和Pfaffermayr的研究发现与签署的BIT相比,生效的BIT对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更显著。[14]所以本文采用第二种取值方式,即中国与外国签订的BIT生效,则BIT=1,否则BIT=0。

3. 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更好地揭示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在借鉴现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的基础上,还选择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经贸联系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1)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是影响跨国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较好的制度环境提升了企业经营环境的稳定性和企业效益,而较差的制度环境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因此本文预期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本文分别选择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中的法治状况和《华尔街日报》与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商业自由化指数两个指标来衡量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法治状况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东道国宏观的政治制度环境,其取值范围为-2.5~2.5,取值越大表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高。商业自由化指数主要用来衡量东道国市场经营环境,其取值范围为0~100,数值越大表示东道国的营商环境越好。

(2)双边经贸联系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是产生外资企业的“外来劣势”的主要原因。而双边经贸联系是投资国企业获得东道国法律、文化等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本文预期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经贸联系紧密程度与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是正相关关系。本文采用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额占东道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份额来衡量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经贸联系的紧密程度。

(三)数据说明

1. 样本选择

截至2014年底,中国有1.8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6个国家(地区)开展直接投资活动。本文在选取东道国样本时剔除了像香港、卢森堡等接收中国大量对外直接投资“避税港”及金融自由港的国家(地区)。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2004—2014年中国对116个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截至2014年底,所选择的样本国家(地区)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达89%,因此本文所选择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 数据来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源于《2004—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双边投资协定信息来源于中国商务部条法司网站;法治状况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商业自由化指数来源于《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化报告;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额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其他数据均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

3. 数据处理

由表1可得,除变量BIT、RL外其他变量数据的标准差均较大。这说明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异方差。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及各变量的数量级、量纲的差别,本文对除变量RL和BIT外的其他变量数据采用取自然对数的方法进行处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存在0值情形,如果直接采用取自然对数的方法进行处理将会丢失一些样本。这将可能产生选择性偏差,造成结果不准确。为了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本文将借鉴Desbordes和Vicard的作法,[15]利用ln(OFDI+1)代替ln OFDI。

4. 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问题而导致实证检验结果不准确,本文在实证检验前首先采用相关系数矩阵的检验方法对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另外,为了消除变量相乘带来的多重共线问题,本文在进行相关系数矩阵检验前对投资动机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表2显示,被解释变量OFDI与大多数解释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相关,且符号也基本与前文的预期相符;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7。同时,为了谨慎起见,本文进一步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来检测各解释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问题。其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膨胀方差因子均小于10。这说明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可以直接进行回归检验。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5%的水平显著。

5. 检验方法选择

已有的研究表明东道国的GDP、制度环境、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等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即内生性问题。如果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则估计结果会有偏差。为了得到准确的结果,需要在实证检验前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本文首先采用Davidson-Mackinnon检验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ETR是内生变量。消除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寻找工具变量代替内生变量。对此除了寻找外生工具变量这一方法外,还可以利用模型内部的变量来构建工具变量。由于外生工具变量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采用后一种方法。而动态面板GMM估计法是利用模型内部变量构建工具变量的较优分析法,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依赖效应。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法进行实证检验。GMM估计法又分为差分GMM估计法和系统GMM估计法。与差分GMM相比,系统GMM能够提高估计效率以及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另外,由于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提供的工具变量组合是所有线性组合中最渐进有效的,因此本文选择两阶段动态面板GMM系统估计法进行估计。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初始检验

本部分将按照上述设定的模型和选择的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AR(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AR(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Sargan检验的p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Wald统计量的值均大于10。这说明本文的模型设计及所采用的估计方法是合理的,检验结果是可信的。

变量GDP、NR的系数显著为正,变量Wage的系数显著为负,变量TEC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中国对外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动机、效率寻求动机和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则不显著。

变量BIT的系数均为正值,但不显著。这说明从整体上看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变量BIT的系数为正值,但不显著,变量GDP*BIT、NR*BIT的系数显著为正,变量Wage*BIT、TEC*BIT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在不同对外投资动机因素的影响下,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所以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异质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具体来看,变量GDP*BIT、NR*BIT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BIT对中国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积极的影响,即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边际效应随东道国的GDP、自然资源增加而增加。变量Wage*BIT、TEC*BIT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BIT对效率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另外,从交叉项的系数大小来看,NR*BIT>GDP*BIT,这说明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下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大于在东道国GDP影响下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由以上分析可知,BIT对动机不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BIT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积极的影响,对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BIT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

变量RL的系数为负值,变量BF的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这说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不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两个衡量制度环境的变量符号相反,这似乎存在矛盾,然而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复杂性:一方面,中国企业为了实现获取自然资源、市场等投资目的而愿意到政治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为了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中国企业又希望到营商环境较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变量ETR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中国与东道国的经贸联系紧密程度与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规模呈正比。该结论与预期结果一致。变量OFDI(-1)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初始检验的结果是否稳定,本文采用泊松分布检验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对于被解释变量存在为零值的情形,可以采用泊松回归模型(Poisson Regression)和Tobit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然而Tobit回归模型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其无法消除异方差,极大似然估计的结果不一致,而泊松回归提供了消除异方差的方法,因此其估计结果是一致的。所以,本文采用泊松回归进行估计,以观察初始估计的稳健性。在回归检验前首先采用似然比检验和豪斯曼检验来选择最优的检验方法,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是最优的检验方法。同时,为了进一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采用自助法进行估计,以得到较小的Z值,使结果更加准确。所以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其中估计方法是自助法,估计结果见表4。其中,为了消除内生性问题和体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路径依赖的特征,在检验过程中采用变量ETR的滞后一期代替变量ETR,把变量OFDI的滞后一期(OFDI(-1))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与表3相比,除各变量的系数大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外,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检验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本文的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注:圆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的数值为统计量的P检验值;***、**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背景下,本文从投资动机异质性的角度考察了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BIT对不同投资动机投资的影响来看,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类型有关,即在不同投资动机的影响下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明显差异:BIT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积极的影响,而对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BIT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大于对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二)启示

依据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三点启示:第一,由于BIT对不同对外投资动机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中国政府在对外商签订BIT时应视东道国资源禀赋的差异来规定BIT的内容;第二,BIT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为突出,因此中国应增加与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签订BIT以促进中国资源寻求型对外投资的发展;第三,由于BIT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投资动机的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不同内容的BIT对对外投资的影响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应加强对异质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GMM分析法利用2004—2014年中国对116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从对外投资动机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整体上看,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对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来看,双边投资协定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积极的影响,而对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对外贸易和投资 篇10

6月18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向与会记者通报了我国1-5月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情况。今年1-5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6个国家/地区的342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投资(下同)2783.6亿元人民币(折合454.1亿美元注),同比增长47.4%。其中股权和债务工具投资2354.5亿元人民币(折合384.亿美元),占84.6%,收益再投资429.1亿元人民币(折合70亿美元),占15.4%。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5万亿元人民币(折合7267亿美元)。

1-5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亿美元的国家/地区有29个,其中10亿美元以上6个,分别为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荷兰、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和新加坡。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48.6亿美元,主要投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尼、老挝、俄罗斯等。

1-5月,我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358.6亿美元,占我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9%。对欧盟、东盟、香港和美国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速分别高达367.8%、78.4%、66.7%和37.4%;对日本和俄罗斯投资与去年同期持平;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则下降42%。

对外承包工程。1-5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675.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142.7亿),同比增长26.6%;完成营业额516.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164.9亿),同比增长10.1%。其中5月当月新签合同额108.2亿美元,同比增长12.9%;完成营业额97.8亿美元,同比下降6.9%。

1-5月,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249个(上年同期223个,增加26个)合计537.3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79.5%。其中上亿美元的项目152个,同比增加26个。其中交通运输类项目71个(公路35个,港口16个,铁路9个,机场6个,桥梁5个),累计合同额152.6亿美元;房屋建设项目45个,累计合同额77.2亿美元;电力工程项目31个(主要是水电站、化石燃料电站、输配电工程等)累计合同额95.7亿美元;通讯工程项目33个,累计合同额72.7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