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精选十篇）
革命根据地 篇1
关键词：生存教育,生存观念,生存能力,生存方式
0 引言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中,先贤们逐渐认识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的参与程度是中国“救亡图存”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救亡图存的前提是要认清当时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从而制定出改变中国人民生存状况的正确战略和策略。1925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及状况的分析,将人民群众的生存权放在第一位。建立革命革命根据地后,我们党把对广大群众的生存教育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方面。
生存权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消除了妨碍农民获得生存权的外在制约,并不代表农民获得了生存权。中国社会情况复杂,阶级关系隐匿在宗亲关系、宗族关系、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和等级观念之中,人性被扭曲,广大群众并不天然地认为自己受剥削、受压迫、受欺负,流离失所源于阶级关系。农民在现实斗争中表现出的胆小怕事、顾虑重重,是土地革命的巨大阻力。因此,开展阶级教育,帮助群众认识清楚自己失去生存基础的阶级根源,是根据地生存教育中的重头戏。同时,生存权的取得并不代表农民生存能力的提高,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闭塞、落后、保守、愚昧、穷苦,“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1]小农经济状况下的个体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单一,缺少联合与协作,处在天灾人祸面前的农民常常是束手无策,毫无办法。生存能力低下,生存方式落后,是中国农民的突出特点。因此,生存能力、生存方式的教育也是根据地生存教育的重要方面。
1 生存观念教育
生存观念教育主要通过阶级教育来实现。其主要内容主要是揭露封建地主的剥削真相,对人民群众的非人性的残暴统治,使群众明了自己受苦、受难失去生存基础的阶级根源,激发阶级仇恨,克服夺取地主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思想障碍。阶级教育的实质是生存观念教育。阶级教育采取集体动员、个别说服、诉苦大会等形式,其中诉苦大会是主要而有效的形式。通过启发、诱导、讨论、拉家常”,引导农民诉苦,在诉苦中算账,在算账中“挖苦根”,搞清楚地主是如何剥削自己的。在党的教育启发下,农民开始意识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是他们生活贫困的根源,不愿或不敢斗争地主的心理障碍被打破,不敢冒头的怯懦心态转变为积极斗争。“他们认识到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真的是为穷苦人办事,使他们更加信赖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同时也壮大了农民的胆量,既然土豪可以打,土豪的猪也可以杀,东西可以分,田当然也可以分了”。[2]农民的生存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2 生存能力教育
生存能力教育的前提是逐步消除文盲,进行识字教育。1934年在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中共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万3千余人。[3]各根据地组织编印与民众生活、生产紧密联系的课本,以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例如,抗战期间,冬学成为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扫除文盲、普及最初步的文化教育的有效形式,为抗日根据地民众普通文化知识、生产生活知识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作出了切实的贡献。在识字教育的同时进行生存教育。
2.1 生产生活教育
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根据地还开展了生产生活教育。根据农作闲忙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灵活采用了整日制、半日制、早午制、小组教学等方式,以便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和家庭生产劳动。劳动课主要讲农业生产基本知识和种菜。1943年,毛泽东指出:“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在此号召下,根据地的各级各类学校都根据本校特点,组织广大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学校生产劳动教育时数占学习总课时的20%。劳动英雄和生产积极分子,在生产生活教育中发挥了榜样作用。例如,1942年4月《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发起了“吴满有运动”,一时间学模范、争当模范的运动此起彼伏,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生产生活教育。
2.2 职业教育
提高群众生存能力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职业教育。1932年,赣鄂苏区各县开办了妇女训练班。1934年,中共闽浙省委举办高级妇女训练班。除了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学校外,还有专门培养从事农妇、女工、学生运动的妇女干部训练班。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开设军政学校、女子学校和农业、卫生,财经等职业学校,开办医学班、农学班、经济训练班等,培养建设人才。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又大力发展职业学校,恢复各类中初级学校。
3 生存方式教育
生存方式教育主要包括组织教育和军事教育两个方面。
3.1 组织教育
我们党非常重视对农民的组织教育工作。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5]根据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民众开展了广泛的组织教育。组织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对群众进行民主精神、参政议政能力、主人翁意识以及合作教育。例如,1933年9月,毛泽东在“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做了题为《今年的选举》的报告,进行选举教育。中央内务部及各省、县、区都开办了选举运动训练班,培训选举过程中的辅导人员。“在选举前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才溪乡的夜晚热闹非凡,上面派来的选举辅导员及乡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各村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化装演讲、演新戏、开晚会、上选举课、贴标语、散传单等”。[6]1943年11月,毛泽东发表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组织教育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教育下,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又提高了他们的民主素质,根据地群众纷纷加入了属于自己的各种组织,如农民协会、工会、农会、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模范耕田队等组织,形成了新的社会机制和生产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在开展土地革命、配合人民军队作战、进行经济建设、巩固政权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3.2 战争教育
全民军事化,是根据地生活的经常状态。正如毛泽东所讲:“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7]因此,对群众进行战争教育,提高其军事化水平,是根据地教育的重要方面。在战争形势教育方面,使群众明白,他们是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战的,从而踊跃参军、支前,广泛开展游击战和革命运动。通过军事教育,使群众掌握列队、射击、投弹、防空防毒、测量、救护方法以及地形地物利用。教育群众“懂得怎样打游击战争,怎样维持后方,怎样坚壁清野等”。通过战争教育,人民群众发明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游击战术使得日寇屡遭重创。
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适合战时需要的人才,对边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改善,对人民生活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作用。这种教育符合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需要,形成了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向明确,教育方式灵活,教育成效显著。开创了我国系统地、大规模地开展生存教育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210.
[2]江西省永新县志办公室.永新苏区志[M].海南:南海出版公司,1990:21.
[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8.
[4]韩韫.右江革命根据地农村教育做法的现实借鉴意义[J].广西地方志.2003(6):40.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
[6]吴重庆.革命的底层动员[J].历史学习,2001(3):21.
参观革命根据地有感 篇2
参观革命根据地有感1
4月3日，我处党组为了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更扎实有效的开展，组织党员去红色圣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怀着期待的心情，坐在车上，车行驶在红色专线的大道上，两旁有火炬形状的路灯，好似一团团燃烧的跳动的火焰，点燃了我奔向照金的激情。沿途景色宜人，早春的田野上麦苗绿油油的，油菜花开的黄灿灿的，一树树烂漫的桃花散落在山沟间，燕子唧叫着掠过飘摇的嫩绿的柳丝。好一个人间芬芳四月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们终于踏上了位于铜川新区西北段，地处桥山山脉南段，海拔1300米的照金——这方红色圣土之上，虽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可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和发现。走进展厅，仰头便看见镶嵌在上的一面大大的党旗，伫立片刻，心中悠然生出了敬仰之情。跟随着讲解员，听着她透彻的讲解，看着一件件珍贵的陈列品，仿佛穿越到了当时的岁月，看见了英烈们穿梭于悬崖峭壁之间和敌人斗智斗勇，浴血奋战的英姿和不畏。一个粮斗、一杆步枪、一门假大炮、投豆选举、等等……，都表明了当时革命情形的艰难和艰苦，吃着粗粮窝窝头，穿着草鞋，睡着山洞，甚至彻夜奔波，只为了根据地的稳固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每件展品都是对一个历史的革命故事和一份沉甸甸真挚的情感的`倾诉。那一幅幅生动的画图，也是历史的再现与写照，站在它们前边观看，无时不刻地体会到革命先辈们的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与独立自主、开拓进取的创新勇气，以及踏实的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经过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最终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成功的创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也是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还是红军二十六军的后方基地，为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当我们站在革命纪念碑下缅怀牺牲的革命先烈，想着他们那时的艰苦和不易，再想想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生活水平，不由得质问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上进，不努力工作，不自觉的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更好地立足当前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尽一名党员应尽的义务，为储备事业的发展尽最大的力气，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呢?
参观革命根据地有感2
2020年7月4日至6日，院党委组织我们赴井冈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3天的学习，虽然一路奔波，但受井冈山精神所感染，自己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我们最先来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无数革命先烈在艰苦的环境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革命的胜利，为现在美好的生活奠定基础。先烈们留下的优良传统将成为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红色歌曲是革命先辈追求革命理想、播撒革命火种的生动写照，饱含着军民鱼水深情，我们在红歌的歌声中感悟光辉历史、继承优良传统，在壮美的井冈山上，此起彼伏的红歌歌声值得我们深思与回味。“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几十年前红军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穿的是“薄单衣，稻草鞋”，环境条件千难万苦。但是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红军艰苦奋斗、凭着顽强的革命精神，坚持熬过“夜半三更”，挺过“寒冬腊月”……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弘扬井冈山革命精神，不忘历史，将红色革命文化贯彻到具体工作中去。通过此次井冈山学习，我作为一名党员，不仅是红色知识的学习者，也将成为传播者。井冈山之行让我经历了一次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再教育，倍感肩上责任之重。“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坚持自己最初入党时的那份信念，做好本职工作，以自身行动的榜样来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创造积极向上的学习工作氛围。
参观革命根据地有感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这一伟大历史时刻，我院全体党员怀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比敬仰之情和对革命圣地的向往，来到井冈山。作为一名党员我有幸参加了院党委组织的“学习共产党党章党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和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同志们踏着革命先烈们曾经战斗过的这片土地，耳边似乎响起密集的战鼓、嘹亮的号角和震天的喊杀声，眼前仿佛浮现满山遍野的革命者，在猎猎红旗的指引下前仆后继、奋勇向前，打击进犯之敌。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大家一边听着讲解，一边看着一件件朴实无华而又弥足珍贵的文物，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灵魂深处受到震撼。纪念碑前，同志们庄重地重温了入党誓词，字字铿锵有力。教室里，同志们精神饱满地高唱《映山红》《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十送红军》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谣。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发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到工作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以知促行、知行合一。牢固树立规矩意识，主动增强奉献意识，争做一名合格党员。以铁一般的信仰、信念、纪律和担当，为今后的学习、工作注入全新的动力，在将来的工作中做出应尽的努力。
参观革命根据地有感4
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活动，就是要让“纪律”深深烙印在每个党员的心里，让“规矩”作为党员言行的准绳，坚决杜绝那些在党恶党之人，消除“毕福剑、任志强”之流，纯洁党员队伍。在“两学一做”教育活动中要坚持学习常态化、认真落实政治学习活动，不流于形式，坚持实践基层化，真正做一个“忠诚、干净、担当”的合格党员。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是党的基本法、总规矩，党员要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必修课，自觉学党章、守党章、践党章、护党章，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坚决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党规是对党员行为的进一步规范和指引，守好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修身律己、干事创业、勇于担当上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代最新的发展，也是广大党员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党员要原原本本学原文，全面掌握讲话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党员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强化理论武装，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学习，以之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经济建设的时代，党员更多的关注于事务性工作，而忽视了理论和指导思想的学习。作为一名教师，在注重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同时，更应该强化自己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学习，增强自己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这样才能更好地教书育人。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党员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参与者、推动者，也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直接受益者。要常怀忠诚之心，自觉遵守党章，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做到在思想、行动上始终与党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始终传播正能量。作为一名教师，要脚踏实地，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党章党规，学习系列讲话精神，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参观革命根据地有感5
五一节又到来了，我怀着无比高兴的心情和爸爸一起回老家—-淮安刘老庄。
淮安是苏北的一个市，是尊敬的周恩来总理的故乡，不仅如此，这里人杰地灵，韩信以及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都是淮安人。而刘老庄则是一片圣洁的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埋葬着八十二位新四军烈士的遗骨，八十二位英雄，八十二位不朽的灵魂。
听爸爸说，这是新四军的一个连的官兵牺牲在这里，这些战士大多经过战火的锤炼，有的是曾随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起经历过井冈山烽火，一起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最后因为保卫人民的需要而驻守在附近，并保护着附近的黎明百姓。
1943年3月18日，一个美丽的春天，残忍的日本侵略者到刘老庄一带扫荡，带着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刘老庄这里;那一刻，刘老庄不在拥有春天，而成了残酷的战场!为保护附近群众和当地党政机关的顺利转移，我们全连官兵在强敌面前坚定沉着，不畏严重伤亡，浴血奋战，从拂到黄昏全连苦战，最终在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并经过敌人的几次毁灭性的炮击后，终因众寡悬殊，全连指战员在弹尽粮绝后端起刺刀扑向敌群直至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战火结束后，当地老百姓在整理烈士的遗物的时候，看到了其中连部通讯员在火线入党申请书中，书中写道：“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我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决不给我们党丢脸，绝不给中华民族丢脸!”
当我迈着沉重的脚步漫步在八十二烈士陵园的，看到陵园里八十二棵象征着八十二位英雄的松树巍然屹立在我的面前，我知道今年是我们共产党建党九十九周年的日子，我想我们国家的建立是多么不容易啊!
革命根据地的早期货币 篇3
1931年11月7日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当时中央苏区到处是一片欢欣的革命景象：红旗、红缨枪、红标语、红袖章——一片红色世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就相应地筹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着手发行国家银行货币。为了急需解决印制钞票的铸版问题，国家银行特地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聘请了两位雕版工人，从上海长途跋涉，厉尽千辛万苦，到达中央苏区，进行设计制版，当时还在白区搞到了几台印刷机，辗转运入苏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开始发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纸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货币计有：一元券、五角券、二角券、一角券和五分券五种。票面上的图案，一元券与二角券是列宁像，五角券与一角券乃是花框，五分券是群众大会图景。票币的左下角，有当时的行长毛泽东同志的签字，右下方有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同志的签字。这些货币通用于中央苏区。
当时由于军事上的原因，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还处于分隔状态，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还设立了几个分行，同时也发行了货币。计有：“湘赣省分行”（井冈山地区）发行过一元券、五角券、二角券、一角券与十枚券；“湘鄂西特区分行”（洪湖地区）发行过一元券、五角券、二角券、一角券。长征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陕北还建立了“西北分行”，发行了纸币与布钞，面值有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等数种，但通用时间较短。
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除中央苏区发行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以外，其他苏区也早就发行了地区性的货币，有许多苏区还设立了省苏维埃银行，以及区、县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工农兵银行、农民银行、平民银行、贫民银行）。这些银行发行的货币共达数十种之多，发行的地区与范围也很广。可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各苏区经济领域内也到处点燃起燎原的“星火”，这些货币的发行，同样可以反映出当时“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形势。
在地区发行的货币中，最早的是“浏东平民银行信用券”，发行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可见浏阳地区在秋收起义后不久就发行了货币。在其二角券上还印着“打倒资本主义”、“拥护农工政策”的革命口号。鄂西农民银行在一九三0年发行了货币，也是较早的，其一元券上印着“武装保护苏联，打倒帝国主义”、“扫除封建势力，消灭军阀混战”的革命口号。此外，当时许多苏区货币上，也都印着革命的标语和口号，如鄂豫皖苏维埃经济公社二串文券上印有“完成土地革命”、“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鄂西农民银行一角券上印有“活动赤区金融，完成地方暴动”的口号。湘鄂赣省工农银行二百文券上印有“实行革命经济组织，冲破敌人经济封锁”的口号。其二角券背面印有《苏维埃十大经济政策》的文告。川陕省工农银行三串券上印有“土地归农民，政权归苏维埃，八小时工作”的口号。这些口号均起了宣传人民与教育人民的作用。有些货币还对白区起到了宣传作用，如鄂西农民银行一元券背面《用券条例》中载明“白色区域如愿意使用本券，尤所欢迎，来赤区兑现，各级政府当负护送责任”。这些货币都如实地反映了我国土地革命时期的的有关政策与历史面貌。
总的说来，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各苏区的货币，不仅是我国革命史上早期的经济实物资料，而且也是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这些货币在当时起了繁荣苏区经济，保障人民生活，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和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的作用。所有这一些，对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斗争，以及保卫边区政权，均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
革命根据地 篇4
关键词：张鼎丞,闽西革命根据地,革命路线
1934年底,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央苏区军民被迫走上长征路。而张鼎丞等人在闽西组织开展了三年多游击斗争,创建、发展、壮大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确保了红军力量在闽西的存在, 也确保了红旗在白色恐怖地带的前沿保持不倒,这样的革命成果足以与两万五千里长征相辉映。 中央苏区在长征前夕,张鼎丞曾被毛泽东叫到身边,毛泽东对他说:“ 你应该回到你熟悉的闽西一带去,到那里坚持,继续发展红军。 ”[1]6在毛泽东的信任和指引下,张鼎丞不畏艰险,撑起了革命根据地在南方的一片天空。
一、勇推革命浪潮,震慑反动势力
1927年,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将全中国置于白色恐怖之下,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革命迅速陷入低潮。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成立后最大的一次困境。 然而,革命信念无比坚定的张鼎丞毅然选择在我党最困难的时候加入党组织。 入党后,张鼎丞受党组织委派,到闽西的永定、溪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利用多种方式在闽西的工农阶层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发起组建了铁血团,守护闽西幼嫩的革命果实。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张鼎丞谈到了闽西革命活动初期的一些情况“: 党组织在多个乡村建立了夜校,以教育方式向广大青年、群众进行争取,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与此同时,党员干部也与群众广泛联系,关心他们的疾苦,赢得他们的信任。 ”对群众的现实要求与思想状态,张鼎丞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以此确定党的群众路线及革命斗争方略。 1928年,张鼎丞领导闽西多个地区的军民开展了“ 吃大户、分田地”和“ 屠宰丧祭冠婚捐” 两项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同年夏,极大震慑国民党反动派的永定暴动在张鼎丞的领导下爆发。他冲在暴动的最前沿,提振了军民信心,展现了革命根据地领袖人物的气质。 暴动结束后,张鼎丞从参与者中精心挑选了二百多名优秀分子,建立了一支红军部队,这也是整个福建地区第一支成建制的红军部队。一个月后,基于广泛的群众基础及武装力量保障, 党中央决定在闽西成立特委,由张鼎丞担任特委组织部长、闽西暴动副总指挥、红七方面军第五十七团团长。带着党中央的嘱托,张鼎丞深入闽西数十个乡镇,大力宣传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主张与意义。 在溪南金谷寺工农兵大会上,张鼎丞宣布成立溪南苏维埃政府,同时颁布了《 劳动法》、《 土地法》、《 婚姻法》、《 肃反条例》 等一系列支撑苏维埃政府开展行政工作的法律条例[2]5。 溪南苏维埃政府是福建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为组建闽西与福建苏维埃政权开辟了道路。新政府颁布的法律条例,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以法律形式保障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在当时福建全省内具有开创性意义。
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政府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革命问题。共产党自成立之后,土地革命就是党领导革命的核心。张鼎丞深刻意识到,中国最广大的群体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解决了他们心目中的头等大事,也就赢得了民心,才能激发他们为保护土地而高涨的革命激情,从而发展人民的军队,壮大红色革命武装。因此,他奔走闽西各地,广泛联系,联手多个县乡的党组织, 以群众路线为原则,制定了土地革命方案,即按照现有行政区划,根据人口和田地数量进行平均分配,以多补少。 张鼎丞先在三个乡进行了土地革命试点,很快获得了成功,而后推广至溪南数十个乡,让两万多原本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为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奠定了基础。 溪南分田地的消息传到了党中央, 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赞赏。 毛泽东亲自前往闽西,主持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张鼎丞的土地革命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会议上将“ 抽肥补瘦”原则补充进土地政策中,向全国推广。
二、建设“ 红色上海”,团结进步阶层
1928年年底, 已经成为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鼎丞始终牵挂闽西红色政权建设,为此专门拟定了多项行政、经济、军事、社会政策,并高度重视以经济发展打破国民党围剿、坚决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 张鼎丞认为,在国民党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严峻局面下, 内部的经济建设是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 有鉴于此,在广大农民分得土地之后,张鼎丞重点抓住农业生产不放松,发起组建多支耕田队、劳动队,统一安排劳动力兴修水利、开荒种地。此外, 他还着力革命根据地的工商业发展, 鼓励军民创办铁器、 布匹、茶叶、烟丝、木材等生产作坊与行业合作社,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物资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区长汀成为整个福建乃至东南沿海一带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一度以“ 红色上海”的美名扬名全国。
民生是张鼎丞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经常在会议上强调:“ 苏维埃政府始终要保持为劳苦大众施政的本色。”[3]153在多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张鼎丞深刻体悟到,离开劳苦大众的支持,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关注民生、提高民生是革命胜利后对劳苦大众的最好交代。 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封锁力度持续加大,党中央内部在巨大的压力下开始推行“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 以至于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物资面临重大困难, 人民群众刚刚有所改善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各级革命政府不得不尽量压缩开支,将钱财物用于接济人民群众生活。 张鼎丞还作出规定:对陷入极度贫困的百姓家庭施行免收土地税的措施,对从外地逃来根据地避难的难民给予生活救济。
在各项革命领导工作中, 张鼎丞一贯保持着务实的工作作风, 为革命根据地军民树立了光辉的党员形象。上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社会形势愈加复杂,革命根据地日益表现出了仇富心态,一些军民借土地革命没收富农土地、将富农赶出家园。 张鼎丞在了解实际情况后,立即站出来予以纠正。 他说“: 富农也是人,也是农民兄弟, 他们也要生活,也会革命,是革命争取的团结对象。他们与残害百姓的封建地主乡绅有着本质的区别,绝不能假借土地革命之名行侵害他人合法所得之实。 ”正是张鼎丞的务实举措缓和了当时社会的社会矛盾,促使各阶层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
清廉是张鼎丞身上表现出来的又一共产党人先进本色。他以身作则,带领革命根据地主要党政军领导进行廉政建设,坚决将腐败的人和事清除出根据地。 在闽西工农兵代表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夕, 张鼎丞特意准备了一项“ 党政军人员惩办条例”,赋予了广大工农兵对党政军领导同志是否清正廉洁的监督权, 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1932年,张鼎丞又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制定了财政收支制度,明确了省级财政与地方财政的领导关系,规定了地方财政向上缴纳财政资金的数额以及省级财政向下进行监督检查的细则,并严肃提出了对擅自动用财政资金的各级党政军工作人员的惩治措施。对党内出现的贪污腐败分子,张鼎丞提出要从严惩办,甚至可在经过诉讼审判之后枪毙之。
三、力主“ 罗明路线”,施政灵活变通
革命路线是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明灯,路线错误则意味着革命受挫甚至失败。在路线问题上,张鼎丞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不惜挨整被批,也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 1932年年中,党中央发起批判“ 罗明路线”运动。张鼎丞认为“, 罗明路线”中肯而务实,非常符合闽西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 也反映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心声, 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路线,因此批判“ 罗明路线”是党中央犯的一个错误[4]71。 在批判大会上,张鼎丞客观分析了“ 罗明路线”的正确性,指出罗明所执行的毛泽东的路线主张是指导革命根据地建设发展的良方,不能对其错误批判。 他还在会上为“ 左”倾路线打压的党政军领导人辩护,坚持自己的观点。 受“ 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的党中央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张鼎丞的发言,还彻底否定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张鼎丞领导下的工作。即便如此,张鼎丞也绝不向错误低头,依然保留自己的立场不动摇。
延安红色革命根据地 篇5
各位游客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观游览。我是你们的导游员，希望我们相处的愉快。
延安古称延州，历来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城区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的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塞上咽喉”、“军事重镇”之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延安之名，始出于隋。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二十世纪上半叶，延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民族英雄刘志丹、谢子长创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落脚点。从1935年到1948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十三年间，这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共七大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培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柱。1982年延安市被国务院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1996年11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延安地区，设立地级延安市。
现在呢，就让我带领大家去体会、感受延安红色革命精神。各位游客朋友，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延安革命纪念馆。1950年7月成立于延安市西北的王家坪，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初称为延安革命博物馆，1951年2月，文物陈列室正式对外展出。1952年纪念馆迁到城内凤凰山麓，并改为现名。该馆馆藏文物有3.5万多件，历史照片5500多张，图书资料1.2万余册。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1700余件，延安时期出版发行的报刊杂志100余种。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的藏书、手迹石刻及办公和生活用品。毛泽东长征时用过的手枪，转战陕北时骑的马(已制成标本)为该馆的独藏。怀安诗社的诗画原稿，也是珍贵的藏品。整个纪念馆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文物、油画、沙盘模型、多媒体展示等 现代化科技手段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党中央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的13年该馆曾举办过“延安革命文物展览”、“延安精神展览”，并赴外地展出。
我们来到第二站是杨家岭，杨家岭是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从1933年到1943年十年当中居住、办公、会客、议事的地方。杨家岭红色根据地，设在两座山峰下。在山峰和绿树的掩映下显得特别隐蔽。我们进入大门，看到的是像电影里见到过的老式小礼堂，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礼堂内部的是按“七大”会场的原貌陈设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大幅画像和六面党旗，会场两边的墙上插着二十四面红旗，插旗的木座为V字形，是英文胜利的第一个字母，代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二十四年是胜利的二十四年。走出礼堂，沿着碎石头铺过的上坡路，来到四排高低不一的土窑洞外，大家都能看到每孔窑洞的门窗上都有一个五角星，那是老百姓在1921年前就修好的窑洞，坐西向东，当时没有围墙。每位领导的院内正面是三孔窑洞，窑洞内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床，只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内才有一对像我们现在躺椅式的布沙发。此情此景使我们想象到到当时老前辈的作战环境有多么艰苦。
第三站我们来到的是枣园。枣园又名“延园”，原是陕北军阀高双成的庄园，土地革命时期归人民所有。中共中央来延安后，于1941年开始修建，至1943年竣工。共修窑洞二十余孔，平瓦房八十余间，礼堂一座。1943年，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先后迁居枣园，这里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1944年至1947年3月，这里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1945年8月，毛泽东由这里赴重庆和国民堂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人先后在这里居住，领导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在这里领导抗日战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并召开“七大”，领导解放战争。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从这里撤离，转战陕北。1996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世纪之火”火炬传递活动采集“革命之火”火种的仪式在枣园隆重举行。枣园已成为全国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
现在我们来到延安的又一景观：宝塔山、凤凰山和清凉山。游客朋友，走过这座有三孔石拱的延河桥就到了宝塔山和凤凰山了。宝塔山是延安的象征，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每次来轰炸，都是在宝塔山附近。宝塔山古称嘉岭山，位于延安城东地，延河之滨，在山上可鸟瞰延安整个城区。因山上有塔，故通常称作宝塔山。宝塔山高1135.5米，山上宝塔，始建于唐，现为明代建筑。平面八角形，九层，高约44米，楼阁式砖塔。宝塔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成为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第二套人民币二元券正面图案为“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著名文学家贺敬之的名名热情的讴歌了宝塔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宝塔山上，历史文物和现代革命文物星罗棋布，交相辉映，满山绿树成荫，花草争艳。
凤凰山位于延安市宝塔区凤凰山脚下。1937年1月至1938年11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这里居住，是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的第一个驻地。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进驻延安，当晚下榻在延安抗日救国会驻地罗家院。19日中共中央事务机关安排毛泽东离开罗家院，住进凤凰山下李建堂的石窑里。1937年2月9日晚，毛泽东会见了第一个进入延安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与他通宵长谈，后来范长江将采访记录整理为《陕北之行》并发表。
清凉山在河的北边，宝塔山和凤凰山在河的南面。清凉山是延安市区内唯一的石头山，山上有万佛寺。清凉山下的石崖上，装有淡蓝色门窗的石屋子的墙上写着新华书店，这就是革命老区最早的书店，印刷、排版都在万佛寺弥勒佛庙堂里进行。庙堂，佛像都是在石窟下刻就的。弥勒佛庙堂地上方形的坑就是当时安装印刷机器的地方。游客朋友，再沿着小路往上走，会看到一个突出在石崖绝壁上的亭子，上面写着映月亭，走下两三节石阶，来到围着直径约二尺圆形的井口护栏上往下望，可看到深不见底的井下一弯月亮闪烁在井底，游客朋友请抬头看看，有没有月亮？呵呵，月亮是没有的，这是千百年来井口由于风蚀雨淋，脱落成椭圆形而形成的。沿着石窟下的小路手脚并用地往上攀登，就来到万佛寺的大殿。大殿的正中稳坐着释迦摩尼佛的塑像，两旁观世音菩萨及十八罗汉的石刻像栩栩如生，再看石壁上数万尊佛像或立、或卧、或嗔、或怒、或喜、或悲形态各异，千姿百态地展现着世态万象。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器来源 篇6
在著名的黄洋界战斗中，红军的布阵也说明武器的短缺：红军共修筑了五道工事：第一道是竹钉阵，第二道是竹篱障碍；第三道是滚木礌石；第四道是壕沟；只有在第五道工事，红军才布置枪械，但每个红军战士只有三至五发子弹。
购买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当务之急是补充武器弹药。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武器很不好购买。根据地虽然几经周折，获得了一些购买武器的渠道，但价格普遍很高。比如买一支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七九式步枪，价格在25块银元，而一支驳壳枪的价格高达120块银元。
后来，红军改为从国民党士兵手里购买“二手枪”。“二手枪”价格相对便宜，其来源主要是国民党的逃兵。当时因为军阀多贪污士兵的军饷，导致士兵经常携枪逃跑。开始时，一支半新的二手步枪在根据地最多可以卖到20块银元。后来，更多的国民党兵发现了这个生财秘诀后，都“积极”把枪卖给红军，拿到钱后再投靠其他军阀的军队，领了枪后再卖给红军，如此循环不已。此生财之道逐渐传播开来后，前来卖枪的国民党兵越来越多，“二手枪”的价格急剧下跌，最低的时候红军花3块银元就能买到一支步枪。
缴获
由于国民党开始对井冈山“围剿”，缴获成为红军补充武器弹药的重要手段。
早在秋收暴动之初，工农革命军内部规定：缴步枪一支赏银洋一元，缴驳壳枪一支赏银洋两元，缴重机枪一挺赏银洋五至十元。不久这个规定就被毛泽东取消了：革命队伍打仗靠的是战士的阶级觉悟，不是物质刺激。
红军夺取敌人武器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弱。龙源口一仗，红军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获步枪七八百支，重机枪一挺，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自制
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初期，红军武器维修全靠一个修械所。修械所能用榔头、老虎钳等造出鸟枪，但这种枪只能打铁砂子，不能打子弹。
1928年7月，由于戰斗频繁，武器损耗大，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了军械处，地址在茨坪店上村农家，从军中和地方上调集30余名工匠，利用简单的设备修理全军的各种武器，以及时供给红军在战场上使用。由于工匠们的努力，军械处不久就能修理各种武器，制造梭镖、大刀和鸟枪，而且还能制造出单响枪和松树炮（把松树干中间挖空后填满火药、石砂和碎铁片，点燃火药后向敌人发射的简易武器），制造土手榴弹。工匠们日夜不停地工作，修理好或制造出的武器，都要到后山上进行一次试放，经过检验合格后，才派人送往前方。
1928年8月30日，黄洋界保卫战中使的那门有名的迫击炮（朱德从军阀许克祥部队手中缴获的）就是在这个军械处修理后抬上黄洋界参加战斗的，而三发炮弹据说也是由军械处工匠们制作的，前两发由于受潮成了哑弹，第三发则准确击中了敌人的指挥所。
经过购买、缴获、自制，井冈山红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提高。1929年，在井冈山革命主力红四军攻占福建长汀后，中共福建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第四军部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3000余人，好枪一千七八百支，驳壳枪100余支，轻机关枪8挺，重机关枪4挺，迫击炮两三门”的强大革命队伍。
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思考 篇7
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创造性地解决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供给困难, 笔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是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 在实践中逐步来解决其供给和经济问题的。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的土地政策的正确性从根本上保障了根据地的供给
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 经济工作主要是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即打土豪, 分田地。1927年11月,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党纲草案。1928年12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颁布的第一个土地法。1929年4月, 红四军到达兴国, 在那里制定和颁发了《兴国土地法》。到1931年, 逐步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没收对象、阶级路线、分配方法、土地所有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不仅保障了革命根据地的军需民食, 给人民革命战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质条件, 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 有力地扩大了根据地的建设。
二、经济建设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1. 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壮大。
1933年5月, 蒋介石颁布了封锁苏区的法令。同时, 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把革命战争同经济建设完全对立起来, 认为在战争的环境下没有进行建设的可能。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过来了, 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 因此见到谁说经济建设, 就要骂为“右倾”[1]119。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纠正苏区经济工作中的错误, 毛泽东深入群众, 亲自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 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1933年8月, 毛泽东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1934年, 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这些调查和报告, 阐明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 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 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 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 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 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 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 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1]130
在正确的经济政策指引下, 苏区的经济建设迅速得以发展和壮大。
在农业方面, 首先是推广闽西才溪乡创办劳动互助社的经验, 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 对劳动互助社的作用、组织、劳力、调剂办法、工资换算等具体问题作了相应的政策规定。与此同时, 苏维埃政府又颁发了《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训令》, 在根据地内广泛组织了犁牛站和犁牛合作社, 较好地解决了耕牛不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1934年在“二苏大”所指出的:“红色区域的农业, 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1933年的农产, 在赣南闽西区域, 比较1932年增加了50%, 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20%。”[1]
在工业方面, 根据战争需要和实际条件, 苏区的国营工业主要是兴办了一些军需工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兴国官田中央军委兵工厂, 次之是瑞金、长汀等地的中央军委被服厂。此外, 还有中央造币厂、纺织厂、印刷厂、通讯、卫生、交通材料厂等32家国营工厂。苏维埃的国营工厂虽然数量有限, 却是领导苏区经济的中坚[2]。
在商业方面, 苏区各级政府成立了对外贸易机关, 加强商品交易的管理, 并直接着手经营粮食、盐和布的贸易。毛泽东在1934年1月全苏二大报告总结苏区经济建设经验时指出:“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定, 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 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 (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 与白区的工业品 (食盐、布匹、洋油等) 实行交换, 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2]
在财政方面, 苏维埃政府陆续成立了若干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作为国家银行, 曾发行过多种形式的硬币和纸币, 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2.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壮大。
1941年3月, 八路军三五九旅由王震率领, 进驻延安以南的南泥湾, 开荒种田, 全旅指战员共开荒20.1万多亩, 不仅做到吃用自给, 还达到了“耕一余一”, 每年向政府缴公粮一万石。1943年, 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184万石, 除去消费可余22万石;棉花自给率已达50%[3]354, 一向贫瘠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 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陕甘宁边区的工业迅速发展。抗战前边区没有工业, 截至1940年边区共有公营工厂9家, 工人434人, 资金52.3万余元。而到1943年, 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公营工厂82个, 合作工厂200多个, 公营工业职工达万人。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某些军火[3]354。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 也使得各种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边区的需要, 保障了边区的供给。
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37年到1940年底, 为力争外援、修养民力, 积蓄力量, 依靠半自给支持长期抗战。据记载, 1937年边区财政收入中外援占77.20%。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 国内形势逆转, 党中央预感到外援之不可靠, 在延安召开了大生产动员大会, 中央财经部长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动员开展生产自给运动, 提出“首先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换句话说, 就是要我们自力更生, 要我们自己参加劳动, 用我们自己的劳动力, 发展我们边区的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 保证我们后方和前方在财政经济物质上的供给, 不受战争破坏的影响而能自给自足。”[5]第二个时期是从1941年到1942年, 为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 由半自给转变到完全自给的时期。1941年的“皖南事变”发生后, 国民党断绝了边区的一切外援。停发八路军每月60万元的军饷并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铁、布匹等入口, 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 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当时, 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渡过难关, 边区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其一, 求助于民, 发行公债500万元, 征收公粮20万石[5]893。其二, 确定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 切实发动机关、部队、学校进行生产, 以解决经费困难。其三, 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 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币”, 支持生产和用作必要的财政垫资。其四, 开辟资源,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边区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是食盐、皮毛、甘草和其他特货。其五, 实行精兵简政, 尽可能减少经费开支。经过以上努力, 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1942年总收入是3.49亿元, 总支出2.40亿元, 收支盈余1.09亿元[6]。第三个时期是从1942年底到1945年, 为边区经济健康发展, 开始达到“丰衣足食”的时期。1942年12月, 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全面地总结了财政经济工作。会上, 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阐述了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和其他一系列具体政策。同时, 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 贺龙任主任, 陈云为副主任。1943年, 陕甘宁边区实际收入61亿元, 支出为60亿元, 盈余1亿元, 加上上年度盈余1亿元, 两年累积盈余2亿元, 收入平衡。财政收入中税收占9%, 贸易占22%, 公盐1%, 生产自给64%[6], 创造了财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1944年到1945年, 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 提出了争取工业品自给和农业“丰衣足食”的要求。当日寇投降时, 边区政府的积蓄足够用一年。
三、广大农民的支援
毛泽东曾经指出:“战时财政经济工作重心, 在于组织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使之为着战争供给而效力。中国的抗战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被敌占领, 抗战的主要依靠是乡村与农民。农民是有伟大力量支持战争的。”[7]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其成员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民, 革命根据地都深深扎根于农民之中。几十年的革命战争, 成千上万个农民为了人民的解放而献身并在斗争中成长为革命战士, 他们不惜流血牺牲, 为革命根据地建设进行了伟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 这个道理浅显易懂, 这些事实也众所周知。
四、根据地的税收
早在1927年, 中央农民部为秋收起义制定的《湘鄂粤四省秋收暴动大纲》明确规定:“自耕农土地不没收, 自耕农及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政权 (农会) 缴田税, 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毛泽东在1928年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土地税, 宁冈收的是20%, 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 已在征收中, 不好变更, 明年再减。”[1]71晋察冀边区“恢复和新建立的税收则有人口税, 屠宰税、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和棉花出境等税种, 而以人口税为主要税收。”[8]中央苏区农业税在1%到18%之间。陕甘宁边区“1937年至1939年向人民所征收的救国公粮分别为14000石、15000石、52000石”[9]。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 一切外援断绝, 加上当时税收较少, 且缓不济急。为了渡过难关, 边区政府求助于民, 发行公债500万元, 征收公粮20万石。革命根据地的税收与旧中国的税收有本质的区别, 它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的长远利益, 其数量在农民承受能力范围内。
五、对作战对象的缴获
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 军需民用的相当一部分是对地主、土匪、军阀的改造和缴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政府和赤卫队用费, 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 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 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 筹得万余元, 可用一时, 用完再讲。”[11当时流行的“游击队之歌”这样唱道:“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这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 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实际出发, 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 坚持自力更生, 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所创造与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培育起来的艰苦奋斗精神, 对我们现在和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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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政策 篇8
一、抗日革命根据地金融政策的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 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银行, 并发行了货币, 一般称为边币或抗币。中华苏维埃政府为了统一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制度, 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根据地的银行改为其下属分行。这为发展生产、维护根据地金融的稳定及打击敌人的经济侵略作出了积极贡献。根据相关资料统计,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 革命根据地一共设立了十几家银行, 其中最重要的有陕甘宁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这些银行都是当时的根据地政府出资设立的政府银行, 是政府的金融机构, 其基本的任务或目标是贯彻及执行根据地政府的经济政策、与侵略者开展货币斗争, 保护人民的财产, 稳定物价, 以实现巩固抗日根据地及支援抗战的目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自己的银行后, 发行边区人民自己的货币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在当时的敌后市场, 货币流通非常混乱, 这期间不但有国民党发行的法币, 地方军阀的流通券, 还有日本侵略者的伪钞[1]93。可见, 为了保障革命根据地的供给, 物价的稳定及消除根据地的伪钞、杂钞等混乱现象, 发行根据地自己的货币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地发行货币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财政并按照市场的需要独立自主的发行方针。同时, 各根据地在发行各自货币的同时, 为了尽快占领市场, 扩大货币流通范围, 巩固及提高信用等, 就需要与一切敌对的货币进行一场货币战争。这时期, 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外汇管理、土特产的对外统销、设立货币交易所等, 同时组织人民群众点滴性地输出, 有效利用市场的组织及活动, 直接打击一切杂币。针对不同的敌对货币采取不同的举措, 如:对土杂钞采用宣传教育的斗争, 行政上禁止并勒令发行者限期收回, 并由解放区进行收兑等。对待国民党的法币, 根据地政府以皖南事变为界限, 事变前允许法币在根据地自由流通及收兑, 事变后则禁止法币在解放区内流通, 并进一步压低其价值。由于根据地政府的货币斗争果断及得力, 使得当时的本币对法币、伪币的比价大大提高, 且流通范围不断扩充, 进而使得根据地银行所掌握的物质及金银逐渐增多[2]16。根据地银行在发行货币及进行货币斗争的同时, 还逐步开设了信贷业务。通常情况下是先办理机关性质的存贷款业务, 后办理其他项目内容, 且在放款中, 支援农业发展的款项有着很大比重。如在1939年至1945年间, 冀南银行放款总额中, 农业贷款占据近四成的比重, 北海银行则占据六成多的比例。可见, 边区银行这种支持农业发展的生产贷款对促进边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贷款利率上, 根据地银行坚持低利率政策, 强调为生产、贫雇农服务。
二、抗日革命根据地金融政策的作用
抗战时期根据地推行的金融政策, 突出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及与共产党军事斗争的协同相适应、一致。抗战爆发后, 为了适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一切力量全面抗战的方针, 根据地银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 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手段, 将金融业务的阶级性转变为民族性, 并广泛吸收有抗战意愿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绅士等入股, 这样根据地银行在废除高利贷的同时, 也能让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取得一定的利息, 兼顾了农民及地主、银行业主的利益。同时, 对私人工商业者也发放低利率贷款, 鼓励他们的发展。另外, 在金融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也非常注重与党的军事斗争协调相一致。如在货币斗争上, 抗战初期, 中共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处于敌对关系, 而与国民党则是合作关系, 这就使得在根据地严禁伪币的发行, 允许国民党法币的流通[3]122。但是, 在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终于暴露了其反革命的嘴脸, 于是便严禁法币在根据地的流通与使用。这些金融政策的实施适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同时为保证抗战胜利、发动全面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 抗战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 还将支援根据地财政、军费及发展军民生产作为其根本性的任务。
抗日根据地金融政策的有效推行, 壮大了根据地的经济实力, 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 唤醒了广大穷苦农民的觉悟, 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根据地银行将农业贷款放在各项贷款的首位, 并在贷款对象上有着鲜明的阶级性, 其中贫农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为他们拥护共产党领导, 积极发展生产, 踊跃参军, 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革命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就是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这就需要根据地金融机构合理调适其金融政策, 为平稳物价、发展国民经济、保证军民供给作贡献。根据地货币的发行政策是金融建设的重中之重, 其政策实施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如山东根据地根据抗战斗争的形势, 将货币发行与商业贸易经营、管理结合一起, 将其发行额的一大部分用于工商资金, 这对掌握主要物资、保障市场物价及币值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4]365。晋冀鲁豫边区则采取了扶持生产的措施, 在当时全区发生重大灾荒的情况下, 通过大量发行生产贷款, 并有效组织生产救灾, 使得冀钞的发行有了重要物质准备及信用基础。因此, 由于上述两地区实行贸易发展及促进生产的正确的金融政策, 使得其发行的货币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 并使北海币、冀钞保持了良好的信誉, 为全国统一的货币 (人民币) 的发行奠定了基础。但是, 在一些根据地也存在金融政策制定不当, 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如晋绥边区将其发行额的一半用于财政支出, 这便使得金融物价波动, 物质损失很大。
三、经验与启示
从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推行的一系列金融政策中可以得出, 金融建设必须要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其重要的指导思想, 并处理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确立金融为生产、流通及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通过扶持生产、增加产品供给, 促进商品流通, 从而在根本上缓解社会总供求的矛盾, 做到财政信贷的平衡及物价的稳定, 进而促使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这一点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如此。虽然抗战时期根据地的金融政策作用有限, 但是其作为根据地经济建设、对敌斗争的重要工具, 对根据地经济发展及军民供给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解放后, 中央政府凭借革命根据地金融建设的经验及大批金融工作者, 并运用根据地时代培植起来的货币力量, 顺利接管及掌握了全国的金融事业, 并取得了金融战线的不断胜利。另外, 抗日根据地金融政策也有一些不足, 如银行机构的设置等, 当时的总行由边区政府领导, 分支由各级政府领导的组织形式, 在银行与地方政府资金的使用、货币斗争问题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与矛盾, 同时, 货币的投放也不能很好地满足实际需求。同时, 抗战时期根据地实施的低利率政策, 在当时起到了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 但也妨碍了农村正常借贷的开展及银行农贷资金的贴赔。总而言之, 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政策有着积极的作用, 并为以后金融政策提供了借鉴与经验, 具有深远的意义及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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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地 篇9
1930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的那一刻起,他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即正式展开。两年后,19岁的习仲勋在甘肃两当发动起义,后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道在陕甘边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创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于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
习仲勋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只有2l岁,政府下设有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妇女委员会等部门,与他共事的领导,都比他大。但习仲勋虚心向年老的同志请教,请他们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结果军政军民更加融洽,边区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娃娃主席”。
十九岁闹革命
1930年,习仲勋来到苏雨生部三团二营时,陕西省委利用营长王德修的关系,已经派了李秉荣、李特生在那里进行活动。很快,三人在苏部成立了党小组,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兵运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二营各连的支部纷纷建立,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习仲勋被推选为营委书记。
据后来参加两当起义的老战士左文辉回忆,自己当时才十六七岁,那时就是想出来找份工作。正好有个同学在冯玉祥的部队,就去投靠了他。最初,他在冯玉祥部任录事( 即抄写员 ),后被分配到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三连当兵,一年后担任排长。“我就是在这期间结识习仲勋的,他那时在当见习官。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散步,仲勋一有空就给我灌输革命思想,让我参加共产党闹革命。”1930年9月,在习仲勋和李特生的介绍下,左文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春,刘志丹被捕,习仲勋与仍在苏部运输队做兵运工作的王世泰秘密会见,研究该部的兵运斗争问题。一见面王世泰就提出搞些枪把部队拉出去的想法。习仲勋听后,沉思了一阵说,缴枪谁都心情不好,但是,无论如何,换的了志丹同志的平安是值得的。接着习仲勋分析道,苏雨生虽然被杨虎城收编,但貌合神离,相互都有戒备,苏时时准备东山再起,所以对部队控制得很严;再加上这里是西兰路的主干线,交通方便,敌人势力比较大,就是搞到枪,部队也很难拉出去,而且不利于保存实力。听了习仲勋的分析后,王世泰打消了找枪的念头,“这一次见面,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认为仲勋同志虽只有十八九岁,但显而易见比较成熟。认为他外貌文静,内里火热,谈吐清雅,谋略过人,是我党一位年轻有为的好干部。”王世泰回忆道。
1937 年 10 月,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在分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分委书记。图为习仲勋(右三)与关中部分领导干部的合影。
1931年夏,苏雨生叛变,杨虎城派兵围攻彬县,习仲勋当即决定脱离苏雨生继续留在杨虎城部,被编入补充二团一营。尽管如此,杨虎城对这支部队依旧不信任,歧视和压迫严重,士兵生活十分困苦。为了利用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习仲勋努力做士兵工作,发动他们开展斗争,并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后来陕西省委派李杰夫巡视工作,力主兵变,习仲勋等人因条件尚未具备,没有执行。直到1932年4月,在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的指挥下,习仲勋发动和领导的两当起义才正式吹响号角。
兵变后,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许天杰。队委书记习仲勋。5月,刘志丹奉省委指示,带陕甘游击队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起义部队,但起义部队在攻打永寿县城时,遭土匪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军心涣散,士兵大多逃亡,部队溃散,兵变失败。
关于两当起义失败的原因,习仲勋曾做过深刻的分析:“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二是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变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追随刘志丹开辟照金根据地
两当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悬赏捉拿习仲勋,习秘密回到家乡富平,与陕西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 陈建中 ) 接上组织关系后,前往耀县杨柳坪找寻陕甘游击队。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刘志丹。
关于这次见面,习仲勋后来深情回忆说:“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他一见到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只有19岁,没有斗争经验,因为两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也不知说什么好。志丹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我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 ! 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像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的谈话给习仲勋很大的启发,也给他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之后,根据地建设工作成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革命生涯的一条主旋律。1932年9月,为了筹粮筹款、征集冬衣,刘志丹带领部队到太白一带活动,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下,交由习仲勋领导,就地开展游击运动。临行前,刘志丹殷切地嘱咐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仅仅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主力红军撤离后,特务队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在照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运动。不久,因遭到敌人的进剿,他们又被迫离开照金地区,转入渭北游击区。经过半年的斗争,渭北游击队 ( 包括由习仲勋带领的特务队改编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以及在武字区游击队基础上建立的渭北游击队第一支队 ) 壮大成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1933年夏天,在敌人三面“围剿”下,红四团退出渭北游击区,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区失陷。
其实早在1933年春,习仲勋已离开渭北游击区回到照金参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工作,当时,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习仲勋到少先队任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3月中旬,红二十六军正式在照金建立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这是习仲勋第一次担任统帅全陕甘边区所有游击队武装的重要领导职务。那时,他还没满20岁。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各县游击队被整编,党的工作力量被加强。此外,习仲勋还大力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他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并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并任党团书记。就这样,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照金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0 年初,党组织派习仲勋到国民党西北军秘密从事兵运工作。图为 1932 年“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左一)
大难之后喜相逢
然而杜衡的一意孤行导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的薛家寨,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照金待不住,杜衡又提出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结果导致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几乎全军覆没。
当时,习仲勋正在养伤,据他事后回忆,“会议进行中,敌人突然袭来,我让黄子文带着队伍赶快走,我带着一般人殿后。黄子文走后,敌人冲上来,一枪把我打伤抓走。”习还说:“我负伤后,血流不止,周身酸困无力,当时被民团一位叫周致祥的小头目押着走。他好奇地问我,我看你是个大官。我说,我是一个百姓,政府派的粮款逼得没办法,才来当红军。他又说不,你是个大官。你姓什么?哪里人?我说,我姓焦,富平人。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给他。他又退给我三块说,我知道你是大官,我放你跑。听了这话,还不知道是真是假,便硬鼓起劲朝沟外跑去。刚经过陈家坡村子,后面又出来了几十个人,连珠炮似的边放枪,边高喊,抓活的 ! 抓活的 ! 跑到前面是一条大沟坡,我就顺着坡势滚了下去,结果被一棵树挡住了,这阵儿我才觉得伤口疼痛,匪徒们乱打了一阵枪后,吹起了集合号,我才慢慢顺着梢林爬了下去。”后来,习仲勋跑到柳林郑四哥家中,休息四五天后到薛家寨养伤。
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可怜的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别说打仗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好在王泰吉及时发动耀县起义,带领一部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前往照金根据地,使革命的烽烟又现出耀眼光芒。王泰吉之后,张邦英、陈学鼎等组织的耀县游击队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变的红四团等几支革命武装相继来到照金。
在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执行主席为秦武山和习仲勋。不久后刘志丹同志和王世泰等同志一起回到照金。四十多年后,习仲勋仍能想起当时的情景,“大难之后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 ? 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 !’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 !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
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情况时,王世泰发现,“在谈陈家坡会议经过时,仲勋虽然没有说他个人的作用,但我深知仲勋作为陕甘边特委领导人之一,其功不可没,只不过他一贯谦虚谨慎,不愿突出个人罢了。”照金根据地失陷后,习仲勋仍在那里坚持革命斗争。白天,他躲进梢林隐蔽起来,半夜,贫农王俭大妈把他从山上叫回来,在家里吃饭。后来环境更加险恶,王大妈给习仲勋做了一身买卖人的衣服,让秦老六背上一个褡裢,把习仲勋的短枪和子弹放进去,将其安全地送出。
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
照金苏区陷落后,习仲勋来到南粱附近的二将川进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工作。当时他们的方针是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他们带领游击队扫清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逐渐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家住林镇的王殿斌回忆。说,“红军到后,群众都吓跑了,为了以实际行动影响教育群众,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群众留下纸条子,上面写着: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解放你们,你们不要怕等等,走时对住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群众慢慢就不怕红军了。他们对红军的印象很好。”
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就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的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工农兵政权。1934年秋,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梨园堡召开,正式选举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习仲勋写道,“建立政府时,刘志丹坚持从基层起用投票选举的办法。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 !’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我们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选举很认真,果然很快选出了代表。因为我在照金作过政府副主席,在这里也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大家又选了我。志丹说:‘民众自己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工会、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边区党政军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还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负责培养干部。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发行了用布印的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经济日益稳定和繁荣起来。
革命根据地 篇10
一、手风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手风琴在中国的出现和早期传播, 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的结果。20世纪初, 随着列强的侵入以及社会的动荡, 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西方近代文明进一步影响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为西洋音乐在中国传播奠定了文化思想基础。20世纪初, 在来华的西方人中, 就有人开始推广西洋音乐, 一些具有新思潮的西洋音乐活动在国内逐步开展起来。在西洋音乐的传播过程中, 手风琴作为西洋乐器也悄然传入我国。据史料记载, 20世纪初, 就已经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手风琴音乐活动。在当时, 由于手风琴音乐活动只流行于普通市民阶层, 因此, 手风琴音乐活动一直被人们所轻视, 很难登大雅之堂。我国著名音乐家丰子恺曾经在《音乐的常识》一书写道:“手风琴如同口琴一样, 是一种不开化的、简单的、如同儿童玩具般的乐器”[1]117。20世纪初, 在我国云南、哈尔滨等地, 也有一些修筑铁路的外国人将手风琴带入我国, 这些驻华铁路员工中, 有“滇越”线上的法国人, 也有“中东”铁路沿线的沙俄人。在当时, 比较流行的西洋乐器就是手风琴, 尽管手风琴属于驻华铁路员工“自娱”的音乐活动乐器, 但是, 在客观上也对在中国传播西方音乐以及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启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人们的脑海里, 手风琴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决定了它的地位。在20世纪初, 人们一直对手风琴伴奏有一个不良的印象, 手风琴音乐, 属于一种低端的自娱自乐的乐器, 手风琴音乐主要流行于洋人们的社交圈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大批“白俄”涌入我国的东北地区, 在这批人中, 有一些高水平的手风琴演奏家, 为谋生计, 这些人以卖艺为生, 高水平的手风琴演奏, 使中国人真正认识了手风琴艺术。在了解了西方音乐之后, 一些殷实人家的子弟也开始热衷于学习和接触手风琴音乐。“白俄”的手风琴演奏家, 为中国传播和传承手风琴艺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20世纪20年代, 手风琴作为伴奏乐器, 已经在我国的中小学生音乐课上使用。据史料记载:在1925年前后, 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就已经有音乐教师用手风琴为学生伴奏, 有一次, 他们还在操场上用手风琴表演黎锦晖先生创作的儿童歌舞剧《月明之夜》、《葡萄仙子》等[2]16。可以说, 手风琴音乐活动, 在“五四”以后已经逐步深入到我国音乐教育中。
二、革命根据地的手风琴音乐活动
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以后, 工农政府就一直非常重视革命文艺活动的开展。1929年, 在我党召开的重要会议“古田会议”决议中, 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革命的文艺必须与政治结合, 革命文艺应成为我党政治宣传和革命宣传的有力武器, 要贯彻落实文艺活动为党服务, 文艺活动为群众服务的指导方针”。由于我党最高领导者, 在建党早期就比较注重文艺活动的重要性, 因此,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我党已经拥有了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活跃在抗日的最前方。在抗日战争时期, 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非常艰苦, 在当时, 革命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十分匮乏, 延安作为我党当时的重要指挥中心, 乐器设备非常短缺, 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 因此, 手风琴成为重要的战斗乐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 整个革命根据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歌咏运动。我党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同志的号召, 纷纷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通过音乐来鼓舞士气, 通过音乐活动丰富革命根据地的业余文化生活。在当时, 革命根据地到处充满抗战的歌声, 延安成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重要指挥中心。
手风琴为其携带方便、易于学习和普及的特点, 深受革命根据地文艺工作者的喜爱, 当时, 革命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 在这种条件下, 革命文艺工作者通过手风琴为救亡歌曲伴奏, 手风琴作为重要的战斗乐器之一, 很快在革命根据地推广开来。这一时期, 手风琴成为边区音乐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乐器。随着革命根据地革命热情的不断高涨, 革命音乐活动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革命根据地, 我党培养了大批手风琴音乐人才, 还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合唱团”以及“鲁迅艺术学院”等文艺组织, 这些音乐团体和艺术院校, 为手风琴音乐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3]54。在革命根据地的音乐活动中, 主要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民间小调以及鼓舞军民士气的群众革命歌曲, 这些音乐活动, 配上简单的手风琴伴奏, 极大地提高了音乐的感染力。许多文艺工作者为军民进行文艺演出, 都喜欢用手风琴伴奏, 由于手风琴经常出现在革命根据地的演出舞台上, 这一乐器很快被革命根据地的军民所熟悉, 在当时, 这种演奏形式深受军民的欢迎。在革命音乐实践中, 手风琴演奏者不断探索, 为后来手风琴音乐活动的传播和普及奠定了基础。
三、手风琴音乐活动在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在革命根据地的音乐舞台上, 手风琴除了担任伴奏以外, 还有一些手风琴音乐家做手风琴独奏表演。前中国音协主席李焕之就是当时著名的手风琴音乐家, 他和向隅、李遇秋、徐徐等, 都曾在抗日宣传的最前线为军民做精彩的手风琴演奏。1938年, 延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 排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 当时, 向隅刚到延安, 在烽火剧社工作, 由于向隅有较深的钢琴演奏基础, 因此, 他很快熟悉了手风琴的演奏技巧。在排演《血祭上海》的时候, 剧组请向隅担任该剧配乐和手风琴伴奏。向隅热情的演奏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4]156。在革命根据地, 向隅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娱活动, 为人民群众热情表演, 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向隅和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 经常跋山涉水, 到革命根据地的各个艰苦地区进行演出, 他们赶着驮乐器的毛驴, 踏着泥泞的山路, 在根据地循环演出, 欢快激昂的手风琴音乐, 响彻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革命根据地, 手风琴音乐活动不仅可以鼓舞人民的斗志, 激发人民的抗日热情, 还可以作为一件重要的乐器, 参与边区人民重大政治生活。“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之初, 由于条件艰苦, 乐器设备比较少, 因此, 没有一个专业乐队, 艺术学院音乐部的研究生们借助现有的乐器, 临时凑了一个小乐队, 在这个小乐队中, 手风琴还是乐队的“重要角色”之一。在当时, 李焕之就是这个小乐队中的手风琴演奏者, 这支小乐队不仅参加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宣传, 还参加边区人民重大的、严肃的政治生活。1943年, 革命烈士刘志丹同志的灵柩从延安步行送往保安, “鲁迅艺术学院”的小乐队也参加了这次送灵活动。作为乐队的手风琴演奏者, 李焕之带着自己的手风琴, 参加到送灵乐队中。1944年5月, 新建志丹陵墓落成, 党组织准备开展一次公祭大典活动, 李焕之又被安排到志丹县参加这次活动。在接灵祭灵的行列中, 李焕之有时吹笛, 有时拉手风琴, 并首次用手风琴参与了追悼会上所奏《哀乐》的演奏。作为一名乐手, 李焕之不仅用手风琴演奏过《哀乐》, 还用手风琴演奏过新秧歌。
手风琴音乐活动在革命根据地的流行和发展, 充分体现了外来音乐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融合发展, 手风琴音乐活动在充满硝烟的岁月里, 更凸显了它的魅力和独特的音乐文化象征, 作为伴奏乐器, 它不仅是革命根据地文娱活动的必需品, 它还是鼓舞民众抗日斗志的武器。许多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 以红色根据地延安为中心, 用艺术来感染民众, 用艺术来激发斗志, 唤醒民众抗战热情[5]65。此时, 手风琴作为伴奏乐器, 经常出现在抗战艺术宣传的队伍中, 激昂的乐曲声, 为抗战歌曲增添了许多光彩。如《解放区的天》、《游击队之歌》、《毕业上前线》、《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等, 在革命根据地流行的这些歌曲, 都有手风琴伴奏的身影, 甚至在延安首演的《黄河大合唱》中, 手风琴也在伴奏乐队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可以说, 革命根据地手风琴音乐活动, 对后来中国手风琴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年在革命根据地怀抱手风琴的青年中, 涌现出大批的音乐家, 如手风琴演奏家李焕之, 建国后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手风琴演奏家李遇秋, 建国后成为战友文工团专业作曲家。革命根据地手风琴音乐活动, 蕴含着老一辈中国手风琴工作者用艺术呼唤正义、用乐曲呼唤和平的人文情怀, 他们用激昂的琴声配合进军的号角, 谱写着崭新的艺术篇章。
手风琴作为一件“革命的乐器”, 携带方便、普及性强,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里, 手风琴音乐活动为我党的文艺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 革命根据地特殊的环境和氛围, 也促进了手风琴音乐活动的开展。革命根据地手风琴音乐活动, 在中国手风琴艺术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这时开始, 手风琴成为革命歌曲伴奏的重要乐器, 并在中国的音乐发展史上凸显出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摘要：手风琴是奥地利人达米安 (Damian) 研制发明的, 1899年, 法国人方苏雅将手风琴带入我国昆明。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革命根据地为了鼓舞民众抗日,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各种文娱活动, 由于手风琴携带方便, 在革命根据地广泛传播开来。
关键词：革命根据地,手风琴,音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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