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对中国专利发展的启示论文(通用6篇)
篇1:探究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对中国专利发展的启示论文
21世纪是世界航空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的主力战机都不约而同的进行快速的更新换代,目前世界主要航空大国,如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航空大国都已进入了第三代主力战机时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飞机如美国F-16战斗机,F22战斗机,以及最新服役的F35垂直起降战斗机,法国幻影-2000系列,阵风战斗机,俄罗斯苏-27,苏30,苏35等都是三代机的经典之作!而我国则是航空领域的后起之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加深,综合国力不断加强,军事国防工业也与时俱进,逐步追赶西方工业大国。空军作为军事领域的尖刀自然作为我国国防发展的重点!因此,我国在自主发展,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结合自身的综合国力。参照世界航空大国的发展经验,也在努力发展自己的新一代战机,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歼10战斗机,飞豹战斗轰炸机,歼11,以及正在试飞的歼15舰载机!都代表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尖端技术水平,事实也在证明我们的航空工业正在向世界领先水平迈进,我们正在逐步缩小与世界航空大国的实力差距!
空军作为现代战争的最具代表性的力量,空军是现代化三军当中成立最晚的一支,许多国家指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有独立的空军出现,但因为空军具有快速反应,高速机动,远程作战和猛烈突击的能力,现代空军不仅能与其他军中实施联合作战,还能独立遂行战役,战略任务,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一直为世界主要军事大国重视,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中东战争中的六日战争,伊拉克战争,最近的利比亚内战!都是空军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扭转了战争的格局!所
以世界航空大国都在不遗余力的发展自己的主力战机!例如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前主力战机F16战斗机视为世界经典战机!我国的歼10战斗机拥有与其类似的气动布局,可见其对航空工业的影响力!现代航空军事处于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世界主要航空大国依靠自身的的航空工业基础,不断积聚工业力量,不断在航空发动机,飞机气动布局,飞机材料,杭电雷达,武器系统,隐身技术,导弹技术方面不断改革创新,特别以美国通用动力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和米高扬设计局为典型代表!
因此,世纪航空工业的大发展对我国和航空工业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经验,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使得我国借以国外尤其是英美航空大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来实现大发展难以实现。我国只能借助俄罗斯的航空工业体系来发展自己的现代航空工业。这也是中国的航空人不断自己进行摸索,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以求在关键技术上不受制于人!针对我国现在面临的这种状况,我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表现!我国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完整航空工业体系的国家,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这是他们无法企及的优势,但是我国的航空技术与航空大国如俄罗斯,美国,法国存在很大的差距,比如在航空发动机,雷达,飞机复合材料,隐身技术,武器系统等方面都有致命的缺陷,还有就是我们的航空工业长期依赖俄罗斯,属于典型的俄式体系,但是俄罗斯的航空工业也存在很大缺陷,比如他的电子技术,武器使用寿命上都与西方大国有较大不同以及差距。所以我们不能过分依赖俄罗斯的航空工业体系,在这一
点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因为我们已开始走的就是自主创新的道路。近年来,我国的航空工业又在雷达技术,武器系统,隐身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航空发动机上,我认为这一致命的短板正在逐渐显现出来。比如我们的歼10战斗机,其发动机是俄制AL-31FN涡扇发动机,由于俄罗斯担心中国对技术进行仿制,对发动机出口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虽然我国自行研制的太行发动机据说也能满足需求,但从实际效果和使用寿命上来看显然是不足以胜任的,因此,一旦我国与他国发生冲突和摩擦,俄罗斯如果切断发动机供应,我国的发动机绝大多数都是从俄罗斯引进,所以在战斗机的生产上就会受制于人!另外在其他飞机技术上,如我们的大飞机技术,虽然近期网上传出运20大飞机试飞的消息,但是从自身实际考虑,我们的技术不是完全胜任大飞机的研制,势必借助外力,而且从运20的技术上来看,它是以伊尔76为基本蓝本设计改进的,与美国的C17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何况C17是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因此我国的航空发展虽有喜人之处,但是也不容太乐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通过对世界各国航空发展和我国的发展现状,我认为,我国还是要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研制道路,另外要结合世界先进航空大国的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突破西方的武器禁运,加强与这些国家的交流,还要深化与俄罗斯的合作。巩固已有的成果,更快的消化现有的技术,加大对航空工业的科研投入!培养更多的航空工业人才,建立与之相应的科研院校和机构,体系,加大人才的培养,逐步完善自己的航空工业体系,力求在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
世界军事航空发展
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启示
姓名:丁玉洁
学号:201100810126
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年级:2011级一班
篇2:探究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对中国专利发展的启示论文
摘要: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增长率放缓和通胀率居高不下并存的状况,同时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而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主要由美国、欧盟、日本和“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构成。而在这些经济体中。美国经济增速缓慢并且出现高额的赤字;欧盟则深陷欧债危机这个无底洞,经济增速缓慢甚至零增长;日本在遭受地震灾害后经济又将面临一个长期的低迷和复苏时期;只有“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发展普遍疲软的环境中勉强快速发展,但仅靠新兴经济体任然难以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赤字欧债危机日本经济灾后复苏金砖四国
当前,处于调整中的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世界经济治理的变革出现了一些新迹象,面临一些难题,这些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哪些启示呢?下面我就对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分析并从中得到一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自从2008年美国爆发由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经济增速缓慢,国家出现高额赤字以及国内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一系列的问题。可见金融危机的危害是有多么的可怕,我不得不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它:“金融危机的力量足以让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瘫痪”。目前美国主要面临的经济问题如下:
(1)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速仅为1.8%,没有达到2.0%的预期水平;同样,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增速仅为
1.3%,也没有达到1.8%的预期水平;第三季度的GDP增速为2.5%,刚好达到了预期的水平。
(2)美国经济尚未走出困境。目前美国的经济虽然在增长,但远没有走出困境;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就业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美国住房价格疲软或下跌,建筑业普遍收缩,经济出现停滞;经济复苏的最大挑战在于就业,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为9.7%,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欧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自欧盟成员国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后,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相继爆发出债务危机,这些国家的债务就像一个无底洞,严重的拖累了欧盟经济的复苏。希腊的债务危机严重挫伤了投资者对欧盟经济的整体信心,致使大量的资金逃离欧元区,同时欧元短期信誉受到影响,新增欧元储备比重骤减,这无疑对欧元区经济复苏是雪上加霜。
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经济三大问题。问题一:内部发展失衡,这被认为是导致希腊出现债务危机的根源。问题二:欧元区双层管理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欧元区的成员国仍掌握有财政、工资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自主权。在行使国内政策的同时,各国步调不一致,结果导致出现问题。问题三:欧元区管理存在巨大漏洞。希腊债务危机之后曝光的希政府为了掩盖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而捏造统计数据丑闻,凸显欧元区对成员国监管严重缺失。
三、日本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经过20世纪90年代这个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不仅未能走出长期萧条的阴影,反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迹象。当前日本经济本身就处于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期,因此其经济发展缓慢,加上此次又受到地震灾害的影响,日本的经济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在21世纪初期,日本的经济前景看不到曙光。
四、世界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发展普遍处于疲软状态,经济发展缺乏强有力的动力。虽然我国经济最近几年发展迅速,但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目前也处于经济下滑期,我国今年预期的GDP增长率将在7.5%左右,这也是我国最近几年来首次放弃GDP增长率保8%的做法。可见,我们必须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得到一些启发,避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恶化。首先,我国应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防止国际上的热钱大量的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这样可以防止高通货膨胀的发生。其次,加强对金融产品特别是一些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准入监管,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最后,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国应该根据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经济政策,做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增速略为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处在合理水平,没有超出预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前景,将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大力量。
10级金融工程1班
篇3:探究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对中国专利发展的启示论文
1.1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全球转移现状
随着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率先向服务型经济转型, 发达国家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 带动了世界经济结构向服务业为主的转变。2004年全球服务业总体规模在28.08万亿美元左右, 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68%[1], 全球服务型经济格局形成并不断巩固[2]。与此同时, 服务业结构发生改变, 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研发及科技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迅速崛起, 在服务业中增加值比重明显提高, 就业比重提高, 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行业发展迅速, 代表着未来产业的发展。如2005年美国的信息、金融、教育培训、专业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产业的总值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 接近服务业产值的一半, 约占美国GDP的32%。其中信息服务业2000年至2005年期间增长32.15%, 是美国GDP增速的2倍多。[2]伴随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向外转移加快, 包括技术性服务、软件开发、芯片设计、建筑设计、数据录入、金融分析及各类研发性工作等, 开始出现成规模地从发达国家向具有智力人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3]比如IBM在2003年将美国本土4730个编程工作岗位转移印度和中国。Oracle已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地区设有两个软件研发中心, 雇有约6000名工程师。HP、埃森哲、美国在线、英诺维厅保险等计划将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印度。Microsoft、HP、Oracle、Lucent等高技术企业已把部分后勤保障和咨询服务部转移到了亚洲。英国汇丰、渣打银行、保诚保险和劳合社等也计划把“电话客服中心”转移到亚洲, 世界银行的会计部门也已经转移到了印度。据麦肯锡公司调查预计, 从2004年开始今后5年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业约1300万个工作岗位中将有200万个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4]据美国信息产业咨询公司加特纳公司 (Gartner) 预测, 到2010年, 发达国家中25%的传统IT工作将转向印度、中国和俄罗斯[5]。
服务业转移加快, 体现在服务业利用外资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上。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4, 而2002年已经上升到60%左右。从流量看, 每年服务业约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2/3[5]。金融、保险、信息、会计、法律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伴随着全球对外投资扩张和增长, 快速进入全球贸易领域, 世界服务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至2005年, 以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类型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37.5%增长到47.8%[6]。服务业跨国投资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又推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步伐。全球软件和信息服务等外包市场正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 2003年达到5.1万亿美元的规模[5], 预计到2010年, 将达到20万亿美元的规模[7]。内容涉及到金融、保险、医疗、人力资源、资产管理、顾客关系和营销等领域。2001年所有计算机离岸服务出口市场规模为320亿美元, 软件服务跨境外包市场平均每年以29.2%的速度增长[8]。全球仅软件项目外包市场每年就有1300亿美元的规模, 印度每年能拿到300亿美元外包项目[9]。
1.2 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全球转移的因素
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转移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20世纪70年代以来, 通讯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起来, 对服务的组织和选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管理与生产中相关服务的分离, 尤其是那些高度成熟和可以标准化的服务[10], 使得远距离提供服务成为可能,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跨国转移成为现实。
第二, 产业分工的细化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和专业化效应[11]。产业分工的细化使企业能够通过第三方购买原来由企业内部提供的服务, 比如将原来由企业内部提供的物流、软件服务、金融服务和管理服务转移到企业外部甚至国外企业去完成, 由此形成和推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转移。
第三, 伴随着制造业的跨国转移。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跨国公司已将制造业大规模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这些转移的制造业需要电信、物流、金融保险、咨询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提供支持。特别是随着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加速向现代制造业前期的研发、设计, 中期的管理、融资和后期的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全过程渗透, 制造业产业链上各环节与服务业出现融合, 进一步推动了伴随制造业转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跨国转移。
第四, 跨国公司为提高国际竞争力转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跨国公司为提高竞争力会将一些非核心服务业务剥离出去。一方面在于此举能够节约生产成本, 包括人员工资、招聘成本等等。据麦肯锡环球研究所估计, 西方公司每向海外转移一美元业务, 能降低成本58美分, 同质同量的服务外包可以平均节省费用65-70%。ITAA的调查报告显示, 美国公司通过外包省下的钱在2003年达到67亿美元[12]。欧洲地区公司采用离岸服务或外包后可降低的成本幅度达到50%-60%。另一方面服务质量能够提高, 通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转移, 跨国公司能以更低廉的成本雇用更高素质的人才, 从而支持更高技术要求的工作, 加快创新或是推出新的应用方案与服务。在一些领域,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也使跨国公司能充分利用各地的不同时差在24小时内连续不间断地提供服务, 缩短开发应用方案所需时间和工作周期, 使企业整体效率大为提高, 国际竞争力增强。
第五, 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加快, 经济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 各国政府不断放开本国金融、民航等各门类服务业的经济管制,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采取了多项开放服务市场的举措, 《服务贸易总协定》、《全球基础电信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和《开放全球金融服务市场协议》等国际性的制度安排加速了各国服务市场开放进程, 极大地推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转移。
1.3 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全球转移的形式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移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形式外包, 即企业把非核心辅助型业务委托给国外其它公司, 比如传统的IT服务外包 (ITO) , 以及新兴的业务流程外包 (BPO) 包括人力资源、采购、财会、客户中心、研发、营销等。2002年全球业务流程外包 (BPO) 收入为1100亿美元[13]。
第二种形式跨国公司业务离岸化, 即跨国公司将一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低成本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建立可控制的离岸中心或海外子公司向第三方提供服务。
第三种形式, 一些与跨国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的服务企业, 比如物流、咨询、信息服务企业为给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国家开展业务提供配套服务而将服务业进行国际转移, 或是服务企业为了开拓东道国市场和开展国际服务贸易而进行服务业国际转移。
此外较少见的形式还有间接外包和交钥匙运营。其实质是企业以价值链管理为基础, 将其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发包、分包或转包给本企业之外的服务提供者, 以提高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跨国生产组织模式。转移的往往是跨国公司的非核心商业流程, 因而与在跨国公司所在母国进行的业务相比较通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
1.4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全球转移的趋势
随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移速度的加快, 其呈现出以下的发展趋势。
第一, 转移的规模日益扩大。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 2003年美国公司向外转移的呼叫中心及数据输入工作达到773.8亿美元, 比2002年增加近800万美元[13]。
第二, 转移的种类越来越多。跨国公司不仅将低端的数据输入、呼叫中心等技术含量低和附加价值低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移出去, 而且随着承接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将金融分析、研发等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移出去。
第三, 参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国家日益增多, 参与程度日益加深。目前向外转移的多为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 随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移规模的扩大和种类增加, 不仅来自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向外转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开始向外转移。同时承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范围也日益扩大, 一些国家除原来已承接的业务外, 进一步承接更多种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一些国家为更深入地参与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中承接更多业务而在其他承接国设立公司或机构。比如印度的软件公司为扩大其承接软件服务的规模在中国设立分公司, 以承接更多相关业务。
2 全球服务生产网络的构成
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附加值日益提高, 促使越来越多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将其服务产业链加以分解, 将服务产业链的一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完成, 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拥有高技术的低廉劳动力资源的优势, 由此形成了以掌握高新技术和市场资源的发达国家服务型跨国公司为核心, 和其他各层级的服务提供商组成的全球服务生产网络 (GSN) (见图1) 。
目前全球服务生产网络中的领导厂商主要由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服务型跨国公司构成, 其来自于国内高度发达的服务市场的经验和方法、日常积累的资源,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逐步确立的公司声誉和形象, 以及丰富的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构成其国际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为更好地在全球配置资源参与国际竞争, 网络中的领导厂商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链的一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其中转移最多的是美国, 约占2/3, 欧洲和日本约占1/3。承接转移最多的是亚洲, 约占全球知识密集型转移业务的45%[5]。目前典型的承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移的国家有7个, 包括来自欧洲的爱尔兰、捷克和来自亚洲的中国、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11]。其中印度、墨西哥、东欧国家分别是亚洲、北美和欧洲承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移的中心。除上述七个典型国家以外, 还有以色列、加勒比、韩国以及东欧的罗马尼亚、匈牙利、爱沙尼亚、俄罗斯和阿根廷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欧洲、美国、日本等国跨国公司转移过来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并各自形成自身的特色领域 (见表1) , 共同构成全球服务生产网络中分散于各地的服务提供商。
资源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得来。
全球服务生产网络中的服务提供商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制造业的承接国承接随之转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制造业转移过来之后, 对制造业提供支持的服务业, 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日益扩大, 全球生产网络中高低层级供应商的职能从生产制造延伸到设计、开发、产品定制化, 甚至R&D等服务环节, 推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随之转移过来, 其中比较典型的承接国有中国和菲律宾等。
另一类在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并未参与过多, 而是直接承接从发达国家转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融入全球服务生产网络, 其中典型的承接国包括印度和爱尔兰等。
这些通过承接转移过来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融入全球服务生产网络的服务提供商所在国家具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 国内拥有一定数量受过良好教育, 具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源, 具有一定的智力人才优势。第二, 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同时, 劳动力成本低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研发和管理工作人员的工资较低, 一般只相当于英国和美国同等职位薪酬的1/10到1/7。[4]在美国IBM公司为一个程序员支付的工资成本大约是每小时56美元, 而在中国只需每小时12.5美元[3]。第三, 这些国家国内的基础设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得到改善, 商业基础环境良好, 技术条件日益成熟, 为其服务能力提供了物质条件, 能够针对领导厂商的要求快速应对。
3 全球服务生产网络的特征
由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服务型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服务提供商构成的全球服务生产网络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由于服务行业自身的特性, 服务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的提供商, 由此决定着发达国家服务型跨国公司向外转移服务生产链的环节时中间的中介尽可能少。全球服务生产网络不像制造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中, 领导厂商向高层级供应商转移一部分制造环节的业务后, 高层级供应商又可以将业务进一步分解转移到低层级供应商处。而全球服务生产网络中由于服务行业的特性, 领导厂商一般直接将业务流程转移到服务提供商处, 而较少出现由中间环节进行的多次转移, 否则成本反而过高, 甚至可能影响服务质量。
第二, 全球服务生产网络中从领导厂商转移到各地服务提供商的服务业种类繁多, 涉及的领域广, 并且不断有新的种类服务业涉及其中。转移的服务业有后勤、财务、寻呼中心、研究开发、软件设计、经营管理、金融财务分析、办公支持、售后服务、集成电路的设计、工程、样本制作、测试、医学诊断等。其中既有较低端的附加价值较低的后勤、寻呼中心等, 也有较高端的附加价值较高的软件开发、纳米技术研究和研究开发中心等等。既有为制造业提供支持的生产性服务业, 也有单纯的服务业价值链条的转移, 涉及的产业包括微电子、生物技术、医药、化学和咨询行业、金融业以及软件产业、创意产业等等。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和服务业的成长, 不断有新的种类服务业被转移出去。比如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在新药开发过程中开展外部采办业务。2003年全球制药公司新药研究工作的外部采办业务价值高达20多亿美元, 辉瑞、默克、诺华、礼来、百时美施贵宝等大型制药企业属于最大客户, 占据份额约为25%。美国制药行业每年在药物生产、调配和包装方面的外部采办业务规模约为145亿美元。除了美国的专业技术公司, 如千年制药、Pharmacopeia Drug Discovery、Albany Molecular Research承接业务外, 印度和中国的一些公司也参与其中。比如印度的Shanthan生物技术公司除了开发自己的新药以外, 还为德国默克KgaA公司在美国的一家附属企业Calbiochem公司制造酶类产品, 中国上海睿星基因技术公司也获得了来自美国和日本客户的订单。近年来, 大型制药企业还通过合同形式将新药临床试验的管理权外包给一些专业公司如Covance Pharmaceutical Product Development等等。[14]
第三, 各地服务提供商承接的服务链环节各有不同, 承接的来源国也各有侧重。比如印度主要从事软件开发、呼叫中心、工程及设计、后台运作及数据输入等服务, 中国主要从事数据处理、软件外包等服务, 爱尔兰主要从事软件业, 以色列主要从事软件业并作为一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选址地, 菲律宾主要作为呼叫中心并提供动画制作服务、数据输入和医学影像处理服务, 马来西亚提供后台运作服务和客户服务。
第四, 全球服务生产网络中分散与集中并存。全球服务生产网络中涉及到的服务业在转移过程中呈现出高端服务业仍然较集中, 而低端的服务业则较为分散的特征。对信息产业的研究表明, 核心的研究和最初的产品开发高度集中于公司总部, 如英特尔将芯片设计等关键技术一直留在美国总部, 其他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广泛分散。[15]软件设计和工程行业中的高端业务高度集中在美国和欧洲等国, 而相对低端的高度松散的数据处理、软件编码、软件测试等业务则分散于中国、菲律宾、印度、越南、匈牙利和加勒比群岛地区等处。
第五, 网络中的各层级在网络中的地位、权力和获取的利润等方面存在着非对称性。网络领导厂商控制着网络资源, 决定转移出去的服务链环节以及转移的国家, 与此相适应, 领导厂商通过其在网络中的控制地位和保留下来的高附加值环节工作获取到较高的利润。分散于各地的服务提供商则只能被动地接受转移过来的服务业环节, 从事较低附加值环节的工作, 在与其他低成本服务承接国的激烈竞争中赚取微薄的利润。
第六, 知识是联系起网络领导厂商和各地服务提供商的黏合剂。领导厂商在转移服务业流程时同时需要将相应的知识转移到各地区的服务提供商处, 一旦服务提供商升级了自身能力, 则会刺激领导厂商进一步转移更加复杂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服务业务, 知识的共享成为推动网络运作和发展的必要的黏合剂。由于服务行业的特性, 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 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的转移。特别是在领导厂商和服务提供商组成团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时, 相互之间更是需要实时交换信息, 共享技术和知识。
4 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随着服务业价值链环节的转移, 特别是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基础性研发等智力含量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转移, 承接转移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融入全球服务生产网络, 享受到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带来的好处。转移过来的服务业虽然在全球价值链中属于技术层次较低的工作, 但仍高于当地企业的水平, 并且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相对比较优势, 能高效率地使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16]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转移, 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从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的, 增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 提升了产业结构。承接外包服务, 可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研究表明, 美国潜在的服务外包将给承接服务的国家创造高达1400万个就业岗位, 仅在金融服务业, 服务外包给东道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将有200万个。[8]服务外包也可以扩大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 改变国际服务贸易中发达国家长期处于顺差的局面。此外, 通过承接转移过来的服务业进入全球服务生产网络, 可以借助发达国家服务型跨国公司的营销网络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同时随着领导厂商将全球研发作为重要战略, 在各地设置R&D中心的趋势明显。比如美国SUN公司拟将50%以上的研发放在硅谷之外, 在爱尔兰、印度等地建立了主要的技术中心, [17]英特尔、微软等公司纷纷开展全球研发, 在具有人力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设立R&D中心, 带动了当地技术水平的提高, 增强其自主创新能力, 部分发展中国家能够借此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全球转移引发了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调整, 带来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在考察全球产业转移的现状后, 建立全球服务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 分析了全球服务生产网络的主要构成和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提出发展中国家可通过融入网络实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篇4:探究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对中国专利发展的启示论文
韩国原来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耕地面积稀少的落后农业国,科学技术几乎是一片空白,却一跃而跻身于“亚洲四小龙”的行列,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瑞士国际经营开发院发表的《2005年世界竞争力年鉴》,2004年韩国技术竞争力和科学竞争力分别居世界第2位和第15位。韩国在科技上突飞猛进的发展,源于其高效的科技发展战略及创新管理体系。自上世纪60年代初韩国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口号以来,历经几十年的发展,韩国已初步建立了以企业为研发主体,国家承担基础、先导、公益研究和战略储备技术开发,大学从事基础研究,产学研结合并有健全法制保障的国家创新体系。韩国在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诸多国家产业发展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产业发展战略。
一、韩国民生科技发展战略
1韩“科技立国”战略的民生导向
1982年,韩国总统金斗焕在主持召开韩国“第一次科学技术振兴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口号,从此掀开了韩国“科技立国”战略的序幕。为落实“科技立国”战略,韩国政府先后颁布的一些科技发展计划中,例如“生命科学发展基本计划”、“下一代增长动力产业技术发展计划”、“国家研发计划”、“21世纪前沿研发计划”等,其中与民生科技相关的生物技术、环保和新能源等领域在国家战略层面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i994年,韩国科技部颁布实施“生物技术2000”计划,为期14年,7部委联合投资200亿美元,用于提升韩国生物技术水平。自2002年起,“生命科学发展基本计划”(1994~2007年)的实施,重点研究探明疾病原因和开发治疗技术所需遗传基因组学、蛋白组织学、干细胞、脑科学、生物信息学等源泉技术。另据有关媒体报道,在韩国科技部的一份文件中,生物技术作为“能提高工业竞争力”的基础性资源,位列关系韩国21世纪发展的六大战略技术之内。2004年,韩国政府投资4049亿韩元开发48个新一代战略产业的141个课题,其中包括智能机器人、未来型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移动通信、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等,80%以上的课题都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2韩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民生导向
2001年,韩国政府出台了进入新世纪后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2—2006年)》,对信息技术、生命工程、纳米技术、宇宙航空技术、环境工程、文化技术等领域进行重点科技攻关。2002年11月,韩国科技部完成了“国家技术地图”的制定,其中确定的重点应用技术领域包括知识与信息化、生命与健康、环境与能源、新的基础产业、国家安全与提高国际地位等5个方面,并选择了49个战略产品和99个技术项目,具体包括光通信技术、数字广播、智能网络、信息家电、新的交通管理系统等。2007年,韩国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8-2012年》,提出的目标是2012年韩国成为世界第5大科技强国。在该项计划中,民生主题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计划针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确定了太阳能电池、氢燃料电池、风能和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4个优先发展领域。此外,韩国政府还将积极推动智能电网、LED、绿色软件的开发。
3《韩国2025年构想》的民生导向
2000年6月,经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批准,韩国科技部公布了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韩国2025年构想》,规划中提出的重点领域有:信息技术(IT)、材料科学、生命科学、机械电子学、能源与环境科学。其远景目标是:到2015年,韩国要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研究中心:到2025年,韩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要达到世界第7位。在生命和医药科学领域,核心技术的发展也能确保全球的竞争力。为此,韩国于2010年实施了一项战略性计划,以开发帮助老年人的核心技术,建设一个有助于老年社会产业发展的数据库。为实现未来经济增长,韩国政府还将加大力度支援新产业技术的开发,其中包括智能型机器人、新材料、纳米融合、文化产业与生物医疗等。近年又启动了定名为“十大新一代成长动力”的科技发展工程,重点发展数码广播、智能型机器人等十大高新技术产业。
4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可再生能源战略
2011年10月,虽然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韩国经济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政府仍决定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开发计划。韩国总统直属的绿色增长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可再生能源化挑战为机遇》的绿色产业支援方案,指出到2015年,韩国的可再生能源研发规模将是2011年的两倍。韩国政府还将投入大量资金积极应对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的重组,大幅扩大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绿色产业的出口金融支援规模,到2012年底,支援规模将达到10.5万亿韩元。此外,韩国政府计划至2015年共投资40万亿韩元(约合360亿美元)用于发展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以推动韩国成为全球前五大再生能源强国。
二、韩国民生科技政策支持体系
1多部门合作的科技管理体制
为推动国家科技战略政策的落实,韩国政府通过国家科技管理机构的改革与调整,成立了由总统任委员长的国家科技委员会为宏观科技决策机构,科技部、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商务、产业和能源部、文化观光部等许多部门不同程度地参与科技政策计划,并密切配合的国家科技管理体系。虽然李明博政府取消“科技副总理制”,甚至连科技部也撤销,但原来科技部的许多创新职能已分解落实到其他各部,如调整后将科技部的产业技术研发政策、产业资源部门的产业和能源政策、情报通信部的IT产业政策合并扩大为“知识经济部”,促进不同经济产业的融合,催生新的产业,以达到更有效地指导科技创新产业化运作的目的。
此外,韩国政府还对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将原属政府各部门管理的43个政府资助研究机构从主管部门分离出来,划归为产业科技研究会、公益科技研究会、基础科技研究会、经济和社会研究会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5个研究会管理,统一隶属国务总理室。自1982年开始,每年每季度都要召开一次由政府各部负责人、科技界、企业界代表参加的科技振兴扩大会议,检查全国科技发展情况。在韩国政府多部门合作管理体制的主导下,使得有限的科技资源得到合理地配置,形成了巨大的合力。
2不断增加的民生科技投入
韩国历届政府都把增加研究开发投资看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措施,逐年增加投入。近十年来,韩国每年的研究开发支出以10%的速度递增。据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在对2011年韩国政府研究开发预算规模和民间企业的投资计划进行调查后发现,整个投资规模为52.5万亿韩元,与2010年的47.2万亿韩元相比,2011年的投资规模增长了11.2%。韩国总统李明博曾承诺,截至2012年,将研究开发投资规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扩大至5%,达到160亿美元,还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发展为“大脑研究领域的全球第七大国”。此外,为激励科技精英进行研究开发,韩国政府投入大量财政经费设立了诸多奖项,其中主要有;国家最佳科学家评选委员会颁发的“最佳科学家”奖、由韩国科技部颁发的被誉为“国内科学界诺贝尔奖”的“韩国科学奖”、总统颁发的“总统奖”、“韩国科技大奖”、“青年科学奖”和“蒋英实奖”等,其中获得“最佳科学家”奖的科学家可获得政府30亿韩元(约合3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
3相对优惠的民生科技政策
韩国民生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研发以致用”。韩国非常重视社会科技服务体系、科技中介机构、技术交易所的建立与运转,通过新技术推广会、展览会、洽谈会的举办,使民生科技成果有了迅速转化的渠道。韩国政府创立的“创业保育中心”、以技术股为主的高斯达克股市以及相关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都使韩国的科技创新之路越走越宽。韩国从1993年开始实施科研成果转让新措施,规定成果接受方只需支付成果开发费用的50%,另外50%由政府支付。这一措施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推广科研成果的积极性,加快了成果转化的速度。此外,韩国制定的有关科技的法律很多,主要有《科技振兴法》、《技术开发促进法》、《技术开发投资促进法》等。韩国的民生科技创新实行全社会经营战略,从总统到平民都要关心科技发展,形成创新科技的社会氛围。韩国依法对民生科技实行统一管理,有效地发挥了国家在民生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避免了乱上项目和乱拉投资的现象。韩国对民生科技研究实行集中咨询和审议的体制,根据市场需要确定研发项目,集中力量研发对国家经济拉动作用大和市场潜力大的科学技术,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对我国民生科技发展的启示
1强化民生科技导向的发展战略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与科技发展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韩国政府适时地出台了一系列明确的民生科技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诸如“科技立国”战略、《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和《韩国2025年构想》等,引领整个社会的民生科技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处在“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急需我国适当借鉴韩国制定相关发展战略强调民生科技导向的经验,联系实际制定出强有力的民生科技发展战略。
2完善民生科技发展的政策环境
韩国政府在民生科技发展方面,出台了一套完整的法规体系,规范了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对民生科技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在民生科技方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民生科技的意见》,这是推动民生科技进步的规范性文件,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制订民生科技发展方针、政策和法规的基本依据。因为我国区域科技发展不均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更应该根据当地民生科技发展实际,不断完善民生科技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强对民生科技创新发展的企业支持和引导,促使企业自觉成为民生科技创新投入和研发的主体,从而带动整个民生科技产业的发展。
3优化民生科技发展的投入机制
篇5:探究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对中国专利发展的启示论文
汤光伟
[摘要]我国的职业教育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政府重视,法制护航,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保障;树立终身教育观念,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相互衔接,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服务全体社会成员,培养学生职业技能,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推动校企合作,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经验 职业教育 发展 启示
[作者简介] 汤光伟(1976-),男,湖北孝感人,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部教研员,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职业教育发展及考试理论研究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我国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技术工人中,初级工所占比例为60%,中级工比例为35%,高级工比例仅为5%;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通常要超过35%。数据表明,国内劳动市场大量缺乏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水平的技工,我国的职业教育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世界各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
(一)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美国把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振兴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1991年,美国实施《帕金斯职业和应用技术教育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每年向州政府和地方职业培训计划投资16亿美元,其中9.4亿用于贫困和有特殊需要的学生。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融合法案”,倡导“以工作求自立”的理念,注重就业和失业人员的再培训工作。目前,每年用于就业培训的政府拨款达60亿美元,支持220万人免费参加各种各样的职业培训。
韩国政府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采取多种优惠措施,鼓励、支持职教发展:政府对职业高中的财政拨款和奖励多于普通高中;鼓励、提高高中阶段职校学生的比例,职高学费较普高低,职高学生奖学金额高于普高;职高学生报考同专业、同学科专门大学(相当于我国高职院校),可优先录取;优秀学生可免试入学;优先推荐职高毕业生就业,就业后即获熟练工人证书。为协调教育与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政策,2001年1月,韩国将教育部改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并由一位副总理统管,推动了职业教育的优先发展。
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新加坡建立了一系列专门指导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政府机构,不断完善和改进职业教育的行政领导,如1965成立了成人教育促进局,1972年设立国家生产力局,1973年设立工业训练局,主要负责职业专科学校和26个技能发展委员会。1979年成立工艺与训练局,下设15个训练学院,27所培训中心,并领导各行业、社团举办的培训中心。1992年,建立工艺教育学院,管理10所工艺教育学院。至此,职业院校完成了一元化领导的改革,大学和高职统一归教育部管理,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加强法制建设,为职业教育的发展保驾护航。
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颁布了历史上的第一部职业教育法案——《莫雷尔赠地法案》,首次认可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并使之正式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又通过了《史密斯休士法》、《乔治——埃尔法)、《国防职业教育法案》、《职业教育法》、《职业前途教育)(生计教育)等。1982年联邦政府又制订颁布了《职业培训合作法》。这一系列法规、法令对职业教育的体制、经费、地位、形式都作了详尽而明确的规定,使得美国职业教育的实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德国在1869年颁布了《强迫职业补习教育法》,1889年又颁布了《工业法典》,以法律的条文规定企业学徒培训必须与职业学校教育结合。1969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正式把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确定下来。1981年制订了《职业教育促进法》,对双元制职业教育作了进一步修订,以提高职业教育立法的适应性。
挪威于2003年5月通过并于当年秋季生效的关于高中后非高等教育的《高级职业学校法》,为短期(5个月至2年)、专门性强并具有职业或行业特殊性的职业教育颁发国家承认的培训证书;允许参加培训的学生申请国家贷款;所有国有或私人教育机构均可根据实际在校生数申请国家教育经费资助。该法有利于建立对职业教育及其机构的国家认可体系,提高其声誉和吸引力。
(三)摆脱终结性色彩,明确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建立在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终身教育理念的基础之上,办学重点是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形成了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的良好机制。其职业教育教学完全按照行业规范来进行,贴近实际,并且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办学方向和课程设置,紧跟经济发展步伐,参加培训的人员、地点、学习方式、学习内容都很灵活,从而造就了澳大利亚独特的终身教育体系。
日本政府于1978年5月颁布的《部分修改职业训练法的法律》,明确提出终身职业训练及终身技能评价是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后来又制定了《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生涯学习振兴法》。目前,日本已组建了包括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中心、职业设计指导中心以及地方职业能力开发综合中心在内的,面向21世纪的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体系。
1971年,美国联邦教育总署署长P.Marland的积极倡导在全美范围内推行实施终身化的职业教育——生计教育。旨在对全体学生进行生计意识、生计探索、生计准备和生计定向等内容的持续性教育,目的是帮助人们从幼儿园到成年获得全部生涯的谋生技能,并形成个人生活方式。生计教育是一种终身意义的职业教育,得到了美国联邦政府及美国职业协会等组织的广泛支持。
(四)降低入学门槛,使职业教育与培训面向社会所有成员。美国职业院校实行开放性招生,招生对象是最大范围的适龄公民,招生方式是口试、笔试、推荐并举,招生内容强调能力、兴趣、个性。其社区学院录取所有居住在学院所在地区的持有中学毕业证书的学生,或中学未毕业,但通过了州中学最低水平测验的学生,以及年龄在18岁以上的本地区的任何公民。
加拿大建立了学院制度,每个学院划分一个区域招生,学生就近入学。招生采用申请入学的方法,一年三个学期三次招生。凡是区域内的公民都有资格申请入学。韩国举办的初级职业学院实行“低门槛”招生,所有具有高中学历的青年、通过国家资格认证的技师以及符合国家规定工作年限的工人,都有继续学习的机会。
我国台湾职业院校在入学方案上做到了多元化,除原有的四技二专联考外,积极推行像学校推荐、申请入学、行业推荐甄试等多元入学方式,使公民有随时返校进修学习的机会。为了方便在职人员入学,依据其职业证照及毕业后工作年限的不同,享有不同的加分优待。如丙级证照在专业科目总分的基础上加上总分的5%,乙级证照加10%,甲级证照加15%;就毕业后工作年限的长短而言,毕业两年以内的不加分,毕业三年,在总分的基础上加分3%,毕业四年加4%,以此类推,毕业年限最高加分无上限,为在职人员入学打通了“绿色通道”。
(五)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强调实用性,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德国职业教育采取“双元制”模式。“双元制”是一种国家立法支持、校企合作共建的办学制度。“一元”是指职业学校,主要职能是传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一元”是指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主要职能是让学生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这种教学模式针对性强,注重促进学生专业理论与职业实践相结合,强化学生的技能培养。
奥地利职业教育对于技术性专业,主要采取了“双元制”模式,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可以在工厂、车间实习,能够迅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对于商业经贸专业,主要采取了“模拟公司”模式,即在虚拟的市场环境下,让学生在模拟的商务公司——“模拟公司”内参与商务活动,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锻炼和提高能力的实习环境,通过实践来实现教育教学原理,培养学生的能力。
新加坡在借鉴德国双元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工厂”的新教学模式,把教学和工厂紧 密结合起来,把学校按工厂模式办,把工厂按学校模式办,给学生一个工厂的生产环境,让学生通过生产,学到实际知识和技能。“教学工厂”的教学计划根据工业发展的需要制定,强调实用性。
(六)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等相互衔接与沟通,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澳大利亚为十年制义务教育之后的教育与培训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证书、文凭与学位框架、与工作岗位相对应的教育和培训证书体系,各类证书文凭之间可实现“等值换算”:证书Ⅰ——半技术工人,证书Ⅱ——高级操作员/服务性工人,证书Ⅲ——技术工人,证书 Ⅳ——高级技术工人/监工;普通文凭——专业辅助人员/技术员,高级文凭——专业辅助人员/管理人员;第一学位——专业人员/经理;高级学位——高级专业人员/经理,而且,低一级与高一级证书(文凭、学位)之间建有衔接关系:学生在取得证书Ⅰ之后,再学习几个模块,即可取得证书Ⅱ;余者类推。这种统一的证书制度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相沟通,使就业前教育与就业后教育相联系,使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体系有机的组成部分。
新加坡建立了立交桥式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仅上下衔接,也可左右沟通:中学后直接学习技术员文凭课程并获得技术员或技师文凭者可向上通往本科大学接受二或三年的大学教育,最后获取大学文凭或学位;职业教育的较低层次可以通向较高层次,即技术工人获得文凭后可以进入高一层次的学校组织继续攻读技术员或技师文凭,还可以此为“桥”进入本科大学;普通高中教育毕业者除主要向上直接进入本科大学外,也可以横向进入中学后职教机构接受技术员教育与培训,并可以此为“桥”进入大学,还可以进入非本科大学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接受大学本科课程的学习,获取文凭。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三级技工证书、一年或二年的职业训练证书、汇智课程毕业证书都相当于初中毕业证书;获得国家二级技工证书、工人技术师证书的相当于高中毕业水平;获得一级技工证书的相当于大学毕业水平”,各证书之间可以互相衔接,有效地促进了新加坡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奥地利建立了职教与普教的等值机制,1997年,参议院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从1998年起,凡是接受正规的企业职业教育、学校职业教育和职教机构培训的学生,在通过一种新的考试以后,可获得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资格证书,正式承认职业教育授予的知识、技能与学校教育授 予的具有平等的地位。
(七)进门难,要求严,待遇高,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资的规范化,对其任职资格有严格要求,例如,美国几个州明文规定,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取得学士学位并有相关领域1-2年实际工作经验的优秀者,才能颁发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德国要求职业教育教师必须受过高等教育,有5年以上工龄,掌握教育和心理科学,且经过国家的专门考试取得合格证书。瑞士规定职业学校教师必须具有4年的学徒经历,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毕业,3年以上工程师实践经验,再到职业教育学院进修为期一年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通过者方可任教。
为稳定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发达国家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一般有着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与比较丰厚的待遇,如日本,教师的报酬比一般的公务员高15%,工资原则上一年提升一级;德国的职业学校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其工资为中级教师最高级,每两年增加一次。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学院师资采用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方式,专职教师占教师总数的1/3,兼职教师占2/3。兼职教师来源于企业生产、服务行业第一线,有利于将企业的最新技术和技能及时传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将最新的技术或技能学到手,以保证知识和技能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职业学院的教师全部从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招聘,一般至少有 3-5年行业专业工作的经验。应聘教师同时也是专业协会的成员,参加专业协会的活动,接受新的专业知识、技能和信息,成为既能教授理论课,又能指导学生实训的双师型教师。
(八)推进职业学校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使校企互相支援,共同受益。
韩国于1967年颁布《职业训练法》,1976年公布《职业训练基本法》,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提倡社会兴办职教,实行民间兴办、财团自办、政府扶持的多元办学体制。政府还规定企业必须进行职业教育,凡员工在1000人以上的企业都要负责进行员工的在职培训,1000人以下须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0.75%向国家交雇用保险金。同时,政府大力推动职业学校与企业密切联系,把产学合作作为职教发展的战略措施之一,将“产学合作”写入《产业教育振兴法》,使之法制化。这项法令规定,产业要积极协助学生现场实习,职业学校学生现场实习要义务化。成立由学校、产业界、地方自治团体、民间代表参加的“产学合作教育协议 会”,计划指导和协调该地区“产学合作”。为加强职业学校与企业的联系,1994年韩国职业学校实施了“2+1制”,即学生前两年在学校接受职业教育,第三年则在企业接受为期一年的现场实习培训。
在德国,政府出面干预,使产学合作制度化,使学校和企业相互支援、共同受益。一方面,企业要按给予学校的财力支援比例来分享教育成果;另一方面,学校要通过培养企业所需人才,来接受企业的资金援助。同时,政府设立“产业合作委员会”,对企业和学校双方进行控制和监督,对与学校合作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偿。对不依靠大学培养人才的企业则增加一定的税金,并公开因教育水平低而不能满足企业需要的学校名单,减少或停止对其的财政支持,以此来促进企业与学校间的相互合作。
奥地利企业界为保证职工素质与技术发展的同步,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如:企业派遣高级技术人员参与职业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指导,以保证企业中最新应用的前沿技术能及时与学校沟通;企业承担“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学生费用;企业派学生到各高级职业学校进修,也可以通过这种业余进修获得学历。
二、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重视,法制护航,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普遍存在重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的倾向,与普通教育文凭证书相比,职业教育文凭证书显得缺乏“含金量”,职业教育有低人一等之嫌,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状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应从政策上向职业教育倾斜,采取多种措施扶持职业教育:加大经费投入,职业院校免收或少收学费,给职校学生专项补贴;明确规定中、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中职业院校招生比例不低于50%;强化劳动准入制度,使“先培训,后就业,未经培训不得就业”成为一种制度;成立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评审机构,规范管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并通过立法保证职业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保障。
(二)树立终身教育观念,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相互衔接,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地位相差悬殊,普通教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且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沟通渠道,又进一步加剧了普教职教的不平衡发展。在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未能得到根本改变之前,我们应该努力让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衔接,以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程度,这种衔接一是指学习途径的衔接,应该在普通院校与职业院校之间建立“立交桥”,让普通院校的学生有途径进入职业院校学习,职业院校的学生也有到普通院校深造的机会。二是指文凭证书的衔接,要建立职业教育证书与普通教育证书“等值”“换算”的渠道,让职业教育证书可对应享有普通教育证书的同等效力。如,法律可明文规定,技术工人享受专业技术人员同等待遇,中、高级职业技能证书等同于中、高级专业技术证书,具有大专、本科毕业证书同等效力;优秀技术工人、高级技工、国家职业技能大赛获奖者等可免试到相关高校学习深造;高等职业教育毕业证书享有与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相同的效力,在考研、考公务员、评职称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等。
(三)服务全体社会成员,培养学生职业技能,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
现代职业教育的新理念认为,职业教育是面向全民的教育 让所有的人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准备就业,是人的基本权利。在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在招生上可以实行初中毕业生就近申请入学,社会在职人员随时报名参加培训的办法。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资源目前还比较有限,暂时还不能普遍实行免试申请入学的方式,必须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合格人才进入高等职业学校,考试应该坚持“职业技能考查为主,文化基础考试为辅”的原则,同时为社会在职人员进入高职院校学习深造开辟“绿色通道”,社会在职人员只要具备相当水平的职业技能,就可以申请进入高职院校学习,如具备中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者是工作10年以上、参加中职职业培训且表现突出,或者是在县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等,入学资格可以多元化,学习方式也可多种多样,高职院校不得无故拒绝符合条件的社会在职人员入学。
同时,要大力深化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职业院校应该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课程学习应实行职业实践、动手操作为主,基础理论课为辅,要重视实践和实训环节教学,鼓励、引导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和实践能力。
(四)推动校企合作,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
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离开企业的参与,要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主导下,建立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教学、管理与评估的渠道,让企业与职业院校形成“互动”,实现“双赢”。应以企业的需要为主导制定新型的职业资格标准,有效地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与就业方式的变化,督促职业院校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企业对高质量劳动者和技术人才的需求,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职业院校应该充分利用企业资源,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职业院校可实行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合的新型教师培养机制:一是“引进来”,面向企业聘用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学校兼任专业课教师或实习指导教师;二是“走出去”,建立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专业教师每两年必须有两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熟悉企业生产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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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探究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对中国专利发展的启示论文
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走访调研,以二战后历届男篮世锦赛、奥运会男篮比赛获得奖牌的国家为研究对象,站在历史的角度探究世界男子篮球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实力分布等级体系以及空间组合结构,并对一定时空范围内区域单位稳定优势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男篮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世界男篮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分析
1.1 空间演变特征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篮球运动水平的高低,不能靠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而要看它们在国际赛事中的比赛成绩[1]。本研究为了更客观地揭示区域竞技实力特征,按照国际体育积分统计惯例,将金牌、银牌、铜牌按照5、3、1换算成相应积分。统计得出,共有21个国家获得积分(如表1所示),积分均值为16.1,总体标准差为27.9,表现出较大的离散性,为非正态分布数据。
在量化的基础上,本研究根据所得分值,运用系统聚类的Q型聚类法将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各国家(地区)所属类别,得出如下结果:美国优势明显,属第一层次;苏联、南斯拉夫表现优异,属第二层次;巴西、阿根廷、西班牙为第三层次;俄罗斯、意大利、法国等15个国家(地区)为第四层次。
本研究以历届男篮世锦赛和奥运会比赛获奖成绩转换积分作为划分区域的指标,在系统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将得出的四层类别分别命名为强势区域(简称强域,下同)、优势区域(优域)、良势区域(良域)和中间区域(中域)(见表),将没有获得分值的其他国家(地区)作为一个区域,命名为弱势区域(弱域)。
注:因历史原因,将1992年之后的南斯拉夫统称为塞黑,下同。
强域是世界男篮分布的重心,对世界男篮的发展贡献最大;优、良域具备较好的篮球基础,对强域霸主地位产生冲击;中域在某个时期偶尔会打破格局的有序性;弱域一直以来在实力演变中担任配角。
空间分布特征如下:
(1)在实力演变上呈“二元对立”态势。在世界男篮实力纷争的舞台上,欧洲和美洲是两大主角。在16届男篮世锦赛与18届奥运会比赛中,仅有21个国家获得过奖牌,其中有20个是欧美国家。在积分上,欧洲国家由于在数量上的优势占据着世界男篮的半壁江山,美洲国家则占据了另一半。
(2)在国家分布上呈“七国垄断”格局。仅美国、苏联、南斯拉夫、巴西、阿根廷、西班牙、塞黑7个国家就获得了历届男篮世锦赛和奥运会比赛中100%的金牌,并且集中了76.5%的奖牌数量,在积分统计上更是占据了85.6%的比值。
(3)在地理版图上呈“大、小弧形”分布。若将东欧的立陶宛、俄罗斯,中北美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古巴,南美的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在地理版图上连接起来则构成一个大弧形;若将沿地中海北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塞黑、希腊、土耳其连接起来则构成一个小弧形。这大、小两个弧形区域基本代表了世界男篮发展的重心。
1.2 时间演变特征
本研究采用Fisher最优分割法选择特征时间节点,将世界男篮实力格局演化走势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6-1967年,世界男篮发展呈“单极扩散”态势。在此期间美国取得了7金、2银的成绩,无人能与之匹敌。然而,一方独大并不能掩盖世界男篮发展的扩散性趋势。从篮球发明45年后的首次登上奥运舞台,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男篮逐步向北美洲的其他国家、南美洲、欧洲、亚洲等区域扩散,世界篮球运动迅速普及和发展。
第二阶段:1968-1992年,世界男篮发展呈“三核收拢”态势。随着南斯拉夫和苏联篮球竞技水平的显著提升,世界男篮实力演化结构逐步向三极靠拢,最终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三足鼎立格局。同时,以南斯拉夫、西班牙、意大利为代表的沿地中海北岸弧状地带初步成形,而南美洲和亚洲则纷纷收缩、结构弱化,从而导致与第一阶段相比,同样的25年间世界男篮获得奖牌的地域从4大洲11个国家演变为3大洲7个国家,呈现出显著的集聚性特征。
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世界男篮发展呈“单核收拢、多元成长”态势。从1992年奥运会开始,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出现在奥运赛场上,美国共取得7金、3铜的成绩。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再次使美国的霸主地位得到凸显,冷战时期的三强结构重新演化为单核结构,虽然阿根廷、西班牙等国家在短时间内对世界格局形成冲击,但从整体来看,美国男篮仍然无人望其项背。
2 启示
2.1“成熟的对外交流机制”是区域单位优势形成的必要条件
一百多年来,世界男篮的快速发展,靠的是信息、资源、人才交流。交流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事物升华的完善途径。在全球大融合的今天,交流更是显得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重要。篮球竞技实力体现的表象是赛场上的胜负,实质却缘于区域单位背后信息、资源、人才等的差异。只有充分认清这种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才能有效提高区域单位的竞技实力,最好的途径是对外交流。
2.2“合理的内部运行体制”是区域单位优势形成的制胜法宝
纵观整个世界男篮格局演变过程,区域单位体制调整的合理运行是篮球运动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合理体制需要稳定的外在环境、稳固的中间保障和畅通的内部流动三个条件的支撑。这里的外在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人文、世界篮球发展情况等;中间保障主要是指体制、物质及资源保障;内部流动主要是指选材、育才及成才环节。其中,内部流动环节是关键,只有打通三个环节的壁垒才能加快整个区域单位内篮球运动的发展。
从微观上讲,区域单位优势的形成离不开如下三个要素:1)内部组织单位的发展水平,即稳定而强大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支持是单位优势形成的基本保障;2)篮球作为一个集体项目,需要球场内外个人之间的战术及技术融合才能发挥出团队的力量;3)个人是参与竞赛形式、获取比赛成绩的基本单元,其所具备的身心素质、战术素养或谋略运筹能力均能直接影响到比赛结果。
摘要:站在时空角度,在深入分析世界男篮发展脉络特征的基础上,探寻适合中国男篮自身特色的发展之道。采用文献查阅、数理统计、调查访问等方法,对二战后历届男篮奥运会和世锦赛成绩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得出:1)世界男篮格局空间演变特征是:在实力演变上呈“二元对立”态势、在国家分布上呈“七国垄断”格局、在地理版图上呈“大、小弧形”分布;2)世界男篮格局时间演变特征是:1936-1967年呈“单极扩散”态势、1968-1992年呈“三核收拢”态势、1994年至今呈“单核收拢、多元成长”态势;3)成熟的对外交流机制和合理的内部运行体制是区域单位优势形成的两大主因。
关键词:时空格局,演变特征,中国,男篮
参考文献
[1]陈强.世界篮球运动格局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D].河南大学,2007.
[2]赵世飞.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论推动篮球运动演变的因素[D].山东师范大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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