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平等(精选十篇)
收入分配不平等 篇1
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 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得以明显提升。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 而同时又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扩大的情况下, 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联系有重要的意义。
Gregorio & Lee的研究表明, 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缩减效应, 并且教育分配的平等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白雪梅借鉴Gregorio & Lee中的计量模型所含参数, 运用中国各省的平均数据, 对中国1982-2000年的教育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做了时序的检验, 其主要结论是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在我国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与国外多数研究的结论相同, 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正相关。
2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2.1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它是投资于人身上而形成的既可以满足眼前消费更可以带来未来收益的资本, 表现为劳动者身上蕴涵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投资, 其中主要是教育投资, 使劳动者具有不同的技能, 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是有差别的, 有差别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不同的供求关系, 因而价格也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改变自身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利地位。
虽然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 但是由于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 那些能够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来自中高收入的家庭。在现代经济中, 教育是一种需要个人支付成本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 又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该产品所提供的产品收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 是可分的, 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 但其收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社会公众享有, 是不可分的, 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性。就教育而言, 一方面, 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比没有或少受教育的人能多获益, 表现在就业、晋升和高薪方面, 这部分利益是可分的。另一方面, 一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越多, 对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教育对形成和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从而使整个民族受益, 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部分收益是不可分的。因此, 教育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 也具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 属准公共产品。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来源可以是父母、亲戚朋友的赠与、社会和政府的赞助等, 但这些资金来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配给性, 还必须寻找其他资金来源,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借贷。但由于种种原因, 教育借贷者所面临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提高了教育借贷者的借贷利率和教育成本, 使教育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失衡将导致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 或者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者或是受较多教育者, 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强的配置能力, 他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 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样, 教育就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教育体制不完善, 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能够完成各阶段正规教育的很少, 并且能通过完成正规教育而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的就更少。
2.2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作用
随着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国民经济收入中靠固定资产投资和财产产生的收入比重相对下降, 而劳动的收入比重在相对增加, 教育在提高劳动收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教育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知识, 进而改善人的劳动能力, 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 从而使个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减少。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 会使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趋于缓解, 特别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 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此外, 随着教育的扩展, 劳动力队伍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更加技能化。通过竞争性市场, 技能工人供给的增加, 必将相对降低技能较好、报酬较高工人的工资;同时, 低技能工人供给的下降, 必将提高技能较低、报酬较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所谓的工资压缩效应, 其作用在于减少教育收益率, 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3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
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公平, 如果社会公平被破坏, 就会造成教育资源在社会成员间分配不公, 就不能做到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能充分发展其能力的教育机会。在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里, 无论教育收费与否, 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对于公平的理解一般包括三层意思: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 即人们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权益的各种先决条件的平等;过程公平, 即人们在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都应遵循相同的原则和公正的原则, 任何人不得例外;结果公平, 由于地域、财产、禀赋等方面的差异, 导致人们参与竞争的机会不可能完全均等, 这就必然带来结果的差异。在这里具体表现为:
3.1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
对教育作用的认知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是不同的。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 在其提供子女入学水平的方面, 取决于其对教育未来收益和现行成本的权衡, 而且受认识平的限制, 后者将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即使在教育的未来收益率一样的情况下, 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现行成本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 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要高得多。而且, 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支付的间接成本, 即其子女不去受教育而参加劳动所获得的收入, 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 较之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比重也要高得多。鉴于以上两个原因, 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要远低于高收入家庭。若再考虑到低收入家庭较之高收入家庭在信息及社会背景方面的劣势, 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教育收益率远低于高收入家庭相应的教育收益率, 其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将会更低。
3.2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由于对教育未来收益的乐观估计和现行教育成本的能力可行, 对教育投资具有较高的积极性。相对于低收入家庭, 这种积极性不仅表现在对子女教育起点的支持上, 更多地表现为追求教育过程中的高质量。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支出的很大部分, 包括为子女选择更好的教育而支付的择校费和补习费。此外, 高收入家庭有能力选择经济发达的公共设施齐全的地区定居, 这些区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教育资源将比一般区域更丰富, 其表现为学校的教学软件和硬件设施都更好。教育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现象将会进一步加重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化。
3.3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
高收入家庭的子女, 从小就获得比低收入家庭子女更良好的教育, 这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因而更容易获得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并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 个人受益部分也将越来越多, 为此也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低收入家庭子女要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 不仅意味着要付出更高昂的学费和更高的机会成本。面对生存的压力, 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子女, 即使有继续深造的能力, 还是不得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而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外, 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就业竞争中也较之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有优势, 因为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往往拥有更多的信息以及社会关系, 他们会获得更多就业、晋升及高薪的机会。
4政策建议
由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 我们不能忽视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调节作用, 也不能忽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此外, 我国正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 在这一阶段, 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反而会扩大。
鉴于我国的教育水平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联, 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保证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1) 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特别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由于初等教育不仅是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基础, 而且也是自学和农村应用技术学习和交流的基础, 因此政府应将更多的教育预算用于发展基础教育。
(2) 改革教育补贴方式。
现阶段我国城市中小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 而广大的农村中小学教育, 其投入依靠县乡财政, 实际上最后的担子还是落到了农民身上, 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国家对教育补贴时, 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机会少, 高收入家庭从政府的教育补贴中获得的好处高于低收入家庭。因此, 改革教育补贴和收费制度, 既能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 又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原则。
(3) 现阶段不宜快速的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
现在我国还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的左侧, 此时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并不利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缩小, 但将来平均受教育年限跨过临界点之后, 那时再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 就可以起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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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研究综述论文 篇2
收入差距可以分为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职业收入差距等,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然而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等将影响劳动力质量并最终表现为收入差距。综观现有研究文献多为研究代内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然而收入差距还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因而本文将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分为代内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和代内收入差距传递到子代导致子代间因教育不平等而再次出现收入差距,即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
一、代内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
最早研究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的是贝克尔,他(1964)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分配中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个人收入与教育程度的关系,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教育程度越低收入水平也越低。随后他和契斯威克(1966)的研究表明,美国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正相关,与平均受教育程度负相关。
教育平等的前提应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教育费用,从而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Perotti(1994)研究指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高时,有利于使富人先接受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未来收益增加;而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低时,利于使大量的穷人也能够接受教育,使得收入分配均等,收入差距缩小。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教育费用也相应的逐渐增加,一些贫困生出现了无钱读书的困难,教育助学贷款是资助贫困生上学受教育的有效途径。奥肯(1999)认为,只有提高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能力,即促使高等教育资助机会均等化,使得教育机会均等才能增加国民的人力资本存量,使得国家获得更多效率和更多平等的道路,因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格利高里奥和李(2002)以 l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水平变量,以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作为教育不平等变量,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变量,在相对完整的 100多个国家的时序——截面数据基础上进行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结果证实了在库兹涅茨倒 u型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教育因素,如较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相对平等的教育分布、政府教育支出等,在改变收入分配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
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是指收入差距以人力资本为中介在代际间进行传递。即收入较低且融资渠道不畅的家庭无力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使得孩子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人力资本收益率低,最终转化为与富裕家庭的孩子的收入差距。即所谓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
贝克尔(1964)认为,处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孩子,其在教育投资时面临的资本约束是不同的,较富裕者愿意在孩子的人力资本方面多投资,即与贫困者家庭相比较,较富裕者愿意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多花费支出,培育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孩子,同时,他认为,具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孩子,即受较多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而贫困者家庭则刚刚相反。因而家庭之间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借助教育实现代际间的传递。Becker和Tomers(1979)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即个人和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如果面临资金约束,无法方便地(或以较低的利率)从资本市场上获得相关支持。此时,父母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数额,从而影响到孩子成年时的工资收入。
父代的职业差异在父代中产生职业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将最终转化为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差异,Banerjee和Newman(1993)的研究证实,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收入不平等影响不同收入阶层的职业选择,职业选择又进而产生收入差距,自身的收入差距将会影响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进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又对下一代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2007)指出,经济匮乏对儿童的教育程度、之后的创收能力以及他们成年后也成为贫穷父母的可能性都存在负面影响。长时间的周期性贫困特别具有破坏性。父母要对子女进行投资。他们的资源越不平均,投资就越不平等,最终导致子女的收入产生差距。
由于数据要求的特殊性,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仅有的几篇国外文献的实证研究均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将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陈全功(2007)通过对我国14省区 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子女教育有加深父代家庭贫困状况的迹象,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教育断裂点为 15年(大专教育)。
三、结论与建议
由上述分析表明,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是相关的。教育不平等,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异,从而产生收入差距,相反收入差距导致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从而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我们应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扩充助学贷款的对象。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6年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毛入学率分别为42.8%,42.8%,42.8%,43.8%,48.1%,52.7%,59.2%。上述数据表明,尽管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逐年增加,但仍然很低。目前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对象只限于普通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然而高中阶段的低毛入学率使得大量初中毕业生由于家庭经济贫困而无法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因而有必要向家庭贫困的高中生也提供国家助学贷款,给低收入群体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充足而有力的信贷支持。
2.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对农村居民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由于城乡地区差异以及城乡教育投资力度差异,农村居民收入不高,产生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加大投资和适当的政策可以增加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进而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改革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为了让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需要真正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甚至有必要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 12年,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延长学生人力资本积累年限,从而提高获利能力,未来收益增加。
参考文献:
[1]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64.[2]Beeke,G.S.&B.R.Chiswick,“Edlle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0f eamir gs”.American Econorrdc Review.1966.(56):358-369.[3]Perotti,Income distribution,political instability,and economic growth,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0
不平等收入分配的社会福利分析 篇3
摘要:本文主要说明社会福利的概念和定义社会福利的函数,特别的当涉及到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分析中对社会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对该不平等分配的讨论,最终对其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福利;不平等;分配
针对不平等的福利的分析,在社会中主要以社会福利的角度来分配收入,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社会有不同的社会偏好,这可能会导致不同等级的社会状态代替不同的社会福利,例如,当一些人更喜欢多收入,即使它是不均匀分布的,而另外一些人可能会放弃一些总收入更加合理的分配。为了得到一个一致的共识,设计一些共同的可取的标准,是当前亟需要做的,即对该社会偏好产生相对普遍的公式。
一般情况下,选择一些如效益、税务改革、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行业政策等来确定不同的分配方式,一般学者认为可也运用收入的不同分析来解释福利的含义是什么,因而这些有助于用户确定什么条件下才能达到一定的共识。
一、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关于不平等的社会测度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社会福利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总收入下区分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分配,另外不平等的衡量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不同的个人之间总收入的相对分配,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描述性分析方法和对规范性方法进行分析的区别。
另外,社会福利考虑总收入可在社会的量或者相对收入平均值及其程度上的不平等,而另一方面,不平等的测量,则没有相对的平均收入值,通过表1可以发现,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及其差异性。
通过表1可以发现社会环境1和社会环境2下的平均收入分别为300和2700,但在两种情况下基尼指数是相等的,为0.267。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环境2是在更高水平的不平等下与较高的平均收入相结合,社会福利应该不仅仅考虑“蛋糕的大小”,而且需要考虑“蛋糕如何被切成片”。
二、社会福利函数与不平等厌恶
社会福利函数一般可以认为是针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整个社会看作一个集合,判断连贯的福利及其分布,无论社会政策如何制定,都需要考虑社会发展及其政策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社会福利函数作为一种工具,应当在思想上与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保持一致。
社会福利函数一般表示为:W=W(y1,y2……yn),其中,yi是第i个个体的收入,其中,社会福利函数的基本特点是,个人福利多少仅取决于个人收入;其是对称的,及社会福利不是两个人的收入影响的;假定一个人个体的收入水平较高,其他方面都平等,那么社会福利必然会增加,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不平等的厌恶相对于社会福利将会更加敏感,相对于一个贫穷的人进行转变,不应该在富人中找差距。如图1所示。
三、针对社会福利的计算
这里先提出假设,在同等不平等的分配条件下,总收入越高,那么社会福利越高。如表2所示,可以计算出,两种社会总收入条件下,基尼系数是相同的,那么针对社会福利的计算可以从表2中看出,其结果现实,社会福利不仅仅要考虑不平等的分配,还要考虑总收入的多少。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社会福利的计算,提出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分配是影响社会福利的一种因素,另外与各地区的个体总收入有关系,各级政府在当前发展社会福利的前提下,不仅仅要消除其中的不平等分配,而且要提高社会服务,通过服务的提高,来改善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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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收入分配不平等 篇4
一、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1. 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我们知道,农村和城镇相比,城镇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衡,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由于城镇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城镇化的过程会加大社会收入的不平衡。在实践表明,在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不但没有收入不平等的加大,恰恰相反,在一些方面实际上是在缩小的。这是由于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城市低收入阶层政治力量的增长会导致产生大量保护和支持低收入阶层的立法,这些立法能够抵消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支持大众获得国家收入增长中的相当足够的份额。比如,累进税制在抵消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和缩小收入不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伴随经济增长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急速扩大;之后,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稳定,并在后期开始缩小。
2. 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会增加社会的不满,导致社会的动荡。社会动荡会大大地增加政变、革命和大面积暴力活动的可能性,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威胁到产权的稳定。这一切都会对投资起到负面作用,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因此,目前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收入的不平等有害于经济的增长。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中,对由扭曲的税收支持的财政再分配的需求会非常高,这会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阿勒仙奴和罗德里克与佩尔森和塔贝里尼的回归分析都支持了这一假说。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收入过分公平就会使市场中的个体缺乏动力。再者就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储蓄的增加,储蓄给投资提高了资金。在长期中,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收入分配对经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后,为了克服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在公平和效率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更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中国正在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的严峻挑战。重新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分配制度,使收入差距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任务。
国内现有的实证研究都是使用截面数据或者时序数据进行OLS回归,计量方法比较简单,导致估计结果的可信度不高。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方法从截面和时序二维角度进行研究,增强了实证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地区,t代表时期。为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它是被解释变量;为收入分配状况;为实际人均GDP的对数值,用来检验我国是否存在经济收敛的可能性;为相关年龄组的小学入学率;为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
1. 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
面板数据模型是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在这些截面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值所构成的样本数据,它是把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融合在一起的数据。根据样本数据的来源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可分为固定效应 (Fixed effect) 模型与随机效应 (Random effect) 模型。单方程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向量,。首先进行模型设定,应通过下面三个假设检验。从四个模型中选择:
第一个假设检验,原假设对所有的,都有;备择假设:存在,使得或者。
第二个假设检验,原假设:对所有的,都有;备择假设:使得。
第三个假设检验,原假设:对所有的,都有;备择假设:存在,使得。
首先进行第一个假设检验,若接受,就选择模型 (1) ;若拒绝了再进行第二个假设检验,若接受了就选择模型 (2) 。若拒绝了,再进行第三个假设检验,若接受了就选择模型(3);否则就选择模型(4)。接下来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用模型。一般来说,当横截面的单位是总体的所有单位时,固定效应模型是一个合理的模型。为了更客观、准确地确定模型,需利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一般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估计方法 (LSDV) 进行参数估计,随机效应模型一般用广义最小二乘方法 (GLS) 进行参数估计。
2. 分析结果和结论
尽管基尼系数是度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但准确可靠的基尼系数在国内却无法获得。本文采用类似于Ghosh和Pa的方法,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作为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该指标也常被国内学者使用。在我国的统计年鉴中,小学入学率和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通常作为衡量教育情况的两个重要指标频繁出现,故本文用这两个指标代表教育水平。
上述结果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的。通过SAS统计软件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好。分析结果表明Inequality系数不显著,但均为正值,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我国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导致Inequality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可能与该变量的替代选取有关,毕竟城乡收入比无法替代总体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这也是本文在数据上存在的一个缺陷。CGDP估计系数为正且较显著,表明中国目前还不存在经济收敛现象。Pschool和Hschool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有一半较显著,表明在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为经济增长增添动力。
三、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81~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没有阻碍经济增长。本文得到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或许隐含了一个令人失望的政策含义,即加大不平等程度可以加快经济增长。那么政府会面临两难的抉择,是应该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还是应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现在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还为时过早,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样本的选择、变量的内生性和序列相关性都有可能影响计量结果。第二,虽然面板估计可以修正被遗漏的时期恒量的影响,但这种技术并不能控制所有被遗漏的变量。第三,本文实证的重点是分析不平等和增长在短期和中期的关系。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能够形成完整的面板数据集来验证10年期以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随着时期的增长,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弱,有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毕竟本文样本数据只能分析短期和中期的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摘要: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也出现了收入分配的严重分化。按照国际标准, 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过大, 大于0.5表示差距悬殊。2006年和2007年的中国基尼系数都略高于0.47, 可知中国基尼系数现已逼近0.5了, 若再任其发展, 中国的收入分配就将进入差距悬殊的阶段, 这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 协调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是现今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本文就这个问题来探讨一下目前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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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市场经济与收入不平等 篇5
摘 要 市场经济是目前为止被证明的最具效率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差别化导致竞争,通过对财富的追求激发活力,实现发展。在竞争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微观经济个体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不一样,市场经济收入分配机制决定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不平等。
关键词 市场经济 收入分配 收入不平等
一、市场经济以及其分配方式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引导,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引导。市场经济就是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形成的。亚当斯密曾在其《国富论》中提到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它描述了这样一个原理:“由于个人行为的非故意结果,一种能产生善果的社会秩序出现了。”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主要由市场来引导资源的配置,这是在目前为止被证明的最具效率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分配机制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机制的分配机制主要包括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效率分配。按要素分配即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社会财富都是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其分配机制就要求按照各种生产要素来进行分配。生产要素既包括出资人的货币资本,也包括出资人的资产以及土地,而且还包括所谓的企业家创新精神,职业经理人的贡献,以及工人的劳动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共同创造了社会财富,共同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按效率分配即是按照各种生产要素对创造社会财富的贡献进行分配。哪一个生产要素的效率高,哪一个生产要素分配到的收入就多。
二、市场经济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几个因素
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能够激发各个微观经济体的积极性,更好的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在这种分配机制下,各个微观经济个体由于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或者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的贡献不同必然会造成各个微观经济个体的收入差异。而且,市场经济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自身的局限性会导致比如垄断等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经济的市场失灵也可能造成收入的不平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个体的收入主要包括劳动收入以及财产收入。在市场经济下,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大部分。但是,每个人所拥有的劳动的质量以及对社会财富的贡献不同,因此每个人的劳动参与收入的分配必然不尽相同。造成劳动收入不平等的要素有个人的劳动能力和技术水平、工作的强度、职业的不同以及其他方面。市场经济中,每个人生活与成长在不同的环境。经济社会中的每個人都拥有不同的身体条件、性格以及意志。生活在良好生活环境中的人更容易在竞争中胜出。在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时,那些拥有良好的身体状况,敢于冒险、有雄心壮志或者是由于某项天赋往往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每个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也会造成收入的差别。市场经济往往会偏爱那些勤奋工作的人,给与他们更多的财富。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同,也会导致收入差异。
构成个人收入的另一方面是财产收入。财产收入包含诸如地租、资本收入(股票、债券等投资收入)、企业家精神等。相比较于劳动收入,财产收入造成的个人收入差异性更大。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不可能拥有一样的资本、土地,这就决定了每个人获得的财产收入也不尽相同。而且,在保障财产权的市场经济下,一些人可能因为得到遗产或者馈赠而获得大量的财产收入。美国在1999年最富的100个人里面大约有四分之一都是通过继承遗产而不是自己创造的。同时,不同的人的消费与储蓄观念不同,那些愿意牺牲目前消费而专注于将来收入的人会获得更高的财产收入。另外,一些人由于具有与众不同的天赋,拥有独特的企业家精神,而创造出巨额的财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投资巨头巴菲特、电子巨人乔布斯等等占据世界富人排行榜的众多个人都是由于拥有卓越的企业家精神,在市场经济的大浪中成功淘金。
当然,市场经济的分配并不一定都是由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过市场的竞争,导致了资源的相对集中,进而会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出现垄断。在垄断领域,缺乏竞争可能会出现高额的垄断利润。
三、目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基尼系数到2009年已经上升到0.49,说明我国的收入的不平等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目前,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中级阶段,由此而造成的过大的贫富差距不可避免。美国经济学家库兹尼茨(Kuznets,1955)对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认为贫富差距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会逐渐变小。我们在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调节社会分配、减少收入差距。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方式,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等非市场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山口重克.市场经济:历史、思想、现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6.
[2]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双语典藏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382-401.
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方法 篇6
关键词:常用不平等指标,收入流动性指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近些年来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很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收入的不同时期来考虑收入不平等问题;二是从不同年份收入居民收入相对位置变化来测量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收入流动的概念比较复杂,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大多数人认为收入流动性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它着重反映每个收入对象在不同时期的收入水平及变化。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 os e p h S c h u m p e t e r)为说明收入流动,提出了“宾馆模型”(th e Sc h u mp e t er H ot e l M o d el)。在该模型中有人在流向较高收入阶层时(向上流动),也就会有人流向较低的收入阶层(向下流动),因此可以通过将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进行比较,来判断整体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是否得到改善,如果一定时期向上流动(即向较高收入阶层的流动)大于同期向下流动(即向较低收入阶层的流动),则表明整个收入不平等状况是在改善;相反则表明恶化。所以进行收入流动性分析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收入的不同时期来考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方法也相对比较成熟,而从收入流动性来考虑收入不平等的文章还比较少。近几年陆续出现了一些,比如:Nee和Liedka等(1997),Khor和Pencavel(2005,2006),王海港(2005,2007),尹恒、李实和邓曲恒(2006),王洪亮(2009),孙文凯等(2007)和章奇等人(2007),他们都对我国收入流动性进行了阐述,但是从一有研究来看,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比较单一,而且缺乏创新。本文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对常用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了归集。在衡量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我们要全面考量,才能更加全面的说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现状。
二、常用不平等测量方法
目前,学术界常用的不平等的测量方法有方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1、方差
方差是用于说明收入分配的离散程度的,(y1,y2,……yn,)为一组收入数据,μ为收入的数学期望,(yi-μ)为离差,方差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s2表示方差;n表示所调查居民数。
在分组的情况下,方差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pi为人口份额。方差越大,说明该收入分配的离散程度越高,收入差距就越大。
2、变异系数
方差是从绝对角度说明收入分配的离散情况,它容易受变量本身和样本的影响,而变异系数是从相对角度来说明的,消除了这方面的影响,从而更易于两个样本总体比较。常用的是标准差变异系数,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vs为标准差系数。
vs反映了收入偏离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vs值越大,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
3、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它是从洛伦兹曲线推导出来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一个指标。基尼系数把洛伦兹曲线所表示的收入差距量化,适用洛伦兹曲线与绝对平均线之间所围成的面积大小来度量收入差距的,也就是用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来度量收入分配的,是国际上通用的反应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最早基尼系数公式为此后基尼于1914年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G=2SA。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后人又将此式进行了改造,现在常用基尼系数为相对基尼系数,公式为:
这个公式计算起来比较麻烦,现在我们一般可用简化公式:或,其中y1≤y2Λ≤yn,n为样本数。
基尼系数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不平等指数,基尼系数摆脱了完全只关注均之差异的缺陷,而且是一种可直接度量的简便方法,具有直观意义。基尼系数满足洛伦兹曲线一致性公理,但不完全满足分解性公理。而由于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在国内外已经被广泛地使用,鉴于其可比性,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时以就把它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
4、泰尔指数
1967年泰尔(Theil)根据统计信息理论提出一种新的测度指标,在《经济学和信息理论》中借助信息理论中的熵的概念提出了泰尔熵度量。熵度量的一般形式是:
其中α≠0,1
式中α是熵系数;yi是第i个人收入;μ是平均收入。
当α-1时,熵度量变成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是熵度量的一种形式,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很容易地在个人群间分解不平等。另外,泰尔熵指数和基尼系数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如果说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的话,那么泰尔指数则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很灵敏。泰尔指数也有它不足之处就是完全没有直观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种公式的构造。
三、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
1、收入转换矩阵
首先,将样本数据收入将收入由低到高划分为n等分组,标出每个样本在基年和末年所处的位置,计算出在基年每一收入组人数中,到末年位于各收入组的人数的比重,就可以得到收入转移矩阵。收入转换矩阵如下:
其中,转换矩阵的元素pij表示基年处于第i收入组的人,到末年位于第j收入组的概率。在计算收入转换矩阵之前首先要将样本根据收入高低划分为不同的收入组。最常用的收入分组方法是按收入等分法,即按收入由低到高将样本排序,然后将所有样本平均分为几个等分组。然而从这种转移矩阵获得的有关收入流动性的结果会受到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已有的大多数文章都是采用五等分矩阵,但在收入差距很大时可以采用不等份分组方式。与等分组不同的是,这种分类下个样本组的样本数目不同。为了度量收入流动性,我们需要计算以下四个基于收入转换矩阵的流动性指标:加权平均移动率、惯性率、亚惯性率和开方指数。以五等分矩阵为例,它们的公式分别为:
惯性率、亚惯性率和开方指数是值越小,表明收入流动性越大;加权平均移动率是值越小,表明收入流动性越小。
2、MS和MF指标
S ho rro cks在1 97 8年提出一种适用于观测期较长的数据的流动性指标MS。yit表示第i个人在t时期的收入,那么yt所有人在t期总收入即yt=[y1t,y2t,……ynt],同样道理yi表示第i个人在整个T期内的总收入即所以y=[y1,y2,……yn,]表示所有人在T期内的总收入。下面介绍一下MS指数。MS=1-R其中
其中μt是t年的平均收入,μT是T个年度平均收入之和。该式右边分子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分母是各期不平等的加权平均,I(·)为任何一个符合洛伦茨准则的收入差距指标,肖洛克(1978)给出的各期权重为,所以MS越大表示收入流动性越强。本文在计算MS时用的不平等指标为基尼系数。但Benabou和Ok(2001)对S h o rro ck测量方法提出了疑问,例如下面三个过程:
Ⅰ:收入向上变动(1 0 0,2 0 0,200000)→(100,200,300000)
Ⅱ:收入向下变动(1 0 0,2 0 0,200000)→(100,200,100000)
Ⅲ:收入不变(100,200,200000)→(100,200,200000)
计算三个过程的MS值分别为4.99×10-5,5.91×10-5和0。由此可见该指标的数值和符号都不能够很好的说明收入流动过程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所以该指标在衡量收入流动性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效果方面并不理想。鉴于此,菲尔茨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能够反映长期收入差距的流动性指标MF。
其中是平均收入向量,Y1是基年收入向量,I(·)是一个不平等测量指标(这里用基尼系数公式)。并且MF值越大表明收入流动性对长期收入差距作用越大。由以上公式可得如下性质:
(1)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小于基年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有助于长期收入差距缩小
(2)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大于基年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加剧了长期收入差距
(3)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基年的不平等程度相同,即两期收入差距不平等程度相同
以上性质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上面的三个过程进行验证得MF值分别为-3.9×10-3,6.6×10-3和0,有上面例子很直观可以看出收入流动是加剧了还是缩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
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很多,比如有相关系数法和福利方法测量(King指标)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论述收入不平等测量方法:一是常用的不平等指标,包括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二是收入流动性测量指标,包括收入转换矩阵、MS和MF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归集希望为以后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王海港.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性研究[J].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4).
[2]、尹恒,李实,邓曲恒.中国城镇个人收入流动性研究[J].经济研究,2006(10).
[3]、Gary S.Fields.Does Income Mobility Equalize Longer-Term Incomes?New Mea-sures of An Old Concept[J].ILR Collection Working Papers,2008(5)
[4]、Fields,G.,Ok,E.A.The Measurement of In-come Mobility: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J].Ecnomic Research Reports,1996(2).
[5]、Gary S.Fields,Efe A.Ok.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Income Mobility[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96,l71:349-377.
贸易开放与辽宁收入不平等 篇7
关键词:贸易开放,收入不平等
一、引言
贸易开放与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永恒的研究话题,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尽管理论层面对贸易开放的积极作用有着较为一致的结论, 即更开放的贸易政策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 同时, 根据“H-O模型”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 贸易开放还可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则对此有不同看法。例如, 汤海燕指出, 短期而言,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可能会付出一定代价, 造成国家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对于我国而言, 贸易开放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的同时, 也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余官胜则指出, 贸易开放对收入不平等存在“先抑后扬”的“U型”影响。梁滢和李金玲认为, 贸易开放会显著地扩大工资差距。梁柱和陈继勇也认为, 对外贸易是引致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等差异, 贸易开放对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不同。研究我国及不同省份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其差异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首的辽宁省, 其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又是怎样, 即贸易开放是否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对于当前辽宁制定合理的政策, 推进贸易开放进程与缩小收入差距,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实证结果
lnineq=c+αlngdp+β (lngdp) 2+γlntrade+ (lntrade) 2+lnineq_1+ε式中, ineq表示收入不平等, gdp表示人均实际GDP, 用以衡量经济发展, ε为回归残差, c为常数项。加入收入不平等的滞后一期值 (lnineq_1) 以反映收入差距自我扩大的趋势, 加入贸易开放度及其平方项以研究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非线性关系。
基于操作简便、资料容易获取、指标具有可比性等原则, 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 来度量收入不平等;选取外贸依存度, 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贸易开放程度。GDP以1978年为基期, 采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进行折算。相关数据来自历年《辽宁统计年鉴》, 计算外贸依存度时采用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价格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考察以Lnineq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 (协整检验因篇幅略去) , 结果如下表所示:
注:括号内为p值,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观察表中模型1、2和3可知, “库兹涅茨假说”在辽宁成立, 即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倒U型”关系, 表现为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先增大后减小。然而观察表2模型1、2和3中 (Lngdp) 2和Lngdp系数可以看到, 前者绝对值 (0.051、0.053、0.055) 远小于后者 (0.905、0.937、0.980) , 即收入分配的这种自发调节作用很小, 从而“倒U”曲线拐点持续的时间也较长, 而已有研究显示, 政策因素最能影响“倒U”曲线拐点的持续时间 (根据模型1, 即方程 (2) 可知, “倒U型”曲线的拐点为实际gdp=7133.441元, 辽宁实际gdp在2007为7046.617元, 2008年为8162元, 已进入“倒U型”曲线的右侧。) , 因此, 收入不平等状况需要政府更加注重兼顾效率和公平, 关注低收入人群, 重视收入的再分配。
另外, 观察模型1、2和4可以看出, 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U型”曲线关系尽管存在, 但其回归结果的系数并不显著 (这可能与我国汇率制度不健全有关, 从而导致我国贸易开放也不彻底。) , 从而其回归结果的系数没有足够可信度。但观察模型1、2和4, 贸易开放度一次项与二次项回归结果的系数大小虽然变化, 其方向 (正负号) 却没有变化, 可以认为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U型”关系适用于辽宁现状。这说明, 当辽宁贸易开放程度较低时, 收入不平等与之负相关, 即后者随着前者的提高而降低, 贸易开放带来的红利促进了经济发展, 人们普遍享受到了贸易开放带来的成果, 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而当贸易开放度较高时, 收入不平等与之正相关, 即后者随着前者的提高而增大。利用模型1可以得出, “U型”曲线拐点为0.255, 目前辽宁处于“U型”曲线的右侧, 贸易开放不利于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缓解。
最后, 观察模型1、2、3和4中lnineq_1回归系数发现, 收入不平等的滞后一期值对下一期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即收入差距确有自我扩大的趋势。这也容易理解, 根据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趋向于强化而不是弱化区域间的不平衡, 即如果某一地区由于初始的优势而比别的地区发展得快一些, 那么它凭借已有优势, 在以后的日子里会发展得更快一些。这样来说, 经济的发展需要物资积累, 缺乏物资的低收入人群也就没有能力进行物质财富的创作, 最后结果只能是贫穷的地区更加的贫穷, 富裕的地区更加富裕。
三、结论
目前辽宁处于U型曲线的右侧, 继续执行贸易开放政策可能会扩大收入不平等。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应停止贸易开放, 而是要避免盲目的扩大对外开放, 采取因地制宜的有针对性的贸易开放政策。另外, 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下收入的贫富差距可能会更加严重, 因此政府制定系统而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便显得尤为重要, 可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技能水平, 使这类群体能更多的享受到贸易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福利。
参考文献
[1]梁滢, 李金玲.贸易开放对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1998~2010年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 2013, 29 (5)
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分析 篇8
(一) 收入不平等的结果不平等
结果的收入不平等简单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个人收入差距。而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行业收入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行业收入差距来测量。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 根据汪玉凯教授的计算, 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1∶2.36上升到了2009年的1∶3.33, 并且预测不久后这个比例会达到1∶4 (汪玉凯, 2009) 。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 175元, 农村地区则为5 153元。城镇居民大部分享受社会保险, 农村居民没有相应的保障支撑, 城乡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比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大。
地区的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大。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可得出图1, 2009年东部GDP为211 886.9亿元, 中部GDP为86 443.31亿元, 西部GDP为63 166.33亿元。各省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更是悬殊, 2009年GDP最高的广东为39 482亿元, 而最低的西藏仅为394亿元, 比例为100∶1。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个人收入有多种来源, 所以个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比较困难。撇开资本因素, 个人工资差距与行业收入密切相关。举例而言, 2009年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为60 398元, 信息和计算机行业为58 154元, 而最低的行业农林牧平均工资仅为14 356元。由下页图2可知, 各行业平均工资差距明显。
(二) 收入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
结果的不平等的产生与机会的不平等息息相关, 中国个人、地区、行业、城镇收入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自所得到的发展机遇的不同。机会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起点的不平等和进入市场的不平等。
1. 竞争起点的不平等。
起点的不平等指进入社会活动前的后天资源禀赋的不同,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影响了各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人力资本形成, 进而影响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情况。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可知, 就教育的投入经费而言, 直辖市的教育经费最高, 其次是直辖市县, 再次是一般市区, 一般农村县最低。就教育的普及性和就学机会上, 城乡存在明显的差异。2002年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有431个县, 全部集中在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就人力资本存量而言, 城镇人均资本存量远高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 2000年中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 而城镇达到10.2年。农村劳动力具有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只有8.5%, 城镇为43.5%。就个人而言,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 个人所受的教育培训更是差距明显。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平等。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制度和户籍制度, 所有制和产业偏向, 导致了社会保障资源在不同项目上的不公平分配以及在社会保障权利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由表1可知, 城镇与农村在保障项目和保障人数上差异明显。2009年城镇居民可享受失业、医疗、工伤、养老等各项保障福利, 而农村仅有养老保险一种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险的参与人数上也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 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
第三, 医疗卫生的不平等。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卫生服务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体现在卫生健康投入、卫生服务可及性和人民健康水平等多个方面, 并且这种不平等有扩大的倾向。以卫生机构为例, 每千人城镇人口享有3.05个医院和卫生院床位, 而农村只有1.05个。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不平等, 各地区之间的居民健康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进而影响了劳动力生产水平, 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收入的不等。
2. 竞争过程的不平等。
过程的不平等主要指参与市场的机会不平等, 有以下几个表现:
第一, 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目前而言, 个人收入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和就业条件直接决定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中国劳动力市场严重不平等, 一方面是农民工工资得不到保障, 另一方面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收入过高。而就获得的工作机会而言, 家庭条件好的, 社会关系网较宽的可以得到众多福利待遇条件优越的工作机会, 而一般家庭出身的只能从事一般的工作。
第二, 金融市场不平等。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严重不平等, 不同投资者获得金融资源的机会不均衡, 金融资源配置不是完全市场化, 并且在“所有制”原则倾向下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 非国有经济被排斥。就间接融资而言, 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发放过程中, 对民营企业贷款有所歧视。从直接融资方面看, 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一直受到所有制形式的限制, 尽管一部分民营企业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 但其很难从资本市场获得必要的发展资金。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份公司占了将近80%, 而民营上市公司只占20%左右, 民营企业从股市筹集的资金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非常有限。
第三, 土地市场不平等。中国土地所有权是不平等的, 其不平等程度收入远大于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中国土地市场混乱, 土地出让存在“双轨制”、违法违规征地等问题较为严重。当前土地出让的方式包括协议、招标和拍卖, 但在实际操作层面, 大部分的土地采取协议方式出让, 可操作性强。双轨制扩大了土地市场的寻租行为, 导致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另一方面, 许多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 征地补偿费拖欠严重, 失地的农民安置工作又不到位, 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二、关于缓解收入不平等机制的探讨
解决收入不平等无论从经济层面, 还是从社会层面上而言, 都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收入不平等既影响了自由竞争机制, 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又引发了社会矛盾, 促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化。然而要达到完全的收入平等分配是不可能, 一方面由于禀赋、个人主观性等客观因素的存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入差异。另一方面, 完全的收入平等分配会严重弱化激励机制, 激发“搭便车”行为, 影响经济效率。因此, 收入的平等分配既不可能, 也不应该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最终目标。而促进机会平等, 使得个人、地区、行业可以自由按各自禀赋, 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不仅能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 增加经济活力, 加快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缓解收入的不平等, 同时又能最小程度减小对经济效率的损害。所以目前以追求机会平等而达到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目的才是可取之法。
(一) 改革正式制度中机会不公因素
要达到机会的平等, 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活力, 就必须改变当前各种不利于自由竞争的制度, 促进后天起点的平等和进入市场的机会平等。
1. 完善市场机制, 促进自由竞争, 保障进入市场的机会平等。
在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制度上, 按照劳动、资本、土地、资本家才能对经济的贡献获得报酬的观点, 就是当前大多数经济学者认同的收入平等分配。由此来看,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金融市场的权力因素, 土地市场的混乱阻碍了市场的自由竞争, 造成了收入不平等, 必须加以改善, 才能缓解当前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从制度层面构建解决机制, 一方面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规范劳动市场秩序, 打破垄断性因素, 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另一方面要构造竞争有序的金融市场, 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去政治化, 加快向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变。同时扶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降低民营企业上市门槛, 形成真正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最后, 规范土地市场秩序, 减少寻租行为, 完善土地市场的机制建设。
2. 发挥政府功能, 完善政策体系, 促进起点平等。
机会平等的重要要求就是消除自然禀赋、社会出身等先天不平等对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影响, 使具有相同潜能的社会成员拥有同样的成功的机会。因此, 首先, 应该改革当前的教育机制。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改变当前教育资源严重向东部地区、城市倾斜的现象。其次, 深化医疗卫生制度改革, 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 中央及地方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持重心应该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省份, 从大城市、大医院转向农村基层卫生防疫保健机构, 从富有阶层转向贫困阶层。再次,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改变社会保障资源在不同项目和不同地区的差别分配状况, 提高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投入比例, 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 发挥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作用
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长期中无意识形成的准则和规范, 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习俗、道德伦理和文化。非正式制度虽然是一种软约束, 但是在实际中一旦形成和发展, 却能对经济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激励作用。在当今的经济条件下, 由于中国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 经济效率相对低下,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增加经济效率才是急需解决的首要任务。因此, 在正式制度层面, 只能对机会不公加以适当约束, 不能过分追求公平, 否则势必影响经济效率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从非正式制度层面约束机会不平等以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 就成为了重要的问题。
不平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观念的问题。如果在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形成追求平等的价值观念, 并在道德伦理、习俗方面加以一定的约束, 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以西方为例, 基督教平等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机会的相对平等。在自由竞争的机制下,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尽量达到追求的目标。就职业选择而言, 可以自由选择自身有禀赋优势的工作。就投资项目而言, 只要具有创造性和发展性, 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就投资渠道而言, 不存在如中国一般的种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机会的平等, 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否认, 西方社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机会不公平, 但是从总体上而言, 整个社会还是承认机会的平等, 并在现实社会中加以保证, 西方社会中机会不乏“美国式成功”的典范, 归根结底在于形成了一种追求机会平等的价值指导原则。
而就习俗和道德伦理而言, 西方也形成了相应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习惯和道德约束机制。比如, 西方富人一般会建立或支持各种慈善基金, 将绝大部分收入转入社会保障项目, 既减少了代际间的起点不平等, 又为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发展的资金。其中固然有遗产税等硬性约束和个人价值观中平等思想因素的存在, 但不可否认, 西方的习俗和道德伦理也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在西方, 人们对于通过自身努力积累的财富普遍持尊重态度, 对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公司的支持力度也较大, 在产品的购买和投资上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这也是西方企业强调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原因, 在无形中对收入不平等尤其是机会的不平等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力。由此可见, 如果当前中国通过宣传和教育, 培育和形成追求机会平等的非正式制度, 在长期中势必会产生类似的约束收入不平等的效果, 同时又将对效率的损害最小化, 促进经济的更好更快增长, 实现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既定目标。
在当前发展为首要要务的经济环境下, 追求收入分配的平等必然要以损失效率最小化为前提。因而, 在硬约束的正式制度中应当肯定效率原则, 同时从软约束的非正式制度层面着手弱化正式制度追求效率而导致的两级分化现象, 从而以相对的机会均等实现可以承受的收入分配的差距。
摘要:目前, 中国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日益严重, 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归纳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 并从制度层面上提出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平等,非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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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洪亮.区域居民收入不平等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 2006.
收入分配不平等 篇9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实证分析
一、引言
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差距, 刺激居民消费需求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一直是诸多国内学者们所研究的热点问题。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 使得城乡居民消费呈现“断层”现象。陕西省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 城乡人均纯收入比率从1978年的2.33上升到2008年的4.10, 城乡泰尔指数从1978年的0.068快速上升到了2008年的0.221, 年均增长率达4%。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也在拉大, 从1978年的278元增加到2008年的7270元, 扩大了26倍多。
因此,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如何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 以及如何缩小陕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抑制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差距的扩大。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 本文集中探讨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通过改善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状况, 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上升, 最终实现经济长期而稳定的增长。
Perri和Krueger (2006) 探讨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消费不平等并没有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偏离主要由组内收入不平等的不同变动趋势引起。Jappelli和Pistaferri (2009) 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水平和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消费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工资所得的不稳定程度。上官敬芝 (2009) 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 研究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形成城乡消费差距的关键因素。蒋南平和刘巍巍 (2010) 就1985—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了解构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扩大拉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 而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的缩小。费佳丽 (2010) 对我国城乡消费差距现状的成因进行了探讨, 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是造成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 有关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 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基尼系数、城乡居民纯收入之比以及百分位数之比;第二, 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较短, 可能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第三, 有些研究仅仅进行了理论分析, 缺少必要的实证检验。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 将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口的变动考虑在内, 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情况, 此外, 基于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的相关理论, 实证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长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1、基本假设
居民用于消费的部分主要来源于其收入中的可支配收入部分, 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不平等是造成城乡居民消费“断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会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差距, 即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起正向效应。
2、变量设定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作为城乡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泰尔指数是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 而且该指标对处于高、低收入阶层的变动较敏感。主要通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以及城乡居民人口数计算得到。泰尔指数 (TL)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在上式中, i表示年份, j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 (j=1表示城镇地区, j=2表示农村地区) , Xij表示第i年城镇地区 (j=1) 或农村地区 (j=2) 总收入, Xi表示第i年的总收入, Yij表示第i年城镇地区 (j=1) 或农村地区 (j=2) 人口数, Yi表示第i年的总人口数。
用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作为城乡消费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人均消费支出比通过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得到。
3、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样本区间为1978—2008年, 1978—2003年城乡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口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 2004—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2005-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8年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2009》, 1979年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原始数据缺失, 本文采用1978年和1980年原始数据求取算术平均数得到。
4、实证模型
本文研究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以陕西省城乡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作为因变量, 衡量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指标, 采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泰尔指数为自变量, 作为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建立模型如下:LNCI=C+a·LNTL+ε。
上式中, LNCI表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的比值, C为常数项, LNTL为城乡收入的泰尔指数, α为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系数, 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1、单位根检验
为了防止时间序列数据的“伪回归”现象, 本文首先采用ADF (Augmented Dickey Fuller) 检验LNTL和LNCI的平稳性, 并确定它们的单整阶数。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LNCI和LNTL的ADF检验t值均大于其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的绝对值, 不能拒绝原假设, 说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和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水平都是不平稳时间序列, 然后对变量LNCI和LNTL进行一阶差分, △LNCI和△LNTL的ADF检验t量均大于其在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的绝对值, 拒绝原假设, 说明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下, △LNCI和△LNTL是平稳时间序列, 所以它们为一阶单整序列。
2、变量的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适用于两个变量的Engle-Granger两步协整检验法, 第一步, 对变量LNCI和LNTL进行OLS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式所示:
第二步, 对OLS回归结果中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残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所以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因而采用OLS回归仍能获取一致性估计量。
3、回归结果讨论
从协整检验结果可以得出, t统计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系数值0.33表明, 城乡收入不平等每上升一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的消费不平等提高0.33个百分点。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起着正向关系, 即收入不平等增加了消费不平等。本文实证检验结果和费佳丽等人的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说明城乡收入不平等是居民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1、结论
本文基于1978—2008年陕西省时间序列数据, 实证分析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具有正向作用, 即城乡收入不平等加剧了消费不平等, 而且城乡收入不平等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消费不平等水平相应地增加0.33个百分点, 说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政策启示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 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加剧了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增加。因此, 要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 逐步消除城乡居民消费的断层现象,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陕西省由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多方面因素, 凸现出明显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相比, 陕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显著偏低, 通过生活用水、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等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有效地改善当地农民收入和消费状况。此外, 陕北地区可以利用其丰富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 加快对外的经济交流, 推进当地经济发展, 缩小地区之间差距。一些地区的农民可以充分发挥当地的传统文化和地域优势, 发展手工艺品和乡村旅游, 这样不仅促进了城乡居民的文化交流, 也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
(2) 推进城市化进程,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陕西省城市化水平显著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的不同步性严重制约着陕西省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 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考虑到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局限性, 可以推进第三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 同时定期举办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推进农村居民城市化水平, 提高农村居民总体收入水平, 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此外, 提升大中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 形成“网状式”城市发展集群, 促进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
(3) 适度引导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可以适度引导城镇居民形成健康的消费方式, 这样能够更好的指导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同时, 通过改善陕西省居民收入分配结构, 减少城乡收入不平等, 刺激城乡居民消费, 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 逐渐消除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断层, 促进陕西省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的整体升级, 发掘其对经济长期而稳定增长的“助推器”的潜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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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佳丽:我国城乡消费差距现状的成因和对策建议[J].消费导刊, 2010 (1) .
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综述 篇10
关键词:人力资本,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
一、国外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
明赛尔、苏尔茨和贝克尔是早期对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进行研究的重要人物。虽然他们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些不足, 但他们为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这一领域的贡献确实不容小觑的。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之上, C astelló和D oménech (2002) 对B arro和Lee (2001) 的研究进行了改进, 建立人力资本基尼系数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差异, 得出了教育不平等通过降低投资比率而使得收入的增长率下降的结论。C astelló-C lim ent和D oménech (2012) 采用75个国家从1960年到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 对人力资本的差距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 样本中的大部分国家, 收入不平等大于人力资本的不平等, 而人力资本差异的方差却大于收入差距的方差。
大部分的学者都将人力资本的差异重点放在教育差异上面, 因此对于研究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是相当丰富的。C hecchi (2000) 提出通过建立关于教育回报的基尼指数来测量教育回报的不平等, 并用计量方法来分析收入不平等与教育回报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证明了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不平等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Shapiro (2006) 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不平等有一定的影响。R odríguez-Pose和Tselios (2008) 使用欧盟的102个地区1995~2000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其结果表明了较高水平的教育不平等会造成较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R ehm e (2007) 着重研究了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 发现在其研究模型中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差距有直接的影响。
一些学者也研究了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C roix和D oepke (2003) 等都通过实证论证了生育率的差异与收入差异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M orand (1999) , G reenw ood等 (2002) 的研究都认为父母贫穷使得他们对下一代缺乏人力资本投资, 这就使得孩子长大后仍旧比较贫穷。
二、国内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
我国学者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到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这一问题的研究的起步比较晚。侯风云 (2004) 研究了农村人力资本的收益问题, 并通过计算发现农村人口的教育回报率远远地低于城镇人口的教育回报率。杨德才 (2012) 提出我国城乡人力资本存在人力资本收益的二元性和投资的二元性, 且定性的分析了人力资本的二元性如何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龙翠红和洪银兴 (2012) 等研究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外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实证证明了农村人力资本向城市转移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郭剑雄 (2005) 以内生增长论为理论基础,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农村地区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过高伴随着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率;而城市地区的低生育率和高人力资本积累率促进了该地区收入的持续增长。戴玲和左成军 (2009) 也认为我国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差异是拉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主要原因。陆云航 (2006) 等都一致认定教育不平等是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大因素。
以上学者都是从人力资本的单个因素如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受教育程度等来研究其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魏下海 (2006) 从多方面研究了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其结论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医疗保健投资不公正和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受限这三个原因使得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拉大。
三、关于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 本文为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领域的研究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 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的外文文献是相当丰富的, 这为我国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国内学者在做这方面研究时, 应把国外的理论与我国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2)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文献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且多数学者在分析时都是以人力资本的单个因素如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受教育程度等来研究其与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对人力资本影响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具体路径进行全面分析的文献少之又少。因此, 在对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进行研究时, 可以考虑对人力资本影响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具体路径进行一个全面地分析。
3) 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对人力资本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析, 但只是从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 并没通过实证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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