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关联与修辞关联研究论文

关键词：修辞批评生态话语

摘要：本文将从会话语篇的关联性出发，结合Grice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分析会话语篇的关联性与话语的言外之意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关联原则的三个方面分析小说《活着之上》中人物会话的言外之意。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话语关联与修辞关联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话语关联与修辞关联研究论文篇1：

从生态话语修辞批评看环境话语中的隐喻建构

[摘要]生态话语修辞批评从生态语言学角度把各种环境话语作为一种修辞现象进行批评分析。从生态话语修辞批评的角度看，环境话语中的隐喻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认知语言学研究，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格，而且是一种认知方式。作为认知现象的隐喻不仅影响我们的认知，还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环境话语中的隐喻因此可以鼓励保护或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环境话语中的隐喻，既可能具有生态建构功能，也可能具有非生态建构功能。那些具有非生态建构功能的隐喻往往比较隐蔽，在暗中建构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的世界观，因此尤其受到生态话语修辞批评的关注。在这类隐喻中，那些把自然、大地比作“女神”“母亲”的女性隐喻尤其需要进行批评分析。

[关键词]生态话语修辞批评;环境话语;隐喻建构

一、何谓“生态话语修辞批评”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作为在语言学与生态学等学科之间形成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以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存在着“作为隐喻的生态学”（ecology as metaphor）和“批评的生态语言学”（critical ecolinguistics）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前者主张从隐喻的角度理解生态学，并把生态学的概念、原则和方法移用到语言学研究中。他们把语言比喻为一种“生物种”，强调语言的兴衰变化存在于它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之中。后者则主张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理解生态学，研究语言在环境（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改善和恶化中所起的作用，倡导把语言学研究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来探索。①无论是哪一种范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都强调语言与环境、语言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批评的生态语言学”（或称“生态语言学批评”）又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由语法和词汇组成的语言系统进行批评的“生态语言系统批评”，二是对作为语言运用结果的话语或文本进行批评的“生态话语批评”。

生态话语批评主要是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对各种与生态环境问题有关的，包括生态与非生态、文学与非文学的话语或文本（这里简称“环境话语”）进行生态批评分析，指出其中的生态或非生态因素，促进环境话语的生态化，并最终达到促进生态环境问题改善或解决的目的。生态话语批评不仅包括对各种环境话语中的语法现象进行批评分析，也包括对环境文本运用到的各种修辞手段进行批评。实际上，在环境话语中，各种语法现象最终也是一种修辞手段，因此生态语言学的生态话语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态话语修辞批评。生态话语修辞批评是指从生态语言学角度把各种环境话语作为一种修辞现象进行批评分析。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环境话语及其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特定的修辞方式。这是因为，话语一定是经由特定修辞技巧‘处理’的话语。”①而成为环境话语修辞手段的不只是隐喻、委婉语等通常所说的修辞格，像名词化、被动语态、无主句等语法手段也都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修辞功能。

西方传统修辞学主要把修辞看作是一种“说服的艺术”。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能在任何个别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②但近年来，西方学界对修辞学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当代话语修辞理论，修辞的目的不只是说服，“尽管修辞学传统被看作是工具性或者实用性的行为——以劝服他人为目的，但很显然它还有第二个功能：有目的的使用语言，塑造（或者建构）我们对世界的感知”。③根据这种理论，一切话语修辞都具有建构的功能。在中国古代语境中，修辞即修饰言辞或文辞，它是与儒家的建功立业和“慎言”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周易·乾·文言》中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的说法。在中国现当代修辞学研究中，人们提出了“调整语词说”“美化语言说”“选择形式说”“最佳组合说”“艺术技巧说”“言语行为说”等许多不同看法。④其中胡范铸、刘大为等人受西方言语行为理论影响提出的言语行为修辞说，也明显超出传统修辞学研究，把修辞看成具有建构功能的言语行为或语用行为。刘大为在《言语学、修辞学还是语用学》一文中提出：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是一次修辭的建构;效果是由整个言语行为来实现的，而不是由某些个别的修辞手段造成的;语义和语法只能够在修辞中实现，任何一次语言的使用都是在实现一次修辞行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修辞性文本等。⑤

根据这种新修辞观，修辞不仅存在于文学、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类的话语文本之中，而且存在于所有话语文本之中，当然也存在于环境话语文本之中。环境话语修辞不是局部的，而是存在于整个环境话语行为或语言运用之中。这里的修辞不仅是为增强表达效果或润色词语，而且具有建构我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感知和看法的功能。生态语言学的话语修辞批评也不是对一个个孤立的修辞手段进行批评分析，而是指向对环境文本中的整个语言运用行为的分析。当我们把生态话语批评转换为生态话语修辞批评，对环境话语运用从整体上进行批评分析时，一些环境话语文本背后隐藏的那些非生态性的东西就会被看得更加清楚。我们会发现词汇选择、语法手段等在环境话语运用中都在发挥一种修辞功能。鉴于目前的生态批评主要集中在对生态文学文本的生态性进行研究上，我们这里主要对更具有包容性的环境话语的非生态修辞功能进行批评分析，以拓展生态批评领域并展现生态话语批评对于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作用。根据我们对环境话语的批判考察，发现非生态性的环境话语修辞功能主要可以概括为“建构”“抹除”“粉饰”三大类型。关于“抹除”与“粉饰”，笔者已有专文进行探讨，⑥本文主要从生态话语修辞批评的角度考察环境话语中隐喻的建构功能。隐喻的建构功能要比一般的非生态修辞的“抹除”与“粉饰”功能更为复杂，因为隐喻既可以进行非生态性建构，也可以进行生态性建构。

二、隐喻建构何以重要

根据当代话语修辞理论，修辞的目的不只是说服，它还具有建构的功能。但一切话语修辞都具有建构的功能，在众多的环境话语修辞方式之中，我们为什么要专门选择隐喻建构加以分析呢？根据拉考夫（George Lakoff）与乔纳森（Mark Johnson）的认知语言学研究，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格，而且是一种认知方式。人类隐喻性地思维、隐喻性地认知，我们的概念和语言系统从根本上就是隐喻性的。人类利用自己的身体去体验并逐步了解周围的物理空间、物理事物，获得一些基础的概念，再把这些属于物理领域的具体的基础性概念，投射或移用到更复杂、抽象的领域，进一步形成更为复杂的范畴、概念系统，并最终上升为语言。在概念、语言的形成中，总是存在着以一个更为具体、更为熟悉或更易理解的领域来映射、理解更为抽象、更为陌生或更难理解的领域的情形，这也就使得人类的概念、语言总是具有隐喻性。那个用于映射的更为具体、更为熟悉或更易理解的领域就叫“始源域”（source domain），那个被映射的更为抽象、更为陌生或更难理解的领域就叫“目标域”（target domain），隐喻的机制就是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隐喻的本质是用另一种事物的术语来理解和经历此一种事情。”①当我们用另一个领域（始源域）来谈论、理解一个领域（目标域）时，被谈论、被理解的领域就会受到所使用的始源域的影响和重构，所以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格的问题，它主要是一种包含着“语义的转移和借用”的范畴本身的创造活动。隐喻在这里的功能也不只是润色词语，它是真正地“进入到另一个起源之中”，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活动。这种隐喻“本身就是一种认识力量，它能够引导和误导思想，甚至于从根本上组建它的结构”。②因此，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让表达变得生动的修辞格，它也是组建我们概念系统的重要力量和部分。然而“隐喻常常被毫无疑问地作为一种常识性的表达方式来使用。人们往往会忘记它们是现实的部分概念化，因为正如格特力（Andrew Goatly）所指出的，强调和抑制经验必然涉及忽略差异和突出所选择的相似之处。因此，有必要对隐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以揭示它们所隐藏的东西，并发现在使用特定隐喻时所涉及的利益”。③

但隐喻需要进行批判性分析，不仅因为它是组建概念系统的重要力量和部分，而且因为隐喻作为“管理我们思想的概念不仅仅是个智力事件。它们也控制着我们的日常运作，直到最平凡的细节。我们的概念结构着我们所感知到的，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中活动，以及如何与他人联系。因此概念系统在定义我们的日常现实中起着核心作用”。④这就是说，隐喻作为概念系统的一部分，不仅影响我们的认知，也不仅在智力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它还可以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如果隐喻作为概念系统影响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为，那么环境话语中的隐喻就能鼓励我们保护或摧毁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莱考夫和乔纳森的另一个关键观点是：在一种文化中隐喻是由许多人共同分享的，因此它对众多的人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这样一来，隐喻影响的就不只是有限个人的保护或摧毁生态的行为，而是大多数人的生态摧毁或保护的行为，因此值得特别重视。根据斯提布（Arran Stibbe）的观点，隐喻对人的影响不仅范围大，而且比一般的认知框架影响更有力量。他说：“隐喻是框架的一种类型，它可以使框架更加有力和生动，因为它运用一个特别的具体的清晰的不同的框架去思考特定的生活领域……”①这就是说，隐喻不仅建构人们对世界、对自然和环境的认知，而且能够大范围、高强度地影响人们对自然和环境的态度和行为。以至于聂里希（B. Nerlich）与扎思帕（R. Jaspal）声称：“选择错误的隐喻可能会导致我们物种的灭绝。”②苏珊娜·罗曼（S. Romaine）也说：“我们选择生活在哪种隐喻中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明智地选择或不理解它们的含义，我们就会死于它们。”③也难怪拉考夫与乔纳森提出，隐喻需要学者和公众公开讨论，隐喻所包含的内容是理论讨论的一个关键话题。也正因为如此，本文选择对环境话语中的隐喻建构进行分析。根据韦拉让（Frans C. Verhagen）的看法，我们在讨论隐喻时需要记住：首先，每一个隐喻都只是现实的部分构建;其次，每一个隐喻都隐含地解释和交流关于这种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它们影响着个人行为和社会安排。因此，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意识到隐喻是一种语言手段，它以一种片面、有偏见的方式解释和传达关系的复杂现实;二是理解使用隐喻等语言手段的话语的批判性方法;三是如何/何时在话语中使用它们的专注。④

三、环境话语中的一般隐喻

通过考察不难发现，隐喻在气候语篇中无处不在：有“暖房和温室，大气毯子和洞，水槽和排水沟，翻转和闪烁的开关，传送带，甚至还有附加在快速过山车上的蹦极跳”，有暴躁或愤怒的“野兽”，有安睡或剧烈摇晃的“酒鬼”，有滑溜溜的“斜坡”，有浮士德式的“交易”，有确定了引爆点的“定时炸弹”，这些隐喻都被用以传达与突然的气候变化相关的危险。⑤生态语言学批评关注较多的隐喻是那些构成自然概念的隐喻。正如韦拉让所说的：“新的生态语言学科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有助于揭示作为自然概念基础的神话、假设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在隐喻的语言手段中，这些假设被传达。”⑥近些年来，“有许多研究考察了‘自然’、‘这个星球’或‘生态系统’的目标域是如何由多种始源域框架构成的，这些框架包括：一个花园，一个岛屿，一艘宇宙飞船，一艘救生艇，一个时钟，一个仓库，一件艺术品，一个图书馆，一个网络，一个社区，一个挂毯，一个有机体，一个人或一个女神”等。根据斯提布的看法，大多数始源框架可归为五个主要类别，即“地点、机器、商品、有机体和网络”。另外也有一种框架未归入上面任何一种类别，如“竞争”。生态语言学对于隐喻的批评分析就是“通过考虑这些隐喻是否暗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或与自然分离的问题，是否鼓励对其他物种的尊重，是否提高对环境局限性的认识，来检验这些隐喻的适用性”。⑦

根据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两个构成域即目标域和始源域的区分，目标域就是“自然”、“生态系统”或我们居住的“星球”，它是我们要谈论和理解的对象，或称隐喻的本体;而始源域作为人们用于谈论目标域的词汇、结构或框架，也即被“比作”的那个东西，或称隐喻的喻体，就是“花园”“岛屿”“宇宙飞船”“救生艇”“时钟”“仓库”“女神”等。当人们用这些词汇、结构、框架或“喻体”来谈论、理解地球、自然或生态系统时，人们对于“花园”“岛屿”“宇宙飞船”“救生艇”“时钟”“仓库”“女神”等的看法、体验、理解都会投射到对自然、地球的理解和看法上;或者说，人们对自然、地球的感知和理解都是被这些来自始源域的词汇、框架建构起来的。但这些来自始源域的用于理解自然的框架、词汇，有些是合适的，有些则是不合适的。那些适合的隐喻具有“生态有益性”，会鼓励、激发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那些不适合的隐喻则具有“生态破坏性”，会促发、鼓动人们破坏、摧毁生态系统。当然也有一种“生态中立性”的隐喻，对生态问题既无益也无害。生态语言学批评更加关注有益性或有害性的隐喻。但隐喻的生态有益性或生态破坏性不一定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时可能在用一种不合适的隐喻，但自己却浑然不知。而生态语言学话语修辞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正是要对有关自然、生态、环境的隐喻进行考察，看看哪些隐喻是生态有益性的、哪些隐喻是生态破坏性的，从而对生态有益性的隐喻进行发挥、对生态破坏性的隐喻进行批判或转化。环境话语中的隐喻修辞本来既有生态破坏性也有生态有益性，但由于那些生态破坏性的隐喻往往比较隐蔽，所以本文要考察的主要是非文学性环境话语中的非生态性隐喻。

根据斯提布的分类，大多数始源框架可分为五个主要类别，即地点、机器、商品、有机体和网络。可以看出，在這五个类别中，那种把大自然比作“一台机器”的隐喻存在明显的问题。就像斯提布所说的：“自然界或地球上有各种各样的机器，包括时钟、工厂、计算机或宇宙飞船。这个比喻的第一个问题是，机器是由部件组装而成的，它可以通过修复或更换缺陷部件搞定，而不必考虑整个系统。这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乐观看法，即碳捕获与储存、核聚变、氢动力汽车或地球工程等技术手段可以解决孤立的环境问题，而不用去改变构成所有问题基础的更大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把自然比作机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无法表达对生活在大自然中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无数生灵的赞颂，而只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没有生命的“组件”，①并且“自然作为机器”及其变体“自然作为仓库”的隐喻，“证明了西方文明的剥削性和管理性特征的正当性，使它看起来自然、明显和正常”。②

在环境话语中，把自然比作“商品”“资产”的隐喻也值得特别注意。如斯托纳姆（Stoneham）等人曾提出：“通过使用基于市场的工具产生的信息购买生态系统服务，将环境资产（environmental assets）的价值纳入国民核算。”③这句话提示两个重要信息：其一，生态系统是可以使用基于市场工具生成的信息进行购买的，这说明生态系统被视作“商品”;其二，这种可购买的作为商品的生态系统，是一种“环境资产”，可以纳入国民核算。“环境资产”是环境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是指地球上自然存在的生物和非生物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的、可为人类带来利益的生物物理环境，④如水、矿产、能源资源、木材、鱼类、土地和土壤等。根据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环境资产”也是一个隐喻。在这里，环境被隐喻性地理解为资产，或者说是用理解资产的方式来隐喻性地理解环境。“环境”是目标域，“资产”是始源域。当用资产（始源域）来理解环境（目标域）的时候，有关资产的这些语义域都会投射到环境上，环境成为像商品一样可以获益和买卖的东西。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环境确实经常被当作获利的对象或交易的商品，“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央框架”（SEEA）就是专门对环境资产进行计量评价的框架体系，但把环境称作资产实际上已经离开了环境的本义。环境本来是作为生态系统中动物或人的栖居地、家园或住所存在的，它本来的功能是为人或动物的生存提供场所和支撑，而不是让人用来买卖获取利益的。环境资产的隐喻，使人们对待环境的功利化、资本化态度不可避免。若人们总想从环境中榨取最大的利益和价值，就很难从根本上把环境当作环境、当作家园来保护。

另外，像把自然比作“一件艺术品”“一座图书馆”“女神”等，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些隐喻建构了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的观念。在这些隐喻中，把自然比作“女神”或“女性”的做法尤其具有蛊惑性，因此下文专门对环境话语中的女性隐喻作些分析。

四、环境话语中的女性隐喻

如前文所述，环境话语中的隐喻建构既可以建构人与自然分离的非生态的破坏性观念，也可以建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观念。但在非文学性的环境话语中，隐喻建构的那种非生态的观念往往具有隐蔽性，它会随着人们对语言运用的内化被不自觉地接受，以至于人们意识不到这种观念有什么不妥。而生态话语修辞批评，正是要揭示出这种话语修辞中潜藏的问题，从而使我们对这种非生态的话语修辞保持警惕，并有意识地加以改变，使之由非生态性向生态性转换和发展。在这方面，泽伯拉·伯曼（Tzeporah Berman）《自然母亲的强暴》一文对环境话语中女性隐喻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伯曼《自然母亲的强暴》一文从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女性与自然的从属和压抑通过语言隐喻被结构化和永恒化了。她通过对环境话语中的几个隐喻和习语，如“土地的强暴”“处女森林”“地球母亲”“该亚”的批判考察发现，这些司空见惯的表达都加强了父权制的二元论和等级制的传统，继续把妇女和自然对象化，并且使人与人之间、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分离永恒化，这与生态运动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伯曼因此主张，应对我们所使用的男性人类中心主义的语言进行持续的质疑，以创造一种进步的、富有想象力的、能让包括平等的人类群体在内的自然世界的神奇性和多样性都得到表达的环境话语。

伯曼对境话语中的女性隐喻所进行的批评分析非常富有启发性，因为即使在今天的生态文学、生态文化研究中，仍有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自然”与“女性”更接近，并且倾向于使用“大地母亲”“该亚”这样的术语，以为把大地称为“母亲”、视作“该亚”即表达了我们对自然的尊重、提高了自然的地位，是有利于对大地自然的保护的。但伯曼的话语修辞批评则促使人们思考：真是这回事吗？“大地母亲”这样的术语早就有了，我们为什么没有保护好自然？通过“大地母亲”这样的隐喻究竟建构起了什么样的观念？作者通过对环境话语中的女性隐喻进行批判考察指出：即使把大地比喻为母亲，自然仍然不能免遭人类的蹂躏，是因为女性在男权文化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在父权制社会中，对女性的压制与对自然的控制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伯曼根据生态女性主义者伊丽莎白·道森·格雷（Elizabeth Dodson Gray）的观点指出：这种对自然和女性的压制以及对男性经验的普遍化植根于西方文化中的观念等级，这是犹太-基督教思想的结果。在这个等级体系中，上帝被视为最高的存在，男人紧随其后，再后面的是女人、孩子、动物、植物和作为更低存在的自然。正是在这个支配性的金字塔中，进一步的哲学二元论分裂随之而来，即心智/身体、灵魂/肉体、自然/文化的分离。通过这种概念化的二元论，女性传统上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男性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被构建为对立的，这种文化两极化导致二元论一方的贬值和双方的共同扭曲。“当女性被认为比男性更接近自然时，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为不如男性完整的人。”正是通过这种二分法，妇女与自然作为“他者”的概念才被创造出来。①

当女性与自然被父权制语言建构为他者时，再把大地、自然比作母亲，是无法真正地提高大地、自然的地位的。因此伯曼指出：在环境话语中，“地球母亲”和“自然母亲”术语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并且被普遍地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因此，考虑到北美女权主义运动的力量，以及对女性主要作为“给予照管者角色”的广泛质疑，地球作為女性尤其是作为母亲的拟人化值得批判性研究。

伯曼引用考拉德（Andree Collard）和孔特鲁奇（Joyce Contrucci）所言：“正是文化价值在外部世界的投射决定了人们处理世界的方式。”当我们把地球命名为“母亲”时，我们也命名我们与母性的关系，以及在男权社会中对母亲养育活动、妇女工作地位和私人领域的贬低。因此，当我们用“地球母亲”这个词来看待大自然时，就会出现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考虑到“母亲”这个词带来的文化包袱，我们能否通过这个词语与大自然建立一种新型的、进步的关系？其二，如果我们继续以基本的、以人类为中心（并且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方式来表象自然，我们是否有可能认识到其他生物和生命系统的内在价值以及自然世界的多样性？②

一般来说，我们对母亲总有特定的依赖和很多的期望，但是一般都不太可能想到我们的母亲也可能伤害我们。正是因为这一点，把地球比作母亲使这样一种观念永恒化了：人类可以从自然中索取而不指望归还;地球是无限的，它可以被人类无限地利用。这种观念反映在经济系统中就是：自然是一种自然资源或一种外部事物。与这种对自然的看法相类似，女性被视为“一种自然资源，是一种待拥有、利用、收获和开采的资产，对她的枯竭没有同情，对她的保护或补充没有责任”。这样一来，当我们把地球看作母亲，并且是给予、仁慈、无论如何都“用之不竭”的母亲时，我们也把女性看作是“母亲大地”，她养育、照料并委托她承担传统的基本照看者的角色。③正因为大地被视作“母亲”、视作“女性”，而女性、母亲又被赋予不计回报的、永不枯竭的“照料-给予者”角色，被视作可以被无限开发、索取而不需要补充、保存的自然资源，因此这种大地母亲的隐喻其实是潜藏着问题的。

在环境话语中，地球作为女性的另一个著名隐喻是把它比作古希腊女神“该亚”（Gaia），这一术语因为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著作中的“该亚假说”而流行开来。洛夫洛克在书中假设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着的系统。“该亚假说”在今天的生态文学、文化研究中仍是使用得非常广泛的。伯曼引用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的观点：在古希腊神话中，“该亚”变成她的“儿子-丈夫”乌拉诺斯（Uranus）的附庸。在那里，男人扮演了她母亲或配偶的“智识者”-“保护者”，他确保了她的生存。这种把男性与自然和女性分离开的做法同样加强了等级制的二元论，并把女性和自然的压制与从属永久化。当然，墨菲对“该亚”隐喻的这种批判是不完整的，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女神隐喻为女性赋权的重要方面，也没考虑到女神意象和宗教对于妇女解放和自然的承认与理解。但伯曼指出，女神崇拜的挑战对主流的犹太-基督教来说是一项重要而徒劳的任务，用近似的等级制的母系社会取代父权制的宗教，无助于解决分离和二元论的问题。“该亚”和“大地母亲”的隐喻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给我们一种把地球作为人类和女性的意象，限制了我们所能创造的形象。对于人类来说，最根本的是重塑一种对于大地的新理解：将大地视作一种强大的神圣存在，而人类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地球作为女性形象的性别化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加强了女性与自然的从属和压抑，使父权制的主导意识形态永垂不朽。①

在环境话语中，除了“该亚”和“大地母亲”这两个隐喻外，像“大地的强暴”“处女森林”“穿透荒野”“穿透地球母亲”等与自然相关的“强暴”隐喻也值得特别注意。根据伯曼的批判分析，这些“强暴的隐喻”潜藏着人类控制自然的暴力逻辑：人类强暴自然与男人强暴女性一样，是自然“愿意”或“等着”被强暴。就像生态女性主义者考拉德所指出的，这种“希望被强暴”的知觉方式通过隐喻投射到对自然的知觉上。而这种“大地的强暴”隐喻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它的广泛流行性“代表着对人类对待自然世界的固有暴力和支配的承认和接受，以及人类在这种虐待中所扮演的角色”。“强暴”隐喻的使用也假定了在某些情況下，自然就像女人一样，或许愿意与男人合作。那么，这一隐喻就把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强化并合法化了。②

通过上面的批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对自然世界的经验是被社会地和文化地建构起来的。隐喻修辞在构建这些经验、构建我们的现实以及我们的行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环境话语中的女性隐喻延续了父权制的传统与控制，对自然的不加批判的性别化和强暴隐喻的使用，重塑了一种支配性的、压制性的意识形态，延续了霸权主义的传统。我们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改变我们构想和描画自然的话语修辞方式。就像伯曼所说的：“很显然，创造性地运用新的隐喻和习语去表达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还有一个极大的需要是，为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们、存在物和自然系统创造一个积极的语义空间。”伯曼又说：“语言是一种强有力的人类工具，我们必须检查它在维系、持存现存社会结构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去持续地质疑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并发现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去挑战深深地扎根在社会中的男性中心的偏见是必要的。这种质疑将进而创造一种进步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富有想象力的表达方式将被孕育出来，包括平等的人类群体在内的自然世界的神奇性和多样性，将在这种方式中得到表达。”③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赵奎英

话语关联与修辞关联研究论文篇2：

以会话语篇的关联性分析《活着之上》中会话的言外之意

摘要：本文将从会话语篇的关联性出发，结合Grice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分析会话语篇的关联性与话语的言外之意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关联原则的三个方面分析小说《活着之上》中人物会话的言外之意。

关键词：会话语篇;关联性;言外之意

一、引言

语篇是一个语义概念，是表意的成分，语境是它所固有的一个特征。会话语篇则是语篇的一个分支，指的是由会话组成的语义段落。在情景会话中，语境为交际双方理解话语含义提供了相当广泛又特别的关联性，而关联性为话语的言外之意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将结合Grice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与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先对会话语篇的关联性和言外之意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根据理论基础分析小说《活着之上》中人物会话的言外之意。

二、会话语篇的关联性与言外之意的关系

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把语言交际看作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即按照一定的推理、思维规律进行的认知活动。关联理论认为人的认知以最大关联为取向，而语言交际则以最佳关联为取向。根据关联原则，任何一个交际行为都传递着最佳性的假定和期待，听话者总是以最小的认知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并以此来推导说话者的交际意图。（1）而语境在言外之意的表达和理解中，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2）

会话语篇的关联性也离不开交际过程中受话者对说话者话语的认知投射。根据Grice会话含义理论可知，会话中的特殊含义在具体语境中可通过故意违反准则而产生，当这种有意而违之被受话者察觉到，受话者就能相应地产生特殊的语义关联，从而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

综上，会话语篇中的关联性是话语产生言外之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交际过程中说话者利用关联性来委婉、迂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受话者则利用关联性理解和接收话语意图，完成交际过程。

三、《活着之上》会话语篇中言外之意的分析

会话中的关联原则由主题相关、话语相关和交流性动作相关来体现，下面将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摘取小说《活着之上》中的部分对话，并分析其中的言外之意。

（一）主题相关性关联

语境一：“我”博士毕业后想去麓城师大任职，走投无路想请在那里担任助理的大学同窗蒙天舒帮忙推荐一下。

我：“我有一份材料托杨教授转给你了，你要用力帮我推一下。”

蒙：“看见了，看见了，不错。这几年在北京还是有收获啊！”

我：“这件事要请你用力推动一下。”

蒙：“你怎么不早来联系？我以为你明年毕业呢。今年北大、复旦、武大都有人来联系了，试讲好几个人，人事处也同意了，都要签了。”

我（自卑起来）：“都是名校啊。”

蒙：“如今跟前几年形势大不相同，博士打堆了。”

我：“那怎么还轮得到我？”

蒙：“今年进人的事，院务会已经讨论过了，要不下次开会我帮你特别提一下？谁叫我们是老同学？别人我就不多这个事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再拿出来，龚院长会说我多事呢。那我还是要提，如果是别人我就不多这个事了。”（3）

分析：此例中会话语篇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求职，求人者迫不得已，被求者工于心计。由于在这个情境中交际双方对麓城师大招收教师这一事件各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因此交际时双方说的话都不是直截了当，而是迂回委婉的。比如一开始“我”说的是“有一份材料要请你用力推一下”，这份材料不是别的，正是申请任职的材料，蒙天舒心里其实已经知道了“我”的来意，就是希望他能够在院领导面前帮“我”说说好话，推荐推荐，但他故意答非所问。等“我”第二次说到请他推一下的时候，他开始发难了：先故意用一个反问句来激“我”，又紧接着一句“我以为你明年毕业呢”，这两句体现的言外之意是：不是他不帮“我”，而是“我”联系晚了，把责任往“我”自己身上推，顺带还为他自己开脱。接着为了让“我”知难而退，说北大、复旦和武大都有人联系了，言外之意就是人家名校的博士生都来联系过了，“我”一个非名校毕业的博士生根本不算什么。在“我”产生自卑退缩心理以后，他又把话放缓，说愿意帮“我”在院务会上提一下，还特别强调“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他是冒着被领导批评的风险帮的这个忙，言外之意是他下了很大决心，尽管这对他不利，但他还是决定要帮“我”试一试，给“我”一种心理暗示：“我”欠了他很大一个人情。其实蒙天舒是故意放长线钓大鱼，采取先抑后扬的办法，结果“我”由于不清楚具体情况，完全信任了他，一下就上了钩。整段对话都没有提及任职一事，但是由于二人在交际过程中自觉遵循了交际原则，自始至终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对话，因此即便说话者在表达时违背了会话准则，受话者也能通过与主题相关的关联性来意会到对方的意图。

（二）话语相关性关联

语境二：蒙天舒仗着他曾在“我”考博的时候，向“我”现在的博导冯教授推荐过“我”这一人情，想用“我”尚未发表的硕士论文中的一段论述作为他博士论文章节间的过渡内容。

蒙：“你的硕士论文发表了没有？”

蒙（停顿）：“我在学术网上查了，没有。”

我：“这两年没心情去考虑这件事。”

蒙：“我的博士论文写到中间卡住了，发现你的硕士论文正好可以参考一下，过渡到下一章去。反正你也没发表，不用一下是学术资源的浪费，那就借给我参考一下？我只借‘王阳明论致良知’那一点内容。”

我：“你看到明年我大概可能也肯定要考虑论文的事了，说不定我自己还要用呢。”

蒙：“你的基础我是知道的，有什么问题？脑子一转，一条新的思路就转出来了。我们笨点，就只能沿着一个方向想，转不出来。”

我：“我脑子哪有那么靈？那是我写了一两年写出来的。一两年啊！”

蒙：“看在哥兄弟的分上，搭手救一救哥兄弟吧。我也想绕过去，可绕不开。只好过渡一下，就过渡一下，大家都互相帮一把，有朝一日你还有什么事，哥兄弟肯定挺身而出。”

我：“那你拿去呗。”

蒙：“太谢谢你了。”（停顿）

蒙：“我也只是搭个桥过渡一下，搭个桥呢。文字上我会做调整的。”（4）

分析：此例中，蒙天舒在学术上有求于“我”，并且有备而来。首先单刀直入地问“我”硕士论文发表了没有，其实他肯定提前了解过，才敢直接引入话题，又自问自答，让“我”没有回绝的余地。他道清来意之后，“我”近乎语无伦次、模棱两可的回答虽然委婉地表达了拒绝之意，但“我”话语里的优柔寡断让他意识到还可以争取一下。争取未果，因为“我”接下来的话尽管仍然在拐弯抹角，但拒绝的意思表达得更明显了，他又开始说好话拍马屁，依旧未果。最后他使出了杀手锏：卖人情，“大家都互相帮一把”到“挺身而出”这几句暗含了两个言外之意，首先是“还”字，暗示他之前在“我”考博的时候帮过“我”，现在是“我”还人情的时候了，并且以后“我”可能还有需要请他帮忙的地方，隐含着一丝“不要把人情做得太绝”的威胁感;另一个意思是只要“我”这次助他成功了，以后“我”有什么需要，他还能不忘今日之恩，必定还这个人情。在“我”勉强答应他之后，为了打消我的顾虑，防止我反悔，他又补充了最后那一句话，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其实就是告诉“我”，他还是有“学术良心”的，说好只是观点借鉴，而不算完全的学术抄袭，为的就是把话说满，让“我”难以反驳。这段会话双方都遵循了合作原则，话语衔接以及对话交流之间的关联性都比较强，话轮的转换和衔接自然紧密，言外之意也易于捉摸，比如双方来回因为交际双方都遵守了交际原则和认知原则组成的关联原则，成就了会话语篇的连贯性。

（三）交流性动作相关性关联

语境四：蒙天舒拜托“我”请来了“我”的大师兄——《历史评论》的主编周一凡来学校讲学，主要目的是请周关照他投的论文，之后故意把“我”安排走，并对师兄撒谎说“我”有课。直到师兄临走前联系“我”见面。

到了师兄的房间，他已经在收拾东西了，蒙天舒在帮他从阳台上把晾晒的衣服拿进来。师兄说：“聂师弟这几天都有课啊？”我想诚实地说“没课”，瞥见蒙天舒递了个眼神过来，就说：“有课，有课，没能陪大师兄。”（5）

分析：这段对话中，师兄问及“我”最近是不是都有课，这时蒙天舒为了圆谎给“我”递了个眼神过来，此时“我”的内心一方面不想说谎，另一方面，如果不说谎又无法解释自己最近为什么没有过来探望师兄，因此这个眼神对“我”而言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警告，言外之意让“我”不得不继续撒谎。蒙天舒的递过来的那个眼神属于一种交流性动作，提醒“我”注意说话的内容方式，而“我”在接收到这个动作以前就在思考怎么回答，接收到这个眼神后，立马就意识到蒙天舒的意图，同时也为了给自己省事，所以才做出违心的回答。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会话语篇的关联性与交际语言的言外之意之间的关系，以小说《活着之上》中部分会话语篇为例，用关联性原则的三个方面分别分析了说话人话语的言外之意，并揭示了其交际目的，展示了会话关联性在语言交际中的重要性。

注释：

季茂江.衔接、连贯、关联原则在会话语篇中的功用[J].采写编，2019（01）：32

陈丽梅.“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02）：52

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12）：73-74

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12）：29-30

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12）：256

参考文献：

[1]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12.

[2]熊学亮.简明语用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05.

[3]王全智.也谈衔接、连贯与关联[J].外语学刊，2002（02）：28-31.

[4]陈丽梅.“言外之意”修辞现象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02）：52

[5]季茂江.衔接、连贯、关联原则在会话语篇中的功用[J].采写编，2019（01）：31-33.

[6]李文莉.关联理论与言外之意的理解[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01）：51-54.

[7]魏月红，史玮璇.论衔接、连贯、关联原则在会话语篇中的功能[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04）：142-143.

[8]孟建钢.关于会话语篇连贯的关联性诠释[J].外语與外语教学，2001（07）：2-5.

作者：李倩

话语关联与修辞关联研究论文篇3：

关联理论对幽默话语的认知解读

摘要：本文运用关联理论，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幽默的生成机制进行探讨。作者指出，在会话语境中，关联期待图式的被打破/或激活产生了幽默，此即幽默产生的认知机制。同时，作者分别就关联期待图式被打破/或激活的三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幽默话语；关联理论；图式；认知

1.引言

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幽默”这一语言现象进行过阐释。但各家的研究都没有涉及幽默话语产生的语言机制，即“幽默”这一语言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问世以来，在语言及语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国外学者从1994年开始运用关联理论分析言语幽默，取得了一些成就。在中国，对于“幽默”的研究主要是沿袭修辞学和逻辑学的传统；即使有用关联理论来阐释幽默的,他们也只是从语用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研究,如王勇（2001）、徐庆利、王福祥（2002）、涂靖（2003）等。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关联理论，通过对《龙须沟》、《茶馆》等名著个案，从认知的角度对“幽默”产生的机制进行探讨，以期对“幽默”这一言语现象进行深层分析。

2.关联理论概述

Sperber & Wilson（1986/1995）在其专著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中创立了关联理论。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活动的本质是认知活动。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它概述了一条总的认知原则——关联原则。认为言语交际中话语理解的唯一的标准就是话语的关联性。

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认定一种唯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因此，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本身都具备最佳的关联性。

关联理论以关联性的定义和两条原则作为基础，这两条原则是: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关联的认知原则是指人类的认知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交际原则则表示每个话语(或交际的其他行为)都应设想为话语或行为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Sperber & Wilson,1986/1995）

所谓关联性就是产生语境效果的新信息与已有信息(即语境)的关系。语境效果就是话语所提供的信息和语境之间的一种关系(何兆熊，1999)。在交际中，新信息和现有语境假设(旧信息)之间有三种关系会产生语境效果，使话语具有关联性:①新信息和现有语境假设相结合，产生新的语境暗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②新信息加强现有语境假设;③新信息与现有语境假设互相矛盾，并排除现有语境

假设。(Sperber & Wilson，2001)

要找出新的语境暗含必须靠新信息和语境假设两者的结合(何兆熊，1999)。语境效果的取得还要依靠为进行加工而付出的努力。在付出努力后人们的话语是否获得语境效果取决于三种因素:①话语是否复杂;②语境是否明确;③在这个语境下为求得话语的语境效果而进行推理时付出了多少努力。如果话语同语境之间缺少一份关联，推理思考时就得多付出一份努力。因此，信息与语境的关联越弱，听话人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多;而需要付出的努力越少，话语同语境的关联必然越强(何自然，1995)。也就是说，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为进行加工处理而付出的努力越少，关联性就越强。

依据关联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每一个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交际本身都具有最佳关联性。而一话语具备最佳关联性，当且仅当:①它起码要具备足够的关联，值得对它进行加工处理;②它与说话人的能力及偏爱相一致，是具有最大关联的话语。

“听话人理解话语的主要目的是为符合最佳关联的期待找出解释”。( Sperber & Wilson，2001)

3.关联理论对幽默话语的认知解读

关联理论认为“听话人理解话语的主要目的是为符合最佳关联的期待找出解释”(Sperber & Wilson，2001)。在交际过程中，言者发出某一话语后，根据最佳关联原则对听者的反映已具有某种期待。从言者这边来讲，当时的情景和他的认知语境使言者话语与其期待中的话语形成一个图式。好比相邻对中的“问候-问候”“问题-回答”“抱怨-否认”等。于是当听者根据自己的爱好与能力进行解释、推理，做出根据最佳关联原则对自己来说最具关联的解释，发出应答语时，并且当且仅当这一话语与言者关联期待中的话语不符时，幽默即产生了。关联理论对幽默话语的认知解读主要表现在关联期待图式被打破和关联期待图式被激活。

3.1 关联期待图式的被打破与幽默话语

所谓“图式被打破”，指的是在幽默话语的产生过程中，交际者关联期待中关于应答语的图式被打破。转而被另一交际者根据最佳关联所产生的、最具关联的应答语所代替。

如《龙须沟》里有一个例子:王大妈的二女儿二春因要自由恋爱结婚与母亲发生争执，赌气跑到了姐姐家;王大妈不放心请程疯子去看看，程回来后与王有一场对话：

例1.大妈：劳你的驾!你跟她怎么说的?

疯子：我说，回去吧，二姑娘，什么事都好办。

大妈：她说什么呢?

疯子：她说:妈妈要是不依着我，我就永远不回去，打这儿偷偷地跑了!

大妈：丫头片子，没皮没脸!你怎么说的?

疯子：我说，别那么办哪!先回家，从家里跑还不是一样?

大妈：这是你说的?你呀，活活的是个半疯子!(老舍，《老舍文集》，《龙须沟》，1987：142)

程疯子转述二春的话说她要从姐家偷跑，大妈急听下文，问程的反应。此时，无论大妈的心理还是读者根据惯常情况对于下一应答语的预期，两个层次上听者关联期待中对于应答语的图式都是“对于这种情况应该劝阻”。而程疯子却说“从家里跑还不是一样”，不但不劝阻反而鼓励。这是什么话呢?但读者仔细一想，所谓“自由结婚”就是让人婚姻自主。也就是说，二春的婚姻由二春自己做主，即使回了家妈妈不同意想走也能走，妈妈管不了也拦不住。这不就是“从家里跑还不是一样?”所以程疯子所说的完全合情合理。在作者看，这一句也是最具关联的话语。但是王大妈和读者关联期待中的图式却被打破了。同时也正因为这一图式的被打破，幽默产生了，因为随着图式的被打破，读者不仅意识到实际的应答语与期待中的不同，也意识到不同后面对“从家里跑还不是一样”这一话语的不同解释。进而意识到另一种解释的合理性。因而此时，“从家里跑还不是一样”这一应答语的关联性也被认可。在这个“明示-推理”交际过程中，听话人对于幽默话语的解码和推理的过程，就是对“从家里跑还不是一样”这一话语与自己关联期待间不协调的认知的过程。这一认知的结果就是幽默的产生。

3.1.1 上下文情景的误导致使关联期待图式被打破

在这种情形下，话语里的表面意图掩盖了交际者的真实意图，通过情景假设与上下文误导听话人和读者(即受话者addressee， Yus Ramos，1998：293-309)，对话语做出与发话者的真实意图不同的解释。当受话者期待中的图式被打破之后，重新进行推理发现交际者的真实意图，这样交际完成的同时幽默也就产生了。请看《神拳》中，高大嫂夸高秀才有文才时的一段对话。

例2.高秀才：不客气，大嫂﹗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况有老公鸡乎﹗

高大嫂：真有文才，张嘴就让我听不懂﹗

（老舍，《神拳》，1963：10）

在该段对话中，高大嫂在听到高秀才的“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况有老公鸡乎﹗”的话时，她最初的反映便是“真有文才”，这就使听话人（高秀才与当时在场的高永福）和我们读者都认为高大嫂是真的在赞扬高的文才；可她接下来却说“张嘴就让我听不懂”，这就迫使听话人和读者对高大嫂起初说的“真有文才”要重新进行推理思考，去领会交际者说该话的真实意图。结果是：发现自己之前是“受骗”了，被引到岔路上了；同时发现这一切都是交际者（这里是作者）有意安排的，他的情景设置和上下文布置都只不过是个“陷阱”，目的就是为了把受话者引入“歧途”。当受话者意识到所有的这一切，并识别发话人的真实意图时，幽默就产生了，交际也才真正完成。

3.1.2 词语无标记义致使关联期待图式被打破

这一类话语中的误导是借助于某一词语的语义选择。根据标记论，话语中词语的无标记的语义是最常见的，在话语理解过程中是最容易被激活的。因而，在这类幽默会话中，根据认知原则，发话人话语中的某一词语(或词组)的某一语义，由于它的无标记性在受话人的解码、推理过程中被选择，从而导致受话人在交际过程中推理失误，造成暂时的误解，从而产生幽默。发话人话语中的这一词语(或词组)，借用心理实验的一个术语我们称之为刺激词。如:

例3.唐铁嘴：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屋子，好不好?

王利发：唐先生，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儿恐怕……

唐铁嘴：我已经不吃大烟了!

王利发：真的?你可真要发财了!

唐铁嘴：我改抽“白面”啦!(老舍,《老舍文集》，《茶馆》,1987:380 )

例3里“大烟”一词就是这个幽默会话的刺激词，在“毒品”、“毒品的一种”、“鸦片的通称”等一系列语义中，“毒品”这一语义显然是无标记的、最常用的，因而也是最易被选择的。所以在唐与王对话的第二个相邻对中，当唐说“我已经不吃大烟了”时，无论是王掌柜还是读者都将之解释成“毒品”，以为唐真的戒烟了，不再吸毒了。显然这一解释需要极小的努力就可取得很大的语境效果。但是随着交际的进行，当唐说出“我改抽‘白面’啦”时，我们才发现自己的推理失误，于是重新对上文的“刺激词”进行推理解释，进而对整个交际过程重新推理解释，重新完成交际。前后两种解释的对比使受话人产生幽默感。

3.1.3 关联期待图式被打破的另一种情形

在这类会话中，表面上看来角色的话语不是正常的表达方式，而是有点多余似的。如:

丁四：两个人才弄半桶水来?

小妞：疯大爷晃晃悠悠，要摔七百五十个跟头，水全洒出去了啦!(老舍，《老舍文集》，《龙须沟》，1987：115-116)

根据关联的认知原则，人类的认知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而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为进行加工处理而付出的努力越少，关联性就越强。在此例中“要摔七百五十个跟头”显然比“要摔许多跟头”需付出较多的努力。在这组相邻对中，小妞的应答语不是最具关联的话语。但是根据关联的交际原则，每个话语(或推理交际的其他行为)都应设想为话语或行为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也就是说，每一个明示-推理交际本身都具有最佳关联性，即小妞子的应答语是最具关联性的话语。两种解释互相矛盾。

最佳关联原则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具备最佳关联性的话语，“与说话人的能力及偏爱相一致”。小妞子并不是简单地告诉父亲这“程疯子走路不稳，把水都洒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人所共知的，否则在上文的对话中王大妈也不会求四嫂让妞子去帮疯子打水了(老舍，《老舍文集》，《龙须沟》，1987：104)。让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去帮一个四十多岁的成人打水，仅这一点就已证明了疯子的没用。但是，作为父亲的丁四明知这一点却还抱怨水打得太少，好像是责怪小妞子;小妞当然不服气，当然要对父亲的指责进行辩解。同时，妞子也要埋怨父亲对大家共知的事实的忽略。于是妞子故意地将“许多跟头”说成是“七百五十个跟头”，以引起父亲的注意，使父亲在对话语进行加工处理时，识别自己的意图:“辩解”并且“抱怨”。这对妞子来说确是最具关联的，完全符合最佳关联原则。但同时，这一话语却打破了我们关联期待中的图式，于是幽默产生了。

3.2 关联期待图式的激活与幽默话语

所谓的“图式被激活”，就是指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认知语境中另一图式被实际应答语所激活，并因此产生幽默。这时，交际者原有的关联期待中的图式也被打破(并且在先)，但是这一打破还不足以产生幽默效果，而当由于某一刺激，交际者认知语境中表面上看来与此情景毫不相干的某个信息被激活，形成一个新的图式时，并且由此一交际者(此时多为听话人或读者)意识到另一交际者(此时多为说话人或作者)的真实意图时，幽默才会产生。话语中许多所谓的“谐音双关”便是典型的一类，例如：

例4.王淑芬：(看李三的辫子碍事)三爷，咱们的茶馆改了良，你的小辫儿也该剪了吧?

李三：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 (老舍,《老舍文集》，《茶馆》,1987:376)

这是《茶馆》中,王利发的妻子王淑芬和茶馆李三的一次对话。王的话是询问也是建议，根据一般的会话原则，这一相邻对的应答语应是对王的建议的回应“同意与否”，这才符合受话人的关联期待。但李三的回答却完全与之无关，不说剪也不说不剪，对王的建议不置可否。当然，至此交际者原有的图式已被打破了。但如果只是到此为止，读者的推理也随之停止不再做任何进一步的推理，那就不会产生幽默。这种情况下，言者、作者的意图没有被识别，交际的任务也就没有完成。对于交际者来说，这无疑应是一次失败的交际。但实际上当然并不是这样，因为李三的应答语虽然打破了受话人关联期待中的图示，但同时随着受话者认知语境中新信息(当时的社会每况愈下，社会改良毫无作用，人们已经不抱希望，可称是人心冰凉)的被激活，一个新的图示同时被激活。这样作者的意图最终被识别，交际完成幽默产生。王话语中的“改良”指的是大茶馆的改良，“干净了”、“体面了”，“专招待文明人”(老舍,《茶馆》,1987:376)。因而李三的辫子实在是碍事了，所以王劝李三把辫子剪掉。可是李三却觉得什么改良都是骗人的、没用的:“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做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老舍,《茶馆》,1987:376)改良没给社会带来什么进步，生活没有一天天变好，反而越来越糟了。改良有什么用呢?小辫儿也还是留着好，“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老舍,《茶馆》,1987:376)。由“茶馆的改良”引发“社会的改良”，再引发“社会改良的结果使人们对改良不抱希望，已经心凉了”。进而重新回到“茶馆的改良,剪小辫儿”上来，通过新的信息的加入，人们最终意识到李三或者作者对王的话语的态度:(学时)改良无用，辫子不剪。从而“建议-拒绝”的图式得以建立，交际意图被识别，交际完成。在这一系列的推理过程中，交际完成的关键在于新信息加入后新的图式的形成。同时，这也是幽默产生的关键。

3.2.1 目标词致使关联期待图式被激活

在会话中有一个类似于“刺激词”的词或词组，并且在这一词语的刺激下产生一个新的图式，促使幽默话语的产生。这类词我们同样借用心理实验中的一个术语，称之为“目标词”。

例如《龙须沟》中程娘子与王大妈的一轮对话:

例5.娘子：老太太，对街面儿上的事您太不积极啦!

大妈：什么鸡极鸭极的，反正我沉得住气，不乱捧场，不多招事。(老舍,《老舍文集》，《龙须沟》,1987:159 )

娘子话语中的“积极”是“热心”的意思，但是对于王大妈来说，虽然也知道些它的意思，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新词。在老太太的认知语境中“ji”这一语言符号，最直接的解码就是“鸡”。所以在王大妈的话语中才会出现“鸡极鸭极”这样在我们看来不和谐的词语。但在王大妈的推理中既然有“鸡(ji)极”当然可以有“鸭极”，鸡鸭不分家嘛。对于王大妈来说这一仿词是极自然极合情理的，就像我们说“什么积极不积极的”一样，只是一种反驳，完全符合最佳关联原则。但是，在我们的认知语境中，大妈的创造却因其语言形式与我们的词汇信息的不协调，而打破了期待中的图式。而随着受话人认知语境中与实际应答语相关的信息“积极”地被激活，我们才意识到实际应答语的语义暗含。识别发话人的交际意图是“抱怨”，从而重新建立“指责-反驳”的图式。这样交际才最终得以实现，而受话人对整个交际过程中推理的认知产生幽默。

3.2.2 关联方式的作用致使关联期待图式被激活

在这情况中，幽默话语不仅存在于上下文中，即即使不看整个相邻对，而只看其应答语也同样是幽默话语。例如，老舍话剧《方珍珠》中的一段对话:

例6. 方珍珠：二叔，看!书，纸本，笔!我真是女学生了!

白花蛇：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事!你妈妈许你去的吗?

方珍珠：妈妈刚才点了头。

白花蛇：两个太阳一齐由西边出来!(老舍,《老舍文集》，《方珍珠》,1987:29 )

这类会话中的幽默产生于关联方式的刺激，也就是Curcó(1996)所说的，“言者对新信息产生关联方式的期待，与这一信息实际产生关联的方式之间存在冲夹，产生幽默”。在这类会话中，交际者对于始发语并不是直接给出应答，而是通过隐喻的方式间接表达对上一“话语”或“事件”的态度，通过隐喻的方式激活一个相似的信息，通过这个新信息受话者识别发话者的交际意图，从而重新建立一个图式完成交际。在例6中，第一个相邻对中，白不直接表达他的惊异，而是用“太阳从西边升起”这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比喻方所说事件的不可思议。通过激活受话者百科知识中对“太阳从西边升起”这一事件的“不可思议”的判断，发话者表明对“方上学”事件的态度，从而重新建立“事件-态度”的图式以完成交际。该幽默的关键就在于对于某一话语或事件，交际者不是直接表明态度，而是使受话者根据相似性，从他的实际应答语中(而非从关联期待中所谓“相关”的话语中)推断出他的实际意图。当受话者识别到这一交际意图时，交际才得以完成，而对于关联期待中与实际应答语的关联方式不协调的认知产生幽默。

3.2.3 回声式话语致使关联期待图式被激活

Curcó(1996)的研究认为：有意幽默就是Sperber & Wilson(1986/1995)所说的“回声式用法”。而我们认为回声式用法产生幽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在受话者的语境中，激活了一个新的信息，重新建立一个认知图式。而对于前后两个图式不协调的认知产生幽默。例如:

例7.吴祥子：逃兵，是吧?有些块现大洋，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有钱就藏起来，没钱就当土匪，是吧?

老陈：你管得着吗?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要打)

宋恩子：你?可惜你把枪卖了，是吧?没有枪的干不过有枪的是吧?(拍了拍身上的枪)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老舍,《老舍文集》，《茶馆》,1987:394)

老陈话中说“我一个人揍你这样的八个”本是要威胁两人，但在宋的应答语中，不是直接表示“接受”还是“拒绝”，而是用老陈自己的话回敬给老陈。通过使用回声式话语，对威胁给了一个回击，表明对威胁这件事的态度:“不屑”以及‘嘲笑’和“讽刺”。而在《龙须沟》中，当王大妈对丁四的新衣服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意见时，丁四说:“大妈，您专会说吉祥话”(老舍,1987:162)。所谓“吉祥话”其实是不吉利的话，相对于关联期待中的图式，这句话实在是不合时宜。而对于年长的王大妈，丁四即使埋怨也不能说什么。因此这里正话反说，通过这句反语激活大妈语境中“正话”的信息:“您这话真不吉利。”从而建立“话语-评价”的图式，传递出自己“抱怨”和“不满”的交际意图。

4.结语

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1986/1995;2001)认为,在交际中，对交际意图的识别就是对言语意义的理解。因而，所谓幽默是一种态度，对幽默话语的认知就是对这种态度的识别。而在会话中，听话人理解话语的主要目的是为符合最佳关联的期待找出解释。于是，交际者对于他人对某一事件的评价，与自己关联期待之间不协调的认知产生了幽默。在会话中，主要是通过交际者认知语境中，关联期待中图式的被打破或被激活而产生幽默的。这就是会话中幽默话语产生的认知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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