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论文

关键词：开创性现代文学中国精神

[摘要]中国近代文学学科是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代史及整个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构建起来的。长期以来，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学科之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处境一直比较尴尬。近代文学学科自建立以来，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学科建设还存在很大不足。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论文篇1：

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取向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沿袭中国古代文学的自然精神方面具有开创性，植根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熏陶和受西方反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对于自然精神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本文就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和讨论，这种讨论有助于从整体上了解现代文学的特征，把自然精神有效融合在现代文学中，从宏观上认识现代文学乃至人类进程中的绵延不绝的自然精神。

关键词：现代文学；精神立场；自然精神

本文主要探讨现代文学自然精神中的道家自然精神、酒神自然精神、女性自然精神、后自然精神。中国现代文学自然精神是植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的精神取向，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开启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道路的历史时期、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开始盛行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独特的精神取向，它既延又革，既不脱中国古代文学精神母体，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融合和割裂中寻找平衡，因此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然精神取向的丰富多元化、纷繁复杂性。其中道家自然精神主要表现在现代作家对于道家的“无为”思想、张扬个性、崇尚自然、提倡天道合一的自然精神取向；酒神精神强调自然人性中强大的生命力，具体表现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女性自然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母神崇拜和女性自然精神，母神崇拜最早来源于古代神话中的女性崇拜和图腾崇拜；女性的自然精神是源自西方的女权运动，具体体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女性思想解放为立场的文学创作；中国现代文学后自然精神是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废墟上，人在无家可归之后寻求的人类灵魂的第二故乡——即自然精神故乡的基础上的自然精神，现代文学后自然精神是中国现代作家在进退失据中寻找灵魂家园的集中表述，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

一、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立场综述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拉开了帷幕，它是继古代文学之后出现的独特的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学者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论述。研究思路多种多样，主要集中于文学思潮、外围文化类型、文化意象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精神立场的研究至关重要，只有全方位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立场，才可以深刻认识现代文学的总体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立场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二者产生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迥异和分歧，另一方面，文学精神立场的传承性又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同构、继承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土壤决定了它的丰富多彩、新鲜生动、别具一格的特征，中国古代文学主要集中于儒释道思想，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这样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古代几千年文学精神立场的单一性、持久性、稳定性。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的不同于前者的精神立场。面对着古老帝国的解体，西方文化的入侵，西学东渐时代的来临，传统文化、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进行分裂和重新组合，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复杂性、包容性、丰富性。同时历史理性、实用理性、虚无主义、自然精神、超自然精神等多种综合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立场，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坛的精神格局。

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道家自然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作品《故乡》中的文字，主要融入的是作者对故乡的精神寄托，这也是道家有关隐逸情怀的基本表现。还有《社戏》，作者回忆的视角转向了童年时代在外婆家看戏的生活场景，展现了童年时代美好的生活画面，构建起了那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家园，这个家园的最核心的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道家自然精神。另外，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道家自然精神的作家作品不胜枚举。郁达夫的作品《迟桂花》、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等都集中体现了作家陶渊明式的无为超脱和隐逸情怀。

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酒神自然精神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酒神精神进行了阐述：“酒神祭作为一种洋溢的生命感和力量感，在其中连痛苦也起着一种兴奋剂的作用，它的心理学赋予我们理解悲剧情感的钥匙”、“生命意识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

中国现代文学酒神诞生的社会背景是：推翻满清帝制，辛亥革命带来了社会的变革和思想的变革，国门大开，西学东渐，西方思想开始走进中国。文化界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启，现代文学选择了酒神自然精神。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很多都体现了这种酒神精神，例如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延安文学都表现了酒神自然精神。鲁迅的小说《野草》、《铸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保卫延安》等是现代文学作品中酒神自然精神的集中体现。

四、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自然精神

女性自然精神中的“女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母亲形象的女性，主要来源于最初的人类对母亲的崇拜；二是相对于两性之间的女性。母性以及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是人类原生态、自然的体现。

当时现代文学中有很多文学作品体现了女性自然精神，其中有曹禺的《蜕变》、莫言的《丰乳肥臀》、鲁迅的《补天》、冰心的《超人》、沈从文的《边城》、《繁星》等，这些作品体现的是女性崇拜，它们洋溢着或低沉或激昂的基调。鲁迅的《补天》借鉴了上古神话中女娲的形象，上古神话蕴含着最早的女性崇拜意识，鲁迅赋予她很高的形象；沈从文《边城》中对秀秀的描写，是人类原始女性美的描写，是建立在两性关系上的女性自然精神的描写。

五、中国现代文字中的后自然精神

寻求出世、清静无为的道家自然精神，洋溢着生命热情激越的酒神自然精神、母神崇拜的女性自然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学自然精神的母题，同时也影响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如果说前三种精神直接指向人和自然的和谐，指向人类最初的自然母题，其中容纳了传统文人的灵魂复归，隐世遁逃的内求精神，那么随着五四前后社会体系、思想思潮的改变，崇尚科学、民主，反封建、反传统，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的思想运动的开展，都市文明走向急速前进的道路，在都市文明世俗化转变的过程中，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文人的厌世情结随之出现，于是文学摒弃了世俗的价值取向，走向了崇尚自然的道路，走向古代文人桃花源式的精神探索之路，中国现代文学开启了后自然精神。随着都市文明的异化对心灵造成的挫伤，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将会走向后自然精神。

六、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立场和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立场的区别

如果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精神立场是在道家自然思想和儒家思想之间展开的，那么现代文学精神立场则呈现出了多种可能性，多种精神立场相互激荡，相互补充，相互抵触，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多元的精神立场。受不同的精神立场的支配，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精神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审美精神稳定、单一、内敛、沉静，凝滞，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精神体现在激越、喷薄、动荡、流动。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现代性不断激化的历史进程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是激进变革的先驱，它既是一面镜子，也是历史中最内在的那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和精神。在那些剧烈的变革时期，在那些猛烈发生的历史断裂过程中文学都扮演一种推波助澜的角色。”历史背景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部开天辟地荡气回肠具有颠覆性的思想文化史，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多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交汇，散发出永久的光芒。中国古代审美特质被消解在了荡气回肠、喷薄欲发、激越反抗、重新构建、推旧出新的文学进程中。

总结：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取向是五四时期文学现象的重要体现，多元文化因素的交汇，产生了文学现象中的多种自然精神，它以层出不穷、色彩缤纷的形式闪烁在现代文学文坛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以古代儒家孔孟精神为主体的价值体系的继承和再创造，最后抛弃了传统文学精神，构建起了多元的独特的文化精神。自然精神的出现，是现在文学史的坐标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下）[J]. 王富仁. 天津社会科学. 2015（05）.

作者：陈莹

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论文篇2：

论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与研究趋向

[摘要]中国近代文学学科是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代史及整个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构建起来的。长期以来，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学科之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处境一直比较尴尬。近代文学学科自建立以来，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学科建设还存在很大不足。确立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最迫切和紧要的是确立近代文学的本位观，构建近代文学的理论体系和阐释系统。今后，近代文学的研究趋向和重点可能会集中在女性文学、翻译文学和文献学三个方面。

[关键词]近代文学；学科地位；研究趋向

[作者简介]郭浩帆，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山东济南250022

[文献标识码]A [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间的文学通常被称为近代文学。近代文学学科是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代史及整个中国文学学科的建构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学科之间，或被视为古代文学的“黄昏”，或被看作现代文学的“前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处境一直比较尴尬。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二十世纪文学”以及“重写文学史”、“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等命题的提出，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日益受到挑战，“近代文学”概念逐步被“清末民初文学”、“晚清文学”甚至“近世文学”等概念取代或抽换，学术界甚至有取消近代文学的呼声。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对于近代文学历史地位的讨论，来自近代文学界的声音一直相当微弱。因此，回顾和梳理近代文学学科的建构过程，对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已成为近代文学乃至于中国文学研究重要而且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不揣愚陋，拟在汲取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近代文学的学科建构和历史地位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并对今后近代文学的研究趋向和重点作一些展望，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

“学科”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演化的概念。广义的“学科”指“学术的分类”，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一个成熟的学科，应该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概念系统，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和研究平台，有用于学科建设的专门化组织。尽管近代文学学科确立比较晚，并且至今也还没有发展成熟，但对于近代文学的研究却早就开始了。五四前后，学术界就有了“近代”、“近代文学”的概念，如沈雁冰《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1921)，但所指涉的时限模糊不清，大体指清末或清末民初。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四部论著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前史的最高水平，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近代文学始终未能形成明确的学科概念。50年代后，学术界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论述，把1840～1919年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的第一步，即旧民主主义革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此前的一段历史称为近代史，此后至新中国成立一段历史称为现代史，文学界也相应把1840～1919年问的文学称为近代文学。1956年高教部颁布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将上古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学分为九篇，其中第八篇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文学”，其特点是“出现过一些带有反帝反封建倾向的富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作品，也有过一些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文体改革运动”。尽管这种表述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明显的体制化倾向，但近代文学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立阶段，因此可视为这一学科创建的开始。此后，一些近代文学史著作相继出现，使得“近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意识得到加强”。其中如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57)是建国后第一部把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部分的文学史著作，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集体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1960)和游国恩等五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等，都是近代文学学科发展奠定基础的文学史著作。特别是游国恩等五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其中近代部分主要由季镇淮教授执笔。该部分内容约7万字，可以看作是一部具有独立学术品格和较高学术水平的近代文学史。80年代后，近代文学研究进入繁盛期，逐步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建立了一些研究阵地，并开始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史料，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专题研究渐趋深入，研究成果数量也呈现猛增的势头，研究者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近代文学的性质、学科地位以及研究策略等，进行了总体思考和重新认识。其中，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1987)，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管林、钟贤培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1)，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0－1993)、《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1999)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与此同时，随着高校研究生学位点近代文学方向的设置，1982年首届全国近代文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特别是1988年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的成立，近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正式进入了我国教育和科研的范畴之中。本世纪以来，郭延礼、黄霖、袁进、王飙、关爱和、陈大康等学者继续致力于近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台港及海外学者不断加入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也已有20余种面世。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至今已召开过14届年会，学会的分支机构南社研究分会和近代小说研究分会，以及上海、山东、广东等地方近代文学学会也积极组织开展学术活动，近代文学研究事业正在艰苦的学术环境中不断向前推进。

尽管近代文学学科自确立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很多重要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例如，长期以来，在绝大多数近代文学史著作中，近代文学被分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文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等若干阶段。这样一来，近代文学成了资产阶级的文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将近代文学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学’，便是用政治、用史学‘度量’出来的文学属性，生生制造出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文学’，与中国社会已进入资产阶级社会之说相对应，与整个阶级斗争学说体系相配套。”显然，这种忽视文学特性和中国文学自身演变过程，直接以社会史分期作为文学史分期标准的方法，无法充分揭示近代文学的特质和价值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现行教育体制的学科设置对近代文学一直持歧视性态度。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近代文学不能作为二级学科申报学位点，导致近代文学在学科归属上长期处于“寄人篱下”

的境地。到目前为止，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相比，近代文学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学科建设还远称不上成熟和完善，主要表现为：(1)研究力量薄弱。由于近代文学只能依附于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二级学科招收研究生，学位点少，所以培养出来的专业研究人员总量严重不足。(2)研究领域狭窄。以小说研究为例，据笔者统计，近代小说作者约有三四千人，但目前被纳入研究视野的不足十分之一。(3)研究整体水平不高。例如对作家研究而言，作品全集、年谱、评传和研究资料的编撰出版，可视为研究比较全面深入的标志，但近代作家研究能勉强达到这样水准的也就梁启超、李伯元等寥寥十数人而已。(4)高校近代文学教学薄弱。20多年前，游国恩等五教授本《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季镇淮先生说：“六十年代初，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始上古，终近代，叙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比较过去一些文学史大多写不到头，似乎是一个进步。但当时大家意见并不一致，也未引起讨论，一般以为近代文学没有什么好作品，所以可以写一点，而在篇幅上加以限制。后来我们在教学上也未重视，只在宋元明清文学史里讲一点，作为结束的尾巴。”在全国高校中文系，近代文学不是本科必修课程。近年来，随着政治、外语和计算机等公共课程不断增加，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时数相应地不断缩减，其结果就是当勉强讲完明清文学后，留给近代文学的教学时数大多不足10个课时，于是只能把它作为古代文学的一个“尾巴”，略略提一下了事。学科体制的制约导致研究力量薄弱，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理论平台，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面对学术界围绕中国文学史重大理论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热烈讨论，近代文学界的反应一直很低调。甚至针对取消近代文学的呼声，也很少有人能从正面作出有力的回应。

二

2002年10月，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谢冕教授有一段关于近代文学地位的感言：“近代文学在本学科以外的人们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从来不高。由于近代文学感应了时代的变化，引进和实验了许多适应社会生活变动的因素，在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看来，它不够‘古典’；同时，由于那些新旧参半的语言和生硬的新名词概念的充填，在研究现代文学的人看来，它又不够‘现代’。它是两头都不讨好、似乎也都被排挤在主流之外的‘另类’。对于近代文学的评价从来都是暖昧的，因而近代文学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中的处境，也从来是尴尬的。”话说得够直率，却也基本道出了实情。而张全之教授的话说得更为痛切：“与相邻的两个强势学科相比，近代文学显得凄然而落寞，甚至始终处在朝不保夕的学科危机之中……在多次有关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中国近代文学’常常被拉出来示众，成为文学史分期不合理的显著例证。”1985年，旨在消解近现当代文学学科界限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提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被提前到了1898年。90年代后期，学界出现了两种挑战“近代文学”独立时代的意见。一种是给古代文学穿靴，即将近代文学中辛亥革命以前的部分还归清代，作为整个古代文学史的最后阶段；另一种是给现代文学戴帽，即将近代文学中1898年或1900年之后的部分作为“二十世纪文学”的开头，将近代文学此前的部分划归古典文学。本世纪初，在《复旦学报》发起的文学史分期讨论专栏中，主持人章培恒教授认为，“就中国文学史来看，从1840年至1919(或1917)年能否成为一个自成起讫的历史时期——‘近代文学’时期——本就是一个问题”，明确表示不同意“近代文学”的说法。其实近代文学一直被认为与古代文学关系甚为密切，章培恒教授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选编了在近代文学界影响深远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因此，章先生公开质疑近代文学，这一举动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而在近两年有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只谈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甚至尽量避免使用“近代文学”这个概念。近代文学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也尝试着作了一些思考，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等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学术命题的提出，都促使中国文学研究在视野、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并进而影响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走向和格局，文学史分期只是其所涉及的内容之一。其对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学史分期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近代文学，也涉及当代文学，甚至是现代文学。近代文学面临“被取消”的危险，当代文学也风光不再，“被给出”一个“指近十年的文学”的说法，甚至有可能沦落到由文学史概念变成文学批评概念的地步。相比较而言，现代文学的境况好像要好得多，其在历次讨论中表现出的强烈扩张性也充分展示了这个学科的生机和活力。其实对于近代文学学科的最多怀疑主要不来自于古代文学，而是来自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教授不是从古代文学而是从现代文学出发质疑近代文学，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但是现代文学学科本身也面临很大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通过文学／政治、现代／传统等二元对立方式建构起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虽然立下了整合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的功劳，但实质上抹杀了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学科特征，客观上存在解构现代文学学科独立性的可能；80年代以后，范伯群教授提出“双翼展翅”论(如今被表述为“生态平衡，多元共生”)，对传统的现代文学史观提出严厉批评，在学术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本世纪以来，范伯群、汤哲声、栾梅健等学者提出1892年是现代文学的起源，问世于1892年的《海上花列传》是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这种做法表面上像是为现代文学扩张地盘，其实质则仍然有抹杀五四新文学价值和意义的嫌疑，同样存在解构现代文学学科独立性的可能。正因如此，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现代文学，包括今天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晚清的学者，都是在学科的范围内提出问题，都没有解构这个学科的意图。可是我们所运用的逻辑，却存在着使这个学科的独立性解构的可能。”由此可见，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所有变革和调整，其影响都是十分广泛的，应把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与中国文学的学科建构放在一起观照，在中国文学研究路径和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背景下看待近代文学学科面临的困难，不应孤立讨论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问题。

第二，长期以来，我们将“过渡性”、“桥梁”和“承前启后”作为近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说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今天看来，这一成说实有重新考量的必要，因为它隐含的意义可能是：近代文学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当我们说近代文学是古今文学转型桥梁的

时候，如果古代文学是直接飞越到现代的话，那么“桥梁”就不再成为必须，过渡的意义自然无从提起；当我们说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和开端时，就像说近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起飞的跑道，当五四文学这架不打算返航的飞机腾空之后，“跑道”自然就沦为一片废墟。因此，过分强调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其实是对其主体性和独立价值的遮蔽与掠夺。有学者指出：“近代文学从其学科萌生阶段起，就以过渡性作为整个的学科定位；在之后的学科建构和发展过程中，过渡性的学科定位一直延续至今而没有改变。这种过渡性的学科定位使得近代文学以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为学科建构的参照系，使得自身的学科独立性反而被取消了；同时，单一的过渡性学科定位使得近代文学研究失去了从其他层面来研究文学的可能性。”“中国近代文学由于自身的边缘化，有意或者无意地攀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它以延续了没落的古典传统为荣，以孕育了朝气蓬勃的现代文学为乐，而事实上，对这两个方面的强调正好实现了对近代文学主体性的盗掘，也是其价值依附性的显在标志。作为古代文学的‘黄昏期’，它除了繁华落尽、脉息凝滞的苍凉和无奈外，还有什么?作为现代文学诞生的‘前夜’，除了自身的盲闭之外，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一个独立的学科，不能满足于成为古代文学的停尸场和培育现代文学的官腔。”

第三，20世纪90年代末期，王德威教授提出著名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命题，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影响。“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曾一度让近代文学研究者感到扬眉吐气，似乎“晚清文学”乃至于“近代文学”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提升，其实情况远非那么简单。尽管有学者依据福柯“知识考古学”理论解读王德威的观点，指出其真正用意在解构“文学起源论”本身，但王德威站在五四新文学的本位立场上强调晚清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其逻辑起点颇有点“母以子贵”，实际上包含了对近代文学的歧视。“正如母亲的价值需要儿子来体现，晚清文学的价值也是通过‘五四’来彰显的。也正是在‘五四’文学的参照下，晚清才衍生出新的意义和价值，而学者们之所以大肆渲染晚清的贡献和意义，甚至将它升格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全是因为它有一个‘好儿子’——伟大的‘五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因此这种观点表面强调晚清文学的重要，实际上同样存在解构近代文学主体性的可能。

第四，在今天，如果真的需要为近代文学讨个“说法”，我们既不应该自固藩篱，自说自话近代文学多么重要，也无须通过为古代文学提鞋或为新文学填写出生证明来求得一席之地，而应该从观念、方法层面着手，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通过确立近代文学的本位观来确立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这是近代文学学科建构的基础。所谓“本位观”，一般是指站在本体立足点上观照对象。人类观察和判断事物都建立在本位观的基础上，本位观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长期以来，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种本位观之下一直无所归属，似乎两头不讨好，但如果站在近代文学的本位立场上，情形则变得完全不一样。近代文学没有产生杰作，这是人们比较普遍的看法，但近代文学并不是真的没有杰作，只是没有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意义上的杰作。“过去，我们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或者现代文学本位立场上，近代文学的复杂性、过渡性、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层次、变化等都被看成了是文学的不成熟，但站在近代文学的本位立场，这些恰恰具有其特殊的价值。”既不够古典又不够现代，新旧杂陈，良莠并存，没有经典，没有统一主题，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这是近代文学受排斥贬抑的主要原因，而这恰恰是近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足以成为一个独立学术分支的理由。“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给研究者提供的广度是足够的，旧有文体的整合、新兴书面语的崛起，以及文学史的建构，乃至‘文学’被作为概念和观念，无不出现在那时，而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作为埋没的资源，可以为我们反思现实提供依据。这些特质使得近代文学完全有可能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区别开来，说得更明确点，有成为独立学术分支的基础，而一旦出现独有的研究思路，上引下联，将影响我们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看法。”

第五，确立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最终必须构建成熟完备的理论体系和阐释系统。在这方面，袁进和张全之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001年，袁进教授的《近代文学的突围》一书出版，作者说，“近代文学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到了近代好比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传统文学的活力已经弱化，外来影响的冲击却在加强，中国文学如何‘突围’?到底选择哪一条道路继续发展?这最初的选择是在近代作出的，它决定了中国文学后来的转型方向与转型模式”。应该说，当时人们对于该书以“突围”命名并未太注意，但今天看来，这其实是对于近代文学基本特征的一个准确概括。而张全之则提出用“突围与变革”来描述近代文学的外在风貌，以“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对抗与互动”来概括近代文学的思想特征，主张以此为理论框架，将“近代文学”整合为一个既不同于古代文学也不同于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从而使这一学科获得独立性。尽管这些看法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但毕竟为近代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和阐释系统的建构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路。

2009年初，由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联合举办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的最重要特点是，不仅仅将近代的定义集中在1840年到1919年这段时间之内，而是以80年的时间为一个基准点，往前看，把眼光延伸到明代，尤其是晚明这一段复杂的思潮起伏的时代。另一方面，也将近代的定义延伸到“五四”以后的各种后续发展。会议主办人之一王德威教授提交了《近代有多现代——关于近代文学起源的三种思考》的论文，认为近代文学不能只作为现代或当代文学当前的发展或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个高潮，近代文学应当有它自己的位置……我们进行近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研究，不必再仅仅计较是否启发后之来者，像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也不必仅仅计较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跟古代文学的对话。近代文学也好，现代文学也好，它发生了，也就真的发生了，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现代性才真正浮现出来。“这是一次震撼教育，让我们感到近代文学研究大有可为。

三

尽管近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空白点还有不少，可供深入挖掘的领域更多。在传统小说诗文以及近年来比较兴盛的近代文艺报刊研究以外，笔者以为，今后近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和重点可能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女性文学研究。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西学东渐的深入和女权运动的发展，近代女性文学从创作主体、思想意蕴、艺术风格到传播方式诸方面，较之古代女性文学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涌现

出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如女词人顾太清，她在诗词以及绘画创作外，晚年还自署“云槎外史”著有小说《红楼梦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19世纪末女性文学作家作品还属于凤毛麟角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女性文学则开始呈现逐渐旺盛的发展势头。最早关注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是郭延礼教授。郭延礼教授认为，20世纪前20年，女性文学进入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期，出现了四大女性作家作家群体：女性小说家群、女性翻译文学家群、女性政论文学家群和南社女性作家群。其中近代女性小说作家约有60余人，代表人物有王妙如、邵振华、黄翠凝、吕逸、幻影女士、杨令茀、秀英女士、徐赋灵、黄静英、曾兰、陈翠娜等，著有长短篇小说近百部(种)。20世纪初的女性作家很多已属于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她们接受过新式教育，很多人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如秋瑾、吕碧城、张默君、唐群英、张汉英、吴弱男、薛琪瑛、杨令茀、汤红绂、陈信芳、陈撷芬、燕斌、何震、林宗素、胡彬夏、单士厘等，她们的人生理念、知识结构以及行为方式均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她们的创作视野更加开阔，文体选择意识更强，在艺术风格上更加丰富多彩。

近代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刷新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无小说、无翻译文学、无新体政论的纪录，也打破了男性在某些文体上的垄断地位，从而显示了女性作家多方面的文学才华，开创了女性文学的新纪元，并对‘五四’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文学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直到目前为止，近代女性文学研究尚处于拓荒阶段，其研究成果与近代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极不相称。今后，随着女性文学作品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出版，性别研究背景下的近代女性文学将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第二，翻译文学研究。翻译是不同民族、语种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转换形式，是把一种语言文字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信息的活动。翻译文学应该是一个伸缩性、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但我国文学的传统并没有将翻译文学纳入到文学体系当中，以往各种文学选集都不收录翻译文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收入三卷本“翻译文学集”，国内学界对翻译文学的身份才开始有了基本的认同。此后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也单独收录翻译文学，主编谢天振教授明确宣称“旨在强调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重在突出文学翻译活动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生活中所占有的不容忽视的地位”，这称得上是真正把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范畴的一个标志性举措。

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近代翻译文学不仅体裁多样，而且数量可观。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翻译小说近3000种、翻译诗歌百余篇、翻译戏剧数十种，还有翻译散文、寓言和童话若干。在这些翻译文学门类中，翻译小说的成就最大，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有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教育小说、哲理小说、军事小说等等几十种。其中如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小说类型，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未有过的。翻译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近代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制约，学界对翻译文学一直未予充分的重视。1998年，郭延礼教授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近代翻译文学专史，为近代翻译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研究路径。此后，近代翻译文学越来越受到关注。今后这一领域将会成为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如何确定近代翻译文学的概念和范围，外国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及其意义等等，都会得到逐步解决。

第三，文献学研究。科学研究离不开文献作基础。一般来说，文献指载于各种载体的有历史价值的语言文字资料。以文字记录、存贮和传播知识信息，是文献的共同特征。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的文学，近代文学已经成为历史，搜集、整理、研究近代文学文献，加强近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已成为历史的要求。

几十年来，近代文学在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以及阿英的《晚清小说史》(1937)，郑振铎的《晚清文选》(1937)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文学整理及研究成果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近代文学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近代文学史实、版本的考订，以及著作、论文的目录编制等文献学工作，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大量出现。近代文学期刊、书籍的影印和再版，著名作家年谱、传记的出版，近代文学书目、索引等检索文献的编制，《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年》《清末民初小说年表》《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以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晚清小说大系》、“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等资料和大规模丛书的陆续出版，特别是阿英和魏绍昌二位先生，他们长期以来致力于近代文学文献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先后出版《晚清戏曲小说目》《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晚清文学丛钞》和《(老残游记)资料》《(孽海花)资料》《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等著作，这些都为近代文学文献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实践基础。

报刊是近现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的一种新的作品载录方式，当时的很多作品都是先在报刊上发表而后再结集出版的。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些报刊也成了研究近代文学的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后，近代报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一些重要期刊才陆续被影印出来，如1980年代上海书店影印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新新小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的《礼拜六》，199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图画日报》，2000年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影印的《中外小说林》，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重编影印的《绣像小说》等。从1960年代起，上海图书馆还编印了《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等著作，这些都为研究者充分利用近代文学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文学研究对象中，除作品外，作家的生平史料最为重要。在作品搜集、整理的同时，对近代作家生平史料的挖掘、整理以及出版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作家年谱、传记的编写，如《梁启超年谱长编》《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黄遵宪传记资料》《林纾评传》《王湘绮评传》《秋瑾年谱》等，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除此之外，还有为整理、编辑、研究原始文献而派生出来的再生文献，如关于近代文学作品的辑佚、校勘、辨伪、注释、目录，以及对作品和作家生平史料的考证等等，也出现了一批成果；又如对近代文学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像进行具体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对近代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以及对近代文学研究进行再研究的学术史(如郭延礼《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和史学史著作等等，也开始呈现出繁盛的势头。

到目前为止，无论从类型还是从数量上说，中国近代文学文献的存在都已比较齐备。从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角度看，对中国近代文学文献学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中国近代文学文献学的客观基础条件已经成熟。

作者：郭浩帆

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论文篇3：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论纲

摘　要：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比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更为活跃，且古代文学观念又多用现代文学观念进行解读，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何时发生、何以发生、如何发生、其思想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等这些奠定中国文学发展基础的重大问题，缺少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采用发生学的理论，从古代文学观念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文化渊源、话语体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主体社会实践，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或可完成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的学术建构，促进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思想；材料；方法

一

文学观念是指对于文学普遍本质或基本属性的理性认识，回答“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做什么”的问题。它既是文学理论的核心，文学批评的指南，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

现行文学理论教材虽然都有关于文学观念的论述，但只限于理论层面。中国文学史研究本来需要讨论文学观念，不然就难以确定研究对象。事实上，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科创立的过程中，在早期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实践中，学者们都无不关注文学观念问题，也都花力气讨论过文学观念问题。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等，莫不如此。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建立和中国文学史教材基本定型之后，人们就不再关心文学观念问题，似乎这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

自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以来，文学观念再次受到大家重视，召开了几次全国性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最近的一次于2004年秋在河北承德召开，由河北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主办。纯文学与杂文学的界限、中国文学观念的演变、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差异、文学观念与文学史的关系等，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所强调的主要是纯文学观念和文学现代性的话，那么20年后的今天，学术界却又开始反思纯文学观念、检讨所谓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这一现象表明，文学观念始终引导着、规范着、也制约着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这期间，除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外，先后出版有包忠文的《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1992)、庄淑芝的《台湾新文学观念的萌芽与实践》(1994)、袁进的《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1996)、王彬的《中国文学观念研究》(1997)、于迎春的《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1997)、顾祖钊的《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2005)、罗立纲的《史统、道统、文统：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2005)、李青春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2005)和季广茂的《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2005)等专著。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学自觉时代到底是汉还是魏”的争论，所牵涉的仍然是文学观念问题。尽管赵敏俐在《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发表了《“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来检讨这一问题，也还不能说这一争论已经尘埃落定。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李青春正在进行的《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渊源》研究，台湾龚鹏程拟进行的《中国文学观念史》研究，表明中国文学观念的研究正在深入。然而总体来看，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比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更为活跃，古代文学观念又多用现代文学观念进行解读，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何时发生、何以发生、如何发生、其思想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等这些奠定中国文学发展基础的重大问题，目前尚无人进行专门研究。

一般来说，文学理论家对文学观念的关注主要是学理性的。他们都努力揭示文学的普遍本质，企图用它来涵盖一切文学现象，解释一切文学活动，指导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然而事实上，古代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和现代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有很大差别，无论中国、外国，莫不如此。用现代文学理论家们的文学观念去解释古代的文学现象，去规范古人的文学活动，去考察古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无疑会隔靴搔痒，也难免郢书燕说。因此，文学史家的责任就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语境，实事求是地考察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是如何认识文学、理解文学的，是在何种文学观念的指导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这种文学观念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促成这些发展变化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如此等等。当然，就文学观念发展的历史逻辑而言，一个民族最早形成的文学观念，往往包含着这个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学思想和最重要的文学精神，也是这个民族后来不断发展着的文学观念的最深厚的文化之根和精神之源。然而，文学观念伴随着文学活动，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从发生学的角度去探讨它的形成机制，它的内在结构，它的文化内涵，它的民族特点，才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观念何以这样表达而不是那样表达做出恰如其分的合理解释，才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历史何以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真实描述。

发生学研究主要受欧洲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影响，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20世纪中国艺术发生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蔡元培的《美术的起源》(1918)、林凤眠的《原始人类的艺术》(1928)、裴文中的《介绍旧石器时代之艺术》(1933)、岑家梧的《史前艺术史》(1937)、朱狄的《艺术的起源》(1982)、邓福星的《艺术前的艺术》(1986)、刘锡诚的《中国原始艺术》(1998)和郑元者的《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1998)，这些论著讨论艺术起源或艺术发生，对文学发生学研究无疑具有启发，因为文学本来就包含在广义的艺术之中。不过，上述研究不少将发生与起源等同，2003年出版的张应斌的《中国文学的起源》也是同一思路。然而，起源学是寻找事件初始的一个点，而发生学则要解析一个新事物的结构体系及其构造机制，二者存在很大差异。朱狄的《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 (1988)、于文杰的《艺术发生学》(1995)曾做过艺术发生学研究的努力，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斯洛伐克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将发生学引进文学批评领域，给人以启发。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至今仍无人问津。如果说文学创作因其有作品遗存，还能够做起源学的研究，那么，文学观念作为人类的一种认识，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则更适合进行发生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不仅可以拓展文学观念研究的领域，构筑中国文学观念研究的基础，而且可以为中国文学理论史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和中国文学发展史研究提供始源性成

果，以推动这些领域研究的深入；同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为中国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平等交流和对话提供基础性平台。

二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学研究虽然可能有多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但主要的思路和方法有以下两种。

一种思路和方法是以今人的文学观念为基点，向上追溯，寻找符合今人文学观念各种要素的发生学证据，使得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是现代多数学者所采用的思路和方法。然而，这种研究只是用古代的例证说明了今人的观念，并不能使今人真正了解古人，也无法向今人提供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知识和经验。况且今人与古人对文学的认识并不一样，中国与外国对文学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因而这种研究的结论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例如，现在流行的关于文学起源的理论就有劳动说、游戏说、模仿说和巫术说等几种，并且都很有影响，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而文学的观念与文学的起源相辅相成，不同的文学起源说必然推导出不同的文学观念，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种文学观念是在中国古代真实存在过的最早的文学观念?其实这些所谓的文学起源说和文学观念都只是一种逻辑推演，一种假说，并没有可以验证的事实依据，即是说它们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如果可以证实和证伪，也就不会有这许多假说存在了。按照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观点，不能证实特别是不能证伪的学说都不能够算是科学的学说。

另一种思路和方法是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中国早期文学观念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一切载有文学观念符号的文献，以及与这些文献相联系的考古材料，从所有信息的归纳整理和比较分析中，从古代文学观念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研究结论不必与今人的文学观念相一致，却必须能够说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生成机理和发生机制，所揭示的文化内涵可以放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接受检验。所采用的方法除坚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外，更强调知识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坚持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同时也会采用语言学、文艺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符号学和统计学等所有行之有效的方法。

笔者赞成第二种思路和方法。这是因为，古人的文学观念固然存在于古人的头脑之中，今人虽然不能起古人而问之，了解他们对文学的所思所想，然而，古人对于文学的观念已经通过他们所遗存的观念符号——文字、图案、器物等等表达出来，今人不仅可以通过对这些符号的研究还原他们的观念，而且可以把这些结论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检验，以证实或证伪研究的结论，使今人的研究真正具有科学的性质。同时，这种结论是从对大量的观念符号的收集、整理、分析和研究中得到的，它就有可能提供一些与现行的文学理论和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不同的思想材料和理论信息，提供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夯实基础，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动力，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提供镜鉴。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不主张理论先行、思想先行或以论带史，反对进行概念游戏或只做理论的推导，而更注重知识考古的实证研究，靠观念符号来做证明材料，即靠材料说话，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应该以先秦文献(含出土文献)、文物和考古成果为主要依据，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文化渊源、话语体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揭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在其发生阶段究竟是以何种面貌呈现出来，又包含了哪些重要思想文化信息，对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三

中国文学的发生也许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不过，那时还没有独立的文学活动发生，只有一些文学的因素存在，这些文学因素隐含在其他更为重要的活动(例如原始宗教活动或人为宗教活动)中，或者作为这些活动(例如占卜、祭祀)的一部分。独立的文学活动直到西周时期才出现，而古代文学观念的明确表达则一直要到春秋末期^{[1](P134-146)[2](P19-25)}。然而，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有主体的演变、知识的积累、话语的转换、文化的变型、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等等。这样，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涉及的问题便非常复杂。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其一，文化主体与文学观念。文学观念的发生离不开文化主体，探讨中国早期文化主体的演变，有利于清理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主体机制。从殷商到西周再到春秋，社会文化主体由巫到史到士，他们的文化地位和文化职能的变迁，与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学研究必须关注这一内容。

其二，文化活动与文学观念。文学观念的发生脱胎于文化活动，探讨中国早期文化活动的发展，有利于清理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文化机制。从占卜、祭祀为主的文化活动到礼乐、会盟为主的文化活动，再到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文化活动，可以追寻文学逐渐发展为独立文化活动的历史轨迹。

其三，文学话语与文学观念。文学观念的发生依赖于文学话语，探讨中国早期文学话语的内涵、关联及其扩展，有利于清理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语言机制。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到“不学诗，无以言”，从“神人以和”到“修辞立其诚”，可以分析话语结构的主题变化对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影响。

其四，社会生活与文学观念。文学观念的发生来源于社会生活，探讨中国早期社会生活的变迁，有利于清理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机制。从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到西周的“礼乐刑政”再到春秋的诸侯争霸，可以发现社会生活变迁对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影响。

其五，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文学观念的发生依托于学术思想，探讨中国早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利于清理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学术机制。从原始宗教到成熟形态的宗教，从巫术信仰到王官之学，从政教合一到百家之说，可以辨析不同学术思想对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影响。

其六，知识系统与文学观念。文学观念的发生联结于知识系统，探讨中国早期知识系统的结构，有利于清理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认识机制。从殷商时期的学习占卜到西周时期的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再到春秋时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可以揭示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知识背景。

以上六项，只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的荦荦大者。而这六项的研究，并不能完全独立地进行，它们之间本来就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文化主体与文学活动、社会生活不可分割，文学话语与学术思想、知识系统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牵涉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就是要从整体上全

方位地关注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全面地系统地讨论面临的问题，使研究真正符合研究的对象，真正逼近历史的真实。

四

70年前，梁实秋曾在《现代文学论》中指出：“我以为中国文学之最应改革的是文学思想，换言之，即是文学的基本观念：文学是甚么?文学的任务是甚么?中国过去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解答的?我们现在对以前的解答是否满意?如不满意应如何修正?这些问题我以为是新文学运动的中心问题。”^[3](P145)将文学观念问题看作文学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大体不错的。然而，中国文学观念始终处在发展演变之中，今天也仍然如此，文学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其存在即其本质，因此，也就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文学绝对正确的认识。对前人的文学观念是否满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前人何以有那样的文学观念要有“同情之理解”，切不要在曲解的同时加以全盘否定，以致抛弃民族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传统。今人完全可以按照今人对文学的认识去进行文学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只要这种文学观念有利于文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实，不仅文学运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观念，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是文学观念，这在学术界也早有共识。《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曾以“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观念”为题，组织过“人文视野下的‘大文学观’”讨论；《文艺争鸣》2006年第l期组织的“新世纪文学”讨论，也关注到文学观念问题。正如刘跃进所说：“实践证明，凡是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无不在文献积累方面厚积薄发。如果说文献基础是骨肉的话，那么文学观念就是血液。一个有血有肉的研究才是最高境界。”^[4]然而，今人的文学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继承前人的文学思想遗产和适应现实社会的文化要求的基础上产生的。即是说，前人的文学观念是今人创新文学观念的基础。因此，对文学观念史的研究也就成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文学观念史的研究主要应该描述不同时期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认识，以及这些认识之间的文化传承、历史联系和运动轨迹。而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则主要描述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初始面貌，探讨其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内在机理，以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要做好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重点是要全面准确地收集资料，而难点则是对相关资料的理解分析，尤其是对各种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细致梳理，以及对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和不同的知识系统结构中的不同观念内涵进行有创新有深度而又实事求是的理论剖析。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将完成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的建构。这种建构是描述性的而非定义性的。因为在学理上，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所理解的文学观念的发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并没有一个时空固定的具体的发生的点，这就需要做全面的历史的动态的分析研究，揭橥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和内在结构机理，为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提供经验。在方法上，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注重知识考古，所有的观念都要有符号依据，所有的话语都要进行结构分析，所有的论证都要注意收集二重证据，所有的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可靠文献和文物的基础之上，以弘扬国学研究的优良传统。

从理论上说，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的所有观点，应该是在全面收集资料并进行充分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由于笔者在此前已经做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孔子研究》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过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出版有《中国文学观念论稿》(2003)等专著，故而可以对这一研究课题的基本结论做一简单归纳：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中国文化由祭祀文化转向礼乐文化、由鬼神崇拜转向世俗关怀相关联，与文化主体由神职人员转向知识分子、文化活动由娱神为主转向教民为主相关联，也与社会结构和知识体系由神道设教政教合一转向人道设教政教分离相关联。即是说，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有一个从“观乎天文”向“观乎人文”的缓慢转化的过程，而文学观念的最终确立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觉醒。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政教色彩，人文教化是其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当然，这些结论的详细论证还需要一点一点地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