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影响翻译异化论文

关键词： 领军人物 异化 翻译 文学

摘要：在翻译中异化翻译方法尽量保持源语的信息，以原文读者为中心，能够把源语的文化最大限度传递到译入语当中，丰富译入语的文化。而归化是以译入语的读者为中心，遵守译入语语言文化和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在翻译界对这两种翻译方式哪一个为主的问题也进行了较有深度地论辩。本文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文化差异影响翻译异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化差异影响翻译异化论文 篇1：

从鲁迅孙致礼看现当代文学翻译异化观

关键词： 鲁迅；孙致礼；现当代文学翻译；异化；对比研究

摘 要： 鲁迅、孙致礼是现当代文学翻译两次异化思潮的领军人物，但译学界鲜见对两者及其异化思想的综合性比较和探讨。通过两者的对比研究，围绕其内在联系和差别展开探析，可系统梳理我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异化观的形成和发展，阐明两种思想的时代内涵和实质。

Lu xun and Sun zhili’s “Foreigniz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Modern and Present China

CAI Jing(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AHNU，Wuhu Anhui，241003)

Key words: Lu Xun; Sun Zhili;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comparative study

文学翻译中，“异化”手法会令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并拉开读者和译文之间的审美距离，延长他们的审美期待和过程，以增强其接受效果［1］。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率先提出翻译“欧化”观点，对当时语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随后却遭到长久冷落和批判；本世纪初，孙致礼提出“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再次引发译界的热议和关注。作为两次异化思潮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

虽然译学界对两者关注颇多，但相关文献往往只是针对其一展开个体化研究。对这两者的翻译理念展开对比研究，将有助于阐明我国文学翻译异化观从现代到当代的演变，尤其是在概念、内涵和实质上的引申和发展。

从 “传统直译”至“辩证异化”: 现当代异化概念的引申中国译介外国文学始于晚清时期。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文人志士感悟到救国必先强民的道理，于是将译介西洋小说视为影响和教育民众的工具。但当时的文学翻译除了在语言上引进少量的外来词之外，基本上谈不上异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真正开始出现“欧化”（即异化）的主张［2］40。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就是鲁迅。

鲁迅是我国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者，早在1903年，他与周作人就开始携手从事文学翻译活动。针对当时翻译界盛行的对原文任意删削、颠倒、附议等做法，周氏兄弟批评其“任情删易，即为不诚”，认为翻译应“使益近于信达”，以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3］1681913年，鲁迅在为所译《艺术玩赏之教育》写的附记中，说明自己的翻译手法是“循字迻译，庶不甚损原意。”［3］168尽管当时鲁迅并没有明确使用“直译”这一术语来

概括其译学主张，但在实践中该观点得到了充分体现。

1918年，鲁迅和周作人在答复张寿朋的《文学改良与孔教》时，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直译思想，“我认为以后译本，……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 ［3］16920年代后，鲁迅开始明确使用“直译”这一概念，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1924年，在为所译《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他说到：“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3］171必须要指出的是，他提倡的“直译”强调尽可能贴近原作，再现原语形式，以矫正当时译界存在的“歪译”、“胡译”现象。可以说，在五四前后的十余年间，鲁迅的“异化”翻译思想已经萌现。

30年代，鲁迅在与梁实秋、赵景深等人的论战中，对自己所倡导的“忠实直译观”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他指出，硬译（直译）并非等同于“死译”，也非有意的“曲译”［3］292；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还可以“逐渐添加了新句法”，继而可能会“同化”而“成为己有”［3］292；在没有更好的替代选择情况下，应当坚持硬译。针对赵景深提出的“顺译”，鲁迅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进行批评，认为“顺译”会导致翻译误入迷途。在“顺”和“信”的问题上，鲁迅强调“信”是第一位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4］81总的来看，鲁迅所坚持的异化主要还是侧重于传统的直译，其着眼点基本上停留在语言层面上，而且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和对等。

在1935年6月发表的《“题未定”草•二》中，鲁迅这样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不但移情，也要益智……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风姿……。”［3］299他将翻译比作“洋鬼子”，虽然看着不顺眼，可以给其换换衣裳，但却不能削鼻剜眼。再次可见，在归化与异化的问题上，鲁迅是倡导异化的。而且鲁迅这时或多或少已意识到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差异还要体现出文化的不同，但并未深究如何在直译基础上再现原作的文化特征。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影响下，“异化”思潮逐步兴起，并在文学界一度占据了上风。一些坚持异化原则的译者们如郭沫若，茅盾等将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和词汇引进国内，促进了汉语白话文的发展。此外，异化思潮的兴起还为中国引介来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等西方文学体裁。但此时的异化更多地表现为传统的直译，强调语言的“信”和形式的“欧化”，导致鲁迅的一些译作“诘屈枯涩”，“冗长而且费解” ［3］290，因而不断遭到批判，此外，其翻译主张还产生了不少负作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译风。因此，尽管鲁迅的异化观不乏理论的洞见，在当时却未能得到译界的充分认可。甚至一些主张异化的人，如瞿秋白，也认为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原则是不科学的。30年代后期，译坛兴起了“逆反应”的翻译策略，异化思潮渐归沉寂，归化再次成主导。

当代异化思潮的再度兴起是在80年代之后。1987年，刘英凯率先提出了对归化法的批判，引发了学界关于“异化与归化”、“忠实与再创造”等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末，随着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传入国内，异化与归化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问题。在这场学术争鸣中，当代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孙致礼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异化理念，明确提出文学翻译“要以异化为主导” ［2］40，从而成为当代异化思潮的引领者，此后诸多译者不断重新审视和探讨异化译法，渐渐对此加以重视和强调。

应当指出的是，孙致礼异化翻译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趋向归化到趋向异化”［5］的发展变化过程。1996年，孙致礼在所著《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中，曾论及翻译辩证观的十大关系，认为“在归化的同时还应允许适度的异化”［6］。可见，彼时孙致礼对待异化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此后，随着对西方译学理论的传播和研究，孙致礼的翻译理念逐渐向异化趋近。2001年，他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一文中预言，“异化译法将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甚至可能占据上风”［7］35，主张尽量把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传递给读者，表明了其翻译思想的倾向性。2002年，孙致礼在《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一文中，明确提出了“21世纪的文学翻译要以异化为主导”的观点。次年，他又在《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中，再次阐述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8］48的翻译策略。至此，孙致礼的辩证异化观已十分明晰。

孙致礼异化观的形成既得益于其多年的翻译实践，是对其翻译经验的升华，又源于对中外翻译思想的研究。从理论源泉看，德国施莱尔马赫关于翻译的“两种途径”的论述是一影响因素［7］32，而鲁迅的异化思想是另一重要来源［7］33。孙致礼关于 “洋味与洋腔”、“直译与意译”、“形似和神似”等问题的讨论都承继了鲁迅的理论，但对其又有所扬弃。孙致礼认为，异化可以看作是传统翻译理论中直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异化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层面的价值取向。该观点既体现了对异化的倡导和对忠实的务求，也反应了对异化与归化的辩证认识。从翻译伦理上说，译者的神圣职责是要对原著的“忠实”及对异域文化的“传真”，但同时也不宜将“异化”教条化、绝对化。在实践中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即“在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管归化。”［8］50

综上，在现当代文学翻译史上，从横向看，鲁迅、孙致礼的异化翻译观深受各自时代发展影响，反映了所处时代对于翻译文化的“当下诉求”。从纵向看，两人的翻译观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鲁迅作为异化观的首倡者，开启了翻译研究对异化和归化问题的争论。孙致礼将辩证观引入翻译研究，从而将异化与归化问题的讨论带入了新的阶段。总体看来，尽管对于异化的理解有差异，两人所持立场是一致的，当然孙致礼的异化观既继承了鲁迅的翻译思想，又有所创新和突破，因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又具有自身的特点。

从“语言改良”至“文化传真”：现当代异化内涵的延伸

鲁迅在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过程中充当了旗手的作用，曾多次论述了关于“欧化”的问题。早在1930年初同梁实秋论争中，他就提到中文文法本身是“有缺点的”，通过欧化翻译而有所新造，是很自然的。1931年，鲁迅在与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就此发表了详尽的论述，认为翻译“不但应输入新的内容，也应输入新的表现法”，［3］296必须这样，群众的语言才能丰富起来。在《玩笑只当它玩笑》（1934）一文中，他针对刘半农反对“欧化”的言论，指出：“欧化文法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3］298后来，他再次说明：“我主张中国语法有加些欧化的必要。

鲁迅关于翻译“欧化”、“洋气”问题的主张，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输入表现法，以改进和丰富中文的文法，二是为了让读者通过新的字眼句法进一步了解外国，感受到“异国情调”。而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他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进行的“有的放矢”；换言之，其主张“直译”、“硬译”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保留原文语言特征，引进新的表达方式。因而鲁迅强调忠实于原著、关照作者；译文不能“只求易懂”，一定要“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3］299。

而在当代中国，孙致礼的异化观并未局限于语言文字层面,而是把所谓的“移情益智”放到文化层面上来谈，强调在翻译时不仅要考虑语言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差异，力求最大限度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翻译的首要原则在于“文化传真”［2］43，译者要尽可能把异域文化带给国内读者。在翻译实践中，语言层面可以归化，但文化层面则应异化。避免以“中国味”取代“洋味”，造成“文化失真”，这一点同鲁迅提出的异化主张是有共通之处的。

从翻译策略说，二者的实践方式各有侧重。例如，在对待“信”和“顺”的问题上，鲁迅说，能够译得不“曲”、不“硬”自然是好，但如若没有更好的译法，则应“宁信而不顺”。

对此，孙致礼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在翻译实践中，既要反对“自由译”，也要反对“逐字译”； 译本的“洋味”应体现在文化层面，即保持异域文化的特质，但“洋味”不同于“洋腔”，语言的转换是可以归化的。因此在强调“信”的首要地位时，要视情变通。“信”和“顺”有时候是可以兼顾的，即通过文化传递关照作者，通过语言表达关照读者。

鲁迅先生虽开启了对异化与归化问题的讨论，但并未对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他对于异化翻译的看法多散见于译作的序言、略例、附记之中，以及经由与他人的联系书信而予以阐发。尽管鲁迅在30年代曾撰文专门讨论过异化翻译，但其原由是为了论战之需，尚谈不上理论的“自觉”。可以说，在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鲁迅是作为译者和旗手的面目出现的。而在当代文学翻译中，孙致礼则是以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角色出场的。他在多部论著（文）中专门探讨了文学翻译问题，特别是运用辩证法全面阐释了文学翻译中的十对矛盾，其中不仅涉及异化与归化、直译与意译、神似与形似，也扩展到翻译的得与失、克己与创造、著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等。他对异化翻译的辩证阐释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为文学翻译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基础。

因此，两个时期“异化观”实际影响力大为不同。鲁迅在翻译实践中坚持“循字迻译”，以不损原意，导致其译作文法不通，晦涩难懂，其异化观难以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同。较之鲁迅，孙致礼将辩证观引入翻译实践中，在重视传译原文异质文化因素的同时，兼顾语言与形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他的观点在其小说翻译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集中而真切地再现了原作的文学性和文化性。这也恰恰是鲁迅强调的异化所无法达到的层面。孙致礼的英美小说译作广受赞誉和肯定，也使得其“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观点倍受关注。

从“拿来主义”到“认同互补”：两种异化观实质的变迁

作为近现代异化翻译思想的代表人物，鲁迅和孙致礼在各自时代的译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两者观点有着一定的互通之处，但由于不同时代的特定影响，其实质自然不尽相同。

鲁迅所在的年代，我国内外矛盾都十分尖锐。文化冲突和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而各种力量的较量在文化争斗中突出表现出来。当时很多文人在中国的“大政治”环境下从事翻译工作，而鲁迅所要强调的是“翻译的政治是不同于现实的政治”，拒绝那种单纯认同于现实政治关系的翻译［9］144，对于译者来说，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在现实条件下借鉴和吸收有利本国的外来思想，要在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文本前提下，保持原文本中的“洋味”，而不要用现实的“大政治”对其统合［9］145；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对自身和国民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即鲁迅所言“偷来天火，煮自己的肉吃，” ［3］287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通过认真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文化和经验，才能使得国立民强，这是他主张异化的目的，也是翻译最终所要实现的任务。

这样一来，鲁迅的异化观就集中体现在其“拿来主义”上，而且主张“要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要“沉着，勇猛，有鉴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9］145首先，对原文文本要加以分析，有选择的去拿，必须这样新的有用的字眼和语法才能“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3］297；其次，采用“欧化”不仅仅是一个借鉴和吸收的问题，更多的是拿来利用以改造自我的劣根性；再次，对于“拿来”的东西，在翻译中一面力求易解，一面要保存原作的丰姿，因为“世界上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 ［3］298299，中国需要认清现实，学会接纳新事物新文艺。鲁迅通过自身界定了当时译者的特殊文化立场，并阐明了当时文学翻译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即不依附于功名，而应专心于文学创作，借助文学改良推进社会改良和民族觉醒；为中国社会文化变革输入新的知识，使文学翻译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译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这一趋势促使我们在顾及中国特殊历史文化传统与国情的同时，还必须在翻译思想与基本价值观上与全球特别是西方这个主要的“翻译原料”产地尽量拉近，以实现语言互补性。传播异域风情的异化翻译已经成为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10］而孙致礼的异化观正是在语言、文学、翻译等方面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下提出的，具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既然翻译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文化传播，而传播的又是异域文化，故应首选异化策略，归化往往会使得源语文化的异域性消失殆尽，翻译行为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当代不同文化交往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文化认同［11］，其核心问题就是要确立文化之间的差异，过渡归化只能造成文化差异和自我的丧失。孙致礼异化观的根本就在于“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2］43，体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通过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使它们相互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孙致礼提出的辩证异化思想,在当代翻译界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和鲁迅“拿来”和“利用”的观点不同，他所提倡的异化是以一种开放、尊重的心态，去认同并接受其它文化中的差异性并尽可能将其如实传译，以供译入语文化取长补短，从而在翻译实践中不断体现出译学思想的时代发展和进步。

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不同文化势力文化心态的一种折射，从鲁迅在翻译问题上表现的文化立场和对“异国情调”的态度上，可看出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把“异化”归结为救国醒民目的下有针对性的“拿来主义”，通过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知识，促进国内语言变革与发展，以实现社会文化的重构，其理念有着一定的先进性、积极性和革命性。那个时期的异化翻译观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先进思想文化的诉求，突破了以往对于域外小说任意“改写”或“顺译”的翻译状态，体现了当时我国文学翻译的一种转型变化和发展进步。

而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异化的再次兴起，是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交际发展的客观需求所致,其目的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输入，而在于实现文化之间的“认同互补”。较之鲁迅时期的异化，孙致礼提出的辩证异化更具有可行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求真的过程，而异化的策略则有助于我们在充分了解和认识异质文化的过程中，通过互补，互证，互用实现文化的有机融合，“他为我用，洋为中用”以实现自身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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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 郑海凌. 关于“宁信而不顺”的艺术法则［J］.鲁迅研究，2003，（9）：81.

［5］ 孙致礼. 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C］.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6.

［6］ 孙致礼. 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14.

［7］ 孙致礼. 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 山东外语教学，2001，（1）.

［8］ 孙致礼. 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中国翻译，2003，（6）.

［9］ 崔永禄. 鲁迅的异化翻译理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

［10］ 张丽娟.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翻译的异化趋势［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7，（1）：284.

［11］ 朱安博. 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32.

责任编辑：王俊恒

作者：蔡静

文化差异影响翻译异化论文 篇2：

从翻译策略角度看异化与归化

摘要：在翻译中异化翻译方法尽量保持源语的信息，以原文读者为中心，能够把源语的文化最大限度传递到译入语当中，丰富译入语的文化。而归化是以译入语的读者为中心，遵守译入语语言文化和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在翻译界对这两种翻译方式哪一个为主的问题也进行了较有深度地论辩。本文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笔者认为采用哪种翻译方法要看文本的类型，对这两种翻译方法应该进行最大限度的整合，达到最佳效果。

关键词：异化；归化；源语；译入语；文本类型；翻译策略

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直译与意译是两种在实践中运用最多而且也是被讨论研究最多的方法。1995年,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提出了归化与异化之说，将有关直译与意译的争辩转向了对于归化与异化的思考。归化与异化是直译与意译的延伸，是两对不能等同的概念。直译和意译主要集中于语言层面，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语言的范畴，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思维更多更广阔的领域。

翻译界近几年来对归化和异化作了认真地探讨，对两种翻译方式哪一个为主的问题也进行了较有深度地论辩，有人认为“异化是大势所趋”。孙致礼教授在《中国翻译》发表文章认为：“我国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基调，这将是提高文学翻译水平的必由之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今后的翻译应以归化为主，如蔡平博士认为：“无论从翻译的本质目的还是从翻译的实践来看，翻译的方法（特别是文学翻译）只能以归化为主基调。”并写了《翻译应以归化为主》的论文，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而王宁博士认为“……对于文学翻译这样一种艺术性和创造性成分极高的再创造实践，用简单的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对立模式对一篇译文进行对与错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笔者也认为两种翻译策略并非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文本特点采用最恰当的翻译方法，最大限度发挥其功能。

首先探讨一下关于归化的定义。韦努蒂对归化的定义是，遵守译入语语言文化和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潮流和政治潮流。采用归化方法就是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归化翻译法的目的在于向读者传递原作的基本精神和语义内容，不在于语言形式或个别细节的一一再现。它的优点在于其流利通顺的语言易为读者所接受，译文不会对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其缺点则是译作往往仅停留在内容、情节或主要精神意旨方面，而无法进入沉淀在语言内核的文化传递过来。

有时归化翻译法的采用也是出于翻译策略的考虑。尤其是在习语俗语的翻译过程中，这个时候把归化当成一种手段桥梁，为了能够让译入语的读者能够理解，通常会采用把源语里的形象用译入语里人们熟悉的形象替换掉。有时译者在译入语中无法再现源语形象，完全抛弃源语形象又太可惜，这个时候就采用上述的形象替换。这种形象替换的归化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相同或相近的表达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不能再现源语想象而造成的损失。在隐喻的翻译中会遇见这样的问题，以汉语成语“力大如牛”为例，翻译成英语形象就变成了“强壮得像头马”。这样可进行语言层面上的“归化”处理，实际上恰恰是由于这种文化的差异性在里面，中国自古耕作的工具是牛，而在英国，由于地理环境差异，马是最为常见的耕作工具。在《红楼梦》的英文译本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杨宪益采用异化翻译方法，按照字面意思逐句翻译；美国学者霍克斯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为了让英语读者更容易理解，把两句整合为一句，如果按照霍克斯的译文翻译回来就成为“天气和人的生命都是不可预测的。”两句话本质相同，并无高下之分，至于究竟采用哪种方法最好，取决于原文的文本译者的翻译水平和读者的审美等多种因素。

其次探讨一下关于异化的概念。在韦努蒂提出异化的定义之前，我国翻译界对于异化似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我国一直使用“欧化”这个术语，指在把外语译成汉语时，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色。韦努蒂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对异化的定义是这样的：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与文化差异。也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以承认并能客观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为前提，译者更多地考虑是从原文出发，以原文作者为中心，要求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使得读者向作者靠拢，力争采取相应于源语的表达方式，再现原作的风格特点与文化气息。

异化翻译方法可以作为缓和文化冲突的手段，有益于向外国介绍本国历史文化，也让本国读者有机会熟悉了解异域风情，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异化的翻译方法。语言是动态的系统，不总是一成不变，一国语言肯定会受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影响。一旦被人们广为接受就变成了约定俗成的，就加入到传统语言文化中成为新的成员，其结果必然丰富译入语的表达方式，使读者能够译者的译本中领略到异国风情，欣赏到异国文化特色。比如汉语中的“牛仔”、“蜜月”、“禁果”、“鳄鱼的眼泪”等收录到汉语词典里，这些由西方传递过来的才用异化手段的短语丰富了汉语的文化。同样“功夫”“太极”等丰富了英语的文化。

在谈翻译策略前首先看一下翻译的目的。翻译的目的论将“行为理论”引入翻译理论中，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任何一种行为都有其自身的目的，翻譯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翻译所应采取的方法策略，目的原则认为，一项具体翻译任务的目的决定了翻译一个文本需要异化、归化或者是二者的中和，这就解决了应该用异化还是归化翻译方法。翻译策略指：可以实现翻译目的方案集合。从翻译策略的角度讲，应该让两种翻译方法达到最佳整合效果。翻译作品不应一味以异化翻译为主，那样会导致一些没有成为约定俗称的短语不被译入语的读者理解，降低译文的可读性；如果译为以归化为主，会使原文的一些文化的东西遗失殆尽，那样甚是可惜，也无法达成文化上的交互，有时候会出现添油加醋或者偷梁换柱的现象。所以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翻译法都不是万能的，在翻译过程中从一而终使用一种翻译方法,就会走上极端。究竟用哪种翻译策略？从策略角度讲取决与原文的文本类型。

德国翻译家赖斯认为，文本类型决定翻译方法。对文本功能进行划分有助于分析原著，进而有助于翻译。她把主要文本功能分为三类：即描述性文本；表达性文本和祈使性文本。描述性文本包括新闻，商品目录，产品使用手册和其他非虚构的文本教科书论文等，又称作注重内容的文本，所以翻译的时候应采用的策略是直白易懂，简洁明了。表达性文本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注重表达效果，又称注重形式的文本，翻译时使用“认同法”，译者应采用原文作者的视角。祈使性文本注重感染效果，包括广告，宗教作品，辩论材料等，此类文本的翻译策略应采用“归化法”，达到宣传鼓动的效果。

综上所述，从翻译的策略考虑，不同文本类型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很多时候一个文本可能会具有双重或多重功能，那就意味着翻译的时候需要把不同的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异化归化做到并用互补，在实际翻译中全面权衡，多方考虑，才会使译文有较高的水平，实现真正文化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 张春柏.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M]. 2005.

作者：乔迎新

文化差异影响翻译异化论文 篇3：

英汉翻译中归化异化的成因及策略选择

【摘要】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差异即为归化与异化产生的源头。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到文本类型、翻译目的、源语与译入语相对文化地位、目的语文化的开放包容程度、跨文化交流深入程度以及译者的翻译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涉及语言、文化意象以及翻译伦理三方面。笔者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归化、异化的成因以及相关翻译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英汉翻译;归化;异化;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张桐硕（1996.12-），女，汉族，辽宁锦州人，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口译。

19世纪初，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的两条路径，可视为归化与异化的源头。他认为，译者只能遵循其中一条路径，不能混用，否则作者与读者将无法相遇。20世纪末，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表达了自己提倡异化的立场。从此，这两个术语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引发大讨论。布朗绍曾说：“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是涉及差异，也掩盖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该论断中，差异指的是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即为归化与异化产生的根源，其中“掩饰差异”是归化，“显露差异”或“突出差异”是异化。中外某些思维层面是相通的，在某些表达和认知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处于归化和异化的中间地带，学者张智中称之为“等化”。

对于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之争，很多学者和翻译家支持其中一种翻译方法而否定另一种。其实，翻译中归化与异化非但不相互矛盾，反而是互为补充的。这两种翻译方法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一、 归化与异化的影响因素

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而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传递，这一观点已成为学术界共识。翻译本质是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既是一种交际行为，又承担着传播文化的使命。从交际角度看，奈达的读者反映论和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最具代表性，即翻译时应把译文读者放在首位，尽量将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语读者的文化范畴，易于读者接受。基于这一角度，翻译涉及语言与文化意象两个方面。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包括文化输入以及文化输出两个层面，不仅涉及读者接受度的问题，还涉及源语译语相对文化地位以及译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等翻译伦理问题。

影响归化异化翻译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译者翻译观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源语与译语的文化地位、社会环境、目的语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程度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深入程度等。其中，处理翻译中具体的语言层面以及文化意象需要的是翻译策略;译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以及源语译语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程度涉及的是翻译伦理问题。翻译伦理需要通过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实现。

二、归化与异化涉及的三个层面

1.语言层面。针对语言层面的文化差异，归化论长期占上风，旨在使目的语读起来流畅自然，易于理解。对于硬文本的翻译，如合同、法律文件等，基本不涉及文本内容和篇章格式的调整，译者需要重点处理的是语言层面，一般采用归化处理。语言层面的异化有悖于目的语的表达习惯，易形成翻译腔，导致文章读起来晦涩难懂，达不到交际的目的。我国很多翻译大家都较提倡归化，如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等。林语堂所谓“一语有一语之语性，语法句法如何，皆须跟从一定之习惯”。然而，语言的进化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适当地引入异质因素也有利于丰富目的语。如鲁迅先生就认为“中国的文话太不精密”，可将翻译视为改造汉语的手段。无论是现代汉语、英语还是其他语言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外来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语的影响。从这一层面来看，语言适度异化也是提倡的。

软文本的翻译主要指文学作品翻译，重点涉及诗学以及意象处理这两个方面。诗学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在现代语境下基本等同于文学理论，包括文体风格、叙事方式、篇章结构、段落组合以及句子逻辑等。在翻译实践中，大多译者通常会对文学作品进行归化处理，旨在迎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使译文更易于接受，达到交际目的。如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添加进了很多段落主旨句，张培基翻译散文时也会对篇章以及句式结构进行删减重组。

此外，翻译目的也对文学作品的处理方式有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如果译者旨在引介某种创作手法，那么通常会采用归化手法，会更注重对诗学中的差异进行保留，以实现交际功能达到特定的目的。

2.文化意象。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Juri Lotman）曾说：语言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之中，文化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中心。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两者是共生关系。在翻译中，语言最难处理的文化便是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浓缩着特定民族的文化渊源以及审美心理，包括特定人名、地名和事件等，其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也是学术界归化与异化之争的重点。删除或置换文化意向，对其进行归化处理，会减损原文信息且不利于引入异域文化;而对其加注或进行直译，采取异化处理方法，也未必可以恰当地移植其中的文化内涵。文化意象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中，贸然移植到异域文化中很难生存成长。如处理不当，读者可能会难消化理解，且影响阅读的流畅性，以《红楼梦》为例。《红楼梦》是一部蕴含着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经典著作，其中“红”字为核心文化意象。《红楼梦》题旨在悼红。“红楼”写浅红、万艳、群芳故冠以“红”，又一“梦”成空，深具“悼红”之情，故“红”字是书的总主题。但“红”字在中外文化中的含义截然不同。在英美文化中，红色象征着激情、欲望、血腥与暴力，通常被视为不祥之兆。而在中国，红色通常取红火吉祥之意。因此，翻译中对于“红”这一文化意象的处理是关键。

在杨宪益先生翻译的英译本中，書名译为了“A Dream in a Red Chamber”。杨先生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红”这一文化意象，为的是在译文中更好地保留源语文化。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在读完全书之后想必会对“红”这一意象有进一步理解。而霍克斯（David Hawks）采用了归化的策略，在翻译时采用了《红楼梦》的另一个书名《石头记》， 因而译成了“Story of the Stone”。霍克斯认为，英美读者对于“红楼梦”这个词的理解与中国读者完全不同，若采取异化的翻译方式会造成误解。

对《红楼梦》两个译本书名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位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是出于不同的目的，进而对源语进行不同程度的取舍。杨宪益先生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而霍克斯先生采用归化策略是为了更好地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两位译者基于不同的翻譯目的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因此，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时，两种翻译策略各有所长，不分高下。

3.归化与异化的关系是动态的。学者张智中认为：作为看似对立的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可以共存于同一次翻译行为之中。即有时一句翻译中，可能意象差异是异化处理，但语言层面却是归化处理。我们讨论一句话进行的是归化还是异化处理，是就其核心差异而言的。如杨宪益先生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短语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这个短语在语言层面上是归化的（借鉴了英文中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的表达方式），但是在意象方面使用了heaven，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口中的“天”，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此句的核心差异体现在文化意象上，所以我们通常都把它看作异化处理。一个语篇由多个句子构成，更是归化与异化的综合体。如果说某个译文采取了归化或异化策略，往往强调的是其主导倾向。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综合文本类型、文化意象以及翻译目的等多方面因素，即译者确定主导翻译策略时应当持整体观和历史观，不应僵硬死板地去选择。

4.归化与异化也是一种翻译伦理。归化与异化是翻译方法和策略，更是一种翻译伦理。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主要处理语言文本层面以及其中承载的文化差异。其中，翻译方法主要处理句子层面;翻译策略更加宏观，是针对整个语篇的。宏观翻译策略需要通过具体翻译方法来实现。而作为翻译伦理，归化和异化则更多指的是译者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需要通过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付诸实践。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曾指出，异化翻译由于彰显异域文本差异和阅读体验而偏离目的语规范，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他却提倡异化翻译。他认为英语中的异化翻译是一种文化干预，是对种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抗形式。他提倡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给予语言和文化差异更多尊重。异化便是尊重文化差异的重要途径，更有益于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终极目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汉英翻译过程中通常采用归化的方法，按照英语的表达习惯将汉语翻译成英语。采取不对等的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从侧面反映出了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渗透，可视为一种文化入侵。文化作为一国的软实力，与其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息息相关。如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西文化交流不断加强，这一归化的翻译方法逐渐向异化接近。这一变化过程是长期的，也是动态的。

三、总结

文化差异是归化和异化的根本生成动因，涉及语言、文化意象以及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等多个维度。在语言层面，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似乎一直略占上风，因为评论家和出版商更注重翻译作品的可读性。而这一倾向也与翻译研究发展的趋向一致[5]。但随着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人们对于文化差异的包容度越来愈高，“归化”原则逐渐应用得更加广泛。不论如何发展，“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永远共存，缺一不可。两者的关系都是动态的、辩证的，而非二元对立，截然分明的。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确定主导翻译策略时应当持整体观与历史观，不应僵硬死板地去选择。除了策略层面，也不能忽略其伦理层面的意义。从翻译伦理层面而言，异化是尊重文化差异的具体重要途径，更有益于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终极目的。

参考文献：

[1]蒋童.从异化翻译的确立到存异伦理的解构：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理论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8.

[2]冯全功.试论归化与异化的生成动因与三个层面[J].中国翻译，2019（7）.

[3]袁晓宁.关于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的哲学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

[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2）12-18.

作者：张桐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