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门罗小说

关键词： 哲理性 加拿大 女性主义 小说

艾丽丝·门罗小说（精选十篇）

艾丽丝·门罗小说 篇1

20世纪末, 人文学术界开始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 认为空间并不单纯地只具有物理性, 而是具有社会性, 空间理论也由此衍生。列斐伏尔是最重要的空间理论家之一, 他提出了著名的“空间三一论”, 该理论囊括“空间实践”, “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三个要素, 同时强调三者之间的互相关系, 阐释社会空间的社会生产。本文运用“空间三一论”来分析小说《男孩和女孩》的性别空间, 揭露了空间中蕴含的性别政治。

1 空间实践:试图进驻男性空间

“空间三一论”中的“空间实践”包括所有的物理社会实践, 但它是一种“规约的空间行为”[1], 即会受到社会强势集团意志的控制。社会空间的安排以生产关系为主导, 空间也是性别化的, 性别化的空间以男女二元对立的空间表征为依据。男性占据社会生产关系的主导权, “处于较高地位的人总要占据宽敞核心的位置, 而地位低的人则要退居偏僻、局促的位置”[2]。社会物理空间安排中, 男性掌控着生产生活的主要空间, 家庭是女性的私人领域。“而在家庭空间中, 女性又属‘卑下’空间:厨房, 且女性始终都在边缘而非核心”[3]。厨房“是现代家庭内部的一个手工车间, 它囊括了一个与底层工人类似的劳动过程, 在大部分时间, 厨房既代表家庭自身固有的琐碎, 也代表着家庭中的屈从位置”[4]。

小说《男孩与女孩》中典型的性别化空间主要有:父亲剥狐狸皮的地下室, 饲养狐狸的畜栏和母亲干活的厨房。女孩认为父亲工作的地下室是“璀璨的、温暖的、安全的世界”, 有一种“令人镇静的季节性味道, 如同橘子与松针的清香”。事实上, 父亲工作的地下室是一个极其血腥的场所, 在这里, 父亲把狐狸杀掉, 将皮剥下来, “狐狸光溜溜的身体都被放进一个大口袋”, 然后父亲“把反过来的狐狸皮铺在一块长长的木板上, 小心翼翼地刮, 清除血管上凝结的细小血纹, 脂肪泡, 血的气味, 以及动物脂肪”。面对这些残忍血腥的场面, 女孩非但不感到恐惧, 反而在这个工作室找到了安全感和愉悦感。此外, 文中出现的另一处男性主宰的空间就是饲养狐狸的畜栏。女孩十分欣赏畜栏的设计, 认为它像“一座中世纪的小镇”, “一切都设计精巧, 井井有条”。在女孩眼里, 能够在这里帮父亲打打下手, 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女孩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受困于厨房的家庭主妇, 且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空间规范已经根深蒂固与母亲的心中。她“不经常从家里出来, 除非是要干活, 比如, 出来晾洗好的衣服, 或者到花园去挖土豆”。母亲终日在厨房忙碌, 无暇顾及自身的形象, 她“围裙还挂在身上”, “用一块手帕扎住的头发掉出来好几缕”, 因为“没有时间好好梳头”。在女孩的眼中, 厨房“特别令人情绪低落;而屋外的事儿, 帮爸爸打下手, 则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性”。厨房被描述成一个闷热、黑暗、破旧的空间, 厨房中的母亲永不停歇地做果酱果冻等杂事, “汗水在她脸上流淌”, 繁琐的家务事让母亲忘却了她除了家庭主妇以外的身份, 她“太累了, 没有精力和我说话, 没有心情谈师范学校的毕业舞会”。男女二元对立的空间表征内化于母亲的思想中, 因而她极力反对女孩去养殖场帮父亲干活。女孩对屋外帮父亲打下手和屋内帮母亲干活的强烈态度反差表明, 女孩不愿受困于女性的边缘空间, 希望进驻男性的空间, 并得到男性空间的认同。

小说结尾处, 女孩违背了父亲的意志, 放走了即将要被宰杀的母马弗洛拉。弗洛拉是一匹桀骜不驯的母马, 有着“傲慢的步调”和“纵情又勇敢的风度”。此处弗洛拉即是女性反抗男权的象征, 而女孩放走它就意味女孩对男性权威空间的挑战和反抗。最终弗洛拉依然无法逃脱被宰割的命运, 这一结局象征着女孩反抗的失败, 也表明在男尊女卑的空间表征里, 女性很难从边缘的从属空间中解脱出来。

2 空间表征:身体禁锢和思想压抑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中, 空间表征是指“与生产关系关联的、由社会强势集团构想的主导空间秩序”[1]。将空间关系置于父权语境中不难发现, 空间能够体现性别政治。在父权社会空间中, 性别空间表征表现为男性至上或者男女二元对立, 女性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 受控于男性, 男性则以自己的权威为中心, 控制整个社会空间。男性为了巩固自身的主导空间, 刻意将女性置于下层的、边缘的物理空间中, 如女性只局限于家庭空间, 尤其是家庭空间的厨房领域。

小说《男孩与女孩》中, 当女孩试图逾越和挑战男性至上的空间表征时, 女孩的行为遭到了空间性别规范的阻挠。女孩喜欢到父亲工作的地下室及饲养狐狸的畜栏打下手, 能与父亲一起工作, 能进驻男性的空间, 对她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但女孩的母亲对此感到愤怒和失望。母亲认为女儿就应该待在厨房帮自己干家务事, 她认为女孩的弟弟将会成为父亲的“真正的帮手”。对女孩逾越性别空间的行为, 她“有一种疲倦的平静和惋惜”, “感觉就像家里没有女儿一样”。女孩的奶奶也像她母亲一样, 认为女孩应该遵守一些特殊的行为准则, 她告诉女孩, “女孩子不要这样甩门”, “女孩子坐下来的时候, 双膝要并拢”, 当女孩问问题的时候, 奶奶说, “这不是女孩子应该关心的事情”。母亲之所以会阻挠女孩帮父亲干活, 奶奶之所以会如此教育女孩, 是因为她们已将性别空间表征内化于规训自身的行为标准。女性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空间范围一开始是由掌控权威的男性来制定, 这种空间表征逐渐渗透到社会每个人的意志中, 最后女性将这种空间表征内化于约束自己道德行为的标准。

成长过程中, 女孩对自身性别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一开始, 她认为“女孩”这个词对她来说是无害的, 跟孩子差不多。随着成长经验的不断积累, 外界性别空间表征带给她的影响越来越大。她开始意识到, “女孩并非我当初所想象的, 不过是我的身份而已, 而是我不得不变成的一个角色。它是一个定义, 总是与强调、责备以及失望联系在一起。它对我来说, 还是一个笑话”。当父亲以新帮手的身份向饲料推销员介绍女孩时, 推销员不屑一顾地说了声“只是个小姑娘罢了”。女孩和弟弟打架时, 亨利笑着说, “莱尔德迟早有一天, 会让你看看!”小说结尾处, 女孩放走母马弗洛拉的举动被弟弟告发了之后, 父亲出乎意料地并没有责备女孩, 反而用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说了句“她只是个女孩子”。女孩的生活空间中处处都透露着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空间表征, 时刻提醒她作为一个女孩她难以与男孩相提并论, 她进驻男性空间的希望终究会破灭。

3 表征空间:妥协与退缩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中, 表征空间“属生活空间, 是居住者及使用者的空间, 也是受控空间、被动体验的空间、想象试图改变调试的空间”[1], 包含精神和社会两个维度, “一方面与个体生活的具体物理空间关联, 另一方面展现个体在‘空间表征’影响下对物理空间的象征性运用”[1]。

小说《男孩与女孩》中, 女孩过去常常在睡觉前自己给自己讲故事, 在这些想象的故事中, 女孩把自己置于一个充满男性气质和英雄主义色彩的空间中。她把自己想象成勇敢机智的大英雄, 如“在爆炸的楼房里救人”, “射杀了两只狂暴的狼”。在这个虚构的空间里, 她总是骑马、射击, 以此体验现实生活中无法体验的经历。性别空间表征剥夺了女孩享有与男性平等权利的机会, 女孩只能在虚拟的想象空间中满足自己试图挑战的心理。女孩不甘心像母亲一样受困于厨房, 渴望能像男孩一样外出劳作, 拥有“一个为勇气、胆量和自我牺牲提供机会的世界”。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性别空间表征对女孩的影响越来越大, 女孩挑战男性空间的举动屡遭挫败, 女孩不得不妥协, 慢慢往女性边缘空间靠拢。此时, 在女孩的想象空间里, 她不再是见义勇为的大英雄, 而成了需要保护的对象。女孩越来越关注自我形象, 关注自己的头发有多长, 穿了什么衣服等。同时, 女孩开始花心思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别出心裁, “用一块旧花边窗帘铺在床上, 用做裙子剩下的印花棉布给自己做了一个梳妆台”。女孩的这些改变表明, 男性至上的空间表征极大地阻碍了她逾越和挑战的空间实践, 女孩不得不退回到女性所属的底层的、边缘的空间中, 改变自我, 变成男权社会认可和推崇的模样。

4 结论

艾丽丝·门罗的小说《男孩和女孩》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一名女孩的成长故事, 在父权语境之下, 性别空间表征是男性至上的、男女二元对立的, 男性规定了男女各自所属的物理空间, 而这些物理空间又折射出权力的配置, 即男性掌控者社会的主导权, 因此, 不论女孩怎样试图进驻男性空间, 都是徒劳的, 因而最终, 女孩只能退回女性所属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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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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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艾丽丝·门罗：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篇2

艾丽丝·门罗1931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格姆镇，原名艾丽丝·莱德劳。她的父亲是当地农民，以饲养狐狸、貂和出口动物皮毛为生；母亲是当地学校的一名教师。和许多优秀作家一样，门罗少女时代即开始写小说。1950年，还在西安大略大学读书的门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阴影的维度》（The Dimensions of a Shadow）。1951年，年仅20岁的门罗以大二女生之身，嫁与詹姆斯·门罗，大学毕业后，她和丈夫搬去了温哥华，然后去了维多利亚、不列颠哥伦比亚，在那他们开了一间书店，取名门罗书店（今年是第50年）。1968年，37岁的门罗出版了她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快乐阴影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这本迟到的处女作为她一举赢下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1972年，门罗夫妇离婚。艾丽丝回到了安大略，并成为西安大略大学的驻校作家。四年后，艾丽丝再嫁杰拉德·弗雷林，他以她收到的第一封书迷来信展开追求之旅，并同意艾丽丝保留前夫的姓氏。1978年和1986年，门罗先后以《你以为你是谁？》（Who Do You Think You Are？）和《爱的进程》（The Progress of Love），获得了她第二及第三个总督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门罗每隔4年出一部短篇小说集，逐渐获得文学声望，期间她经常作为美国和英国大学的访问学者住在国外。今年4月杰拉德·弗雷林去世，此后，门罗开始在安大略农场、科莫克斯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几个地方生活。

门罗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是女人，在她的早期創作中，是一些刚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为爱情、性、背叛、孩子等苦恼；到后期，则是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但她们都有着欲望和遗憾，有着强大和软弱之处。这种女性的欲望和遗憾，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人物环境与追求的落差与冲突，而这种冲突在门罗本人身上也可以找到。出生于一个非文学化的家庭，以及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息薄弱的小镇，门罗只能将自己的文学热情小心地隐藏起来，如同一种隐秘的激情。这种隐秘而狂热的激情也成为门罗许多小说的主题，它们成为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中隐匿的暗流，因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一触即发，推动故事朝向惊人的方向发展，揭示出关于人生真相的顿悟。在2004年出版的小说集《逃离》（Runaway）中，门罗就以《激情》为题写下了一篇短篇小说，这个关于突如其来的“激情”与顿悟的故事以其形式上的完美无缺获得了2006年的欧·亨利短篇小说奖。

门罗以创作短篇小说见长，而获得诺奖也是因为其短篇小说写作的突出成就。门罗曾透露自己为何选择短篇小说这样的写作形式，她说：“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人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稍长的短篇小说对我最为合适。”

不过，门罗也曾对《巴黎评论》的记者透露，她曾经非常害怕自己留下的只是一些短篇故事，她曾认为短篇小说是一些只能被称为“碎片”的东西。但在今年和《纽约时报》的访谈中，门罗则说，她想她现在能够接受自己只是写下了这些短篇小说这件事了，“我想我想要说的，在这些故事中都已经说完了。”2012 年，门罗对外宣布封笔。

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门罗已出版《我青年时期的朋友》（1973）、《公开的秘密》（1994）、《一个善良女子的爱》（1996）、《憎恨、友谊、求爱、爱情、婚姻》（2001）、《逃离》（2004）、《石城远望》（2006）、《亲爱的生活》（2012）等13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少女们和妇人们的生活》（1973）。这些稳定的高水准小说作品不仅为门罗赢得了布克国际奖，加拿大总督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也使她获得了国际声誉，如英国女作家A·S·拜雅特赞誉她为“在世的最伟大的小说家”，美国女作家辛西娅·奥齐克则称她为“我们时代的契诃夫”。

门罗在作品中编织的细节，精致细腻，娓娓道来，读她的作品如身临其境，仿佛进入了一个真实情境和真实情感的现实世界，但全然感受不到作者排兵布阵的痕迹，这一点几乎无人可及。初读她的文字，感觉门罗彷佛使尽浑身解数要回归19世纪的大师，比如她常常与之相比的契诃夫。与契诃夫相似的是，门罗的许多小说写的都是平凡小镇上的普通人物，她既刻画智慧、坚韧和有梦想能力的普通人，也揭示普通人如何说谎、缺乏判断力以及丧失勇气和善意。她描写普通人应对思想混乱、失败感，以及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产生的挥之不去的幻象。她审视头脑狭隘的人，为那些受到忽视和遗忘的人创造永久形象。在她的小说中，人物互相的理解和误解，都达到惊人程度。门罗对人物不作判断，只是像对待朋友或家人那样，怀着不留情也不感情用事的爱。她那富于同情的细腻描写，使人物就像可触摸的邻家姐妹。而和契诃夫一样，门罗的小说并不特别重视情节，更多是利用时空转换，将记忆和现实生活打碎重新组合。这也表现了她想表现的观点：看世界，或许有新的角度，文学就可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世界。门罗曾经在一篇散文中介绍读小说的方式：“小说不像一条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你走进里面，待一小会儿，这边走走，那边转转，观察房间和走廊间的关联，然后再望向窗外，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艾丽丝·门罗小说 篇3

关键词：门罗,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自然

1概述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ecological feminism)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既是女权主义研究的重要流派之一,也是生态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从性别的角度切入生态问题,指出男权统治与人对自然的统治都是根植于以家长制为逻辑的认识之上的,进而进行深入的批判。[1]女性生态主义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皆要针对现代社会中女性与生态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只有正视二者所面临的困境才能向人类的错误思想与行为发出警示,从而寻找新的、有利于二者健康持续发展的出路。[2]

艾丽丝·门罗被誉为加拿大最杰出的女性主义短篇小说作家,也经常被称为地域作家,因为她的小说经常聚焦于加拿大安大略的乡土文化。显然,门罗是位“代表女性的作家”,其短篇小说更是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的跨界联合。所谓女性主义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主张女性拥有平等权利的主义或运动”。[3]而文学反映生活,换言之,文学是一种多用途的媒介, 促进妇女权利的提升。门罗是位性格直率的女性小说作家,以短篇小说的形式作为一种媒介来描绘她的故乡——加拿大安大略小城镇女性的恶劣生存条件。

2门罗的成长以及小说创作背景

门罗的小说通过情节回忆,记录女性从女孩到女人的成长过程。Catherine Sheldrick评价到,门罗在普通的经历中呈现她的小说,而人物则以非比寻常的方式出现,注入了一种魔力。[4]门罗不仅以女性、更以女性艺术家的身份来面对社会,于她而言,女性的诉求包括“通过文艺的方式找寻想象和表达的自由” [5]。门罗似乎深受童年时期外界环境与内心世界的影响。她所上的小学与其获奖小说作品《你以为你是谁?》(Who Do You Think You Are?)()中描绘的学校一样简陋。门罗曾说:“我们曾住在整个社会结构之外,因为我们既不住在城镇里,也不住在县城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小贫民窟里,到处都是走私贩、 妓女、无业游民。那些便是我所知道的人,那是个被遗弃的社区,到处都是无家可归者。我自己也有同感。”[6]

因此,虽然成长于非常传统的社区,门罗却是父权社会的局外人。她的思想很实际:“我总是意识到我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一旦暴露,便会给陷我于巨大的麻烦和嘲笑之中。”[7]门罗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安大略西南部一处特定区域的记述者,她的小说必须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来审视。门罗的故事“独具匠心”,像是旅行者写出的文字,传递出她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故事主题是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地位,大部分故事都沿用同一种程式——有关过去隐藏不为他人所知的,而今才娓娓道来的情节。

门罗在故事中亦揭露了女性通往独立自主的障碍,故事聚焦于解放——性解放、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女性从男权主导的文化统治下解放。在其最简单的构想中,是关乎个人如何获得所想所需。如果将当时的时代浓缩为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便是:我为什么不能(或者如何)从生活中获得我想要的东西?[8]门罗指出了阶级差距与代沟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对女性的影响, 门罗小说中的女性表现出从与男性隔绝的距离和深度来衡量自身的不幸,年幼时的性格特征界定了社会距离的两极,女性作为从家庭生活世界解放出来的自由的形象,驱使她们成为男女之间看似遥不可及的精神和情感距离的证明。[9]

门罗在小镇中的童年经历教会她以小说的形式去揭露女性的困境,她的小说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表达出了女性对社会的情感。事实上,门罗作为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其力量既是女性角色的附加面,也是对描绘女性肖像的范围。她描写了众多女性角色,从童年到暮年,探索她们隐藏在人为、伪装或曲解脸面之下的自身。许多女性角色属于安大略西南部乡村垂死的或废弃的福克纳式的世界,一个通过回忆过去便立即创造出的世界。[5]

3门罗小说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门罗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通常是真实生活的写照,从门罗1968年发表的第一部包括了15个故事的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到《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s) 《逃离》(Runaway),再到近年的《亲爱的生活》(Dear Life),门罗对其中的故事有着华丽的操控与精准的呈现,且显得很自然, 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没有其他的词语能够替代。其作品部分被视为对加拿大的生动写照,大部分都源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小城镇的生活,像那里的北风一般爽朗而凌厉;加拿大安大略西南部成为她的小说创作的栖息地,她的作品与过去的一两代人,与住在那里的人们产生着情感共鸣。其作品也是对女性包括女孩与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平实有力地记录着年轻人的成长故事。并往往以主人公在日后回忆的形式,聚焦于与某些点,从而具有双重视角,既从青少年也从成人的视角看待当时的情形。[10]

3.1门罗小说中的真实女性形象

以该部小说集为代表,门罗描绘了女性的真实生活,而其中的叙事者皆为一位细心体察生活的年轻女孩,不做任何评判,但记录着周遭世界的所有独特之处。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在1940年代安大略城镇的人们特有的穿着打扮、生活场景、行为准则、言行举止以及对生活的假设与态度中得以验证,门罗的小说也因此有着上佳的记录性。[11]小说集中每一个故事都反映了女性针对周围环境与男女关系的看法;小说中描绘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着真实的生活原型,她们都是门罗在生命的旅程中所邂逅到的。门罗小说中的角色特征使得所有故事情节都关乎对在既定桎梏中对个人自由的探索,人物角色虽然没有任何刻意的怀旧,足够令人惊讶,但是时常发现自身惆怅卷入到故事情节,而这些情节的发生又毫不唐突,前因后果,自然顺畅,人物形象的塑造没有任何扭曲与失真。[11]

3.2门罗小说中中女性与自然的关联

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中,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正如人与自然的对立。女性和自然由于处于较弱的地位而遭受支配和控制,甚至是残害并且被长期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这样的传统是有必要被打破的。[]如前所述,门罗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生活环境大体以门罗本人的生长环境为蓝本,通常居住在城郊的小镇,长期与寂静荒凉为伴,与自然有着不可名状的亲近感。但是,这种环境又显现出对女性命运的羁绊与禁锢,需要面对大城市无须面对的问题,更需要自我排解。在这种环境中的生活十分平淡的表面下,潜藏着痛苦的暗流,迫使女性无不想要逃离。这一点在《逃离》中得以明确体现。

3.3门罗小说对男权统治的抗争

门罗在小说中解析了男权父权统治下女性的不同性别角色,且拥有共同的主题,即女性为自由与平等所作的斗争。门罗一贯关注社会与个人的分裂,城镇与外界隔绝而产生的格格不入。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也逐渐开始质疑她们对生活的基本假设,在故事情节的铺陈中,在一帧帧的回忆片段中,记录青少年和成年女性的情感发展历程。她们所经历的事件是自童年开始,经历青少年、直至成年的过程,故事所展现的是不同年代、不同性别的人相互之间在沟通交流方面存在的问题。[12]门罗的小说还质疑了过去与现在两个不同时代背景与环境下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为整个女性集体发声,通过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她们的个人生活进行戏剧化,表现出女性对男权统治的反抗,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以及为此所作的斗争。

3.4门罗小说中的生态关怀和积极生态思想意识

在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中主要体现出生态关怀和积极生态思想意识。门罗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对人类中心主义背景下传统的生态伦理进行了批评,表达出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时门罗描写了男权社会下男性与女性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以及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使具有天然联系的女性和自然在精神上更加统一。例如,在短篇小说 《逃离》中,门罗通过女主人公卡拉的逃离折射出现代人内心迷失而无助的苦楚,表达了人类对美好家园的追寻和向往。在门罗看来,女性的逃离源于其本身和自然一样遭受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主义双重压迫的现实和无奈。作品表达了她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关系失衡的焦虑,也表达了她对人类精神家园丧失的担忧。门罗通过这些语言发出女性生态主义吁求:人类只有在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人与自身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才能最终为人类自己和自然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态家园,实现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之间的诗意地栖息。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艾丽丝·门罗的小说体现出生态关怀和积极生态思想意识。首先,艾丽丝·门罗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真实生活中的人物为原型,从细心体察生活的叙事者角度解析了男权父权统治下女性的不同性别角色,描写了女性为自由与平等所作的斗争。其次,门罗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对人类中心主义背景下传统的生态伦理进行了批评,表达出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再次,门罗描写了男权社会下男性与女性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以及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使具有天然联系的女性和自然在精神上更加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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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lythe R.Alice Munro[M].Contemporary Authors.Michigan:Gale Research Co.,1978.588-589.

艾丽丝·门罗的《逃离》原型解读 篇4

关键词：原型理论批评；原始意象；逃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56-02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是享誉世界文坛的短篇小说大师，同时也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她的短篇小说以精致的讲故事的方式著称，形成了特有的“门罗”风格。《逃离》是最有其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当中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精巧奇妙，风格意象变幻，解读角度丰富，内涵深刻。小说中一次次出现的看似不经意的意象恰恰成为“逃无可逃”的关键因素，这些原始意象就像是一把打开门罗作品的钥匙，让我们一窥《逃离》作品深处的奇奥。

一、原型理论与《逃离》

世界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文艺思想就是以“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为基础。荣格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通过原型来表现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以此来补偿现代人苦闷、冷漠的灵魂。这点在门罗的作品中表现得就格外突出。人们生活的当代社会，公共交通四通八达，互联网通讯技术能够实现信息即时传播，这些都为“逃离”提供了便捷，因此人人都有逃往想象的地方，或者留守自己命定的位置。门罗在作品中向世人展示了潜藏在大家心中的愿望，然后又冷静客观地扼杀了这个愿望。同时，原型批评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诺斯洛普·弗莱也坚持文学就是“移位的神话”。《圣经》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泉，很多西方作家的创作都会受其影响。结合门罗的人生轨迹和生活背景，系统梳理其文学作品，不难发现门罗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的确会有意无心地将大量的古典神话以及《圣经》中的原型“移植”到自己的文章中去，而且赋予作品以新的形式和内涵。

二、原型意象

逃离是指离开以躲避不利于自己的人、事、物或环境，是为了实现理想目标而挣脱现状。西方作品中的逃离母题的诞生都与古希腊和《圣经》的影响有关。伊阿宋的冒险、奥德修斯的漂流、俄狄浦斯的出奔还有代答罗斯的两次逃离经历，这些都为门罗创作《逃离》提供了最早的神话原型。当然《圣经》中也有大量的关于逃离的故事，這也成为后世包括门罗在内的作家们创作的原型。比如《出埃及记》就记载了犹太人不断逃亡求生的故事，《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带着人类动物躲避洪水逃离被灭绝的厄运。可见，人们总是会逃离不幸，追寻幸福的港湾。逃离就成为了人类永远无法逃脱的命运。逃离的原型意象一直存在于世世代代文学创作中，丰富着作品内涵，引起人们对生存状况的不断思考。因此，存在于人们心底的漂泊和归属感的缺乏使得“逃离”成为了世代文学创作的基本母题之一。门罗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她的写作大多只能在家庭生活的夹缝中完成，对于年轻的她来说只有逃离现实生活，才能有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荣格认为：“艺术家得不到满足的渴望，一直追溯到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和匮乏。”这就解释了门罗创作《逃离》的原始动机。

三、角色原型

（一）卡拉、克拉克与奥德斯、佩内洛普。作为加拿大文学先驱，弗莱讲述的罗曼司传奇的故事，给了门罗以创作灵感。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冒险、搏斗、胜利归来的追寻旅程。奥德斯十年征战十年漂泊，经历千难万险终归故乡。她的妻子佩内洛普是他整个行程的起点也是终点。追寻之路的挫折与磨难让他迅速成熟起来，出走成为其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必要阶段。这一原型模式在《逃离》中隐约可见，只不追寻的结果并不都是成功的喜悦。在《逃离》中，克拉克相当于佩内洛普，卡拉在逃离的过程中，突然意识到丈夫依旧在她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好不容易逃离脾气暴躁的丈夫却又无法面对没有他的生活，所以卡拉的追寻旅程始于丈夫也止于丈夫。但是，相比于罗曼司笔下的英雄，卡拉的追寻则有更多悲凉与无奈。门罗借此告诉世人，现代女性为了超脱平庸无趣的现实生活就必须付出比男性更多艰辛和牺牲，跨越更大的障碍，承受更大的失败。

（二）西尔维娅——守护神。在神话故事中，当英雄的旅程被这样那样的困境所阻隔的时候，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神奇而又正义的力量挺身而出，帮助其化险为夷或转败为胜。在卡拉痛苦无助不知所措的时候，对其倾力相助的西尔维娅便是这个正义的化身。西尔维娅鼓励卡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为她出走提供了钱财、落脚点等力所能及的帮助，带给了卡拉“某种无比安全与心智健全的感觉”，使得她的出逃似乎是所能想象出的再合理不过的做法”。从促使卡拉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其获得信心和勇气，到为卡拉的出走指出方向并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西尔维娅正像神话中的保护神。

（三）克拉克——魔鬼撒旦。如同神话传说中人物多处于二元对立关系一样，在英雄旅程中出现的也是支持和反对两种力量。在卡拉出走过程中，与其对立的便是她丈夫克拉克。克拉克鼻子下留着两撇扎眼的小胡子，眼睛里显出既像是要讨好人又是在嘲弄人的神情，那副稚气十足的笑容说变就能变成一幅杀气腾腾的样子，“他上一分钟跟你还显得挺友好好的，下一分钟说翻脸就翻脸”。克拉克脾气火爆，整日坐在电脑前，对卡拉冷淡无情，使得她压抑痛苦，只能到马厩里寻找情感寄托。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为了捞上一笔，他居然不顾妻子的尊严，逼迫卡拉向西尔维娅索要赔偿。而这一切只不过源于卡拉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故意编造说自己曾受到过西尔维娅丈夫贾米森先生的骚扰。“跟他一起过真要把她逼疯了”，卡拉对克拉克的爱恨恐惧已经使她变得无所适从，只能在西尔维娅的帮助下逃离出去。但是已经下定决心的卡拉还是因为害怕而不敢打电话告知对方，仅仅留张因为过于慌乱而写错了的字条。大巴驶离镇子之前卡拉都一直把头低低埋下，她担心克拉克突然出现。在卡拉的逃离过程中，克拉克像极了是神话传说中变化无常、凶神恶煞的下界魔王，阻挡破坏着卡拉的寻找自由之行。

（四）小山羊弗洛拉——替罪羊。在《逃离》中，丈夫的冷淡粗暴、家庭的压抑沉闷是卡拉心生逃离的根本原因，但导致卡拉逃离的直接原因却是小山羊弗洛拉的失踪。这个反复出现贯穿小说始终的小山羊在古代神话故事中也是有原型可循的。“悲剧”在古希腊文中的原意即指“山羊之歌”，门罗使用山羊这个意象，暗示了卡拉的逃离注定是一场不能成功的悲剧。小山羊弗洛拉的原型最早来自于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他是酒神与欢乐之神。为了使婴儿时期的狄俄尼索斯免遭赫拉的迫害，宙斯便将其交给山林女神抚养，狄俄尼索斯从此便于山羊形影不离，并依靠喝羊奶长大。从此，山羊便经常被寓为酒神的化身。感性狂欢的酒神精神也经常被认为具有女性气质而备受贬损压抑。在《逃离》一书中，门罗选取酒神的化身——山羊，预示小山羊走失与卡拉出逃一样，是自我迷失，而小山羊的去而复返则代表着卡拉逃离的失败。在很多古代神话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女性面对男性的粗俗与暴戾无处可逃，只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来获得解脱。弗洛拉之于卡拉，也有这样的寓意。小说中门罗对卡拉的两个关于弗洛拉的梦境描写也是参照的。在她的第一个梦境里，弗洛拉嘴里叼着一只红苹果；在第二个梦里，弗洛拉的一条腿似乎受了伤，但它还是引导卡拉来到一道铁丝网栅栏前，“受伤的脚以及整个身子，就像一条白鳗鱼似得扭着钻了过去，然后就不见了”。卡拉梦里弗洛拉嘴里叼着的红苹果代表着伊甸园中的智慧果。就像智慧果让人类一下子能够拥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一样，红苹果让卡拉认清现实，开始寻求自我新生活。铁丝网栅栏隐喻男权社会给女性设定的权限。铁丝栅栏里的生活苦闷单调，但是一旦越界就会受伤，等待她的将是无边的恐惧和惩罚。小说结尾隐晦地指出弗洛拉死于克拉克之手，他为了彻底打消卡拉出走的念头，杀死了山羊弗洛拉。而“山羊像白鳗鱼一样扭着钻过去就不见了”，白鳗鱼是蛇的变形，《圣经》中记载神因为蛇引诱女人偷吃智慧的果实而降罪它们，蛇终生靠爬行生存。在门罗小说中，蛇与女人的关系通过卡拉的梦境被置换为羊和女人的关系。山羊因为指引卡拉出走而被克拉克杀死；卡拉因为选择回到丈夫身边继续她的婚姻生活，所以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克拉克作为丈夫无法控制却又不能被容忍的女性自由就必须被消除，那么小山羊弗洛拉成为“替罪羊”的结局必然是不可避免的。门罗借用山羊弗洛拉的死来告诫女性要学会平衡受困的肉体和向往自由精神之间的矛盾，提醒她们正视自己身上的阴暗面和局限性。因为人类欲望深处的那些阴暗隐秘正是无意识的原型部分，永远不会因为我们的否认和忽视而消失。人们只有学会用温和迂回的方式来释放这些阴暗面，才不会伤害到自身和他人。

所以说门罗的写作正是受到了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的深刻影响，通过引用、置换和改造神话传说，把人们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重新呈现出来，从而更全面丰富地表达出自我的个人体验和情感追求。

《圣经》和那些古典神话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泉，其中的原始意象、人物形象和道德思想已经渗透到全世界，而作为反映人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也一定会深受影响。美国学者莱肯也曾说：“如果说圣经文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它包含了文学的所有原型模式。”门罗在《逃离》一书中巧妙借用各种原始意象和人物原型，并对这些原型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解读和加工，实现了作品与远古的神话原型的对接，从而将笔触伸向了更加遥远的过去，在纵览人类历史后又回归现实，进而探索人的意识和感觉甚至是人类整体的生命意义，由此得以洞见人性的幽微和生命的无奈。而那些古老的神话原型在门罗的作品中煥发了新的活力，而门罗的作品因为这些神话原型而更加意蕴深刻，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门罗风格。

参考文献：

〔1〕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

〔3〕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4〕勒兰德·莱肯.圣经文学[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5〕张芳.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艾丽丝·门罗研究述评[J].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3，（02）：236-240.

〔6〕邱永旭.《圣经》文学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

〔7〕来激扬.试析《逃离》中弗洛拉的神话隐喻[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01）.

艾丽丝·门罗小说 篇5

关键词：Alice Munro,诺贝尔文学奖,中文译名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于瑞典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1时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7时) 揭晓, 加拿大作家Alice Munro获此殊荣, 她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Alice Munro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在此之前在国内图书市场上只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发行的李文俊翻译的其短篇小说集《逃离》。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后, 国内各家报纸、杂志、网络媒体纷纷报道, 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对于Alice Munro的名字的中文翻译可谓是五花八门、混乱不堪:爱丽丝·门罗, 艾丽斯·门罗, 艾丽斯·芒罗, 艾丽丝·蒙罗, 艾丽丝·门罗, 艾丽思·门罗, 艾利斯·门罗, 艾莉丝·门罗等。Alice Munro本来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作家, 再看媒体的译名用字, 更让人觉得眼花缭乱, 外国人名汉译混乱可见一斑。

1 Alice Munro人名汉译研究

笔者仔细作了一番调查:几大网络主流媒体, 如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凤凰网都把Alice Munro译作“艾丽斯·芒罗”, 新浪读书把Alice Munro译作“爱丽丝·门罗”。基于“中国知网”的以“门罗”为关键词的搜索研究表明, 截止到2014年2月, 共找到352条结果, 其中与Alice Munro相匹配的结果110条。在这110篇文章中, Alice Munro被译作“艾丽丝·门罗”53次;被译作“爱丽丝·门罗”49次;被译作“艾丽斯·门罗”4次;被译作“艾利斯·门罗”2次;被译作“艾丽思·门罗”1次;被译作“艾莉丝·门罗”1次。以“芒罗”为关键词的搜索共找到2条结果, 其中1条与Alice Munro相匹配, 在文中被译作“爱丽丝·芒罗”。以“蒙罗”为关键词的搜索找到0条结果。从调查可以看出, 网络媒体倾向于使用“艾丽斯·芒罗”, 而期刊杂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艾丽丝·门罗”, 其次是“爱丽丝·门罗”。

国内关于Alice Munro的译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 三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译名——艾丽丝·门罗、艾丽斯·芒罗、爱丽丝·门罗——各有其支持者。

《外国文学》于1984年第3期发表了吴晴翻译的Munro的短篇小说《办公室》, 是Munro作品在中国最早的译本之一, 吴晴同时还把《办公室》编入了她主编的《外国现当代女作家短篇小说选》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8) 。吴晴所使用的译名为“艾丽斯·芒罗”。《外国文学》又于1991年第3期刊发了《克罗斯太太和基德太太》 (张德中译) , 使用的译名为“艾丽丝·芒罗”。2011年第1期刊登了《脸》 (周怡译) , 2012年第5期发表了《钱得利家族和弗莱明家族》 (周怡译) , 周怡使用的译名为“艾丽丝·门罗”。2011年第4期发表了《弗莱茨路》 (冯春波、臧红宝译) , 《超越性别壁垒的女性叙事:读芒罗的〈弗莱茨路〉》 (刘意春、李洪辉文) 皆使用了“艾丽斯·芒罗”的译名。也就是说《外国文学》从1984年到2012年间陆续使用了3个不同的译名:艾丽斯·芒罗、艾丽丝·芒罗、艾丽丝·门罗。

《当代外国文学》也是国内较早译介Alice Munro作品的期刊。1992年第3期刊登了《乞食女》 (黄志钢译) , 作者译名为“爱丽丝·门罗”。1995年第4期刊发了《普鲁》 (张介明译) , 作者译名为“艾丽斯·门罗”。2002年第4期发表了《乞女》 (范文美译) , 作者译名为“爱丽丝·蒙罗”。2004年第4期刊出《家当》 (刘玉红译) , 作者译名为“艾丽丝·蒙罗”。3篇短篇小说 (《乞食女》与《乞女》为The Beggar Maid:Stories of Flo and Rose的不同译本) , 4个不同的译者, 4个不同的作者译名。

《世界文学》对Alice Munro的译名较为统一:艾丽丝·门罗 (艾·门罗) 。《世界文学》于1998年第6期刊出了“加拿大当代女作家作品专辑”发表了庄嘉宁翻译的《善良女子的爱》, 2007年第1期刊登了何朝阳、陈玮翻译的《采访艾丽丝·门罗》 (罗·库法尔作) 和两个短篇译本《逃离》与《激情》, 2010年第1期刊登了《熊从山那边来》 (李文俊译) , 皆使用了艾丽丝·门罗的译名。

Alice Munro短篇小说集的中文译本目前国内市场出版发行的有8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发行的李文俊翻译的《逃离》和译林出版社在Alice Munro获得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 于2013年11月推出的《快乐影子舞》、《幸福过了头》、《公开的秘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爱的进程》、《恨·友谊·追求·爱·婚姻》、《好女人的爱情》。在这8部书中, 译者都把Alice Munro译作“艾丽丝·门罗”。《逃离》的译者李文俊是《世界文学》杂志的主编, 他沿用了《世界文学》所通用的Alice Munro的译名:艾丽丝·门罗。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周怡被誉为目前国内对于Alice Munro研究最为成熟的学者, 其Alice Munro研究获得了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颁发的“加拿大研究专项奖”。周怡 (2013) 的博士论文《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加拿大性研究》研究了Alice Munro短篇小说的“加拿大性”的内涵及其文学表述, 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篇关于Alice Munro的博士论文。周怡 (2014) 的《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是国内第一部全息解读Alice Munro及其作品的专著。周怡在其研究中使用了“艾丽丝·门罗”的汉语译名。

Alice在西方是最受欢迎和最普遍的女孩名之一, 通常汉语译为“爱丽丝”, ”艾丽斯”, 或“艾丽丝”。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英语和法语里, Alice是从古老的法文“Adelais”缩写而来的, 而Adelais出自于古老的德语名字“Adalhaidis”。“adal”和“haid”都是德语词素, “adal”意指高贵的, 而“haid”意为“荒地或石楠花”。《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7版) 把Alice译作“艾丽斯”。有道, 海词等网络词典皆译为“爱丽丝”。但说到“爱丽丝”, 国人首先想到的往往会是《爱丽丝梦游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或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中的那个爱丽丝——喜欢热闹有着不受束缚的灵魂的年轻梦想者, 从兔子洞掉进一个充满奇珍异兽的梦幻世界, 遇到各种懂得说话的动物, 在经历了一连串险象环生的意外事故之后, 爱丽丝在这片犹如童话般虚幻的奇妙世界里重新找到那个迷失了的自我。“爱丽丝”意味着年轻、梦幻、自由、冒险和人生的无限可能。而进入国人视野里的Alice Munro已是82岁高龄的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 “祖母级”的作家, 是讲故事的人, 而不是故事中的年轻女孩, 似乎与我们想象中的“爱丽丝”无法画上等号。

Munro是苏格兰姓氏, 有道词典译为“芒罗, 蒙罗”, Munro还可指“芒罗山”意为高度超过3000英尺的任何独立山峰, 原仅用于苏格兰, 现也用于不列颠其它岛屿。Munro还有一变体——Munroe。现在国内Munro最常用的译名是“门罗”。但是提到“门罗”, 最先想到的是“门罗主义”。1823年12月2日美国第5届总统詹姆斯·门罗 (James Monroe) 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 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他又称, 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 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 积极推行起“美洲事务是美洲人事务”的政策, 史称“门罗主义” (Monroe Doctrine) 。而这位门罗总统姓Monroe, 与Munro一样也是起源于苏格兰的古老姓氏。有研究认为, Monroe与Munro是同源同宗的两个姓氏, 只是拼写不同, 发音也不同而已。在第一部英语词典 (塞缪尔·约翰逊编撰, 1775年出版) 出版之前, 苏格兰姓氏的拼写往往有许多变体, 如Monroe就曾被拼写为:Monroe, Monro, Monrow, Munroe, Munro, Munrow等。但是如果Monroe和Munro都可译为“门罗”的话, 是不是有一天加拿大学者会把中国学者翻译使用的“艾丽斯·门罗”或“爱丽丝·门罗”回译为“Alice Monroe”, 出现“门修斯”或“常凯申”似的荒诞翻译呢?而Alice Munro无政治派别, 与世无争, 在安静偏僻的加拿大小镇写着自己的故事, 还是不要把她和“门罗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好。

姓氏为Monroe的还有一位名人即Marilyn Monroe。这个英语名字看着也许陌生, 但译成中文, 大家都很熟悉: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 1926年6月1日-1962年8月5日) , 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电影女演员之一。出生于1931年7月的Alice Munro和出生于1926年6月的玛丽莲·梦露应属于同时代的人, 但是她们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 一个平平淡淡、朴素简单, 用细腻的笔触记录着人生、书写着人生, 一个轰轰烈烈, 肆意挥洒着人生、演绎着人生。

2 结束语

其实Alice Munro的汉译名为何并不十分重要, 重要的是翻译界和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应尽快把Alice Munro的译名统一确定下来, 不要让各种不同的译名“乱花渐欲迷人眼”, 同时借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契机, 把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引进来, 推介给国内的读者。至于汉译名, 幸好Alice Munro还健在, 也许我们可以去征询一下老人家的意见, 是与James Monroe一起姓“门罗”, 还是姓“芒罗”或“蒙罗”?或者可以把汉字写给老人家看一看, 念给老人家听一听, 请Alice Munro自己给自己选一个既好看又好听的中国名字。

参考文献

[1]艾丽斯·门罗.逃离[M].李文俊, 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2]周怡.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加拿大性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3]周怡.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4.

[4]http://www.houseofnames.com/Munro-history?A=54323-292.

艾丽丝·门罗小说 篇6

一、女性成长小说的源起

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起源于德国。其中Bidung原意为“创造”。“在文艺复兴之前,Bildungsroman偏重人格的‘内在塑造’; 文艺复兴之后,则偏重于主人公在于社会的碰撞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重心在于人格的‘外在塑造’”[1]巴赫金在其《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中的意义》中明确指出十八世纪下半叶德国教育小说有着“更加具体而专门的主题——小说中成长着的人物形象”。[2]他认为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有别于之前小说中只掌握定型的主人公形象,人物性格本身是成长和变化的。

从叙事模式角度定义成长小说,主人公独自踏上旅程,碰壁之后被引领,找到定位,经历“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这一历程。[2]其内容叙述上呈现双线型和螺旋型的特点 :主人公在面对现实时,表现出的不平衡——失意、受挫之外,心理精神上又同时进行着重建 ;成长的一个准备阶段即便完成,在新的轮回中,又即将开始。成长小说主要以年轻人为中心,从懵懂到成熟,重点描述不断完善的主人公性格发展,目的和结局是主人公能融入社会或带有希望的积极乐观情绪。

然而长久以来无论是成长小说,还是成长小说研究中,女性大多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事实上女性的成长过程中遭遇是异于男性的。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 :女性是男性的附庸,是“他者”,“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所谓的温顺、被动、无知等性别气质不具备任何生物学基础,它完全是父权制度下人为的“阉割”:一切属于人的积极的、拥有权威性的诸如成就事业、广交朋友等社会性性格都被赋予男性 ;而女性被鼓励的生育、主内等功能偏向生物性本能,具有一定封闭性。女性是文化的构建物。因此,以女性的观察视角分析女性独特的叙事口吻、女性关注的话题和细节,站在女性的立场分享女性成长的经验和感受是十分必要的。

受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西方学者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关注女性成长小说的讨论。孙胜忠教授在其《分裂的人格与虚妄的梦》一文中指出 :女性成长小说有两种主要的叙事结构模式 :学徒型模式和觉醒型模式。“第一种模式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采用男性成长小说的线性结构,展示女主人公从童年到成年的连续发展历程。第二种女性成长小说的流行模式是觉醒型,在这类模式中,女性的成长不是分阶段按部就班地逐渐成长。主人公的成长由于种种原因被延误了,直到成年某个阶段仿佛瞬间疯长起来,继而崩溃”。觉醒型女性成长小说反映的是主人公两个自我之间的内在冲突 :“具有个人价值的内在的、想象的自我,与具有社会价值的外在的、传统的自我之间的冲突。”[3]

二、女性的成长、女性的叙写

门罗的短篇小说《多维的世界》讲述了一个悲惨的人物形象多丽。这篇小说非常符合成长小说的叙述结构。多丽十六岁时在母亲住院期间结识了护理员劳埃德,被夸夸其谈,“有副权威的模样”的劳埃德所吸引,自以为遇到了爱情。母亲去世后,没有成年就未婚先孕,早早结婚。婚后夫妻俩搬到陌生的小镇,艰难地抚养着三个孩子。多丽认识了新朋友玛吉,这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新女性。多丽也有过迷惘和彷徨,一方面对家庭生活不满,另一方面又告诫自己要坚定爱情。但劳埃德始终疑心疑鬼,认为玛吉挑拨他们离婚。多丽终于情绪失控,离家出走。第二天早上回家后,等待她的是三具孩子冰冷的尸体,以及杀人凶手丈夫的冷嘲热讽。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多丽竟然继续去监狱探望杀人凶手劳埃德,同时深深地精神折磨自己。被判定为犯罪型精神病的劳埃德在给多丽的信中称见到了在别的维度活着的孩子们。多丽在第三次探监的路上,救助了一个遇到车祸的男孩,将濒临死亡的男孩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当司机问他是否还要去伦敦时,她果断决定“不去了”。此时多丽自己也终于获得解脱,得以重生。文章在此戛然而止。

文章以倒叙和插叙的手法,从多丽最后一次探监开始,先是絮絮叨叨地提及前两次探监,然后是插叙与劳埃德的恋爱结婚史。不难发现,即便在经历了恋爱、丧母、结婚、生子、丧子等一系列人生重大的事件之后,这个二十三岁的从学校直接过渡到家庭妇女的早婚妈妈,从未接触过真正的社会,依旧是天真懵懂,不懂世事,不具备真正独立的人格。虽然岁数和经历应该归于成人,但实际上依旧是个“孩子”。文章一开始就写道,照片上多丽的“长发、棕色的波浪……害羞温柔的面孔——这种形象说是她本人,不如说是他想见到的她。”连外形和表情都要符合丈夫的喜好,多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恋父情节。虽然文章没有提及多丽的父亲,但从她母亲是嬉皮士可以推断,多丽应该属于“父不详”。从小缺失父爱的多丽,在母亲病重的情况下,很容易被“长得结实,肩膀宽厚,有副权威的模样”的医院护理员所吸引。而这个看似好人的劳埃德,其实是个年轻时无所事事的嬉皮士,厮混在演唱会、示威游行、认识狂暴的人物,吸毒等等无聊的事件中。而天真的少女则被邪恶的成年男子诱惑,仿佛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就接触到多彩的社会中。然而现实是她根本未来得及接触到这个社会就被迫进入一种离群索居的婚姻生活。

多丽认识的朋友玛吉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现代女性,两位女子在交往过程中加深了友谊。对多丽充满偏执独占欲的劳埃德却对玛吉有着强烈的嫉妒。虚伪的劳埃德可以一边在电话里跟玛吉开玩笑,一边嘲笑其“那个拉拉”。并阻挠两人的交往。“两个女人坐在同一辆车里。我头一回听说,两个女人在一起,竟然什么也不说。他就是想让我们分手”,以此跟多丽争吵。当玛吉为多丽打抱不平,谴责劳埃德把多丽“当奴隶使”时,劳埃德厚颜无耻地应道 :“对,你说得对,我就是那种把人当奴隶使的人”。玛吉与多丽的友谊让劳埃德产生了恐惧,对于劳埃德来说,多丽是一个随他摆布的“小玩意儿”,是他的私有财产。当自己私有财产有被动摇的可能时,他就暴露出自私无耻的嘴脸,先是讥讽挖苦、“渐渐地,越来越糟。没有明令的禁止,但是越来越多的苛责。”终于多丽忍无可忍,在混乱的情绪中离家出走“某一天,晚上十点,她发现自己竟然身处玛吉的厨房里,捧着清凉茶,泪水涟涟”。即便如此,她依旧没有向玛吉抱怨劳埃德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是说“想出门走走”。然而自私虚伪、暴躁狠毒的劳埃德却以杀子来报复妻子的出走。

三、结论

杀子惨剧之后,无处可去,只能去凶手处寻求一点点可怜的对于孩子的共同回忆的多丽在探监路上救助了遇车祸的男孩,靠自己救助而活命的男孩弥补了因己丧子的愧疚感。她的内心产生了的巨大的变化,清楚地认识到探监的毫无意义,以及救助他人性命的重要性。“不去了”正是多丽在觉醒性顿悟后坚决摆脱父权制的束缚,不再将个人的价值局限在家庭、婚姻之中,体会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最终完成了迟来的成人仪式。

摘要：女性成长小说有两种主要的叙事结构模式:学徒型模式和觉醒型模式。本文通过成长小说一般叙事模式并结合女性主义分析艾丽丝·门罗《多维的世界》中多丽这一人物形象在觉醒性顿悟后坚决摆脱父权制的束缚,不再将个人的价值局限在家庭、婚姻之中。通过救助他人找到自己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最终完成了迟来的成人仪式。

艾丽丝·门罗小说 篇7

一、女性的囚笼与逃离——对男权制的批判

从1781 年奥兰普·德古热发表《女权宣言》, 发出第一声呼声开始, 几个世纪以来, 女性一直在为追求男女平等、争取自己的权利做着不懈的努力。但是直到二十世纪, 在爱丽丝·门罗的笔下, 这种追求依然是一个神话, 从她的作品中仍然能看到男权制根深蒂固地存在。凯特·米利特曾经在《性政治》中首次引入“男权制”这一概念, 并用以表示男尊女卑、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现实。[1]169《逃离》中的男主人公克拉克无疑是男性极权的现实化身, 他在内心深处对妻子劳拉持一种轻蔑态度, “他瞧不起她”。在家庭生活中, 他充当立法者和审判者的角色, 在他眼中, 劳拉“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对的, 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而且他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每当两人产生矛盾的时候, 他会用“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怎么了”, 来宣告自己的绝对权威。甚至在克拉克眼中, 女性彻底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我的老婆也是一个人吗”。克拉克赤裸裸的男性中心主义使劳拉的生存空间遭到了巨大的挤压, 与克拉克共处的空间成为劳拉的牢笼。每当克拉克心情不好、家里的气氛压抑的时候, 劳拉“最能排除烦恼的还是上厩棚去找点什么活来干干”[2]336, 马厩作为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的现实变形, 成为她的精神避难所。在克拉克的步步紧逼下, 劳拉终于感觉“我受不了了”“跟他一起过真要把我逼疯了”, 男权的重压迫使劳拉选择了逃离, “选择了另一种生活, 另外一个地方, 仅仅是因为那里没有克拉克。”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在《阁楼中的疯女人》一书中曾指出, “囚禁与逃跑”是女性描写的一种文学传统和模型[3]1。艾丽丝·门罗以自己的创作与两位女性主义学者的理论遥相呼应, 也悲哀地证实了经过百年的抗争, 男性中心主义的阴霾依然笼罩着女性的世界, 劳拉的困境是所有生活在男权制度下女性处境的缩影, 逃离是女性生存空间被吞噬殆尽的被动和无奈的选择。

二、“他者”身份的自我沉溺和挣脱——对女性自身的反思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造成女性困境的成因进行了一种深刻的分析:女性是作为“他者”被造出来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309《圣经》中夏娃诞生于亚当的一根肋骨的神话, 隐喻着一种父权的想象:男性是女性的生命之源, 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存在, 女性本身是被再造而生的。而女性的悲剧性在于, 经过父权社会的“他者”再造, 女性“有意识的自我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越有意识的自我的人的客体”[2]336。女性的主体性丧失, 转而认同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自己的“他者”身份, 成为男权制的同谋和自身的压迫者。在《逃离》中, 劳拉因为不满现实的处境, 背弃父母和克拉克私奔, 是因为她把克拉克当作“二人未来世界的设计师”, 这本身就隐含着女性靠男性拯救的虚幻想象, 而且在克拉克面前, 她“甘愿做俘虏, 她的顺从既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心甘情愿的”, 更是表现了对男权的主动臣服。为了急切地“讨丈夫的喜欢”, 她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 一次次向丈夫重述垂危的男邻居如何对她心怀不轨的故事, 用所谓女性的特质——色和性来激发丈夫的热情。男高女低、主人和仆人、主宰和顺从, 劳拉欣然接受这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不平等关系, 昭示着男性中心主义“他者”再造的成功和女性自我的蒙昧。但是《逃离》描写的光芒在于, 劳拉并未一味地沉溺在“他者”的身份中不可自拔, 西尔维亚太太作为一个启蒙者, 帮助劳拉开始了一场“乘着大巴希望能寻回自己”的逃离之旅, 进行了一次以“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勇敢尝试, 虽然逃离最终以劳拉的自我放弃结束, 但是劳拉在矛盾和痛苦中完成了自我选择, 这本身就是女性打破男性权威、探寻自我价值的重大进步, 是对“他者”身份的有力挑战。

三、挪拉式的出走与回归——对女性出路的探索

女性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这是女性主义最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命题。19 世纪上半叶,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借娜拉的出走为深受压迫的女性指明了一条出路。激进女性主义一度将抛弃婚姻和家庭当做实现男女平等的手段, 其理论前提是男女矛盾的不可调和, “男性是女性的敌人”。相较而言, 门罗的态度远远没有易卜生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激烈和决绝。虽然劳拉也在现实的禁锢中一度选择了娜拉式的出走, 但是她却对克拉克以及他们共同创造的生活充满感情, 丈夫并不是她的敌人。在她向西尔维亚滔滔不绝地倾诉时, 没有提到一件特别的伤心事和烦心事, 而且她还在不时地担心家里的生意;在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家出走时, 她“不断发抖”“手抖得厉害”, 惊慌失措到字条上的字都写错;在去多伦多的途中, 她还在潜意识中为他们的马场选一块好地方。所以, 出走让她意识到了对丈夫的真正感情, 最终选择了一条和娜拉不同的回归之路。而丈夫也并不是完全魔鬼式的存在, 在她回来之后, 克拉克对她的表白——“当我看到你的字条时, 我的五脏六腑一下子像全被掏空了……如果你真的走了, 我就会觉得身体里什么也没有留下了”, 也是真情流露。所以在门罗的笔下, 男女关系没有尖锐到完全对抗, 而劳拉的回归反而使夫妻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部分地实现了娜拉追求的“改变到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像夫妻”。克拉克开始关心和体贴劳拉, 两人在各自干活的时候挥手作别, 温情重现。所以, 在女性出路的探索上, 门罗的观点更温和, “也更充满了和解和包容的姿态”。[5]

艾丽丝·门罗借劳拉的逃离和回归, 帮助女性实现了一次精神洗礼和自我探索之旅, 但是劳拉的回归远远不是结束, “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 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地吸进去一口气时, 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2]47在看似对正常和平淡生活的回归中, 逃离作为一种诱惑始终存在。但是劳拉学会了如何抵抗它, 并慢慢习惯了心里的刺痛而不感到惊异, 这是艾丽丝·门罗独特生存智慧的展现, “从前, 结婚就是出路, 近年来, 离开丈夫成了出路。在我看来, 这样的出路很可笑。我的出路只是过日子, 活下去。”[6]102

摘要：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逃离》, 通过对劳拉逃离和回归故事的讲述, 表达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探讨了女性生存的困境:一方面男权制的挤压使女性身处牢笼, 另一方面对“他者”身份的主动认同使女性成为自身的压迫者。在女性出路的思考中, 作者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来看待男女关系, 显示了独特的女性生存智慧。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逃离,男权,他者,出路

参考文献

[1]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2]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3]桑德拉·吉尔伯特.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5]艾丽丝·门罗:人类的关系和心理之谜, 就是文学的本质[N].文学报2013-10-17.

艾丽丝·门罗小说 篇8

“格雷斯一分钟也没有睡。她光是读书,几乎一动都不动,短裤下面的光腿因为出汗都跟皮革黏在了一起,她浑然不觉,也许是因为读书读得太愉快了吧。连特拉弗斯太太的进进出出她都经常视而不见,直到不得不搭车赶回去上班了才把书放下。”[1](《逃离》第183页)

格雷斯对阅读的嗜好,与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十分相像,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期待受制于他们的阅读视野。在论述堂吉诃德与包法利夫人时,苏珊·桑塔格写道:“跟《包法利夫人》一样,《堂吉诃德》是一部关于阅读的悲剧……对于唐吉坷德这样一位精力过剩的主人公……阅读不仅仅损坏了他的想象力,而且还绑架了它。他认为世界只是像书本中所描写的那样(按塞万提斯的说法,堂吉诃德的所思、所见、所想均受制于他的阅读模式)……作为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关于嗜读症的作品,《堂吉诃德》既是对现有文字体制的谴责,也是一种狂想曲般的文学感召……”[2]。格雷斯以为世界就像书本中所描写的一样,认为爱情就像书中描写的那样充满激情,她是一个嗜读症患者。

当莫里向她描绘他们未来的生活时,“格雷斯倒是既不质疑也不反驳,只是好奇地听着”,这种平凡普通的生活似乎一点都不真实,就像在她长大的那个小镇子的那所房子里帮他舅公干活,以编结藤椅为生一样缺乏真实性。格雷斯感兴趣的只是莫里提到的有关旅行的想法,“去什么地方都是有可能的---秘鲁呀,伊拉克呀,西北地区呀”(《逃离》第183页)。“对格雷斯来说真实就是那种不真实--她的阅读、她的想象力这类事”[3]。

《激情》有一个片段论及特拉弗斯太太与格雷斯谈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特拉弗斯太太说自己从喜欢吉提到认可安娜到同情多莉。但对格雷斯来说,她更可能认可安娜这一浪漫性人物,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如果安娜读到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如何照顾病人,她就会毫不迟疑地迈入病房。如果读到过国会议员如何发表演讲,她就会愿意发表那样的演讲。如果读到过玛丽女士如何骑马跟在猎犬们后面……让大家都为她的大胆感到吃惊,她就会愿意做同样的事情”[4]。同安娜一样,格雷斯对未来生活的设想受制于她的阅读视野,受制于经由阅读视野所形成的浪漫性幻想。所以,与尼尔相比,“胆怯却很热诚,天真但是很有决心的莫里”以及莫里描绘的普通平凡的生活对格蕾丝来说,都缺乏浪漫与激情,“她竟然会想到跟莫里结婚,这不是莫名其妙吗。这简直就是一种背叛。一种对自己的背叛”(《逃离》第200页)。无疑,格雷斯的激情,是嗜读症者意图超越平凡现实生活的浪漫性憧憬。

马克斯·舍勒曾指出人的精神或观念生活在现实生存层面是“无力”的,因而需要一种生命冲动赋予它力量。这种生命冲动就是精神的激情(passion)[5]。嗜读症者们意识到现实生活的乏弱无力,于是凭藉着胸中动荡不安的激情,义无反顾地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着书籍中的理想生活。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嗜读症者的激情染上了一层狄奥尼索斯的味道。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了解人是否能够义无反顾的生活,这就是我要探讨的全部问题……如果我确信这种生活只有荒谬的面貌,如果我体验到它的全部平衡都系于在我的意识反抗与这反抗要与之斗争的暧昧之间的对立,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只就被限制的命运而言才有意义的话,我就应该说,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6]嗜读症者就如同对抗平庸、无意义的荒诞世界的荒谬的人,他们在书籍中寻找超越被限制的命运的路径,他们渴望“义无反顾”的生活,渴望“活得最多”。嗜读症者想要超越乏弱无力的现实生活的意图与努力,洋溢着酒神似的生命的激情。但是,在与现实世界的对抗过程中,他们终究疲惫了,塞万提斯的唐吉坷德烧毁了全部骑士小说,福楼拜的爱玛·包法利吞下砒霜自杀了,门罗笔下的格雷斯收下了能够“保证她的生活可以有一个新的开端”(《逃离》第206页)的那张支票。

参考文献

[1]爱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

[2][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M].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3]Charles E.May:The Short Story’s Way of Meaning:Alice Munro’s“Passion”,Narrative,Vol 20,No.2,2012.

[4]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吴国学徐长波:《奥古斯丁与西方激情理论的分化》,《哲学研究》[J].2015年第3期。

艾丽丝·门罗小说 篇9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平凡女性  《亲爱的生活》

艾麗丝·门罗于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短篇小说家。加拿大著名的女性作家、生态批评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门罗做出很高的评价，她说道：“门罗作为一名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她无论怎么出名都不为过，我们应更多地研究她的作品，并且无论怎么研究也不过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有关门罗的学术论文、研究专著相继出版发行。但在国内相关的研究极为匮乏。直到门罗获得2009年布克奖之后，国内文学评论界对门罗的研究趋势逐渐上升。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其小说的叙事策略、女性形象以及神话原型等。小说文本以她的早期作品为主，包括《快乐影子之舞》《逃离》《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等等。

《亲爱的生活》是门罗的最新一部作品，也是她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在这部小说集中，门罗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将女性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通过对加拿大小镇上平凡女性的细致与深刻的观察，以更加细腻、朴素的笔触讲述了在西方父权制的残酷现实社会中，乡村平凡的女性所经历的离奇、危险的生命体验，她们对生活充满激情却又常常陷入困惑。小说中的平凡女性遭受着性别歧视，被男性残暴地虐待，但是在这种性别冲突、道德压力之中，她们并没有妥协，仍然能够不断地调整自己，努力寻找生活的平衡点。当她们在平庸琐碎的生活中遭受沉痛打击、不断地陷入窘境的时候，仍然能够勇敢地追求生活的真正意义，学会宽恕一切，并热爱、善待地对待生活。

一  女性被男性残暴地虐待

20世纪70年代，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的小镇上，以男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为中心的西方父权制度根深蒂固，女性处于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她们只能任由男性行使他们的支配欲。在《多莉》篇中：“男人们往往陶醉在自己顽固的怪癖中，即如果一个女孩看起来很漂亮，那么他们就会非常乐于看到这个女孩有婴儿般幼稚的头脑。”女性遭受着男性残暴的压迫和支配，男性肆意地控制着一切，房子是他们的，车子是他们的，家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的，妻子、女儿以及家里所有的女性都必须对他们绝对地服从。《庇护所》篇中的姨夫贾斯伯对家庭每一位女性的行为举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姨妈道恩只能听从他的决定，没有话语权。当每次贾斯伯在餐桌前发表观点时，姨妈道恩都要小心谨慎，察言观色，频频地向姨夫贾斯伯点头。她早已习惯了忍住不开口，习惯了她的丈夫说完所有她想说的话，然后她会微笑地看着丈夫，眼睛里散出赞许、钦佩的目光。道恩出色地做着家务，围着她的男人，用尽自己的全部精力为她的丈夫提供一个庇护所。对生命做等级划分的男权主义则认为女性的这种身份是由历史派定的养育者的角色。女性被男性认为是低等的。女性去读书、有才华会遭到质疑、极端的仇恨，被认为是违背自然的罪行。她的侄女说道：“这里存在着太多男人厌恶的事情，或者就像那些男人们所说的，那些女人以及一切自然的事物只不过是没什么用处罢了。”

这种观点在男人们看来也许是极“正确”的吧！“因为对他们没有用处，所以被他们憎恶。”贾斯伯表现出对自己音乐家的妹妹极度的嫉妒厌恶与憎恨。甚至在妹妹莫娜的葬礼上，贾斯伯像发了疯似地冲进葬礼禁止和莫娜同行的音乐家们演奏。他的侄女这样评价贾斯伯：“他们觉得音乐无用，因此心生厌恶，姨夫把所有的音乐都称为‘一堆马粪”。在公共场合中，乡村小镇上的女性的行为举止同样受到残酷的压迫与严格的约束。《漂流到日本》篇中的女主人公格蕾塔，作为一个没什么名气的诗人，写的诗经常被人讥笑和嘲讽，格蕾塔已经习惯了不发表任何观点。女性如果发表某些带有政治性色彩的言论将被认为是违背自然的罪行，而且她们那样做的后果是使自己的丈夫无法得到升职的机会。格蕾塔很清楚这一点，她明白每个人的地位是分等级的并且早已确定，所以她每次和丈夫彼得出席那些工程师的商业聚会时都很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以免出错甚至不会说一句话。格蕾塔也不会与丈夫争论任何事情，因为丈夫彼得总是对事物持有一成不变的观点，他从来不愿深究下去。作为一名诗人，格蕾塔对生活的领悟与丈夫完全没有任何平行线，这样平庸、一味顺从的生活给她带来极大的精神折磨。格蕾塔为了满足男性的需求与欲望，只能把自己几十年宝贵的青春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那些永远也不会忙完的家务活和照看孩子上，当然更多的时间是献给了女儿凯蒂，给她穿衣，喂她吃饭，和她说话。

二  女性在迷茫与窘境中寻求方向

门罗在《亲爱的生活》中通过对乡村平凡女性的家庭生活、夫妻关系以及婚姻状况的描述，展现出其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视角和思想观。门罗不是仅仅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而是倡导一种超越狭隘生态自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观。对于遭受父权制的践踏和蹂躏的女性，对于在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痛苦挣扎的女性，门罗给予她们追求自由人性的信心与力量。《漂流到日本》中，格蕾塔在一次诗人的聚会上相识了一位诗人——哈里斯·本内特，他与众不同的气质促使格蕾塔下定决心在迷茫、困惑的生活中开启了一趟生命的探索。格蕾塔试图走出只有丈夫、孩子的生活，寻求除了家庭、丈夫、孩子以外的精神的寄托——诗，情人或旅游。《漂流到日本》中写道：“想一想。”“比如，想一想你打算怎样走进去。”此时的格蕾塔深陷于道德束缚的旋涡之中，然而她并没有试图躲避、逃离，而是不断地思考怎么样才能得到自己的自由和空间。格蕾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构思着除家庭生活以外的一些作品，比如那首诗。她的大脑中总是在做着这样的事——怎么样与这个世界相处。《沙砾》篇中的妈妈仇视将女性与繁殖、物质归为一类，抗议对生命进行等级划分。她渴望回归自然，不甘心继续循规蹈矩地和孩子的爸爸在一起生活下去。她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毅然决定和男朋友尼尔带着孩子从镇上搬到城郊拖车房里开始新的生活。

《离开马弗里》篇中的利亚从小被父亲迫使辍学，只有16岁的小姑娘每天的时间被塞得满满的，被安排一天打几份工帮助家里养育她的弟弟。利亚不甘于继续受到父亲的虐待，勇敢地对现实生活提出了挑战，选择与牧师的儿子私奔并结婚。不幸的命运又一次降临到利亚身上，她被丈夫无情地抛弃并被剥夺了孩子的抚养权。孩子的父亲能够得到抚养权，却是因为法官认为丈夫的母亲可以照顾孩子。之前和她闹得满城风雨的牧师卡尔又和另外一个女牧师结婚了。在父权制度的文化体系中，女性成为被动无助的受害者和附属品任由男性对其贬低、歧视。为了满足男性的需求，女性不得不一再忍耐、退让。即使她们想去对根深蒂固的等级二元关系提出否定，也必然在反抗的过程中饱受创伤，往往郁郁而终，最终成为社会的牺牲品。然而，门罗在《离开马弗里》中却创作了一个独特的生态女性形象：在窘境中，利亚表现出并没有怎么在意她曾经的丈夫，只是匆匆地抹去眼泪。利亚笑着说：“哭泣没什么坏处，只要你别把它当作职业。逐渐习惯于这种失去，只在晚饭时会有问题。”她毫无力气地跨坐在充气的健身球上，只是在那里休息，或者也许是在试图想一想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女性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迫、社会的仇视，她们情感受到压抑。她们需要思考怎样挣脱枷锁，在困境中寻找生存的法则。利亚走出困境，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做护工，去帮助那些癌症病人进行积极康复。

三  善意地对待生活

《亲爱的生活》中的平凡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和道德完善的实现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生存困境，她们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感到一丝遗憾和失落，她们极度渴望摆脱束缚自身的精神枷锁，却又常常深受其困扰。然而，她们仍然不放弃在社会的干预下和生存环境的变化中积极地自我修复、自我抉择，努力寻求生活的出路。但到最后她们还是没有完全地得到自由。门罗并不像阿特伍德那样提倡对男权主义文化价值观进行尖锐的批评的女性主义理念，她只是期望现实的生活环境能够给予女性提供一点点自由的空间，并不是那种彻底的颠覆。门罗对人性的观察呈现出一种超越自我感受和普遍理解的境界：女性对男性持有宽恕的同情，两性之间了解彼此的无奈，获取相处的平衡点。门罗将笔触探及普通人最阴暗的角落，切入常理、社会秩序、责任和道德的表层，表现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科莉》篇中的富家女科莉因为腿瘸自卑，受到有妻室的霍华德的诱导成为他的情人，饱受道德谴责，逐渐迷失自我。在一次让霍华德给知道真相的女佣莉莲租用的邮箱里放封口费的时候，莉莲意外死亡，原来科莉给莉莲的钞票都被霍华德挪入了自己的口袋。由此而来的身心重负使科莉的生活陷入悔恨之中。她没有愤怒地指责、揭穿霍华德，更没有表现出崩溃欲绝的精神状态，而是穿过每一个房间，把自己新的想法，对生活的期望说给墙壁和家具听，积极地进行自我修复。

《骄傲》篇中的奥奈达虽然是一位银行家的千金，却和一个有着残疾的兔唇的男孩相互之间萌生了爱慕之情。兔唇的男孩因为残疾而疏远任何和他有关的友情、爱情关系。直到迈入寂寞的晚年，这两位同样凄惨孤独的两人机缘巧合地搬到同一栋公寓再次相遇。公寓的院子里有一群漂亮的小臭鼬穿过。两人的目光同时定格在这五只小臭鼬上。《骄傲》中道：“如果你愿意，一切都有可能变成好事。”门罗的小说就是这样通过阐述平凡生活的最初面貌引发了关于万物没有等级却都有其存在的意义的哲学思考——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感受生活的真谛。《亚孟森》篇中的女教师薇薇安温柔善良，与主治医生福克斯先生相识并订婚，一切看起来都和谐美好，然而在去结婚的路上福克斯先生悔婚，薇薇安被遗弃。薇薇安深受打击感到困惑不安，久久不能释怀。她困惑所发生的一切，无法接受最绝望的事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她再次和福克斯擦肩而过时，她开始顿悟：无论怎样，一切苦难和悲伤都要生活中走过，岁月的痕迹刻在脸上。她说道：“关于爱，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生活也不需要答案。”《亲爱的生活》所关注的是生命本身、个体生存状态以及个体寻求自我人格独立过程中难以左右的力量，探索人类普遍的心理诉求与复杂的人性，构建爱、关怀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活没有输赢。学会爱和宽容，人与人之间一定可以形成互为主体的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1] Alice Munro，Dear Life，Toronto，McClelland，2012.

[2] Hooper，Brad，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 an appreciation，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8.

[3] Howells，Coral Ann.Alice Munro.Manchester：Mancherster UP，1998.

艾丽丝·门罗小说 篇10

艾丽丝·沃克是当代美国文坛杰出的黑人女作家。她的小说中刻画了多位黑人女性形象,充分显示了她对黑人妇女命运的关注。从小说角度对她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形象的转变进行梳理,可以辨识出她“妇女主义”思想与创作逐步进入成熟的轨迹,还可窥视作者对女性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贡献。

二、百衲被

“百衲被作为一种独特的女性话语可追溯到一个古希腊神话。被奸污和割舌的菲勒美拉将自己的不幸编织进挂毯,向她的姐姐传递信息,从而得以复仇。菲勒美拉的故事不仅展示了男权社会如何限制和消除女性的声音,而且表明女人能够超越男权话语的限制以自己的方式言说”。缝纫是一种女性活动,所以在没有男性的压迫下,女性可以畅所欲言;在相互帮助中建立深厚的姐妹情谊,共同为自由和权利而战。小说最后茜莉的觉醒和独立可以看作是女性话语权和自由取得胜利的象征。百衲被的历史渊源与美学寓意从来就是和女性密切相关的,它是广义上女性的象征。“百衲被虽然是由一块块碎布拼凑而成的,但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缝制百纳被的过程就像写作一样:“首先要选择所需材料,并将选好的布料剪成几何状的小块;第二步,把这些小块按照一定的模式缝合成较大的方块;第三步,把大方块缝合成一个整体的图案,它有一个名字,表明了它在地域、政治或精神上的含义;最后把它缝在褥子上并在周边加上一定的花纹。”

三、百衲被在文中的体现

在小说中,缝制百衲被的美学意义体现在小说的各个方面,如小说创作过程,小说本身,和小说内容中。

1、小说创作过程

“肖沃尔特在《姐妹们的选择》中曾重点讨论了‘缝制百衲被’的美学意义,认为它对妇女文学尤其是对妇女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小说创作过程分为选材,整合资料,最终创作成书,缝制百衲被首先也是收集各式布块,然后将它们缝到一起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2、小说本身

整篇小说是由信件构成。百衲被是由小布块组成的,而小说是由一份份信件组成,小说中的信件犹如百衲被中的小布块。所以小说本身体现百衲被的美学意义。“艾利斯·沃克希望自己的作品如同一条‘疯狂的百衲被’”。《紫色》的故事情节常常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而不是按照线性的发展,文中莎格、奈蒂和艾尔伯特的出现都是断断续续的;莎格首次出现在第6封信中,直到12封信中茜莉从她丈夫的妹妹口中才了解莎格;奈蒂在被茜莉的丈夫赶走后杳无音讯,而第48封信是她的信件,之后便一直出现在小说中;之前茜莉的丈夫一直被称为某某先生,直到后来茜莉才在莎格的口中得知丈夫的名字叫艾尔伯特;整篇小说是由这样许许多多的小碎片整合完成的,犹如一床由各种各样小布块缝合而成的百衲被。

3、小说内容

在小说中百衲被的以一种姐妹情谊的意象出现,在缝制百衲被的过程黑人女性解除误会,化解仇恨,并且在百衲被的图案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缝制百衲被的过程也是她们发挥女性话语权,进行自己交流的过程。

《紫色》中缝制百衲被被沃克当做黑人妇女精神上、情感上的沟通的重要途径。故事的主人公茜莉对她的丈夫惟命是从,不敢反抗,内心却羡慕儿媳妇索菲亚的强悍独立。当继子哈泼向茜莉倾诉不能征服索菲亚时,茜莉糊涂地建议哈泼去揍妻子。索菲亚知道后,愤然来质问茜莉。经过一番交流,索菲亚原谅了茜莉的无心之过。而后两人坐下来用旧窗帘布开始缝制百衲被。后来茜莉丈夫的情人——莎格又贡献了一条黄色旧裙子。这条百衲被就被命名为“姐妹的选择”。被子缝好后,茜莉送给索菲亚,为索菲亚和孩子驱赶寒冷。

四、百衲被的重要意义

黑人女性在缝制百衲被的过程表达她们的思想和想法。在男性和种族的双重压迫下,缝制百衲被的过程是黑人女性自由讨论和抒发感情,甚至讨论男性的唯一机会。文中,茜莉和索菲亚在缝制百衲被的时候,她们讨论一些只能在私底下谈论的问题。此时,她们不用屈服于男性之下,谈论和幻想她们感兴趣的事情。

缝制百衲被也是妇女解决争端,解除误会的一个媒介。在小说《紫色》中,当茜莉和索菲亚为茜莉给哈波出主意的事吵架后,索菲亚提议一起缝制百纳被,在缝制百衲被的过程中,她们的误会解除了,此后她们一起讨论问题的原因,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缝制百衲被为女性发挥她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机会。在那个时候,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也没有机会发挥她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为了表达对美的追求,她们运用缝在百衲被上各种各样的图案来传达她们的思想和美感。在小说中,茜莉和索菲亚共同缝制的被子被称为“姐妹的选择”。

缝制百衲被在小说中也象征着黑人妇女之间的友谊,称为“姐妹情谊”。尽管茜莉和索菲亚是婆媳关系,但她们却像姐妹一样;严格意义上,茜莉和莎格是“情敌”关系,但是她们不像一般的情敌,明争暗斗,互相伤害,而是互相照顾,互相扶持。茜莉在莎格生病的时候照顾她,为她做饭,给她洗澡,对她百般照顾,而莎格鼓励茜莉,让茜莉燃起斗志,走向觉醒,莎格是茜莉自我觉醒路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些全都展现了妇女之间的友谊和妇女之间互相关心和互相扶持的友情。

最后,百衲被也体现了作者“妇女主义”思想。在小说中,妇女们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她们团结起来共同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在茜莉自我觉醒的过程中,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而且鼓励她,帮助她,所有黑人女性团结起来,这是“妇女主义”的真正目标——合作而非竞争。

五、结语

这篇论文主要谈论了缝制百衲被在小说中的体现和百衲被的重要意义。百衲被美学体现在文中的各个方面,如小说的构思,小说的叙事艺术,小说本身和小说的内容中。在小说中,缝制百衲被有重要的作用:黑人妇女表达思想和想法,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机会;妇女解除误会,化解矛盾的重要媒介;表达了黑人妇女之间的“姐妹情谊”,互相扶持,互相爱护共同为自由,权利而战;最后,体现了作者的“妇女主义”,这也是“紫色”的隐含意义——男女团结。

摘要：艾丽丝·沃克是一位在美国文坛特色鲜明的黑人女作家。在小说《紫色》中“百衲被”的意象体现了作者一直提倡的“妇女主义”思想。本文欲分析小说中“百衲被”的文化隐喻及其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