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角度看现当代文学论文

关键词： 老舍 传播方式 作品 文学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生教育业已建立了密切而又重要的互动关系。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的“龙头工程”，对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准型研究生教育还是规范研究生教育，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生成与建构、积淀与传播大有裨益。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教师角度看现当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教师角度看现当代文学论文 篇1：

老舍作品的海外传播方式

摘 要： 我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传播迅速，呈现欣欣向荣的姿态。老舍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作品有很大价值。本文对老舍作品改革开放后的海外传播做典型案例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 海外传播 老舍作品 改革开放

引言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标志着当代文学经过了十年“文革”的缄默后步入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发展迅速，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方针，并向海外输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传播于世界各地并被读者接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汉语热席卷全球、世界汉学研究的复兴、文学翻译工作的开展、优秀文学作品的畅销及中国作家荣获世界文学大奖等事件都证明中国文学以独特的魅力被世界认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要紧跟时代潮流，改善系统机制，以更完善的姿态走向海外。

对外传播的研究离不开传播方式的论析。改革开放作为重要的历史节点，对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式的革新有着重要作用。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式中首当其冲的必然是“译介”，翻译保留作品的文化美学价值，再通过对作品的语言转换，让国外读者感受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魅力。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热潮，促进了新的传播方式的诞生。四十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展开了广泛深刻的交流，以老舍作品为代表的现当代文学从原来的单一翻译传播途径向多方拓展。

一、翻译传播

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事业始于1920年前后，几乎与我国现代文学开端同步，但传播速度远不及作品创作速度。老舍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登上英语世界的舞台，是较早的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学作品，因此老舍被英美读者熟知。改革开放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内机构对外译介推广，二是外国翻译工作者向内引进。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不足，但这两种译介方式都促进了老舍作品在海外传播与接受。

国内机构对外译介推广工作曾在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事业中占据主导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便开始了此项工作。1951年，叶君健创办《中国文学》杂志，杨献逸与戴乃迭夫妇负责翻译工作。《中国文学》杂志旨在向海外译介优秀作品，向世界展示新中国形象。1981年，《中国文学》派生出“熊猫丛书”（Panda books），译介的重点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但因其局限性导致翻译作品在海外影响较小，仅有个别译本受读者欢迎。2000年年底，中国文学出版社因资金短缺等多种因素被迫撤销，2001年《中国文学》杂志宣布停刊，“熊猫丛书”几乎停止出版。《中国文学》杂志也为老舍作品的海外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共翻译了《龙须沟》《骆驼祥子》《正红旗下》和《二马》四部作品，五六十年代除翻译老舍作品以外，还报道了老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创作与生活情况等。据悉，《中国文学》杂志译介老舍作品的原因是：老舍作品反映了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语言幽默、白话具有方言色彩。但也有部分作品被否决，如《猫城记》被认为故事荒诞，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態。可见《中国文学》杂志选取的老舍作品主题大多数是反映旧中国的黑暗，展现新中国的形象。另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出版阵地是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香港中文翻译研究中心启动《译丛》杂志，这本杂志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中国与西方”为目标，旨在向西方推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由外国译者担任，自创刊至今日从未脱刊，在海外取得好的传播影响。《译丛》杂志翻译的老舍作品，主要集中于新旧思想对比并展现各类矛盾冲突，其译介作品有《老字号》《牛天赐传》《鼓书艺人》《宗越大师》《我的母亲》《老年的浪漫》。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对人间真情、人性等问题的思考。二十一世纪国内相关机构出台了不少项目扶持中国文学的对外推广，如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14年起举办“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201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促进一批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走出国门，且积极展开国际合作，从中培养出致力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传播的优秀汉学研究人才、翻译人才。现当代文学作品海外传播途径不再单一，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输出作品将会取得良好的传播效应。

国外翻译者的相关工作。中国文学在英美文学市场的遇冷，导致相关翻译工作者的工资待遇等不够理想。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翻译工作者主动担任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国外翻译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四种目的：学术动机、商业动机、政治动机、个人动机。主要是汉学家承担这一工作，这是我国文学对外输出一个好的模式。

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葛浩文、蓝诗玲、威廉·莱尔和白睿文等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工作，让一部分优秀作品在海外开拓影响力。其中，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首席翻译家，他翻译了老舍、巴金、贾平凹、苏童、毕飞宇等作家的几十种小说。独立出版文学作品是海外翻译工作者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主要途径，老舍的八部长篇小说已在英美出版，且一部小说（如《骆驼祥子》《离婚》）有不同种译本，读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不同译本。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老舍作品在英美国家迎来新一轮热潮。八十年代后，在欧美出版的报纸杂志及作品选集收录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散文、话剧、杂文等。美国的《今日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等杂志定期选编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发表，英国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995）、《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2002）等文学作品选集系统地介绍中国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品选集收录了《茶馆》《老字号》等短篇作品，英美学界给予老舍及其作品极高评价，认为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超一线”作家。但不可否认，整个译介事业存在限制因素，文化差异、政治因素和审美习惯直接影响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翻译是语码之间的相互转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此外，中西之间图书的贸易逆差也表明一点，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依旧是“遇冷”状态。

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文化接近性。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受众较小，因此在翻译阶段不仅要考虑作品表层的“语言转换”还要重视作品内涵的“文化转换”。第二，刻板印象。一些海外读者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形成了固有印象。在长达五十年的“冷战思维”影响下，中西方文学传播与接受必然受此影响。第三，审美接受。通过分析西方读者偏爱的中国作家及作品题材后发现，不同国家的读者具有不同的审美习惯。如，美国读者喜欢个人英雄主义等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英国读者偏爱历史主义题材作品。

通过国家政策鼓励，文学翻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以出版社、发行公司的支持为一体，老舍在海外已经取得一定影响力，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例如在英美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书架上中国作品屈指可数，借阅量较小，老舍作品从最初的“热门”逐渐冷却。中国文学译作整体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与中外文化差异、译介模式、译介及出版发行的系统化、规范化等均有一定关系。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国际影响力日渐提高、始终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将会变得更加广泛，越来越受到国际范围内的认可与接受。

二、影视改编

二十一世纪，大众传媒发生巨大变化，纸媒开始衰落。文学作品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即影视改编，影视作品以全新的姿态刷新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同时，影视输出成为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走出国门。

1980年11月至1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西欧的十四个城市演出《茶馆》，取得了成功，各地登载的报道与评论有七十余篇。这次演出让国外观众、读者深入了解老舍。过去国外读者一直认为老舍只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现在感受到了“剧作家”老舍的独特魅力。八十年代初，西欧国家开始译介老舍戏剧。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Glazer and Beck（美国电影公司）发行的电影版《骆驼祥子》上映，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中美合作制作的影片，《骆驼祥子》电影在国内斩获多项大奖，但在美国并未引起较大反响。其原因有很多：《骆驼祥子》的第一版伊万·金译本将结局改成“大团圆”，电影本身忠于原著造成美国观众不解，电影的中式表现手法等很难被海外观众接受。制约戏剧影视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表现手法。中西方对戏剧影视不同的拍摄手法与表演技巧让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影视文化，文学作品的改编需要综合考虑它们对最终呈现作品的影响。第二，审美理解。影视戏剧的表达方式主要集中在对人物的塑造和对情节的叙述，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会对剧中人物与情节自行解读。因此，戏剧影视改编要充分考虑观众对作品的接受与理解。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的国家，其本身特有的文学作品必定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由此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一方面要继承其丰厚的内涵，保留最根本、最具有特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影视作品在表现形式方面应当化繁为简，适应世界观众审美的需要，以更具有包容性的姿态向外传播中国故事。

三、课堂教学

随着我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当代文学课程发挥其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它能够帮助外国学生感悟中国文学之美，并掌握口语、阅读和写作等技能。现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取教材以《博雅汉语》和《汉语高级教程》等为主流，这些教材的培养目标是提高学生汉语运用能力和汉语学习兴趣。国外大学中文系设置了现当代文学的相关课程或者专业。

但通过这一手段传播的影响力微弱。与上述两种传播方式不同，通过汉语课程进行现当代文学的传播只能停留在“教学”手段，其传播对象仅为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市场上大多数对外汉语方面的文学教材出现了“重古代轻现当代”和“重现代轻当代”的倾向，部分高校机构甚至直接让外国学生使用中国学生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这些留学生专用的教材收录的老舍作品有《断魂枪》《骆驼祥子》等小说，都是在英美国家受欢迎度较高的作品，但这些教材毕竟是文学作品选集，不可能完全顾及每一位作家，因此影响力有限，学生只是对老舍及其作品有基本了解。在对沈阳某高校本科留学生的调查中，大部分已完成现当代文学课程学习的学生表示“不了解现当代文学”且课程满意程度较低。虽然通过教学手段传播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效力较小，但随着全球汉语学习者日益增多，汉语教学将逐步扩大影响力。制约汉语教学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教学观念。教材的选编、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教学方法等都会对汉语教学传播产生直接影响。第二，学生接受。学生的汉语水平高低是决定他能否接受作品的第一要素，只有当学生汉语水平进入中高级学习阶段，才有能力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经典文学作品是典范的语言材料，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汉语语境，培养交际能力。文学作品承载了中国社会、历史、地理和人文风俗及思想价值等诸多要素，外国学生从中国文学作品中能够看见字间的“中国形象”。但这一传播方式的影响力有限，需不断完善。当汉语成为全球的“流行语言”，自然会吸引外国学生主动学习汉语，传播对象的数量扩大，也会促进现当代文学增强其海外影响力。

四、汉学研究

中国文化因其广度与深度吸引了一大批国外学者争相研究“中国学”。海外汉学研究与本土学者研究不同，他们通过西方文艺理论视角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这让现当代文学学科向海外延展。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诸如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他们的研究观点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促进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回返影响”。

汉学研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视作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没有对这一时期进行细分。海外學者很少关注该时期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而是从“西方语体”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价值。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骆驼祥子》评为当时最佳的中国小说之一，其结构严谨，感情真挚，是真正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小说。但他也认为国内学界过高评价老舍，否定《四世同堂》的文学价值。王德威采用许多西方知名学者的理论批评方法对作家作品重新评价，这促进了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对经典文本再解读。但王德威曾说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就是两条路：一是鲁迅的“讽刺之路”，二是老舍的“幽默之路”，最终目的都是“打倒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这个观点明显将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简单化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盲目效仿“汉学研究”只会出现“误判”“误读”等错误结论。

温儒敏在《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一文中指出部分学者对汉学研究过度崇拜，甚至将“汉学标准”作为“争相追赶”的“风尚”。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属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左翼作家”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埋没了左翼作家的历史、文学价值。产生于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扎根于本土的文学研究有本质不同，虽有可供借鉴之处，但不可将其作为“先进”“时髦”的标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回返成果，合理地吸收其有益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产生于中国百余年的历史背景下的，不可放弃自身的主导话语权。因中外学者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因素的差异，海外汉学家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国内学者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维度：第一，思想维度，海外汉学家能够将西方哲學思想与文艺思想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第二，审美维度，海外汉学家与国内学者的审美理念不同，汉学家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美学判断，因此具有独特的审美取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新的审美探索。第三，传记维度，美国汉学家对老舍的传记研究成果丰硕，如陶普义的《老舍：中国的故事大师》梳理了老舍的一生与创作历程。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作家传记研究的角度独特，具有较高的理论及应用价值。第四，跨学科维度。近年来海外汉学家开始用“边缘学科”或者“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地域文化等许多崭新角度重新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将崭新的理论与经典作品相结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

结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够反映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与精神思想，这些语言文字中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一种必然。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都被推向世界，全世界人民都有权利欣赏来自异域的文学艺术，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也是一种需要。世界需要聆听中国故事，也需要欣赏中国形象，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在外来文化对国内产生较大冲击的今天，我们要保持文化自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予以重视，充分展示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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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禹圣

教师角度看现当代文学论文 篇2：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研究生教育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生教育业已建立了密切而又重要的互动关系。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的“龙头工程”，对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准型研究生教育还是规范研究生教育，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生成与建构、积淀与传播大有裨益。出于对知识状况及学科命运乃至职业本身的关切，我们亦应直面学科及研究生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无须对其“五大失衡现象”进行认真反思，以期有所改进。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失衡现象

古今中外冶于一炉，化成现代；杂合融会谱写新篇，昭示未来。笔者从古都西安来到长沙，也到过国内外不少城市，对城市文化中的学术文化及高等教育相当关注。其间觉得长沙也许比西安更能综合地体现出中国的复杂现状，对感知、想象和理解现代中国变迁，也许更具有典型性或个案意义。比如，星城以现代剧作家田汉命名的“田汉大剧院”，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有心人从其引发的复杂感受中也可以获得某种有益的启示。其实，文化景观建构是如此，作为文化教育事业的人才培养包括研究生教育，大致也是如此。

诚然，探讨“知识谱系”之类的问题必然要关注人才培养，因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大力开发人才可以推进事业的快速发展，维系知识的创生和传承。当今世界的人才思想、人才战略对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固然非常重要，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和人文学术研究其实也同样重要。作为学科、专业或知识谱系之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既是学习和传承的对象，又是需要后人不断研究、再造或重构的对象。而这些无疑也都需要人才的支撑。没有热爱本学科的后学不断接续上来，薪火无传，则学科必衰。从中国现代文化(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来看，尤其是现代学术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或衰败，大都与高等教育或“大学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现代大学教育既具有对既成思想文化的批判与新的思想文化创造的功能，又担负着将既成的思想文化积淀下来、承传下去的使命”。特别是近29年来，颇能体现“古今中外冶于一炉，化成现代；杂合融会谱写新篇，昭示未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生教育建立了重要的互动关系。不仅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能够成为激活、支撑该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往届毕业研究生也大多成了该学科骨干教学科研人员。从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教育确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动力源、人才库和保障部，作为一个学科、专业的繁荣及其可持续发展亦有赖于此。这也就是说，研究生教育与学术发展、学科建设的命运的确是息息相关的，彼此之间可以互动互为、互利互惠，因此二者必然也是相得益彰、同在共进的。即使仅仅在教学相长的意义上，也可以看出为了提高研究生教育水平，作为本学科、专业的导师也必须在学术研究上出成果，作示范，并在与研究生的交流中不断得到有益的启示。大量的事例可以表明，就是看上去比较平凡的读读谈谈、讲讲听听、问问答答和想想写写这种研究生与导师的互动过程，包括利用现代信息手段的灵活交流，也往往可以促进教学相长和学术更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科建设作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龙头工程”，可以对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通常的学科建设中，近些年来，学位授权点的争取和建设又成了非常关键的环节。学位点的多寡和强弱，往往标志着学科甚至高校的地位，而这又与高校声誉、教职员工利益以及学生的机遇密切相关。因此，很多高校都非常重视学位授权点的争取和建设。从1981年到2006年我国共进行了10批学位点的审批。截止2006年初第十批学位点审批工作结束，我国共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32个(包括含于一级学科授权中的26个)，其中高等院校31个，科研院所(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个。而硕士点则数倍于此，大概有百余个。总体来说，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教育在经过了近30多年的发展之后，学科点的布局已基本形成，并且在招生和培养诸环节也形成了具有鲜明学科特点的一套培养模式。事实证明，上述有学位点的各高校现当代文学学科，在争取学位点和建设学位点两个阶段，往往都会得到重视，从而对学科建设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学科的梯队组成、项目争取、成果产出及学科宣传与交流等方面都会得到较为有力的支持，由此也便会有本学科的“红火”，并为相应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发展和深入的重要契机。譬如，一个立项建设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的学术成果在出版方面就会得到及时和较大力度的资助，否则就可能长期得不到出版发表的机会。再譬如，一个已经拥有博士学位授权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即使在国家“重点”高校中也会拥有较高地位，办学条件和层次一般都会得到应有的提高，其基本的办学形态是“研究型”或“教学研究型”的；而一个连硕士学位授权也没有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即使在地方“普通”高校中也很难拥有重要地位，人力物力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其基本的办学形态则注定是“教学型’’的。从知识生产与消费的角度看，教学型高校或学科要进行知识创造或前沿性学术研究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文学”就为大学体制所接纳，在少量高校中出现了“中国新文学研究”之类的课程，也尽管此后在大学中出现了强化“新文学”教育的趋势——50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开始成为各大学中文系的主要基础课程，60年代前期还出现了未与学位挂钩的研究生教育，70年代末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但可以说在1980年前，中国还并没有规范化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教育。直到1981年正式实施学位条例，研究生教育才与学位授予结合起来。以此为参照，没有学位授予机制的研究生教育，应该说还只是“进修”性质的准型研究生教育。但无论是准型研究生教育还是规范研究生教育，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生成与建构、积淀与传播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在现当代文学高层次教育亦即研究生教育的视域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一届又一届研究生，一代又一代导师，是他们在学术研究的薪火传递过程中，辛勤地开拓着研究生教育的园地，并将知识链与生命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取得了非常可观的学术成就，谱写了相当辉煌的学术史。随着形势的发展，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成了相当热门的专业。众多的研究生和导师都在“学术研究”的海洋中搏击、沉浮，收获了大量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或著作。1981年我国进行了首批博士、硕士授权点的审批工作，由现代文学加上当代文学(主要是“十七年文学”)而形成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首次被批准设立了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4位博士生指导教师(王瑶、李何林、唐瞍、王士

菁)以及1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现当代文学正式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被确定下来。在以后的两次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和修订(1990，1997)中，现当代文学也一直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进行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目前正在加紧进行第三次修订，相信这个学科仍会存在，但名称也许有所变化，从大历史观的“大现代，，意义上，个人建议就用“中国现代文学”来命名)。时至今日，伴随着国家学位制度的设立并逐步走向成熟，以及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逐步扩展和深入，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也逐渐步入了规范、良性、有序的发展轨道，取得了扎实有效的成绩。课程学习的效应姑且不论，仅就研究生们的习作式论文，学位论文(博士学位、硕士学位论文)而言，也已汗牛充栋、难以计数了。从学术训练到学术创新，虽过渡不易，但毕竟大部分研究生是学有成效的，通过专精结合的知识积累和反复的论文写作训练，个人的研究能力得到了实际的增强。回顾过去，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火炬大致已传递了四五代人。其中长者多为导师，后来者多为研究生，但学子们很快成长起来，过渡成为研究生导师。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们，大都成了本学科骨干中的骨干，这不仅在高校中是如此，在研究机构和全国学会中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仅从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队伍看，就足可以看出研究生教育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创新及建设的重大贡献了。研究型大学或部分一本类院校的本学科教师不仅研究生化了，而且也已普遍开始博士化，在研究生院申报条件中就明确要求导师中博士学位者比例要超过50％；其他层次的高校也在逐步实现本学科教师队伍的硕士化或部分博士化，这说明在读及毕业研究生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全面介入，也意味着本学科教师队伍综合素质包括外语水平的提高，这大概也算是一种与国际的“接轨”吧。

出于对知识状况及学科命运乃至职业本身的关切，我们也会经常议论本学科研究生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必讳言，目前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有的甚至非常严重或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但择要而言，则有对学科学术研究不利的五大失衡现象，理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反思，以期有所改进。

其一，“大文”与“大理”的失衡亦即“重理轻文”思潮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及研究生教育的消极影响。比如，重理工轻人文的社会思潮表现在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上，就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截止2001年统计，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12个学科门类中，仅工学一个门类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就有500个，而所有文科学科(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博士学位点加起来总共才406个。也就是说，所有的文科类学科加起来居然也明显抵不上一个工科。“大理”所包括的四个学科门类(包括理学、工学、医学和农学，军事学未计入)的博士点总数更高达1 097个。文科学位点实际招生数所占比例也很小，这些颇能说明存在着的问题。这种状况在2003年全国第九批、第十批博士学位授权申报结束之后，也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变。比如，在第十批申报成功的60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未含一级学科带出的二级学科)中，中国语言文学仅增加了20个。约占新增点的3％。在某些“大环境”“语境”“话语”或体制的制约与影响下，文科研究生教育，很难从“重理轻文”的阴影中走出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命运短期内也许是很难有大的改观)。尤其是在高校之外，情形也许更甚。如作为全国最大的研究生院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覆盖全国，相关院所一般都可进行研究生教育)与格局不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研究生招生规模上就有着天壤之别，导师们的待遇实际也有较大的悬殊。而在应用层面，“大文”与“大理”的地位也殊为不同：在文科，应用层面的东西被视为普及性的小儿科，几乎只有学院派或“玄学”式的研究方可视为“3E果”。但在理科，如今竭力提倡的东西恰恰是“应用”，技术层面的东西几乎被捧上了天，既受重视又得实惠。如此命运不同，虽属咄咄怪事，却也还是有那么多的学子不畏居高不下的分数线，愿意报考、攻读文科包括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这种情景本身似乎也有感动人的地方。

其二，招生数量与培养质量的失衡，即前者大增后者下滑，明显出现了硕士研究生“本科化”的倾向。近几年，全国扩招势头很猛，2003年全国在校研究生总数已达到60万。现当代文学专业在校研究生较20世纪90年代也有了很大的增加，不少高校的增幅每年都超过了30％，即使近两年严格控制规模，全国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也每年各增加10％、2％左右。但这是否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振兴呢?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看到，伴随着研究生教育的推进，导师与研究生的教学相长和协同作战，使许多具体研究课题或领域得以开拓和深入，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学术自由度的增加也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多样化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赢得了学科更为阔大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切身感受到了这样的变化：现当代文学学科从辐射力很强的引人注目的“显学”业已变为中国现代学术门类中一门普通的学科。尽管近些年来报考本学科学位点研究生的人数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诸学位点中居于前列，但冷静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由于生源层次低、人员杂合性明显，甚至导致了一些人对该学科的轻视，也使同仁们对本学科的未来产生了大的隐忧。因为生源往往带有“根源”的意味，会给培养尤其是学术创新带来一系列的困难。生源不理想，培养也艰难。笔者曾给研究生题赠了这样的话语：重在积累，兴趣驱动；大胆假设，缜密求证；严格查新，创意为真；百折不挠，为文审慎。显然，要他们在当今各种干扰和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做到这些实际非常困难。在研究生教育中，出现了新的危机之一，便是生源出现了性别失衡的问题。即女生越来越多，如果若干年后，高校大抵都要成为女性的天下了。其中，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教育问题尤其显得突出，如何加以调节，业已成为很大的难题。

其三，众所周知的师生比例或办学条件的失衡，自然也会对研究生教育与学术发展带来不良效应。如果仅仅是从投入与产出之比来考虑问题，一位导师带的研究生越多，付出的教育资源也愈少，收益也愈大。这是典型的经济中心社会造就的思维定势。不幸的是这种思维定势对研究生教育尤其是文科研究生教育带来了越来越明显的消极影响。虽然我们不能不考虑教育成本问题，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制也势在必行，但似乎更应该从长远考虑。惟利是图的学校和导师是很难真正培养出优秀人才的。自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认识到，与理工科相比，文科研究生的师生比例还算是较为合理的，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导师数也相对较多，对承担目前这样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应该说压力不是太大。但问题是，在研究生生源质

量不高、人数较多的情况下，恰恰需要更多更为优秀的导师。而事实上，随着本学科学位点尤其是硕士点的不断增多，研究生指导教师尤其是硕士生指导教师的人数大量增加，随之而来的便是研究生指导教师整体素质的下降。在一些院校，由于自身师资力量的限制，使一些不太称职的教师充当了硕士生指导教师，甚至是博士生指导教师。同时，随着全国研究生的连年扩招，使有的学科研究生与导师的比例严重失调，加之导师们还有其他任务，甚至带研究生只是兼职性工作，所以实际上的师生比还存在更大的失衡。在这种情形下，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教育自然也会受到冲击。由于是负重前行，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条件不够完善，自然也会酿成一些其他弊端。如有时就会造成学术浮夸风、焦躁气的流行，有些学者甚至跨若干单位参加“争点”，运作中的“功夫在诗外”也会反过来对研究生教育本身造成伤害。

其四，学位授权点与学科发展的地域布局失衡。如今，现当代文学的学位点(尤其是博士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华北、华东地区，以京、沪、苏等省市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布较少，西部地区尤为薄弱。在现有的3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中，西部11省市区总共3个，拥有的博士点数量约占全国的9％。应该说，现当代文学学科点的布局，尤其是博士点的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仍相当严重。虽然在1999年以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非均衡战略开始向地区协调战略过渡，但就研究生教育而言，东西部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拉大。博士学位授予数在东部持续增高，而西部比例很小，例已有的中文一级学科授权点共26个，其中西部只有2个(四川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也仅占一级学科的8％。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现当代文学学科点的布局失衡也不过是总体失衡的一个具体体现罢了。在2003年第九批学位点审批中批准设立的三个现当代文学博士点(清华大学、上海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四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首都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依然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第十批增加了6个现当代文学学科博士点(8个一级学科所带出的4个和新增2个)，西部仅有1个。可见，这样的失衡依然存在。而学位点布局失衡的后果是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中文(包括现当代文学)研究人才的储备，导致了西部研究人才的流失，进而影响了这个地区人文社会学科(包括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同时，人才的缺乏和流失，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其五，是中文学科内部的失衡。如果在立意综合创新的“新国学”的视域中来考量，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文学版块比语言版块还算是较大的，在课程安排和学科地位等方面，也在总体上显示了某种相对的优势。但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在中国文学格局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问也构成了某种微妙的关系，带头人及骨干们在各自坚定的学科意识、价值观念、知识背景和知识理念制约下，多体现出某种带有“学科自恋”症候的心理倾向，在很多场合和语境中，各为其热衷的学科生产着繁密的话语，为学科也为自己争取着更大更好的生存境遇或发展空间。在有些人看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是古代文学学科比现当代文学学科更成熟，学者的地位似乎也更高，因为搞古代文学的学者更有学问。而在同一学科中，似乎是越离当下时代近的学科领域，越缺乏学术性，如现代文学就较当代文学更值得研究，学科更成熟，学者更有水平，相应的论文著作也是前者更有学术性。由此体现出一种学科学术性递减率，影响到学科、学者的地位、待遇等很多方面。对此要加以研究，澄清一些误解。事实上，学科并不一定按时序定成熟程度，诞生在前的学科一般要研究得更充分一些，但并非绝对如此。有的古老学科或过去的学科可能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而走向衰微甚至是死亡，相反倒是新兴学科影响巨大、炙手可热!所以那种学科学术性递减率意识倒显得荒唐了。但事实上，如果能够在“新国学”格局中来调谐学科关系，就应该承认，文学学科内部的和谐也确实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基于学科竞争和挤压的知识背景和客观事实，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被贬低、被嘲笑的话语时有耳闻，而这个学科的古今中外融合创造特征和业绩则经常被忽视或轻视，对此应该引起我们深入反思。比如，作为学科和专业被视为易学易为的学科专业，这样的看法导致部分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产生了自卑，甚至一些有影响的导师、学者也游离了原本热爱的学科。

尽管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和专业化研究生教育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绝望，不能因噎废食，不能由此怀疑整个研究生教育的价值，甚至动摇既定的大力加强和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正确选择与决策。因为如前所述，本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作为整个文科研究生教育的一个缩影，在主导方面毕竟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人才，甚至还为其他相关行业培养了一些复合型人才，从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传承现代文化、张扬现代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我们也坚信，在本学科同仁的共同努力和相关学科的关照支持下，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及受其影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景一定是会相当美好的。

作者：李继凯

教师角度看现当代文学论文 篇3：

经典化时尚化影像化

摘 要： 面对迅猛崛起的大众文化，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亟须调整与改革。秉持经典化的理念，淘洗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大胆而合理地运用时尚化的教学方法，科学地开展影像化教学实践，都有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更好地适应当前的时代环境。

关键词： 大众文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 课程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网络影视的传播兴起的大众文化，给当前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内的高校文学类课程教学带来了困扰。早在2003年，著名的文学史家、教育家温儒敏先生在《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时代变革》一文中就指出当前“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的确有老化、僵化、不适应时代的问题”（1）（19-21）。教师应该认识到大众文化绝不是洪水猛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虽然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带来了负面影响和挑战，但同时给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促使教师更新固有的文化观与课程观，推进了教师教育理念的变革。此外，大众流行文化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提供了更时尚、更丰富的教学资源，使教学实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教材与文学文本的教學，还可以通过影像辅助课堂教学。如何借助大众文化的优势变革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前时代环境与高校教学改革趋势？笔者提供了几个可供借鉴的思路，以供各位方家探讨。

一、教学内容经典化

文学史是对文学的历史现象，尤其是对不同的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呈现的文学发展的历史演变脉络的一种科学性的叙述。因此，文学作品在文学史建构中具有基石般的地位与作用，并且只有经典的文学作品能够担此重任。然而，任何被称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必须历经时间的淘洗与检验，得以实现经典化。相对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史来说，迄今不过百年历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确实有些短暂。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并没有很好地建立一种真正有效的经典化机制。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传统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史秩序已然成为现行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规范。然而，温儒敏先生在2017年通过对两千多名大学生的调查，写出了《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根据书中的调查结果不难发现，“鲁郭茅巴老曹”这些现代文坛名家在当今大学生心中的排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鲁迅、巴金、老舍依然稳居大学生心目中文学大师的前三位，但郭沫若、茅盾、曹禺的排名显得有些尴尬。不仅沈从文、钱钟书的排名力压他们跻身前五，而且连擅长通俗小说创作的金庸、张爱玲在排名上也超过了他们。或许不能说明郭沫若、茅盾、曹禺这三位作家的创作水平不行，但显然反映出当今大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喜爱发生了改变。事实上，“文学作品总会或多或少地记录下它所处时代的痕迹，这同后代会有一定隔阂，会影响它的阅读效果。在将过去的本文经典化后，那种与当代读者之间的时代差异就可以得到很大弥补”（2）（75-80）。那么，文学作品如何经典化呢？毋庸置疑，文学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及入史记载的篇幅长短可以作为一个界定经典或者测定其经典化程度的重要参数。一直以来，“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经典秩序固化在现代文学史的教育中，各类文学史的教材编者对作家作品的选择还是依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各种定论与权威声音，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以郭沫若为例，现行的文学史教材一直将其诗集《女神》视为“五四”时代精神的写照，是开一代诗风的经典作品。然而，由于时代的隔膜及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郭沫若创作于“五四”时期的一些诗歌，如《晨安》《天狗》等，由于诗歌形式的单调与诗句的反复堆砌，今天读起来只会让学生哑然失笑，更不用说后来创作的充满政治标语与革命口号的诗集《前茅》与《恢复》。结合温儒敏先生的调查来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在教材编撰及教学内容上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当前时代新形势的变化。

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在经典化方面的问题更多。首先，在1950至1970年代期间，在高度一体化的文艺政策之下，政治话语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例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作品，要么暴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要么探讨爱情婚姻的复杂内涵，在文学创作的真实性与艺术性方面均有突破。但由于在当时触及一些所谓的题材“禁区”，这些作品不仅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且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这些作品始终处于比较尴尬的处境，既不能完全搁置不提，又无法占有足够篇幅进行充分有效地阐释。与之相反的是，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缺乏艺术创造性却努力图解政治的作品如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以及新民歌运动中的诗歌等受到当时主流文艺界的好评，在当代文学史中享有专章专节论述的地位。其次，由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家队伍庞大，作品数量更是惊人，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建构过程中往往陷入“平均主义”的怪圈，没有相对明确的经典文本鉴定，导致现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普遍内容繁多，入史的作家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

由此可见，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内容亟待重新审视与调整。我们必须秉持经典化的理念，让入史的现当代作家作品接受时代浪潮的淘洗，淘汰那些与时代精神、审美理念相去甚远的作家作品，选择具有丰厚人生意蕴和永恒艺术价值的作家作品，有效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内容，进一步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经典化。

二、教学方法时尚化

时尚是指一定时期内流传广泛、盛行一时的社会心理现象和大众群体行为。时尚往往与流行文化密切相关，既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又反映在精神生活方面。在社会学家看来，时尚“是调节大群体活动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因素”（3）（444）。课堂教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活动。如果我们能够将当下流行的文化元素有效地融入课堂教学过程中，以具有时尚气息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拉近课堂教学与社会现状、生活实际的距离，那么学生对知识的接受与吸纳会变得更容易。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呈现一种重理性分析轻感性联想的教学倾向。部分教师按部就班地讲解着作家的生平历程、创作观念及作品的思想主旨、艺术特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觉得枯燥干瘪，作家的个人形象及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与艺术世界很难在学生心目中变得鲜活。大学的教育对象是一群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心理需求、审美品味往往深受当下时代的流行文化与时尚思潮的影响。因此，课堂教学除了应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外，一些新兴的社会事物与流行文化，尤其是一些时尚化的语言与思想也应该受到教师的重视，完全可以将它们大胆地运用在教学过程中。

笔者在大学课堂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曾多次尝试将一些当下流行的语言、个性化的思维理念、时尚化的文化符号运用到具体的教学中，不仅有效地活跃了课堂氛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让学生对于书本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例如，在现代文学的教学中，讲解鲁迅的《狂人日记》时，可以抓住“狂人”身上的“被迫害妄想症”展开，探讨“狂人”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在评析《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除了按照传统的思想观念批判“精神胜利法”的危害外，还可以结合当下充满竞争压力的现实生活，肯定适当的“精神胜利”可以缓解人的精神压力。在讲解郁达夫的《沉沦》时，可以从“抑郁症”“种族歧视”“性压抑”等角度分析小说中的主人公最终走向自杀的原因。在分析老舍的《骆驼祥子》时，可以结合“农民进城”这个社会现象展开。在讲解巴金前期的青春文学创作时，可以将其与“80后”的青春文学进行联系与比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学生一贯不喜欢的“十七年文学”时期中的农村生活题材小说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介绍历史背景之余，可以适当结合一些当下的社会现象与时尚元素展开分析。例如，在讲柳青的《创业史》时，“农业合作化”“农业互助小组”这些政治术语年代久远，学生们理解起来有隔膜，但是如果结合当下的“精准扶贫”“脱贫致富”等社会政策与现象，学生会倍感亲切。在讲解《保卫延安》与《红日》这些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时，可以将他们与学生更熟悉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亮剑》《历史的天空》相互联系。在讲解《青春之歌》时，可以将其故事情节与当下的“大女主”题材的影视文学及“一女三男”的情感叙事模式结合分析。

从具体的教学效果来看，大胆合理地运用时尚文化元素，以一种时尚化的教学方法开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是值得倡导的。在教学过程中，时尚化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思维和开阔学生的视野，还能够提高教学质量。

三、教学手段影像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电视、电影、网络等现代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影像为主的传播媒介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主流，给以文字与语言为主要媒介的高校文学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与影响。电视、电影、动漫、网络视频等影像媒介充斥着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有学者“曾经对170名大学文学院的在校本科生做过一次专项调查，其中完整读过中国四大名著的学生占所调查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只完整读过四大名著中一部的占百分之五。部分学生接触中国四大名著是通过动画、电视、电影等图像叙事方式完成的”（4）（18-22）。可见，当下的大学生更愿意在电子屏幕前面“读图”，不愿花费更多的时间读书。

毫无疑问，以图像与声音相结合的影像艺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克服了文学的有意而无色、无画的缺陷，克服了绘画有形而无声的缺陷，克服了音乐有声而无形的缺陷，克服了舞蹈舞台单一的缺陷，把图像、颜色、声音、文字等因素迭加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把文学的意义丰富性、绘画的图像直观性、音乐的曲调含蓄性、舞蹈的动作传神性等特点合成一体，创造出了以往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效果”（5）（374）。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影像艺术的独特优势，合理利用电视、电影等影像媒介辅助课堂教学，就能够为抽象的理论知识与文字表述找到生动的形象载体，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课堂教学效果。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当下大量现当代文学经典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可以因势利导，在教学中合理利用这些影视作品辅助课堂教学。以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为例，小说开头描写了边城茶峒优美的自然风光，创设了世外桃源般的意境，为整篇小说奠定了优美、自然、和谐的基调。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即使是逐字逐句地指导学生品读，也无法让一些文字感受能力与想象力欠缺的学生真正体会到边城自然风光的优美。如果借助《边城》的影像资料，让学生从视觉到听觉直观感受，学生就很容易体会到小说中故事场景的美，理解到正是由于这样美的自然环境才孕育出真善美的人性。同样，在讲授曹禺的《雷雨》及老舍的《茶馆》这样的戏剧文本时，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一些话剧片段解读人物形象与戏剧冲突，就会使教学过程变得更流畅，学生接受起来更轻松。

有学者担忧影像化教学“不仅会对原著产生误读，还会把影视和文本画等号，学生可能会被动地接受改编者强加给原作的内容和观点，丧失自我读解和阐释的空间，影响对原作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并使文学逐渐远离文学本体，远离对文学文本的细读”（6）（56-59）。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只要在教学中把握好分寸，就能够成功化解。首先，教师要时刻牢记影像化教学只是辅助教学的手段，切忌将文学教学变成纯粹的影视欣赏。其次，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手段，文学教学都不能脱离文学文本。影像化教学不代表将文学文本弃之不理，正确的做法是将影像与文本结合进行互文式教学。再次，利用影像资源进行教学要有一定的选择性。不是所有影像资源都能随意用来辅助教学，而是选择那些对原文学文本忠实程度较高的影像作品。最后，要充分考虑影像资源在教学过程中的使用时长。应当根据课堂教学内容的需要，借助多媒体技术及相关设备对影像资源进行适当的剪辑，以图片、短视频、语音片段的形式呈现。总之，只要科学合理地实施影像化教学行为，就可以做到趋利避害。

四、结语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大众文化已经走进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成分。面对大众文化的迅猛崛起，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确面临一定的困境。如何适应時代发展的趋势，逾越文化的壁垒，进一步探索与改革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温儒敏.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时代变革[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2]张荣翼.文学史，文学经典化的历史[J].河北学刊，1997（4）.

[3]俞国良.社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刘朝谦.“读者已死”所指为何？[J].当代文坛，2006（6）.

[5]李心峰，等.艺术类型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6]蔺春华.视像文化语境下高校文学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4）.

基金项目：长江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经典化与影像化：大众文化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之新思路”（编号JY2016021）

作者：吴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