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递会计信息论文

关键词： 代理 经营者 传递 信号

摘要：科创板是一个独立于我国现有创业市场主板的新设板块，其IPO抑价问题成为证券市场新的关注焦点。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2019-2021年4月科创板挂牌上市的249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的关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信号传递会计信息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信号传递会计信息论文 篇1：

会计政策变更、信号传递与代理成本

摘 要：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单层委托代理关系，而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與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将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针对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的两类上市公司，分别建立单委托、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分析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的途径。分析结果表明，在两类上市公司中,将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写入激励合同,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关键词：会计政策变更；信号传递；代理成本；双重委托代理理论

一、引 言

继公司财务学的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财产定价模型产生以来，从机械效应假说和无效应假说角度，国内外学者围绕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信息披露、盈余管理、盈利预测、契约动因、功能锁定、经济后果(刘斌 等,2004)、审计签证和公司治理等。但从理论角度去研究会计政策变更的文献却很少。Hughes 等(1988)利用信号传递方法,研究了LIFO/FIFO选择的信号作用，提出了在信息（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关于公司的未来现金流）不对称的条件下管理者关于库存成本的会计方法选择的模型。FIFO代表利好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FIFO的公司就是“好”公司；LIFO代表利差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LIFO的公司就是“差”公司。管理者的决策目标是通过LIFO/FIFO的选择，使其获得的薪酬最大化。Franz(1997)基于债务契约，采用信号传递方法研究了固定资产的直线折旧/加速折旧方法选择的信号作用。加速折旧法代表利好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加速折旧法的公司就是“好”公司；直线折旧法代表利差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直线折旧法的公司就是“差”公司。管理者的决策目标是通过直线折旧/加速折旧方法的选择，使公司的现有股东财富最大化。Bagnoli 等(2005)认为管理者在通用会计原则下对采用更多或更少的保守会计政策有充分的判断，提出了一个信号模型来解释管理者对保守性会计政策的选择。模型中的信号是指保守性会计政策和非保守会计政策，其中，保守性会计政策代表利好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保守会计政策的公司就是“好”公司；非保守会计政策代表利差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非保守会计政策的公司就是“差”公司。管理者的决策目标是通过保守性会计政策和非保守会计政策的选择, 使管理者获得的薪酬最大化。上述研究都是从拥有私人信息的管理者角度来研究会计政策变更的信号传递作用，而没有从不拥有私人信息的投资者角度来探讨会计政策变更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的信号传递作用。

根据企业契约理论的基本观点，企业是“若干契约的结合”(Watts, et al，1986),会计信息在这些契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会计信息是当事各方订立企业契约的基础，是企业契约的组成内容，是监督企业契约执行和评估执行结果的重要手段，因而，企业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必然会改变企业契约的订立和执行基础。根据Holthausen 等(1983)提出的“信息观”，会计方法的选择反映了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和现金流的预期。使利润或资产增加的会计政策变更传递的是“利差”信息，代表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和现金流的“看淡”，而使利润或资产减少的会计政策变更传递的是“利好”信息，代表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和现金流的“看好”。因此，本文借鉴传统的委托理论和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从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会计政策变更在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的两类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号传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可以减少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在让投资者甄别企业利润质量的同时，促使经营者改善经营管理，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研究会计政策变更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的信号传递作用；第三部分研究会计政策变更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的信号传递作用；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会计政策变更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的信号传递作用

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其实际控制权往往为经营者操纵，主要矛盾表现为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单层委托代理问题,公司治理的焦点是完善董事会职能,使之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监控经营者。在单层委托关系中，为了便于分析，将公司全体股东看作单个委托人,将公司经营者看作单个代理人(冯根福,2004)。

当股东不能观测经营者的努力水平时,会计政策变更可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反映公司利润质量的高低。利润并不是充足统计量,会计政策变更包含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假定经营者的产出函数为：

π=Ae+θ

其中：e为经营者的努力水平；A为经营者的能力水平；θ代表外生的不确定因素，是均值为0、方差为δ2的正态随机变量。

其中，Cov(π,z)是π与z的协方差。经营者最大化期望效用函数Eu=-Ee-ρω等价于最大化上述确定性等价收入。因此，对于任何给定的支付合同S(π,z)，经营者选择努力水平e最大化上述确定性等价收入，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从式(4)可知：当产出π与z正相关，即Cov(π,z)＞0，则γ＜0。这说明了会计政策变更对利润的当期效应，z＞0意味着经营者采取的是使利润增加的会计政策变更，任何给定的π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营者的会计政策变更而不是做出了高水平的努力，类似地，z＜0意味着经营者采取的是使利润减少的会计政策变更，任何给定的π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营者做出了高水平的努力。当产出π与z负相关，即Cov(π,z)＜0，则γ＞0。这说明了会计政策变更对利润的未来效应，z＞0意味着使利润增加的会计政策变更，传递的是“利差”信息，任何给定的π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营者的会计政策变更而不是做出了高水平的努力，类似地，z＜0意味着使利润减少的会计政策变更，传递的是“利好”信息，任何给定的π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营者做出了高水平的努力。如果产出π与z不相关，即Cov(π,z)=0，则γ=0，π是充足统计量，z不提供与e有关的任何信息，因此， z不写进经营者激励合同。

三、会计政策变更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的信号传递作用

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实际上存在双重委托代理问题:一种是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另一种是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冯根福,2004；严若森，2006)。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呈现出大股东强而经营者弱的特征，而且，在监控经营者问题上，中小股东是一个弱势群体。由于监控成本过高，他们不得不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冯根福,2004)。大股东在监控经营者的同时，寻机通过配股或增发新股以攫取中小股东的利益。冯根福将主要解决上述两种委托代理问题而构建的理论简称为双重委托代理理论，其核心就是如何设计最优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既能促使经营者按全体股东的利益行事，又能有效防止大股东恶意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一）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大股东的决策目标是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合同，以降低经营者的代理成本（也可称第一种代理成本(冯根福,2004)）。因此，大股东对经营者的绩效考核除了利润等业绩指标外,还应考虑会计政策变更。

假定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r，中小股东的持股比率为(1-r)；假定经营者的产出函数:π=Ae+θ；假定会计政策变更z与经营者努力水平e无关, 但与利润π相关。经营者的报酬为: S=(π,z)=α+β(π+γz)；假定经营者的努力成本函数为：C（e,ΔB）=12b(e+ΔB)2 (其中ΔB为大股东通过配股或增发侵占中小股东所得的私有利益)；假定大股东是风险中性的, 经营者是风险规避的,其效用函数为:U=-e-ρω (ρ为不变风险规避系数)。根据上述假定，则经营者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大，会计政策变更传递公司利润质量的信息效应越大，将会计政策变更写进激励合同，可降低第一种代理成本AC′，提高公司的价值。

上述分析表明，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当大股东不能观察经营者的努力水平时，将会计政策变更写进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激励合同中，有助于降低第一种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的价值。

（二）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上，大股东是强者，而中小股东是弱者。中小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除了积极寻找法律保护外，还必须寻找激励机制以激励和约束大股东去监控经营者以增加他们的利益。因此,作为委托人，中小股东也面临着如何激励与约束大股东的问题，如何降低大股东的代理成本（也可称为第二种代理成本(冯根福,2004)）。在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中小股东不能观测大股东的努力水平，但可通过观察企业会计政策变更所传递的信息，对大股东进行更有效的激励与约束。

假定大股东监控经营者给中小股东带来的产出函数：R=ma+ε（其中：a为大股东的努力水平变量；m为大股东的能力水平变量；ε代表外生的不确定因素，是均值为零、方差为δ21的正态随机变量）。假定会计政策变更z与大股东的努力水平e无关, 但与利润R相关。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支付函数为：S(R,z)=c+d(R+nz), 假定大股东的监控成本函数为：C(a)=12fa2。假定中小股东是风险中性的, 大股东是风险规避的,且大股东的效用函数为：U=-e-ρw(ρ为不变风险规避系数)。w为大股东的保留效用。根据上述假定，则大股东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更传递公司利润质量的信息效应越大，将会计政策变更写进中小股东与其代理人之间的激励合同, 可降低第二种代理成本AC″。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当中小股东不能观察大股东的努力水平时，将会计政策变更写进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激励合同中，有助于降低第二种代理成本。

综上，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关系中，当委托人不能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时，将会计政策变更视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写入激励合同中，可以减少总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四、结论

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 存在着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单层委托代理关系。 当股东不能观察到经营者的努力水平时，将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写入经营者激励合同中，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 当大股东不能观察到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以及中小股东不能观测到大股东的努力水平时,将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分别写入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激励合同中，可以减少总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参考文献：

刘斌,刘星,周轶强. 2004. 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市场反应研究［J］. 经济科学(4)：55-62.

冯根福. 2004. 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上市公司治理的另一种分析框架［J］. 经济研究(12)：16-25.

徐玖平,陈书建. 2004. 不对称信息下风险投资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19-24.

严若森. 2006. 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与股权集中型公司治理最优化研究综述［J］. 当代经济科学(4)：19-24.

BAGNOLI M,SUSAN G W. 2005. Conservative accounting choices ［J］. Management Science(5)：786-801.

FRANZ P. 1997. Discretionary accounting choices: a debt-covenants based signaling approach ［J］. Accounting business research,27(2).

HOLTHAUSEN R, LEFTWICH R. 1983.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ccounting choice: implications of costly contracting and monitoring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5)：77-117.

HUGHES P,SCHWART E. 1988. The LIFO/FIFO choice: a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pproach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6(supplement).

LAMBERT R A. 2001. Contracting theory and accounting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32)：3-87.

WATTS R L, ZIMMERMAN J L . 1986.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M］. 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Hall:423-424.

Accounting Policy Changes, Signaling and Agency Cost：

Analysis Based on Double PrincipalAgent Theory

LIU Bin XIONG Yunlia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刘　斌　熊运莲

信号传递会计信息论文 篇2：

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情绪与科创板IPO抑价

摘 要：科创板是一个独立于我国现有创业市场主板的新设板块，其IPO抑价问题成为证券市场新的关注焦点。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2019-2021年4月科创板挂牌上市的249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情绪均与IPO抑价呈正相关，信息披露质量会发挥信号传递作用，推动投资者情绪高涨，带动更多投资者加入投资，从而导致更高的抑价。

关键词：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情绪;信号传递理论;科创板;IPO抑价

DOI：10.12245/j.issn.2096-6776.2021.12.24

1 引言

IPO抑价是指在新股发行时首日的涨跌幅度。我国的IPO抑价幅度显著高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IPO抑价、新股发行后长期市场弱势与上市新股发行热市现象并称为我国新股发行的三大异象。在学术界，国内外学者对影响IPO抑价的因素做了大量研究，认为主要是一级市场抑价和二级市场的溢价。国外最早的理论研究是从一级市场抑價开始的，主要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展开：国外有关IPO抑价理论占主流地位的是Rock[1]（1986）赢者诅咒假说，Baron[2]（1982）提出的卖方投资银行论和买方市场垄断论以及信号传递理论，发行人为了向投资者传递高质量信号，会以一个较低的发行价或者将自己所持有的股票传递给投资者来吸引投资者。随着学者们对一级市场抑价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仅仅站在“理性人”角度无法解释二级市场的异象，“溢价”理论随之产生。假定投资者对IPO公司的前景抱有乐观的态度，发行者会趁机赚取投资者的消费剩余，即股票的超额收益。一级市场“抑价”学说和二级市场的“溢价”学说为国内IPO抑价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科创板作为独立于现有主板市场的新板，对交易规则有了新的规定。特别是把新股定价权更加放宽给了市场，同时科创板上市前5日不再增设涨幅调整限制，此后的涨幅限制放宽到20%。除了在交易规则方面有重大改变，注册制试点同样也成为了热点话题。注册制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度，它的出现使得股票发行市场化程度加深以及对信息披露质量要求的提高。

然而，首批科创板上市首日平均涨幅为140%，大于10年前首批创业板上市涨幅的106%。既然科创板上市公司对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加重视，那么信息披露质量所传递给投资者的信号会是引起首日高超额收益率的原因吗？投资者的情绪会引导信息披露质量对IPO抑价的影响吗？本文将从信号传递理论出发，探究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情绪与科创板抑价的关系。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信息披露质量与IPO抑价的关系时，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判断主要是从信息披露详细度与准确性、信息不对称程度、会计信息质量、内部控制信息质量以及招股说明书的文本特征角度来进行分析的。Jegadeesh[3]（2006）认为更加详细的的披露和财务报表中信息的准确性提高，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估值信息并减少了定价错误，使投资者做出合理定价，更加准确预测未来的收益。陈共荣和李琳[4]（2006）在研究前盈余管理与IPO抑价现象时，就是用盈余管理程度来反映上市前信息披露质量的，从而得出盈余管理程度越大，IPO抑价越大。学者们普遍认为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投资者越能更加理性作出投资判断，从而IPO抑价率就会越低。

然而，信息披露质量与IPO抑价的关系还存在另一种研究结果：信息质量越高，IPO抑价率越高。看似与上述结论有所矛盾，实质上都体现了二级市场对信息披露的反映。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股市投资者结构不完善以及投资者易受情绪的影响，投资都容易根据公司释放的信号做出短视行为。信号传递理论的核心就是公司向投资者传递信号，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在金融市场中，信号有不同的含义。胡丹、冯巧根[5]（2013）和刘豪[6]（2016）从信号传递机制出发，对新股市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审计质量越高，IPO抑价水平越高。他们一致认为公司对外公开的审计信息具有信号传递作用，即审计报告所内含的信息是一家上市公司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真实价值的一种信号，若传递的是利好消息，那么投资者就会因这个公司的良好前景而对这家公司的股票产生强烈追捧。一些金融学者还认为现金股利分配和股利政策会作为信号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吴育辉[7]（2012）认为投资者将现金股利视为一种投资信号，并且倾向于投资现金股利高的公司。王静[8]（2014）认为良好的股利政策和现金股利分配反映高质量的公司盈余，从而吸引投资者的投资。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的创新之处为：第一，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探究信息披露质量对IPO抑价的正向影响;第二，在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单向因子对IPO抑价的直接影响基础上，探究投资者情绪与信息披露质量对IPO抑价的调节作用。

因此，本文认为信息披露质量将会在IPO期间发挥信号作用，从而吸引一部分投资者进行投资，投资者高涨的投资情绪会促使股价上涨，由于受从众心理因素的影响，会有更多投资者参与投资。基于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1：信息披露质量与IPO抑价呈正相关关系。

H2：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呈正相关关系。

H3：投资者情绪会正向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IPO抑价的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9—2021年4月科创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所有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了249个有效研究样本。本文的全部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和检验通过STATA15统计软件进行。

3.2 变量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IPO抑价率。我们将采用ER（IPO超额报酬率）来代替IPO抑价率。具体的公式如下：

ER=（P1-P0）/P0*100%

其中，ER是超额报酬率，其值越高，IPO抑价程度越严重。P1代表新股上市首日收盘每股价格，P0则代表首日发行每股价格。

3.2.2 解释变量

（1）信息披露质量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IPO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越高，要向市场传递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信号，那么上市前的信息披露费用投入往往也会越高。在首次公开发行中，发行总费用包括总承销费用、保荐费用、注册会计师费用、审核费用、律师费用以及信息披露费用等。本文将以信息披露费用占总发行费用的比率和信息披露费用占比，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

Infor=×100%

（2）投资者情绪

本文将参照熊虎[9]（2020）在科创板IPO抑价研究中构建的情绪指标作为投资者情绪的衡量指标。一般来说一支股票的开盘价越高，对投资者来说能够反映正面的信息，投资者的投资情绪就会越高涨，对IPO抑价的程度就会越大。

Emotion=首日开盘价-发行价

（3）控制变量

除了上述的解释变量以外，还有其他变量会影响IPO抑价。根据对以往文献的回顾参考，以及在现有理论和本文研究内容的基础上，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3.3 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回归模型建立如下：

ER=α0+α1Infor+α2control+ε（1）

ER=α0+α1Emotion+α2control+ε（2）

ER=α0+α1Infor+α2Infor*Emotion+α3control+ε （3）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在249个样本中，2019年科创板首日平均涨幅约达到180%，之后首日平均涨幅有所下降。科创板作为我国股票市场的新兴板块，很受投资者狂热追捧。在2019年首批科创板股票上市中，安集科技上涨超过400%。科创板股票在投资者中受到极大关注，主要因为：第一，科创板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第二，科创板具有较高的制度规范和法律保护;第三，科创板带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此外，2019—2021年4月科创板公司上市信息披露费用占比差距较大，其中最高占比可达14.7%，最小占比为0.8%。总体来看，信息披露费用占比变化不大，在2021年1—4月有所增长。这可能与各方对信息披露越来越重视有关。另外，在所有样本中，开盘价与发行价的差距最大可达377.38元，2019年的平均值为52.677元，说明投资者竞价热情高，对科创板股票首日的涨幅有很大的影响。

4.2 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1%水平下，信息披露质量与IPO抑价显著正相关，说明信息披露质量越高，IPO抑价程度越高，初步验证了假设1。同时，投资者情绪也与IPO抑价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有正向作用，投资者情绪越高涨，IPO抑价程度越大。对于假设3投资者情绪会对信息披露质量对IPO抑价有正向调节作用还需要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不存在严重的多重线性关系。

4.3 回归分析

基于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1%水平下，信息披露质量与IPO抑价显著正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信息披露质量越高，IPO抑价程度越深，超额收益率越高。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由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为了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的优良信息，会向投资者发送信号。因此上市发行公告中信息披露费用会成为一种信号。一般来说，信息披露费用包括审计费用、媒体费用等。信息披露费用在总发行费用中的占比越高，说明公司对信息披露越重视，也反映出信息披露更加优质。投资者会在此基础上去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股利政策以及预期盈利等，高质量公司的股票会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从而提高股票溢价。此外，在1%水平下，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的正相关关系也得到证实。投资者情绪越高涨，说明这支股票越受欢迎，股价会被积极抬高，导致股价偏离正常价值。另外，在1%水平下，信息披露质量与IPO抑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情绪的交互项（Infor*Emotion）与IPO抑价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证实了投资者情绪会对信息披露质量对IPO抑价有正向调节作用。

从模型三中还可以得出公司的資产会对IPO抑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公司资产越多，公司的规模就会越大。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投资者具有风险厌恶的特性。对于投资者来说，公司规模越大意味着未来的投资风险越小，所以投资者对公司规模大的股票会更加追捧。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以科创板IPO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虑了投资者情绪的影响，探讨了信息披露质量与IPO抑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呈正相关关系。同时，投资者情绪会对信息披露质量对IPO抑价有正向调节作用。信息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判断信号，高质量公司会利用信号传递作用，向投资者传递有利的信息，吸引投资者了解经营状况。在投资者了解到公司良好的经营状况后会产生积极的投资情绪。根据二级市场的“马车效应”，个人投资者的决策会被其他大部分投资者的决策所影响，反映了投资者的从众心理，进而也可以说明投资者的情绪可以被传染。一部分投资者产生正向情绪，会推动其他投资者去了解公司信息，带动投资热情，抬高股票价格，进而加大了IPO抑价的程度。

5.2 建议

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完善注册制以及配套的相关制度体系，保障其在科创板中的顺利推行。注册制相比于审核制来说，对金融市场和法律监管体系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有效深入注册制改革，需要完善发行制度，解决上市公司目前存在的严重股权问题，推行严厉的事后监管措施，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二，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度，推进完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科创板公司应该如实反映公司经营发展状况及财务状况，向投资者传递真实的信号，让投资者能够真正判断其未来的成长性并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也能为公司自身所处行业的发展带来益处。第三，发展机构投资者，改善投资者结构。对于散户来说，准确判断公司信息，识别风险，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么就需要在机构投资者的帮助下进行投资，特别是在注册制下，更需要发展机构投资者，这也是科创板发展的关键之处。要想发展机构投资者，首先需要从整体上改善证券市场投资环境以及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为机构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其次，推进机构投资者金融产品创新以及拓宽其金融业务范围，同时也要加强对其进行监管。最后，机构投资者、机构经理也要提升其综合能力。综上所述，在注册制下的科创板发展还需要多方位的完善。

參考文献

Baron，D.A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Investment Banking Advising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New Issues[J]. Journal of Finance，1982（37）：955-976.

Rock， Kevin F.Why new issues are underpriced[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6（15）：187-212.

Jegadeesh， Narasimhan and J. Livnat. Revenue surprises and stock return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41）： 147-171.

陈共荣，李琳.IPO前盈余管理与抑价现象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2006（09）：74-80.

胡丹，冯巧根.信息环境、审计质量与IPO抑价——以A股市场2009-2011年上市的公司为例[J].会计研究，2013（02）：78-85+95.

刘豪，胡艳.审计质量、投资者注意力与IPO抑价[J].财会通讯，2016（33）：3-5+33.

魏志华，吴育辉，李常青.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J].证券市场导报，2012（10）：40-47+60.

王静，张天西，郝东洋.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具有更高盈余质量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新视角的检验[J].管理评论，2014，26（04）：50-59.

熊虎.科创板IPO抑价的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31（14）：60-62.

作者：张笑僮 冉江南 许琰琪 王木子 姚瑞欣

信号传递会计信息论文 篇3：

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表现及其特征分析

摘 要：会计信息质量是确保资本市场健康稳定运行的灵魂。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分析，资本市场中的信息质量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予以保证：一是信号传递或信息披露；二是信息甄别。其中，资本市场中的信息甄别效率是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保证。要对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甄别，就必须了解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表现及其特征。本文结合我国实际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表现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信息甄别；财务表现

作者：甘道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