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的词语

关键词： 整合 风险管理 框架 控制

官的词语（共5篇）

篇1：官的词语

在群众眼里，纪检干部是“监督官的官”。他们监督别人，谁来监督他们？如何防止“灯下黑”？最近，中央纪委强调要创新监督制度，强化自我监督，对纪检监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一律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有人说，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为何要对纪检干部从严要求？如果说干部作风是社会风气之源，那么纪检干部作风就是源中之源。纪检干部倘若在党纪面前放松约束、知纪违纪，那么执纪时就可能降低标准，或拿规矩送人情，或用监督作交易。其结果就是“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速形成“破窗效应”。

己身不正，焉能正人？要让中央八项规定真正成为“铁八条”，就必须从执纪者这个源头上，严格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采取更严的标准、更狠的措施、更重的惩戒。对违纪的纪检监察干部公开曝光，将违纪人姓名、单位、职务职级、主要违纪事实和处理结果公之于众，就会对纪检监察干部形成有力震慑、不敢越雷池一步。实践表明，对自己的约束从严、惩戒从重，纪检干部就会因光明磊落形成感染力，因铁面无私产生威慑力，因风清气正赢得公信力。

《 人民日报 》（2014年03月03日 01 版）

篇2：官的词语

关于官的作文

说“官”

每每读报，有时会看到一些揭露丑恶的杂文，读之甚爽，以为作者真是一身傲骨，疾恶如仇。其实不然，稍加品味，便不难领悟到作者自身的气愤――老子怎么就不是个官？倘若此类以“骂官”为业的人忽得官位，弄不好就要来个180度转弯：以“官”为荣了。无奈眼下官位实在抢手，轮不到那些成天骂官又想当官的人，因此，那些“君子”们便只好越来越骂官了。

不幸得很，本人就姓“官”。

奇怪的是，我们家族怎么会落得如此“怪”姓：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只和田地打交道，从没奢望过有个一官半职――甚至想都不敢想；父亲好容易从农村走向城市，却因其生性耿直，不善“吹嘘”，空有一身才华与技术，在“官场”中难施其道……我家与“官”似乎有缘无分。

可能“官”是个稀有姓氏，随之而来的麻烦自然也不少。一日，我身感不适，急奔医院。医生是位小姐，估计刚毕业不久，涉世未深，填写病历卡时，问及姓甚名谁，答日：“官慧峰。”医生以其独有的当机立断，刷刷写下了“关慧峰”。我连忙解释道：“不是‘关羽’的‘关’，是‘贪官’的‘官’……”话一出口，便觉得不怎么顺溜，细细一想，实在有损颜面，暗骂自己“笨蛋”，昨晚“骂官”的文章看多了，满脑子想着揭批贪官污吏，谁知……好在那位女医生并未回过神儿来，估计在其姓氏库中尚未见过此字，一时没反应过来。于是，我赶紧补上一句：“也就是清官的‘官’，人民公仆那种……”她似乎明白过来，笑了笑，在病历卡上重新写上了我的姓，不过写得极慢，好像从没写过这个字似的。

以后类似的奇遇还有很多。每当自我介绍或交履历表时，对方总会很惊异地瞪大眼睛瞅着我，仿佛面前站着一个天外来客，或是长了三只眼的.怪物，直看得我心里发毛，浑身起鸡皮疙瘩，对方才肯罢休，并在脑海中深深地印下一笔：有一个姓“官”的……

我不明白人们对“官”的认识为何如此复杂。每当谈及大贪官x××时，所有的目光都聚向我，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恐怖极了。不知何故，我竞也自觉矮了几分，虽然我并不认识×××――做梦也没遇见过。而当谈到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焦裕禄时，我却有了点儿沾光的感觉，背也挺直了，仿佛他们是自己哪门子亲戚似的――奇怪的是，此时却根本没人再注意我。

我渐渐明白了：原来世人眼中，好的官不叫“官”，而叫“官”的就一定是坏的官。无形中，“官”成厂个贬义词。

我着实为此烦恼-r好几天，可不久便“豁然开朗”了――姓“官”算什么？起码我能堂堂正正地喊去，总比那些表面称为“人民公仆”，实则鱼肉乡里的“父母官”强！

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渐渐发现“宫”姓并非“孤梅傲雪”，老家有姓“官”的，南京有姓“官”的，广东也有姓“官”的……

我颇感自得，“我的同伴遍及天涯海角……”

我姓“官”，但我以布衣为荣。

点评：本文的构思有新意。巧妙地利用两个内涵不同的“官”字，把作者的经历、心理展现出来，以表达对社会的一种看法。正因为如此，才收到作者娓娓道来、读者频频“首肯”的效果。

而本文最值得借鉴之处更在于作者行文中所透露出的平日观察思考的功夫。它提示我们：观察不是漫无边际的，要与自身有关；观察又是与思考并行的，否则，观察也就成了非“草木皆兵”即“目中无人”，难以进行。

篇3：双重国籍:贪腐裸官的护身符

然而,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就已经有不少人通过不正常渠道购买外国护照。进入本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在走出国门加入外国国籍后,还保留着中国的户籍。更甚的是,这种双重国籍的“潜规则”也早已在官场横行。在国内贪,将赃款转移国外,一旦风吹草动,自己也马上借由外国国籍“撤退”,双重国籍俨然成为贪腐裸官的护身符。

备好护照,随时“飞”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贪腐裸官东窗事发后利用国外护照外逃的事件。调查显示,双重国籍在我国一些官员中早已暗中流行,而这些官员中,裸官者居多。

2002年,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涉嫌将大量公路工程私下交授其亲属开办的多家“空壳公司”承建,从中非法套取巨额工程款,事发后,卢万里化名“张唯良”,使用虚假身份资料骗取护照,经香港出境逃往国外。

2008年,原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滞留法国不归。浙江省有关部门随即派出调查组进驻温州展开调查,发现杨湘洪的妻子游捷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的犯罪嫌疑。

2010年,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后,在留下的信件上写下“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之后出逃,取道第三地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

2012年,辽宁丹东凤城原市委书记王国强,在职期间,贪污受贿,并把家属全部移民国外。在纪委即将对其“双规”之际,利用国外国籍,偷偷离境,并卷走2亿元人民币。

在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将妻儿全部移民海外,既便于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又为自己腐败行为一旦暴露留好后路。作为“孤家寡人”,他们身边没有什么拖累,一旦出现不利的风吹草动,利用国外护照,随时可以“飞”走。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一人“受过”,也可保得家人安全富足。“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似乎已成了贪腐裸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

贪、裸之后随时“飞”,贪腐裸官的成功出逃足见他们准备之充足。这些贪腐裸官,无不是借由国外护照,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取道中国”,成功出逃。

那么,这些贪腐裸官出逃后,造成的后果由谁来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用于培养这些贪腐裸官所耗费的大量的资源都随之付诸东流。然而,恶劣影响还远不止此,这些贪腐裸官背后巨大的阴谋由谁来揭开?他们对正常的经济秩序、正常的“官场”秩序所造成的破坏力极大的冲击由谁来恢复?他们的斑斑劣迹对其他正直、清廉、克己办公的官员造成的形象上的诋毁由谁来正名?他们“飞”走了,却把恶臭的“粪便”留给了他们曾经“爱”过、“服务”过的祖国,而双重国籍正是他们助飞的翅膀。

制度监管存真空地带

双重国籍可能带来的制度风险很明显。首先,是司法管辖权的争议。譬如,一个中国公民若具有双重国籍,一旦他在中国犯罪后,可能会逃往另一国籍国,向对方国家提出外交保护要求,或者该国主张“本国国民不引渡”,这就给中国司法机关的管辖带来了难题。其次,由于双重国籍涉及两个国籍国的政策协调,因此它还有可能招致外交纷争。

所以,虽然近些年,一些海外人士要求我国承认双重国籍的呼声一直很高涨,但我国政府对公民国籍及户籍的规管却日趋严格,出入境政策及与此相关的户籍制度也并未放宽。

与此同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治理裸官问题。2009年11月,深圳在全国率先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为了防止“裸官”外逃,广东省委组织部规定省管干部上任前需报告家属情况。

2010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人事)部门书面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有关情况,在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也要及时报告。

然而,当前我国国籍管理与户籍、社保、税务、工商、边境等相关制度,并未在立法与实务操作层面形成无缝对接,而且上述分管机构相关数据信息系统也未实现联网共享的局面。尽管公安机关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查办裸官拥有双重国籍的非法现象,但因为没便利的渠道进行相关的查询,且很多已经获得国外绿卡的裸官,为了达到一些个人目的而刻意隐瞒,所以在执行时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困难。

而且,国际间在反腐败的对接上存在的缝隙,给了贪腐裸官“钻空子”的机会。一旦贪官或者裸官取得了外国的绿卡或者永久居留权,他们就可以通过其掩盖自己真实的身份,把大量非法资产通过相关途径,如洗钱等转移到境外,并且一旦出事后,自己也即刻外逃到境外来躲避中国司法机关的打击。

法律、制度的监管存在真空地带,裸官贪腐遁逃海外问题仍很严峻。

追缉贪腐裸官困难重重

贪腐裸官携巨款出逃,不仅导致大量资产外流,更严重损害法纪权威和国家形象。因而,追缉腐败分子,一直是反腐败的热点话题。

然而,贪腐裸官已获得外国国籍,受该国法律保护,所以往往在追捕外逃贪腐裸官时惯用的引渡和遣返往往不奏效。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仅与51个国家签订含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条约,与38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而且限于周边国家,与美、欧、澳等发达国家签约极其有限,“一些被外逃贪官视为避难‘天堂’的国家,大都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司法公正、人权保障有异议,以及在双重犯罪原则(在两国法律中均构成犯罪的行为)和赃款分成(对协助国的费用支付)等方面的认识也不一致。所以,引渡的效果极其有限。

美国曾有媒体称,中国向美方开出的“贪官外逃名单”已超过1000人。尽管美国不时爆出所谓“要帮忙捉拿中国贪官”的消息,但由于缺乏引渡条约以及复杂而漫长的司法程序,缉拿隐匿在美国的这些贪官面临重重困难。在过去10年中只有两人被遣返,而且近来贪官赴美外逃有加快趋势。

作为全世界极少数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国家,我国在打击外逃贪官时面临和国际公约以及国际惯例相违背的司法制度,这也构成引渡外逃贪官的主要障碍。

非法移民遣返也是缉捕外逃贪官的一种重要手段,通常是在难以开展引渡合作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方式。但是,引渡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刑事司法合作,非法移民遣返则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出入境法或移民法,针对非法移民所进行的一种单向的刑事或行政诉讼。

被请求国除了审查被遣返人是否构成非法移民外,往往还会考虑被遣返人在回国后是否会遭受不公正的刑事追诉。在一波三折的“厦门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遣返案中,加拿大当局就是这样考虑的。据曾作为专家证人参与赖昌星案件庭审的教授杨诚介绍,当时加拿大当局与赖昌星双方质证的核心问题,不是赖昌星涉嫌犯罪的事实和加拿大的法律,而是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否公正,赖昌星遣返回国后是否会遭受不公正的司法待遇。从2006年5月,加拿大移民部决定了遣返日期,到2011年7月被遣返回国,时隔11年,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遣返之难。

外逃之后追捕难。看牢贪腐裸官外逃的腿,将贪腐裸官关在国门内处理,这就要求政府及时清理双重国籍。

贪腐裸官问题,影响到社会对权力运行和官员表现的整体判断,影响到对中国社会真实情况的评估,影响到人民对政府、对党的信心。清理贪腐裸官的护身符双重国籍也已迫在眉睫。因为,这不但关系到法律的严肃性,也是对于裸官反腐新动向的一个及时提醒。

链接:

今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明确要求,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3月,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整合成立国际合作局,加强国际合作、切断贪官外逃之路思路更明确。7月,公安部召开会议,部署针对“猎狐2014”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介绍,最高检将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和违法所得没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加大对重点案件的督办力度,健全潜逃境外人员数据库。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在全国两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指出,2013年会同有关部门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762人,追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

今年,我国加大境外追逃力度。8月6日至22日,APEC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北京举行。其间,多场会议均与反腐相关,例如,反腐败工作组第19次会议、反腐败高层研讨会和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第一次会议。

中央纪委网站8月15日披露称,中国监察部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工作组2014年的轮值东道主,与印尼、美国等经济体反腐败机构共同倡导,推动了执法合作网络的成立。反腐合作网由APEC各个经济体的反腐败和执法机构人员组成,在APEC反腐败工作组框架下设立,旨在加强以追逃追赃为重点的个案合作、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

目前,中国已与6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签署了检察合作协议。公安部与44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建立了65条24小时联络热线,同59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签署了213份合作文件。

篇4：“好”官的标准

这可以连线到目前最热门的电视节目，比如“爸爸去哪儿”、“花儿与少年”等真人秀，都是几十台摄像机前的明星“生活方式”的直播，这里面的人的行为到底是“真”是“假”，难以分辨，重要的是，“姑且当真”，这是传媒提供给观众的真。

再比如，韩寒的电影《后悔无期》和郭敬明的《小时代》的差别到底在哪里？郭敬明是提供了一种少女遐想的富足时代的金粉故事，有点太高端，但这梦境确是少女们真的期望发生的。韩寒的电影想要现实一些，可开头的设定就有假——教师“江河”的所谓从极东岛被分配到最西部，在1990年代以后已经是不可能了，最可能的是教师主动要求志愿去西部服务，或者是当代“援疆”计划的一部分，而这种情况下，去一两年就回来，还可以增加加薪升职的资历，没那么悲悲戚戚。这电影的最后，则是成名作家改天换地的俗套场景，其实也就把前面那些揭示的段子归于一种梦境中，和郭敬明小说的境界也差不多。

在这时代，真像有人说的，“小孩子才重视对错，成年人只在乎姿势”。韩寒、郭敬明的姿势、真人秀的“努力要表现真实的姿势”、张柏芝“在节目拍摄现场生病的姿势”，都是一种不断在摄像机、手机镜头前实时发生、个人不断调整的状态，监控和自我监控，操作和反操作都是在同步发生，所谓明星都对此是越来越熟悉。在中国，这大概是1990年代后期才形成的“习惯”，那时候各省卫视开始丰富起来，都市报也风起云涌，网络方兴未艾，各界人等逐渐体会到传播时代的威力，“怎样演出一种特定的真”不仅成为影视剧的要求，也成为面对媒体时代的一种“日常姿势”。

在国外，大众媒体兴起得早，我记得看过一部有关希特勒的纪录片，讲他受命担任总理后第一次公开演讲，他刻意在开场的时候静默了几分钟，他有个看向摄像机的动作，再挺挺身子。那时代他就知道摄像机将在电影院中将自己的姿势、声音放大、传播，他不仅仅是面对现场的人，也面对不在现场的观众。整齐的队列、煊赫的旗帜、高昂的声调、呼吁全体参与的话语，都是传媒时代的“集群姿势”，。

篇5：好官的标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齐景公的时候，晏婴被派去治理东阿。三年之后，景公听到很多关于晏婴的坏话，很不高兴，就将他召了回来，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晏婴说：“请再让我去治理东阿，三年过后保证你可以听到很多好话。”

景公便又让晏婴去治理东阿。三年过后，果然听到很多关于晏婴的好话。景公很高兴，便将晏婴召来，准备给予奖赏，晏婴拒绝了，说：“从前我治理东阿，为街坊民众制定各种政策，结果刁民们憎恶我；我提倡勤俭，惩治偷盗，那些懒惰的人憎恶我；我办案不庇护权贵，那些权贵们憎恶我；大王左右的人向我索求，不合法的我一概拒绝，大王左右的人憎恶我；对大王的亲信我不阿谀奉承，大王的亲信憎恶我。所以三年过后，大王里里外外的人都讲我的坏话。后来我改了，各种政策不去执行，刁民们喜悦；不提倡勤俭，不处罚偷盗，懒惰的人喜悦；办案专门庇护权贵，权贵们喜悦；对大王左右的人我有求必应，大王左右的人喜悦；所以三年过后，大王里里外外的人都讲我的好话。本来我应该得到奖赏的，却得到处罚；本来应该得到处罚的，大王却要奖赏我。所以我不能接受大王的赏赐!”

还是齐国。到了齐威王的时候，他把即墨大夫召到宫里，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做官以后，我每天都能听到诋毁你的话。可是我派人去即墨视察，却发现田野开垦得十分整齐，人民富裕，当官的没有生事，东方很安宁。这是因为你没有侍奉好我的左右，没有向他们求助的缘故啊!”于是封给即墨大夫万家土地和人口。威王又把东阿的大夫召来，对他说：“自从你到东阿做官以后，我每天都能听到关于你的好话。可是我派人到东阿视察，却发现田野没人耕种，人民非常贫困。这都是因为你以厚币贿赂我的左右以邀功的缘故啊!”这天，威王把东阿大夫和左右称誉的人都给烹了。于是群臣惊惧，没有敢饰非欺诈的，都力求说实话，办实事，于是齐国大治，强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