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云南文化与中原文化
试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试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一 中原农耕文化的内涵,早已熟稔于人们的心脑,而“——草原文化”,却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奎曾的论述或可作为一家之言:“当我们阐述草原文化时,指的是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所创造的带有骑马民族特点和草原生活特色的多民族文化。”“其内容是以草原和草原主人的眼光和视角,去观察、感知和认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和现象,并通过特定的文化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草原文化与草原文学》) 作为草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北方古代游牧民族观照生活、抒发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草原文学应该说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祖先具有一定语言思维能力时就诞生了。与汉族的文学一样,草原文学也起源于诗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首保存最早的《匈奴歌》,真实地
辽金时期,草原民族的汉语文学作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成就本身,因为其成就尚不能代表汉语文学的水平,而在于草原民族汉语文学这支创作队伍的形成。从此以后,草原民族汉语作家,凭借其混血型文化优势,不时地为中国文学注入新的血液,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的持续发展,草原民族汉语作家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新生力量。 忽必烈统一中原建立元朝之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交汇融合。元朝近百年间,蒙古族的草原游牧文化既是作为当时统治集团的主体文化,必然影响逐步扩大,波及到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也吸收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的因子,不断丰富和壮大自己。我们从元代许多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人描写草原生活的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变化。例如元代开国名相、契丹人耶律楚材就推行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政策,他自己的诗文既长于描绘北方草原的壮丽景色和狩猎游牧生活,同时又眼界开阔,善于横向比较。这是过去草原文学中所没有过的。他这样描写阴山:“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将“西域”与“江左”,亦即北方游牧地区与中原农业地区作比较,自然就要比就阴山写阴山气势恢宏,意蕴深邃。他的《过青冢用先君文献公韵》诗则完全是以汉族文人的价值观评判昭君出塞,以感伤的情绪吟咏这一历史事件,体现了契丹、汉族文人在文化心理上的交通。耶律楚材从军西征时写下了大量的边塞题材的诗文,这些作品从更广阔的角度反映了我们多民族国家将走向统一前夕,一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契丹族文化精英的心灵世界和社会理想,具有深厚丰富的历史底蕴。同是元代开国名相兼名将的蒙古人伯颜,善诗文,存有《咏鞭》、《奉使收江南》等绝句,俱大气磅礴,表现出骑马民族的豪放英武的心理特征:“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此诗作于灭宋南征途中,既反映了它葆有草原文化的特质,也显示出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元代中后期蒙古色目诗人群体的出现,如马祖常、贯云石、萨都剌等人,以边塞人写边塞诗,没有苦涩相,而多有奔放、从容的风度;以西域人写江南景物,另有一番新鲜之感。他们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感觉。元边塞诗不同于唐边塞诗的地方,在于它的抒情者以主人的身份代替了唐边塞诗的客人身份,从而使全诗的气质、情调尽变。马祖常所作《河湟书事》(其二):“波斯老贾度流沙,衣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在旷远奇异中已露出几分田园四季诗的情调,其内在特质与盛唐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咏叹,以及岑参东望故园,泪湿双袖的无奈,是迥异其趣的。马祖常受汉文化的薰陶很深,为文“专以先秦两汉为法”,为诗则推崇李商隐,追求一种“金盘承露最多情”的诗风,以至于《元史》称其诗文“圆宏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元文宗图帖睦尔更称之为“中原硕儒唯祖常”。贯云石的诗则颇多英豪奇纵之气,比如《神州寄友》诗有句:“十年故旧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其雄伟壮阔的想象空间,很有一些盛唐的气象,同时也彰显了边塞民族审美想象的力度。他在《芦花被》诗中所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更成了诗人回归自然和清逸襟怀的象征,诗人也因此获得了“芦花道人”的别号。再如萨都剌的《芙蓉曲》:“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即断肠。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荡舟何处采莲人,爱惜芙蓉好颜色。”作者以乐府诗的形式避开近体诗的严密格律,任自己的思维放荡自由地跳跃于秋江采莲女的身姿之间,无拘无束地拈来屈赋、杜诗和李贺诗的句子,使本显明丽的采莲曲带上楚辞的浩渺气质,抒情手法也别具特色。 这类草原民族的诗家词人在使用汉语文抒情言志时,也许缺乏足够的汉语文学修养,并不擅于在篇章上描金镂彩,而且在文化态度上也不屑于奉行精严格律和繁密用典,但他们以游牧民族的苍茫眼光和浩荡的思维,展开烟波浩渺的审美视境,丰富了古代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宝库,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双向交流和优势互补,以及对代表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中原汉文化的认同感。体现了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双向交流带给文坛的新气象。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一个新的社会集团的形成,必然存在着对原有多种文化的选择问题。就中国北部民族间的文化融合情况而言,主要有两种选择态度,一种是选择性继承,一种是选择性接纳。在两种不同的选择中,草原游牧民族间的冲突融合,在文化上主要是选择性继承问题,但在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融合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因为农耕民族的文明程度明显高于草原民族,因此这种冲突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的影响、接纳、消融问题,因而在文化的交汇中,更多地表现为选择性接纳,而不是继承。 《敕勒歌》是产生于北魏至北齐间的民歌,由敕勒族人斛律金首唱。它不仅具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更主要的是以北方游牧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审视周围的一切,其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审美尺度,都具有鲜明的骑马民族的特征。诗中将苍天与穹庐相类比,不仅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奇特的艺术想象,而且也反映了那时北方草原民族普遍存在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而“天苍苍,野茫茫”的深邃博大的意境,既是典型的草原自然环境的写照,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性格、精神气质的外化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敕勒歌》超越了一般景物诗歌的内涵而具有深层次的民族心理素质的文化价值。金代著名的鲜卑族后裔诗人元好问曾在《论诗》中评论此歌为“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对于这首诗歌,元好问绝不仅仅只停留于欣赏者的角度,而是将其神髓化用在了自己的创作中。他的名篇《岐阳三首》虽然在用典和格律上不同于这首歌谣,但是其中的“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中所展示的开阔的时空意识;“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无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中与天地直接相对的问天意识,毫无疑问带有北方民族文学的某种特质,这些都鲜明地标示了诗人对草原文化的继承、吸取和化生。 草原文化对汉族文人诗词创作的影响则有所不同,它是在慢慢渗透中完成这一转变的。当民族矛盾激化时,汉族文人主观上对草原民族的文化普遍持鄙视和排斥的态度,但民族交流历来是双向的,在与草原民族的交往中,汉族文人受草原文化耳濡目染;尤其是在汉民族处于草原民族政权统治之下时,汉族文人进入仕途之后,要与这些民族官员朝夕相处,客观环境使得汉族文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汉族文人在与草原民族文人唱和时,势必要考虑到对方的审美情趣及文化水平,这实际上也是在接受其文化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那种勇武强悍的个性,便这样借助其政治优势,向汉族文人的创作中渗透。 辽金之际,南北交往密切,出现了不少汉族诗人描写草原风光的诗篇。严羽的《塞下曲》,描绘了黄河河套西北部风光:“渺渺云沙散橐驼,西风黄叶渡黄河。羌人半醉葡萄熟,寒雁初肥苜蓿多。”与严羽齐名的严仁也写了一首《塞下曲》,同样是描绘草原傍晚的景象:“漠漠孤城落照间,黄榆白苇满关山。千支羌笛连云起,知是胡儿牧马还。”这两首景物诗都写的舒缓闲适,生意盎然,呈现一种对草原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表现在艺术上的圆融美。明初僧人梵琦有咏塞北草原的诗作数首,对当时的漠北漠南的蒙古族游牧生活描写得颇有特色。如《当山即事》:“水草频移徙,烹庖称有无。肉多惟饲犬,人少只防狐。白毳千缣氍,清尊一味酥。豪家足羊马,不羡水田租。”在明代,与此风格相似的还有另外几位汉族诗人的诗,如钱逊的《胡人醉归曲》:“更深宴罢穹庐雪,乱拥旌旄马上归”,描写别有风味;于谦《塞上即景》中的“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及“坐听鸣笳送夕阳”句:李梦阳《云中曲》中的“黑帽健儿黄貉裘,匹马追奔紫塞头”、“白登山寒低朔云,野马黄羊各一群”句;谢榛《漠北词》的“石头敲火炙黄羊,胡女低歌劝酪浆。醉杀群胡不知夜,鹞儿岭下月如霜”;李攀龙《观猎》的“胡鹰掣镟北风回,草尽平原使马开”等句,都写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在这些汉族诗人笔下,北疆草原不再只是朔风劲吹、黄沙漫天的令人生畏之地,而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向往的风俗画卷,这正是汉族文人在思想上对草原民族文化接纳、认同的外在表现。
由于北方草原文学的地理和民族等原因,它对中国文学总体格局的参与和改造,丰富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给它增加了不少旷野气息和阳刚之美。“北方草原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功能作用和深刻影响,实质上反映了在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冲突融合中,中原文学的胡化和边塞文学的华化的过程,在胡化和华化的双向作用中,在新的历史台阶上重建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和特质,重新开辟中国文学的轨迹与风气,经过漫长的南北多民族文学的冲突、凝聚、吸引、渗透、变迁和融合,从而在文学的历史性进程和共时性构成上,形成了博大精深、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
第二篇: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姓
名
任津辉
教育层次
自考本科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学
校
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
张俊杰
目 录
一 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 2 二 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 5 三 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 8 参考文献: ................................................................................................................................................... 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 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 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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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重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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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其衣至损,不鲜浣濯。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 不改也。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④正是甘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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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 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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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基于这种政 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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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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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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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 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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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 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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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
(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 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 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
(十),第3073页。 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 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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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由中原历史看中原文化高层文化宣讲成都站学习感想
——王敏
1978年,两个人一张办公桌孕育了中原,自诞生后,中原不断根据市场情况调整自己的资源利用以及人才选用等各方面的战略方针。1990年,中原正式涉足大陆房地产行业,这一次业务的扩张并非高瞻远瞩,而是机缘巧合,这也是中原文化道法自然的体现。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张,中原的发展也在逐渐成熟,北京中原、广州中原、上海中原……各个分公司陆续开业。在这过程中,中原一直用无为而治的理念给到中原人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原人也在这文化的熏陶下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业绩,也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更多价值。
中原无为而治的企业文化可以给到我们每一位员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工作中可以有更多创造性。这样的企业文化不仅不会让工作显得那么枯燥,更好地提升我们的综合能力,也能让工作有一些新的突破。所以我们都愿意在这样的氛围中好好工作。
第四篇:中原婚姻文化
中原地区的婚姻文化探讨
中原地区的婚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多姿多彩的文化内涵,深深扎根于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
由于受历史文化、地理位臵的影响,从古时起,中原地区婚俗就十分注重传统。青年男女的终身大事多数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周朝时制定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的“婚姻六礼”,几千年来一直是新人结婚时遵行的参考准则。贴喜字、坐花轿、拜天地、闹洞房等由中原地区起始的传统仪礼,流传至今,趋向全国,展现出一幅幅鲜活生动的风情画卷。历经朝代更迭和风俗流变,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中原地区,一些繁琐、低俗的礼仪逐渐被革弃。
时下,中原婚俗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变异之中,婚庆市场日渐繁荣,婚礼的花样更是层出不穷。许多现代年轻人已经把婚礼演变成彰显个性的平台,挖空心思,选择一种独特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诸如“自行车婚礼”“水下婚礼”“热气球婚礼”“马车婚礼”“公交婚礼”“冰上婚礼”“游艇婚礼”“蹦极婚礼”等名目各异的婚礼方式,令人眼花缭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此同时,虽然部分传统礼仪已渐渐省略,但一些陈旧而有趣的婚礼习俗仍有很大的文化价值。在一个个“花轿婚礼”“马车婚礼”“窑洞婚礼”上,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中原地区旧时婚俗的古朴和传统 中原婚嫁礼俗最早出现在古代对偶婚末期和个体婚初期,至西周时期趋于完善,逐步形成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在此基础上又演化为提亲、定礼、迎娶等婚俗,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主要的婚俗。
结婚礼俗
一、提亲。亲朋好友根据两家家庭及子女情况,认为门当户对,即可说亲。(其实,门当户对,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双方家境、文化背景相似或互补,有益于新人将来生活。并非完全封建因素)
二、相亲。男女双方没有什么异义后,可约时间让双方家长及子女见面。农村多在男方家庭,城镇多选公共场所。男方备茶饭相迎。寒暄后,双方家长避开,男女双方单独交谈。如男方同意,备红包一个,有现金200元以上,取双数,交女方。女方同意则收下。农村尚有奉鸡蛋茶的习俗。男方家长(为妈妈),煮荷包蛋一碗,放白糖或蜂蜜,由男方转呈女子,女子若同意,就喝下。若吃饭,主食应吃面条,以示拉扯成亲之意。
三、定亲,换表记。互换男女年庚,即生辰八字。男方送定亲礼。衣服若干套,首饰若干,现金若干。省事的,干脆全部现金,然后,让男女双方或在男方长辈陪同下,到商场选购。定亲时,男方到女方家做客。
四、日常礼俗。定亲后,男女双方经常走动。但春节时,男方需在春节前,向女方家送礼,即串亲戚。主要有肉、馒头。讲究的,女方家长还给男方压岁钱。
五、送好。也就是商定结婚时间。结婚前,男方备办好结婚礼物,送女方家,正式确定结婚的日期,商定结婚的规格。送聘金,这是一笔最大的开支。一般结婚时,男方备好新房,女方陪嫁多为家俱、电视、摩托等常用生活用品。女方开始准备结婚用品。如被褥,需要新棉花、新表新里,请年高有德有儿女的贤惠女性乡邻,用红色棉线,双线缝纫。被角放臵少许带籽棉花。含义是早生贵子,夫妇白头偕老及喜庆吉祥。
六、结婚。这是最隆重的礼节了。前一天晚上,男方把嫁衣、首饰送女方家,最后商定婚礼细节。该晚上,男方休息时,需找几个男性儿童陪睡,叫压床,以示早生男子。结婚当日,女方穿红色嫁衣(不得穿半截衣服,如内衣类),怀揣铜镜与大葱(离娘葱)、柏枝(白头到老)、上衣的下摆,缀100新缝衣针,穿绿色鞋子(该鞋永远不许穿回娘家),有儿女双全、贤孝有德、且属相不犯冲的女性做嫁娘(送亲客)相陪。男方持里脊肉(至少带2根带肋骨,名为礼条或离娘肉)、馒头等礼物迎亲,坐席,外有司仪放炮催妆三次。拜过女方祖宗、长亲后,手持红包(内有铜钱,今多为硬币、石灰。路上,遇十字路口、桥或其他迎亲车时抛掷,以辟邪),与男方,男方娶客(与嫁客同)以还有押轿男童二人(多为至亲子弟)、送饭人(视女方乡邻多少而定,一般三五十人为常事。上车赴男方家。带嫁妆(棉被、沙发、电视、冰箱、车辆等时尚用具及全套床上用品,包括脸盆、盆架等生活用品。还有带根须的绿色青菜四种(以示四季常亲之意、不断亲、不断根,如菠菜、青葱、芫荽、生菜等)。下车时,由男方长亲送红包或礼品,接新娘下车。红包或礼品中,其中有一块是发酵好的面团,意味着发家致富。
一般在好时(吉祥时辰)前到男方家行礼。到男方家行礼时,即有儿童抢新娘撒出的糖果、抢新娘衣上针等习俗(以示吉利)。新娘迈芝麻杆与柏树燃的火,以示不得带进邪祟。行礼,拜天地、长亲、对拜,长亲以装现金或贵重礼物的红包回礼。不少地方,在这个时间,用难以洗去的颜色涂抹公公婆婆脸上,以示取闹。入洞房后,新郎用秤杆挑去去盖头,众人相看新娘。然后,洗脸,由小姑(婆家妹端洗脸水一盆,内臵硬币若干,新娘象征性湿手,摸取摸取硬币,然后,封红包一个给小姑,以示谢意。用饭(与新郎食用一起从娘家带回的烙油馍、丸子类。新式的,是男方备席,迎亲客与送亲客陪新娘吃饭)。饭时,新郎依次向女方所有在场亲人(送亲客、压轿孩子、送饭人敬酒。饭后,男方封红包给女方送亲客、押轿孩、送饭人,押轿孩红包稍重。女方诸亲返回。男方闹房正式开始。新娘需不时拿出糖果分发众人。中间还有开箱看嫁妆环节。男方长辈应依箱内陪嫁金额,加倍给予新娘。到晚上,闹房人离开后,由婆婆铺床(意为父母为儿子媳妇安臵好家庭了),年高有德的女性长亲(也有的是司仪)撒帐。撒帐用品有,红枣、花生、桂元、五谷等,边撒边说吉祥语。枕头内装有红枣、花生、桂元、五谷等,寓意是早生贵子。新人入睡,由一两个10岁以下儿童陪床。窗外多有听房的人。且新婚三日,长幼无序,皆可闹房。第二天一早,新娘应做饭,端给双亲食用,以示孝敬。饭后,新娘奉上给婆家近亲的衣服(一套)、鞋子。至亲是衣服和鞋子,稍远,像哥嫂姐弟妹全是鞋子。收到礼物后,以红包(现金或礼物)还礼。旧时,女孩在娘家,单是做的千层底纳花鞋子,往往一包袱。做鞋,成了送好后的头等大事。今天多为买的。然后由长亲陪同,上坟祭祖。返回后,由长亲陪同,到乡邻家拜会,乡邻均有红包还礼,多少视亲疏而定。
第三天,回门。新郎新娘持四种绿色蔬菜、礼馍(即一个一斤以上的大蒸馍,上面装饰红色喜庆点饰),顺结婚时原路,返回娘家。娘家备酒菜相待。新郎官须在上食品的托盘上放红包,以示感谢大厨),仍有大厨把饭菜做得奇咸、奇辣、怪味以捉弄新郎,同时,陪酒的人,多以让新郎喝醉为目的进行敬酒。夫妇离开时,四色菜各留少许,30个大礼馍原封不动,带回家。此时,新郎官须做贼一次,“偷走”岳父家带嘴器物一件(茶具、茶壶、酒壶等,寓意是,要生一个带把的来,即生儿子) 至此,结婚仪式大致结束。整个结婚行礼过程中,无论在女方、男方上礼人员,均忌讳婚姻不顺利的人、与新人属相不合的人、穿戴白色服饰的人、刚刚有过丧事的人、家有产妇或流产者。办喜事时,男方女方均设酒席以待来宾,中午不得吃米饭。堂上设礼桌,送礼者皆登记造册,这是将来还礼的依据。上书:“恭贺新禧”、“XXX礼洋若干、礼物(品名)若干”字样。在礼物上用红纸贴名标注。所有帮忙人员,均以一根红色布条系于衣上。送礼者可得到红布一块,或一尺见方,或三尺,以示回礼与同喜。男方家庭所有门均贴红色喜庆对联。家里,大红双喜处处贴。同时,在迎亲路上,也粘贴方形红纸引路。
中原婚俗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中原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常言说,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毫无疑问,一方人必然造就一方文化。我们说,所谓文化区域,即一个区域的人们,依赖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地理环境,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节区域形态。它的形成,既是这个区域文化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是与别的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它具有空间性、时间性、相对的个体稳定性和绝对模糊的融合性特征。就其特征来说,一个文化区域的形成,一定有它原生态文化的起源和长期积淀,且有它相对的文化中心。同时,它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身。
第五篇:专题中原文化
专题 中原文化,彰显河南风采 (文化、精神)
材料1改变文化结构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近年来,河南文化人以发掘中原文化的现代性和穿越时空的现实意义为使命,推出了《清风亭上》《老子》《常香玉》等一批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剧目。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大型舞剧《风中少林》《水月洛神》、情景音乐剧《花木兰》、歌舞剧《清明上河》《河洛风》等作品,不断改变着河南传统的文化结构,成为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载体。
1河南建设文化强省优势有哪些?
(1)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缩影。(2)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3)河南文化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4)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中原是华人根亲文化的祖地,中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2河南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请简要列举几处河南的历史名胜、历史文化名人、著名传说、工程及纪念建筑、民族精神等
名胜古迹:洛阳龙门石窟、洛阳白马寺、登封少林寺、开封龙亭、开封相国寺、安阳殷墟 非物质文化遗产:花木兰传说 、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神农传说、老子传说、玄奘传说;朱仙镇木版年画;豫剧;唐三彩;马街书会;少林功夫;朱仙镇木版年画等。 世界文化遗产: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等。
河南戏剧的种类:有豫剧、曲剧、越调三大剧种以及蒲剧、坠剧、宛梆等20多个小剧种 河南特产:开封的西瓜、新郑的大枣、灵宝的苹果、信阳的毛尖、民权的葡萄、原阳的大米。 历史文化名人:张衡、张仲景、杜甫、韩愈、白居易等 古籍:《诗经》、《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等。 优秀作品:豫剧《程婴救孤》、《村官李天成》,大型原创舞剧《风中少林》,音乐大典《禅宗少林》、《大宋。东京梦华》等。
感动中国人物:任长霞、洪战辉、魏青刚、王百姓、谢延信、吴文斌、李隆、李灵。 著名传说:花木兰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
工程及纪念建筑类:红旗渠,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郑州二七纪念塔,河南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等
河南特有的民族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三平精神。 3建设文化强省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原优秀文化(2)有利于提升河南的文化软实力(3)有利于提高河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有利于充分发挥河南省的文化资源优势,加快中原经济区的建设(4)有利于增强河南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5)有利于实施文化交流活动,提升河南的形象和综合实力(6)有利于构建和谐中原(7)有利于河南的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三平”精神。
4你打算如何展示河南的良好形象。
语言文明、态度亲和、举止端庄;遵守交通规则,遵守景区参观规定,自觉排队;不在园内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随手乱扔垃圾,不随便乱写乱画;尊重各地游客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热情待人,积极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5作为中学生,我们能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做些什么?
(1)中学生要努力学习,了解河南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增强对河南文化的认同感。(2)积极宣传河南的优秀传统文化,让河南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3)保护文化遗产,敢于同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作斗争。(4)积极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让更多的人投身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中。(5)在游览名胜古迹的时候,自觉保护文物,不乱写乱画、污损文物。 6河南要实现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中学生应该怎样做? (1)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家乡的文化建设作贡献;(2)学习了解河南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3)积极向省内外及国际友人宣传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4)讲文明、守礼仪,保护文化。(5)发现有不文明行为和破坏文化建设成果的现象及时制止或向有关部门报告。
6请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几条合理化建议
国家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加大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宣传,提高人们的保护认识;公民应积极投身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中,从小事做起;青少年应认真学习相关知识,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贡献
(2012河南中招)材料一: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材料二:《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把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强调中原地区要传承和弘扬中原文化,充分保护和科学利用全球华人根亲文化资源;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打造文化创新发展区。河南省“传承创新华夏文明,共建国人精神家园”宣讲活动将于近期启动,请你参与并完成如下任务:
(1)请你解读中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即可,6分)
(1)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缩影;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中原是华人根亲文化的祖地;中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国八大古都都有四个在河南;河南地下文物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馆藏文物占全国的1/8;5000年华夏文明约有3000年集中在河南;河南被誉为“中国历史的自然博物馆”;河南历史上人才辈出,彪炳史册等。
(2)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在创新发展中原文化,为华夏文明做贡献方面取得了哪些可喜成就?请你举出两例。(4分) (2)(4分)连续多年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连续多年举办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设立中国文字博物馆;开办中原文化艺术学院;开设“梨园春”擂台专题节目;文化旅游、红色旅游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打造了一批精品剧目,如《朝阳沟》、《红旗渠》、《程婴救孤》、《村官李天成》、《风中少林》、《水月洛神》、《苏武牧羊》等;中原作家群饮誉全国,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优秀文学作品;产生了一批艺术大师,如常香玉等;书法艺术实力雄厚,书法艺术家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创作了一批具有河南本土特色的三维动画文化产品,如《独角乐园》、《小樱桃》等;出版传媒业拥有众多品牌,如《中原文化大典》等;孕育形成了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三平”精神(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的责任感)、南水北调移民精神等;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如任长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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