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美学探讨论文提纲

论文题目：李泽厚美学与儒家传统

摘要：李泽厚的一生见证了中国数次重大的历史政治变迁,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也深深镌刻在他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当中。不同时期的历史政治变迁在不同程度上对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产生了影响,但在这些受时代等显著因素影响变化的背后,儒家传统作为李泽厚思想的根基,始终在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并呈现出“正—反—合”的发展演化路径。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尽管李泽厚曾受到西学的强烈冲击,但儒家传统对于他的影响是无法磨灭的,这种影响贯穿于李泽厚美学思想发展历程的始终。儒家传统在李泽厚对西方理论的接受与阐释中延续,李泽厚实际上是借助西方理论为儒家传统发声。在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李泽厚始终关注的三大问题——人的生存、道德、自由问题,都产生于李泽厚所处的不同程度地延续着的儒家文化现实语境,都离不开儒家不在场的影响。但由于儒家传统在李泽厚思想史中呈现出明暗交替、时断时续的复杂性,经常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因此,李泽厚本人对于儒家传统在他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完全认识清楚,对于儒家传统的态度与思维也经常呈现出矛盾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对李泽厚美学思想更具有直接的学术影响,二者的影响不仅在于它们被李泽厚用来支撑理论体系的建构,而且也被他用来进行隐含于自己思想中的儒家传统的批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儒家的研究报以批判与重建的态度。在晚年他意识到儒家传统的重要作用,强调以儒家为本,吸收同化康德与马克思,但多年以二者为体形成的思想,很难实现这个转变。因此,他一方面仍运用着以西学为本的研究模式,对儒家的反思也常在这种惯性研究模式中进行;一方面,他又努力向儒家传统回归,这构成他晚年思想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因此,马克思、康德与儒家传统在李泽厚思想体系中始终呈现出多元交织性,成为李泽厚美学思想体系中序位交替交叉、时合时离、甚至常有抵牾的三大支撑。除儒家传统外,在马克思与康德之间,马克思的理论是另一个始终贯穿于李泽厚美学思想发展历程的核心思想理论。但不同于儒家传统之于李泽厚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马克思的理论成为李泽厚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时期继承儒家传统的外化理论,对李泽厚实践美学思想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被李泽厚作为主要的方法论应用于其各个时期的研究阐释当中。李泽厚的主客二元论思维模式,见于实践工具理性的自由观,以及抽空实践主体的精神能动性而实际坚持历史实践的概念化的客观唯心论立场,都受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理论的影响而形成,但这也导致其对儒家“中庸”审美传统的解读脱离了儒家的人伦传统语境。在李泽厚根据他自己理解的马克思唯物史观而建立的客观实践论美学当中,“中庸”之“度”被李泽厚解释为“工具本体”,造成以西律中的强制阐释。而马克思理论与儒家传统在李泽厚美学思想内部的矛盾也导致李泽厚对儒家审美传统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主客分离的二元论思维误区。李泽厚与康德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李泽厚对康德的持续关注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是当时时代与自身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受时代影响与潜在的儒家伦理道德传统的驱使,李泽厚在康德哲学中寻求道德的慰藉。康德哲学强调以人为主体的启蒙理性,因此李泽厚受到康德主体性思维影响,在二元论中转而强调人的主体性,并提出“文化—心理结构”、“乐感文化”、“人的自然化”等概念,以此修正他早期的客观唯物论倾向,同时又强调康德的启蒙理性,试图以此来强化儒家情理交融的道德观。在康德主体性哲学影响下,李泽厚建立起主体性的道德论,将儒家传统的“仁”解释为“文化—心理结构”,并进而提出“情本体”,对儒家伦理道德传统的理解陷入主体性的二元论思维误区。李泽厚自称以儒家为主体,但实际上并未意识到儒家传统在其思想中真正的主体作用。李泽厚试图在儒家生存传统中寻找生存的根基,儒家生存传统的精髓在于其整体构成性,但在对儒家生存传统的阐释中,由于长期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李泽厚在主客观两方面运用西方理论对儒家传统进行阐释,割裂了儒家整体构成性的生存传统。然而,李泽厚又受到儒家整体构成性生存传统驱使,试图回归儒家的审美生存传统。但在他理解的马克思与康德理论的影响下,他将儒家整体构成性的生存传统解释为客观实践论与主体道德论相加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即“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其虽强调“巫史传统”、“情理结构”与“实用理性”,并提出“孔夫子加Kant”等构想,但仍滞留于主客分离的二元论思维当中,因此割裂了儒家审美生存传统的整体构成性,致使在儒家传统中融为一体的真、善、美三者在其思想中仍未完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