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应急决策（精选六篇）
危机/应急决策 篇1
GIS是一种利用计算机对空间信息进行存储和处理的系统, 通过对空间信息及其他各类信息的有效管理, 从而使大量抽象、枯燥的数据变得生动、直观和易于理解, 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将GIS技术引入矿井应急救援工作中, 将矿井应急救援信息与地理信息有机地结合起来, 构建一个基于GIS技术的矿井应急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系统功能
地理信息管理
可以方便地对空间数据进行输入、编辑、显示、查询、空间分析和输出打印, 构造一个符合实际的模拟空间, 展现各种地物之间复杂的空间关系。
矿井参数管理
实现对矿井各种属性参数的管理, 包括巷道、风机、危险源、井下主要设备设施、专家、应急队伍等。
灾害模拟
系统可以进行矿井网络解算, 在通风网络解算的基础上进行火灾模拟, 可以动态模拟火灾烟流在巷道中的变化。系统也可以模拟水灾的事故后果。
灾害处理
为提高应急救援反应速度和协调水平, 向决策者提供灾害处理方法、救灾专家库和救灾设备库等内容, 帮助决策者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应对突发事件。
构建环境应急决策支持系统的思考 篇2
构建环境应急决策支持系统的思考
摘要：环境应急决策支持系统通过数据库子系统、模型库子系统、方法库子系统、对话管理子系统等获取各种决策信息,通过大气环境预测、水环境预测、环境风险评价、三维污染仿真等模型获得数据支持信息.实现环境应急决策支持、应急救援方案、健康评价与灾后评估、信息在线发布等应用功能,为有关部门进行环境应急决策、采取污染控制措施、减轻污染危害提供方便、快捷、有效的技术支持.作 者：张保森 肖红 田凯 Zhang Baosen Xiao Hong Tian Kai 作者单位：大庆市环境监测中心站,黑龙江,大庆,163316 期 刊：环境科学与管理 Journal：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年，卷(期)：, 35(1) 分类号：X32 关键词：构建 环境应急 决策支持系统 思考
经济危机中，感悟“二次决策” 篇3
什么是领导？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当年在“全国软科学大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领导工作，说来说去，不外乎做好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我在日本科技厅政策所工作时，一天所领导请我吃饭。已是晚上十点多了，可是一眼望去，东京政府各大行政楼灯火通明。我问：为什么这么晚，还都在办公？所长说：作政府工作的，其业绩考核，就是看你能不能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社会公众中存在的问题，并能提出合理建议。因此官员大部分时间花在调查研究上，每天还要用一页纸把当天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清楚。因此，白天在办公室的人很少，而到晚上大家都在办公室写报告。这样，第二天领导一上班，就知道每人前一天的工作情况和成果。
可见，调查研究是政府/企业管理者的第一要务。
第二件事，是制订计划。这显然是工作的主体部分。30年前，我第一次出国访问前西德信息委员会。当时我问该委员会主席：“你们政府主要是干什么？”他回答很简单：“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计划工作。年初提出计划，年中执行或修正计划，年末总结并制订来年计划。我们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无政府的，因此计划是绝不能少的。”他的简短谈话，给我留下西方国家重视计划工作的深刻印象。
第三件事，是制订政策。政策是领导工作的中心工作，是动力之源，又是灵魂，是关乎全局的关键工作。调查研究、制订计划都离不开制订政策这个中心环节。
第四件事，是计划与政策的执行。执行是计划与政策制订工作的终极表现。有一次《中外管理》杂志社召开理事会议，我问麦肯锡企业咨询顾问公司的程嘉树先生：您认为中国企业提升管理水平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他很自信地表示：“中国企业的领导还是比较优秀的，但中国企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中下层干部执行不力，缺乏执行的创意，使正确决策大打折扣，甚至功败垂成，所以中国企业领导中力不从心的居多。”
第五件事，是做好总结工作，提高整体共识。有一次，我问乐凯胶片公司杜昌焘总经理：“您最佩服中国的哪位企业家？”他告诉我：海尔张瑞敏。他的最大优势是每完成一件大事都能做到认真总结经验！并提高到理念高度，教化干部和员工！因此他的管理思路总是清晰明确的。与张瑞敏接触过的人都有如此印象。因此，善于总结是一个企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那么这五件事中，什么是核心？万里同志画龙点睛：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决策，可以说，领导就是决策。多年前获诺贝尔经济管理学奖的赫伯特•西蒙也说过同样的话。
围绕“决策”后果的“决策”
但决策方法，一直是我求之若渴的大问题。有一次，我采访海尔张瑞敏时问道：您领导海尔集团工作多年，感触最深的是什么？他很肯定地说：是“二次决策”。所谓二次决策，主要就是针对一个既定的决策方案，要考虑其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再针对这些问题再做一次决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完善与安全。
我听此话如获至宝，虽已多年，仍铭记在心。
最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提到二次决策的理念。他表示：这次经济危机的问题，就出在每个人都从自己出发就事论事地做出自己认为“可行的”决定，而谁也不思考：大家都这么做，后果会怎样。这如同《第五项修炼》作者彼得•圣吉所说：“大家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最后是一场悲剧。”这就是当前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起源。
决策者怎样应对危机事件 篇4
决策者的压力来源
危机事件中决策者的压力, 是指在危机情境中, 决策者在一定的条件和限制下, 必须尽快做出重要但不确定的决策所引起的个体紧张和焦虑。
其压力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事件不确定的压力。不确定性是危机事件的本质特征, 这种不确定性主要包括:危机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危机事件过程演化的不确定性、危机事件损失的不确定性、危机事件影响的不确定性等。危机的不确定性导致决策者对危机事件的认知非常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 可供决策者控制的决策资源严重不足, 决策者个体满足决策需求的能力与决策需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 决策者在决策时会感到难度大、难驾驭, 焦虑和压力正是这种不平衡在决策者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
2. 责任重大的压力。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规定, 对于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发生严重突发事件, 或未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 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各单位和企业也相应制定了安全责任主管领导负责制度, 一旦决策失误, 导致危机蔓延, 这一切都有可能使决策者压力重重。
3.公众关注和期待的压力。突发性危机事件的破坏性和威胁性使公众对危机事件产生普遍的恐慌心理。如果该事件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更会进一步放大危机的危害性, 加剧社会公众对事件的关注程度, 公众的关注和期待势必会加大决策者的心理压力。
4.媒体舆论的压力。危机事件因其“非常态”而必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如果缺乏有效的应对举措, 极有可能造成舆论引导不当, 催化公众的不安和不满, 形成更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5.时间紧迫的压力。危机决策的压力主要来源之一, 是危机处理的紧迫性。重大危机事件往往会涉及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而且危机的事态发展可能会瞬息万变、错综复杂, 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危机, 后果将不堪设想。时间紧迫是构成危机决策压力的重要来源。
6.资源短缺的压力。危机出现后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源短缺, 由于危机的突发性和紧迫性导致供给危机决策者进行决策的信息不及时、不准确, 处理危机所需的人力、物力超出实际能力, 如何合理安排有限的资源, 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更多的资源, 怎么解决大量的物质需求带来的经济压力, 对决策者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压力对决策者的影响
压力对个体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耶基斯-多德森定律表明, 工作压力的大小与工作绩效呈倒U形的关系。当压力小于个体的应对能力时, 压力能增强行为动机并有利于提高工作绩效, 这时, 压力对个体的影响是积极的。而一旦压力超出了个体的应对能力, 个体会产生一系列身心和行为的紧张症状, 工作绩效随之下降, 这时压力给个体带来的是消极的影响。在危机情境中, 决策者面对的大多是过度的压力, 决策者的情绪、认知和行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容易产生一些不当的行为。
1.仓促决策。决策者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 分析能力受到抑制, 控制能力减弱, 难以进行有效冷静的分析和权衡, 并且急于处理危机事件, 于是在决策时乱了方寸, 决策极可能不妥。
2. 迟疑不决。面对危机, 决策者过高地估计各种困难, 对自身能力信心不足, 从而影响思维的敏捷性和创造性。不仅在决策阶段迟疑不决, 而且在执行阶段也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丧失最佳的决策时机。
3. 消极逃避。有些领导者在巨大的心理压力超过其承受能力时, 完全丧失自信心, 面对危机心生恐惧, 不愿做出决策, 在行为上就表现出优柔寡断和推诿, 或者干脆选择逃避以保全自己。
4. 心怀侥幸。对危机事件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不及时、正确地行动。试图封锁消息、隐瞒不报, 以为不说出去, 就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丧失了控制危机的最佳时机, 造成了危机大面积暴发和恐慌。侥幸心理是导致危机决策失误的重要心理因素。
由此可见, 要提高危机决策效率, 避免决策失误, 就必须让决策者的压力被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能否做到这一点,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是否掌握积极应对的策略。
应对策略
危机压力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应该像应对一般压力那样来应对危机压力, 而是需要根据危机应急性特点, 从提升危机决策者危机处理能力的角度来探讨应对压力的策略。
1.提高决策者的危机认知能力。具备良好的认知能力, 可以使决策者在危机事件面前, 减轻心理压力, 扫除心理障碍。一是提高危机意识。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指出, 领导干部要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 积极应对各种挑战。让危机意识内化成潜意识, 使领导者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和敏锐的直觉, 可以从源头上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 即使危机发生, 也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危机。二是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决策者可以从周围的纷杂环境当中脱离出来, 不受人际关系、利益关系的干扰, 使自己有独立思考的空间, 有助于打破思维定式, 拿出可行的方案控制危机的发展。三是合理认知危机决策。决策学的创始人西蒙认为:“最优化的概念只有在纯数学和抽象的概念中存在, 按照满意的标准进行决策比按照最优化原则更为合理。”善于决策的领导者, 不会等到对事情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后再去决策, 因为条件完全具备之日, 往往是最佳机会消失之时。危机决策者要提高选取满意方案的能力, 以及在危急时刻当机立断的决断能力, 这样会大大减少压力的产生。
2.树立正确的压力意识。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往往比较高, 作为成功人士他们往往喜欢显示自己是生活的强者, 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 多数人在遇到压力时往往不愿意承认自身所面对的压力, 以为承认压力就代表自己软弱。但是压力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不能正视压力, 受到压力的消极影响程度可能加重。因此, 危机决策者要认识到面对危机有压力是正常的反应, 关键是正确认识、分析, 并最终缓解压力。
3.善于运用心理控制方法。决策者应对危机时心理压力增大是正常的变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可以通过运用一些心理控制方法达到心理素质的优化。一是控制干扰。对已经处于压力下的危机决策者来说, 任何细枝末节的干扰都会增加他们的压力, 影响他们决策的质量。所以决策者应该控制进一步的干扰, 让自己不再受其影响。二是思维转移。如果决策者的思想全然被危机的感受所占据, 就会降低应对危机的能力。思维转移是重要的控制方式, 既然事件已经发生, 就要学会视危机为平常物, 冷静理智地去解危。三是直觉联想。直觉的产生是有其思想基础和产生条件的, 直觉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启示, 可以克服思维停滞和思路狭窄。面对危机需要迅速作出反应, 许多危机决策需要领导者具备把握直觉的能力并理性地做出处理危机决策。四是结果淡化。如果过度担心忧虑决策的结果, 只能降低决策能力。可以将事件放入时间机器中去检验, 想象一年或三至五年以后其重要性会变得怎么样, 就会发现, 在时间面前, 当前认为是关乎生死的决策都会弱化其影响力。这样就会减轻决策时的压力。
4. 提高应对危机的承受力和调节力。危机处理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每个人应对危机的承受力和调节力。丰富的危机管理知识和经验, 能够帮助决策者提高应对危机的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 它使决策者能够对危机进行正确的认知和评价并采取恰当的危机应对措施。一是通过培训增加决策者危机决策的相关知识;二是通过模拟训练使危机决策者直接从生理上和心理上体验危机;三是在日常工作中主动积累危机管理方面的经验。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决策优化 篇5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 决策优化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引进才逐渐兴起的。2003年初春，在我国发生的“非典”事件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对政府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使我们对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必要性和路径选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 概念界定
关于“公共危机”，目前国内有不少称谓，如“突发性危机”、“突发事件”、“紧急事件”等；为了区别企业等私部门的危机，又有了“公共危机”、“公共部门危机”、“突发性公共事件”及“政府危机”等概念。对于什么是公共危机，我国学界讨论的并不多，大多是借用国外学者对“公共危机”的定义，其中普遍倾向于采用美国著名学者罗森塔尔的观点：即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
所谓的“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2]。随着全球范围内公共部门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相对于私部门危机管理而言，学者们将更多的笔墨转向了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与此相关的还有“公共部门危机管理”、“政府危机管理”等两个经常出现的概念。“公共部门危机管理”与“政府危机管理”本质与内涵是一致的，只是外延上有所差异。
近年来我国学者有关危机管理的研究，除了少数以“企业公共管理”或“企业危机公关”等为关键词外，其它冠以各种名称的有关危机管理的研究，一般都是指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危机管理。
2 政府决策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关系
由于公共危机所特有的破坏性、公共性、紧迫性等特点，公共危机管理已经成为对政府全面治理能力特别是在紧急状态下的决策与处理能力的重大考验。政府的责任使政府成为公共危机管理最主要的承担者，而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途径，其制定与执行决定着公共危机化解的成败。反之，通过公共危机的有效管理，亦能对政府决策有所促进。
2.1 公共危机管理实质上是一种非常规化的决策过程 现代民主社会中，政府是民众选举的产物，政府的权利是民众赋予的公共权力，现代民主政治程序使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既能体现民众意愿又能受到民众监督。因此，现代国家的政策普遍被称为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就是一种社会的公共选择的过程。而公共危机决策则是典型的非常规化决策，具有明显的不可逆转性，需要在相当有限的时间和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做出重大决定和快速反应。
2.2 公共危机管理对政府决策的促进 公共危机管理往往要求政府采取非常态的政策手段，来应对和解决危机。面对以处理公共危机为内容的决策，政府在其政策制定的程序设置上必需做出调整，如：在传统的政策议程基础上辅以公众议程、媒体议程等，形成多元良性互动，以增强公众对政府决策及其执行的认同和支持，扩大决策者的注意力资源，提升政策的执行力度。同时，政府需要实时监控政策实施的效力和效果，并根据公共危机的发展态势，及时做出政策回应以增强其针对性。
2.3 政府决策关乎“危”、“机”转化 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既要果断应对难以预料的“危”害，又要敏锐发现非常状态下蕴藏的“机”遇，理性认识危机事件中“危”、“机”并存的双重效果性、相互依赖和转化的辩证关系。公共危机的危害性和破坏性有有形的和无形的、现时的和长远的之分，如果决策者能正视危机并措施得力，危机便可能促进制度的革新和环境的变革。因此，政府决策需考虑如何转“危”为“机”，促进公共危机之后各项事业的有序发展。
3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决策优化
3.1 政府决策的目标确定 确定决策目标是有效化解公共危机事件的关键。对于公共危机情境下的决策，其目标应当是尽量使决策者能够摆脱被动，掌握主动，取得公共危机管理力，以控制和化解公共危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使得公共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因此，政府在决策之前应该先掌握危机性质、时间、原因、规模、发生地等有关信息并加以准确分析和认定；要充分发挥信息时代组织开放化、网络化的特征，改革传统的封闭的政策制定体制，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信息公布机制，拓展公民的多种参与渠道。
3.2 政府决策的原则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要部门，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的生命安全为重、以人的生存环境为要，用最有效的措施保护人，尽最大的努力拯救人的生命，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根本出发点。公共危机管理的整个过程和一切活动，必须以此为基础和旨归。决策时只有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才能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在提升政府决策合法性与效率的同时，增强社会的协调性与稳定性。
3.3 政府决策的公开透明 在公共危机发生的特殊时期，部分政策或制度出台仓促，很容易出于公共安全的目的而损害部分群体的利益。多元主体（即政府、利益集团、公众、媒体舆论等）的政治互动就可以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加以影响，促进政府权力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化，有效遏制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违规和侵权行为。为此，政府要及时公开、披露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信息，运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将政府组织制定和修正政策的过程与公众沟通，保障其能够充分参与决策过程，并在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中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和营造良好的决策社会环境。
3.4 政府决策的“外脑”运用 公共危机情境下，决策环境瞬息万变，政府部门要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做出决策，如何充分发挥专家辅助决策的功能成为关键。通过跨学科、跨部门的学科互补和综合优势以及在信息分析、科学预测、制定方案等方面的强强合作，进一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决策的理性程度，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3.5 政府决策的复杂化问题处置 急剧的社会转型，深刻的社会变迁，各类公共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及其连锁反应，考验着政府处理复杂化问题的能力。首先，加强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的配套建设，弥补公共危机决策的制度缺陷。其次，需不断提高决策者的素质，提高决策者的群体能力，优化决策群体的人员构成，强调群体内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配合与协调，增强决策群体对危机的感应、认知和应对能力，从而提高决策质量。
3.6 政府决策的公民社会作用发挥 政府需要具有整合动员公民社会的能力。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构成部分，其行动主体是各种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能够弥补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失灵”的缺陷，增强全社会承受风险的能力。
让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直接参与者、监督者和反馈者。“任何旨在预防和解决公共争议的措施的执行，其基础必然是拥有一个充分知情的群体”[4]。首先，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公众作为直接的接触者，成为最可靠的危机信息提供者与反馈者，有助于政府能够及时做出应对危机的决策。其次，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由于牵涉相关利益者众多，为避免争议和保证政府行为的公平、正义，公众及公民社会组织的介入和监督就十分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道德风险和政府寻租行为。最后，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向政府提供最为客观和准确的公共政策实施效果信息，利于政府有关部门客观总结公共危机管理的经验教训，防止出现互相推诿、隐瞒事实和淡化影响的倾向。
参考文献：
[1]杨安华.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综述[J].江海学刊，2005（1）：75.
[2]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3（7）：7-9.
[3]张小明.从SARS事件看公共部门危机管理机制设计[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3（5）：20-22.
[4]（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M].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1.
本文为2011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批准号：HZ201140）的研究成果之一。
危机/应急决策 篇6
[关键词]多源流；危机决策；理论模型
近年来，社会趋于多元化、复杂化，国内外公共危机频繁发生，危机管理受到重视。本文将目光集中在危机管理的核心——危机决策，依靠公共政策分析的多源流理论，试图从多源流角度寻找影响危机决策的溪流，寻求其内在联系、建立变量关系，架构危机决策的信息流模型，并以此前提分析危机决策的内在机制。
一、多源流理论
多源流理论是由美国著名政策科学家和政治学家、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金登在其代表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的。多源流分析的前提——现代工业社会的大多数政策并不是单由政府组织和计划的，而是由公共政策的子系统来完成，这个子系统是由公共组织、私人组织甚至个人组织的多元集合。公共问题登上政策议程是问题、政策以及政治三大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多源流危机决策模型的理论假设
（一）适用性分析
1、符合社会现实环境
首先，多源流理论中，政策议程的建立都是在民主政府的前提下完成的。这是多源流理论的前提。当前的多数国家处于民主的环境中，危机决策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同样遵守和贯彻民主原则。在极为紧急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种情况的存在——民主的程序被略过，决策被迅速制定，以遏制逐渐恶化的态势。
其次，在本文的危机决策模型中，决策主体受到不同利益团体的影响，如大众媒介、公民、危机受害者、政府和其他组织等。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利益多元化是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积极因素。本模型的这种利益多元化、权力分散化的格局更符合现代网络状社会的发展特点。
2、符合多源流理论特征
多源流理论模型具有目标模糊（problematic preferences）、流动性参与（fluid participation）等特征。目标模糊意味着目标可以根据即时的情况加以调整。流动性参与是指参与决策人员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危机具有时间紧迫、复杂多变等特征，因此危机决策也受时间要素和情境要素的影响，决策主体需要根据危机形势的变化对政策方案进行调整，而决策主体也会受到各方利益的影响，参与决策的人员有可能变更。
（二）理论假设
本文危机决策的过程看作是民主社会中一个政策制定的过程。本文将以危机决策的制定为中心，构建一种由三股源流所影响的框架模型，探讨各个源流的影响因子，分析内在的运作机理，总结对危机决策的作用与意义。
然而，危机是千变万化的，不存在涵盖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危机的普适模型。危机的紧迫性决定了影响决策的各个要素在“政治系统的黑箱”中停留的时间很短暂，对政策的影响力也各不相同，有时决策的制定会忽视甚至牺牲危机中某些利益相关方。同时也可能会出现上文提到的危机决策被期望迅速制定的情况。因此本文仅做过程分析，而不讨论决策质量的优劣。
三、多源流视域中危机决策框架分析
危机是偶发的，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以常态的形式存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文化信仰等都会对社会中的人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不论何种危机形式，不论危机决策者如何制定政策，这些社会背景总会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内在的影响与作用。
（一）问题流
危機决策的问题流是指需要政府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来解决的事件。问题流的来源主要是危机，危机的发生可能是突发性事件，例如自然灾难、国际冲突、技术灾难等；也可能是政府关注的某些指标的重大变化使问题被凸显出来，例如当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基尼系数超过0.4时就表明此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一种警戒状态。
（二）政策流
政策流是指危机决策讨论、产生、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大多是在“政策共同体”中发生的。这里所说的“政策共同体”由某一特定领域中的专业人员组成，成员会包含高层领导者、危机预测人员、信息采集人员、政策分析人员、数据评估人员等。领导者创造一种小组成员平等发言的环境，确保所有相关的信息和见解都能提交考虑，并且在作出决定之前，有效的辩论和表达得以实现。[1]然而危机的特征给这一程序的可行性设置了障碍，在危机的严重阶段，陡然的速度使得集体很难采取这样高度程序化、深思熟虑而又耗时的集体评议模式。[2]但是在政策产生的过程中，共同体仍然要考虑决策的技术可行性、价值一致性、公众接受度等要素，这直接影响到危机决策的后执行阶段。
（三）政治流
政治流是指对危机决策产生影响的政治过程，主要由民族情绪、公共舆论、利益团体、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政策流主要分布在危机决策的政府内部参与者中，而政治流主要发生在危机决策的政府外部参与者中。危机发生后，国民情绪、公共舆论、利益团体等可以让某些民众期待的应对措施登上决策议程，甚至可以居于议程的显著位置。而官僚政治的存在主要关系到危机决策的协调，有些组织在危机中明显的不愿意同其他组织协作，政治流中的各种力量在寻求平衡的过程中通过政治的艺术——妥协和讨价来完成。[3]
（四）干涉变量
干涉变量指的影响危机决策的方法手段。干涉变量来源于行为学家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他认为冲突包括三个要素：即输入﹑干涉变量和输出。输入部分是指冲突的根源；输出部分是指冲突的结果；干涉变量是指处理冲突的手段。在本模型中，干涉变量包括政策窗口，决策促进者等。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股溪流最后在政策窗口汇聚，当政策窗口打开时问题就会被提上政策议程。而政策之窗的开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源流与政治源流的重大事件。它类似于拉雷·N·格斯顿的触发机制，触发机制就是公共政策的催化剂，这种催化剂的作用取决于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范围、强度和触发时间。[4]危机本身和危机发生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都能促使窗口打开——危机决策被制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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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促进者就是危机决策的领导者和倡导者。政策促进者不是全能的决策者，而是作为一个能够提供有效的政策制定和协作进程的设计者、促进者和保护者。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有应对压力的能力和果断的精神。
（五）机理分析
①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制度结构、社会文化信仰等关乎社会中人的思维意识。这些社会背景影响了人们对事件严重程度，是否构成危机以及危机的类型的认知——问题流；决策是否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执行以及决策与公众文化信仰的价值一致性和接受度——政策流；危机发生后民族情绪、公共舆论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政治流。社会背景对三股源流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图中用虚线表示。
②一旦危机经问题流确定下来，就会进入到政策讨论和产生阶段。
③危机决策的制定需要考虑政治流中的民族情绪、公共舆论、利益团体、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等要素。
④紧急情况下，危机决策可能会跳过政策流与政治流直接进入政策窗口，由政策促进者做出决策。
⑤危机决策经三股源流汇集进入干涉变量。
⑥干涉变量促进了危机决策的建立。
⑦三股源流可能不经过干涉变量，不需要其促进直接能够建立危机决策。
⑧危机政策建立后，可能会出现危机并未终结的情况和新危机产生的情况，此时将重新进入问题流，进行政策的建立过程。
图3-1：多源流危机决策模型图
本模型是闭合回路，从问题流出发，存在多种路径到达政策建立。第一，问题流经由②进入政策流，再经由③进入政治流，三股源流集聚经过⑤汇合入干涉变量，经由⑥到达政策建立。第二，问题流经由②进入政策流，再经由③进入政治流，三股源流不经过干涉变量，不需要其促进直接由⑦建立危机决策。第三，从问题流经④进入干涉变量，跳过政策流与政治流直接进入政策窗口，由政策促进者做出决策。
四、结论
本文将危机决策看作一种政策制定的过程，试图建立一种模型分析危机决策的影响要素和内在机制。此模型的建立参照了约翰·金登教授的多源流理论，将影响政策建立的三股源流與危机决策结合起来，从政策制定角度分析了在危机中，不同的要素与决策的关系，并用图表将模型中危机决策的路径描绘出来。
本模型不仅可以解释西方国家的危及决策过程，而且对我国的危机决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在对待危机的态度上，政府可以转变传统的观点和做法，不应该将危机压制、遮蔽，而应当将危机视作一种契机积极采取措施，弥补政策的缺失。其次，在危机政策制定过程中，多元的政策参与既有利于群策群力从而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同时也有利于政策各方利益的均衡与妥协，保证政策为各方所接受从而提升政策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George， A.L.and Stern，E.K.（2002） “Harnessing conflict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From devil’s to multiple advocacy，”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2：484-508.
[2]阿金·伯恩.危机管理政治学——压力之下的公共管理能力[M].赵凤萍，胡杨，樊红敏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67.
[3]曾令发.政策溪流：议程设立的多源流分析——约翰·W·金登的政策理论述评[J].理论探讨，2007（3）.
[4]拉雷·N.格斯顿.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原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2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