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伦理（精选四篇）
生存伦理 篇1
一、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 , 构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念是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选择。人类对自然进行的无限度开发和索取 ,造成了生态的严重危机。征服自然做大自然的主人,这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光荣与梦想。人类自进入工业化以来 , 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 , 也由此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 , 迫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但是最终能否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不仅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底线即生存问题,而且同时还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上限即发展问题。 当代所谓人类困境主要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人的活动造成的,是只注重人的利益和价值的实现而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生态困境和资源困境显示了“征服自然”观念的极限:资源困境表明人类扩张行为对自然界产生了过度损耗,生态困境则表明人类整体上有被逐出生命循环圈的危险。
对现实困境的进一步思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提问:为了未来人类长远的共同利益而抑制扩张主义价值观,是否将会导致现实人类社会引以为自豪的创造力被扼杀?是否会导致在平均主义主导下的人类贫困化?依据“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法理,在面临人类整体的生存困境面前,是否有理由为了保存其中的一部分而舍弃其余?这样的选择是否将导致人类道德的沦丧、导致人类社会的野蛮化?人类个体的存在价值是什么?人类整体的存在价值又是什么?难道人的出现只是“上帝”在寂寞时的无聊之举,抑或基因变异中的一种偶然性尝试?
首先的问题是,自然界有没有价值?儒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再进一步讲,自然界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人类生存之源。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内在的,目的性的,不是外在的,因果性的。也正因为如此,人对自然界有亲近感,有敬畏之心,有报本之情,并把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和谐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目的。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与自然界的其他成员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人类必须友善地对待它们,寻求一种非功利性的宽容、和谐。在自然界中人类并非至高无上,人类没有特权任意支配、统治、主宰自然界以及其他一切生物,人类必须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资格和权利。自然界可以没有人类,没有人类的自然界仍然生机盎然、千姿百态;但是人类不能没有自然界,失去自然的依托,人类只有毁灭这一条途径。恩格斯也说过,“我们不要过分的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于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2]
二、儒家生态伦理观的内涵
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秩序中的一个存在,自然本身是一个生命体,所有的存在相互依存而成为一个整体。儒家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不分”。儒家认为“天”是具有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的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3]这个天就是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自然界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受人类主观意志的支配,正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4]因此,人类在为自身的生存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过程中必须把这种改造和利用限定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遵循上,即“制天命”须以“应天时”为前提。否则,就会破坏和危及人类的生存基础。
1.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节约自然资源,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流和内核。
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自然资源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周文王在临终前嘱咐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升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 [5]周文王这番话是在训诫自己的接班人时说的,足见他把生态资源的保护看成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治乱兴亡的首要大事。 儒家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6]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儒家主张人应节制欲望,以便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状态。他认识到,只有重物节物才能使万物各按其规律正常地生生息息,人类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资源。 儒家的自然观认为,人类应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很少能够尊重自然,不能从长远和全局考虑如何更好地与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协调发展。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速度超出了人类自己的预料,同时也正在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自食恶果。江河洪水泛滥,资源枯竭,宇宙射线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所有这些都警示人类:自然不是可以随意盘剥的对象,而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
2.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思想范畴,由家庭、社会进一步拓展到生态自然,把对待生物的态度看作是道德问题,初步实现了由家庭伦理、社会理论向生态理论的拓展。虽然受时代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所限,儒家理论思想还仅限于朴素的理论范畴,缺乏系统和科学的论证,但它给后人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供了诸多启示,那就是要提倡生态道德,按自然规律办事,节约自然资源。 儒家生态理论思想表达了人类对价值,对精神归宿的探求与追寻。生态道德不仅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对话,更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和要求。有道德才能高尚,有修养才能文明,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才能自觉遵循保护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履行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在“人类利益是终极而唯一的价值”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人类在发展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加重了人们对生态伦理道德意义的关注。
三、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启示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天人合一”要求人们从超越天、地、人的立场,从大系统的角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一思路看,人与自然是统一和谐的关系,从最终意义讲,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天人合一”论具有强烈的泛道德色彩,它将人的仁爱的本心、本性推及宇宙万物,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张载的“民胞物与”,程颐、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均是这种推及的具体说明。儒家生态思想能够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使全社会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得到加强。诚如恩格斯所说:“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 。[7]所以人类文明和人类困境、创造价值和付出代价,这都是由人的实践造成的,功劳和责任全在于人本身。建立真正的“天人合一”观,即所谓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之间应处于一种互动的和协调发展的状态,人一方面尊重大自然,另一方面又合理地利用大自然。这种和谐相处,是建立在对天与人的理性认识之上,对促进人类生存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人类文明与大自然永恒的话题——和谐,从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悟出“生态和谐”的真谛,与全人类一道,凭借自己的理性思维和实际行动保护好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共同努力,创造出一个绿色文明的21世纪。
摘要：博大精深的儒家伦理思想为摆脱人类生存困境,构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念,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儒家,伦理,困境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8.
[2]张曙光.重视生存问题,建构生存哲学[J].哲学动态,2001(10):13-14.
[3]李浴华,等.论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131.
[4]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李浴华,等.中庸[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202.
生存伦理 篇2
摘 要：艾丽丝·沃克小说的生存伦理价值值得深入研究。《紫色》中，她为我们呈现了一位黑人女性从麻木不仁的生存状态一步步觉醒，最后在姐妹情谊的温暖中、在与异性的和解中重新获得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从而实现理想生存的完整过程。本文从生存伦理视角，解读这一美国黑人女性生存伦理的演绎过程，体味作家对人生的思索。
关键词：《紫色》 黑人女性 生存伦理
《紫色》是艾丽丝·沃克的代表作。1982年刚出版，即畅销全美，赢得了大批读者。1983年，它又连续获得美国文学三项大奖：普利策奖、全国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该书描写了一位黑人女子西丽从童年到中年的遭遇。虽然作品篇幅不长，但内涵十分丰富。“美国之父”富兰克林曾在其自传中提到“使徒口头行善只劝告那些衣不蔽体、饥肠辘辘的人们要穿衣吃饭，却不告诉他们能在何处通过怎样的方法获得衣食”。[1]对比使徒，沃克的这本小说可以说是美国黑人女性真正的“自救生存手册”。自问世以来，批评者们从主题、人物刻画、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原型批评等多种视角对该小说进行了解读。无疑，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它的理解，但如果从这些之外的另一个角度——文学生存伦理学的角度——对它进行重新解读，则从中所获得的新发现同样令我们欣喜不已：这就是女主人公身上所表现出的独特的黑人女性生存伦理。
“生存伦理”，顾名思义，是基于生存需要人与其他人或事物结成的关系。“生存伦理”所关注和反映的是生存需要和其他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生存与主体生命的尊严、生存与主体的独立和自由、生存需要控制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生存与求生方式等。[2]在小说《紫色》中，各色人物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诠释着不同的生存伦理。本文以女主人公西丽为分析重点，探讨她的黑人女性生存伦理的演绎过程。
一、麻木不仁的苟活——以生存为中心
《紫色》的背景是美国南方的小镇，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一直到二战结束。受长达数百年奴隶制的影响，美国南方不仅留有臭名昭著的黑人奴隶制度的残余，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也根深蒂固的存在了很长时间。一直以来，奴隶制下的男黑奴被视为牲畜，成为白人奴隶主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而黑人女奴则是这个地球上受压迫最深重的群体，除了要像男奴一样劳作外，她们还经常遭受奴隶主的性侵，忍受他们非人性的凌辱。甚至在她们自己的家里，还要忍受丈夫的歧视与虐待。于是就有了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中的“在我看来，黑人妇女真的就是这世间的一头骡子”[3]以及沃克眼中的“她们被悬吊在历史的时空中……她们走投无路，她们根本动弹不得”[4]这样的描写。正是基于这种生存境况，美国黑人女性传统的生存伦理观就具有悲剧性的特点：为了生存，可以忍受一切苦难甚至非人的待遇，命重于理，生存第一。“活下去”成为黑人，特别是又肩负着抚养孩子这一艰巨任务的黑人妇女的一切行动的前提。[5]
小说中前半部分的西丽就是这样麻木地苟活着。在被继父性侵怀孕后，她被剥夺了上学受教育的权利，在家里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在被继父玩腻后又像商品一样被卖给了X先生。在这一过程中，西丽根本没法选择她的生活，因为从一开始她就被继父剥夺了话语。福柯认为：“影响、控制话语运动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6]在西丽的母亲死后，继父成为一家之主。他拥有最高权力，所以西丽只有默默地服从，嫁给对她完全没有爱情的X先生。婚后事实证明她就像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指出的，妇女的“身体特征似乎又决定了她们是男人便利的用具。男人们可以任意驱使、盘剥、玩弄她们，而她们同时扮演着奴仆、性伙伴以及生育、教育和监护子女于一身的多重角色。”[7]X先生只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以及照料家务看孩子的老妈子，还动不动就打她，可就在妹妹耐蒂为她鸣不平想让她斗争时，西丽却说：“可我不懂得怎么个斗法。我只懂得，要活下去”[8]。当姑妈也劝她和X先生以及他的一群自私的孩子斗时，西丽更是语出惊人：“我啥也不说。我想起耐蒂，她死了。她斗过，她逃跑。这有啥好处？我不斗，人家叫我在哪里，我就待在哪里。可是，我还活着”[8]（P23）。从这两处我们可以看出，西丽早已经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地位，她甚至对自己说：“西丽，你是棵树”[8]（P24）。这样的麻木不仁，正是一种“以生存为中心”的自我保护生存伦理观的体现，也是她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结果。
小说中最令人惊骇的是当X先生的大儿子哈泼向她讨教“治妻之道”时，西丽没有告诉他不能诉诸武力，更没有告诉他夫妻应该平等互助、相亲相爱，而只说了两个字“揍她”[8]（P38）。这两个字与《秀拉》中的夏娃纵火杀子以及《宠儿》中的赛丝锯断幼女喉咙一样，有着惊人却发人深省的效果。至此，西丽的麻木心理已经上升到了可怕的扭曲阶段，她已经超越了索菲亚口中的母亲的形象：“她受我爹管，她给我爹踩在脚下”。[8]（P42）她不仅被X先生踩在脚下，甚至成为他的帮凶。从伦理的层面上讲，她这种行为虽然有悖于常情，但也从侧面反映了黑人妇女受父权制社会伦理陋习的毒害之深。也许在父权制文化的束缚下，西丽早已把性别主义的价值标准和男权规范内在化，不自觉地认同了男人为女人设定的角色，认为这就是当然的生存状态，所以当她看到桀骜不驯的索菲亚时，本能地想到哈泼应该像X先生驯服自己那样驯服索菲亚。
二、姐妹情谊唤醒的新生——追求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生存伦理 篇3
一、生存伦理的涵义
在斯科特看来, 生存伦理存在于大多数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里, 它根植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 是一种道德原则和生存权利。大多数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面对着非常严重的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 但却往往缺乏应对这些风险的资源, 所以常常会陷入生存危机。他们生活在贫困线的边缘, 因此很少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所阐述的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生产。更为普遍的情况是, 他们并不想通过高风险、高收益的途径来获得更多的收入, 而是尽量避免可能会威胁到生存的危机的发生。也就是说, 在做决策的时候,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保证生存的需要, 即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于是, 对于税收和租佃制度, 农民评价其好坏的标准并不是“被拿走多少”, 而是“剩下多少”, 也就是看税租之后的剩余能否满足生存需要。斯科特认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 前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围绕生存伦理这一问题而组织起来的, 它“旨在最大程度地减少其成员由于有限的技术和变幻无常的自然条件而必然遭遇的风险”。
虽然斯科特提出生存伦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农民的道义经济, 并用以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的政治活动, 但是, 生存伦理所隐含的农民对于风险的规避以及由此形成的农村社会分散风险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农村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生存伦理与农村非正式保险制度
斯科特指出,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生存危机, 农民自身、农民与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村庄“精英”之间经过长期互动形成了一些“防范措施”和“减震器”, 以调整风险在农民自身和村庄内部的分摊比例。实际上, 这些所谓的“防范措施”和“减震器”就是现在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非正式保险制度。
1.非正式保险制度产生的动因
(1) 农民受生存伦理制约进行自我保险。
在生存伦理的制约下, 为了避免陷入危机, 生活在贫困线边缘的农民会根据多年形成的经验, 利用自有资源采取一些相互独立的风险应对措施。这些措施能在家庭内部起到“缓冲器”或“减震器”的作用, 可以在危机发生时帮助家庭减轻影响或降低损失。
(2) 农民出于互惠的目的结成保险网络。
根据斯科特的描述, 农民为了在其生活陷入经济危机之时能有外部的“减震器”或者“缓冲器”, 往往会在家庭之外组成一套网络和机构。这些网络和机构的形成, 通常以内部成员的互惠和互助为基础。一旦农民获得了网络内部其他成员 (亲戚、朋友和邻居等) 的帮助, “他就把对于自己的劳动和资源的索要权”让渡给了对方。也就是说, 当帮助其脱离困境的成员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也需要伸出援助之手。
(3) 村庄“精英”迫于压力向农民转移资源。
此外, 诸如地主之类的村庄“精英”在其邻居或者亲友陷入困境的时候也会慷慨解囊, 并不时为村庄贡献一定的公共服务。多数时候, 这些举动是迫于压力做出的, 因为在村庄“精英”和国家强制手段的控制都非常有限的农村地区, 对农民表示出某种尊重, 为其提供适当的生存保障是保证持续劳动供给的唯一办法。而且, “精英”非常清楚, 如果在农民处于危机关头时视而不见, 那么走投无路的贫困农民会奋起反抗。
2.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基本形式
(1) 农民的自我保险。
农民的自我保险是指农民通过生产安排和资源分配的自我决策来分摊风险, 它有横向风险分摊和纵向风险分摊两种方式。横向风险分摊主要是指采用多样化的方式来分摊风险。斯科特提到的使用多个品种、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在分散的地块上耕作以及通过多种渠道获得收入等均属于这种风险分摊方式。但是, 横向风险分摊的作用比较有限, 采取这种方式之后, 农民收入的波动程度依然很高。这主要是因为农民可选择的获取收入的渠道相当有限, 而且, 这些收入渠道趋向于同时变动。例如, 遭遇旱灾时, 不仅农民的农业收入会降低, 非农收入也会降低, 因为农业收入的降低导致了对非农服务需求的下降。横向风险分摊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 在一些资源较为贫乏的地方, 农民只能采取保守的耕作方式, 专门从事低风险、低回报的经营活动。
纵向风险分摊是指农民把风险进行跨时期分摊, 即在好的年景积累资产, 在遭受冲击时出售资产, 以此实现收入在不同年份之间的平均。斯科特提到的家庭储蓄以及购买和变卖耕畜就属于这种类型。不过, 这种风险分摊方式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会遇到两个主要问题:一方面, 许多农民对当前消费的估价高于未来消费, 因此缺乏一定的储备资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资产的价值通常与收入变化呈正相关关系, 所以, 在最紧要关头资产的价值可能会最低。例如, 农民在遭受灾害的时候往往会通过出售耕畜的方式来度过难关, 而这时候耕畜的价格却很低, 因为大部分农民都在出售耕畜, 却很少有人买入耕畜。
(2) 农民的群体保险。
除了进行自我保险之外, 农民还会使用基于群体的风险分摊方式。他们通常在一个社区内部或多个家庭之间组成一个互助网络, 并通过整个网络来分摊风险。斯科特提及的能起“减震器”作用的网络和机构就属于这种类型。群体保险网络经常存在于一个社区内部、一个家族群体内部或者同种职业的成员之间, 它基于一种互惠的预期而组织起来, 并通过成员间的转移支付、礼品赠送以及相互借款等方式来运作。在网络内部, 当一个成员遭受冲击之后, 其他成员会向其转移资源, 帮助其度过难关。资源转移可以分摊风险, 但同时也能增强群体的凝聚力。群体保险的关键特征是互惠, 但是, 对于互惠行动没有外部约束, 仅靠群体的自我加强来实现。所以, 通常情况是, 在普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群体的约束力并不能充分保证所有成员都进行资源转移。此外, 群体保险只能用于分摊一些单一性的风险, 对于整个群体面临的协同性风险却无能为力。
三、当前中国农村保险的基本状况
虽然仅以20世纪初东南亚农村的实际情况为基础, 但是生存伦理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 在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农村, 生存伦理仍能得到较为充分地体现,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然而, 不可否认, 我国农村还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07年底, 按785元的标准测算, 我国尚有农村贫困人口1479万人;按786～1067元的标准测算, 我国仍有农村低收入人口2841万人。这些贫困农民非常脆弱, 即使是轻微的冲击也可能给他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对于他们而言, 关键的问题是保障基本的生存条件, 而不是追求最大化的收益。
然而, 中国农村目前所处的环境跟斯科特所研究的东南亚农村大相径庭。经历了约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中国农村市场化程度正不断提高, 人口流动性逐步增强, 与外界交流越来越广泛。而且, 中国早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正逐渐融入到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 非正式保险机制也渐渐开始失去作用。首先, 多样化的种植策略虽然能够分摊一定的自然风险, 但是, 却难以分摊伴随着激烈市场竞争而产生的越来越高的市场风险。现在农产品价格普遍较低, 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非常普遍。其次, 在资源比较有限的情况下, 纵向的风险分摊会逐步耗尽农民的资源, 使其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陷阱。最后,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使农村群体保险组织面临严峻挑战, 群体保险也渐渐失去作用。目前, 在很多所谓的“空心村”里, 群体保险组织都已土崩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 正式的保险制度却没有及时跟进。由于国家财力有限, 社会保险体系还远没有完全覆盖农村。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例,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2006年底, 全国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仅为5373.7万, 还不足当年乡村人口总数的8%。虽然商业保险公司已经在农村开展业务, 但是, 贫困的农民通常难以支付高昂的保费, 参加者寥寥无几。以人身保险为例, 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 2004年, 全国县域人身险保费收入为958.74亿元, 占全国人身险保费收入的29.7%, 而目前全国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县域, 达到9.5亿人, 由此可见, 中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还极不发达。所以, 贫困地区的农民只能依靠保守的耕作方式来规避风险。然而, 保守的耕作方式既无法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 也无法规避来自生活方面的风险, 而且还是导致我国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的重要原因。
四、生存伦理对中国农村保险的指导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农村保险的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 一部分贫困农民受生存伦理的支配, 千方百计地避免生存受到威胁;另一方面,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破坏了原有的非正式保险体系, 而正式的保险制度一时之间难以普及。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尽快采取有效的政策干预措施, 为农村贫困家庭提供必要的保障, 否则将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1.尽快在农村普及社会保险
我国农村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和人口流动都将逐步加快。在这样的条件下, 发展非正式保险已经不合时宜, 而商业保险是市场化经营, 以盈利为目的, 通常收取较高的保费, 在短时期内还无法进入贫困家庭的消费能力之内。社会保险则不同, 它是第一层面的保障, 也是政府提供的最低层次的保障, 有政府财政作为支撑, 能够满足大部分贫困农民的需要。但是, 目前我们国家财力有限, 还不能在农村全面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鼓励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先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 或者针对农民面对的主要风险部分地建立社会保险制度, 在此基础上逐步拓展范围, 并最终实现社会保险对农村的全面覆盖。
2.健全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在尚无能力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地区, 需要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救助是国家与社会面向由贫困人口和不幸者组成的社会脆弱群体提供款物救济和扶助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它通常被视为政府的当然责任和义务, 一般采取无偿救助的方式, 目的是帮助弱势群体摆脱生存危机, 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可以看出, 社会救助是专门帮助生活在边缘线的贫困农民应对生活风险的一种制度。虽然我国农村都已经建立起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但是, 现有的制度还不健全, 存在不少缺陷, 如救助面小、救助水平低和管理制度不规范等, 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助作用的发挥, 因此需要对制度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
3.通过各种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建立完善的农村保险体系, 从根本上保障贫困农民的生活, 最关键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收入。不难看出, 社会保险体系之所以迟迟不能全面覆盖农村, 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而恰恰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农民生活水平难以得到有效改善, 生活一直比较困难。可见,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良性循环的过程。只有发展农村经济, 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才能使贫困农民摆脱生存伦理困境。同样, 只有经济得到发展, 政府财力才会充足, 才能够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从而为农民提供更加全面、高质量的保障。
参考文献
〔1〕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2〕李扬, 陈文辉.中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
〔3〕马小勇.中国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分析——以陕西为例[J].中国软科学, 2006, (02) .
生存伦理 篇4
一、劳拉的自由之欲
劳拉是一位拥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女性, 具备就业的能力和选举的权利, 是二战后知识女性的代表。劳拉的身上体现出女性的自我认知及自我觉醒历程。
1. 孤单的书虫
劳拉的性格内向、自闭, 不善于与人交往, 她唯一的嗜好就是酷爱读书。在成为战争英雄丹的妻子之前, 劳拉“从未被人追求过, 也未被人珍爱过, 总是孑然一身, 孤孤单单地读书”, 可是丹却深深地爱上了她, “于是, 她现在成了劳拉·布布朗朗, , 而而劳劳拉拉··齐齐尔尔斯斯基基, , 那那个个孤孤独独的的女女孩孩, , 那那个个成成年年累累月月死读书的女孩已不复存在”。书籍能够让她感到平静和满足, 找到心灵的慰藉。放下书, 走下楼梯去面对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对她来说似乎是“走入冰冷的水里”, “若是在另一个世界里, 也许她会把自己的一生用来读书。”著名意识流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代表作《达罗卫夫人》是劳拉的最爱。她痴迷于作者创造出的那个女性幽深、
敏感、迷茫的精神世界。劳拉忘我地感受着书中女主人公的痛苦、无助和绝望, 惊叹于作者语言的精妙和神奇。故事中女主人公达罗卫夫人的生活和经历引起了劳拉的共鸣, 她从她的身上发现了真实的自己 :贤妻良母的外表下掩饰了一个“痛苦呻吟的灵魂”。
2. 隐秘的同性恋情结
劳拉的心里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她对邻居和朋友基蒂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基蒂出身于富贵之家, 乐观、自信, 善于交际, 充满快乐和激情, 具有无法抵御的魅力。“令她惊奇 ( 有时甚至令她恐惧) 的是, 她太沉迷于与基蒂的友情之中。” (105) 基蒂的突然拜访使她狂乱、激动、恐慌。当得知基蒂患病, 需要手术治疗时, 劳拉悲从中来。怀着深深的不安和疑虑, 她情不自禁地把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的基蒂搂在怀中, 感受着基蒂的痛苦和绝望。无言的相拥中, 悸动的灵魂触碰在一切, 感慨时间的无情、世界的冷漠和残酷 ;那些年轻的岁月、曾经飞扬的青春、炫目的光彩都被时间和这个世界微妙地抛到了后面。在迷乱的思绪中, 劳拉莫名其妙地亲吻了基蒂。这种美妙无比的激情让劳拉迷惑, 更使她深感愧疚。劳拉的心里深深地隐藏着这个无以言表, 却让她回味无穷的秘密 :她与基蒂的吻。
3. 对独立封闭空间的渴望
劳拉渴望身体的自由、渴望灵魂的自由, 她迫切地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封闭的, 完全由自己掌握和支配的空间去释放被压抑的自我, 让身体和灵魂感受到快乐清新的自由之气。她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照看, 自己开车找到了偏僻、寂静的诺曼底旅馆, 要了十九号房间, 一个“自己的房间”。她尽情享受只有自我的时光, 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只有在此时, 她的身体和精神世界才完全属于她自己。她尽情地享受着这自由的感觉, 似乎自己已经不复存在, 融化在无边的自由之中。
二、劳拉的伦理困境
劳拉渴望读书, 希望自己有权利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可是, 她却做不到。她的伦理身份与自由之欲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1. 自由之欲与社会伦理的矛盾
每每个个人人都都有有一一个个属属于于自自己己的的社社会会身身份份, , 社社会会身身份份决决定定着着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依靠每一个拥有社会身份的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社会对其每一位成员都有一定的规约和限制, 劳拉·布朗作为一名全职太太, 成为一位“房屋中的天使”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她生活在一个特殊年代, 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 战争使人们身心交瘁, 每一个人都渴望和平、欢乐、安全、稳定的生活。当时美国各种媒体都在大肆宣扬“快乐的家庭主妇”形象, 鼓动妇女退回到家庭中, 做个传统的贤妻良母, 让从战场上归来, 经历过生死的男人们每天都能回到温馨、整洁、餐桌上摆着餐巾纸的家里, 让孩子们感到安全、快乐。在社会主流媒体及传统价值观念的共同影响下, 劳拉放弃了小我自由之念, 回归家庭, 意欲成为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强势的社会潮流将劳拉推送到全职太太的位置上, 却无法改变劳拉内心里真实的自我。表面上快乐、幸福的劳拉痛苦地忍受着内心无尽的煎熬。
2. 自由之欲与家庭伦理的矛盾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 家庭的温馨幸福是社会安定和谐的保证。西方社会的传统家庭观念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已经形成。十九世纪以来, 在英美国家一直流行“家庭宗教”思想。家庭是女性的归宿, 女性是“房屋里的天使”, 是纯洁、高尚的道德化身。这种观念在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推崇, 接受了这种观念的人逐渐形成共同的集体心理并将这一中心理念神圣化, 归顺甚至尽力去维护这种理念。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很多供人效仿的“天使”形象和道德典范, 很多女性在这个炫目的光环下迷失了自己、丧失了自由。劳拉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感召下全身心投入家庭生活的家庭主妇的典型代表。表面上, 这个家庭美满幸福, 家境殷实, 无忧无虑 ;丈夫丹事业有成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儿子里奇乖巧懂事并痴迷地迷恋自己的妈妈、第二个孩子马上就要降生,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可是, 在正常的表象下, 劳拉真实的自我不断地发出愈来愈强烈的呻吟之声。她清晰地感觉到了被束缚、被压抑的灵魂的痛苦, 不能完全展现真实自我的煎熬。意欲成为“房中天使”的劳拉变成了一个无助、迷茫的家庭主妇和一个冷漠、无爱的“贤妻良母”, 面对家庭责任和自己的本我之欲, 劳拉完全迷失于矛盾之中。
3. 自我实现与天伦人性的矛盾
深陷生存危机漩涡的劳拉在生活中看不到希望, 苦闷、彷徨, “那生的恐怖感……, 在心灵深处有种可怕的恐惧, 深邃幽暗”, 摄住了她的灵魂, 她孤孤单单、恐惧、无助, “沉没和消失在这深深的黑暗里。”心底深处那个真正的自我只想找到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 静静地读书。她渴望逃离无聊、令她窒息的家庭生活 , 释放自己被囚禁的灵魂。《达罗卫夫人》中女主人公空虚无聊的生活震撼了劳拉的心灵, 她看到了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 她开始质疑自己的生活意义及生命价值。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思想像一缕阳光照亮了劳拉黑暗、窒息的精神世界。伍尔夫用自己的作品倾诉心声, 不断在小说中思考女人、书写女人、呼唤女人。伍尔夫认为 :女性应该独立自主。“一个女人, 第一需要是独立”。女性独立需要打破传统父权制社会思想观念, 可是根深蒂固的思想束缚着手脚。没有自我, 只为他人而活, 表面上鲜花盛宴, 实际上卑微渺小, 心理上百无聊赖。正如她在《女人的职业》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她拿起笔, 就必须与“房屋里的天使”搏斗, 一定把她杀死, 否则她会引诱你、温柔地规劝你要顺从、温柔。简·马尔库斯认为 :“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 写作是一种革命行为, 她与英国父权制文化及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式和价值观的差异是如此巨大, 以致她在落笔时充满了恐怖和决心。”她倾注全部身心塑造的达罗卫夫人让劳拉重新思考自己。她突然意识到, “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原或者处女地, 别人无意去开垦她, 甚至不晓得她的存在。”劳拉在诺曼底旅馆的十九号房间里任由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在这种完全归于本我的状态下, 她突然想到了自杀, 至少是一种选择, “死亡也许是一种慰藉。”徘徊在家庭生活和自由欲望之间的劳拉最后选择了“逃离”,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挚爱她的丈夫、依赖她的儿子、嗷嗷待哺的女儿, 劳拉·布朗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隐匿自己……, 从而离群索居, 不与他人来往。”而她的家人却都悲惨死去 :丈夫罹患肝癌离开人世、女儿被醉酒的司机撞死、儿子身患艾滋病, 苦苦挣扎艰难度日。劳拉, 这个背负罪孽寻找自由的女人, 冷冷地、静静地旁观着一幕幕悲剧的发生, 无动于衷。在儿子理查德的诗作里, 她受人爱戴, 曾经是一位“天使”、“家里快乐的源泉”, 最后变成了无情的“杀人恶魔”。
劳拉认为自己的价值在于自身所获得的自由程度。她无法在家庭责任和自我实现两个世界之间找到一个二者能够并列和谐存在的第三空间, 导致了她“抛夫弃子”, 放弃了所有的社会伦理身份、家庭伦理身份和一切责任, 而这种纯粹的自由对别人是不负责任的。当一个人过于肯定自我的权利时, 他人的爱恨都是一种负累, 爱情亲情成为自由的枷锁, 背负罪孽的自由也注定不会成为真正的自由。
《时时刻刻》是一部都市女性小说, 作者坎宁安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跨越时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以及现代知识女性在喧嚣、繁华的现代都市中倍感孤独、迷茫、无处诗意栖居、无处安身立命的彷徨。女性不能在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中找到意义, 加之期望自己‘与众不同’, 使她们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隔离, 形成对家庭空间的破坏和解构‘是最终造成反家庭生活状态的根本原因。美国女作家贝蒂·弗里丹在1963年发表的《女性的秘密》一书中指出, 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男性编造的“女性神话”——女人的最高价值和使命在于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 而这种完善必须依赖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并对孩子充满母爱。具有独立思想和现代意识的知识女性劳拉不堪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反映了劳拉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劳拉的个人悲剧和家庭悲剧凸显了社会的残酷和世界的冷漠, 反映出主流社会应该关注现代都市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摘要：《时时刻刻》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成功之作, 小说聚焦于二十世纪现代都市知识女性的内心世界, 探讨女性的生存状态。劳拉·布朗是小说中三位女性主人公之一, 为了实现自我的自由之欲, 劳拉选择“抛夫弃子”, 劳拉的人生选择充满了自由权利与伦理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