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产品质量的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 产品质量 宣传 经济学 分析

摘要：劳动分工思想经斯密之手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和灵魂，但自马歇尔以后，分工思想逐渐淡出了主流学者的视野，而只存在于异端经济学流派中。不可否认，斯密将分工思想与其古典均衡思想的结合，致使其理论解释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事实上，分工展开的内在规定性与现代演化经济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分工思想的未来只能聚焦于经济系统的分工与专业化演变分析。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提高产品质量的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提高产品质量的经济学论文 篇1：

虚假宣传的另一种经济学分析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9年第6期刊登了河南省工商局孙百昌同志《虚假宣传的经济学分析与治理》一文(以下皆简称为《分析》)，通过引入经济学外部性的概念，运用成本均衡分析的方法，对虚假宣传活动进行了解析，并提出了治理措施。市场行为的主要内在因素是经济动因，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市场行为，并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工商行政管理的理论体系和治理模式，可以做到按经济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出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分析》一文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讨论虚假宣传发生机理和治理措施，对于其中一些内容笔者有些不同的看法。在此。不揣冒昧谈谈粗浅见解，以求教于方家。

一、虚假宣传有没有外部性

外部性问题是公共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参与资源配置、调整市场失灵等活动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从概念角度看虚假宣传不具有外部性

如《分析》一文中所引，一般将外部性定义为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市场行为对第三人利益的影响。这里有三个层次的意义。首先是某些企业或消费者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企业或消费者。第二是受影响的消费者或企业未参与该项交易的任何决策，第三是施加影响的任何人都没有为其行为的结果承担应有的成本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负外部性指的就是应该由交易双方承担而却输出给第三方的交易成本。也叫做外部成本。

从上述概念我们可知，交易双方的行为称为内部，因交易行为而受到影响的第三方称外部。以文中所举制革企业污染为例，制革企业的“生产一销售”与皮革消费者“购买一使用”是内部行为，排污影响到的下游人们是外部(第三方)，而造成的医疗、农业治理费用是外部成本。《分析》一文中谈到，生产厂家没有付出提高产品质量的成本，但仍得到了相当的产量，消费者仍会购买，导致企业收益增加。同时，认为正是消费者承担了本应该由生产者承担的成本，导致了社会成本的增加，从而认定虚假宣传具有外部性。笔者对此有以下两点不同看法：

首先，虚假宣传未对第三方产生影响。企业虚假宣传所取得的收益是因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不达成交易则无收益，同理，不达成交易也不存在消费者成本。而制革企业生产行为无论形成交易与否都会对下游产生污染，但虚假宣传无交易则不产生消费者成本。《分析》一文中提到：“生产者的成本称其为私人成本，加上受到虚假宣传影响去购买的消费者付出的虚假宣传成本，两部分和称其为社会成本。”其中也只谈到企业和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两个方面，并没有提到受到影响的第三方。虽然，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在定义外部性时，将交易行为对生态环境等与社会福利有关的一切生物或非生物影响都称作外部性，但若把社会经济秩序、企业诚实信用定义为外部的话，就将外部性概念过于泛化，反而使其解释力降低。

第二，虚假宣传未产生溢出价格。外部性即未在价格中得以反映的经济交易成本或效益，也称溢出价格。文中提到是消费者负担了企业本应付出用以提高产品质量的成本。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消费者对被虚假宣传的商品的效用产生了高估，因而在购买时对虚假宣传付出了对应价格。这一价格中包含了全部企业私人成本。即包括本应该“由生产者承担”的假设应用于提高产品质量的成本在内。虚假宣传的成本全部都在价格中得以反映，并没有产生溢出的价格，因此也就不存在外部性的问题。

(二)从负外部性市场均衡分析模型看虚假宣传不具有外部性

仍用制革工业的负外部性得出市场均衡模型如下：

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皮革企业的私人成本小于其社会成本。不加干预的皮革市场均衡在A点实现。在这一点上。“私人成本=社会效益”(用消费者所付的价格衡量)。A点所决定的产量Q不是最佳的。因为存在外部成本，且资源配置效率的实现条件应是“社会成本=社会效益”，而不是“私人成本=社会效益”。这就意味着。有效的均衡就当在B点实现。这一点上，包括了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在内的社会成本恰好同社会效益相等：“社会效益=私人成本+外部成本=社会成本”

A点决定的O的供给量缺乏效率是因为在这一产量水平上，社会成本为P₂(如G点所示)而其社会效益只有P(如A点所示)。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效益，其结果必然是皮革以高于最佳产量的水平在市场上出售。随着产量由Q降至Q₁，即B点所决定的供给量水平，社会将会因此而获得相当于△BGA大小的社会净效益。这时，皮革的价格也将由P升到P₁，以促使消费者将消费量从Q降到Q₁₀。因为在这一产量水平上“社会成本=社会效益”，因此Q₂是最佳产量水平，P₁是最佳价格。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负外部性时，皮革的销售将会呈现过多的状态，也就是说由于给第三方造成的伤害(外部成本)未补计人交易价格，造成生产者可以生产更多的皮革制品，消费者也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使用皮革制品。

《分析》文中图表2认为，“虚假宣传成本D”拉高供给曲线，因而使社会成本曲线在供给曲线之上，即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并由此而得出了Q产量是更多的产量的结论。从外部性均衡的意义上讲，社会成本应该等于生产者私人成本与外部成本之和。图表2中的需求曲线(私人价值)实指消费者所付价格，或说商品在消费者眼中的价值，这归根结底是一种效用评价，通俗地讲就是消费者愿不愿意买，愿意花多少钱买。严格地讲，这一曲线应被称作消费者收益，即用价格来衡量的消费者从一组商品和服务之中获得的满足。由于在这一交易中(如化妆品交易)购买使用者是全部消费者，因此，这一曲线也可以视作社会收益。

文中将生产者的成本(私人成本)，加上受到虚假宣传影响去购买的消费者付出的虚假宣传成本，两部分和称为社会成本。这实际上是将消费者意愿提升而愿意付出的更高于生产者成本的那部分价格定义为外部成本，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正如上面分析的一样。这一部分虽然是受骗而多付的钱，实则已包含在交易价格内，此时“消费者收益=企业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图表2中供给曲线(社会成本)与供给瞌线(私人成本)应该是重合的，即不存在过多产量的问题，以及C₀点(消费者以更高价格购买商品，生产者以较低产量供给1的均衡的情况。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1、上述关于外部性均衡分析通过运用帕累托标准才能得出“社会成本=社会效益”为最佳资源配置情况：2、成本与收益应该使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的概念：3、需求曲线=社会效益，是假定消费者私人价值即是社会效益。为了简便

起见，《分析》一文中皆未加详述，但并不影响概念的本质，故在本文中亦仍使用以上语境进行讨论。

二、虚假宣传的另一种均衡分析

根据常识，虚假宣传让消费者确实多付了钱，既然外部性不能解释这一点，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用一个供给与需求均衡分析模型来理解这一现象。如下图：

这模型与《分析》文中图表2使用的方法相同。

在某种既定价格水平下，任何一种增加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变动都会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虚假宣传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即使消费者过高评价该产品的效用。从而使需求曲线从D移动到D₁，这就引起均衡价格从P上升到P₁，而均衡数量从Q上升到Q₁。这就比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经虚假宣传的商品，虽然质量并不好却能在欺骗了消费者的情况下，大量地投入市场并卖出较高的价格。这种例子不只化妆品，在保健品、医疗等商品和服务交易中屡见不鲜。现实中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在Q不变的情况下，价格抬高到F点并形成均衡。

通过以下三个公式：1　消费者剩余=买者的评价一买者的实际支付；2　生产者剩余=卖者得到的收入-卖者的实际成本：3　总剩余=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买者的评价一卖者的实际成本。我们可以看到，总剩余较之诚信状况下的A点均衡情况扩大了，但由于卖者实际成本仍处在A点情况，所以生产者剩余由于消费者剩余仍保持在A点状态，因而扩大了。

形象地说，口OPAQ是诚信情况下的企业收益，口OP₁BQ₁及口0P₂FQ是虚假宣传下的企业收益。很显然，后两者的面积都大于口OPAQ，也就是说，被拉高至的均衡点B与F的情况仍是均衡形态，只不过是因为企业未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导致面积的增加量全部都被企业侵占为生产者剩余，而这其中本来有一部分应该是消费者剩余。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虚假宣传下市场可以是效率的，但不是公平的。因此，笔者认为，虚假宣传行为实质上是企业通过发布虚假信息的手段，使消费者对该产品产生虚高评价，从而导致购买行为，其扭曲的是交易行为的本身，即等价交换的原则；而并没有影响资源配置，即没有产生由第三方承担的外部成本。

三、柠檬市场与虚假宣传

由于在经济学供需平衡分析中只考虑产品的价格(price)和数量(quantity)，而不考虑质量(quality)，因此，在这种价格与质量明显不符的供需关系中，用均衡分析来解释虚假宣传，其解释力度是有限的。笔者认为使用“柠檬市场”的概念能够更好地解释虚假宣传的机理与结果。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其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中提出了“柠檬市场”也称次品市场的概念，意指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即在市场中，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市场会逐步萎缩，直到消亡。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劣币逐好币是这一现象最典型例证。

阿克尔洛夫指出：次品模型可以用来解释不诚实的成本。以如下市场为例，在该市场中卖主诚实或不诚实地销售物品：对物品质量的说明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误导性的。当然，买主的问题就是辨别产品的质量。市场中存在着愿意销售劣质产品的人可能使市场不复存在——就像次品车的情况一样。这种可能性就是不诚实的主要成本——因为不诚实的交易可能将诚实的交易挤出市场。在适当的价格范围内，优质产品的潜在购买者和销售者都有可能存在：但是，由于存在着希望以次充好的人，合理的交易将不复存在。因此，不诚实的成本不仅体现在买主被欺骗的金额上，而且还必定包括因合理的交易不复存在而导致的损失。

虚假宣传符合阿克尔洛夫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在这一理论框架的意义上，虚假宣传给那些诚实交易者造成成本。而这一成本，是竞争者意义上成本，是以弱势竞争者的损失来衡量的，比如，利润下降和沉没成本。无论是诚实的还是不诚实的卖主都是这个市场交易的参加者。任何一个卖者都具有选择诚实或不诚实的决策权，当然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选择权。才使这种反复博弈使得诚实卖家越来越少，消费者损失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整个市场的崩溃。

虚假宣传之所以带来如此恶果，症结所在就是“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ic)”，商家比消费者拥有更多关于其物品和服务的质量、特性、效能等层面的信息和交易经验，从而导致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力量的不平衡。生产者总是有组织的集中的机构，可以动用规模性力量。当面临外来力量的冲击时，可以进行组织协调，可以有条不紊制定策略，展开应对。消费者则是分散存在的，很难对生产者采取集体行动，即使生产者对消费者采取了明显的损害行为，消费者或者期待自己可以幸免，或者等待他人采取行动自己可以坐享其成。同时，消费者对虚假宣传的甄别提高了其交易成本。由于处于信息劣势，消费者如果想要对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信息做出全面、客观的了解，就必须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进行“信息搜寻”(information searehing)。特别是面对种类烦多的商品时，消费者往往会陷入“决策混沌”，此时，针对消费者的心理并在措辞中尽量满足消费者的情感诉求的宣传往往会导致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虚假宣传就以此为生，并获得了不菲的利润。而消费者得知自己上当受骗后，又由于投诉成本和追偿成本过高。使他们在权衡得失后通常选择忍气吞声，既不会使侵权行为公诸于众，也不会促进产生矫正行为。这将会造成信息不对称的进一步恶化，引起市场的逆向选择，甚至出现“次品驱逐正品”的现象。

四、虚假宣传的治理

需要说明的是。虚假广告是虚假宣传，但虚假宣传不一定是以虚假广告的形式来发布。它还包括诸如新闻发布会、新产品或服务推介会、商品信息发布会、展销会、促销活动、雇用他人或向他人进行销售诱导(俗称“托儿”)、利用大众传媒作引人误解的报道(以非商业广告的方式如通过播放新闻、采访、发表文章等对商品进行宣传报道)、介绍新产品或服务的专题报告、讲座或座谈会等等其他宣传形式。但是虚假广告是虚假宣传影响面最广，也是最为主体形式，本文将集中讨论虚假广告的治理。

在虚假广告的治理上，增加企业虚假广告违法成本，加重发布虚假广告的生产者的法律责任，对广告主、广告经营单位和广告发布单位实施连带责任追究等措施。是经常被提及的治理方式。但这些都是事后的救济手段，包括保证金制度，其重点也是在事后救济。综合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对广告规则和虚假广告等方面的规定，我们可以将虚假广告的表现形式归纳为：消息虚假、品质虚假、功能虚假、价格虚假、证明材料虚假。生产者通过专业知识优势、夸大强调部分信息、隐瞒关键性负面信息等手段来达到引人误解和刺激购买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加大对虚假广告行为惩罚力度的同时，也应从及早发现和识别广告中的虚假信息人手，打破信息壁垒，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信息均衡，给消费者理性选择的机会。主要有以下四个途径：

(一)验证性监测

目前的广告监测主要以绝对化语言、保健品使用药品用语、使用消费者名义专家名义推荐产品等为主要内容。随着电子化监测系统的推广，广告监测自动化水平得到提高，保证了工作效率，也产生了形式化的倾向。同时，生产者也会想方设法规避形式化监测。因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兼顾对广告内容的验证性监测，即对广告传递出的产品或服务效果信息进行事实验证。1、顾客访谈法。对诸如“不开刀，不住院”，“今天作手术，明天就上班”，“想瘦哪里，瘦哪里”等广告。通过对接受过此项服务的顾客进行访谈，验证其信息的真实性。2、情景重现法。对诸如“克服七大顽固污渍”、“一抹清除油污”、“净味全效”等广告，可以按照其广告所示方式进行试验，从而甄别其内容有无夸大误导成份。3、现场侦查法。对诸如“促销活动期间购物，买100送20”、“免费体验”、“没有效果全额退款”、“全外教授课”等广告，可以消费者身份到现场进行实地询问，全面了解是否有其他约束性条件未在广告中说明，以判定其是否违反《广告法》第9条第二款之规定。

(二)格式化发布

自1999年前后，工商部门就已经开始了对广告特别是医疗、征婚等广告发布实施格式化管理的实践探索。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医疗广告内容仅限于以下项目：1　医疗机构第一名称；2　医疗机构地址；3　所有制形式；4　医疗机构类别：5　诊疗科目；6　床位数；7　接诊时间。

这一规定，笔者理解是对广告发布实施格式化管理实践的一种确认。格式化管理有效地抑制了广告中虚假信息发布的可能性，使广告作为邀约的一种形式更加规范而清晰，便于确认责任与义务。但格式化发布也同时抑制了广告创意，限制了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表达。因此必须有条件、有限地用于与消费者切身利益特别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上，不可过于宽泛。

(三)专业性辨别

为追求在广告中表现其产品和服务与其他竞争者的差异，企业往往在其广告中通过强调产品和服务通过某种认证、运用某种技术、含有某种特殊成份等信息，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在此类广告行为中，由于消费者不是专业买家，因而企业具有压倒性的信息优势，从而易造成误导或虚假的问题。对此，管理部门有责任努力消除这种不平等状态，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1、证明材料审查。对于含有“绿色、纯天然”、“全国驰名商标”。以及“××协会推荐”、“××机构认可”等信息的广告。应查验其证明材料的真伪，调查认证机构的权威性，以避免“全国牙防组”事件的再度发生。2、核心技术解释。对于“含有××抑菌成份”、“含有去屑因子”、“添加了××”，以及“不含××”、“非油炸”等明显与主流产品加工方式不同的信息之广告。要规定企业有提供相应解释说明的义务。如添加物质的正式化学或生物学名称为何、替代主流加工方式的技术为何等，并通过专业检验检测机构核实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以证实其广告信息的真实程度。

(四)权威渠道公布

建立关于广告审查、虚假广告查处，以及(三)中的重要广告信息的公布平台，使消费者可以方便的查找到广告关键信息，辅助其进行判断。这一平台，首先要权威。可以非政府组织进行运作，但政府部门应该适当参与，以保证其公信力。第二要简便，可以互联网网站为主，建立交互性、可查询、全天候的信息平台。第三要开放。要对于消费者关注和举报的广告有快速的反应，进行跟踪式的检查。第四要依法。由于广告内容所涉及的技术有的属于商业秘密。不宜公开，所以只要求企业公布其真实情况即可，对于技术详情则不应要求其公开。

上面提到的这四个方面治理措施，不仅仅是工商的职能，而是需要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不只是个实践问题，而同时存在着法律上的诸多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广告监管发展到今天，有必要也有条件抓住信息不对称这一关键性问题，展开治理活动，这不仅符合精细化监管的理念，同时也是积极行政的需要。

(作者单位：天津市工商局)

作者：黄雁东

提高产品质量的经济学论文 篇2：

劳动分工思想的演变及展望

摘 要：劳动分工思想经斯密之手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和灵魂，但自马歇尔以后，分工思想逐渐淡出了主流学者的视野，而只存在于异端经济学流派中。不可否认，斯密将分工思想与其古典均衡思想的结合，致使其理论解释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事实上，分工展开的内在规定性与现代演化经济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分工思想的未来只能聚焦于经济系统的分工与专业化演变分析。

关键词：劳动分工；社会分工；均衡范式；比较静态分析

分工思想及其体系化曾经在经济分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分工思想都未曾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由此可以断定，分工仍然是理解经济现实的关键和出发点。为了探讨分工思想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在回顾和评价分工文献后指出，分工思想只有与现代演化经济思想进行批判性融合，才能复兴分工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一、分工思想的发展路径

散见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典籍中的分工思想十分丰富。色诺芬虽然主张自然经济，但也指出分工可以提高物品质量，还了解到在小城市里一个人兼营几种工作，但在大城市里一个人往往只要从事一项手艺，甚至一项手艺中的特定部分就足以维持生活（胡寄窗，1991）。色诺芬的思想在斯密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柏拉图的分工思想源于解决个人需要与个人能力之间的冲突，因而在人们之间实行分工成为必然，这样不仅可以增加产品数量，还能提高产品质量。所以在《理想国》中除了农业之外，市场上还需要有手工业者、商人和店员等，以避免农民和艺术家在市场上耗费大量的时间为自己的产品寻找买主（胡寄窗，1991）。孟德维尔对社会的劳动分工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许多敏锐的考察，认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如果一个人全身心地生产弓和箭，而另一个人提供食物，第三个人建造房子，第四个人做衣服，第五个人生产器具，那么各行各业在同样的年数里会比五个人杂乱地进行生产有较大的提高。配第早在17世纪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专业化的运输工具（杨小凯、张永生，2000）。

斯密总结了散落在典籍或小册子中的分工思想，并将其体系化于《国富论》之中。斯密（1776/2004）认为，分工不是人类智慧、计划或政府干涉的结果，而是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一自然倾向的产物。《国富论》中制针业（企业内部的分工）、呢绒上衣（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分工）的例子表明，劳动生产力上的增进，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不同人的天赋才能之差异比想象的要小得多；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才能，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分工对劳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还特别表现在国民运用劳动力的熟练程度和技巧的增加方面。具体来说，主要是因为：（1）由于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的提高；（2）由于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普通所丧失的时间；（3）由于发明了很多的机器，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斯密，1776/2004）。这正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

在斯密看来，自然因素和市场大小是影响分工的主要因素。自然因素的影响主要表明在农业中的劳动分工方面，如犁地、耙地、播种和收获则常常由一个人担任。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就需要进行这些不同种类的劳动，不可能是一个人固定地从事其中的任何一种。不可能把农业中使用的各种不同种类的劳动做完全彻底的划分，或许这就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改进总不能和制造业保持同步的原因（斯密，1776/2004）。关于市场大小与分工之间的关系，斯密认为，分工不仅从交换倾向产生，其发展也受交换范围（市场）大小的限制。如果人口稀少，市场狭窄，分工就很难发展（胡寄窗，1991）。斯密关于市场与分工之间的关系在杨格那儿得到了发展。Young（1928）用三个概念来描述分工。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这种专业化水平随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种类。Young进一步解释道：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演进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他论证道：市场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收入决定，收入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又依赖于分工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动态机制产生了某种良性循环，使分工水平和市场大小不断增加，同时分工的网络效应使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

斯密之后，李嘉图强调外生比较优势（人们作决策之前的天生差异）与分工的关系。雷Rae（1834）认为分工可以节省原材料，还能增加工具的利用率。Hegel（1821）和Charles Babbage（1985）都强调分工和专业化能简化每个操作，因而机器得以发明和应用，后者还指出分工可以减少重复学习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Amass Walker（1874）仔细研究了学校、教堂、杂志中的分工，指出分工对新工具核心技术发明的作用，还强调了分工产生的协调费用是限制分工发展的关键因素。

分工协作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分工协作存在着两种形态（杨志，2004）。一种是从事不同职业的独立手工业者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被分配到各自的生产线上，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形成，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外一种是将许多从事同种或同类职业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厂里为同一个资本家所雇用，这种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把个人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以至每一种操作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

第一种情形是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发展了分工，主要发生在企业内部；第二种情形是将过去分开的手工业者重新结合在一起，属于社会分工的范畴。马克思就这样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即一般的分工，将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即特殊的分工，而工厂内部的分工则称为个别的分工（杨志，2004）。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只不过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氏族等。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工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与其他公社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

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两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什么？那就是他们各自的产品作为商品而存在。反过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

考虑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以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为前提。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以前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

马克思还解释了劳动分工导致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在他看来，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循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因而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能在较短时间内生产出较多的产品。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业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了，经常重复做一种有限的工作，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因此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递下去。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技艺，也取决于生产工具的完善程度。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杨志，2004）。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有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

贾根良（1999）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了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立足于斯密、扬格等人的观点，引申出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随后对最为基本的制度形式——产权进行了讨论，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分工和制度变迁的动态属性，也就是对迂回生产扩大过程中制度变迁过程的讨论。谢福胜（2005）则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分工协作思想为基础，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演变过程，从包买商制度到工厂制度，福特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网络化生产组织的产生，最后概括了生产组织变迁的理论。

二、分工思想发展的评价

基于分工理论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散见在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典籍中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经斯密之手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和灵魂。正如熊彼特（1980/2001）所言，虽然在分工方面没有任何富有创见的东西，但有一点必须提到，那就是无论是斯密以前还是斯密以后，都没有人如此重视分工。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技术进步、各种机器的发明，甚或投资都是由分工引起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分工的附属品……分工本身被认为产生于一种人们喜欢以物易物的先天倾向，分工的发展则归因于市场的逐渐扩大，某一时刻的市场规模决定着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因而分工是作为一种完全非人格化的力量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分工是经济进步的巨大原动力，所以经进步也就被非人格化了。

劳动分工研究的路径主要有两条（贾根良，1999），其一是基于劳动分工内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贸易理论，大致沿着斯密—杨格—俄林—卡尔多—舒尔茨等学者的研究而展开，罗伯特·卢卡斯和斯蒂格利茨将人力资本的积累归结为劳动分工的作用，构筑了他们的增长和发展模型；其二是沿着斯密—马克思—杨格—科斯—施蒂格勒等学者的研究而延伸，以不太明确的方式从劳动分工所内生的制度变迁角度而展开，制度安排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遗憾的是，经济学在由古典向新古典过渡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存在于多样性与均衡之间无法克服的障碍，于是分工与专业化思想被弃置一旁（杨小凯，2000）。事实上，早在19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961）就指出，虽然流行学派发现了他称作分工的自然法则，但不论斯密或他的任何后继者，对于这一法则的主要本质或特征都没有作彻底的研究，都没有能把它最重要的后果追究到底。当代经济学家Houthakker（1956）也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但没有人以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益。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杨小凯、张永生（2000）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以库恩—塔克定理和玟定理为数学工具，将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数学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使经济组织又回到了经济研究的中心位置。他们运用数学化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重新分析了李嘉图模型和赫—俄模型、古典贸易理论、古典企业理论、古典城市理论以及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理论成果，使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三、分工思想发展的未来

正如杨小凯、霍撒克以及扬格等人所声称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框架无疑比新古典经济学具有更有效地解释能力，应该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但其方法论的选择有一定的局限。杨小凯等人将斯密的分工思想数学化的方法，仍然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其核心仍然是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而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的朝圣地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库尔特·多普费，2004）。于是，分工与演化思想的结合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事实上，经济学应更多地关注经济过程，特别是经济现象的突现及其演变过程的机理，而不是只进行均衡分析。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演化经济学正是这种趋势的代表，而且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该学派认为，对适应的追求是个体或组织进行“惯例决策”的目标，通过学习、模仿或试错来进行技术创新以改善个体或个体群的适应环境能力。通过对适应的追求，采取惯例决策方法，进行学习、模仿或试错来进行技术创新以改善个体或个体群的适应环境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演化经济学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个体或企业层面，而且仍然暗含了经济组织已经存在的假设，而不是从演化的角度来探讨组织的起源及其演变趋势。那种只有现在，既没有历史也没有将来的演化研究很有可能会消失在一片未知的森林之中。因此演化经济学需要一个基于经济现实的分析框架，以此来展示“经济系统渐次展开的生命过程”。于是，分工与演化思想的结合将成为一种理解社会经济系统变迁的有效工具。演化分析的方法与分工思想的结合，将使得分工思想的复兴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胡寄窗.西方经济学说史[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1:4-76.

[2] 楊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9-30.

[3] 贾根良.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4] 谢富胜.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变迁——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5]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10-11.

[6]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朱泱，李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84-285.

[7] 杨志.《资本论》选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1-126.

[8]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32.

[9] [瑞士]库尔特·多普费.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M].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

[10] Walker，Amasa，“Science of Wealth：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Boston，Little Brown，New York，1874，p.39，by Kraus Reprint，1969.

[11] Young，A.“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Progress，”Economic Journal，Vol.XXXⅧ，1928.

[12] Houthakker，M.，“Economics and Biology：Specialization and Speciation”，Kyklos，1956:182.

[13] Hegel，G.W.，“Philosophy of Right”，1821，p129.Trans.T.M.Knox，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

[14] Babbage，Charles.1832，“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4th enlarged edition of 1835，reissued in 1977，New York， M.Kelly.

[15] Rae J.，“Statement of Some New Principles 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1834，pp 164-357 Reissued，New York，M.Kelly.1964.

[责任编辑 陈凤雪]

作者：杨新华,陈小丽,吴小凤

提高产品质量的经济学论文 篇3：

中国象棋数字造型基于三维打印技术应用初探

摘 要：三维打印技术在2011年2月出版的《经济学人》文章中，被并置于1450年的印刷技术、1750年的蒸汽机和1950年的晶体管对世界的改变一样，足见该技术的应用潜力。三维打印技术在工业模具、个性玩偶、纪念礼品、珠宝首饰和概念雕塑等专项设计领域都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利用先进的三维打印技术，实现中国象棋虚拟的数字造型到现实的物理实体转化，并籍此初步探索依托三维打印技术，结合三维扫描、数字造型等周边关联技术而构建的新型造型艺术工艺制作流程。

关键词：中国象棋 数字造型 三维打印技术

检 索：www.artdesig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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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先进的计算机造型软件能非常快速的实现各种数字造型，中国象棋数字造型经过缜密细致的前期设计，顺利完成数字造型制作，尽管这些数字造型方案的展示非常直观和全面，但始终只是通过显示屏幕留下的“视觉印象”。三维打印技术与数字造型技术相结合，为设计者与用户之间提供了一种可测量、可触摸的新手段。[1]借助三维打印技术能够自动、快速、直接、精确地将中国象棋数字造型转化为真实物理实体，提供直观样品参照，有效地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提高产品质量、缩减产品成本。

一、中国象棋

英国人威廉·琼斯曾仅凭中国不产大象为由，在其所著《象棋史》中定义中国象棋由印度传入，足见武断结果的粗浅可笑。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楚辞·招魂》中便有象棋一词的出现，说明中国象棋具有自身悠久的起源，并历经不断演化发展至今，成为群众基础非常广泛的益智体育运动。

二、数字造型

受到制作材质和生产数量等因素的限制，至今仍未有立体造型的中国象棋文物出土，但是，借此而推翻唐代牛僧孺《玄怪录》中所述“宝应象棋”立体造型纯属子虚乌有，未免会犯下与英国人威廉·琼斯类似的错误，至少可以说，对于中国象棋数字造型的再设计动机来源，绝非模仿国际象棋立体造型而作出纯外观方式的改变，更多是对中国象棋内蕴传统文化的沿袭，从而引发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再设计的思考与尝试。

（一）数字造型的概念与特性

随著数字造型软件和硬件的发展，数字造型的概念在不断的动态外延，仅凭视觉维度上的划分方式已经远远不够说明其全貌，因此，现阶段要给数字造型概念作一个静态描述很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数字造型与雕塑、建筑、绘画等一样，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所以，暂定义数字造型概念为：按照各种视觉艺术原理和设计规律，运用数字技术作为实践手段，创建可视静态空间形象。

以数字造型软件为工具，设计者利用程序和模块，进行二维图像绘制，三维模型搭建等工序，从而获得直观、逼真的造型视觉呈现效果，当然，这并不会对其数学方式描述下的抽象性实质产生任何改变。另外，与其他传统的造型艺术以实物作为材料不同，数字造型建立在数字造型软件程式化构筑形象的基础上，这使得数字造型具有鲜明的虚拟性表象，通俗些说，就是看得见，摸不着。

（二）数字造型的优势

正是数字造型在视觉上仅能“看得见”的虚拟特性，方便设计者只需利用数字造型软件就能够快速对造型参数进行实时调整，获得更为完善的造型成品数据，较之传统造型方式繁琐的工艺流程而言，具有明显的降低制作成本而获得的高效性；一张普通的DVD容量数据光碟能保存成百上千个高精度数字造型文件，抽象实质的数据和代码存储方式不仅带来便捷，还能增强数字造型的恒定性和持久性；数字造型通过互联网或其他传输方式进行数据交换，使其具有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性，以上都是数字造型相对于其他传统造型艺术无法比拟的优势。

（三）中国象棋数字造型

通过前期对于中国象棋相关历史和文化的资料收集、整理，通过二维数字造型软件绘制雏形并逐步完善，最后运用三维数字造型软件进行制作，完成中国象棋的数字造型（帅方），如图1所示，这些模型的表面多边形网格数量不多，细节表现也并不丰富，却具有良好的整体外观比例和布线，将模型导入ZBrush、Mudbox等高精度三维造型雕刻软件中，通过多边形网格的细分增加表面细节，结合各种特殊笔刷雕刻复杂表面起伏、转折以及后续表面质感附着，直到完成三维数字造型成品，如图2所示。

三、三维打印技术

三维打印（Three Dimesional Printing，3DP）技术是当今最具生命力的快速成型（Rapid Prototyping，RP）技术，3DP技术同其他RP相比，具有设备价格便宜、运行和维护成本低、操作简单、成形速度快、制件精度高、成形过程无污染，适合办公室环境使用等优点，[2]通过三维打印机对数字造型信息数据进行识别，完成三角网格数据转换，3DP技术将虚拟的数字造型转变为现实的物理实体，这种能将数字造型的虚拟性、抽象性转化为真实存在的物理性、具象性的三维打印技术，不愧被2011年2月10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冠以三维打印技术改变世界的标题。

（一）三维打印机基本工作原理和方式简述

常见三维打印方式可分为喷墨粘粉式和熔融挤压式两种，随着3DP技术的持续发展，目前还有先进的压电喷墨式、气动式、电动式以及混合式等（最新还有激光液态成型式）。三维打印机工作的成型原理相对简单，即3DP实际是断层扫描的逆过程，断层扫描是把部件切成大量叠加的片，3DP逐片打印（片越薄精度越高，耗费的打印时间也相应增加），最后片累加到一起，完成实体，如图3所示。以熔融挤压式打印机工作方式为例，三维打印机分析数字造型数据后，结合切层模块确定摆放方位和切层路径，并进行切层工作和相关支撑材料的构造，接着，使用喷头将固态成型材料加热至半熔融状态之后挤出来（挤出半径越小精度越高，耗费的打印时间也相应增加），沿着支撑材料自下而上逐层构铸成最终实体。

（二）喷墨粘粉式和熔融挤压式打印样品结果比对分析

选用中国象棋“仕”数字造型成品作为源文件，在进行三维打印之前，还必须对“仕”数字造型进行数据格式转换、生成实体物理尺寸控制、多边形减面数量控制、打印精度设置等一系列前期处理，然后分别采用喷墨粘粉Z Corporation 450型打印机和熔融挤压式Objet24型打印机两种方式进行三维打印，获得三个样品（左、中、右），如图4所示，由于Z Corporation 450型配置彩墨喷头，样品可以直接附着颜色（左）；而熔融挤压则不能直接上色（中、右），这是三个样品在视觉直观上最大的区别；喷墨粘粉样品质地脆硬类似石膏，表面触摸有细微颗粒感，呈色效果比原有数字方案颜色整体暗沉，由于打印样品只有高7cm尺寸大小，渐变颜色效果不太明显，且外观色彩受外力容易剥落，随时间推移还会出现褪色现象，需要在表面喷刷专用透明漆加以固化；熔融挤压使用ABS材料0.3毫米精度（中），打印尺寸高为10cm，样品构造尤其面部细节表现很粗糙，其他部位需要进行二次打磨；熔融挤压光敏树脂材料0.1毫米精度（右），仅高5cm，样品质地坚固，表面顺滑，细节清晰可见。显而易见，相对中国象棋常规尺寸和造型细节表现而言，光敏树脂样品的效果是最佳选择，此外，中国象棋不同于纯粹的工艺品，喷墨粘粉存在不进行漆化会褪色的缺陷外，其太过易碎的质地也不适合实现中国象棋的游戏功能，所以采用最后一个样品（右）作为批量打印成型方案，再通过对样品的后期手工上色，完成整个中国象棋数字造型实体。

（三）三维打印技术对于数字造型的影响

数字造型和物理实体，不论是形成过程，还是体验方式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虚拟再现与现实再造的必然差异对于造型设计方案会产生相应影响，这意味着中国象棋数字造型成品不再只是通过显示器“可供观看”的图像，而是可以放在用户手中“可供把玩”的实体物件，所以，不可避免存在对某些造型局部的修正：比如纤细结构需要适当的加粗增厚，避免生成的实体不抗力而断裂；细微的数字造型间隔结构需要合理填充或密闭，避免实体在后期不易于人工上色操作等等，正是根据对三维打印实体样品的直观判断和量化考量，才能逆推到数字造型上做更为合理、有效的调整，将数字造型方案达到最佳状态。

四、依托三维打印技术的新型工艺制作流程展望

传统造型艺术的价值毋庸置疑，其耗费的材料、繁琐的工序和人工的投入，积淀成内化在艺术品中，可以满足精英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享受，然而，不能否定大众文化在信息时代疾速而庞大的需求，加之高效生产还须兼顾节能环保的限制，无疑对现有传统工艺流程提出更高的要求。依托三维打印技术，将数字造型通过三维打印机直接转化成物理实体，整个生产流程快捷、环保，如图5所示，在时间、效率、能耗和产量之间获得良好的平衡。

数字科技的不断进步，使得三维打印技术在打印速度、尺寸、精度等性能方面大大提升，而高数据处理能力三维扫描仪的出现，完美的衔接了传统造型艺术与数字造型，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型工艺制作流程，提出由传统造型艺术-三维扫描技术-数字造型-三维打印技术的新构想，能把甚至不懂任何计算机操作的造型艺术家与数字造型实体之间建立的无缝的对接。在未来，硬件设备将更加先进并逐步达到普及性价格，拥有完整新型工艺制作流程的艺术工作室、科研实验室和商业公司会大量出现，这将极大的促进数字造型的发展，从而对整个造型艺术的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结论

中国古代造型艺术有“铸鼎象物”和“触象而构”之说，两者都是中国独特的造型意识和创作方式，[3]中国象棋数字造型借鉴传统造型思维和方法，通过计算机造型技术进行全新的数字造型设计，再运用先进的三维打印技术，实现中国象棋由数字造型向物理实体的转化，使数字造型从虚拟图示快速转变为现实产品，经由这个转化的过程，探索对于改善传统造型艺术制作流程的新方式，即依托终端三维打印技术以及前端三维扫描、中期数字造型技术而构建的快速高效、经济环保的新型工艺制作流程，为数字造型艺术在科技时代的飞跃式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

该论文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课题《中国象棋基于三维数字技术再设计应用研究》结题成果

注释

[1] 张文毓.快速成形技术及其应用[j].航空制造技术，2011（9）：53.

[2] 刘厚才：机械科学与技术[M].27卷，2008：1186.

[3] 胥建国 著：中国彩塑艺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5.

参考文献

1 陆君玖著.彩塑[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2 胥建国著.中国彩塑艺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 白庚胜，于法鸣著.中国民间泥塑技法[M].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

4 王运赣等著.三维打印自由成形[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5 刘寒 著 ZBrush数字雕刻精解[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作者：刘寒 高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