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共生（精选九篇）
旅游共生 篇1
一、共生与区域旅游发展
共生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生物学界, 意为“不同种属生物生活在一起, 进行物质交换、能量传递”, 是生物体之间出于生存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互相依存、相互作用, 形成共同生存、协同演化的关系, 由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三要素构成。共生组织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能够产生新的共生能量和物质结构, 提高共生个体的生存能力和增殖能力。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发现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系统中, 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系统之中, 共生思想开始广泛应用到社会经济研究的诸多领域。
区域旅游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旅游发展现象, 旅游供给的分割性和游客对整体旅游产品的依赖性, 决定了旅游协作是可持续旅游的重要元素。在区域旅游协作发展过程中, 不同主体 (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自然人等) 为实现更大的共同利益, 将旅游系统中的生产力要素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整合和优化, 形成规模更大的旅游市场体系。区域旅游协作的机理在于区域旅游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与他组织系统, 由若干不同等级、不同功能的单元构成, 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是客观存在的, 区域差异是客观事实。共生理论所研究的生物种群之间信息传递、物质交流、能量传导及协作共生模式和环境, 对区域旅游协作问题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适用性。
二、京津冀旅游协作的共生关系
(一) 京津冀旅游协作共生的产生。
京津冀旅游协作共生特指各旅游主体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在抽象意义上表现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机制和模式形成的关系。根据共生理论, 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构成应包括以下条件: (1) 旅游资源基础与空间联系; (2) 旅游共生界面; (3) 存在旅游交流。
京津冀三地地域相邻、唇齿相依, 基础设施相连, 社会经济交流密切, 是全国最早提出区域旅游协作的地区, 完全满足旅游共生关系的各项条件。京津冀三地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京东旅游区, 致力于京东地区两市一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协作, 虽然后来因为多种因素没能够坚持下去, 但对三地旅游协作做出了前期的探索和尝试。目前, 旅游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在推动旅游协作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总体来说, 比起珠三角、长三角区域的旅游协作, 还没有深入的发展, 还停留在探讨、签订框架协议等阶段, 相互之间共生不足。
(二) 京津冀旅游共生单元。
当把京津冀区域旅游协作看成一个共生体时, 参与旅游协作的京津冀省级单元就成了一个个共生单元。在旅游协作实际运行中, 京津冀旅游共生体还包括许多子共生单元, 它们可以是各市县地方政府, 也可以是各类旅游企业、旅游非政府组织、社区等主体, 这些子共生单元形成了众多子共生体。京津冀旅游协作就是各共生单元之间互利互惠、和谐共赢的发展方式, 本质是发挥规模效益、获得成本优势、增强抗风险能力, 目标是整体利益最大化和全局共赢。
参与旅游协作的京津冀各共生单元, 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近, 使得本区域具备了旅游协作发展的天然基础。从地理位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 京津冀是彼此难分的区域。这样的格局对发展区域旅游协作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京津冀旅游资源丰富, 类型多样, 旅游开发水平、旅游产品种类特色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有利于构成相互补充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该区域整体上的差异性和多层次性, 强化了各共生单元的相互关联程度。因此, 协作发展旅游业、共同分享区域内部客源市场, 不仅能降低游客的出游成本, 提高出游效率, 增加旅游企业的收入, 而且还会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较高的公共管理成本, 从而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同时, 也需要注意到在京津冀旅游协作共生进程中, 共生单元较为单一、参与的积极性不足等问题。
三、京津冀旅游协作的共赢模式
(一) 一体化共生的组织模式。
区域旅游共生模式按组织程度从低级到高级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模式。作为区域旅游共生而言, 一般最终目标是一体化共生模式。一体化共生就是共生单元之间具有稳定的主导共生界面, 形成了具有独立性质和功能的共生体, 存在全方位的交流和相互作用, 共生关系稳定。
京津冀旅游一体化共生就是京津冀各共生单元之间, 出于对整个 (或局部) 市场的预期和总体目标的实现, 自愿通过市场共建, 通过文化、资源或政治上的联系, 采取全方位旅游协作, 包括资源、产品、市场、品牌、信息、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制度等的一体化协作。即京津冀旅游协作在空间形态上聚集, 形成复合的旅游产业集聚区, 成为各种旅游要素流动的枢纽和旅游产品创新的孵化器;在旅游市场和旅游产品组织上, 打破行政区域界限, 实施资源整合, 实现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及客源、品牌共享, 完善区域旅游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在旅游设施保障上, 加快城市通道和服务设施的配套与衔接, 实施信息、教育、培训、研发的共享, 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规范各地政策和制度等。
(二) 互惠共赢的行为模式。
区域旅游共生模式按行为方式分为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对称互惠共生等四种。寄生是指那些完全没有游览价值和生存能力的旅游共生单元 (寄生者) , 主要依靠摄取其他共生单元 (寄主) 的营养 (游客) 而生存, 这类共生单元对寄主会产生较大危害;偏利共生也称附生, 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多个共生单元在空间上紧密相连, 其中有些共生单元 (附生者) 的生存与发展得益于本区的某一主体共生单元, 而对主体共生单元 (被附生者) 的生存与发展不会产生明显的损害;互惠共生是区域内各共生单元都会对其他共生单元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其中, “对称互惠共生”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是共生系统进化的基本方向和根本法则, 是区域旅游协作的理想行为模式, 同时也是最佳激励兼容状态或最佳资源配置状态。
京津冀互惠共生共赢就是三地在承认竞争的前提下, 在强调差别化战略的同时, 主张将局部的对立变成更大空间的共存。京津冀通过利益的共享和义务的共担, 在市场这一共生界面中共同进化、共同发展、共同适应, 寻求双方或多方的共存共享和互惠共赢, 构筑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 从而获得任何单个共生单元无法达到的高水平和整体的最大利益。
京津冀在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上差异性明显, 旅游市场规模和结构都很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的关系使得三地旅游协作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不平等的位置, 短期内实现互惠共赢的行为模式有很大难度。但无论是从旅游消费趋势还是旅游活动的空间扩散规律来看, 京津冀内部旅游市场将成为主流, 互惠共赢的模式会逐步形成。要实现京津冀旅游互惠共赢的行为模式需要各共生单元以政府协调为协作保障, 以地方利益为基础, 通过存异求同、统筹管理等方面的协作, 充分发挥各共生单元的比较优势, 互利互惠, 发挥规模效益, 实现全局共赢, 实现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目标的最大化。
总体上, 一体化共生的组织模式和互惠共赢的行为模式是实现京津冀和谐共生、协作共赢的理想模式和协作共生的目标。当然, 旅游发展实际中, 共生、间歇共生等组织模式和寄生、偏利共生等行为模式是普遍存在的, 表现为多个共生单元中的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主导力量, 这种主导力量可能是非常著名的风景区或旅游目的地, 多数单元处于附属地位;或者在产业发展上, 共生单元之间只是在某些方面关联性很强, 联系密切, 全方位协作和整体意识不强等。这些现象和协作方式的运行效率比较低, 给区域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实际操作上, 当前还是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逐步打破地区封锁, 建立统一市场, 通过龙头带动实现区域内品牌打造、旅游线路互联, 逐步增强共生单元的关联性, 促使京津冀旅游共生体向健康高效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2]冷志明, 张合平.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经济合作机理[J].经济纵横, 2007.4.
“航空与旅游”的营销共生 篇2
美国科特勒营销集团主席
现代营销学创始人之一
航空业与旅游景点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其中一个指导性原则就是，成本和市场投资的花费还是要依靠旅游景点本身去承担。但同时，旅游景点需要在市场推广中设计专门的时间和理由来获取航空公司的支持。只有这样，航空业的支持才可以真正成為旅游业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和推动力。
酒店业和航空业是旅游业的主要服务支撑行业，它们具体包含了产品和物流两个方面。毕竟，不论去哪儿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都是如何去和住在何地。但是，除此之外，旅游也需要市场和促销手段来刺激市场对旅游服务的需求。这就包括提供给旅游者物有所值的宾馆、旅游目的地和令人愉快的旅游体验；同时，还应配备舒适、方便和价格合理的航空交通。
那么旅游业和航空业维系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航空与旅游的借力关系
从中国目前旅游市场来看，存在着供求上的脱节。
首先，从旅游业的提供方来看，诸如海南、三亚等热点旅游胜地，宾馆和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有些超前于目前旅游支线航线的开辟。同时，酒店业和航线的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的推广活动也还没有完全到位，以适应新的旅游设施，从而满足高端旅游者对旅游服务的需要。以三亚为例，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开拓欧洲、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等旅游市场，开通这些国家和地区到三亚的直航线路，以支撑这个美丽假日胜地的服务业。
但持续走高的地价总是促进了旅游地对旅游设施的提前建设，从而导致了早期购地费用不得不被算入整体投资的一个部分。但是，航空业却很难通过比支线航空更低的价格，来满足越来越多国内旅游地点的航线要求。
从旅游业的另一个方面来看，目前正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政府和投资者总是在没有研究消费者真正需求的前提下，急于先建造旅游项目。在我看来，这是缺乏战略考虑的做法。其次，就是旅游胜地的投资者们没有真正下大力气来对旅游市场进行宣传。他们往往只通过一般的广告来进行宣传，但更多的奖赏性宣传、销售刺激行为和具体的营销事件及相应的公关宣传活动才是真正旅游推广活动的主要内容，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更好地放大旅游目的地的价值，从而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这个问题在有些公共旅游项目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对于这些旅游项目而言，很难从公共预算支出中拿到这笔推广费用。但是，目前表现优良的旅游业的从业者们都知道，在市场推广中的投资都将会得到最大的回报。美国夏威夷就不惜花费5000万美金来投资做旅游市场推广。
在中国旅游市场的推广上，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原本就非常有限的推广预算却并没有有的放矢地投在最具有投资潜力的旅游项目和类别上。总而言之，这些市场推广要不就是泛泛的投资，要不就是牺牲于政治上的某些考虑。
从航线开发商来说，它在平衡市场供需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航线的开发都需要随着不断增长的旅游者的需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航线和支线频率，来和相应的物流供给相匹配。同时，他们都相应地在旅游地点的设施中融入了自己的股票资产和经营管理。比如说，SAS航空与卡尔松酒店连锁集团旗下的Radisson 酒店连锁建立了紧密的金融合作关系。在这样的合作下，航空公司往往在自己的航线安排上尽可能地宣传一些指定地点的旅游项目。
但这样的合作并不稳定，甚至有每况愈下的趋势。不论是酒店还是景点，他们在日常成本上的花费是一致的，但是，航线和航班频率却总在变化之中。这就注定了，当旅游景点的预算支出减少，那么航空公司自然也将减少它的航线到达频率，从而更加恶化了原本就不景气的当地旅游市场的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旅游景点可以稳定地依赖航空公司的宣传来带动当地旅游市场。特别是如今航空公司面临的成本上升的问题，就越发显出了这个问题。航空公司往往不会冒险来单纯地去带动旅游市场的需求。
总而言之，航空业与旅游景点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其中一个指导性原则就是，成本和市场投资的花费还是要依靠旅游景点本身去承担。但同时，旅游景点需要在市场推广中设计专门的时间和理由来获取航空公司的支持。只有这样，航空业的支持才可以真正成为旅游业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和推动力。
航空公司定位的“旅游思路”
那么既然航空业有可能很大程度能够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那么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航空业在这个方面能做些什么。
事实上，中国的航空业已经在这个方面开始做得很好，并且它们在不断地向国外同行们学习取经。总结起来，以下几个方面是较好的尝试角度。首先，通过对航线旅游数据的调研，来分析航线旅游面临的趋势、机遇和挑战，从而决定自己的发展方针。比如说，在中国，对以休闲旅游为目的乘坐飞机去亚洲邻国旅游的旅游者的数据的调研，对于中国航空公司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同时，世界旅游组织的一些调查数据也可以成为非常有用的信息，从而为中国航空公司提供一个整体市场发展机会的全局式了解。其次，航空业可以借助贸易组织，让他们通过公共政策来劝说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满足整合航空业成员的需求。同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些可能会影响国内和国际旅游交通的政策进行深入了解，也有利于航空业的发展更加有的放矢。第三，对业内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掌握休闲航空旅游的管理经验和服务规则，对旅行社、酒店和食品服务的了解都可以进一步推动如今的中国航空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对于航空旅游的市场敏感度和专业的管理经验也是整个航空旅游上最为必要的补充。
那么对于具体的航空公司而言，拥有一个真正的市场拓展部门是公司成败的关键，而这个部门需要负责对公司休闲航线发展战略进行分析、发展甚至执行。就我对中国航空公司的了解，很多公司在这个方面还只是停留在运作的层面，而自身发展的关注点依然集中在技术考虑和航线安排上，而并不是以顾客的要求为中心的。
市场发展的各要素，包括组织、策略性计划、年度营销战术考量、营销计划的执行和对营销行为的评估。虽然每个营销人对这些要素都烂熟在心，我却发现中国很多航空公司都没有真正落实它们。除了海南航空，在中国的航线市场的运营中，我还没有再发现另一个以旅游作主打品牌和卖点的航空公司。我这里并不是说，国际领先的航空公司都需要推“旅游”的卖点。事实上，除了Virgin（维珍）和新加坡航空主打旅游牌而外，许多全球的航空公司都把“商务旅行”放在重中之重。在我看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就可以从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中学到许多经验，适当放弃自己的“一等舱”，适当调整价格，与其让许多豪华舱位空着，还不如变商务舱甚至一等舱为休闲旅游舱位。只要中国航空公司也可以像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那样，在一个稍低的价位上提供依然优质的服务和舒适的乘坐环境，就一定能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具竞争力。
同时，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不建议使用诸如“公务舱”等名词来分割旅客市场。事实上，许多旅游者，即使不是商务旅行，也能花更高的航空价格来进行自己的休闲旅游。如今的所谓“舱位”的分类实际上混淆了旅客的界限，同时会使得航空公司因此失去许多市场机会。所以，舱位上，我建议只有“高级”和“标准”之分，而不是“经济舱”和“公务舱”之分。
最后，让我们落脚在中国海南航空公司。无庸置疑，海南航空公司在推动海南旅游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海南航空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直通海口或三亚的国际航线。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不论是政府还是海南航空，现在都在朝这个方面上努力着。如果这样的国际航线一旦成型，必将吸引大批来自亚洲、欧洲的游客到海南观光旅游，这将更快带动当地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旅游发展与小城镇建设共生关系研究 篇3
城市建设与旅游业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共同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怎样协调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的关系,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都是我们一直探索的问题。
一、小城镇旅游的特点
小城镇旅游是发生在小城镇中的各种游憩活动的总称。而对于旅游产业来说, 则是指旅游者在小城镇中的所有物质与精神消费活动。现代小城镇以其不同于大都市的独特的旅游资源, 加上愈加活跃的经济活动, 地域化的建设风貌, 优越的自然环境, 完善的娱乐设施等, 对各层次的旅游者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小城镇旅游也逐渐成为现代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小城镇旅游业的发展, 是城乡旅游产业统筹的结合点, 是城乡文化协同进步的媒介, 是一条新兴而富有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 同时又是农业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和现实选择, 对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特殊意义。
二、旅游与小城镇建设的共生关系
(一) 共生的涵义
生物学对“共生”概念有着这样的描述:共生是两种事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逐渐走向联合, 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一种相互关系。社会科学领域中, 共生既具有组织过程的一般特征, 又具有共生过程的独特性。它不是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排斥, 而是在相互激励中共同合作进化。这种合作进化不仅可能产生新的单元形态, 而且可能产生共生能量和新的物质结构, 表现为共生个体或共生组织的生存能力和增殖能力的提高, 体现了共生关系的协同作用和创新活动 (见图1) 。
(二) 旅游与小城镇建设共生模型
旅游业是内涵深、外延宽、关联性强、牵涉面广的经济产业, 依托小城镇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研究结果, 我国旅游业的投入产出比为1∶4.6。旅游每完成一次供给直接涉及的行业有十几个, 间接涉及的行业有70个左右。旅游行业直接增加1个就业岗位, 社会就能增加5-7个就业机会;旅游行业直接收入1元, 相关行业的收入就能增加3-4元。
发展旅游业可以使小城镇的产业结构、交通结构、文化结构、市场结构以及居民居住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等发生变化, 使旅游经济成为城镇的支柱经济。旅游业的发展必将带动小城镇的商业、餐饮业、旅行社业、娱乐业等的发展。此外, 旅游业的发展, 对带动小城镇农副产品的生产, 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城镇化都有积极意义。由此看出, 旅游业是旅游型小城镇产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它的发展能积极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有很强的“乘数效应”。因此, 旅游业能够成为小城镇发展建设的强有力的推动力。
当然, 小城镇的发展与建设同样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城镇化程度提高后, 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多种类的服务和更完善的保障体系, 改善旅游的服务质量 (见图2) 。
三、溪口镇旅游与城镇协调度分析
溪口镇是一个很具特色的小城镇, 它位于长三角南翼, 奉化市西部, 距宁波市区38公里, 是宁波市唯一一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改革开放以来, 溪口因其两代总统蒋氏父子故里的历史渊源关系, 而成为海峡两岸交往和宣传、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窗口。近几年来, 溪口以独特的人文景观、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悠深的佛教文化的完美结合而享誉海内外。
(一) 溪口旅游发展概况
80年代溪口对外开放以来, 来此观光、旅游、采访、考察者络绎不绝。自1991年起, 溪口景区每年的游客均超过百万人次。2008年, 景区游客更是历史性地突破500百万人次大关, 门票收入达1.15亿元, 比2007年增长30%和56% (见图4) 。
随着景区旅游的飞速发展, 旅游开发效应不断显现, 住宿餐饮零售额突破亿元大关, 年增长20%以上。整个溪口的乡村旅游市场也迅速扩大, 农家客栈、休闲农庄、亲水漂流等乡村旅游项目成为短线游客的钟爱。旅游给溪口经济发展带来的“乘数效应”逐渐显现, 08年全镇旅游综合经济收入达22.9亿元 (含乡村旅游) , 比五年前翻了近一倍。
(二) 溪口城镇建设概况
进入新世纪以来, 溪口镇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全镇三产总值由2004年的44.8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70.85亿元, 保持了11.6%的年平均增长率, 在奉化全市六个乡镇中位居第一 (见图5) 。
就三次产业结构来讲, 溪口镇具有二产独大的特征, 第二产业在全镇总产值中占60%以上。同时2004年到2008年的5年间, 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缓慢, 作为旅游资源丰富的特色小城镇, 旅游业所占比重一直不高 (见图6) 。
溪口镇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巨大, 尤其以交通、道路、城镇绿化等方面绩效明显, 城镇可进入性增强, 城镇旅游便利度加大。目前溪口城镇绿化面积约2200亩, 人均绿化面积达18.6m2/人。S36省道、S213省道和弥勒大道穿镇而过, 连接宁波、金华、奉化和慈溪等地区。并且溪口镇在甬金高速拥有东西两处互通道口, 大大加强了溪口镇对外的交通便利性。
旅游业发展拥有美好未来的背后, 需要高品质的配套服务业来支撑。目前溪口拥有各类商业网点600多家, 餐饮企业近80家, 酒店宾馆60多家, 超市15家, 银行网点18处。旅游服务设施虽然较前几年已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高品质的住宿、餐饮、娱乐、购物等设施不足, 成为限制溪口旅游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三) 现状溪口旅游与城镇建设协调度分析
1. 分析方法选择
城镇旅游与城镇发展的协调度评价实质上是对旅游发展与城镇发展各个因素之间的协调程度的评价, 可以看作一个多属性决策问题。两者的协调度评价, 首先需要明确整个评价对象的属性, 建立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计算分析检验城镇旅游与城镇发展的协调关系, 总结其研究年份中相互之间的演变规律。
本文采用TOPSIS评价法, 是系统工程中有限方案多属性决策分析的一种常用的科学决策技术。其基本原理也即逼近理想解的思路, 即在基于归一化的原始矩阵中, 找出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 (分别用最优向量和最劣向量表示) , 然后分别计算出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间的距离, 获得该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 以此作为评价优劣的依据。
2. 分析结果
根据TOPSIS评价法, 本文将溪口镇2005-2008年的城镇旅游与城镇发展情况作为4个评价单元 (N2005-N2008) , 选择18个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见表1) 。
根据TOPSIS评价法基本步骤中得出各评价单元与最优值的相对接近度 (见表2) 。
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阶段内, 溪口旅游与城镇建设协调度逐年递增。随着城镇化和旅游产业的成熟, 溪口旅游与城镇发展协调状态呈现出逐年优化的趋势, 但距离理想值“1”还有一定距离。总体来讲, 两者协调度一般, 共生关系不明确, 还需对溪口的旅游做深入透彻的研究, 加强两者间的协调度建设。
四、溪口镇旅游与小城镇建设的共生发展模式
(一) “大溪口”旅游模式和空间布局
1. 现状旅游存在的问题
过去溪口的旅游活动主要集中在风景区, 几百万的游客无不来去匆匆, 对城镇和农村地区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事实上, 作为蒋氏故里, 蒋介石父子在其族亲、同学、同乡中提拔重用的近百位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家乡溪口老镇除拥有丰镐房等一系列蒋氏遗存外, 还保存完好有若干条清末民初时期前店后坊的街道巷弄, 以及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工”字型院落, 是很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溪口的乡村地区风景优美, 水蜜桃、花卉、雷笋等特色观光农业已颇具规模。可是一直以来, 溪口的乡村旅游一直徘徊在低端, 尚未形成规模和名气。旅游如要真正成为带动溪口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动力, 必须由“一枝独秀”转向“全面开花”。
2.“大溪口”旅游模式的提出
大旅游观念就是把整个镇域作为一个完整的旅游产品、一个完整的旅游目的地和一个统一的区域旅游形象实体, 既平衡好旅游业的各组成部分, 又通盘考虑旅游业发展和其它部门、行业之间的协调关系, 还要研究旅游系统中自然、技术、社会、经济诸要素的相互结合。“大溪口”旅游模式就是以景区旅游为核心, 乡村旅游为有力补充, 城镇旅游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模式。溪口旅游不再只是蒋氏故居、雪窦山、亭下湖等一些景观单体, 乡村旅游与城镇旅游也应成为吸引游客的板块, 应该将“大溪口”旅游作为溪口今后对外宣传的旅游品牌。
在空间布局上, 主要形成以城镇旅游与景区旅游在中心, 乡村旅游在外围的整体布局形态 (见图7, 8) 。
3. 旅游线路组织
溪口旅游资源丰富, 镇域范围内拥有各类资源近百处。溪口旅游线路组织以旅游资源为基础, 在充分考虑旅游区域协作、旅游接待设施辐射范围、旅游项目空间格局及组合特点的基础上, 以交通网络为基础骨架、重点旅游项目为节点推出名人故里古镇风情游览线、妙高飞瀑古刹弥勒游览线等五条旅游线路 (见图9) 。并推出“二日游”和“多日游”, 使旅游带动溪口的每个片区的发展。
(二) “大溪口”旅游布局对城镇建设的反馈与带动
1. 旅游发展对城镇建设规模的要求
作为旅游城镇, 其用地规模不能简单地以“国家标准×城镇人口数”来计算, 城镇规模要能同时容纳当地居民与外来旅游者。根据近几年溪口旅游人数的演变规律和景区可承受容量, 预测五年内景区游客量将达到800万人次, 乡村旅游游客量将达到100万人次。按年旅游天数为300天计, 则平均日游人数量近期为3万人。
依据以上方法测算, 五年内溪口镇区需为旅游配套建设用地100公顷左右, 镇域需为旅游配套建设用地200公顷左右。
2. 旅游对交通设施优化的要求
溪口镇作为旅游目的地, 其可达度与对外交通的畅通度是又好又快发展“大溪口”旅游的基本前提。宁奉公路、江拔线和弥勒大道是现状对外交通联结的主要通道, 但是宁奉公路、江拔线等道路沿途工业用地较多, 且紧贴道路建设, 影响旅游形象, 需整治和重新控制沿线立面。
随着旅游集散中心的投入使用, 景区停车场设施基本能满足需要, 但镇区停车位不足, 需加快镇区停车场的建设。同时在城镇道路系统规划中, 要考虑旅游专线的设置或高峰旅游时段的交通组织方式。
3. 旅游对第三产业的带动
溪口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镇生产总值的比重虽较宁波同类城镇有一定的优势, 但与国内其它一些发展较好的旅游城镇40%以上的比重相比还具有较大的差距。如何充分发挥旅游的“乘数效应”, 如何让旅游真正成为带动城镇发展的主导产业, 将是今后溪口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
对于溪口旅游究竟能带动多少就业岗位, 可以采用游客数与提供岗位数的经验比值来估算。依据全国与上海的经验比值, 估算出五年内旅游能为溪口提供3.5万个就业岗位, 旅游综合收入38亿元。
4. 旅游对第二居所的带动
目前, 长三角地区人均收入已超3000美元, 如08年上海、无锡等城市人均GDP均已突破10000美元, 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 自驾出行、自由探险、运动休闲、拓展训练以及高尔夫旅游等各种休闲度假旅游蓬勃兴起, 部分具有休闲度假元素的景区受到游客的青睐。也就是说, 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推进旅游业由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升级转型, 休闲度假游必将成为旅游出行的主要方式。
随着休闲度假旅游的风靡, 度假功能的第二居所悄然兴起。溪口目前只有武岭花园、盛世桃源等楼盘形式的第二居所, 休闲度假村形式的第二居所只有银凤度假村一处。溪口必须抓住当前旅游方式转型的契机, 利用自身优越的旅游资源和区位交通条件, 大力发展休闲度假产业, 把游客留下来, 住下来, 使溪口成为周边地区第二旅居所后花园。当然, 在利用优美环境发展第二居所的同时, 应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 (见图10) 。
五、旅游与小城镇建设共生发展策略
结合溪口镇发展现状以及溪口镇人民政府最新提出的城镇与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思路, 以城镇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根据城镇建设和旅游业发展一体化思想, 树立旅游品牌, 改善城镇总体环境, 优化重组旅游产品, 完善城镇旅游形象, 促进旅游与城镇建设协调共生发展。具体策略如下:
(一) 策略一:以经济建设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经济建设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溪口镇位于宁波市社会、经济、文化网络的节点上, 与周边城市和地区联系方便, 有发展经济良好的区位条件。所以, 一直以来溪口工业发展基础稳固, 是奉化市工业主要分布地区, 是奉化市美容美发器具和气动元件两大特色工业专业化密集区。溪口在此基础之上应继续深入发展附加值高、无污染的高新产业, 并对现有部分产业进行转型, 搬迁对环境有污染的企业。同时, 溪口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性支撑。
(二) 策略二:力求城市硬件建设与旅游业发展的一体化
从国内外旅游城镇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不论是旅游者还是当地居民, 对城镇应具有的功能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营造良好的旅游与休闲环境成为城镇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面, 城镇建设为了旅游者和市民的双重需要而有机统一起来。这就要求溪口城镇建设处处能彰显出旅游功能如满足交通道路建设和道路景观及道路标准, 满足游客需求的宾馆标准, 给游客以强大的吸引力的城镇面貌和城镇环境, 配套的购物广场和步行街及休闲、度假设施。
(三) 策略三:营造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软环境
旅游服务是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内容, 精神享受是旅游的主要目的。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及其服务水平、优化社会环境是提升旅游品质的关键。社会环境强调高效顺畅、安全有序;经济环境强调公平合理、童叟无欺;人文环境强调热情好客、文明服务, 实现旅游大环境营造与城镇精神文明建设一体化。溪口要致力于培育城镇文化, 造就一个社会安定、经济规范、居民文明的旅游发展软环境。
(四) 策略四:旅游与城镇建设必须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协调发展
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 因此, 溪口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妥善处理好旅游以及城镇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要牢固树立“环境兴旅”、“环境为本”的观念, 坚持科学保护、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的原则, 走一条在保护中开发, 开发促进保护的旅游业发展之路, 将生态环境的保护贯穿于发展旅游小城镇建设工作的始终。
(五) 策略五:制定旅游与城镇共同可持续发展对策
小城镇的旅游发展不仅仅是旅游资源开发、旅游项目建设和服务设施配套, 而且是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 溪口必须从城镇发展的大背景入手, 考虑旅游业的板块分工和地域分工, 以“大溪口”旅游的观念, 立足于营造旅游大环境, 制定有利于创造旅游和城镇整体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对策, 实现溪口城镇建设和旅游业的共生式可持续发展。
(六) 策略六:加强领导, 实施“政府领导型”战略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经济产业, 有着很强的关联带动作用, 一方面直接给航空交通、旅游饭店、商业网点、景区景点等带来客源和市场, 另一方面间接的带动农林牧渔、城镇建设、加工制造、文化体育、信息交流等方面的发展。这就要求政府给予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理顺城镇建设与旅游业发展各自的管理体制, 强化法制建设, 科学合理的制定二者互动发展的宏观政策, 使溪口的城镇建设和旅游业发展逐步与国际接轨。
六、结语
旅游与城镇建设共生协调发展扩大了社会需求, 不仅有利于当前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 也是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和建设新农村的可行路径, 对促进城镇、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对促进农民增收和改善群众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溪口在旅游与城镇发展建设协调共生、友好互进的过程中要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按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把发展城镇与农村的中心工作、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结合起来, 加强领导, 改善服务, 积极探索, 稳妥推进, 为树立“大溪口”旅游品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为全面实现溪口的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摘要：本文从研究旅游与小城镇建设的共生模型入手, 通过对溪口小城镇建设和旅游发展状况的调查, 分析了两者发展的协调度。针对溪口的小城镇特色提出了“大溪口”的旅游模式和空间布局, 同时探讨了“大溪口”旅游对城镇建设的反馈与带动, 最后提出了旅游与小城镇建设共生发展的一系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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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共生 篇4
收稿日期：2007-07-10
作者简介：王宇露(1978-)，男，上海电机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摘要：借鉴生物共生理论，本文分析了银行共生的机理和银行共生的共生型，探讨了银行共生的循环运作生理机制及共生进化过程，并运用银行共生理论分析了我国银行水平共生的现状，提出了促进共生进化的对策。
关键词：银行共生;共生型;共生进化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2-0025-04
共生(symbiosis)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在现代生物学中，共生一般被定义为一种相互性的活体营养性联系。最早把共生概念引入金融领域的是斯蒂格利茨，他在1998年提出了金融体系中的共生概念。2002年，我国学者袁纯清将共生理论引入金融学领域，并利用金融共生理论对城市商业银行改革进行了系统研究。但现有研究对银行业的共生研究涉及不多。在金融竞争日益国际化和合作化的时代，研究银行共生的生理机制，分析我国银行的共生现状，并提出促进共生的对策，将有利于指导和推动我国银行与竞争对手和合作组织的合作共生，为我国银行业创造良好的竞争氛围。
一､银行共生的机理
借鉴生物共生定义，我们认为，银行共生是银行与银行生态环境中其他生物因子(如：竞争银行､协作中介组织､客户)基于某种共生基质，通过共生界面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产生和分配共生能量而形成的一种组织间关系。在共生关系中，共生单元是共生关系的行为主体;共生基质是共生单元通过共生产生共生利益(我们称之为共生能量)的源泉;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间进行共生行为的接触面;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间共生所在地的环境;共生能量是共生关系带来的共生收益。
首先，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关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不同的共生关系中，共生单元的性质和特征是不同的，在不同层次的共生分析中共生单元的性质和特征也是不同的。本文的共生单元是银行生态系统中的各生物主体，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等银行机构及担保公司､征信公司等中介机构。其次，共生基质是共生存在的必要条件。具体来看，银行共生的基质是共生单元间的互补资源，如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金､政策等。共生单元投入共生关系的资源特性决定了共生单元间的能量分配，某一共生单元投入资源的难以模仿性､不可替代性越强，其在共生关系中的谈判地位就越有利。再次，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或载体，它是共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决定共生关系效率和稳定性的核心要素。第四，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共生环境。本文的共生环境是银行生态环境，它包括竞争者､互补者､客户等生物因子和法治环境､区域文化环境等各种非生物因子。最后，共生能量是共生系统生存和增值能力的具体表现，是共生系统质量提高和数量扩张的前提。共生能量生成原理揭示了生物共生进化的动力机制，影响共生能量的关键变量有两个：一个是共生界面的特征值，这是衡量共生界面上交流阻力的重要参量，共生界面越多，接触面越大，接触介质越好，则交流阻力越小，对应的特征值就越接近于零。另一个变量是共生度。共生度越大，共生能量越大。
二､银行共生的共生型及其优劣评判标准
在共生基质存在的前提下，处于特定共生环境中的共生单元通过一定的共生界面，形成了特定的共生型。银行共生的共生类型(简称为共生型)由三方面因素综合决定：一是共生单元在食物链中的相对位置，二是共生的组织程度，三是共生能量分配对称度。根据每一类共生型决定因素内部的差异，我们又可把银行共生划分为许多不同的共生亚型。首先，根据共生单元间的食物链位置，我们可以把银行共生划分为：水平共生和垂直共生。其次，根据共生的组织程度，我们可以把银行共生划分为：点共生，局部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再次，根据共生能量的分配，我们可以把银行共生划分为偏利共生､非公平互惠共生和公平互惠共生(如表1所示)。综合各种共生亚型，我们归纳出银行共生的两大类､十八种共生型(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共生型决定因素及共生亚型特征
表2 水平共生的共生型
表3 垂直共生的共生型
银行共生型的优劣可根据共生型能量分配公平度和共生能量大小进行评判。在共生过程中，共生单元根据其投入共生关系的资源及其分配的能量判断共生能量分配的公平度，公平度越高的共生型，共生型越优越。共生能量越大的共生型，共生型越优越。根据评判标准，水平共生中的公平互惠一体化共生(H，P3，M1)和垂直共生中的公平互惠一体化共生(V，P3，M1)是最优的共生型。在这两种共生型下，共生单元之间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通和交换过程中产生的激励是相容的，其共生界面最大且接触介质最好，从而使得共生界面上的交流阻力最少，结果产生的共生能量最大，增速也最快，从而能有效地推动双方的不断成长和进化。
三､银行共生的循环运作生理机制及共生进化
图1 银行共生的循环运作生理机制及共生进化
在特定的银行生态环境中，不同的共生型通过特定的共生界面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流，产生共生能量并使用共生能量。之后，共生单元会对共生能量分配､共生界面等要素进行谈判，判断是否进一步共生。如果共生单元认为共生的公平度､共生界面效率在可调整范围内，那么，共生单元间将进行再谈判，通过提高共生能量分配的公平度､提高共生界面效率､适应共生环境､提高共生能量使用效率等多种方式调整共生型，推动共生型向更优越的共生型转化，实现共生的进化。此时，共生单元间的共生进入了下一个共生循环。否则，共生将会解体(如图1所示)。
四､银行共生进化的实证分析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水平共生的角度，分析银行与银行中介结构以及竞争银行的共生现状，并提出促进共生的对策。
(一)我国银行与银行中介机构的共生型及共生进化
1､我国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共生现状。
目前，我国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共生型大多属于非公平互惠共生下的点共生(H，P2，M1)。一方面，从共生能量分配看，我国银行与担保公司形成的共生关系中，担保公司与协作银行的合作在收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方面是不对称的，协作银行往往要求收益与权利而不愿承担相应的风险与义务，甚至于要求担保机构承担100%的风险，可见，我国银行与担保机构之间的共生属于不公平共生。另一方面，从共生组织程度看，我国银行与担保公司只在担保业务方面共生，共生界面较少，彼此间信任度不高，共生界面效率较低，共生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机性。
2､我国银行与征信公司的共生现状。
目前，我国银行与征信公司的共生型属于偏利共生下的点共生(H，P1，M1)。一方面，从共生能量分配看，在银行与征信公司形成的共生关系中，征信公司能获得较大的收益，而银行受益很少，甚至可忽略。这是因为，征信公司在运作初期，由于个人信用信息的来源比较窄，个人信用报告的可用性比较差，而大部分银行内部都有专门的征信部门和征信人员，因此，征信公司提供的信用报告对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的作用有限。所以目前我国银行与征信公司之间是偏利共生关系。另一方面，从共生单元的共生组织程度看，我国银行与征信公司只在担保业务方面共生，共生界面较少，彼此间信任度不高，共生界面效率较低，共生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机性。
3､我国银行与银行中介机构的共生进化。
为促使我国银行与银行中介机构的共生向公平互惠共生下的一体化共生进化，我国银行首先应培育共生理念和共生机制。近年来，由于银行没有建立有效的共生激励机制，使得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热情不高，导致担保机构的贷款担保只能局限在期限短､数额小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上，其核心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对于征信公司来说，在运作初期，由于个人信用信息的来源比较窄，个人信用报告的可用性较差，一些银行由此认为，信用报告对降低不良资产率的作用有限，因此不愿使用信用报告，也不愿为征信公司提供贷款者的信贷信息。其实，银行不仅是金融信用体系的信息采集者，也是最终使用者。积极参与到征信体系的建设，不仅可以低成本地遏制客户的违约失信行为，提高其信用意识，而且可以在消费贷款业务方面开辟广阔的空间。此外，银行也应明白，共生能量的公平分配是长期共生能量最大化的基础，追求短期内单一共生单元的能量最大化是得不偿失的。在形成共生理念的基础上，银行应积极参与信用体系的建设，制定与银行中介机构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共生机制，并制定激励银行内员工与银行中介机构共生的制度。二是保持共生界面畅通。畅通的共生界面为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通和交换提供了顺畅的通道，促进共生过程的共生新能量的产生。反之，若共生界面呆滞，则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不畅，或者畅而无效，都会导致共生新能量不足，而共生新能量的不足又会弱化共生单元之间的激励，于是产生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共生关系解体。因此，银行应加强与担保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尤其是宏观产业政策方面的信息交流，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收集､整理辖内企业的信用记录并进行登记､备案，与征信公司共享信息资源。此外，银行与中介机构之间应增强彼此间的信任，减少共生界面交流的阻力。三是应深化银行与银行中介机构间核心能力的兼容，发展共生基质。银行与银行中介机构投入各自的核心能力，形成共生基质，实现共生。各共生单元核心能力之间的协调､整合､优化状况是共生能量产生､共生界面畅通的前提。目前，银行与银行中介机构之间存在核心能力不兼容，共生基质缺失的问题，比如：银行内部征信提供的信息主要是财务信息，外部征信提供的也是财务信息，而不是银行所需的担保､抵押等其他信息，内部征信和外部征信的核心能力不兼容，共生基质缺失。因此，我国银行在选择银行中介机构共生以及发展共生基质时，必须考虑其与自身的核心能力兼容问题。四是优化银行与银行中介机构的共生环境。共生环境的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银行与银行中介机构的共生进化。就银行与担保机构的共生环境来看，由于担保业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担保业自律和监管缺失，担保机构的信用评级体系尚未建立等原因，担保公司与银行共生时处于弱势地位。就银行与征信公司的共生环境来看，由于征信业缺乏权威性评级机构，征信业监管缺失，征信体系建设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等原因，担保公司难以与银行形成一体化的共生，银行在共生中所获能量也非常少。为促进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共生，未来应加快信用担保法制建设，加快建立信用担保机构的信用评级体系，加强监管和行业自律。为促进银行与征信公司的共生，未来应加快培育权威性评级机构，加强对征信业的监管，加快制定全国征信制度的法规条例，并迅速成立征信体系的统一管理机构。
(二)我国银行与竞争银行的共生现状及进化
1､我国银行与竞争银行的共生现状。
目前，我国银行与竞争银行之间的共生大致有三种共生型：非公平互惠共生下的局部共生(H，P2，M2)，公平互惠共生下的局部共生(H，P3，M2)和公平互惠共生下的一体化共生(H，P3，M3)。每一种共生型的共生能量分配､共生界面及共生能量效率都不一样。
第一种类型是非公平互惠共生下的局部共生。一方面，从行为方式看，商业银行与竞争者之间是非公平互惠共生，一方获得的共生能量大于另一方。另一方面，从共生组织程度看，银行与竞争者之间只在银行业务开展方面进行共生，共生关系不稳定，共生专一性水平较低。这种共生模式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共生中。在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合作中，如建设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由于政策性银行有国家财政和政策支持，并且专注于某一领域，所以大量商业银行极欲进入的基本建设和基础产业项目往往被政策性银行垄断，商业银行参与政策性银行牵头组织的银团贷款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分享的共生能量小于政策性银行。因此，从行为方式看，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共生是非公平互惠共生。另一方面，从共生组织程度看，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共生仅仅局限在银团贷款､流动资金搭桥贷款和政策性银行业务代理等少数方面，并且商业银行之间对代理政策性银行业务的竞争日趋激烈，因此，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之间的共生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机性，属于局部共生。
第二种类型是公平互惠共生下的局部共生。一方面，从行为方式看，银行与竞争银行之间是公平互惠共生，双方公平分配共生能量。另一方面，从共生组织程度看，银行与竞争银行之间只在业务､管理方面进行共生，共生关系不稳定，共生专一性水平较低。大部分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共生属于这一模式，如民生银行与花旗银行在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方面的合作。一般来说，商业银行通过提供自己宽广的网络，与外资银行开展业务合作，双方公平分配合作收益，但共生专一性较低，外资银行既可与甲商业银行共生，也可与乙商业银行共生，商业银行没有获得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并且随着外资银行对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拓，一些业务将会由自己提供，因此，这种共生关系是不稳定的。
第三种类型是公平互惠共生下的一体化共生。一方面，从行为方式看，银行与竞争银行之间是公平互惠共生。另一方面，从共生组织程度看，银行与竞争银行之间在股权､业务等多方面进行共生。交通银行和汇丰银行的共生模式是这种共生模式的代表。在行为方式上，通过与汇丰的共生，交通银行的呆账率得到大幅降低，并得以享受汇丰在全球的网络。而汇丰通过与交通银行的合作，降低了网络运作成本，提高了利润。此外，双方还建立了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另一方面，从共生组织程度看，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不仅在风险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核心领域开展技术合作和援助，并计划未来三年进一步在信用卡､内地分行合作､融资以及证券业务等方面进行合作。可见，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的共生是一体化共生。
2､我国银行与竞争银行的共生进化。
目前，我国银行与竞争银行的一些共生型存在效率低下，稳定性较差的问题，未来应向公平互惠下的一体化共生进化。为促进我国银行与竞争银行的共生向公平互惠下的一体化共生转化。我国银行首先要培育共生理念。我国银行应认识到，与竞争银行共生，不仅可以推动竞争方式的转变，变淘汰竞争为互利竞争，而且有利于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降低经营成本，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规模化经营。二是要保持与竞争银行共生界面的畅通。我国银行应与竞争银行建立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加强与竞争者的多方面交流､融合。三是培育核心能力，深化共生基质。目前，我国银行间共生的共生基质大多是业务､网点和政策。然而，这些共生基质的可替代性和可模仿性较强。可以预见，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全面放开及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提供这些资源的银行在共生关系的谈判地位将日益下降，基于这些共生基质的共生注定是不稳定的。因此，我国银行应在技术､管理､创新等方面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深化共生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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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共生 篇5
一、共生的内涵与构成
1、共生的内涵
“共生”一词的概念源于生物学, 是指动植物互相利用对方的特性和自己的特性一同生活相依为命的现象。共生理论和方法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开始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 主要是医学领域、农业领域和经济领域。
“共生理论”认为, 共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共生的本质是协商与合作, 协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互惠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 等等。运用共生现象普遍性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关系, 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关系存在的客观性, 从而按照共生原理不断推进其向优化转变, 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共生”是指在旅游市场环境中旅游地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寻求双方或多方的共存共享和互惠互赢, 构筑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 从而获得任何单个一方无法达到的高水平和整体的最大利益生, 实现旅游个体或组织经济效益的提高、规模的扩大和范围的扩张。
2、共生的构成要素
从一般意义上讲, 共生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要素构成。共生单元指构成共生体的基本能量和交换单位, 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共生模式即共生关系, 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 它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关系。从行为方式看, 共生模式分为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从组织程度看, 共生模式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关系。共生环境指共生关系存在发展的外生条件。在共生关系的三要素中, 共生单元是基础, 共生模式是关键, 共生环境是重要的外部条件。
3、共生关系的形成条件
共生关系的形成必须存在共生界面和共生机制, 表现为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能量的联系和共生度逐渐提高的过程。构成共生关系的条件包括:参与整合的区域须具有相互兼容的内在性质和某种时间或空间联系;在给定的时空条件下, 区域间应存在某种确定的共生界面, 即区域间旅游资源整合的媒介;共生单元之间按某种方式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 通常由共生单元内在联系的亲近度、同质度或关联度决定;参与旅游资源整合的区域还须选择和培育共生环境。
按照共生关系所需的一般条件, 区域旅游共生关系的形成, 须具备以下条件:旅游资源具有相似性或互补性, 并且具有空间上的接近或联系上的便利性;有经济、文化或政治上的联系, 或旅游资源、市场等要素上的联系, 区域内有若干知名度较高的旅游地, 旅游服务设施基本完善和配套;同类旅游地的相似程度或异类旅游地的互补程度决定共生方式, 同类旅游地之间强化共同优势, 在合作基础上重新分工定位;异类旅游地之间优势互补, 形成区域旅游的竞争优势;必须具备一定政策法律支撑, 具有发展区域旅游的大背景。
二、武汉城市圈体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共生分析
1、共生条件分析
(1) 体育旅游资源丰富, 互补性强。武汉城市圈内的体育旅游资源丰富, 以“四山” (九宫山、大别山、木兰山、大洪山绿林寨) 、“一洞” (隐水洞) 、“多条谷” (武汉的木兰天池、大别山的龙潭谷、神仙谷、桃花冲、九宫山的石龙沟、金鸡谷、大洪山的鸳鸯溪等) 为代表的地文景观, 适合开发登山、探险、攀岩等户外运动项目;以“两江” (长江、汉江) 、“三湖” (东湖、梁子湖、洪湖) 、“众水库” (徐家河水库、陆水湖、观音湖、富水水库、仙岛湖、天堂湖、高关水库等) 为代表的水体旅游资源, 适合开展游泳、赛艇、漂流等水上运动项目;体育休闲娱乐方面, 位于金银湖地区的东方马城总占地面积100多万m2, 作为对外旅游项目, 已经形成赛马展览馆、名马观赏、马车巡游、骑马游乐、骑士俱乐部、马头湖垂钓、马术表演等八个大项;金银湖高尔夫运动场休闲、户外运动拓展休闲、环东湖自行车运动休闲、红莲湖高尔夫休闲四大休闲体育运动基地;东方马城速度赛马竞标赛、国际长江横渡赛、中超联赛等赛事体育资源。这些丰富多彩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类型丰富, 互补性强, 为发展武汉城市圈体育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 旅游地空间距离近, 交通便利。随着圈域一体的顺利推进, 武汉城市圈内的路网日益升级, 武汉通往周边8城市的高速公路网络已经形成, 目前, 武汉到城郊区半小时, 到城市圈内8个城市分别2小时, 到周边城市4小时。随着城际铁路的相继建成和通车, 一个半小时交通圈即将形成。
(3) 良好的共生环境, 设施齐备。在体育场馆方面, 近年来兴建了武汉体育中心、塔子湖全民健身中心、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体育场馆, 并对一批旧的体育场馆进行了改建, 从而保障了体育旅游活动的开展。以武汉体育中心、洪山体育馆、武汉体育学院为核心的赛事体育区, 已经形成多个体育场馆区。其中, 洪山体育馆是湖北目前最大的综合性体育馆;武汉体育中心作为一座现代化体育场馆因成功举办一系列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而闻名国内外;武汉体育学院也已建成多个现代化的体育场馆。
旅游服务设施完善, 武汉城市圈中的酒店业主要集中在武汉市, 数量接近江苏和浙江等旅游大省,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旅行社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总量已达350多家, 其中国际旅行社20家。完善的体育场馆和旅游服务设施, 为武汉城市圈体育旅游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共生环境。
2、共生模式分析
共生模式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 其中, 一体化共生是区域旅游发展的理想模式。一体化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具有稳定的主导共生界面和支配介质, 形成了具有独立性质和功能的共生体, 存在着双向的利益交流机制, 共生关系稳定。
区域旅游一体化共生是旅游地之间通过对市场的预测, 为了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 自愿通过市场主导共生界面、旅游产业资源要素和制度的联系, 采取全面旅游资源整合, 包括形态、空间层次、旅游资源、旅游主题、旅游形象、旅游线路、旅游商品、旅游市场、旅游促销、基础设施、产业链和管理制度等的一体化;打破行政区划的禁锢, 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壁垒, 实现旅游产业资源要素自由流动, 客源、品牌、基础设施和旅游资源共享;实现信息、旅游教育、旅游培训和研发的共享;完善区域旅游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完善区域旅游合作协调机制, 建立企业、市场合作型机制, 积极为旅游企业搭建合作平台, 引导旅游企业在区域范围内开展联营、重组等, 鼓励企业向集约化、网络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形成开发、销售服务一体化, 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等相关产业的联合;构筑区域旅游交通网络, 加快城市通道和服务设施的配套与衔接;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规范各地政策、管理制度和加强区域的沟通协作, 切实使旅游资源整合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国内有学者从体育旅游资源结构与区位条件配合, 结合相应的旅游活动行为结构的角度, 把体育旅游开发模式分为以下4类 (表1) 。
武汉城市圈体育旅游资源丰富, 区位条件优越, 属于区位资源双优型, 在体育旅游开发模式上, 应采用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 对城市圈内的体育旅游资源进行整合, 打造统一的旅游产品和旅游形象。
三、基于共生理论的武汉城市圈体育旅游发展战略
1、共生单元:加强对旅游资源的整合
加强对武汉市城市圈体育旅游资源的整合, 以重点旅游景区为依托, 形成四大主题旅游线路:以长江横渡赛事为支点, 长江、汉江为轴线, 东湖、梁子湖、洪湖等重点湖泊景区为依托, 开发水上体育旅游线路;以木兰山、九宫山、龟峰山等景区为依托, 开发户外拓展旅游线路;以东方马城、金银湖高尔夫球场、红莲湖高尔夫运动场、藏龙岛国际体育公园等休闲健身场所为依托, 开发健身体育旅游线路;以武汉体育中心、新华路体育场、洪山体育馆等体育场馆为依托, 以法网冠军李娜为品牌, 开发赛事体育旅游线路。
2、共生界面:合理布局旅游空间
为更好地促进武汉市城市圈体育旅游的发展, 整合武汉市体育旅游资源, 加强各县市体育旅游的一体化发展, 形成“一核两轴”的旅游空间布局。一核即武汉市区, 体育旅游资源丰富, 交通便利, 旅游接待设施齐备, 可以作为整个城市圈体育旅游的核心。“两轴”即长江和汉江, 临江地区河网密布、湖泊众多, 是整个城市圈内水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 可以作为城市圈体育旅游的交通轴线和旅游流轴线。以“一核两轴”为中心, 运用点—轴理论, 采用“串珠状”的空间组织方式, 打造武汉城市圈体育旅游产业集聚区。
3、共生模式:区域合作联动机制
武汉城市圈体育旅游资源丰富, 区位条件优良, 属于区位资源双优型, 体育旅游的发展应突破传统单纯的景区建设模式, 在加强区域合作的基础上, 转变为以旅游目的建设为重点, 兼顾景区和线路建设, 以形成新型载体的发展模式, 以武汉城市圈为平台, 加强区域内、区域间、省际间的资源整合与协作。
在共生机制上采用政府主导的以企业主体的区域合作协作机制。政府要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并协调推进重大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 为武汉城市圈体育旅游的又好又快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
建立武汉城市圈区域旅游协作联合会, 明确职能, 制定协作章程, 实行武汉城市圈旅游区域中心轮值会议制度, 及时协调解决旅游规划、资源整合、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宣传促销等重大问题, 努力创造武汉城市圈区域旅游联动开发、互利共赢的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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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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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章全、李庆雷、明庆忠:基于共生理论的滇西北旅游区旅游竞合研究[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0 (3) .
旅游共生 篇6
2008 年1 月16 日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 北部湾的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和玉林、崇左两个物流中心组成, 即“4+2”城市, 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1],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具有沿海、沿边的显著优势, 旅游资源丰富, 涵盖了滨海休闲、边关跨国、山水生态、民族风情、历史文化、会展商务等多领域。近几年来, 为了进一步提升区域旅游的综合竞争实力, “4+2”城市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旅游合作, 主要体现在:
(一) 成立旅游城市联盟, 联合宣传促销
2007 年6 月21 日, 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6 个城市签署协议, 成立北部湾 (广西) 旅游城市联盟, 每年设立轮值城市, 由轮值城市每个季度召开联席会议, 共同商议旅游合作事宜[2]。这几年来, 该联盟在整合旅游资源、共同设计精品旅游线路, 联合对外宣传、共同开发客源市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共同推出了中越边关探秘游、滨海度假游、休闲养生游等特色主题旅游线路, 曾走进重庆、湛江、海口、三亚、广州等国内城市开展联合促销, 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和认识北部湾的旅游资源、现代城市建设风貌, 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北部湾, 推进省际之间和城市之间的旅游交流与合作。
(二) 旅游企业合作成效显著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的一些旅游企业为了避免恶性竞争, 实现强强联合而在不断地寻求合作发展之路。以景区为合作主体的联盟—德天旅游联盟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该联盟由德天跨国大瀑布景区发起, 崇左明仕田园风景区、靖西通灵大峡谷风景区、南宁武鸣伊岭岩风景区、南宁隆安龙虎山风景区五大旅游景区联合组成, 建立了一支稳定的营销队伍, 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首创了广西旅游“统一品牌、统一形象、整合推广、整合营销”的经营新模式[3], 改变了景区过去单打独斗, 甚至恶性竞争的局面, 实现了共赢。
二、广西北部湾区域旅游的一体化互惠共生
共生是生物学界的一个重要概念, 是指不同的生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如今, 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 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国学者袁纯清 (1998) 首先提出了共生关系的三大构成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一体化互惠共生是共生系统的最佳模式, 在进化的过程中, 能激发共生能量呈最高效的方式增加, 同时降低交流中存在的障碍。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与区域之间在竞争的同时开展合作、并以合作为主已经成为了可能, 区域旅游竞合成为现代旅游发展的主要趋势, 共生理论被引入到了区域旅游发展的研究中, 旅游地共生实现了区域旅游空间在竞争中合作, 在合作中提高竞争效率[4]。
在国家各项利好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近几年的区域旅游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合作中竞争, 在竞争中合作, 各大城市旅游产业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壮大,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目前的合作内容不够深入、全面;政府层面的合作相对来讲比较多, 而作为合作主体的旅游企业积极性不够高, 各大企业之间的合作不多, 经营散、综合实力弱;旅游人才匮乏;资源利用不充分, 项目设置雷同, 因而区域旅游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因此, 为了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谋求区域的整体利益, 实现共存共荣, 需要采取有效措施, 共同克服合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突破各种限制, 实施一体化互惠共生。根据共生理论, 一体化互惠共生是北部湾区域旅游竞合最理想的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能够降低北部湾各城市间交流中存在的障碍, 使得城市之间的交流更密切, 旅游资源配置更合理, 从而推动区域旅游合作往一体化方向发展[5]。
三、广西北部湾区域旅游竞合共生的对策
如前所述, 区域旅游一体互惠共生是广西北部湾区域旅游发展的最终目标, 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
(一) 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与作用
从国内外区域旅游合作的成功经验来看, 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结合北部湾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管理主体的职能与作用。
1.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区域旅游的有序竞争与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地方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同时能够推动整个区域旅游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从而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而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首先, 政府要加强对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引导。目前, “4+2”城市已经整合了区域内的特色旅游资源, 共同开发了“北部湾中越边关探秘游、北部湾滨海度假游、北部湾沿海沿边自驾游、北部湾休闲养生游、北部湾民俗文化游、北部湾商务会展游”6 条受到了游客青睐的特色旅游线路。但是随着旅游者消费需求的不断变化, 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创新旅游产品、不断开发新的线路和产品, 因此要进一步深入挖掘现有旅游资源以及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大城市的旅游资源既有相似性又有互补性, 在后期的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 政府要进一步发挥引导作用, 避免各自为政的旅游企业行为, 引导旅游资源的开发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从而避免相关旅游项目的近距离重复建设, 避免由于过度竞争导致的内耗[6], 二是政府要对旅游企业的行为进行引导。为了给广大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 提高游客对区域旅游的满意度, 政府要进一步规范旅游企业的市场行为, 加强市场监管的力度, 严格要求旅游企业真诚待客, 对违法市场秩序的旅游企业给予相应的惩罚, 并公开旅游企业的信息, 呼吁全社会对旅游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三是政府要正确引导社区居民的行为。作为区域旅游利益主体之一, 社区居民有权参与区域旅游的开发并从中受益, 政府要深入社区居民当中, 了解居民的态度、行为并给予正确的引导, 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在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政府要努力改善区域环境
根据共生理论, 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的三大构成要素之一, 区域环境是区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作为区域旅游的管理主体, 政府有义务提供良好的区域环境。一是政府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主要障碍, 政府要进一步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域障碍, 对区域旅游发展进行统一的规划与管理, 削弱某些个人或者部分团体的利益, 维护区域的整体利益;二是继续改善区域旅游交通环境。目前,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旅游交通已经得到了日益完善, 特别是实现了交通“同城化”目标, 形成了便捷的“1 小时经济圈”, 先后开通了南宁到北海、钦州、防城港的动车。高速铁路对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目前南宁到崇左、玉林还没有开通高速铁路, 虽然南凭高铁已获批复, 玉林黎湛铁路提速改造建设正在进行, 但是总体进度还是比较慢, 相关政府部门要努力进一步推动这两个城市的交通建设, 真正发挥泛北部湾经济区改革“一轴两翼”中崇左和玉林这两翼的重要作用, 使得北部湾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三是政府要为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各项支持。政府要采取多项激励政策和措施, 为北部湾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所需的优秀人才、资金保障;同时要结合国家“一带一路”的建设, 制定各项利好政策, 进一步推动北部湾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进程。
(二) 深化旅游企业间的合作
旅游企业是北部湾区域旅游竞合的市场主体, 目前旅游企业的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合作的企业数量不多, 合作的范围不够广, 更多的是各自为战。因此, 今后要进一步深化旅游企业间的合作, 为区域旅游一体化注入更强的动力。
1.旅游企业要转变观念
旅游企业要转变狭隘的经营理念,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推动建立旅游发展共建共享机制。旅游企业应考虑自身的长远发展, 积极与区域内的旅游企业开展交流与合作, 合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如定期相互考察, 交流经验;结合双方优势, 共同开发旅游线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人才相互流动等。根据国家旅游局2016 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的精神, 我国旅游将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 北部湾各大旅游企业要顺应我国旅游发展的总体趋势, 要努力破除景点景区内外的体制壁垒和管理围墙, 从单一景点景区建设管理到综合目的地统筹发展转变, 由过去的各景区景点的单打独享转变为共建共享[7], 围绕北部湾的区域文化、区域资源特色, 建立多个大型的旅游综合目的地, 从而避免恶性竞争, 提高综合竞争实力, 获得共生共荣。
2.组建大型旅游企业集团
旅游企业集团无论是在资金实力、人才资源还是在抗风险能力等各方面均具有单个旅游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 对广西北部湾来说, 旅游企业是市场主体, 合力组建大型的旅游企业集团能够为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注入更强的动力。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说是目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最大的一家旅游企业集团, 依托的是拥有六百多亿资产、两千多个服务网点、具备一定旅游发展基础的新奥燃气集团, 现已发展成为集组织招徕、接待服务、游览观光、海上旅游运输、旅游项目开发建设运营为一体的复合型旅游服务企业, 并于2015 年3 月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致力于发展成为中国海洋旅游的领军企业。因此, 我们可以采取优势整合, 群体发展的策略, 依托国内外资金实力雄厚、人才队伍充足、愿意经营旅游业的各类大型企业, 挖掘本地企业的资源和优势, 共同组建更多的大型旅游企业集团, 改善旅游企业经营分散、实力弱、综合竞争力不高的现状。另外, 在酒店方面, 采取酒店集团运作的模式。依托希尔顿、香格里拉、洲际、雅高等国外著名的饭店管理公司或者国内著名旅游集团如锦江、首旅集团, 通过经济型酒店连锁、主题型酒店连锁、度假综合连锁等类型开展酒店集团运作, 提升区域内的酒店服务质量, 提高游客的满意度。
(三) 塑造区域旅游整体形象
区域旅游形象的整合与塑造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和提升广西北部湾区域旅游的吸引力与知名度。目前广西北部湾“4+2”城市在旅游合作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推出特色旅游线路, 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但是, 从总体上来看, 该区域的旅游形象还是比较模糊的, 而区域旅游形象的塑造要以整合为前提, 以个性为基础, 体现出相互依存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塑造形象的过程中, 要围绕区域旅游一体互惠共生的目标, 谋求不同城市之间的形象互补和融合, 形成竞争合力, 之后在整合中突出个性的差异, 强化各个城市的形象感知, 突出地方特色[8]。一是强化区域整合。北部湾“4+2”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对内, 各旅游城市要相互协调, 相互配合, 体现形象之间的差异与协调;对外要传达出一样的声音, 表现出一致的形象, 共同打造“魅力北部湾”的旅游形象。而区域旅游形象的成功整合与塑造, 需要充分发挥整合营销的优势。目前, 北部湾旅游城市联盟已经整合资源共同开发了六条特色旅游线路, 并曾走进重庆、湛江、海口、三亚、广州等国内城市开展联合促销, 但是从宣传促销的范围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 接下来应该把范围扩大到中部地区、北方地区并逐渐扩大到东南亚国家, 不断提高区域旅游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二是要凸显个体特色, 丰富整体形象。北部湾“4+2”城市旅游资源丰富, 既具有相似性又各具特色, 为了使广西北部湾区域旅游形象更具有传播力, 各地要在线路设计、产品项目开发、宣传促销等方面凸显个体鲜明的特色, 通过个体独特的形象来丰富区域的整体形象。
(四) 实施区域旅游产品差别战略
北部湾“4+2”城市旅游资源各具特色, 为了进一步挖掘当地的特色资源, 凸显区域旅游的独特魅力, 实现真正的旅游竞合, 要实施区域旅游产品差别战略[9]:首府南宁, 深入挖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有力塑造“中国绿城”的品牌形象, 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 打造商务会展旅游产品;依托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武鸣“三月三”歌节、各地的壮族风情, 大明山环城游憩带、国家5A级景区———青秀山等大力发展壮乡文化和生态文化旅游;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城市是广西北部湾区域旅游特色最鲜明、最吸引游客的核心区域, 要依托独特的海洋资源, 根据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大力发展滨海休闲度假产品, 以便利的旅游交通和通关手续、优质的旅游服务、良好的消费环境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崇左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与越南接壤, 自然资源独特, 骆越文化深厚, 要依托大新德天瀑布、明仕田园、花山壁画、凭祥友谊关与浦寨边贸市场等重点开发生态旅游、跨国风情旅游品牌, 凸现当地的边关文化和民族生态文化;玉林境内拥有知名的宗教旅游资源, 同时玉博会是服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配套展会, 是服务中小企业的一个商务交流平台, 每年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 因此可以依托玉博会和玉林云天文化城, 大力发展商务会展和宗教旅游产品。
(五)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是旅游产品和质量的保证。随着我国旅游大众化、常态化趋势的到来, 旅游者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 而良好目的地形象和口碑的建立也基于此。因此, 北部湾“4+2”城市要不断加大人力、财力、物力, 努力建设与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从而助推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发展。北部湾区域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要建设与完善的内容应该包括:三大部分, 而这大部分包含的具体内容如表1 所示[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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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文涛.肇庆“千里旅游走廊”区域旅游形象剖析[J].企业活力, 2008, (5) .
旅游共生 篇7
1“边界共生型体育旅游景区”概念
共生理论也适用于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一些体育旅游资源处于行政区域交界处, 被称为边界共生型体育旅游资源, 针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和管理, 进而形成边界共生型体育旅游景区, 这些体育旅游景区被两个或多个区域所划分, 各自管理, 通常定义边界共生型旅游景区需满足三点:“空间上分布在多个行政区域、旅游开发和管理涉及多元化利益主体、资源品牌形象呈现多样性”[1]。这涉及到两个或多个行政区域间的互利合作、相互监督、各部门相互协调、资源共享、品牌形象的确立以及面对利益冲突时如何化解等一系列的问题。
2“利益相关者”理论内涵及应用分析
在企业的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很好的利用, 在企业的组成中, 利益相关者即企业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者, 并拥有完整的产权。在企业中, 利益相关者主要有股东、公司的雇员、供应商、债权人、客户等, 这些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2]。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成熟, 利益相关者理论也逐渐被应用于体育旅游的开发与管理之中。笔者在对体育旅游景区的利益相关者界定时, 通过查阅大量的相关文献, 同时借鉴黄昆[3]、涂远芬[4]等人对于旅游景区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认为在体育旅游景区的规划和发展的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主要为直接利益相关者、间接利益相关者、潜在利益相关者, 如图1所示。
在体育旅游景区, 与景区关系最紧密的相关者就是直接利益相关者, 是对景区进行投入资金并承担风险的群体, 虽是利益的直接受益者, 也是承担风险较大的群体。
体育旅游景区的间接利益相关者是在该景区的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景区有着一定联系的相关者, 他们不与景区进行直接商业往来, 但受景区的影响, 他们一定部分的社会责任的利益主体由景区承担, 在获得利益的过程中是间接的方式转化而获得的。
而潜在利益相关者则是与景区无直接的利益关系, 但随着景区的发展, 逐渐展现出来的一些软性的文化、人文、自然环境等文化因素。
3 边界共生型体育旅游景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边界共生型体育旅游景区, 在发展的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数量较为繁多, 且期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 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 这是由边界共生型体育旅游资源的特点决定的, 边界共生的体育旅游资源一般在空间上具有整体性, 文化上具有同源性, 资源上又具有互补性, 所以在发展体育旅游的过程中各区域就如何开发, 何种方向发展等问题上会产生一定的分歧。
3.1 不同区域在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冲突
由于该景区体育旅游资源的种类相同, 各区域所拥有的体育旅游资源也较为相似, 但是开发权归属于不同的地方利益集团, 所以在进行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 没有兼顾发展的理念, 各地方各自为政, 没有“大旅游”的眼光和胸襟, 故造成, 本来相似的体育旅游资源在开发体育旅游产品的过程中重复开发, 所开发的项目相似雷同, 毫无新意, 再者在开发体育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过多地建设设施,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更甚者各区域为了竞争, 标新立异, 各自确定出独自的体育旅游形象, 完全破换了景区形象的整体性, 他们划区自治, 人为地缩小了景区的游览性, 这样会使游客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心理落差, 感觉被愚弄和所花金钱与景区服务比匹配等恶劣的影响。这些都对体育旅游景区的发展起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3.2 不同区域政府部门之间的冲突
由于政府部门的主要诉求是带地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在对该体育旅游景区进行规划建设之时, 各区域的政府尽可能的尽最大的力量使得当地的利益最大化, 但是同时又要考虑到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所以各自在对各自区域的规划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方面对另一个区域有所影响, 比如在水库体育旅游的规划中, 上游区域势必会对下游区域的水质产生一定的影响;再者, 一些政府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浓厚, 为了保证当地的游客数量, 人为地形成客源市场的空间割据, 阻断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导致游客在体育旅游过程中的极大不便, 使得游客对该地区的印象大打折扣;再加上各相关区域政府之间各自为政, 对于体育旅游景区的管理标准不一, 使得在体育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成为日后阻碍体育旅游业发展的重大隐患。
3.3 体育旅游开发商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冲突
体育旅游开发商作为体育旅游景区的直接利益相关者, 其主要的利益诉求即利益最大化, 体育旅游开发商在对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一味的追求最大利益, 势必会造成体育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 这会造成体育旅游景区的生命周期减弱, 不利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在景区的开发过程中, 过度搭建人工景观设施, 大大减弱了景区的文化内涵。
3.4 当地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冲突
随着景区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游客会进入景区, 这对当地的居民不仅仅有正面的影响, 如提高当地居民收入, 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促进文化交流等, 也有一部分的负面影响, 如由于大量的游客涌入, 势必会造成当地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的拥挤;再加上当地商品购买人数增多, 会造成物价上涨;游客文化素质参差不齐, 有些游客不尊重当地的民俗民风, 与当地居民产生矛盾;在体育旅游发展中, 当地的环境遭到污染, 这些都是造成当地居民与游客主客矛盾的重要因素。
3.5 当地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
在体育旅游景区建设前期, 体育旅游景区的开发需要征用当地居民的田地、林地、住宅等, 这涉及到当地居民的拆迁问题, 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 但地方政府对于居民的房屋、田地补偿标准未能符合当地居民的期望, 当地居民在对体育旅游业发展的相关的权利未能得到落实, 再加上政府未能制定出对这些居民以后生存的规划, 使得当地居民与政府产生冲突;再者政府在执行一些决策上未能聆听当地居民的心声, 使得冲突加剧。
4 边界共生型体育旅游景区冲突协调措施的研究
4.1 各区域间竞争与合作并存
边界共生型体育旅游景区的各个行政区域之间不仅存在着竞争的关系, 从宏观看来, 他们是一种相互依存的, 在发展的过程中, 可以换一种思路去对待边界共生型体育旅游景区, 由于边界共生型体育旅游资源具有空间整体性、文化同源性、资源互补性的特点, 所以在发展中可以相互合作, 各区域相关部门可以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方向, 确定统一的体育旅游主题, 把各区域的体育旅游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在这个整体的基础上, 再根据各区域的特色, 开发出适合的体育旅游产品;在道路交通上, 各区域应相互合作, 确保该体育旅游景区的可达性, 其他基础设施应积极配合, 确保在景区内, 各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 在财政收入上可有体育旅游企业组织, 各区域政府协商形成监督机制, 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 适当放手, 让企业促发展, 各行政区域政府要有全局的眼光, 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可以运用在处理边界关系的问题上。
4.2 平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边界共生型体育旅游景区的管理中, 各利益相关者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他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 行为可能有失偏颇, 故在发展的过程中协调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各利益相关者中, 不同区域政府部门、体育开发商与环境、当地居民与游客、当地居民与政府, 这些关系都是在发展体育旅游的过程中值得重点考虑的。在体育旅游景区开发的前期, 可以聆听当地居民、相邻行政区域、体育旅游开发商等诉求和建议, 综合考虑, 制定出适应该地区的最佳规划方案。在体育旅游的监管过程中可让当地人民参与进来, 与相关机构共同在促进体育旅游业的发展的同时维护当地生态环境。通过种种手段旨在形成一个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增加, 当地居民安居乐业、生态环境稳固而健康、游客得到良好的身心体验、该地区综合效益持续增高的一个共赢的局面。
4.3 为各利益相关者角色定位, 使其参与管理
各利益相关者作为景区的重要组成部门, 对于景区的情况较为透彻, 在体育旅游将景区的开发过程中, 各利益相关者各司其职, 在不干涉越权别的利益主体的情况下, 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各利益相关者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缓解和解决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应当加强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管理, 并完善利益相关者参与体育旅游景区管理的机制。在明确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角色定位之后, 对于各角色间的相互配合, 相互合作也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说明, 同时也要明确个角色之间的相互监督机制, 使得个角色在执行自身的本质工作的同时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的发展。
4.4 将当地的文化与体育旅游业密切地联系起来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在体育旅游的发展中同样适用, 当地的特色文化也是体育旅游体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发展体育旅游的过程中文化因素通常被忽视, 在开发和发展体育旅游景区的过程中, 有一个适当的规划, 一个完善的管理体制、优良的服务, 都是该体育旅游景区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大力发展文化因素, 不仅可以拓宽当地体育旅游的项目特色, 也可以使游客更加了解当地固有的文化风俗等, 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文化氛围中, 从而减少与当地居民在文化方面的冲突。
参考文献
[1]涂远芬.边界共生性水库旅游开发中的利益协调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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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共生 篇8
目前,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丧失生存土壤濒临灭绝,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才能保证其生命的暂时延续。但目前我国的国情只能惠及到少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没有资金支持的遗产只能自寻生存之道。在2009 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发表的《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积极倡导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并号召地方旅行社企业要积极组织和宣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项目和文化活动,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脱离了原有的生存空间,濒临灭绝。旅游开发本意是为了寻求开发与保护的平衡点,在不破坏其本真性的条件下适度合理的利用,最终目的是为了其能够得到持续的传承。游客作为旅游活动的主体,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感知是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开发的关键。因此,在旅游开发这把双刃剑下,怎样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本真性的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对旅游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内涵的挖掘,可以丰富和拓展旅游的真实性理论,有助于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为游客所感知”理论问题。能够体验到当地原汁原味的异质文化是大多数旅游者的追求,但是旅游的过度开发不仅会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而且会损害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内涵,因此,研究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感知不仅可以为如何增强游客的体验深度提供依据,而且还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保护提供指导性建议。
二、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感知的研究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本身产生于国外,被引入中文语境的时间并不长,所以,直到2001 年我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才使其走入大众的视野。国内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也由此而展开,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是各省域及少数民族地区非遗项目的抢救挖掘及现状[1]、非遗的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2]等方面。
旅游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认知,对其的保护和传承是非常必要的。真实性是旅游动机之一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在文化产业化发展的社会条件下,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二者并不对立,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的辨证关系,马晓京(2006)重点探讨了原真性与商品化、民族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关系问题,民族旅游、文化旅游可以通向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3]。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旅游中的精品,其现实性的话题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过程也得到了关注。
感知即感觉和知觉,是消费者心理学的范畴。感知是认识世界的基础,是获得感性认识与直接经验的主要形式[4]。旅游感知包括对旅游产品和旅游环境的感知等,其中旅游产品感知包括对旅游资源的感知、旅游软硬件设施的感知等;旅游环境感知包括对社会环境的感知、经济环境的感知等。因为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包括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方面的因素。整体来说,基于游客视角下的感知同样包括这六个方面的感知。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开发协调共生
游客感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开发需要共生理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理论,不仅涉及非物质文化保持与文化传承的协调,同时涉及协调统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和旅游开发的主体,是两个存在复杂关系的有机体。要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就必须采用一个超越旅游和文化的视角来进行协调非遗保护和开发。种群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将真实性和开发作为两个具有复杂相关关系的生态有机种群,通过分析二者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和共生界面,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解决非遗真实性保持与开发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协调共生理论研究表明,对于互动发展这一复杂共生系统而言的共生单元,各类旅游要素在这些共生单元间的优化配置是增强旅游开发和协调良性互动发展的有效保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共生系统而言,较为理想的协调共生模式是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和一体化共生组织模式,而保证共生模式顺利运行必须有良好的共生环境和良性有序的共生机制。当前,国内提出的促进非物质文化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建设,因此,这些共生环境已经成为文化与旅游互动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对于共生机制而言,必须在充分兼顾非物质文化共生单元利益的基础上,以市场机制调节为主导,在开放的环境中,通过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协调分工和协同,促进各类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开发协调共生发展。
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感知心理要素的测量,以及感知心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影响力分析。未来学家托夫勒20 世纪70 年代在《未来的冲击》指出,人类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产品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和体验经济时代。同样,我们的旅游形态正日益进入体验旅游时代,在体验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旅游消费者从注重旅游产品本身将转移到注重体验时的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定的旅游文化产品,基于感知理论揭示游客感知文化传承真实性保持的内在动因。
四、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的旅游功能使游客感知非物质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开发复杂性特征。借用共生理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协调,通过政府行为,可以合理地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冲突。
因此,在借鉴对遗产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自身的特点,基于旅游者对其真实性的感知,并进一步探讨在非物质文化旅游中真实性感知对旅游满意度是否产生影响,验证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感知,通过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与旅游开发的共生机制,确立政府制定政策和完善保障措施。
摘要：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保持与旅游开发系统的复杂性,基于旅游感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共生特征和发展机制的研究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须手段。因此,在借鉴对遗产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自身的特点,基于旅游者对其真实性的感知,并进一步探讨在非物质文化旅游中真实性感知对旅游满意度是否产生影响,验证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感知,通过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与旅游开发的共生机制,确立政府制定政策和完善保障措施。
旅游共生 篇9
在管理实践中,为了实现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遵循景区实际情况下,扬弃传统的依赖政府主导管理模式,引入“利益相关者共生”的崭新机制,使景区不仅能保证景区管理局的权益,而且也能保证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不仅要强调旅游企业的参与,而且还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重视利用他们的权益;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视角,以九寨沟景区为例,探讨旅游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良性互动之和谐共生发展模式。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概述
随着旅游景区管理和发展的日益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在旅游旅游景区管理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也逐渐成为旅游景区管理和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一个源自于管理学的概念,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首次使用了利益相关者这一术语。弗里曼(Freema,1984)对公司利益主体提出如下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的目标达成,或者在企业达成目标中受到影响的个人和群体”。该理论的研究早期,企业一直处于研究主体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国外旅游研究领域所重视。我国旅游学界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则始于本世纪初,随后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国外,1987年Marsh和Henshall针对旅游者——居民的期望及相互影响在旅游发展规划中的战略价值进行了探讨,Bramewell(1999)研究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当地旅游政策制定的合作问题以及参与的机制与决策流程问题,Burns与Howard(2003)在实践中通过对具体旅游地的利益相关群体进行实证调查研究,认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对规划和管理都有着不同观点,他们的观点常常富有建设性意义,国外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无疑对旅游规划和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和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张广瑞(2000)翻译世界旅游组织第十三届大会(1999年10月1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通过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首次在中文期刊上出现“旅游利益相关者”术语,在中国最早引入旅游利益相关者概念。夏赞才(2003)在对旅行社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时,针对Jane Robson和Ian Robson所设计的旅游经营商12类利益相关者基本构图及Ryan修改后的基本构图,将旅行社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层、战略层及外围层三个基本层次,探讨三个层次的相关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张维、郭鲁芳(2006)将旅游景区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旅游景区目标的实现,或者被旅游景区目标影响的个人或群体”。根据旅行社的利益相关者的层次分类思路,郑仕华(2007)认为昆明石林风景区的利益相关者有核心层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旅游企业、当地居民、石林县政府、景区管理局、景区员工、旅游者、石林研究中心;战略层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非政府组织、竞争者、昆明市政府、非旅游企业、旅行社、媒体、景区周边社区等,外围层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因素等三个基本层次。张伟、吴必虎(2002)以四川省乐山市为例,将利益主体理论运用到四川省乐山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实践过程中,以定性与定量方法分析了不同利益主体的旅游意识和利益表达;提出了“利益主体”理论在我国区域旅游发展规划中的应用途径。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在旅游利益相关者界定及分类等的相关研究甚丰,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旅游目的地、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景区、旅游产业、旅行社、旅游合作等领域。但不足的是: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较少,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九寨沟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情况,探究景区的和谐共生管理模式,在定量分析,实证研究上取得一些突破。
三、九寨沟景区和社区共生发展概述
1984年,九寨沟被国务院划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建立南坪县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正式对外开放。开放之初,各种饭店、商场、宾馆、旅行社纷纷涌进沟内,一阵火爆之后却留下了很多问题。环境污染、秩序混乱、游客投诉等问题接踵而至,旅游形象受到很大影响。九寨沟景区管理局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2001年果断实行“沟内游、沟外住”的管理方式,关闭景区内所有宾馆,拆除景区经营性房屋和违章建筑12万平方米,恢复植被2万余平方米,景区“三线”(电力、通讯、有线电视)全部入地,有效遏止了景区城市化现象。这些举措为九寨沟景区内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系统得以良性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景区内的原住民则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之下,改变原有半耕半牧的生活方式,参与景区旅游服务或经营,并在景区内建设了三个社区,这种景区内设立社区的作法,为九寨沟景区与社区和谐共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也为景区与社区和谐共生提出了必然要求。目前景区内共有社区居民1194人、334户,其中,目前景区内三个社区居民在诺日朗服务中心商品售卖区经营摊位195人,经营自家店面人员46人;扎如、荷叶社区居民在五花海租衣快照61人、熊猫海租衣快照54人、原始森林租衣快照74人;树正、则查洼居民在长海租衣快照45人。
在进行旅游开发的1984年以前,九寨沟内居民年人均收仅为270元。从1984年开发旅游之后,景区居民收入开始急剧增长,2011年景区居民人均收入达2.46万元,其增长速度之快、收入水平之高,远超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通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九寨沟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使九寨沟从一条荒远幽闭的山谷发展成为当今享誉世界的旅游胜地,九寨沟旅游的快速发展不仅“富了一条沟(九寨沟)”,而且“活了一条线(大九寨环线),带动了一大片(川西)。”
随着旅游经济发展,九寨沟作为世界一流景区,每年有大量国内外观光游客,他们在游览景区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风气,不同的文化,开放的九寨沟作为窗口,承受着形态各异的多元文化和习俗的冲击。景区村寨居委会作为核心景区一部分,实行经营外迁政策,并为景区居民提供了经营外迁生活基本保障,同时开展围绕基本生活保障的分配、居民户籍管理等工作。
四、九寨沟景区和谐共生机制构建与分析
我们根据学术界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研究的成果,结合九寨沟风景区的情况,把利益相关者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层、战略层、外围层。核心层由景区的直接利益主体构成,包括旅游者、社区居民、旅游企业和景区管理局;战略层包括政府、社会团体、媒体以及影响景区发展的其它相关部门机构;外围层是影响景区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九寨沟景区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九寨沟景区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分析,我们知晓景区的利益相关者呈现多利益主体化,并且各利益相关者对景区的利益要求有差异,在诸多利益相关者中,本文主要研究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情况:社区居民、旅游者、旅游企业、景区管理局。事实上在景区治理过程中,多元利益主体、多样利益需求、多方式利益实现途径,就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景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与景区旅游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景区就无法获得持续发展。由于各核心利益相关者在旅游发展中追求的目的是有差异的,我们只有清楚地了解各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找到合适的途径来协调各方利益,使景区朝着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九寨沟核心利益者的利益追求情况如表1所示。
注:★的多少表示追求强度,数量越多强度越大。(资料来源:根据黄安民、赵黎明(2005)修改。黄安民,赵黎明.旅游资源经营权转让的利益权衡与协调[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1):58-63.)
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九寨沟4类核心利益者虽然在利益关注点方面呈现差异性,但都在追求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效益,此三方面构成了利益共同体。
社区居民因直接受到旅游活动的各种影响,是核心利益者中不可忽视的相关者群体,利益核心是就业、生活质量、社区环境、传统文化和风俗和参与管理等。他们希望通过旅游业的运营,能找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提高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希望当地风俗习惯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受到尊重,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得以保持与发展,获得安全稳定的社区环境;希望参与旅游发展的管理与决策,促进旅游业的良性互动发展。
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需求方,利益核心是旅游经历的“质量”和“满足感。”他们希望欣赏到真实的、未受到污染和破坏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希望在旅游过程中有比较安全和舒适的游览环境;希望能购买到满意的产品与真诚的服务。
旅游企业是联系旅游者与景区的纽带,为人们的旅游活动创造便利条件和提供所需的产品与服务,贯穿于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的全过程。利益核心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寻求企业发展与扩展的空间。希望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得到社区居民的大力支持,希望属地政府提供宽松优惠的政策环境和及时的产业发展引导。
景区管理局是属地政府对发展旅游业的直接监管,利益核心是旅游业能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提升景区形象,促进整个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他们希望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和经营性资产投资;希望培育和扩大地方财政税收;希望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稳定社会秩序、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传承。
在九寨沟景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居民、旅游者、旅游企业、景区管理局是有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团体,在不同层面上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社区居民自己开发特色产品,经营特色小店,参与旅游服务、旅游经营管理和旅游资源的保护。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消费满意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旅游企业负责九寨沟旅游产品开发、提供良好的旅游服务。景区管理局负责宏观方面的调控,为九寨沟旅游发展营造良好的秩序和环境。可见,他们都是旅游利益相关者共生生态位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和谐共生既是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景区管理的重要目的。为此,笔者试图构建一种确保九寨沟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达到的和谐共生一体化机制,即从利益分配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协调、保障机制和利益延续机制等五方面构建了九寨沟核心利益相关者和谐共生机制模式图。(见图2)
(资源来源:作者自制)
(一)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是和谐共生机制的出发点和关键点,不仅包括经济利益的分配,也包括社会利益的分配。为了不让某个利益相关者丧失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生的兴趣,或丧失继续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合作的能力,有效提高各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活动的积极性,我们就应该建立各方满意的利益分配机制。
1)调整收益分配
只有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提高社区居民旅游收益的分配,我们才能够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活动的积极性。发展旅游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要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2005年以前,九寨沟管理局每年从景区收入中拨出836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社区居民的生活保障,人均8000元;2005年以后,管理局改为从每张门票收入中提取7元作为社区居民生活保障,确保了社区居民生活保障费随景区门票收入增长而增长。社区居民人均从门票提成中获得年收入1.4万元,加上其他收入,当年社区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万元。受汶川地震影响,九寨沟景区在2008年收入锐减,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景区管理局仍挤出资金,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人均8000元的基本生活保障。从门票收入中提成的做法,使社区居民与其他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联系更加紧密,很好地促进了景区的和谐与共生发展。
2)增加就业与商业机会
政府和旅游企业应引导和支持社区居民经营旅馆、饭店、开发旅游纪念品等。景区管理局为促进社区居民就业,在旅游企业应尽量吸纳更多的居民就业。九寨沟景区诺日朗游客服务中心优先安排沟内居民从事保护、环卫和相关旅游服务工作,保障居民利益,引导居民致富,做到了景区发展与居民致富的和谐统一。近年来,九寨沟景区每年从每张门票中提取10元支持漳扎镇建设,这笔费用主要用于镇上的环境保洁、周边的生态保护、基础建设以及风貌改造等。仅镇上的垃圾清扫员就有近200名,保洁方面每年需支付近300万元;镇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居民住房风貌改造,以及周边的森林、水源地、野生动物等生态保护也都需要资金。景区在这方面为居民提供了很大帮助,不仅改善了环境,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镇上居民的就业问题,目前,漳扎镇旅游从业人员在75%以上的人都从事与旅游相关的经营或活动,有利于社会稳定。旅游企业在吸纳更多的社区居民就业方面则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培养旅游意识、服务意识、竞争意识等。
(二)利益补偿机制
利益补偿就是向利益受损的利益相关者提供适当的经济或者其他方式的补偿以弥补其损失,进而使利益受损方重拾信心与其他群体展开合作。在九寨沟旅游中,补偿的对象主要是权利可能受到损害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指旅游者和社区居民。社区居民是利益补偿的重要对象,景区管理局和旅游企业应该对社区居民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偿或者政治补偿等。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可能受到旅游企业的不良行为的损害或旅游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时,则需要相关主体对其进行补偿。九寨沟管理局组织了景区居民入股,建设并运营诺日朗旅游服务中心,诺日朗旅游服务中心集旅游管理、投诉、救护、治安、消防、旅游纪念品销售、游客休息和餐饮于一体,是九寨沟景区内唯一的综合性服务场所及餐饮接待基地。该服务中心由管理局和景区居民共同出资筹建,双方所持股份分别为51%和49%;但是在收益分成方面,景区管理局却只占23%,景区居民占77%。
(三)利益表达机制
能供各核心利益相关者方便沟通信息的渠道和平台,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或渠道是很有必要的,让社区居民和旅游者的利益表达得到应有的重视。
1)信息反馈机制的完善
为了确保利益表达之后能够引起其余利益相关者的重视,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是必须的。接受利益诉求表达的有关各方如景区管理局和旅游企业,可能不及时处理社区居民和旅游者的要求,或者处理完之后没有进行反馈,这样会导致利益的表达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对利益表达者的诉求进行及时处理并给予处理反馈意见,这样才能增强利益相关者对利益表达机制的支持和信任。
2)利益表达渠道的拓宽
在一定程度上利益表达渠道的宽度决定了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性。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可能由于他们处于弱势地位或其他原因,利益诉求有时会得不到足够重视。为了有利于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共同实现,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缓解和减少利益冲突,景区管理局和旅游企业可以通过定期社区居民会议、信息披露、社会听证制度、游客信箱、游客留言等方式丰富利益表达的渠道,让社区居民和旅游者的意愿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出来。互联网的运用在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方面的也应该受到重视,可通过在景区网站建立相应的栏目,收集社区居民和旅游者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开通官方微信等方式,与社区居民和旅游者进行互动与沟通。
(四)利益协调、保障机制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如何用民主、和谐的方式进行多方面的协商解决,形成多元利益的共存格局,就必须建立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成立利益协调监督委员会,才有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沟通和利益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利益补偿如何得以顺利实施,就应该有相应的保障机制。
九寨沟景区一直非常重视环境教育的开展,2008年至今,曾先后荣获“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川省环境教育基地”、“全国林业科普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并在2013年6月被评为首批“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2008年至今,每年近200万来此旅游者接受不同程度的科普教育。
为了给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景区实行了经营外迁。九寨沟景区严格景区游客控制,并率先在国内景区发布游客容量限制,以日接待游客4.10万人次的工作要求,切实做好游客高峰期的常态化管理,确保游览安全,规范旅游服务,做好门票预售,组织实施好对客服务,通过错时进沟、分区游览、分时就餐、延长服务时间等措施,确保旅游服务质量。
(五)利益延续机制
加强景区文化建设,增强景区核心竞争力,建立文化传承机制和社区居民的参与合作机制,是九寨沟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各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延续的保障。九寨沟景区不仅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也是其魅力之所在。如何进一步做好当地藏羌语言、民居、建筑、服饰、歌舞、工艺品等保护、挖掘和整理工作是永葆景区青春和让其最真实、最鲜活的文化遗产得以大放光彩的重要途径。由于景区根植于其所在的社区之中,并与社区的不同成员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景区浓缩了社区的自然和人文精华,将社区的文化,社区中的物质产品、地理环境、人文氛围以适当的方式传播和展示给了游客。为了景区与社区更好的融合,必须加强社区居民的真正参与能力和主人翁地位。九寨沟景区恢复了各种传统节庆活动,如各村寨春节舞龙、舞狮、舞牦牛等节庆活动以及每年6月(藏历4月)的日桑文化节;发行了《九寨沟寨族文化散论》和《九寨沟民间故事集》等九寨沟藏族传统文化读物。为了突出景区民居建筑的特色,展示九寨沟藏族文化,2002年大规模拆除了经营性的旅馆和宾馆(12.5万平方米),按照“修新如旧”与“拯救如旧”的原则,对景区村寨进行了整治与装饰。其中黑角、尖盘、盘亚、郭都等藏寨,传统民居建筑保存完整,充分体现了九寨沟藏族传统的半耕半牧、以耕为主的生活方式,恢复了藏族传统民居建筑。通过对外合作,加强了藏文化保护。一是受世界自然基金会资助,组织景区老年纺织协会、在扎如沟开展民居展览活动让生态旅游者体验和了解九寨沟农耕时候的生活传统。为积极挖掘九寨沟本土藏族文化,提升生态文化游内涵做出了贡献。二是不定期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文化资源调查和研究活动。组织社区居民参与培训和交流,提高文化传承和保护的自觉性。
总之,所有机制的建立都是景区管理局主导完成,机制形成后反作用于所有核心利益相关者,各核心利益相关者要遵从机制,确保所有机制有效进行,形成有机整体,实现和谐共生一体化。
五、结语
由于景区管理涉及到诸多利益相关者,只有妥善处理好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促进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指出九寨沟景区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和分析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九寨沟核心利益相关者和谐共生机制模式,以期实现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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