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原因（精选8篇）
篇1：社会文化原因
社会浮躁深层原因
就国家而言，太平、安康、稳定、持久是理想的发展目标。就个人而言，岁月静好、心亦安然，似乎才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更高境界。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人太浮躁了”。在当下中国，“浮躁”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情绪和心理状态，更是一种社会状态、公众情绪、普遍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是人们用以阐释社会运行逻辑的流行概念。人们对浮躁和摆脱浮躁有共识，却难逃“浮躁—焦虑”恶性循环。
从个人的急躁、惶恐，到社会整体对立竿见影的过度追求、对速成快富的推崇，再到制度层面对经济效率的倾向性引导及社会整体安全感的缺乏，浮躁突破了阶层、行业的藩篱，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良性运行。“个体的浮躁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个社会的浮躁。整个社会的阶段性浮躁不可怕，可怕的是浮躁彻底失去约束。”对于中国而言，反思当前社会浮躁的成因，分析其形成机理，应该是正当其时。
社会浮躁为何会从点到线再演变到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什么，以至会如此被浮躁问题所困扰？对此，专家的解读有很多种。比如，社会浮躁与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社会转型大背景密不可分，急速社会变化引发制度变革造成的不确定感和人们在精神与心理上的失落感、压迫感造成社会浮躁；社会利益结构、关系网络、价值观念、利益需求模式和文化传统改变，导致主体心理机制趋于不稳定、冲动与非理性相交织的浮躁状态；社会竞争加剧、个人攀比心理、欲望过强等造成的个体心理亚健康；媒体的引导不当，渲染负面心理、负面价值，导致的浮躁蔓延等等。由此可见，社会浮躁的形成绝非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各种因素交错影响下的综合作用。
社会发展变革决定了不确定性必然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确定性无从获得。在不确性中寻求确定是破解浮躁问题的切入点。既然社会浮躁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对社会浮躁的化解和消除，也应多管齐下。健康社会心态的形成需要社会与个人的互动与合作。在体制范围内作适当的制度调整以及进行价值重建，社会的基准共识才会显露出来，以可行的程序、机制来推进制度建设和公共治理，健康的社会公共生活才会慢慢形成。媒体客观理性的舆论导向，个体心理调适、正确归因、选择多重参照系、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浮躁的社会心态才会趋于沉淀消解。
本期策划我们约请朱力、管健、赵晖、蔡乐渭、褚松燕等诸位专家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心理学、制度因素等角度探究社会浮躁问题，深入剖析社会浮躁形成机理以及深层原因、社会浮躁特性及其危害，并着重从制度建设与公共治理角度探寻化解社会浮躁的途径，以期促成良好健康的社会心态，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社会浮躁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可归纳如下：第一，没有计划性。第二，没有持久性。第三，没有稳定性。第四，急躁性。第五，恐惧性。第六，不平静。浮躁是一种冲动性、情绪性、盲动性相交织的病态社会心理，它与艰苦创业、脚踏实地、励精图治、公平竞争是相对立的。浮躁使人失去对自我的准确定位，使人随波逐流、盲目行动，对组织、国家及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极为有害，必须予以纠正。
—朱 力
浮躁之气，不仅影响个人的成长进步，也阻碍工作的创新、社会的发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由此而滋生。力戒浮躁之气，需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浮躁症候群由何而来，找到病灶。一个浮躁的领导只能好大喜功、盲目自大，一个浮躁的组织无法反躬自省，健康成长。力戒浮躁之气，需倡导求实之风。
—管 健
社会浮躁起源于个体心理活动的不稳定运行，并通过社会互动行为而扩大影响，进而成为一种非正常的、失衡的普遍社会心理。市场经济发展为产生社会浮躁心态创造了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程序规则意识淡薄、程序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导致了浮躁心态。遵循程序正义原则可以制约对结果的过分追求，帮助个体获得理性认知以避免认知偏差，限制情感欲求对心理机制的过分影响，进而达到认知理性与欲求感性的平衡，防止冲动多变、混乱无序的浮躁心态的形成，最终遏制社会浮躁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赵 晖 周 赟
社会浮躁既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更是一种社会行为状态。对于制度来说，其所关注的是人们行为的调整，它并不能直接调整社会心理状态，但基于浮躁行为与浮躁心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法律制度）可通过调整人们的行为而达到间接调整浮躁心理的作用。
—蔡乐渭
化解社会浮躁之道就在于在不确定性中探究确定性，或者说，在社会中发现制约不确定性的规律或“定数”，用“定数”来稳民心。古今中外的治理智慧显示，这个“定数”，就在于一定价值共识基础上的制度建设和责任共担，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当前人们对社会浮躁的抱怨本身就意味着对社会浮躁的反思，这也使得通过制度建设和公共治理来约束、沉淀社会浮躁获得了较好时机。
—褚松燕
篇2：社会文化原因
1. 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2. 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3. 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4. 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
5. 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
6. 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
7. 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
形成原因：
篇3：韩国社会重视祭祀文化的原因考察
一、什么是祭祀
祭祀是指在祖先去世的祭日或节日时子孙们聚在一起设置贡品, 怀念祖先恩德的一种仪式。韩国的祭祀主要有四时祭、先祖祭祀、礼祭、忌祭、庙祭、茶礼六种形式。四时祭也叫时祭, 根据季节一年举行四次, 分别在春节、清明、中秋、冬至时进行。四时祭在古典礼法中被称作正祭, 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祭祀, 但现在通常一年只进行一次。先祖祭祀分为祭祀始祖和祭祀始祖之后5代历位祖先。前一种祭祀通常只是由始祖的直系子孙参加, 每年冬至进行一次, 后者也只有祖先的直系子孙参加, 每年立春进行一次。礼祭每年9月进行, 是对逝去的父母进行的定期祭祀。这种祭祀通常只由长子主管, 其余的兄弟或子孙虽然可以参加, 但是不能主管。忌祭是祭日祭祀的略称, 是指在先人去世的日子每年进行一次的祭祀。庙祭是指在祖先墓地前进行的祭祀, 通常是在清明的时候进行。庙祭的祭祀对象是从始祖到父亲辈, 所以所有的直系或旁系子孙都要参加。茶礼是指形式简单的祭祀, 通常是在阴历每月初一和十五, 节日, 或祖先的生辰的早上或白天进行。
二、祭祀的传统意义
1. 消灾避邪
祭祀的根源来源于远古时代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 人们为躲避天灾、疾病、猛兽的攻击而采取的向神祈祷的一种手段。远古时代, 人们对于各种自然现象和天灾人祸没有科学的认识, 对此怀有敬畏和恐惧之心, 对四季交替、万物生长发育使人类得以生存又心怀感激, 同时坚信天、地、日、月、山、川中皆有神灵, 并认为人死之后会变成鬼神, 所以希望能够通过祭祀来祈求神灵的庇护以消除灾殃。
2. 统治手段
随着社会的形成和人们认识的提高, 祭祀文化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延续。在韩国古代封建统治中, 祭祀被认为是国家的伦常, 是维护统治的最重要的手段。统治者通过祭祀先祖向子民们标榜自己将会延续前代贤明的方法来治理国家。韩国最早有关祭祀的记录是始于三国时代。根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的记载, 新罗第二代王南解王2年 (公元6年) 第一次为始祖赫居世建立大庙并每年祭祀四次。南解王在即位伊始便建立大庙祭祀先王, 是为了昭告天下将会继承始祖赫居世的治国之道, 以达到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后来统一的新罗、高丽、朝鲜时期都有关于国王登上王位之后祭天祭祖的历史记录。
3. 孝的实施
如前所述, 从三国时代起祭祀的对象逐渐由自然界鬼神转变成祖先。这种祭祀行为首先是在王室中兴起的。高丽末期随着中国性理学和朱子家礼的传入, 很多贵族士大夫开始设立家庙进行祭祀。如果说祭祀在韩国远古时代的意义是消灾祈福, 是一种自然崇拜意识的话, 那么随着孔子儒家思想在韩国的不断传播和发展, 祭祀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 由对自然的敬畏转变为对祖先的追慕、报答祖先恩惠的一种孝文化。尤其是进入朝鲜王朝之后, 历代国王采取崇儒废佛政策, 使儒教思想在全国得到广泛传播, 儒教理念渗透到百姓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作为儒教思想之根本的祭祀也被人们普遍接受, 成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从“孝”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祭祀可以理解为追慕祖先的恩德、真诚怀念祖先的一种仪式, 即子孙对于在祖先生前未能尽到的孝道的一种延续。韩国是非常重视孝道的国家, “孝”作为儒学文化的基石, 在韩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 浸透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同时韩国人认为, 如果只是在祖先生前尽孝心, 而去世之后就将祖先忘掉的话, 是不妥当的做法, 不能称为真正的孝子。所以, 韩国有“事死如事生”的说法, 即在祖先去世之后也要像在生前一样, 经常举行祭祀纪念追慕祖先。
三、祭祀的现代意义
1. 追慕祖先
祭祀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 到今天在形式上发生了很多变化, 在执行方面也不如以前那么严格。比如说, 并不像礼法中规定的那样把一年中的祭祀毫无遗漏全部进行, 而只是挑选重要的日子, 一年进行两三次;另外以前进行祭祀时, 在给祖先磕头献酒之前要诵读祭祀文, 但因为现代韩国人很多已经不会写祭祀文了, 所以省略祭祀文的情况也很多。
虽然形式上发生了诸多变化, 但是祭祀的本质意义, 即对祖先的追慕之情却丝毫没有改变。调查发现, 现代韩国人进行祭祀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纪念祖先。对祖先的缅怀之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感情, 儒教思想盛行的韩国更是如此。在韩国, 通常会在父母去世的三周年忌日举行规模庞大的祭祀仪式。这是因为韩国人认为人在出生以后的前三年期间如果没有父母的照顾, 就不能在世上生存下来, 所以在父母去世三周年时要举行祭祀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儒教文化为根基的国家, 儒家思想至今仍然对当今韩国社会产生很大影响。从1960年起, 韩国为传承儒教, 正式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可以说, “忠孝为本”的思想已经融入到韩国人的血液, 只要韩国社会这种伦理道德存在, 祭祀作为缅怀祖先的手段就不会消失。
2. 强化家族的血缘关系
在过去传统的韩国家庭中, 因为家庭成员们通常都是聚集在一起生活, 所以都具有强烈的家庭观念和家族观念, 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团结, 遇到困难时能够互相帮助。但是随着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现在韩国家庭也越来越向小家庭方向发展, 即一个家庭中只有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一起生活, 而不是像以前的传统家庭那样3—4代生活在一起。随着小家庭现象的不断普及, 现代人的家庭、亲戚、亲情观念日益薄弱, 甚至有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叔伯, 什么是表兄弟。小家庭生活虽然比起大家庭生活来要简单舒适, 但因此引起的问题也非常多。特别是当危机来临时, 很多情况是只凭小家庭寥寥几个成员的力量难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亲戚们的帮助就会变得容易多了。所以即使是在小家庭化的今天, 很多韩国人也认为不能和家族中的其他家庭成员关系疏远。而祭祀则为现代韩国人提供了与家族成员们交流的机会。像庙祭这种祭祀形式的祭祀对象是从始祖到父辈, 相应的家族直系子孙全部都要参加。通过这样的家庭活动, 许久未见的家庭成员们团聚一堂, 既可以交流感情, 又可以交换对家族事务的看法, 从而促进加强家族亲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说祭祀是减少现代社会小家庭文化弊端的一种重要手段。
3. 寻求心理上的安定
对于韩国人来说, 祭祀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强化家庭关系, 更在于给在现代紧张的生活中疲于奔命的现代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定感。如今虽然大部分韩国人在首尔或其他大城市工作 (全国约1/4人口集中在首尔) , 但其故乡仍然是在乡下。对这些韩国人来说, 故乡不止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点, 而是精神上的栖居之地, 是疲惫身心休憩的场所。平常时为了生计而奔走于大都市, 只有像春节或是中秋这样的日子才可以借祭祀的机会回到故乡, 在故乡的宁静中寻求心理上的安定, 并获得重新踏上征途的力量。所以每年到了春节和中秋的时候, 大批韩国人回乡省亲祭祀, 形成壮观的“民族大移动”现象。
四、结语
祭祀对现代韩国人来说, 除了有追慕祖先之意, 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现代韩国人重视祭祀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 更是为了缓解在繁杂的日常生活中紧张的心态。虽然在很多人看来, 传统的祭祀与文明高度发达的韩国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但祭祀这种意识却被韩国人一代代传承并发展下来。祭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即祭祀文化。作为伴随韩国历史发展至今的传统文化, 祭祀可以说是韩国精神的一种代表。正如韩国建立民俗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旅游, 更重要的在于警诫韩国人不要忘了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根本一样, 祭祀也具有这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朱刚焄.浅说祭祀.时代文学 (双月版) , 2006.02.
[2]杨万娟.韩国祭祀习俗与古代楚俗比较研究.湖北社会科学, 2005.08.
篇4：社会文化原因
关键词：传统社会公德；缺失原因；探析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道德本质论认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同时并受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社会公德作为一种道德，必然具有道德的一般特点，自然地它也应该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同时并受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要正确认识一定社会的社会公德状况，必须从决定这一社会的社会公德状况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人手。作为这一结论合乎逻辑的推论，要正确探析中国传统社会公德缺失的社会文化原因，必须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人手去求得答案。
一、中国传统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
根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道德本质论关于“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同时并受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结论及上述推论，我们说，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关系对该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公德具有制约作用。
经济关系即经济形态，它是指人类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共经历了两种基本的社会形态，即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生产者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特点、以自给自足为目的。这种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关系极易形成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差序格局”的社会基层结构，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这个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有一个“己”作为中心，即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只是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每个人心里，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的、次要的。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社会里很难形成“公共场合”和“公共生活”；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生产者以出售自己的商品及服务为目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相互联系紧密。这种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关系极易形成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团体格局”的社会基层结构，所谓“团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在与“差序格局”的对比中提出的。他认为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以他人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社会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一个个的团体。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社会里形成“公共场合”和“公共生活”是必然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关于“社会公德”的含义，我们说，“公共场合”和“公共生活”是社会公德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据此我们可以说：自然经济关系的形成并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占统治地位，是社会公德缺失的经济根源；商品经济关系的形成并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占统治地位，是社会公德形成的经济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关系是自然经济形态下小私有制经济。虽然我国封建社会末期也有商品经济的萌芽，但由于自然经济的根深蒂固并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占统治地位，使得我国的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长期得到排挤、得不到长足的发展。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现状造成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公德缺少必要的经济基础，是我国传统社会公德缺失的经济关系原因。
二、中国传统社会公德缺失的政治原因
政治制度是指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而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无非经历了两种基本的政治制度类型，即专制的政治制度与民主的政治制度。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为维护政权的牢度，达到对劳动者长期统治剥削的目的，统治阶级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从来都是把民看作奴隶，他们不仅不鼓励人民群众关心国事，反而想方设法禁止人民关心国事。正是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摧残，人民群众谈“政”色变。淡出政治领域、公共事务领域。不难想象，在这样的专制的政治制度下很难形成人民群众关心公共事务的良好氛围，很难形成国民的公共意识、公德意识；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下，人民群众切身地体会到了自身的主人翁地位，每个人在享受自主、平等权利的同时都会把自身的切身利益与国事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良好局面。在这样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形成国民的公共意识、公德观念是自然的事。据此我们可以说：专制的政治制度是社会公德缺失的重要原因；民主的政治制度是社会公德形成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种社会政治制度的现状造成我国几千年来国民只关注与私人生活或专注于故纸书堆，而缺乏关心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意识和公德观念，是我国传统社会公德缺失的政治制度原因。
三、中国传统社会公德缺失的社会意识形态原因
社会意识形态是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各种社会观念的总和。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社会存在的变化而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先进的经济基础一般地会有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反之，则会有落后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因此，与小私有制的自然经济关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落后的成分就多些，道德体系中讲私德的成分就多些；与商品经济关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先进的成分就多些，道德体系中讲公德的成分就多些。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以儒家伦理思想占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就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滞后性。受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关系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影响，人们在形成高度重视“慈孝友悌”等家庭私德的伦理传统的同时，往往流露出轻视社会公德的倾向。如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儒家伦理思想在处理私德与公德的关系从而建立道德体系时，是在确立先私后公的关系之后展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排在“国”和“天下”之先的。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可见，在孔孟看来就公德与私德的关系而论，私德是本根性的，是至上性的，公德是以私德为基础并从私德中推延而出的。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论公德》中进行了大量的论述，他认为：大多数人不知有公德，是中国政治不进、国运日替的根本原因，“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可见，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以儒家伦理思想占主导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是我国传统社会公德缺失的社会意识形态原因。
篇5：农村文化原因及对策
关 键 词：农村文化 存在问题 对策
近年来，连云港市文化主管部门在全市城乡广泛开展了“在海一方”广场文化活动及乡镇文化站达标建设工作，通过多方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全市城乡文化的发展。但从整体情况看，市区文化活动较乡村来讲相对丰富多彩，农村文化活动仍然十分匮乏。是什么瓶颈制约了我市农村文化的发展，怎样推进农村基层文化改革？近日来，笔者深入到我市农村基层宣传文化单位进行深入的调研，以期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
一、连云港市新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基层文化阵地投入不足，严重影响新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
基本文化阵地之所以投入不足，就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言，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基层领导对文化的认识不到位，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中心工作忙起来不要。对西部落后地区来讲，主要是乡镇财力不足，无力投资。有的地方，为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考核，做一时的表面文章，检查组来了找几间房屋应付一下，检查组一走又物归原主，文化站成了超级“流动站”。当前，在不少农村，文化设施大多数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建设，至今已破旧不堪，尤其是乡镇电影院1/3以上是危房，有的已经倒塌。特别是在近年来城镇规划过程中，文化设施大多处在镇区的黄金地段，由于工业开发、道路建设等原因，1/3的文化设施流失，被随意挤占、挪用、变卖。
2、基层队伍建设人才不足，严重影响新农村文化队伍的稳定和
壮大。
业余团队要靠文化站专职干部去抓，因此文化干部个人的文化素质和自主创新能力决定着业余团队的建设成效。当前农村文化站干部队伍建设却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年龄老化、素质不高；二是专职而不能专用，人才大量流失；三是通过不当手段安排不懂文化的人进文化站，占编制、拿工资、不干事。造成没有文化的人出不去，有专业才能的进不来。
基层文化干部人心浮动，有的改行，有的被随意抽调，也有的尽管还在文化工作岗位，但观念比较旧，很少有更新知识的机会。现在一说起改革，在有些农村基层文化干部的心目中就认为是为了减人、减支、减编制。不错，改革的手段是为了精简机构，建立高效政府，但基层文化体制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必须有一支高度负责、“一专多能”的文化队伍。
3、基本活动内容和基本活动方式建设缺乏创新，难以满足农民
精神生活需求。
这些年连云港各乡镇文化活动确实彼此起伏，一个接一个，但大多数单调枯燥，缺乏新意。有的乡镇活动虽多，却流于形式，应付为主，不肯在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上下功夫，看上去很热闹，但真正是农民参与的却很少，难以让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当前，随着农村各项惠民政策的落实到位，农民的收入逐年增加，但文化工作却长期处于“弱势”，仍是传统的吹拉弹唱和读报，参与率不高，几乎所有的文化消费都在一台电视机上，或者三五成群地邀约在一起搓麻将。其根本原因就是这里的基层文化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导致乡镇文化站长期受到冲击，致使乡镇文化站在农村基层的龙头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就当前开展的文化“三送”工作而言，农民就颇有怨词。某县电影公司根据县“三送”活动统一安排，到某村组织了一次电影放映活动，经过提前几天的宣传，当晚来了一百多位农民。可第一部影片上映后不久，就有几位农民离场；放映第二部时，有一半人离场；第三部放完时，只剩下三四个观众。乡文化站对此十分不解，事后专门对此进行了调查。当天坚持看完电影的一位民办教师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不是农民对送电影的形式不接受，而是对有些内容不喜欢。譬如，那天放映的第一部关于养猪的科教片，其内容早已过时；第二部战争片，很多人小时候就看过；第三部武打片，农民更不爱看，因为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尽是些老人。农民对不喜欢的电影说不，至少给广大文化工作者传递了这样几个方面的信息和启示：首先，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增长的。如果我们用一些过时的、陈旧的、不对路的影片来糊弄农民，农民肯定不会买帐。其次，送文化下乡的形式要不断改进和丰富。就送电影而言，片源奇缺，某县电影公司两年才进5部新片，怎么能满足二十多个乡镇放映！再者，乡镇电影机器老化，声、光、色效果极差也是主要原因。综上所述，并非农民看电影难，而是农民难以看上好电影。今后我们送文化下乡，不能仅仅局限于送电影等，还要注重帮助农村培训文艺骨干，建设文化阵地，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再次，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送文化”工作，无论是放电影还是文艺演出，一定要适合广大农民的口味。
4、文化站定位不准，乡镇文化站改革与农村综合改革不配套。
当前，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正在进行之中，但对于基层文化体制改革尤其是乡镇文化站改革在有些地方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位，有的定性为全民事业单位，有的定性为文化经营单位。定位不准，造成有的文化站与广播站的撤并，与广播站分分合合，用广播站经营性管理模式生搬硬套在文化站上，具体操作起来不伦不类。为此，基层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对乡镇文化站有一个准确定位，并与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同时进行，协调发展。
二、解决农村文化站发展的主要对策
1、必须尽快出台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相应法规，以保证文化经费投入。
要明确规定文化阵地面积与乡镇人口的比例；要建立合理的领导班子考核机制，提高文化的考核分值，健全严格的奖惩制度；要尽快制定乡镇文化站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对已建成的达标文化站，任何单位和部门都不得挤占、挪作他用，已经挤占挪用的要立即收回，限期使用。对经济条件差的乡镇可采取政府出资补贴等措施；对那些在经济条件并不很好的情况下却能让文化工作红红火火的乡镇领导则要给予精神和物质双重奖励；对文化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新方法、新思路的先进典型和经验应及时总结和推广，鼓励乡镇领导和文化干部上下齐心，为促进新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做出新贡献。
2、必须建立严格的文化干部考核任用制度，以保证文化站队伍的稳定。
要通过规范的制度，把具有群文业务专长的人才吸纳到文化站，把热爱群文、有较强文化创新能力的群众文化工作者推荐到文化站长岗位上；要彻底杜绝任人唯亲现象，避免让那些不懂文化、毫无责任感的人混进文化队伍，危害我们的农村文化事业。
3、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
首先要逐步改变只停留在唱唱跳跳一般层面上的演出活动的老格局，注重文化活动的特色和个性，因地制宜地广泛开展一些适合农民口味的自娱自乐活动，力求有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表现内容，并体现较强的群众性和参与性。其次，我们要抓住各地的文化品牌。俗话说：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本乡镇、村落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包括动态的表演艺术和静态的造型艺术，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第三，大力提倡中小型文化活动，不要为了一时的文化政绩而搞脱离农民群众需要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去年就有一个县花300多万元举办大型明星演唱会，当地老百姓心痛地说：花这么多钞票真是劳民伤财！这笔巨款如果用于当地的文化阵地建设，岂不更贴近农民的实际需要？
4、努力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平台。
篇6：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腐败犯罪的现状
在过去十年，中国查处的贪官数量堪称“世界之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国每年查处的贪官约四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二千多人，司局级干部二百多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五六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反贪污贿赂工作时介绍，从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涉及1987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368人，司局级干部1029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2人，包括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原重庆市委书记***。2014年，中国“打老虎”的成绩引人注目，共查办省部级以上高官33人，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原常委***。
然而，查办贪官的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腐败犯罪的状况，因为腐败犯罪还存在“黑数”，即已经发生但未被发现或未被追究的犯罪数。在中国，腐败犯罪的查处面临“三难”，即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首先，腐败犯罪的方法、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腐败犯罪没有被发现的现象不足为奇。其次，腐败案件的查证主要依赖人证，物证较少，而且犯罪人多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反侦查能力，所以查证也很难。再者，腐败官员多具有广泛的“人脉”或关系网，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或保护伞，因此许多已经获得充分证据的案件也很难对犯罪人进行实质性的处罚。
根据腐败犯罪的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在已经实施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被发现；在已经检举揭发或偶然事件而被发现的腐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查证；在已经获得相关证据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处罚。如果这三个推断比较靠谱，那么三个50%相乘的结果就是：受到处罚的贪官大概只占实在贪官的12.5%。换言之，腐败犯罪的黑数可能高达87.5%。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所谓个体性腐败，即主要因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低劣导致的偶发性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即主要因为制度缺陷导致的多发性腐败。所谓社会性腐败，即主要由于文化习俗和行为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败。它与制度性腐败往往有常态联系，但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当代中国造成腐败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原因，也有制度原因，还有社会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会中产生腐败的原因。
二、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腐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因此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人轻规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找关系。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
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与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二）送礼成风
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
（三）公私不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四）喜爱特权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上。“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因国家领导人出行而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地追寻这种特权，譬如冒用军警车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警用喇叭、违规办理各种通行证等。一些无法获得这些特殊用品的人还会自我享受特权车的待遇，譬如占用紧急行车道、闯红灯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三、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过去三十年，中国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的复苏和道德信仰的崩溃。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腐败犯罪就处于多发状态。具体说，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仰缺失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烧热血的青年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崇高的理想就逐渐在权力的侵淫和现实的反衬下变成虚幻的口号。无可否认,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信仰缺失。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黯然失色，而复苏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难成大道。虽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许多自称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但其中纯洁的信仰者恐怕为数不多。一些佛教圣地的过度商业化就是例证。于是有人感叹，就连寺庙里的和尚都“一切向钱看”了，中国人的信仰何在！如果平民百姓只信仰金钱，社会中就会有很多的坑蒙拐骗。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只信仰金钱，国家中就会有很多的贪污受贿。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各路官员的信仰缺失确为原因之一。
（二）道德下滑
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道德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倡导文明的行为模式。中国曾经享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但现在却呈现“礼崩乐坏”的态势。在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诚然，过去流行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说法确实有些虚高，但是曾被国人所不齿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主张却已经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扬，甚至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大众心态，就都表明了道德观念的低落。另外，文艺作品的“低俗化”和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也反映了社会道德的迷失。诚然，中国还有助人为乐的好人，也有真心为民的官员，但属于凤毛麟角。在整体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官员群体的自我约束能力就会下降，出现那些“窝贪”和“串贪”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私欲膨胀
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会中应该受到约束，否则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但是也促进了国人私欲的膨胀。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达给人们的消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也就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丰富和扩张。另一方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是也急剧地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们的私欲。于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就去寻找不当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径，包括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去“寻租”。从这个意义上讲，贪官就是膨胀的私欲所催生出来的怪胎。
（四）行为失范
在社会转型期间，主客观的因素导致许多人的社会行为失范。就贪官而言，这种行为失范多始于性行为的纵乱。古人讲,万恶淫为首。此话并非儿戏，实乃经验之谈。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急剧地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一些官员也随波逐流地放松了自身的行为约束，从“讲黄段子”到“包养情妇”再到“开房嫖娼”，于是就出现了重庆区委书记的“做爱视频”和上海法官的“集体嫖娼”等轰动一时的丑闻。性行为规范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个突破了性道德底线的人，往往也就很容易突破其他方面的道德底线，于是，性罪又衍生出他罪，包括腐败犯罪。用老百姓的话说，当官的连那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啊！当下中国许多贪官的腐化堕落都是从性行为失范开始的，多数腐败案件中都包含有“权色交易”的内容。当然，性行为失范的官员不限于男性。男性贪官拥权贪色,女性贪官则一边以色谋权一边又以权谋色，譬如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因此，社会行为失范也是腐败犯罪的原因之一。
篇7：影响企业文化发挥作用的原因
影响企业文化发挥作用的原因
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制度特征和内涵的统称，其核心在于组织内所形成的行为特征和价值观念。企业文化建设不是孤立的，它必须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依托，以社会发展为基础，才能树立起正确，科学的企业文化。现实中，一些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内涵脱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出现员工不忠诚，人员流失等与企业文化发生背离的现象。
篇8：湖湘军事文化形成原因考
一、湖湘军事文化形成的历史考察
湖湘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一直就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民族矛盾极度尖锐的南宋时期, 以胡定国、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创始人率领岳麓书院的弟子还直接投入抗击金族的入侵斗争中去, 积累了大量有益的军事经验, 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张轼做为胡宏最著名的弟子, 同时他还是南宋抗金名将张浚的儿子, 所以张轼在年轻时即以“畅晓军务”而著称, 他对治国用兵的研究很有自己的心得, 他说:“盖君子于天下之事, 无所不当究者, 况于兵者, 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 其可忽而不讲哉!”[1]张轼还继承其父的遗志, 积极主张克复神州、北定中原、收回被金兵侵略的国土。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 而且他还以岳麓书院为主要教育基地, 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爱国志士, 吴猎、赵方是张轼学生中在抗金斗争中功绩最为突出的两个。吴猎在率军挫败了金兵襄阳、德安等地的进犯。而另外一个学生赵方在戍边10年中, 以战为守, 屡立奇功, 可谓是战无不胜。他还提出了“合官民兵一体”, 进行全面抗战的思想。这种思想, 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张轼的后代在抗击外族侵略时, 同样写下了英勇悲壮的历史篇章。他的后代张堂, 联合赵王番、张虎在邵阳、永州一带起兵反元, 收复衡山、攸县、湘潭等地。面对元朝的大举南侵, 其他湖湘子弟在当时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李芾率领下, 同样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到了明末清初, 入主中原的清军大肆屠杀汉人, 当时败逃到湖南境内的爱国将士和农民起义军的余部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 湖南士民和各书院的学生也投入到了抗清斗争的洪流中来。南宋抗金名将吴猎的后人吴道行, 当时任岳麓书院山长, 不愿在满清的统治下苟延残喘, 绝食死于岳麓山。而同时代的另外一个大思想家王夫之则挺身而出, 联合好友管嗣裘及南岳僧人性翰等, 毅然在衡山高举抗清的大旗。在抗清斗争失败后, 王夫之又赴广西南明王朝, 以图重整旗鼓。后来因为南明被吴三桂所灭, 王夫之索性隐居荒山, 专心于著书立说, 借此来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和民族的自信。由于“王船山生当中国封建社会晚期, 又亲历过明末农民战争于民族战争的惊涛骇浪, 加之又高深的哲学素养, 因此有可能站在前人所不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对中国几千年来连绵不断、多姿多彩的战争史, 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与总结, 从而把我国古代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船山的军事思想集中反映在《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等史论著作中。”[2]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序幕。有着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的湖湘子弟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 同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的失败, 使湖南一些密切关注这场战争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 得以睁开眼睛重新审视他们所面对的新的局面。湖南邵阳人魏源通过中国军事的失败, 认识到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军事组织训练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 所以, 他编著《海国图志》的目的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 为以夷款夷而作,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3]。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人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不但用湖湘文化塑造了湘军, 提出了一系列建军、治军原则和战略战术方针, 并且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事实践, 为湖湘军事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湘军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国内战场, 他们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尤其是左宗棠以“书生戎马, 而兵锋所指, 东尽于海, 西极天山, 纵横轶荡, 未有如左宗棠者。”[4]左宗棠率领湖湘子弟收复新疆这一彪炳千古的壮举, 更是对湖湘军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而在辛亥革命时期, 黄兴、蔡锷、刘揆一、蔡绍南、焦达锋、蒋翎武、谭人凤、马福益、陈作新等一大批湖南籍革命家都曾通过军事斗争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尤其是黄兴, 他从1904年于长沙成立华兴会起, 就一直从事武装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活动, 在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中, 以黄兴为代表的湖南志士更是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孙中山曾称赞黄兴在钦廉起义中以两百人抵抗清军两万人, 是“不可以常理论”“非常的战斗”, 而“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5]
二、湖湘军事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杨度曾在《少年中国说》中发出如此感慨:“中国如今是希腊, 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 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 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对湖南人的评价虽然有些夸张, 但不可否认的是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军事斗争方面, 更是有“无湘不成军”一说, 从早期的抗击清军的王夫之, 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 到扎硬寨, 打死仗的湘军, 到在汉阳以一己之力抵挡清军的黄克强, 到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蔡锷, 而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1955年授衔的人民解放军10大元帅中, 就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位湖南人, 在10名大将中, 湖南人有占据了6人, 他们是粟裕、黄克诚、陈庚、谭政、肖劲光、许光达, 在57名上将中, 湖南又占了19名, 100多名中将中, 湖南人又占了45位。湖湘军事文化之所以如此发达,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 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某个民族和某个群体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独特的地理环境往往可以造就出独特的群体个性。钱基博认为“湖南之为省, 北阻大江, 南薄五岭, 西接黔蜀, ……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 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 行必利己, 以开一代之风气, 盖地理使之然也。”[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 使古代的湖南大部分时间处于一种半隔离、半封闭的状态, 这种相对独立并且恶劣的自然环境, 使居住在湖南的居民养成了刚强、彪悍、坚毅、霸蛮的性格, 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民, 当面对压迫或者困难时, 往往会表现出惊人的爆发力, 并且具有卓立敢死、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将湖南之地归于南楚, 认为此地“其俗剽轻, 易发怒”。所以, 历史上也有“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这一说法。这种彪悍和极富反抗性的性格, 造就了湖南尚武的精神。
其二, 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动荡不安的社会条件
在封建社会, 最主要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 而严重的土地兼并更是激化了这种矛盾, 在当时的湖南境内, 土地兼并也非常严重。这种局面, 不但使广大农民不断丧失土地, 沦为地主的佃农, 中小地主也不堪土地兼并的极大压力。在曾国藩从政之前, 他的家庭成员包括他自己都要从事一些农业劳动。愈来愈差的经济状况加大了广大人民的痛苦, 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社会又增加了帝国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一主要矛盾。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 使得湖南始终是全国阶级斗争最激烈的省份之一。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并进入湖南, 更是加剧了这种动荡, 湖南也成了当时的主要战场。曾国藩组织湘军, 不但为湘军军事人物的崛起创造了机遇, 而且也改变了湖南人的职业观念。湖南历来是农业大省, 人民安土重迁, 社会上有“好铁不打钉, 好男不当兵”这一说法, 所以湖南人过去把从军当兵看成是没出息的做法。但是随着湘军集团的崛起, 很多知识分子“以一介章句之儒历兵戎成悍将”, [7]改变了昔日一些湖南人的职业观念,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很多知识分子也能在军队了崭露头角、建功立业, 便也决定离开故土出去闯荡, 很多读书人更是弃笔从戎参与到疆场的厮杀中去。
其三, 移民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影响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 人口的流动往往能带动文化的传播, 并引起文化面貌的改变。湖南在“清代以前是为接受移民的区域, ”[8]湖南的汉族大都是明末清初从江西、广东以及北方诸省迁徙过来的, 谭其骧在他的《湖南人由来考》中写到, “湖南人来自天下, 江、浙、皖、闽、赣东方人居其十九”, [9]他们在战乱的条件下,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栉风沐雨, 然后历经重重险阻来到湖南, 据谭其骧考察, “湖南人之祖先既大半皆系江西人。以是江西人之风习秉性, 自为构成湖南人之风习秉性之主要分子。江西人以刻苦耐劳著, 于妇人尤甚此风亦承袭于衡、湘间。”[10]林增平先生也认为这些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移民的这种开创进取、自强不息、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在和平时代是事业发展的催化剂, 而在战争年代很容易就演变成暴力反抗的酵母, 因为移民从他们千里之外的家乡来到湖南, 不但路途上经历了万水千山, 就是到了湖南, 也要同当地的原住民和土著居民小心相处, 如果处理不当, 往往有要诉诸于武力来解决问题。
除了上述原因外, 湖湘军事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深远还在于它与深厚的湖湘学术底蕴密切相关, 这就使得湖湘军事文化并不是简单的战争文化, 而是集孔孟儒学、程朱理学、传统兵学和中西哲学为一体, 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品格。
摘要：湖湘军事文化深厚、广博, 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它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长期的历史文化沉淀、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动荡不安的社会条件、移民和少数民族聚居等其它原因。
关键词：湖湘军事文化,湘军,形成原因
参考文献
[1].《宋元学案.南轩学案》1.《宋元学案.南轩学案》
[2].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 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第365页2.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 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第365页
[3].魏源:《海国图志》叙, 岳麓书社1998年版3.魏源:《海国图志》叙, 岳麓书社1998年版
[4].李肖聃:《湘学略》, 岳麓书社, 1985年版, 第35页4.李肖聃:《湘学略》, 岳麓书社, 1985年版, 第35页
[5].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882页5.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882页
[6].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岳麓书社1985年版, 第1页6.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岳麓书社1985年版, 第1页
[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84页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84页
[8].谭其骧:《长水萃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第228页8.谭其骧:《长水萃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第228页
[9].谭其骧:《长水萃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第221页9.谭其骧:《长水萃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第2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