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司马迁以及看法

关键词： 古书 出巡 史学家 刻苦

评价司马迁以及看法（共3篇）

篇1：评价司马迁以及看法

忆司马迁

司马迁是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又跟着汉武帝到各地出巡，见识多广，也便开始着手写《史记》这一历史著作。直到他为李陵辩护之后，得罪了汉武帝，遭受到腐刑的惩罚。但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偷生。他所受的挫折，所承受的痛苦之巨大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当时他也曾想到了死。生死的抉择，他毅然选择了生，从此他提起笔树立了忠臣义士的形象，造出了一个毅然耸立的人生。终于一部3000年的通史《史记》得以著成。

历史总爱蒙着面纱，等待被那些见微知着的人揭开。美好与丑陋，阴谋与背叛，忠诚与奸淫，在他笔下倾泻开来，仿佛上演着一出一出的独角戏。而他笔下的古人，也是真正的人，是历史舞台上的戏子。他们人生的血泪和欢颜，却因司马迁而能够留在泛黄的书页间，然后，两千年过去，他们的戏，依旧可以被我们观看，并且由衷感慨。在那个繁华而苍凉的年代，他以一颗历尽劫难却仍鲜活丰盛的赤子之心，一笔一画的描刻历史，为它染上同自己一样的纯蓝。因为司马迁也明白自己也将是历史中的一员，在他为他人写好剧本后，睡去了，永远的睡去了。

使我感到好奇的是，他那种是怎样的意志，竟能让他在痛苦的边缘奋不顾身。那是坚韧不拔的意志，他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才留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豪言壮语，才成就了《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才铸就了流芳百世的辉煌。我不禁长吁一声，如果是我，怕是没有这份坚强。刚上了他写的一篇《报任安书》，我才明白这样一个史官的难处。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不同的选择，在我看来，有的时候活着比死去更难能可贵。在艰难的命运面前，个人的抗争也许软弱，但由此而彰显的精神与刚毅，再渺小也是永恒。

司马迁，这个悲情英雄的执着，让人记住的不仅是历史，也让人记住了这本史家绝唱的背后，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那个经历坎坷人生，却拥有钢铁般意志的司马迁„„一个人，无论在碰到多大的打击与挫折，只有精神不倒，所有都能够持续。

篇2：评价司马迁以及看法

关键词：俑,雕塑,造型艺术,墓葬文化

一、“俑”的特点

1、“俑”的出现及作用

俑是雕塑艺术中的一个类型, 是我国古代的墓葬雕塑的一个类别。在距离现在最早的墓葬中, 殷代起就发现了俑的存在。而那个时期依旧实行活人活物陪葬, 奴隶就是奴隶主生前的所有品, 奴隶主死后奴隶要为奴隶主陪葬, 这属于殉葬品。这样的埋葬制度是奴隶制社会的重要特征。虽然在那个时期已经发现了“俑”的存在,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人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人们不是因为出现了仁爱之心, 才用俑代替, 而据许多资料记载, 那一时期的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够高, 长期的使用活人活物陪葬, 使得本来就受经济技术限制的人们, 生活更加贫困, 因此一部分地方就出现了用俑代替活人活物的现象。一直到春秋战国的时期, 活人陪葬和以俑陪葬的风气依旧并行。

到了封建社会, 用俑代替活人陪葬, 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俑的制作方式也不限于陶, 还有用木雕的、石刻的或者用金属材料铸成的, 古俑中以楚国为代表, 大多是以木制为主, 造型简单形态比较单纯, 但是可以说楚国的俑已经蕴含了六朝秀骨像的味道, “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已经成为那一时期的风格, 这对我国在雕塑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例

秦代的秦始皇兵马俑, 属于陶制品, 形态上比现代人要高出一些, 秦代时期兵马俑的作法据说基本都是用模子印出来的, 头部、身体、腿、手等分成不同的磨具印出每一个部分之后, 再根据每一个不同人物的性格、身分以及所需的装饰再把其他部分组合在一起, 之后再进一步刻画每个人具体的形象特征、神态和表情, 因此在看秦兵马俑时, 可以看到千人千面,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跟自己脸上某一个部位相像的俑来。而等级和身分的不同, 服饰也会随之改变, 而每一个俑的头型上也会根据民族不同, 刻画出不同形象的俑来。当然, 在秦兵马俑中, 我们也可以看战马的不同, 这和人俑的做法应该是相同的, 它也是由模具做出每一个部位之后, 再经过组装调整, 以达到千姿百态的效果。而这样做的原因, 无非是想在短时间之内为完成大规模的生产所产生的。相当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或者像是今天流水线生产一样。秦代的墓葬规模非常大, 气势宏伟巨大, 是超过任何一个王朝的墓葬品的, 因此俑的需求数量非常多, 秦代不同于其他时期的墓葬陪葬品那样要经过长时间的准备, 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就才用了陶制, 陶烧制时间短, 取材也很方便, 工艺比较简单, 有利于当时大规模生产、快速完成任务。

二、其他时期“俑”的不同特点

1、汉代“俑”的特点以及作用

另外还有铜俑和其他金属铸造的俑等。到了汉代, 俑的种类也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他的作法与秦俑不相同, 汉俑的作法头部仍多采用模印, 身体部分多为桶状长裙, 男俑身体多为模印, 马俑、盔甲俑也多为模印, 动物也有模印, 在组合造形之后以生动的姿势再创作一次。有士兵、侍女、仆役和乐舞俑等等, 汉代的俑除人俑外, 还出现了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事物。墓主人生前拥有什么财产, 死后便全部复制出来, 放在墓室中, 代表墓主人的生前的身份。可以说汉代的俑形态各异, 造型多种多样非常生动。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内,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有房屋、猪圈、羊圈, 圈内有大小不同的家畜。院子里有井, 有在劳作的男俑和女佣, 炉灶也刻划清晰, 有谷仓陶罐等等, 院内动物的形态十分逼真。据说有些地方出土的人俑, 形态更为细致, 包括头发上的装饰、耳朵上佩戴耳环的小孔也清晰可见, 他们或是俳优或是舞动长袖, 或是守候主人或是静坐独思, 在众多俑的造型中, 大多没有细节和修饰, 不彰显个性, 也很少有抒情;但是每一个俑的动作、情节和行为, 虽然都是粗轮廓的, 缺少一些描绘。汉代的人俑尽管显得比较拙笨, 有些人体的比例也不合理, 腰部过分的细, 袖子也过分的长, 但是在那一时期人俑的做法也是合乎夸张的需求的, 就是充满了汉俑狂放的气势, 饱满的汉代艺术的蓬勃。因此汉代的人们在制作俑的时候, 工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外南方地区的俑则以木制居多, 有些会在外面做一些丝绸彩绘的衣服。

2、三国两晋时期“俑”的特点以及作用

三国两晋时期的俑依然继承了汉代的风格, 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 俑的做法与之前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做法更倾向于现实, 没有过于夸大。南北朝时期俑的制作方法也多种多样, 南方的做法继承了中原的传统, 同时也出现了瓷俑;而北方的做法中则出了许多少数民族形象的陶俑。因此在博物馆中, 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北朝的俑形象都十分可爱和清秀。在北朝时期, 人俑的特点是其特有的做法, 即瘦长而清秀, 大概婀娜的身姿是形容这一时期人俑的重要特色。当然北朝时期的陶俑受是受到了当时崇仰佛教风气的影响, 即使表现于家居生活中, 比如说拿簸箕的、抱鸡的、端盆的妇人等等, 她们的身份属于贵族家中从事耕作劳务的佣仆, 这些人俑的面容大多十分安详柔和, 动作也是从从容容地在筛米谷或者晾晒等等, 她们都有些秀骨清相, 脸上也有了许多细部的描绘, 追求一种气韵上的生动, 体现了形具而神生的中国式的传统审美。

3、隋唐时期“俑”的特点以及作用

隋唐时期的俑基本上都是大型而精美, 隋代时间短, 但是相比于前代, 隋代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造型。像是侏儒俑、僧俑、十二生肖俑等等。而在墓中置生肖俑的也很多, 生肖俑的形式出现了多种多样, 有祈祷亡灵顺生的意思。在这一时期, 俑有两种不同的形象, 一种是身材修长型, 人物的表情十分秀气, 发髻的处理也十分平阔, 头上的饰品也富贵多样, 人物所穿的衣服以窄袖长裙为主, 齐胸口的裙腰是隋唐时期人物穿着重要的特点;另外一种是身材丰满型, 这一类的人物头顶是梳着双髻的, 外套是大袖衫而里面的衣服多事圆领短衣, 下身穿着垂足的长褶裙, 裙带一般在胸口或者腹部的位置, 长度几乎垂直到地面, 人物的面容也是端庄娴静的;也有一些侍女俑的头上梳这双髻, 身上穿着窄袖衫, 下身是长裙, 侍女俑的动作姿态多种多样, 有捧物、奏乐、推磨、烧火等等;另外隋代的文吏俑相似于南朝末年的俑, 人物头顶戴着高冠身上穿着宽衣, 姿态拱手而立, 人物脸上的表情较于南朝的人俑更加丰满;男仆俑基本上都穿着长衣束腰或者短衣短裤, 还有一些上身赤裸的形态, 呈现出各种劳动的姿态;武士俑身上穿着甲胄, 有的是下身穿着长裙, 人物表情张口怒目, 手持盾牌兵器。

另外隋代时期的的动物俑的造型也很出色, 马的造型已经初步具备了唐代的形态。主要特点即鬃长体壮辔饰俱全。而其他动物俑也有各自的特点, 骆驼俑基本上都塑造在座板上, 骆驼的四肢强劲有力, 双峰间驮有货物;牛俑的造型上多以拉车的造型居多, 与前朝的形态相比较, 牛的身躯更显得肥壮浑厚, 四肢比较短粗;还有很多其他动物俑, 在动物塑造的形态上大多取材于生活中常见的情景, 例如像母子羊、母猪哺崽等等, 这些造型都有着一定的情节, 充满了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隋代俑的艺术创作继承了传统的艺术风格, 主要以简朴和造型规整为主, 人物面部表情开始出现了丰满的状态, 体态相较于前朝已经开始比例匀称化了, 并且仪态端庄, 在俑的制作上特别注重人物脸部表情以及服饰花纹的刻画, 这为唐代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的俑继承了隋时期的风格, 并且将俑的制作发扬光大。就颜色来说, 隋时期的俑上釉后, 呈现出来的是姜黄色和青色的釉, 而到了唐代, 众所周知的三彩釉再加上蓝色, 色彩十分丰富。三彩俑是盛唐时期的巅峰制作。我们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内看到的即为唐三彩的杰作, 有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的三彩纹胎骑马狩猎俑, 和西安市中堡村唐墓中出土的唐三彩骆驼戴乐舞俑。而这些俑的特点, 大多是以形象高大健壮为主, 神态生动并且传神。这在马俑的制作上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唐代的画家和雕塑家对马匹形态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的描绘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就我个人而言, 唐代的马匹不管是从造型上看, 还是神态上的表达, 唐代的马匹都让人看到了当时的国家强大和富足来。在人俑的制作上来看, 不管是各民族人物的特点, 还是人们的生活状态, 唐俑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的繁荣和融合。在人俑的创作上, 人们的体态更显的丰满, 这反映出来那个时代人们以胖为美的特点, 人物表情上也更加丰富, 有的可以让人们想象出在当时的社会里, 人们闲情逸致或潇洒的生活情景来。另外唐代所出土的胡人俑也很常见, 这更加说明了唐代是一个大融合的社会, 这些俑也反映出来盛唐时期人们富有的丰富创造性和豪迈情感的民族性格。

4、从五代到明清时期“俑”的特点

到了五代以后, 用俑来殉葬的风气开始呈现低落状态, 其中在金元墓葬中发现的陶塑和砖雕表演杂剧的俑, 大多是以一组造成塑造而成的, 可以说这也是俑的制作最后一个小高潮时期了。再到明清时期, 墓葬中的俑出现的更加少了。而在高官王侯墓中出土有木俑和石俑, 则多以成群的人物或仪仗和侍从陪护的庞大场面, 明显是用来炫耀死者生前的地位, 但是作为雕塑品, 明清时期的俑已经失去了艺术的价值。

纵观历朝历代, 俑的开始使用到盛行再到后来甚少使用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各朝各代出土的文物的精美和丰富, 都是那一时期经济文化等成就的直接反应, 在今天看来这都是代表每一个时代特有的印记, 以及人们开启这一时期的重要线索, 这让我们重新认识了那一时期, 生产力水平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等等, 并且开启了我们对一个时代的探索和发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孙振华.中国古代雕塑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

[2]李明望, 金开诚.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中国古代陵墓雕塑[M].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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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朗天咏.盛世风神:隋唐雕塑艺术[M].文物出版社, 2004.

[5]朗天咏.秀骨传神:魏晋雕塑艺术[M].文物出版社, 2004.

[6]奚楚, 金开诚.中国古俑[M].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

篇3：评价司马迁以及看法

摘 要：司马迁和班固作为汉代的两大史学家，对于法的作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通过研读他们撰写的史学名著《史记》和《汉书》，我们就他们两人认为的法对国家、对民众所起的作用以及各自对于刑罚运用的态度方面进行比较。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法的作用 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作为史学的大家，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史记》和《汉书》，历来成为人们研究汉代社会所必读的书目，他们在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他们对于法的不同观点也融于字里行间。仔细研读，可以发现他们对于法的作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立足点与侧重点。以下就从几个方面来对他们对于法的作用的看法进行比较。

一、法对国家的作用

司马迁认为法主要是对国家内部起作用的，是用来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他在《酷吏列传》中就提到，“法令者，治之具”，法令本身就是用来统治的工具，在“上下相遁，至于不振”这样君臣互相躲避、天下丧败的情况下，严酷强硬的“法”就能起到稳定皇权统治，维护君主的至尊统治地位的作用。为此，司马迁特别突出皇帝重用酷吏来维护一尊。在《酷吏列传》中多列举汉朝的酷吏，并且有意的突出君主对酷吏的重视和重用。例如，皇帝重用酷吏，特别是在酷吏打压了威胁皇权统治的王亲贵族时，皇帝非但不责罚，还大肆加赏，加官进爵。《酷吏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酷吏致都杀了临江王，“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窦太后是维护王室贵族的，所以用重罚惩治了致都，罢了致都的官。然而这个时候，皇帝却“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依旧对致都十分信任，并且让他继续全权处理政务，可见君主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对这些官吏的信赖和重用。很多酷吏在打压王室贵族后，皇帝还是大加赞赏，加官进爵，如“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天子以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等。甚至司马迁还提到酷吏张汤生病不上朝，皇帝还亲自去他家探视，由此可见，酷吏受君王宠信之深。也从侧面看出，君主重用酷吏，重视法的地位，用法来打击豪绅贵族，削弱藩王郡王的势力，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君主中央集权。而司马迁写酷吏，也就是为了突出“法”对国家内部的重要作用，巩固皇权，维持这个国家的统治。

班固则认为法对国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对外的，主要体现在抵御外敌，杀伐征战上。班固的特点是从兵、刑一源的角度，突出兵、刑一体。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明确提出“大刑用甲兵”，独具见解地将“兵”的内容写进正史的刑法志中，揭示了刑法起源于“兵”以及早期刑法“兵刑合一”的特点。所以在班固看来，法起初是用来惩罚犯罪的军士，而这些军法逐渐演化为惩罚所有犯罪者的刑法。法源于兵，也应用于兵，统治者需要制定法以约束军队，管束士兵，即所谓的“师出以律”，用以惩罚犯罪的军士，而这些军法逐渐演化为惩罚所有犯罪者的刑法。其次，班固提出“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巩固其疆域、维护其安定，就要制定赏罚分明的法令，“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起到激励士兵作战的用途。“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在班固看来，刑法的出现看似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统治者极为有利，但也是为了以武力来消灭战斗，禁止残杀，使国家获得安定的。

二、法对民众的作用

对于法的作用，两人都有提到用法来“禁奸”，即防止奸邪之人作恶。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提到：“行之法十年，秦民大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见法对社会安定和谐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班固认为法的作用是“除暴扶弱”，比之司马迁的“禁奸”，多了一个“卫善”的思想，即要保护善良的百姓。在禁奸过程中，班固借用皇帝的言论来说明这一点，“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同关甚弗取。”犯法的人论罪，无罪的父母妻子不该受到牵连的罪罚，这一点与商鞅的“连坐”观念相异。班固认为，法律既用来惩罚犯罪的暴徒，也用来维护百姓的合法权益。当自身受到侵害时，应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即是班固“卫善”的思想。

另一方面，司马迁认为法有“导民”的作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指出“法令所以导民也”，而法令导民，需要一个媒介，那就是官。“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在社会不安定的年代，为什么百姓仍然洁身自好呢？原因是官员奉职循理，遵守法纪，作出了好榜样，所以说，法引导了先接触法令的官员，由官员间接引导百姓。因此，司马迁认为只要官员认真执法，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导民作用。而班固则认为法对人民只起到了警戒的作用，而导民应用德教。“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只有通过道德来教育，才能真正感化他们，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触犯法律。“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刑罚只会加重民众的怨愤，而不能“知耻”，所以班固不主张用“法”导民。

三、对刑罚运用的看法

如何运用刑罚，司马迁和班固都主张德主刑辅，即应以德来作为约束百姓、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而法只是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他们虽然都认为法应严而不苛，但他们对于刑罚的运用也各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看法。总体比较而言，班固所认为的对于刑罚的运用更有人情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刑罚的用法用量上

班固在刑罚的用法用量上有明确的分类和说明。在《汉书·刑法志》中，他明确提出“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具，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他将刑罚分为“大刑”“中刑”和“薄刑”，针对犯罪者犯案的大小，分出轻重等级，作出适合罪行的相应惩罚，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儒家的仁爱思想，反对滥用酷刑。他同时一再强调刑罚要与罪责相当，他认为“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刑罚过轻不足以对百姓起到威慑的作用，“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如果刑罚的使用不能很好地针对所犯之罪，那对于君主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体现出班固用法时对于“情”的考量是极为明显的。而司马迁在这点上就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可见他归根结底还是认为法是公正的，法外无情。

（二）对老幼弱者的宽待

班固认为刑罚的运用要因人而异，尤其体现出对老幼弱者的宽待。《汉书·刑法志》：“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齓者，皆不为奴。”“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这些都表明班固在刑罚运用上对老幼弱者放宽了要求。而司马迁则主张用法的绝对公平，要做到“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迁认为法是公正的象征，法要树立起威严，就必须无情，不存在人情味一说，更不存在“法外有恩”的情况，即使是亲人犯法，也要一视同仁，依法执行。他进一步提出，法治平等的观念，特别是要消除等级观念，执法者要公正无私，特别是对待贵族时，注重公平断案，不畏惧权贵，不徇私枉法，体现出法的公平，尤其是对平民百姓。司马迁特别在《酷吏列传》中提到致都“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曰好‘苍鹰”，这一细节表现出司马迁对其公正无私品德的欣赏。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班固在运用刑罚时充分体现出仁爱之心，比之司马迁特别讲求公正无私，更具人情味，这应该是深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所致。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与班固对于法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见解，透露出他们的法治思想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指导老师：周海平）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司马迁.史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