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关键词： 悖论 层面 生态 消费

摘要：生态消费是经济新常态下亟须倡导的消费理念。当前，由于“重物质、轻精神”的消费理念导致生态消费需求力不足；“多盲从、少理性”的消费行为导致生态消费选择力欠缺；“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心理导致生态消费原动力失衡等原因，使我国的生态消费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篇1：

“消费—生态”悖论的伦理意蕴

摘要：“消费—生态”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

关键词：“消费—生态”悖论；消费自由；消费公正；伦理意蕴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不仅是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变革，更是消费目的与消费本真的回归，体现了消费的生态化走向。消费是确保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人类的消费是以一定的生态损耗为基础的，是自然过程。因此，消费与生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生态损耗为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则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为前提。消费与生态之间以各自的张力构成了“消费—生态”悖论（consumption-ecology′s paradox）。正如学者指出的，“在现代化建设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似乎只要从事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张扬，并进而会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要保护和维持已有的伦理道德和生态环境，就只能牺牲发展和忍受贫穷。消费社会更把这个悖论深化了”①。这个悖论是导致生态时代的消费问题的逻辑前提。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迫切需要我们从伦理学视野破解这个悖论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影响，探究消费方式生态化的实践途径和具体方式。

一、消费悖论与生态悖论

悖论原本是一个逻辑学的范畴。自古希腊说谎者悖论诞生以来，悖论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逐渐从逻辑学范畴扩展到其他的领域。悖论的英文是Paradox或Antinomy。“Paradox”的原意是指“同人们通常的见解相抵触的理论、观点或说法”，它既用来表示超脱世俗、似是而非的科学论断（即所谓“佯谬”），也用来指称越规违理、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即所谓“谬论”、“两难论”）；而“Antinomy”则是指“自相矛盾的语句”。在历史上，悖论包括了一切与人的直觉和日常经验相矛盾的结论。它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为逻辑悖论。它指的是，有命题P，如果断定它是真的，那就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假的；如果断定命题P是假的，又可以由它推出命题P是真的。第二种为佯谬。某些论断看起来好像肯定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却是对的。如“白马非马”、“鸡三足”等。第三种为谬论、两难论。某些论断看起来是对的，理论似乎非常充分，似乎非常符合逻辑，但实际上却是错的。②

消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们通过消费活动，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越多的商品就越能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类更幸福呢？答案并非如此。在消费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超出了基本生存需要的范畴，消费的真实目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的内容由单纯对物的需求演变成对物的符号价值的追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人们在幻想与实际中成为消费者，消费者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背离了消费的真实目的，出现了消费悖论。

生态悖论最先是在1997年由西南农业大学88岁高龄的叶谦吉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生态悖论是指一切有悖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协调发展的错误理念。可见，生态悖论是相对于人类、自然及社会这个有机统一整体而言的，要求它统一整体协调发展。③生态悖论现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矛盾性。人与自然之间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然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改造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是矛盾的两面。如果只一味地开发与利用自然，必然导致生态悖论现象。二是不协调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生态悖论现象的出现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三是急功近利性。人类为了追逐眼前利益，不惜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必然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

生态悖论现象的产生是人与自然矛盾作用的结果。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斗争的实践，表明了其产生的客观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从主观上讲，生态悖论属于人类认识论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运动和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认识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得出与事物本质、客观规律相悖的认识。

消费悖论是人类消费行为超过自然生态容纳、承载限度所导致的，并由此必然带来生态悖论。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是延续人类文明的重要手段，生态则是人类延续文明的重要基础，二者缺一不可。消费与生态关系的失衡，必然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二、“消费—生态”悖论的深层逻辑

“消费—生态”悖论所赖以存在的前提是：消费是无限的而生态是有限的。其意涵是：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如若没有道德对其制约，欲望性的无穷消费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生发和消费主义的张扬，进而导致伦理道德的沦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道德的审慎力量，否则就只能妨碍消费、忍受贫穷和牺牲发展。

“消费—生态”悖论表面上看是生态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实际上，它的背后隐藏着深层逻辑。从思维层面看，它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从社会层面看，它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从个人层面看，它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具体来说，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从思维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类工具理性的高扬

“消费—生态”悖论在表面上是消费、生态矛盾作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它是特定思维方式的产物。“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与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复兴及其工具理性的高扬密不可分。工具理性是一种以手段有效性而不是目的合理性为宗旨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工具理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它有效地提升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扩大了人类活动的领域与范围，推动了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然而，由于过度张扬工具理性，导致了工具理性霸权，工具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甚至是唯一尺度。霍克海默明确指出：“当理性放弃了自己的自主权，即不能就人的生存问题说出什么来，不能从内容上对这些问题表示什么态度，不能从关心人类解放、指导人类认识的意义上来说明行动的目标，而只关注于用何种工具和方式对自然界进行最有效的征服时，理性就成了一种工具……它的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面的作用膨胀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④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消费不再是维持人类满足基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方式，而是成为了人类满足过度欲望的工具。在工具理性过度高扬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生态耗竭的时代。

2.从社会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经济发展目标单一化的后果

传统的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增长和数量扩张为单一目标，弘扬经济理性，打破了经济发展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人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第一，从主体角度讲，经济理性主张以人的本能为尺度进行社会活动，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第二，从价值的角度讲，经济理性注重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第三，从目的合理性角度讲，经济理性是一种支配目的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它仅仅关注以有效的手段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第四，从理念上讲，经济理性坚持以经济效应最大化为指向。在经济理性的刺激下，人们在消费领域逐渐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更多意味着更好。在经济理性主导的传统发展观中，消费不再是人们为了生产生活的正常活动方式，而是成为了实现资本继续增值、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生产力，“不消费就衰退”逐渐成为共识。从此，消费与生产、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目标的单一化必然会破坏生产、人的需要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消费—生态”悖论。

3.从个人层面看，“消费—生态”悖论是人的需要异化的特征

人的需要原本来自于人的内心的真实意愿和兴趣，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原本是人存在的方式，也是自我实现的必由途径。但在异化社会，劳动的异化蕴含着人的需要的异化，意味着人需要劳动不再是出于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劳动之外的生存需要。这是一种出于人的本能的动物性的需要。需要关注的是产品，而不再是活动过程本身。对生存的关注必然体现在对产品的占有上。在商品社会，产品被它的符号——货币所取代，对产品的占有转化成了对货币的追求。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产品，其享用应以享用者具备相应的本质力量为前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享有产品的人并非具有相应的本质力量，在原本无力享用却人为强制占有的情况下，享用者必然会采取与对象本身不符的方式或手段，造成了对消费对象和人的身心的破坏。如果人的需要完全脱离了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以对物质产品的不断占有为中心，那么人的需要就沦落为动物性的需要或异化的需要。异化的需要试图通过对物质产品或商品的高度控制与占有来获取所谓的“地位”。由此必然形成“消费—生态”悖论。

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交换结构，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基础之上的。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是停留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上，而是更加关注消费品所象征的身份地位、流行时尚等符号价值。消费的符号化使得对物品使用价值的需要演变为对物品符号价值的追逐，对物品实际价值的渴望演化为用虚拟价值堆积起来的符号的热捧。财富和物品“构成了一个全面、任意、缜密的符号系统，一个文化系统，它用需求及享乐取代了偶然世界，用一种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⑤，而符号消费需要大量的物品来不断地更新、维持符号价值的存在，必然有许多新的流行产品取代一些“落伍”的产品，以此来保证符号的意义层出不穷，不断满足人们的符号消费欲求。然而，每一次符号消费的过程，都是来自自然生态的原料的不断攫取，消费废物的不断丢弃的过程。由于符号消费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忽视，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藐视和忽略，自然生态不过是不断炮制符号价值的工具而已。消费的“符号化”，一方面导致人们在盲目的消费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对人生幸福的思考，颠倒了人生目的和手段的位置，人们在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陷入了难以挣脱的精神上的空虚和迷惘；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欲望的无止境和符号消费的无限性，严重违背了生态学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人们自己也忘记了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份子应有的伦理精神，也迷失了自身在宇宙世界中的价值坐标，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态生存，陷入了海德格尔所称的“被抛入世界”的无根状态，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恶心”。

三、道德制约消费的可能性

面对越来越难以成为人类依靠的生存环境，人类除了有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类未来生存境遇忧虑的本能反应外，是否还应该增加些对自身消费行为、消费逻辑的理性自觉与伦理审视？消费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它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反映。在现实生活中，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不仅受个人消费能力的限制，而且受消费伦理观念的影响。即人们消费多少、怎样消费也是道德伦理问题。“消费—生态”悖论的产生，充分暴露了道德约束、监管的乏力。

市场社会遵循的原则是资本的运行逻辑。从现实看，拉动内需、鼓励消费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社会以禁欲和节俭为美德的传统消费伦理观。在市场社会里，资本的运行逻辑造成了需求世界和供给世界的分离。生产与消费绝不仅仅为满足人的实际需要了。市场经济造成了庞大的商品堆积和被物包围的世界。当供给与需求具有直接同一性的时候，生产与消费之间就不存在相互构造的问题。即有什么样的生产，也就有相对应的消费。然而，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世界与需求世界保持了相当的张力，为二者之间的相互构造奠定了现实基础。一方面，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是虚拟的、可能的。虽然人存在占有和表现的欲望，但是它同样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供给世界对欲求世界构造是现实的。欲求世界对供给世界的构造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如果没有占有和表现欲望，即使有庞大的商品堆积，也不可能开启全面的消费运动。

市场社会是物质丰裕的社会，物质丰裕总比匮乏要好。因为人们始终想往：创造财富就是创造幸福，占有财富就是享受幸福。而正如波德里亚所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环境史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⑥不断增长的物质世界等待着人们去消费。令人费解的是，市场社会里的消费创造了使人幸福的前提，为何却并没有创造幸福本身？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反思和追问并没有成为人们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消费社会，消费欲望的总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自身和自然生态的承载限度。大量的消费实践表明，消费欲望的膨胀和满足并没有带来人们向往的和谐和幸福。试图通过消费数量的几何增长以全面提升幸福指数的努力是徒劳的。人们的占有和表达欲望连同实现这些欲望的社会设置暴露了诸多的危机。重思消费合理限度和合理消费边界的社会运动成为了消费发展的必然要求。

消费自由是消费主体自觉、自主和自愿的消费行为。消费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等，选择不选择、接受不接受商品和服务，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而所谓消费公正是指消费权利与消费对应的一种均衡关系。自由和公正都是人们的永恒追求。但是在自由和公正的紧张关系中，自由往往具有优越性。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崇尚的经济自由往往容易走向经济自由主义，从而带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层严重等现象，而经济公正正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后果的反思和修正。在消费领域也同样是如此。消费自由也具有相对于消费公正的优越地位。消费自由的张扬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的不公正。

正是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造成了“消费—生态”悖论，造成了深重的意义危机、人性危机、生态危机。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失衡，往往容易使人们高举消费自由的口号，肆意地放纵着无止境的欲望，并以物态的形式迅速地膨胀，造成人们对生存与发展状态的空前紧张。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享受幸福，然而，“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和满足的生活。消费只是达到目的，即达到幸福的手段。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⑦。消费在本质上已成为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消费成了目的本身，幸福就是消费更多、更新、更好、更贵的商品。在这种消费目的与消费手段的颠倒关系中，消费已经不再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正常行为，而是已经成为了难以控制的病态行为。

伴随着消费意义迷失的是人类自我的迷失。在消费社会，人不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价值只存在于消费与享受中，不再具有主体价值，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彻底丧失了。“在那里，消费不是为了满足正常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纵欲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人们普遍地感到空虚无聊、生活的无意义，浮华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⑧过度追逐物质消费的人类，逐渐失去了精神追求，丧失了基本的评价、反馈能力，在消费上只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几千年与自然交往中形成的朴素、和谐道德被抛弃，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等生态理念也早已经被消费“占领”了。

与此同时，消费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也走向了失衡。在正常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消费与生态之间应该保持着良性循环、适度平衡。人类的美好生活不仅需要一定的消费，更需要良好生态。然而，现实却是“我们的消费者生活方式供应的像汽车、一次性物品和包装、高脂肪饮食以及空调等东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才能被供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将造成严重的伤害”⑨。高扬的消费自由催生了过度的消费行为，过度消费导致了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环境退化，生态平衡被打破。

“消费—生态”悖论反映了消费自由与消费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表面上，消费自由崇尚消费主体的不受强制性，似乎与消费公正无关。与动物的消费活动不同，人的消费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同时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消费目的和意义在感官满足和生命维持的基础上，朝向人性的丰富和完善、人的自由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消费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维度的行为。而公正作为处理公共关系的伦理，凸显的是社会成员交往中的恰当关系。消费中的消费产品、消费方式、消费过程等都与社会和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消费也是公共关系的一部分，难以免于公正与否的道德评价。

虽然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消费自由的权利，但是每一个人的消费自由又是与平等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平等，消费自由就失去了普遍性特征，也就没有了消费公正。因为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人与人之间的消费自由是否平等，成为消费公正的重要内容。因此，消费公正注重的是建立在每个消费主体消费自由基础上的内在平等。消费自由作为一项权利具有相对性。人们在享受消费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对应性要求正好说明消费自由是受到消费公正的制约的自由，消费自由不能以损害消费公正为前提。

注释

①郑红娥：《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中国城市消费观念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②余式厚、汤军：《悖论·谬误·诡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③叶谦吉、于法稳：《人·自然·社会—生态悖论思考之一》，《生态经济》1997年第1期。

④[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⑤⑨[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30页。

⑥[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⑦[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蒋重跃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⑧陈芬：《消费主义的困境》，《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思齐

作者：曾建平 黄以胜

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篇2：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出路

摘 要：生态消费是经济新常态下亟须倡导的消费理念。当前，由于“重物质、轻精神”的消费理念导致生态消费需求力不足；“多盲从、少理性”的消费行为导致生态消费选择力欠缺；“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心理导致生态消费原动力失衡等原因，使我国的生态消费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解决这一现实困境，提升民众生态消费力，促进生态消费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在强化生态消费观教育、加强理性消费宣传、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规约和激励机制、大力建设生态消费文化等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生态消费；现实困境；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政府一方面高度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提升以科技创新、生态文明、企业文化等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增长质量。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建设生态文明战略思想的深入人心，全国上下都充分认识到我国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不管从政府方面来讲，还是从民众方面来讲，大家关注得更多的是生产领域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对城乡两个系统生活领域造成的污染尤其是生态消费问题则关注甚少。因此，在当前状况下，重视城乡居民消费中的种种非生态问题，积极倡导生态消费理念，实现生态消费大众化，形成全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良好生活方式，这对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来说不无裨益。

一、生态消费：经济新常态下亟须倡导的消费理念

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需求。然而，消费不当或过度消费将造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蒙受灾难，从而导致人们的生存质量难以提高。由此而论，我们从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到关注城乡生态经济发展，再到关注城乡生态消费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逻辑的必然。生态消费是生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认为：“生态消费是一种绿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它是指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种消费行为。”[1]在经济新常态下，生态消费强调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既要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又要不损毁资源和环境，还要充分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需要，这必然要求从自然人意义上要注重绿色消费、安全消费、适度消费，从法人意义上要注重节约型消费、可持续型消费、可再利用型消费。当前，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大力倡导生态消费这一全新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

其一，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消费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自然环境即生态环境。良好的消费环境对人们来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它能够使人逐渐放弃落后的消费观念，改变不良的消费行为，以利于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物欲膨胀的社会环境。城市生态环境既有人造的，也有天然的，是自然和人类共同的杰作。农村生态环境绝大多数是天然形成的，即便是人类种植的农作物也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改变自然环境相对容易，但要改变不良社会环境则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方能奏效。因此，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前情况下亟需大力倡导生态消费的全新理念。

其二，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促进民众理性消费。首先，促进民众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就是消费者（民众）从满足生态需要、保护生态环境、有益人类健康出发，进行生态的、理性的消费活动。无污染消费是绿色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要求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不随意乱扔废弃物、自觉分类投放垃圾等文明习惯。无污染消费的主体包括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等。在发达国家，无论是对个人或家庭消费产生的生活垃圾、废旧电器等的分类投放和收集处理，还是对企业或单位的生产垃圾、废旧办公用品等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早已实行了法治化、无害化、资源化。但在我国，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健全，加上技术条件的不成熟和民众生态意识的欠缺，要达到如此文明程度尚需时日。因此，要想使生态消费成为全社会的惯习，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正确引导民众进行绿色消费至关重要。其次，促进民众安全消费。安全消费是针对日常消费中出现的不安全事件或事故而言的。近年来，在食品、家用电器、化工产品等生产领域频繁出现由于不合格、不达标而造成对消费者的不安全事件或事故。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强对企业的安全检查和监督，对不法企业要停产整顿或关闭，对不法企业主要严惩不贷；另一方面要求民众提高安全消费意识，在日常消费中要购买合法正规厂家生产的商品，不要怀有“捡便宜”的心态去购买不法厂家的不合格产品。再次，促进民众适度消费。适度消费是相对于民众的奢侈消费、过度消费而言的。我国作为正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倡勤俭节约、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消费，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因为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当前还有数以亿计的低收入人群和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增收。

其三，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促进法人单位消费理念的更新。当前状况下，对单个消费者而言，更新消费理念首要的问题是消费必须适度；而对于法人单位而言，更新消费理念最重要的是进行节约型消费，这也是对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变革，如在生产领域里的各法人厂家必须注重节约生产消费，在服务领域里的各法人机构（例如医院、学校等）必须注重节约服务消费。此外，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消费环境里，法人生产单位进行消费理念更新的另一种形式是“可再利用型消费”，这一消费形式要求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能够高效地利用资源和能源，这也是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类消费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化路径。

其四，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不断提升民众生态消费力。生态消费力即消费者对生态产品（含劳务）的消费能力。生态消费力随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而提高。生态消费力是生态消费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一国民众对生态产品需求、支付和选择能力高低的显著标志。首先，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态消费需求力。生态需求力就是民众对生态产品的消费意识和欲求。倡导生态消费的理念，向民众宣传生态文明意识，有助于激发他们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欲望。一般而言，民众对生态消费的需求力越大，国家的生态消费基础就越扎实；相反，民众对生态消费的需求力越小，国家的生态消费基础就越薄弱。其次，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态消费支付力。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过剩不是因为缺乏需求，而是因为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2]生态消费支付力就是民众现有的或可预期的收入能够支付生态消费品的能力。生态消费不仅要有民众持续高涨的需求提升，更要有民众不断增强的支付力来支撑，如果仅有需求力而没有支付力，生态消费也难以进行。再次，倡导生态消费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态消费选择力。生态消费选择力就是民众依据自身的文化素养、消费经验和生态知识等，对生态消费产品进行取舍、对生态消费形式进行选择、对生态消费环境进行辨别的能力。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大力宣传生态消费理念，能够帮助民众提高对生态消费品的甄别、选择能力，使他们在进行生态消费时更高效、更科学。

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现实困境

当前，从整体而言，我国民众收入水平仍然不高，使得他们的消费支付力偏低，这是导致我国消费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也直接影响到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消费发展。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通过制定政策、资金支持、精准扶贫等形式增加民众收入，以便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各级政府更是采取积极措施，在提高民众生态消费支付力上下功夫。正是基于此，笔者在下文中不再就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消费支付力作赘述，仅就生态消费需求力、生态消费选择力、生态消费内化力进行探讨。

（一）“重物质、轻精神”的消费理念导致生态消费需求力不足，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深入人心，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日渐觉醒，对生态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甚至有些民众将“非生态不消费”作为基本的消费原则。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生态消费还是处于低水平的发展阶段，民众在日常的生态消费过程中，因宣传动员而参与的多，出于自觉自主而参与的少，这使得生态消费需求力明显不足，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需要。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重物质、轻精神”的消费偏好使民众缺乏生态消费意识。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部分民众在消费过程中崇尚“物质至上”理念，缺乏生态精神，这直接导致生态消费市场的需求力严重不足。客观而言，当前部分民众对“生态”二字仍然处于“无知”状态，这导致他们对生态消费毫无需求，从而影响国家整体的生态消费需求力的提高。二是部分民众过分追逐物质利益，缺乏对生态需求的科学选择。部分民众在生态消费中，毫不顾忌对他人和环境的影响好坏，总是根据个人偏好，只选择眼前对自身有利的生态消费，而不选择对自身当前利益不明显或无利的生态消费，个别民众甚至偏好有利可图的“非生态消费”，对生态消费有抵触情绪。三是由于民众在生态消费问题上更多侧重于物质消费，对精神消费欲望不高，使生态消费需求力层次明显偏低。当前，我国民众的生态消费需求大多停留在生存层面，还很少过问发展层面，这导致生态消费需求多反映在物质消费领域，而在如生态类图书、广播影视、宣传网站等生态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严重不足，致使需求层次难以提高。

（二）“多盲从、少理性”的消费行为导致生态消费选择力欠缺，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广大民众作为生态消费的主体，对各类生态消费品有权利进行选择，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民众要想实现对生态消费品的科学选择，必须有一定的选择能力，方能克服盲从、不理性的消费心态。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生态消费环境复杂多变，生态消费品市场竞争激烈，相关商品异常多样且品质良莠不齐，部分非生态消费品企业粘贴“生态”标签，热炒“生态”理念，但从事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不法勾当，这需要广大民众提高对生态消费品的辨别和选择能力，避免消费过程中由于跟风盲从、缺乏理性给自己造成损失或损害。近些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宣传，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民众生态意识逐步提高，消费知识日渐丰富，具有一定的生态消费选择能力。但从整体来讲，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仍有广大民众特别是中老年人群生态消费知识明显不足，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生态消费品的科学选择。一方面，部分人对国家认定的生态标识一无所知，从而盲目地选择消费品。一些民众不认识权威部门认定的绿色食品、无公害产品、节能产品、绿色材料等生态标识，更不会从商品的说明、品质去辨别是不是生态消费品，于是在选择消费品时，仅仅从外观上凭“貌”定“质”或从价格上凭“高价”定“优质”，甚至过分迷信各种广告宣传和导购员进行产品介绍，以及严重的从众心理，这难免在生态消费品的选择上出现偏差。另一方面，部分人在选择生态消费品时，缺乏理性思考，盲目亲“土”崇“洋”。亲“土”就是对乡村“土货”更加青睐，认为凡属于来自乡村的东西都是“原汁原味”的、生态环保的。崇“洋”就是对进口商品百般推崇，认为凡是进口的东西都是高品质的、高档次的、绿色环保的，而对我们国内经过现代先进工艺加工的生态产品则将信将疑，总是将其与“假冒伪劣”商品联系到一块。这种消费认识是多盲从、少理性的突出表现。事实上，实践已经证明，“洋”货来路广，品质未必生态健康，盲从“洋”货难免误判；同样，部分“土”货未经国家权威部门进行产品质量检验，生态健康指标也难以保证。显然，这种在生态消费品选择上偏激的亲“土”崇“洋”心态与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格格不入的。

（三）“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心理导致生态消费原动力失衡，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生态消费原动力有别于生态消费需求力，它更强调生态消费的自觉性、自主性，是一种内化力。生态消费原动力既包含生物意义上的原动力，又包含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原动力，前者来自于“自我”的生理机能需求，后者来自于保护“自然”生态的责任使命，二者的有机融合达到生态消费原动力平衡，从而催生出积极的、健康的生态消费行为。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我国民众的生态责任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然”生态爱护有加，逐渐将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当做自身日常生态消费的责任自觉。但是，仍然有部分民众由于生态意识缺乏，消费知识浅薄，存在“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偏差，满足自身需求的原动力在“增强”，维护自然生态理念的原动力在“减弱”，使生态消费原动力严重失衡，这很难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现实需要。一方面，部分民众只考虑自身对消费品的生态健康需求，不注重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绿色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换句话说，就是部分消费者以“自我”为中心，把生态消费仅仅看成个体满足需求的简单过程，只要对自己身心健康有利的生态消费品，就肆意消费、无度消费，不管是否做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否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是否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部分民众在亲近自然生态的过程中无度地消费自然生态，不注重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生态消费的节约性。当下，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严重，民众消费更倾向于纯天然的、原生态的绿色产品。因此，一些人在亲近自然的时候忽视了保护自然，对自然生态进行浪费性、掠夺性、毁损性消费，这是与经济发展新常态难以吻合的。

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将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3]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条件下，要贯彻党的十八大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思想，破解当前我国生态消费与经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种种问题，提升民众生态消费力，促进生态消费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强化生态消费观教育，激发民众生态消费动力

对普通民众来讲，教育是催生其消费自觉、激发其消费潜能和动力的有效手段。消费虽然有时可以看作是人的一种本能，但是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消费应该理解为通过教育而激发出来的自觉和潜能。一般而言，无论是激发民众生态消费动力，还是提高民众生态消费支付力、培育民众生态消费选择力、催生民众生态消费原动力，都需要强化对他们的生态消费观教育。从教育内容来讲，一方面，要加强“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教育。党的十八大要求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意识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尊重自然”是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只有加强“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教育，才能使民众在生态消费的过程中自觉“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并激发民众生态消费的动力和潜能，从而科学有效地规避“重自我、轻自然”的消费心理，进行理性适度的消费。另一方面，要加强生态消费的相关知识教育。不但要教育民众如何识别生态标识和选择生态产品，而且要教会民众生态消费的基本常识，还要对民众进行生态科技知识、法律知识的教育，使民众真正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态消费心理中走出来，参与和谐包容的公共消费环境建设。从教育形式来讲，要想激发民众的生态消费动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在各级各类学校加强生态消费教育，力推生态消费知识进课堂、进教材，通过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使生态消费知识对学生来说入心入脑；其次，必须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介，通过评论、新闻、动画、漫画等形式，向广大民众普及生态消费知识，传递科学的生态消费理念；再次，必须创新教育形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电视、手机等新媒体进行生态消费教育，如通过新媒体平台，利用“微电影”短而精、传播广泛、点击率高等特点，能够便捷高效地传播生态消费知识。

（二）加强理性消费宣传，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环境

要想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使生态消费市场积极健康、科学高效地运行，必须改善生态消费环境。而要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对民众的理性消费宣传。其一，进行可持续型消费宣传，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消费环境。消费环境既影响民众的生存和发展，又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以人为中心”的消费环境容易造成对自然生态的无度消费甚至破坏，也容易导致无为的人类生存状态。由此而论，要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消费环境，必须既合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又有利于自然生态的保护，这就要求对民众进行可持续型的生态消费宣传。一方面，大力宣传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以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方式激励可持续型生态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大力宣传生态消费的强制性法律法规，使可持续型生态消费观念深入人心。其二，进行节约型消费宣传，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文化环境。民众在生态消费时有选择权，但消费档次和消费数量完全取决于民众个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意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必须提倡适度消费、节约型消费，反对奢侈消费。而要控制奢侈消费，必须从民众的理性自律着手，加强节约型生态消费宣传，提高民众自身的生态消费素养，在全社会弘扬“节约光荣，奢侈可耻”的生态消费理念，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文化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态消费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形势。

（三）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规约和激励机制，积极引导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

对广大民众而言，要自觉养成积极健康、科学合理的生态消费习惯，需要有一个心理适应的过程，这不但要通过教育去激发他们内在的消费动力和潜能，而且要通过各种法规制度去约束、激励和引导民众日常的生态消费行为。其一，要建立和完善生态消费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规范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消费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环节，生态消费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就会发现，其实在我国关于生态消费的立法早已开始。如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单位和个人要节约用水，实行用水“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规定单位和个人要依法履行节能义务。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倡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反对浪费”。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公民要“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这些法律对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都作出了相应的约束性规定。要进一步推动民众生态消费法治化，引导民众积极健康的消费行为，在立法和执法方面仍需加强。一方面，要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立法，对民众生态消费的权利和义务用专门的法律条款作出更加系统明确的规定，尤其要对生态消费方面的违法行为作出明确的惩罚性规定；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生态消费相关法律法规。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反对浪费”为例，当前对民众在生态消费中的浪费行为大多采取罚款等柔性处罚形式来解决，使法律的执行力和惩戒性大打折扣。其二，要在全社会弘扬诚信守法、积极健康、科学合理的消费美德，用道德标准鞭策民众摒弃不良消费习惯、选择健康的生态消费方式。用道德帮助民众从内心深处克制无度的、不合理的、不科学的消费欲求，消停破坏自然生态的恶行，弘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的善举。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二者相得益彰，全面规范和约束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其三，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奖励健康守法的“生态消费行为”，惩戒不合理或不法的“非生态消费行为”。如近些年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加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生活垃圾处理成为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继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奖励办法，杭州下城区在部分下辖社区建立垃圾分类智能回收平台，鼓励民众通过垃圾分类获取积分，并用积分兑换现金或日常生活用品。这些措施使垃圾分类回收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消费理念的传递，也有利于民众日渐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习惯。当然，要推动民众积极健康的生态消费行为，除了奖励是不够的，还必须依法依规对不合理或不法的“非生态消费行为”进行惩治，使不守法律和规矩的消费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四）大力建设生态消费文化，不断提升民众的生态消费品位

文化能够化育人的心灵，健康的消费文化能够催生民众的良好消费心理，更能提升民众的消费品位。用生态消费文化引领民众的生态消费行为，就是要倡导民众在满足自身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精神文化需求，自觉选择生态消费文化产品，使自己成为文化型生态消费者。就目前来讲，我国民众在生态消费需求中存在严重的重物质、轻精神的不良现象，如果不解决这种偏执的消费倾向，就很难激发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健康消费潜能，也势必引致拜物主义消费狂热，从而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问题，这是对我国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运行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因此，必须用生态消费文化去引领生态消费行为，使民众在文化型生态消费中既使自然得到尊重和保护，又使自身得到放松和享受，从而达到两全其美。由此而论，要想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形势，应该鼓励和倡导民众在生态消费中多消费生态文化产品，不要过度消费生态物质产品。因为生态物质产品一般来自于自然，过度消费或多或少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甚至破坏。而生态文化产品虽然源于自然，也通过一定的物质形式来体现，但一般加工对象很少涉及自然材料，对自然环境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民众的生态消费应侧重于文化消费，避免过度的物质消费。恩格斯曾经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积极倡导文化型生态消费，以优秀、精美的生态文化丰富和充实民众的精神生活，提升民众的生态消费品位，有利于民众摆脱物欲横流的困扰，在生态文化的感染下既自由地放飞心情，又给自然环境减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据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视域下，民众在生态消费过程中文化消费应该常态化，形成全民积极向上、科学健康的生态消费习惯，进而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大力弘扬生态精神、激发生态智慧、建设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1]尹世杰.关于生态消费的几个问题[J].求索.2000（5）：14-1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3.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

责任编辑 李建良

作者：周红民

传统消费与生态消费论文 篇3：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的认识

[摘 要]生态消费是在反思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必须坚持的消费方式。目前，我国学界对于生态消费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完全赞同和欣然接受的乐观态度，人们也逐渐接受生态消费的理念。但是在实践中，很多所谓的生态消费模式并不“生态”。本文对异化的凯恩斯主义消费观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生态文明；凯恩斯主义

生产与消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对核心概念。在充分肯定生产对消费之决定作用的同时，要深刻理解消费对于生产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消费不仅“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而且为生产提供着“目的”和“动力”。或如马克思所说，当生产与消费“自己实现时，也在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①。在处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时，自然就会引出“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问题，因为要想使生产和消费相适应，就不仅要根据人们的消费需要建立合理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也要对人们的消费予以正确引导，建立合理的消费模式。“消费模式”是对一定社会中消费现象的总体描述和概括，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关于消费决策消费过程、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消费组织、消费机制的总体特征”②。就外延而言，它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的自然模式，包括自然生态资源状况、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消费模式实现的物质技术条件；二是消费的社会模式，包括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思想意识、经济政治制度、道德宗教和政策法律等消费模式实现的社会条件。

一、生态消费观念的形成

伴随着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最后到生态文明的更替，人类消费模式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采集狩猎文明阶段，从消费的自然模式看，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同一，遵循自然规律并维持完美的生态平衡；从消费的社会模式看，人们共同占有采集和猎取而来的消费资料，实行原始的公有制。农业文明的出现是以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为标志的。随着镰刀、锄头、犁铧等金属农业工具的出现和农田开发、农作物栽培方式的兴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被动地顺从自然转向人对自然的最初控制，这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次质变。尽管如此，此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依然十分有限，故在消费模式上依然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由此，在农业文明时代，“消费”通常被视为一个贬义词，消费经常处于道德、宗教或其他法律行政命令等强制性力量的控制之下。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新的生产技术得到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迅速膨胀的生产力在带来物质的迅速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就实质而言，这一矛盾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从“生产”的维度入手，主张减少和控制生产；第二种思路是从“消费”的维度入手，提倡通过刺激和扩大消费，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说前者是马克思的解决思路的话，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凯恩斯的解决方式。当时，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了凯恩斯的解决模式，即通过种种方式刺激消费以剔除资本增长的绊脚石。随着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不仅在政府层面上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而且资本家们也借助大众媒体大力赞颂并提倡“消费”，农业时代“消费”的贬义意味不仅完全消褪，而且“消费”还一路高歌并晋升为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与消遣的“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②具体来说，消费主义是一种奢侈性、浪费性消费，是用最快的速度将手中的物品消费出去，其直接后果是对自然资源的暴力掠夺与大肆破坏。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推进，人类的脚步变得越来越快，以至于地球家园难以承受人类的需求，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③于是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行为。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外，可能还要考虑生存的前提。实际上，凯恩斯刺激消费需求以解决经济危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权宜之计，“消费主义”最沉重的代价是资源能源枯竭、环境持续恶化和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人类开始仰仗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来解决生存的困境。“人类社会通过创造发明来控制和改变环境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的增长，是回应挑战、解决问题的潜力的显示。但从生态学角度看，这个过程又表现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一系列更为复杂、为害更烈的破坏环境。”④因此，这种对科学和技术的盲目依赖，无异于饮鸩止渴，无非推迟结果出现的时间罢了。于是，人们开始试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消费模式，产生了很多描述未来消费模式的名词，比如低碳消费、绿色消费、生态消费、适度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等，其中探讨最多的就是生态消费。

二、我国生态消费研究述评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叔莲研究员即提出“中国式社会主义消费模式”问题，并对其特点进行了详细归纳。他认为，在处理生产和消费关系时，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消费模式；当时知识界存在的那种把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消费”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消费模式的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在他看来，尽管“高消费”确实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爆发起到了一定的延缓作用，但“高消费”必然伴随着“高浪费”，它带来的是剥削程度和贫富悬殊的加剧，是工人债务的增加和人们思想上的空虚苦闷与道德堕落①。可以说，周叔莲的论述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消费模式提供了重要思路。大约同时，“消费经济学”在我国开始建立，它以“人们在生活消费过程中结成的整个经济关系，即消费关系”为对象，研究社会经济活动中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之间的关系②。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确立的“消费经济学”主要限于“人与人的关系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将消费仅限于人与人之间已远远不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包括消费行为在内的人类活动的主要症结所在，这成为“生态消费”问题在我国提出的主要历史背景和依据所在。

20世纪90年代，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缓解二者之间的突出矛盾，“使中国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使环境质量、生活质量、资源状况不再恶化，并得到局部改善”，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正式提出“引导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论题。同年，黄志斌和赵定涛联合发表《试论未来的生态消费模式》一文，成为学界探讨“生态消费”问题的最早文献之一③。国内学者对于生态消费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看待生态消费，认为生态消费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学界流传最广。比如有学者认为，非生态消费模式的困境引发了人们对于生态消费模式的思考；以尽可能低的物质消耗去换取尽可能高的生活质量的生态消费模式，是人类迎接美好未来的理想模式。这种观点认为，生态消费不是超前消费、浪费消费、污染消费或过度消费，而是适应生产发展水平、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为基准、以自然生态正常演化为限度的自觉调控、规模适度的消费④。刘新新对“生态消费”的界定，就是对以“自觉调控、规模适度”为核心的概念的延伸：“生态消费是建立在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是一种高层次的理性消费。它是指消费水平是以自然生态正常演化为限度，消费方式和内容符合生态系统的要求，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助于消费者健康的一种自觉调控、规模适度的消费模式”，他提出：“生态消费的发展是推动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途径”⑤，并强调生态消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胡江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生态消费指的是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符合生态系统要求、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助于消费者健康、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⑥。邱耕田更是直接将生态消费称之为“生态化的消费”，认为它指的是一种既符合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行为①。汪秀英对生态消费的界定以邱耕田的概念为基础，认为：“生态消费是一种生态化的消费模式，它要求人们的消费建立在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上，在对生态环境给予保护、爱戴与贡献的前提下满足消费需求的一种消费理念。生态消费的约定条件要求消费具有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等特征。”②

二是从生态需要层面看待生态消费。据司金銮考证，“生态需要”源自俄文，出自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③。就我国而言，叶谦吉于1987年最早提出“生态需要”概念，为生态消费的提出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尹世杰将“生态需要”视作“生态消费”的起点，认为“生态需要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需要”，并从生态需要、生态环境、生态产业、生态文化等四个方面对生态消费进行了研究④。鲁长安也是从生态需要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消费”的，他认为“生态消费是一种着眼于生态需要”的消费方式，有助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⑤。李贯岐将生态需要同生活需要、生存需要相结合，提出生态消费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思想意识基础上，提供服务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同时使服务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内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要”⑥。

三是从人本主义的视角看待生态消费，以突出人的理性和主体作用。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以刘志飞为代表，他认为：“生态消费是消费观念、消费方式乃至人的生存方式等的革命，反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和消费观”⑦，强调生态消费是对西方消费主义的超越，是人自觉、自主的选择。从人本主义视角看待生态消费，并不是我国学界“生态消费”观念的主流，但这一观念在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那里却是大行其道。

大体而言，目前我国学界对于生态消费普遍采取乐观态度。以此为基础，学界近年来将对“生态消费”问题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对“生态消费模式的建构路径”的探讨方面。比如尹世杰提出，要将发展生态产业、开拓绿色市场、培育优美生态环境、建立和完善生态法制体系作为建立生态消费体系的具体路径⑧，这成为此后建构我国生态消费模式的主要路径，李贯岐、蔡普民、钟芸香等学者均持大致相似的观点⑨。

三、对凯恩斯主义消费观念的批判

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仅仅通过扩大消费来刺激企业生产，那样容易导致过度生产、产能过剩等问题；也不能鼓励个人过度消费，那会导致大量抛弃、大量浪费等现象。因此，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已逐渐不被人们所接受，生态消费的模式越来越被人们所青睐。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所谓的生态消费模式打着生态消费的旗号，其实并不“生态”，实际上成为消费生态。例如，目前很多商家从生态消费中寻求巨大商机，通过兜售生态、环保理念销售商品，大大增加商品特别是农产品的附加值以攫取利润等。此处所谓的生态消费，只是虚假、伪劣的生态消费，它的着眼点不是生态，而是消费，是打着生态的幌子去行消费之实，其所遵循的是资本的逻辑，仍然没有走出消费主义的藩篱。这种所谓的生态消费仍是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观念。

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有效需求，为现代资本社会消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的政治危机提供理论支撑，实际是以消费主义缓解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或者说，是从消费着眼去解决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认为，“资本是不能脱离消费而自我存在的事物”，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和对象”，资本的顺利运行有赖于有效需求的提高和消费的持续增加。凯恩斯从资本流通的角度将消费纳入对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之中，以有效需求不足代替生产过剩去解释经济危机，由此构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大厦①。凯恩斯主义的实质在于，它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领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而是从消费和流通的领域去寻找原因。凯恩斯的理论由于顺应了人类欲望这一本能的导向，以满足欲望为基本途径，往往更易于被人们所接受。在经济发展史上的某些阶段，凯恩斯的理论曾一度成为主流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可否认，凯恩斯通过扩大有效需求，的确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的政治危机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凯恩斯主义事实上只是暂时缓解甚至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只是通过人为地创造和控制消费，将危机转向生态领域，其直接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向生态领域蔓延。凯恩斯通过人为地创造和控制消费，将危机转向生态领域，因而造成异化的生态消费，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现象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②。

我们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症结不在消费而在生产领域，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凯恩斯不仅不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不批判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而且企图转向消费领域以掩盖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它仅仅只是调整了消费品，进而将关注的对象转向是不是节约的、健康的、绿色的产品。这种仅仅着眼于生态消费品的所谓生态消费，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消费的欲望追求，而且使其忽略了消费行为及其过程是否符合生态环境的要求、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观念注重的仅仅是消费品本身的绿色化，强调的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对节约的、健康的、绿色的产品的使用，着重考虑的只是某些群体、国家、地区的消费需求，因而也难以体现环境正义。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消费的概念，但他对消费异化观念的批判却为当前研究生态消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在马克思看来，消费与人的联系比生产更为密切，消费先于生产而存在，人与自然界持续不断的物质交换是人类社会延续最基本的前提。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变成了对物的无限占有，逐渐被异化。在异化消费中，财富成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③，人们“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①。另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也都大篇幅地论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大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无法弥补的裂缝。笔者认为，马克思将其消费思想建立在生态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融合，这是一种真正的生态消费观念，其合理性不仅在于这种消费行为的形成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生态消费概念中对消费至上思想的狭隘理解，符合人对自身本质的最高要求，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消费的本来意义是通过对人类需求的满足而不断促进人的自由本质和发展要求，因此消费是人类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成了目的本身，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满足虚假的需求。这种消费至上的价值倾向，把消费者引向欲望的满足和对于物的崇拜之上，它偏离了以人为终极关怀的文化视野，忘却了人类追求幸福的初始目的，不断诱发和催化人们膨胀的物质欲求，从而让人陷入了消费的异化。就像法国学者波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②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要求消费活动符合生态价值观，它以人的精神存在为归宿，旨在通过健康而合理的消费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大自然，人类的自由也因此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本来法则。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不仅仅将生态视作一个自然生态学的概念，更将之视作一个生态伦理学的概念。也就是说，生态在此被用于标示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③，它体现出生态伦理的要求，即要求人类消费活动和经济活动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进行④。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念将生态伦理高度统一于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之中，这有助于恢复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人类消费活动能否健康、永续地进行，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其自身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人类永远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良好的生态是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乃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开展都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前提和基础，生产的目的不仅仅是提供生态化的消费品，还包括消费过程、消费结果的生态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意味着：在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基础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对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作者：孙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