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市场（精选三篇）
婚姻市场 篇1
假如货架上暂时没有您喜爱的品牌,您是选择等待?还是随便什么牌子都可以?
如果您喜爱的品牌出了问题,您会感到难过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体现了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在一个成熟的市场,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就像一对已婚的夫妻,彼此十分熟悉,消费与被消费似乎是一种无需选择的自然行为。我们称这种市场为“已婚市场”。
西方市场经过几十年的洗礼,每个行业都有几个相对固定的品牌,有的人从小到大都是买同一种品牌,品牌成为某个品类的代名词。比如,一个欧洲男人认准一种牌子的啤酒,他很可能一辈子只喝这一种。假如发现酒吧里没有他喜欢的牌子,他宁肯不喝,也不会因服务员的推荐而改喝其他啤酒。在这样的“已婚市场”,消费者与品牌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是非常牢固的,他们就像是生活在一起的夫妻,谁也离不开谁,互相包容、互相支持,消费者不会轻易移情别恋。
但是,今天的中国市场更像是一个未婚市场,品牌与消费者像是一对没有契约关系的男女,当彼此出现分歧或者第三者横刀夺爱时,这种关系就显得不那么牢固,甚至会在瞬间土崩瓦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者很少会对某个品牌从一而终,有时仅仅是因为一场促销活动,他就可能变换自己的口味。一项关于消费者在超市购物的研究发现,只有20%的消费者在超市货架前,果断地拿了自己认定的品牌产品就走,80%的消费者则在众多品牌中反复比较挑选。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中国市场更像一个未婚市场,品牌反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试想,面对一对恩爱的夫妻,旁人是很难“第三者插足”的,能够插得进去的,不但要比原配姿色更美、学历更高、脾气更好,还要能够让人克服抛妻弃子的心理障碍,谈何容易。然而在一个未婚市场,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固,只要你有一个别人所没有的亮点,就有可能横刀夺爱。对于消费者来说,有充分的选择权利却没有忠诚于某个品牌的义务,你几乎不需要为他的道义感付出任何额外的代价。
另一方面,相对于西方国家张扬个性,喜欢展示自我的性格特征,亚洲消费者的从众心理更强,他们在选择品牌时也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同,同时他也会受其他人的影响,如果其他人选择更能够突出自己地位的品牌,他们马上会选择同样的品牌,始终保持着一种“与时俱进”的心态。
因此,中国可以成为世界上品牌增长最快的地区,成为品牌跳跃式增长的最后宝地。作为本土企业要想抓住这一契机,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就要了解市场特性,敢于加入消费者的争夺战,在未婚市场尚未转型之时,尽快与消费者达成“婚姻关系”。这是因为,就像自然规律一样,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市场也正在从未婚市场向已婚市场转变,没有忠诚度的未婚市场实际上是不成熟市场的表现,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让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形成趋于稳定的关系。对于这个判断,我们只需要看看欧美发达国家行业内品牌高度集中的现象便可得出结论。
在目前这个过渡时期,消费者忠于品牌的基础建立在自己与品牌的情感联系上,而非是否处于市场领导地位。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跟他们对品牌的态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消费者与品牌的接触中,消费者从表层的认知到满意、产生共鸣、意趣相投,需要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而后品牌才真正成为消费者生活的一部分,而企业不但要形成有别于竞争者的专长,还要坚持自己的品牌道路才能走得更远,中国才会出现更多的海尔、联想。
被市场化的农村婚姻 篇2
张湖家所在的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佛殿湾村，是当地出了名的穷山村。“太穷了，姑娘都不愿嫁过来，越穷的地方，彩礼涨得越高。”张湖说，这几年，村里有男娃的家庭对飞涨的彩礼已经习以为常，谁家娶了媳妇，都会问一句，“多少钱买的”。
一个“买”字透出了“张湖们”的无奈，也折射出彩礼背后农村婚姻的冷峻现实。
飞涨的彩礼
“万紫千红，一动不动”……这些彩礼口诀对甘肃庆阳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就像陇东的大山一样难以翻越。万紫，一万张五元的人民币叠在一起；千红，意味着一千张100元人民币；一动，是一辆小轿车；不动，自然是房产。
在张湖所在的佛殿湾村，飞涨的彩礼让当下农村青年的婚姻多了一层买卖的意味。佛殿湾村离庆阳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山大沟深，从市区到村里需要倒3趟车，再步行5公里。张湖家至今还住在一口破窑洞里。在这个贫穷的村庄，村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借钱付彩礼，亲朋好友也大都会支持一下，毕竟谁都说不好自己家的孩子哪天结婚需要钱。
张湖的二儿子正在读高三，如果考不上大学，也面临着娶媳妇的问题。张湖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他已经难以再承受一次彩礼的折腾了。
近几年，庆阳农村的“天价彩礼”，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从2004年的不到1万元，快速跑进了2015年的15万元。
彩礼不仅是西北老张一家难以逾越的黄土高坡，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在贵州调研了3个自然村，发现这3个自然村的9个外来媳妇，最后“跑”了6个。这些出走的新娘重新回到了婚姻市场，留下的却是一条条“光棍”和一个个单亲儿童。在刘燕舞看来，市场经济加速了年轻人的流动性，打工潮扩大了农村婚姻的圈子，确实让一些年轻人获得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但也给爱情与婚姻带来了更沉重的市场气息。刘燕舞等学者发现，越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地区，近年彩礼涨得就越厉害，“供求决定价格，爱情少了含情脉脉，赤裸裸地遵循市场规律”。
河南东部一个村庄的媒婆邓孟兴说，这几年，在一女难求的背景下，很多女方父母一开口就是六万六、八万八等吉利数字。这还只是彩礼，不包括买房、买车、酒席的费用。
房子正成为农村结婚费用中一个最大头的支出，女方已经不满足男方家里在农村盖新房了，不少女方要求在县城买房，再不济也得在镇上买房。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近一两年来回乡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县城里的房价涨得厉害。以鄂中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城为例，现房的价格已经达到每平方米七八千元，而武汉郊区的房价也不过如此。据该县县城一家房地产中介的老板介绍说，乡镇年轻人的婚房是抬高县城房价的主导因素。
事实上，大概也就在七八年前，豫鄂等中部地区的农村，男方给女方的彩礼也就是俗称的“三金三银”，金、银项链、耳环、手镯各一套。而现在，往往礼金就6万～10万起步，不少家庭都会因为儿子的婚事负债累累。
2015年3月，一位来自甘肃省泾川县的网友，在给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的网络留言里说，结婚的彩礼太高，动辄二三十万元，农村的年轻人感到压力巨大，省里的领导能不能管管。几天后，中共泾川县委办公室在网络上给小伙子回了信，而从这封回信中也可以看出农村彩礼高涨的事实和部分原因。回信说，泾川县各乡镇、各村之间彩礼有所差别，总体彩礼在13万至20万之间。造成农村彩礼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婚龄男女比例失调。根据统计，泾川县婚龄男女青年比例为1.86∶1，乡镇也普遍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
事实上，政府也想管管彩礼问题。2015年6月，庆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倡导婚俗新风加强农村婚姻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将杜绝“天价彩礼”、拒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禁止媒人借婚介敛财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之中，印发全体村民家庭执行。
“根本到不了我们村，这样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当张湖听了市里有这样一个文件后说。
西安交通大学的姜全保博士，曾经对全国百村的光棍情况进行过调查。在他看来，彩礼飞涨的根源就是男多女少。他说，性别失衡对婚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结婚成本急剧上升。
“婚姻也是个市场，条件差的男方家庭意味着在婚姻市场处于劣势，议价能力较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说，“为了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中获胜，只能提高彩礼的数额。”
河南的一个村庄，一年娶了40多个媳妇，远远多于周边村庄。原因是提高了彩礼价格，周围村庄都给10万元，这个村给12万元。周围村庄的人抱怨归抱怨，但也只得跟着把彩礼抬高。
被彩礼击碎的浪漫爱情梦
34岁的叶虎终于把自己从小叶熬成了老叶，不变的是依然打着光棍。叶虎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却喜欢看小说，尤其喜欢五四时期的爱情小说。即便在浙江打工，空闲时他也是一个人安静地在宿舍里看书，大伙儿对他的评价是，“这孩子太文艺”。
每年春节回家，叶虎跟别人聊天的话题，除了小说，还有时下热门的国内外大事，跟村子里的男青年一起交流，显得鹤立鸡群。闲书读得多，长得也还俊秀，叶虎的眼界也抬得很高，处了好几个对象都不了了之。30岁之前，他坚信书中爱情的美好结局，不肯降低身段。然而，叶虎家境不富裕，条件好的姑娘对这个“穷浪漫”的男青年并不热衷。母亲眼瞅着儿子成了剩男，终日以泪洗面，四处向人哭诉。可四邻八乡中，叶家儿子的另类出了名，很少有人愿意帮忙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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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说，现在叶虎低头了。即便是媒婆推荐的有小孩的离异女性，他也愿意去见面。
在学者刘燕舞看来，由于经济分化的加剧以及农村内部人员构成的异质性，使得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婚姻成败的关键因素，浪漫终究只得败下阵来。
在北京打工的陕西绥德姑娘小扣，今年19岁，已经在北京闯荡4年。小扣想留在北京生活，所以她理想中的婚姻，是有一个有事业心的男孩和她一起在北京奋斗，哪怕住地下室。但这显然与她妈妈的期待不符。她妈妈表示，如果小扣要结婚，男方必须在城里有房，而且支付的彩礼也必须随行就市。另外，小扣的哥哥还没有成亲，在妈妈看来，小扣必须承担起为哥哥攒彩礼钱的任务。妈妈说了，现在全家人的努力就是为了哥哥娶媳妇。
小扣也明白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怪圈，哥哥结婚，全家人都必须为了沉重的彩礼贡献力量，小扣深知一份彩礼对男方家庭的重压。可轮到她自己结婚时，娘家注定不会在彩礼上松口了，男方的家庭也得为了彩礼殚精竭虑，说不定男方的姐妹也如她一样正在辛苦地为自家兄弟挣着彩礼钱。
农村婚姻市场的扩大，“供求”关系的紧张，同时催生了婚姻中介行业，让曾经只是“撮合好事”的媒婆变得职业化起来。
不少农村附近的集镇，都办起了婚姻介绍所。但不同于城里的婚介所，在农村媒婆手里的未婚名单中，男女青年都因为不同的条件被标上不同的价格。媒婆给撮合的时候，男女青年就像在市场上被交易一般。
在河南中部的吕楼村，“婚姻”二字的价值不仅由不断飞涨的彩礼支撑，而且女孩也依照相貌、学历的不同，而被标上了不同的价格：本科15万元，大专12万元，中专10万元。理由是，为供女儿上学借了那么多债，结婚时必须得到补偿。
50岁出头的吕文生刚刚为儿子凑齐了女方需要的彩礼，准儿媳虽不是大专生，但自己儿子年龄大了，他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默默比照着承受12万元的价码。
在山西吕梁，因为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性很难在当地找到结婚对象。而临近的运城市部分农村，因为早年计划生育执行比较严，造成独女户比较多，再加上运城经济条件较好，吕梁一些地方出现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运城的男性媒婆。尽管是入赘，一场成功的婚事仍然要支付给媒婆5000元，几乎相当于当地一个人大半年的收入。
买来的跨国新娘
在河南的吕楼村，吕文生倾其所有，用10多万元的彩礼，最终搞定了儿子的婚事。但村里有的人家，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出如此高昂的彩礼。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在部分农村贫困地区，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模式悄悄地蔓延开来——花两三万元从国外买个媳妇回来。这些外国新娘的家乡，或是在缅甸，或是在越南、柬埔寨。这些洋媳妇因为没有人听得懂她们说的话，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做家务，发呆。直到生了孩子，在家人的陪伴下她们才可以偶尔到集市上感受一下小镇的热闹。村民们谈论最多的，是她们的价格，两万元一个，“便宜得很。”
最令学者刘燕舞称奇的是，他曾在贵州的一个边远山村里，看见一位当地村民买来的缅甸媳妇。从贵阳坐车到那个海拔2000多米的山村，刘燕舞花了两天的时间。他想象不出这个缅甸的媳妇是怎样辗转从国境线的那头，翻山越岭落户到贵州的。
“这些外籍新娘的婚姻行为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很多甚至涉及到人口贩卖。”刘燕舞担忧，“婚姻市场可以无限延伸，但是带来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在搜索引擎上，只要输入越南媳妇、缅甸媳妇等关键词，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各种能“交易”洋媳妇的贴吧、社交群，甚至电商平台上也有卖家。对那些所谓的国际红娘来说，婚姻早就成为赤裸裸的交易，牵线搭桥就是一桩买卖。
正因为夫妻关系是买来的，所以在很多娶了外国媳妇的家庭里，看管与被管成了主旋律，婆家人惴惴不安，每天都担心，千万别让买来的媳妇跑了。
2014年11月，河北邯郸市农村发生了多起越南新娘集体出逃的事件，涉及当地28户农民的家庭。2014年的春天，一个从越南嫁到河北的名叫吴美玉的女人，给邯郸的几个村庄带了一批越南姑娘，分别嫁到了28户人家。这些人家付出的代价是支付给女方两三万元，这比起娶个当地媳妇便宜多了。可没想到，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当年年底这批新娘就集体出逃了。
在警方的介入下，跨国新娘背后的诈骗团伙被控制。2016年1月初，相关人员被法院判刑入狱。罪犯被惩治了，但新娘也飞走了，留下的是28个新光棍，他们也许此生再也无力组建家庭。
（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延伸阅读：“人市”相亲记
2016年1月中旬，刚进入腊月，28岁的姚士林就跟老板请了整整一个月假。
刚回到甘肃正宁县的农村老家，姚士林就去了 “人市”，当地也称为“媒市”，其实就是当地人自发在集市上形成的临时“婚姻介绍所”。
这是姚士林第二年来“人市”。虽然其貌不扬，可姚士林在媒人眼里却是优质男：住的村子离县城近，在杭州余杭一家企业工作。
“快来，这个有正经工作”。听说姚士林有稳定工作，媒人们一下子围了上来。有媒人说要介绍个在兰州上班的女老师给他，“不过年纪有点大，29岁”。
姚士林痛快地来了一句“没问题”。姚士林大学念的工科，在余杭，当地姑娘也不愿意找他们这些外地小伙，除非入赘。尽管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可姚士林还是打算去趟兰州的“媒市”，再碰碰运气。
媒人是当地婚姻市场的把关人，负责对婚恋信息进行收集、匹配、筛选。按当地习俗，相亲成功后，媒人可以在婚典上当场收到5000元左右的红包。
67岁的蔡丽芬是“人市”里的活跃媒人之一。大家都说彩礼高，可蔡丽芬却不以为然。她认为，15万只是当地的标价，有的地方要得更高。
25岁的康生阳找到蔡丽芬帮忙，他花了50元包了一辆车，和蔡丽芬及她的老伴一起前往十几公里外的一个村里看姑娘。
这是康生阳人生中的第一次相亲，第一户姑娘家没人，幸好第二户并没有落空。
姑娘身材高挑，她和蔡丽芬打完招呼后，轻瞟了一眼康生阳，微微一笑，把他们领进了屋。
女孩和父亲并没有与康生阳直接交流，一直与媒人聊天。了解完基本情况，姑娘很熟练地把康生阳领进了她的房间。康生阳知道机会来之不易，非常主动的与姑娘聊起来，知道姑娘叫陈欣丽，2013年开始在东莞打工。
从姑娘家出来，蔡丽芬向康生阳转达了姑娘家两点不满意，“你大专学历太高，姑娘初中学历怕跟你没话说。再一个她父亲觉得你戴个眼镜，怕你眼神不好”。
蔡丽芬嘱咐康生阳，下次再来一定要带上大人，“这家大人对小孩还是不太信任，有大人在他觉得好沟通。”
婚姻市场 篇3
经济学家贝克尔 (1976年) 认为, 婚姻是男女双方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订立的长期契约, 男女结合的目的在于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由于男性和女性在选择配偶的过程中存在竞争, 所以可以假定婚姻市场的存在。在婚姻市场中, 每个人都试图寻找最佳的配偶以使自己的效用达到最大化。
关于婚姻市场的分类配对现象, 最早的研究来自于贝克尔 (1976年) 。他运用家庭生产函数和极大化原理分析得出, 在双方的家庭时间之间的替代弹性不是很高时, 积极的分类配对夫妻两人具有的特征之间存在正相关, 一般是最优的。并指出, 积极的分类配对极为普遍, 这种配对适用于智商、教育程度、身高、肤色、民族血统及其他特征方面。
2. 研究的进展
奈特和李实 (1994年) 根据1988年全国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匹配婚姻现象, 发现一个人多受一年的教育, 他 (她) 选择的配偶的受教育年限会多出半年。
Elizabeth Brainerd (2000年) 提出既然教育是一种投资行为, 那么一个理性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一定会考虑这种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虽然转型国家中男女的教育投资回报率都在不断上升, 并且女性的教育投资回报率甚至要高于男性, 但是女性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男性。这也是为什么转型国家中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但是她们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却仍在不断加大的一项重要原因。
陈钊等 (2002年) 和姚先国 (2005年) , 他们认为经济转轨在使劳动力市场上两性差距拉大的同时, 也导致了离婚率的持续上升。在预期到家庭稳定性下降后, 理性的女性选择了更多地参与市场劳动或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以提高其在婚姻中的谈判地位和未来的冲突收益。
孙志军 (2004年) 根据甘肃省农村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分析, 发现一个人多受一年的教育, 他 (她) 选择的配偶的受教育年限会多出5个多月。
易翠枝 (2007年) 提出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女性婚前的教育投资增加。还指出以前的研究采用的数据都是以样本在调查时点上的特征为基础的, 即以调查户在调查时的受教育年限为分析基础。显然, 夫妻双方在结婚后仍可以采用成人教育等方式来提高受教育年限, 因此, 以调查时点的特征来分析婚姻市场的配对现象, 结论会有所偏误。他采用夫妻双方在结婚时的受教育年限为分析基础, 并且将样本按结婚年份的不同分开, 考察了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现象及其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0年后, 随着婚姻市场的演进, 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越来越接近, 教育程度上的相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易翠枝还提出了女性婚前人力资本投资的另一种解释———婚姻收益假说。教育决策的做出是建立在对未来劳动市场收益的预测之上的。就年轻女性而言, 考虑到更多的是教育能使她们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更高的收益, 会选择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或者, 鉴于经济发展所伴随的更高的离婚率的发生, 女性会预期未来家庭的不稳定性所必然导致的更大的劳动归属, 因而选择接受更多的教育。
赵小仕等 (2007年) 提出了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及分层对经济的影响。
1) 教育匹配可能加重收入不平等及其代际传递。根据舒尔茨 (1961年) 人力资本理论, 教育是一种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 这种投资将在日后得到丰厚的收益回报, 且其投资收益率高于一般情况下物质资本的收益率。基于中国的数据分析表明, 虽然由于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教育作用的发挥, 使得中国的教育总体收益率偏低, 但随着时间推进和教育体制改革, 各级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在不断上升, 且随教育层次的提高而增加, 表现为大学教育的收益率一直高于中学, 中学高于小学 (刘泽云、萧今, 2004年) 。显然, 如果婚姻市场存在着如上所述的教育匹配和分层现象, 居民家庭将被分成教育层次高低不同的类型, 又由于教育的收益率随教育层次而递增, 可以推断, 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不均等现象将越来越来严重, 那些夫妻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收入将越来越高于那些夫妻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更为严重的是, 研究 (Brown, 2005年) 表明,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着积极的影响。受过更多教育的父母将更多地投资于子女的教育, 包括花更多的时间和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务, 这将导致不同教育层次的家庭出生的孩子面临不同的升学机会。并且, 在目前中国高学费的挤压下, 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将会因为资金的限制而得到更少的受教育机会, 进而在未来的收入也将更低。这样, 教育的分层进而收入的不平等将在代际之间传递下去。
2) 教育分层可能激励女性婚前人力资本投资。根据姚先国、谭岚 (2005年) 指出的, 随着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两性之间的市场工资率差距不断扩大, 但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在不断增加, 这种违背经济学逻辑的现象正是婚姻市场的教育分层激励的结果。在婚姻市场中, 由于教育的匹配现象明显存在, 那些受过更多教育的女性将更具有竞争力, 她们有更大的概率找到受过更多教育的配偶, 进而在未来更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家庭收入。进一步, 教育的分层将激励更多的家庭对女孩进行高等教育投资, 以保证他们在日后能进入高等教育家庭的行列。
3) 女性教育程度迅速提高将有利于下一代教育水平的提高。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其对孩子的教育行为, 这对孩子的智力发育、健康水平、学习成绩等有重要影响。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比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孩子, 尤其是女儿的教育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根据家庭内部决策的讨价还价理论, 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增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讨价还价能力, 从而提高其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 这可能会对孩子的教育产生积极影响, 因为相对于父亲来说, 母亲会更加关注于孩子的教育而不是自身的职业发展。
3. 结论与思考
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导致女性的教育投资收益相对减少, 这可能使她们减少教育投资;但同时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和分层趋势的加强, 却导致女性的教育投资在婚姻市场上的收益增加, 这可能是女性增加教育投资的原因之一。
我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趋势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增强, 并且存在着以高等教育为界限的明显的教育分层现象。这一趋势可能加剧收入和教育的不平等现象, 并使之在代际之间的传递。但随着出生婴儿性别比和总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偏高, 中国的婚姻市场将会面临着婚姻挤压。在那种情形下, 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与分层将会受到何种冲击?以高等教育为界限的教育分层现象还会那么明显吗?这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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