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研究--以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例

区域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研究--以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例（共8篇）

篇1：区域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研究--以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例

本文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为实例,对目前旅游资源评价综合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旅游资源本质评价的核心是资源本身内在的品质评价及旅游资源品质评价与吸引力评价的区别,提出了区域旅游资源评价的`指标体系和原则,论述了区域旅游资源品质评价的方法、过程和结果.

作者：杨云良阎顺 Yang Yunliang YAN Shun 作者单位：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乌鲁木齐,830011刊名：干旱区地理 ISTIC PKU英文刊名：ARID LAND GEOGRAPHY年，卷(期)：199922(1)分类号：F59关键词：旅游资源定量评价昌吉

篇2：区域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研究--以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例

关键词：

一、花卉旅游概述

（一）花卉及花卉旅游

“花”是植物的繁殖器官，是指姿态优美、色彩鲜艳、气味香馥的观赏植物，“卉”是草的总称。狭义的“花卉”是指具有观赏价值的草本植物；广义的“花卉”不仅包括草本植物，还包括乔木、灌木、藤本以及地被植物和盆景等。由于花卉具有使人轻松愉快、视觉享受的美学价值；净化空气、保护环境的生态价值；锻炼意志、陶冶情操的文化价值；可供食用、药用、制茶等实用价值；所以花卉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一种重要且独特的旅游资源。花卉旅游就是以花卉资源为主要旅游资源，从而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休闲观光、度假娱乐、购物消费的一种综合旅游形式。花卉旅游具有文化内涵丰富、品位高雅的特点，对人们视觉享受、陶冶情操、文化娱乐、增长知识等方面都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按其功能花卉旅游可分为观赏型、保健型、商品型、参与型四种类型[1]。

（二）我国花卉旅游发展概况

花卉业是世界农业中唯一不受农产品配额限制的产业，再加上种子种苗、园林机械以及现代农业观光旅游等的发展，世界花卉业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世界经济发展平均速度，被称为“朝阳产业”和“黄金产业”[2]。我国地域辽阔，地形、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因此我国花卉资源十分丰富，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十五”期间我国花卉种植面积达64万公顷，占世界花卉生产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花卉销售额也由2000年的160亿元发展到2009年的719.8亿元；从全国花卉生产布局来看，云南、广东位居全国第一、第二位，两地花卉产量占全国花卉总量的一半以上[2]。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花卉旅游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亲睐。例如武汉樱花、洛阳牡丹、大理茶花、苏杭梅花等早已成为著名的花卉旅游胜地；还诞生了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武汉植物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一批高品味的花卉主题公园；还有上海国际花卉节、南京国际梅花节、神农架国际杜鹃花节等各种花卉旅游节庆活动。在2010年，中国春季四大热门旅游活动中，花卉旅游远远超过温泉、登山、海岛旅游，以43.15%的比例高居第一，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1]。

二、花卉旅游资源定量评价

（一）花卉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的意义及原则花卉旅游资源评价，就是从合理开发利用的角度出发，对花卉旅游资源本身的价值及其外部开发条件等进行综合评判和鉴定的过程。从而明确该花卉旅游资源在同类旅游资源中的等级和地位，确定其开发序位，为制定花卉旅游规划等提供科学的判断标准或理论依据，是科学的开发花卉旅游资源的前提。进行花卉旅游资源评价时，必须根据其价值表现、内涵、功能等情况，实事求是的评价；对花卉资源的形成、属性、价值等内容，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同时还需对其区位、环境、开发利用水平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评价；评价时还要考虑投入资金后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以确定适宜的开发程度；最后评价还要考虑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两个方面，才能达到旅游作用体系的动态平衡，因此还要遵循市场化原则。

（二）花卉旅游资源技术单因子定量评价

1、技术单因子定量评价方法随着现代科技数量化发展的趋势以及定量评价较之定性评价结果更直观、更准确等原因，应加强对花卉旅游资源的定量评价。具体包括技术性的单因子评价、综合性多因子定量评价、旅游地综合评估模型评价等方法。本文主要用技术单因子评价法对花卉旅游资源进行评价[3]。即针对花卉旅游资源的旅游功能，集中考虑某些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适宜性评价。这种评价的基本特点是运用了大量的技术性指标，它一般只限于自然旅游资源评价，如旅游湖泊评价、海水浴场评价、溶洞评价等[4]。因此，技术单因子定量评价的关键就是建立科学的技术因子评价指标体系和等级。

2、花卉旅游资源技术单因子定量评价指标的选择

为了科学的确定花卉旅游资源技术单因子评价的指标，本人做了一个有关“花卉旅游产品游客感知”的问卷调查。共计发出100份，回收90份。通过调查，为有关花卉评价指标的选取提供一定的依据。

3、建立花卉旅游资源技术单因子定量评价指标等级体系

篇3：区域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研究--以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例

关键词：产业结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与评价,银川市

1 引言

现阶段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不同区域的的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效益做出了分析[1~9], 产业结构作为联系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 不仅是一个“资源配置器”, 更是环境资源消耗和污染物产生的质和量的“控制器”[5]。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约束已越演越烈矛盾突出, 据此情况在我国的十八大的报告中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所以在此起点上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 优化产业结构, 推出生态型的产业结构是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结合宁夏统计年鉴2011年和宁夏各地市2012年统计公报。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对该区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与评价,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份力量, 为以后环境和经济可以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2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概况

银川市, 简称“银”, 总面积9555.38km2, 其地域范围在北纬37°29′~38°53′, 东经105°49′~106°53′之间。主要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 春迟夏短, 秋早冬长, 昼夜温差大, 雨雪稀少, 蒸发强烈, 气候干燥, 风大沙多等。年平均气温8.5℃左右, 年平均日照时数2800~3000h, 是中国太阳辐射和日照时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年平均降水量200mm左右, 无霜期185d左右。

2.2 数据来源

本文产业结构数据来自《宁夏统计年鉴》2011年, 以及宁夏、各地市2012年统计公报。

3 银川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3.1 空气污染

据宁夏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08年银川市平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03.86t/万人, 而全国二氧化硫的平均排放量为149.92t/万人,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5.98%, 且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一直在增长, 到2012年平均排放量到达398.79t/万人, 增长速度是48.88%。虽然银川市的生态环境比其他省份要好, 但是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3.2 水污染

2010年银川市废水产生量为16417.6万t, 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5893.7万t,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99.50%,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为10523.9万t,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为75.52%。银川市的水压力一直在加重, 所以应有效利用水资源, 促进水资源循环。

3.3 固体废弃物排放

银川市2011年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量是627.7479万t,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0.6080万t,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526.0922万t, ,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28.1767万t, 工业固体的处置量是73.479万t, 分别占生产总量的83.8%, 4.5%, 11.7%。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83.8%,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银川市在近半年内16.2%固体废弃物没有循环利用, 这导致了资源浪费且破坏了生态环境。

4 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4.1 分析方法

各产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不同, 因此建立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影响的系数非常必要, 为了衡量各类产业发展变化对生态环境的相对强度, 依据各产业发展对区域土地、大气、水、生物等主要生态环境要素影响或干扰方式和程度的不同, 专家学者对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在[5~10]区间内赋值, 并定义为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 以此反映各产业单位产值比重的生态环境影响之间的比例关系[5], 系数越大表明对环境影响越大 (表1) 。

4.2 生态环境效应计算

依据各产业类型相应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对其产值比例进行加权求和, 得到区域产业结构的总体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定量表征一定产业结构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总体影响或干扰程度 (表2) [5]。

计算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式中:Xi为不同类型产业的比例;Wi为不同类型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

4.3 结果与分析

4.3.1 生态环境效应的时间趋势分析

通过生态环境效应计算方法, 依据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分级, 判断银川市产业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强弱程度。通过表2可以看出来, 研究时段内银川市的生态环境指数处于2.64~3.03之间, 处于中等水平。从研究时段看银川市的生态环境效应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2000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 环境和经济矛盾突出, 2001~2010为第二阶段, 生态环境指数从2.81上升到2.96, 2011~2012为第三个阶段, 又开始呈上升趋势。因此可以看出1年为一个阶段。

4.3.2 产业结构分析

研究时段内银川市从1990~2012年经历了三个阶段, 银川市的第一产业比重一直在下降并且最高时超过19.13个%, 第二产业一升一降的模式, 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变化存在波动, 主要是由于第二、三产业经济增长速度差异所致;三次产业产值的比例变动幅度不一致, 第二产业最大, 第一产业次之, 第三产业最低, 表明银川市产业结构变动驱动力以工业化推动为主, 工业化进程发展较快。

银川市生态环境指数演变呈以下特征:产业变动轨迹与生态环境指数在变化上存在着一致性, 三、二、一的结构时生态环境指数偏低;产业结构变动的生态环境影响周期较固定, 每十年变动一次;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有反弹的趋势, 所以调整产业结构, 调到最优的结构, 任务艰巨。

5 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

鉴于上述的结果所得, 认为银川市作为首府城市目前的二、三、一产业结构还需调整。

(1) 从2002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以下, 并且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在第一产业中绿色植物可以改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还是生态安全的保障, 所以在农林牧渔的发展中不能只强调经济利益, 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 如果人为扩大农业用地面积, 土地不合理地开发利用,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 过度伐林和放牧, 将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水土资源污染、土地沙化、草地退化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但其所占比例大小一直发展下去将不利于生态环境影响指数降低。

(2) 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所占比重远大于第一产业, 其中重工业、轻工业和建筑业是银川市的主导产业, 并且其给生态环境指数的影响最大, 加之第二产业处于发展期,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第二产业给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影响仍然十分突出, 再加上产业链的转移, 西部可能会承接一部分的转移, 这又将给本来处于中等水平的银川带来严重的负担。

(3) 第三产业在银川市所占比重仅处于第二产业, 虽然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比对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是最小的, 但目前的各项指标显示银川市的第三产业中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金融保险业等等产业部门发展得相当滞后, 反倒是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旅游业、餐饮服务业等产业部门发展速度较快, 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压力指数是一把“双刃剑”, 这样的结构又将带来新的环境问题, 银川市的生态承载力不允许, 人数的增加使排放的污染物也相应增加[11]。所以从长远看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 前提是必须以保护生态为主, 在此基础上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6 讨论

篇4：山东省区域旅游效率评价研究

关键词：区域旅游；效率评价；DEA

随着好客山东这一旅游品牌战略的实施，在省政府的放宽市场准入、实施税费优惠、加大财政和信贷支持等政策引导下，近几年山东省旅游投资增长很快，据山东旅游政务网数据，2008年旅游投资完成600亿元，到2010年更是突破了1000亿元，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迅猛，实现了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大省的跨越。

对于区域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国内相关文献较少，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全国一些大的旅游城市或区域，朱顺林（2005）［1］用DEA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区域旅游产业效率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旅游产业综合技术效率较低。王家庭，崔风玉（2011）［2］以2008数据为样本对我国31个省区旅游业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各区域旅游业经营效率差别较大、普遍不高，大部分地区的旅游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马晓龙，保继刚（2010）［3］用DEA方法，对中国58个城市2005年旅游效率进行了评价，对结果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对一个省内不同区域的旅游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得很少，陆相林（2007）［4］以山东17城市为研究对象，用DEA方法对2004年各市旅游效率进行了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探索。那么最近山东省旅游经济的效率怎样？不同区域之间差别如何？有哪些因素对旅游经济的效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试图通过以2010年数据为样本，在对山东省区域旅游发展效率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做出简要的回答。

一、评价方法

在宏观经济领域，效率是指资源配置使社会所有成员得到总剩余最大化的性质［5］。某区域旅游经济可以看作是多种投入、多种产出的一个系统，从而区域旅游效率可以简单的认为是把区域作为旅游经济的决策單元，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单位要素投入条件下，实现产出最大化。DEA方法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的一种目标决策方法，对多投入、多产出的同质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DEA从最有利于决策单元的角度进行评价，注重对每一个决策单元的优化，在评价相对效率的同时，还能够指出有关指标的调整方向。

1.DEA模型的建立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由美国运筹学家A.Charnes等于1978年创立的一种评价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的非参数方法［6］。为了考察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提高旅游资源及服务的效率，因此，选用输出导向的DEA模型，基于DEA的基本原理，建立如下评价区域旅游效率的模型。

设有n个待评价旅游区域（即DMU），以Xj=（x1j，…，xmj），Yj=（y1j，…，ysj）表示第j个区域的m个投入变量和s个产出变量。X0，Y0表示被评价旅游区域的投入、产出数据，λj表示投入产出的权系数，θ表示产出放大比率，θ=1表示被评价决策单元DEA有效，θ＞1表示该决策单元DEA无效。被评价决策单元的效率可以定义为θ的倒数，称为综合效率，记为TE。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的输出导向的CCR模型为：

min{θ}

s.t.

λi≥0，S+≥0，S-≥0

如果把上述模型增加约束，则模型变为评价在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决策单元的效率模型，其效率称为纯技术效率，记为PTE。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为：TE=PTE×SE，其中SE称为规模效率。

2.指标选取

区域旅游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整合本地旅游资源、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创建旅游品牌为手段，向广大游客提供多功能、综合性服务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区域旅游经济的经营状况，根据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得性，所选取的投入与产出指标分别为：

产出指标：接待入境游客人数、入境游收入，反映某区域旅游产业对国外游客的吸引力以及其旅游收入创造方面的能力；接待国内游客收入、国内游人数，反映某区域旅游产业对国内游客的吸引力以及其旅游收入创造方面的能力。

投入指标：星级饭店数量、旅行社数量，反映某区域旅游服务的接待能力、组织能力和服务水平；景区数量，选择具有一定规模或经过国家旅游局认定的景区数量，反映某区域旅游资源的多少。

3.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山东省17城市最为区域旅游产业评价的对象，选择2010年相应的投入产出指标，为了分析山东省旅游产业经过全省整体包装、资源整合以后，各个城市效率状况，数据根据山东省及各市旅游局网站信息整理得到。

二、实证分析

将原始数据带入模型，运用DEAP2.1软件进行计算，得出山东省各个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DEA效率值，对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可通过投影分析对投入产出指标进行调整，得出目标改进值，见表1。

通过对效率计算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首先，从综合效率看，2010年，在山东省17个城市中，旅游产业经营效率为DEA有效的有9个，占城市总数的52.94%，无效的城市有8个，也就是说，山东各城市旅游产业经营状况有半数以上的城市，在给定的旅游资源投入条件下，其产出达到了最大化。效率最低的城市效率值只有0.398，平均效率为0.831，标准差为0.196，说明各个城市之间旅游效率差距比较大，分布也不均匀，无效的城市当中没有一个城市的效率能达到平均值，山东各城市旅游产业经营状况可以明显的分为两个鲜明的集团，旅游自然资源相对较好（济南除外）的城市，综合效率都处于有效状态，而旅游自然资源相对较差城市相对效率都不是太高。

其次，从综合效率的分解看，2010年山东各城市旅游纯技术效率有效的有12个，平均效率值为0.931，标准差为0.141，规模效率有效的城市有9个，平均效率值为0.888，标准差为0.134，各城市间的差距不是太大，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莱芜、德州和滨州纯技术效率为1，说明从纯粹的投入产出角度看，它们的旅游产业经营状况已经处于最优状态，其综合效率低的原因在于经营规模状况。

第三，从规模收益状况看，DEA无效的城市中，济南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说明在现有条件下，如果在进一步增加要素投入将会加大资源冗余，阻碍城市旅游效率的增加。而枣庄、东营、莱芜、德州、聊城、滨州、菏泽是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说明在现有条件下，可以加大要素的投入，来增加城市旅游的效率。

第四，从投入产出指标的松弛变量看，总的来说，产出不足方面，明显的入境旅游人数及入境游收入高于国内旅游人数和收入。投入冗余方面，星级饭店投入没有冗余，旅行社和景区数量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过多。下面看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比如济南，可以看出产出方面，无论是入境游客数量还是入境游收入的不足都大大多于国内游，投入方面的冗余集中于景区的数量。枣庄状况类似于济南。

三、结论和建议

1.结论

自推出好客山东这一旅游品牌战略以来，山东各地市旅游产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受到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但是，实施几年来效果怎么样，还缺少这方面的评价，本文运用管理学中专门用于效率评价的DEA方法，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山东省17个城市的旅游产业经营绩效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山东各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状况总体来说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发展不均衡，特别是在接待入境游客及入境游收入方面差距较大。从发展阶段看，大部分无效城市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旅游产业的发展有非常大的潜力，通过扩大产业规模，这些城市仍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从总效率的分解来看，山东各城市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受自身因素的影响，在旅游生产的资源投入上也存在较大差距，规模效率是制约城市旅游总效率水平提高的关键，因此，扩大旅游产业的资源投入规模是实现各城市区域旅游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2.建议

首先，在好客山东这一品牌宣传取得一定效果的前提下，加强创新，推出自己的特色，通过海外媒體、网络旅游等各种形式，拓展传播渠道，让更多的外国友人认识山东，感触到山东文化的魅力，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

其次，加强旅游产业的内涵建设，不但要从数量上追求投入要素的增加，还要从质量上加强，进一步优化旅游资源，搞好旅游项目的建设与维护，同时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使山东旅游产业从硬件到软件都实现大的发展，逐步提高旅游产业的经营效益。

第三，解放思想，大力推进旅游产品的创新，形成以景区旅游为引领的，以休闲、购物、文化消费为后续的结构合理，具有深层次、多功能的一系列旅游产品，提升山东区域旅游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朱顺林.区域旅游产业的技术效率比较分析［J］.经济体

制改革，2005，（2）：116-119.

［2］王家庭，崔风玉.我国区域旅游业的经营效率测度及提升

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1，（6）：53-60.

［3］马晓龙，保继刚.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中国主要城市旅游

效率评价［J］.资源科学，2010，32（1）：88-97.

［4］陆相林.DEA方法在区域旅游发展评价中的应用［J］.湖北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9）：302-306.

［5］曼昆.经济学原理［M］.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3.

［6］ A.Charnes，W.W.Cooper，E.Rhodes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European Journal of Research，1978，

（2）：429-444.

Research on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Shandong Regional Tourism

LIU Wen-hu, WANG Zi-hua

Abstract: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spitality Shandong tourism brand strategy, Shandong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has been rapid development in scale and revenue.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expansion process,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determin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its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can analyz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handong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correctly,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health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icy.

Key words: regional tourism; efficiency evaluation; DEA

收稿日期：2012-06-29

篇5：区域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研究--以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例

小水电资源区域开发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案例分析-以海南省为例

摘要：在小水电资源区域开发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中应设置小水电资源区域开发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专题,对规划区域小水电资源开发过程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和回顾性评价,从中发现小水电资源开发存在的环境问题,并提出规避的对策.海南省小水电资源开发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小水电资源区域开发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专题案例,通过遥感影像判读及现场调查发现,选址不当、断流、减水、沙化、景观破坏、植被覆盖率降低及外来物种入侵、水土流失、用水矛盾、影响渔业资源等环境问题普遍存在,主要原因是环境行政管理虚位.主要对策有:在小水电资源开发规划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应将环境法规符合性及环保投资列为重要内容;实施工程环境监理;加强竣工环保验收;将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等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的现场检查纳入常态工作范畴.作者：林生刘阳生邹伟万千林国辉 Lin Sheng Liu Yangsheng Zou Wei Wan Qian Lin Guohui 作者单位：林生,刘阳生,邹伟,万千,Lin Sheng,Liu Yangsheng,Zou Wei,Wan Qian(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海南,海口,570206)

林国辉,Lin Guohui(海南省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院,海南,海口,570203)

期刊：环境科学与管理 Journal：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年，卷(期)：2010, 35(1) 分类号：X820.3 关键词：小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回顾性评价专题案例分析

篇6：区域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研究--以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例

关键词：浙江省,生态水利,指标体系

生态水利是21世纪人类文明进步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水利提出的必然要求, 同时也是新世纪水利事业追求的最高目标。生态水利的提出源自人们在遭受大自然报复之后, 开始对传统水利建设与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从而提出要由工程水利转向资源水利并最终转向生态水利。汪恕诚 (2005年) 指出任何一项水利工程其本质都应该是生态工程, 水利工程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 保护生态是水利工作应有之义,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认识和处理水利工程生态影响问题, 要求水利工作者比以往、比任何人都更加重视生态与环境问题。在今后的水利工作中, 我们将继续高度重视生态问题, 把改善和修复生态作为水利工作的重要任务, 保护河流的健康生命, 认真对待和科学处理水利工程对生态的影响问题;积极探索水利工程有利于生态的调度和使用模式[1]。

1 生态水利概念及内涵

对生态水利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 当时主要从水坝建设、河道治理、沿河地带建设、水污染问题、水对生物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Zalewski.M, Janauer.G..A., Jolankai.G等 (1997年) 解释了现代水利体系及河道走廊中的生态分布问题[2];Maciej Zalewski (2000年) 首次对生态水利作出了系统阐述。他指出生态水利学是对水利和集水区尺度的生态/生物之间功能性相互关系的研究, 是能达到对水的可持续性管理的一种新方法[3]。刘昌明 (1999年) 提出在水资源供需平衡的研究中, 生态水利和环境水利相结合,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4];董哲仁 (2003年) 提出了生态水工学———人与自然和谐工程, 为生态水利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5];孙宗凤 (2003年) 认为对生态水利的研究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理念的迫切需要[6], 他认为应该用生态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用生态观点贯穿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全过程[7]。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狭义的生态水利主要是研究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系统演变的关系等。广义的生态水利则是以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为前提, 应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可持续理论、系统科学等, 提出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科学管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和措施, 满足代内人和代际人用水需要, 走良性发展的道路, 生态水利的核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8]。孙宗凤、聂建平 (2003年) 认为生态水利是在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下进行的;利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来指导水利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 注意水利工程生态环境与景观的修复, 改善与保护水的应用;遵循生态学原理, 应用系统方法和高新技术, 实现水利的公平和高效发展;目标是满足世世代代人类用水需求, 体现人类共享环境, 资源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公平原则;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优[9]。

虽然生态水利理念开始被人们所接受, 并不断运用于实际治水工作之中, 但目前的研究偏重于理论的探讨, 大多为定性分析, 尚缺乏对生态水利定量评价方法和应用实例方面的研究。针对这一现状, 本文构建以“健康———发展———利用———可持续”为基本框架的生态水利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并应用于浙江省生态水利的定量评价中, 并对结果进行简要分析。

2 生态水利评价框架研究

2.1 生态水利评价准则

本文从定量评价角度, 提出生态水利4个基本评价准则:

(1) 健康。“健康”主要从水系统角度考虑。健康是指水资源系统的生态功能没有受到破坏, 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更新能力以及一定的抗干扰能力[10]。

(2) 发展。“发展”主要从人文系统特别是社会经济水平角度考虑。发展是指在不破坏地球上生命支撑系统的范围内, 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反映了高效利用享有的资源, 支撑社会发展的规模和经济发展的程度[10]。

(3) 利用。“利用”主要是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角度考虑。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从水资源对人文系统的服务功能来反映水资源对人类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 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

(4) 可持续。可持续是指人文系统与水系统关系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 即水系统必须为人类及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支撑和安全保障;而人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不断为水系统的健康提供保障。这就要求协调好人和水的关系, 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 达到生态水利治理的最终目的———人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2.2 生态水利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生态水利量化评价准则, 本文从目标层、准则层、分类层及指标层4个层次构建了“健康———发展———利用———可持续”为框架的生态水利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1。

根据各指标的重要程度, 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对准则层和指标层构造判断矩阵, 然后进行归一化处理, 最终得到各层次指标权重, 见表1。

2.3 生态水利指标评价方法

2.3.1 单指标标准化方法

本文采用分段线性隶属函数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指标体系中, 各个指标取值范围为[0, 1]。量化单指标的指数, 可采用代表性数值表示。代表性数值可以采用: (1) 目前行业比较公认的标准; (2) 国际和国内一些组织和科研机构研究成果; (3) 某一时期规划目标值作为最优值, 并考虑现状综合确定及格值和最差值; (4) 考虑人们对各指标所反映量化方面的期望值和对现状的认可程度来确定。

本文假定各指标均存在3个 (双向指标为6个, 见后文) 代表性数值, 即最差值、及格值和最优值。取最差值或比最差值更差时该指标的指数值为0, 取及格值时该指标的指数值为0.6, 取最优值或比最优值更优时该指标的指数值为1。

正向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逆向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双向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ZZSi为第i个指标在T时刻的指数, i=1, 2, …, n, n为选用的指标个数;ai (di) 、bi (ei) 、ci (fi) 分别为第i个指标的最差值、及格值和最优值。

2.3.2 多指标集成方法

采用生态水利指数来表述一个地区生态水利状况, 数值越大, 代表生态水利效果越高。本文采用多指标集成方法来综合描述。令某量化指标在T时刻的值为Yij (T) , 描述该值的生态水利指数值为ZZSj[Yij (T) ]。健康指数、发展指数、利用指数和可持续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JKZS (T) 为T时刻的健康指数;FZZS (T) 为T时刻的发展指数;KFZS (T) 为T时刻的开发指数;KCXZS (T) 为T时刻的可持续指数;n1、n2、n3、n4分别为健康指数、发展指数度、开发指数和可持续指数评价指标的个数;wi为各指标的权重, i表示每个分类层的指标个数, j代表四个准则层数。

把健康、发展、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准则层综合起来表征生态水利指数。生态水利指数 (ZLZS) 量化公式如下:

式中:β1, β2, β3, β4分别是健康指数JKZS (T) 、发展指数FZZS (T) 、开发指数KFZS (T) 和可持续指数KCZZS (T) 的权重。

根据生态水利指数大小, 以0.2为间隔, 分为5个等级, 如表2所示。通过一定指标的计算, 可以得到不同区域或不同时期的生态水利指数大小, 可以分析确定某一区域或某一时期的治理等级以及空间上、时间上的变化趋势。

3 生态水利定量评价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3.1 指标体系及特征节点值选用

根据浙江省区域特点, 我们选定25个指标构建浙江省生态水利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各指标的特征节点值见表3。

3.2 生态水利评价结果

根据前面所述的指标评价方法, 可以计算出浙江省各地市生态水利指数, 见表4, 生态水利指数等级见表5。

3.3 生态水利评价结果分析

3.3.1 健康指数

浙江省健康指数整体偏低, 从各地市来看, 衢州市健康指数最高, 为0.797 1, 其次为丽水, 为0.789 7, 舟山最低, 只有0.497 7。经分析, 主要原因为舟山市人均水资源量和人均生活用水量均居全省末位, 这对其生态水利健康指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衢州、丽水两市健康指数较高主要是因为这两地的人均水资源量、省控断面水质Ⅰ~Ⅲ类比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森林生态功能指数均比较高的缘故造成的。

3.3.2 发展指数

浙江省发展指数整体上处于0.7左右, 从各地市来看, 宁波市发展指数最高, 为0.746 8, 其次为杭州, 为0.740 0, 丽水最低, 只有0.612 3。主要原因为杭州市、宁波市人均GDP整体上较其他地市高;杭州市、宁波市预期寿命较其他地市高;丽水市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其他地市都要高, 而节水灌溉面积比例偏低。

注:特征值根据左其亭文献[11]、理论值以及国家或世界标准等进行确定。

3.3.3 利用指数

浙江省利用指数大多处于0.7左右, 从各地市来看, 杭州市利用指数最高, 为0.816 8, 其次为绍兴, 为0.782 0, 丽水最低, 只有0.613 2。主要原因为杭州市径流调蓄能力达到162.76%, 远远高于较其他地市;丽水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径流调蓄能力最低。

3.3.4 可持续指数

浙江省可持续指数大多处于0.6左右, 整体偏低, 从各地市来看, 湖州市可持续指数最高, 为0.738 6, 其次为台州市, 为0.727 0, 温州最低, 只有0.523 4。经分析, 主要原因如下:温州市水利投资占GDP比重偏低, 只有0.41%, 指数得分为0.246 0;湖州、台州两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水土流失面积治理率整体较高。

3.3.5 生态水利指数

浙江省生态水利指数整体分布在0.7左右, 其中湖州市最高, 为0.734 8, 其次为杭州, 为0.715 2, 温州市最低, 只有0.611 8。湖州市各方面指数均比较平均, 所以生态水利指数最高, 而温州市可持续指数、利用指数均最低, 造成生态水利指数也最低。

4 结语

在论述生态水利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 介绍了生态水利评价准则、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将该方法体系应用于浙江省, 分别计算各个地区生态水利指数, 然后进行横向对比分析。本文所做的工作丰富了生态水利评价理论研究, 可应用到相关地区的生态水利评价工作中。然而, 对生态水利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及单指标量化特征节点值的确定是生态水利评价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有待深入研究, 对生态水利治理过程中人文系统和水系统相互作用机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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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宗凤.国外生态水利研究状况分析与点评[J].水利水电技术, 2003, (11)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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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代锋刚, 李铎, 王飞.生态水利的理论内涵及影响因素探讨[J].人民黄河, 2008, (8) :12-13.

[9]孙宗凤, 聂建平.生态水利的哲学思考及其研究框架[J].水利发展研究, 2003, (12) :15-18.

[10]左其亭, 张云.人水和谐评价指标及量化方法研究[J].水利学报, 2008, (4) :440-447.

篇7：区域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研究--以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例

城乡一体化思想早在20世纪就已出现, 但目前国内城乡一体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目标、发展模式、制度设计等定性的分析和描述上, 定量化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其中, 杨荣南[2]、朱颖[3]、顾益康[4]等分别从城乡经济融合度、人口融合度、空间融合度、生活融合度、生态环境融合度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度、差异度、协调度等方面, 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了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构建的思路和框架, 但未涉及实证研究;曾磊、雷军、鲁奇[5], 段娟、鲁奇、文余源[6], 吴先华、王志燕、雷刚[7], 完世伟[8], 张旺锋、赵威[9], 董晓峰、尹亚、刘理臣[10]等则在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 运用层次分析法 (AHP) 、主成分分析法或线性加权和法等方法分别对全国、中东部发达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等城乡一体化或城乡关联度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 并据此提出了各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具体措施与建议。这些针对不同区域构建的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 对促进城乡关系研究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城乡一体化定量化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步伐的加快, 加大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定量研究, 既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 又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定量研究理论的丰富。因此, 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通过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评价体系, 并运用线性加权和法对该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与评价, 以期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定量研究和高原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有所促进。

1 研究区概况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 北靠宁夏回族自治州, 南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西连青海省果洛、黄南州, 西接定西、陇南地区, 现辖临潭、卓尼、舟曲、迭部、玛曲、碌曲、夏河县和合作市共8个县市, 是国家主体功能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部, 也是甘青宁农牧交错区重要的畜牧业基地, 具有极为重要的生态、文化、经济地位。

由于特殊的高寒地理环境和特定的多元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甘南藏族自治州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①整体经济落后, 经济结构不合理, 同质同构性较强, 互补性较差,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较为突出;②居民点分布散乱、规模较小, 且人口与居民点分布离散性较强, 空间联系不足;③城镇体系布局不合理, 整体城镇化水平较低, 城镇吸引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有限;④广大农牧村地区基础设施延伸不足,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均衡, 城乡联系不够紧密。

2 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建立必须遵循以下原则:①科学性和全面性原则。指标体系应建立在充分认识和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 反映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涵与目标, 特别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较好地体现“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的要求。②层次性原则。根据评价系统的层次性进行分层, 使各类指标分类明确、层次分明。③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地域不同, 资源、环境条件也不同, 城乡一体化发展应根据区域的自身特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所选指标应充分考虑到指标的量化、数据采集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根据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实际情况和相关专家的咨询意见, 并结合指标选取原则, 本文从空间、人口、经济和社会四个方面, 筛选出23个指标, 设计出由4个准则层 (空间一体化、人口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 和23个指标层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1) , 对甘南藏族自治州8个县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注:※二元经济结构系数是指区域农业产值比重和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乘积除以非农业产值比重和非农业劳动力比重乘积的平方根[11], 其值越大, 表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经济结构反差越大, 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越突出。

2.2 综合评价方法

指标权重的确定: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 指标权重的确定可分为主观赋权法 (如古林法、Delphi法、AHP法等) 和客观赋权法 (主成分分析法、均方差决策法等) 两类[12], 本文运用均方差决策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

均方差决策法:以各评价指标为随机变量, 各方案Aj在指标Cj下的无量纲化属性值为该随机变量的取值, 首先求出随机变量 (各指标) 均方差, 将这些均方差归一化, 其结果即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计算步骤为:①随机变量均值:undefined。②求Cj的均方差:undefined。③求指标Cj的权重系数:undefined。式中, Zij为第i个区域的第j个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值。

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 由于指标的原始数据量纲不同, 不具有可比性。为了便于比较, 必须对指标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 以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差别。通常对不同类型的指标需要采用不同的转换方法。①正指标无量纲化:undefined。②逆指标无量纲化:undefined。式中, Xj为第j个评价指标的实际值;Xjmax和Xjmin分别为第j个评价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综合评价方法:城乡一体化评价体系是一组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 且能被量化的多指标因子构成的, 整个指标因子的有序集成就能够反映出城乡关系的发展水平。本文采用线性加权和法将所有指标所代表的信息综合成一个指数, 以此来研究不同时空层次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城乡一体化指数的高低, 综合反映了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程度。城乡一体化指数函数采用线性加权和表示为:undefined。式中, undefined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数值, Wi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权重。为了使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数值便于比较, 本文采用数学公式:undefined。式中, Di为第i个地区标准化值;Ai为第i个地区综合指标值;Amax为地区综合评价值中最大值。对甘南藏族自治州8个县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数值进行数学变换, 以得到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评价值。

3 甘南藏族自治州城乡一体化综合评价结果与分析

3.1 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

甘南藏族自治州8个县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见表2。

注:数据来源于2010年《甘南州统计年鉴》。

3.2 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地域差异分析

根据甘南藏族自治州各县市实际发展情况, 并参照董晓峰、尹亚等人对甘肃省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标准的划分, 本文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划分为4个阶段, 即综合评价值<40为积累阶段;40—55为起步阶段;55—70为发展阶段;>70为基本融合阶段。按照上述城乡一体化综合评价结果, 可得出2010年甘南藏族自治州8个县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水平 (图1) 。从图1可见, 甘南藏族自治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地域差异显著, 这与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体系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运行效益、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综合发展现状较为一致。其中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处于低级阶段的县市有6个 (城乡一体化综合评价值介于40—55之间的夏河县、卓尼县、舟曲县和介于55—70之间的临潭县、玛曲县、迭部县) , 占全州8个县市的75%, 只有合作市和碌曲县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处于基本融合阶段 (城乡一体化综合评价值>70) 。

3.3 二元经济结构格局与城乡一体化关联分析

根据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高低和二元经济结构优劣进行排序, 并绘制出两者之间的关联图 (图2) 。从图2可见, 二元经济结构系数曲线与城乡一体化水平走势基本吻合, 这说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内部二元经济结构格局的空间分布决定了其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空间格局。二元经济结构系数越小, 说明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差距越小, 城市与农村相互补充、相互发展的关系越为紧密, 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越高。

3.4 城镇化水平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对比分析

通过将各市县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排序值和实测值进行对比 (表3、图3) 可见, 甘南藏族自治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处于吻合状态, 表现出3种类型:①城乡一体化水平基本吻合城镇化水平区 (如合作、卓尼等) ;②城乡一体化水平高于城镇化水平区 (如临潭) ;③城乡一体化水平低于城镇化水平区 (如迭部、夏河) 。其中基本吻合区的突出特点为:一种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合作、碌曲) , 此类地区城乡关系紧密, 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另一种是低水平吻合、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 (卓尼、舟曲、玛曲) , 该类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较为突出, 生产力相对落后, 城镇体系布局不太合理, 且基本处于起步阶段, 城镇与乡村差别不大或对乡村没有太大的辐射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 2010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地域差异显著, 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合作市是最低的舟曲县的1.95倍, 且全州整体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各县市的城乡一体化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同时实现, 必须根据甘南特殊的高寒地理环境和生态、文化、经济现状和具体情况, 分阶段、分步骤, 有重点、有扶持地分步实施。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应根据各县市实际情况, 立足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 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城乡体制政策改革为主线, 以构建城乡产业互动发展和体制为核心, 打破城乡间要素、产品自由流动障碍为关键, 建立完善的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推进体系和机制;以专业化、基地化、规模化布局为重点, 强化三次产业的内在联系, 完善三次产业的布局, 形成区域分工合理、特色优势鲜明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逐步形成功能互补、布局合理的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

合理布局小城镇, 优化空间结构:甘南州城镇化水平较低, 城镇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因此, 其城镇空间结构布局和优化应在有利于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城镇辐射带动功能的总体原则下, 对区域人口空间分布进行调整引导。同时应结合新农 (牧) 村建设, 对人口规模小、位置偏僻的自然村进行削减, 对中心村、发展好的乡镇规模进行适度扩大, 对发展潜力高、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具有一定辐射带动能力的重点乡进行重点培育, 并与现状中心城市、县域中心镇、一般镇共同形成结构较完善的城镇空间结构布局体系[13], 以实现辐射带动全州城乡一体化整体发展的目标。

篇8：区域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研究--以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例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 区域间经济联系越发密切, 竞争日益激烈, 单体竞争在全球经济浪潮中举步维艰。区域经济合作从地区内经济主体的利益出发, 优化整合经济资源, 以提高区域内经济主体以及区域整体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旅游经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旅游业是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的综合产业, 在第三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 区域旅游的合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作为一个新兴产业, 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面对机遇与挑战, 区域旅游合作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福建省“十二五”旅游发展专项规划》中提到, 要依托福州、厦门、武夷山等旅游中心城市, 构建四大旅游产业集群, 形成旅游要素集聚、特色鲜明、合作密切的旅游发展区域[1]。大武夷区域旅游资源丰富, 经济发展迅速, 良好的旅游区域合作模式为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 研究背景及假设

2.1 研究背景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经济指标显示, 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568845亿元, 实际增长7.7%。近年来,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 我国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 协调地区发展战略布局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内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率逐渐提升, 改善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平衡性。其中我国的三大经济聚集区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大区域经济发展遥遥领先全国平均水平, 凭借较好的经济外部性功能, 为全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海西经济区地理位置优越, 区域经济协同度较高, 市场连通性较强, 生产要素流动性合理。在《福建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认识到, 实现福建省“十二五”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是拓展区域合作, 推动山区沿海互动发展,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各级政府在不同阶段对提出的不同区域发展战略, 大力促进了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 福建省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新的进步[2]。

大武夷旅游区发展现状:区域经济合作的本质特征是主体间的博弈, 从而诱发客体要素的合理流动, 进而最大效度地激发经济外部性功能。大武夷旅游区域联盟于2011年12月20日成立, 以武夷山、泰宁为核心, 涵盖南平、三明两个设区市范围内各景区点, 延伸对接周边闽浙赣皖四省相关景区点的大型旅游区, 联盟的成立, 有利于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 对区域内旅游业加快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有利于发挥旅游综合产业的带动作用。2013年, 大武夷旅游区国内旅游接待人数3556.6万人次, 同比增长16.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58.91亿元, 同比增长21.4%, 区域内旅游发展明显。

2.2 研究假设

在现代意义上讲, 社会具有与区域类似的结构框架, 都是从起点价值观到共同利益的动态博弈过程。旅游活动中的社会概念是研究旅游活动的基本前提。从宏观上看, 旅游活动是整个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本文从经济角度出发, 研究带有旅游属性的社会特征, 具体表象是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要素赋予旅游属性。区域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3]。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空间表现。根据经济外部性强弱不同, 区域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有横向作用和纵向作用。区域经济横向作用表现为区域间的经济联系, 特点是区域发展的整体性;纵向作用表现为区域内的效率与公平, 特点是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从客观上讲, 旅游活动的根本属性是旅游资源的吸引性, 旅游区域合作更加注重区域内部的调节作用。

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学范畴, 发展的初期研究表现在: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依据, 以经济平衡为重点, 以经济要素为对象。旅游具有复杂的学科系统, 旅游发展并不仅仅局限在旅游经济的发展, 更多的体现在社会的发展。由于旅游资源价值的无形性与有形性同时发挥作用, 在旅游资源的生产地和交易地, 旅游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更长一段时间内的旅游综合效益。概念模型见图1。

3 大武夷旅游区域的协同性评价

3.1 文化经济协同性分析

文化具有一定的空间性和时间性, 文化的时空性质决定了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 同时又是历史现象。区域内具有同质性的闽西北文化的内生性是大武夷旅游区域合作的关键基础, 作为一种被区域内要素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 闽西北文化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影响范畴, 区域内文化不断向主体和客体深入渗透, 有利于减少刚性因素对地域单元的分隔, 增加共生要素之间的聚集作用, 从而形成经济的文化性。

区域内“自然差异”是区域主体追求区域合作的前提, 区域内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区域旅游合作的共同目标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效益的提高, 同时通过经济效益的提高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随着大武夷区域旅游经济水平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水平的向纵向发展, 在区域旅游合作过程中, 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区域内文化价值观流速加快, 客观上带动了闽西北文化认同度的提高。区域系统的发展依靠其子系统的协调发展, 文化与经济的协同性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系统。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得益于共享性、流动性、趋利性。大武夷旅游区域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 能实现正强化循环, 有利于区域整体目标的实现。

3.2 旅游资源协同性评价

自然资源所表现的经济特性是为人类经济活动带来经济利益, 是经济主体直接作用于客体的基础性物质条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将从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性资源。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旅游生产力增长的潜力所在[4], 区域旅游的发展主要依托核心旅游景点向外延伸和发展所取得的进步。因此, 对旅游资源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有利于大武夷旅游区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旅游区内旅游经济的持续增长。从区域系统角度看, 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5]。如果将自然资源用旅游的属性进行转换, 大武夷旅游区旅游资源的评价应包括影响价值、量化结构和开发利用价值。

旅游资源的影响价值主要通过旅游地吸引力评价表现, 衡量旅游资源影响价值的最重要评价依据就是构成世界、国家承认的名牌数量在级别更高的区域内的权重, 大武夷旅游区拥有81个世界、国家级旅游品牌, 在福建省内所占比重为18.2%。在具有国家级及以上的市场影响力的品牌中, 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科学的旅游资源评价体系为科学标准, 大武夷旅游区在国内的影响力有一定的优势。

衡量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在于维持和发展, 即可持续性。任何支撑旅游资源吸引力的作用因素都可作为物理属性的利用价值。旅游业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 旅游资源具有多元性, 因此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中, 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显得十分重要。大武夷旅游区的核心优势是拥有主导文化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的武夷山景区和泰宁景区, 同时具有众多的辅助性资源。从长远角度出发, 这种拱月式的旅游资源系统比分散式系统 (无主导旅游资源) 和集中式 (主导旅游资源过度集中) 更能有效促进旅游资源时空协调发展和旅游资源系统的优化配置。

旅游资源量化结构是指区域内旅游资源的数量结构, 而量化结构的分析是旅游资源科学优化配置的数学依据。区域内联系效应的产生使不平衡状态产生压力, 回到平衡状态。从数量结构上讲, 大武夷旅游区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呈现空间数量不均衡的特点, 区域内东北方向的旅游资源密度较高, 在交通沿线分布较密集。这主要与闽西北地区自然资源的分布特点和经济空间分布有关。不同于区域经济差异, 旅游资源分布不平衡性并不代表旅游资源空间差距的产生, 而是时间上的发展时序问题。利用大武夷旅游资源数量结构的不平衡性, 可增强旅游业发展活力和竞争效率。大武夷区域内国家级旅游品牌汇总见表1。

4 大武夷旅游区域的异向性评价

4.1 大武夷旅游区的刚性约束分析

区域分工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 传统的区域划分未能科学反映区域分工格局。传统的行政区划并没有给现代旅游业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旅游资源共享性是旅游开发价值的最大体现, 传统的行政区划利益划分显然不能衡量属于行政区内旅游资源既得利益所占的比重。在行政区域划分方面, 大武夷旅游区域主要包括三明市和南平市两个地级市, 行政区域的隔阂带来的是经济利益沟通问题, 刚性行政区划触发狭隘的经济利益观。这种行政区域带来的问题阻碍了大武夷旅游区域内的区域旅游资源整合, 诸如统一的服务标准、整体营销、优化整体服务设施等问题的协调工作。从当前情况看, 地方政府对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利益协调不足以支撑整个旅游区域的共同发展。

区域经济行为的理性行为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优化配置过程。区域合作的积极性问题是反映区域经济行为的重要隐性指标, 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显露无疑。在信息不对称阶段, 市场缺乏反映区域在更长时间上的发展能力。大武夷旅游区域内发达的区域对核心景区参与大武夷旅游区域合作的积极性不高, 导致合作进程缓慢。从体制上讲, 这是大武夷旅游区域合作得以长期发展的刚性约束条件。

4.2 大武夷旅游区的信息化约束分析

信息化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信息流通能极大地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旅游信息兴起, 与食、住、行、游、购、娱并列成为旅游要素。有效利用旅游信息化主要包括:实现旅游信息实时沟通, 实现旅游信息资源共享, 实现旅游景区的数字化管理, 实现旅游呼应系统建设。旅游信息化的技术含量极大地提高了旅游活动的现代化和智能化管理水平, 有利于消除旅游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状态, 提高旅游活动竞争效率, 实现旅游产业的现代化跨越。

大武夷旅游区区域范围较大, 信息化程度较低, 要素流通和资源共享难度较大。根据《福建大武夷旅游联盟合作宣言》, 形成旅游产品、服务一体化, 共谋旅游区域发展新机制, 大武夷旅游区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 但在统一宣传促销策划、人才培训机制、景区售票系统、景区导游系统、投诉受理体系建设等方面进程缓慢。大武夷区域内主体对旅游信息化的认识不足、景区的技术匮乏、景区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景区旅游信息化的发展, 造成资源使用效率低下。

5 大武夷旅游区域合作模式探究

在国内外旅游业竞争加剧和旅游观念转变的情境下, 大武夷旅游区域还存在很多问题。要实现大武夷旅游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进行有效的合作, 改善合作模式, 保障旅游合作的顺利开展。因此, 笔者提供了三种旅游区域合作运作模式, 供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入探究, 同时寄希望能给其他旅游区域合作提供有价值的模式。

5.1 以政府为主导, 提升核心景区, 实现点轴发展模式

“点—轴系统”模式是我国学者陆大道提出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点—轴系统”理论是建立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之上, 核心是“点”与“轴”的有机结合, 尤其是与中心地学说比较而言, 更在于对轴的重视, 构成了“点—轴系统”理论的基本特色[6]。旅游产业涉及区域各级政府的利益协调、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区域内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等问题。因此, 要提高区域内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合作的积极性, 必须完善相关合作机制, 加强政府主导, 使规划更加具有统筹性和整体性。同时, 上一级政府可在经济利益分配协调、法律制度、政策制定、协调各部门合作机构方面做出统一部署。

目前, 大武夷旅游区域内已培育以武夷山景区和泰宁景区为核心的两个基本点, 区域内旅游资源分布依据重要线状要素分布。政府将各个单独的景区景点培育成点—轴模式下的点, 针对区域内各个景区的发展做出统一线性规划, 培育轴极的发展, 加强具有线状特征的基础设施建设, 使各个景区形成以点带动轴的模式发展, 使旅游活动有效地按照轴线聚合发展, 从而促进整个区域旅游扩散效应的发挥。建立创新发展机制和旅游发展合作平台, 通过旅游区域讨论会、专家咨询论证会等形式, 加强区域内部沟通, 打破传统狭隘的区域利益观念, 增强区域内旅游合作意识, 实现旅游开发的合理性、科学性, 实现旅游区域整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提升。

5.2 以信息为主导, 打通区域合作, 实现梯度发展模式

梯度开发理论模式:梯度开发理论是关于新技术、新生产力的梯度转移理论在区域开发中的运用研究, 与工业的生命周期理论相联系[7]。旅游信息化发展能提高旅游生产率和旅游产出率, 将区域经济学内的不均衡发展规律应用到旅游区域合作的经济空间上, 区域内成熟的核心旅游要素属于高梯度地区, 次成熟旅游要素属于低梯度地区。由于梯度过程是市场自然选择的过程, 通过高梯度旅游要素的带动作用, 以信息为主导, 针对景区低梯度内的不同景区进行不同的市场细化, 提升景区的核心竞争力, 实现整体区域的发展。

大武夷旅游区不同区域间的合作需要打破由地域界限形成的行政管理障碍。因此, 在区域间建立交通、管理和信息一体化平台, 实现资源共享与联合行动, 并将梯度效应向外横移, 建立经济金融、信息、人员、景区管理为一体的旅游区域合作平台。本文把涉及不同行政区域间实施同一行动的合作称为“共通合作”[8]。在区域内协调各个旅游利益相关者, 包括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政府、企业等, 实施纵向发展区域合作模式, 为打造信息化旅游区扫清障碍, 促进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实现大武夷旅游区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