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奥运会(精选三篇)
邓小平与奥运会 篇1
在上海大众工作过的饶达回忆说, 邓小平对汽车工业的最大贡献是同意进行中外合资。
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第二汽车制造厂视察的时候,提到自己和汽车工业的渊源,他说20世纪20年代初曾经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做过钳工。
1925年11月6日,是年21岁的邓希贤(邓小平)到比杨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作为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学习钳工,计件工资的单位工价一法郎五十生丁。
催生新中国汽车工业
最早参加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建设的陈祖涛回忆了几件事情;1953年从西南调到北京的邓小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直接参与国家建设的重大决策。1953年6月,第一汽车厂的建设计划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提高产量、追加投资和缩短建设时间,由原定的四年改为三年。为此一机部向中央写报告说“四年完成就有困难,三年完成更无把握;但是如果不这样亦有若干需要考虑之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中央很快开会讨论这件事,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邓小平发言同意刘、周、朱等领导人的看法,支持三年建成第一汽车厂的计划。会议的决定形成文件以后,毛主席在6月9日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号召全国都来支援一汽的建设。
陈祖涛说;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同志是1958年的9月19日,当时我还年轻,邓是和李富春副总理,杨尚昆、蔡畅一起来一汽视察。刚好在8月我们造出中国第一部高级轿车-红旗,装有V8顶置气门200马力的发动机,外表庄重大方,富有民族特色。
邓小平问厂长饶斌,红旗的性能比伏尔加和吉姆怎么样,饶斌说;比它们高级。邓小平很高兴;比吉姆还高级,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酒就行。小平同志用幽默的话语肯定了红旗的成就,也为大型轿车的发展提出新的思路。伏尔加、吉姆和吉斯分别是前苏联进口的轿车,吉斯是最高级的,中央领导人乘坐的,吉姆是省部级干部用车,代表当时汽车工业的先进水平。后来中央书记处坚定支持红旗的发展,把制造红旗轿车作为政治任务来抓。
小平同志在一汽和李富春同志总结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的经验,后来增加鞍钢的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做法,形成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向政治局汇报以后,毛主席总结为《鞍钢宪法》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向全国推广。
在58年大跃进的时代,小平同志很冷静的看待形势,由于他在国外曾经是汽车产业工人,清醒的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没有因为我们造出比吉姆高级的轿车而头脑发热,他后来指出中国的汽车工业还是在儿童团的时代,要发展汽车工业就要走专业化协作,发展大生产的道路,他强调说;要改造儿童团。
陈祖涛说,我很惊讶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会有这样深刻的见解。
小平同志的睿智,还表现在细节上。二汽建成以后,我们自己开发的发动机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是温度过热,我们一直找不到结症所在,结果事情传到小平同志那里,他说;这个事情简单,到国外找一家知名的发动机公司给咨询、诊断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们与英国里卡尔多公司合作,他们认为我们设计的发动机是很经典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发动机终于成为可靠性、动力性都具有先进水平的机器。
支持建设发展二汽
原汽车司办公室主任李清介绍了小平同志在决策二汽建设方面的情况;1964年中央考虑开始筹建二汽,原设想在中南地区选址由湖北包建,又担心战争发生炸长江大桥影响二汽发展,考虑改在四川。1 9 5 9年有领导主张在湖南建毛泽东汽车厂,就去湖南选址。65年考虑打仗需要,决定建在三线地区。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川汉铁路不经过湖南而过湖北。11月一机部部长段君毅飞抵四川,向正在四川视察的邓小平请示,根据中央决定改线,二汽可在襄渝沿线选择厂址。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段部长的意见。1966年一机部给中央写报告表示;根据小平同志指示和铁路修建计划,二汽厂址选在鄂西北郧县的十堰一带。
14年以后,邓小平来到二汽,其间他和二汽的建设过程一样经历了许多艰难坎坷。
复出以后的邓小平一直惦记着二汽的建设,他在四川乘船途径葛洲坝的时候就问“这里离二汽多远?”得到不远了的答复以后,决定从武汉乘火车到二汽去看看。他在湖北省委陈丕显书记的陪同下,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来到十堰,受到二汽及十堰市负责人黄正夏、沈毓珂、王兆国以及河南省委书记段君毅、胡立教的欢迎。陈丕显告诉二汽和地方领导说,这次邓副主席来二汽,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有着在国外大型汽车制造厂工作经历的邓小平,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审视着当时中国具有先进水平的汽车制造企业,他看到车间大拉床上的厂标‘济南第二机床厂’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就把段君毅拉到身边说;我们的机械工业能造这个,不错嘛!现在看,以我国自造设备为主,适当进口些高精度设备,这样武装现代化工厂的道路和经验值得总结。
在负责同志介绍二汽自筹资金分期建设的续建方针时,邓小平点头称赞说;我看过国务院批准你们这样做的文件。接着又问道;四川大足汽车厂是不是可以照二汽的办法办?
在总装厂摆放的各种型号的东风系列产品引起小平同志的极大兴趣,他说;一定要注意品种系列化的生产,汽车厂也可以生产非汽车产品。二汽注意满足军用这是好的,但是从长远、根本看,主要应搞民用的,军队要车,可能第一批要的多,以后就逐渐减少。你们又搞5吨,又搞8吨,都是民用的,这很好。
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观看军用越野车的爬坡表演,他说;两吨半越野车,我知道,听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还立了功,部队很欢迎。看到越野车爬上32度的陡坡时,他满意的点头说;能爬上这么陡的坡,部队当然欢迎。
二汽的负责人汇报说,前来视察和参观的领导和外国朋友都认为;我们的建设和发展显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和魄力,邓小平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嘛!
汇报到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希望合作的时候,小平同志笑了,他说;那好呀,雷诺汽车厂我知道,20年代初我在这个厂作过工。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目前资本主义国家汽车市场好象已经饱和,还有生意可做。既然汽车可以出口,其他机械产品也应当能够出口,这说明外贸潜力很大,只要把质量搞好就能出口。
二汽负责人汇报其他企业采用多种形式筹组联营公司的设想,小平说,应当这样搞,不这样不能打破‘小而全’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化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
在铸造一厂,看到干净整洁的车间,他感慨地说;一般铸造车间都很脏,这里却比较干净,温度也适宜,这不仅对工人的健康有好处,而且对铸件的质量也有密切关系。
小平对二汽的评价是:二汽生产好,管理也不错!看了二汽说明我们中国的机械工业是不错的,有许多设备可以造,汽车能过关嘛!机械行业行,别的方面也行嘛,就是说;从汽车工业可以看出机械工业的水平。
当时76岁的邓小平对二汽有39岁的厂级领导王兆国等年轻干部尤为高兴,他认为,这说明中国人才辈出。
决策中外合资汽车企业
福特(中国)公司副总裁许国祯告诉本刊记者说;上个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给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福特先生写信,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制造汽车。后来这个愿望被福特先生的后代实现了,1979年率代表团到中国进行汽车项目洽谈并受到邓小平先生接见的正是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公司其他成员。这件事当时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认为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在上海大众工作过的饶达回忆说,邓小平对汽车工业的最大贡献是同意进行中外合资,当时外国轿车进口很多,外汇就很紧张,国家考虑搞汽车组装,以产顶进,可是许多外国汽车厂家不愿意把技术引进到中国,所以我父亲(饶斌)和陈锦华(时任上海副市长)写报告给中央,要利用外资改造上海牌轿车,李先念、余秋里等都作了批示,一机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
丰田公司以正在和台湾洽商30万汽车项目宛拒,奔驰公司表示不会转让技术,除此之外其他公司都表示了兴趣。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78年10月21日派出大型访问团,主要谈轿车和重型汽车项目。
接触之后,外国汽车公司都认为中国轿车工业基础太差,兴趣不大。美国通用公司提出,中方最好用“中外合资经营”的方式进行合作,我父亲当时是一机部长,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要中央高层才能决定,于是确定项目以后报国家计委请示邓小平同志,这个事情是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负责的,他很快向邓副主席作了请示。邓小平同志对轿车生产搞中外合资经营表示支持。
时间是1978年月11月9日的下午4时06分,汽车总局王恩魁同志在电话里告诉翁建新说,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为轿车项目向邓副主席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副主席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还讲了中外合资经营六大好处。所以轿车项目中央已同意合资经营,今后就按中外合资经营项目与外商谈判。
此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正值“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期。许多专家表示,“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也就不会有上海的轿车合资项目”。
当时这么大的项目而且是与外资合作,谁也不敢拍板,只有邓小平有这个胆识和气魄。有了他的意见,才有上海大众今天的辉煌。虽然北京吉普是新中国第一家合资的汽车企业,但是它比上海大众筹备的晚,只不过签约早于大众。从桑塔纳谈判的背景来看,这正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陈祖涛也印证了饶达的看法,他说,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倡“拿来主义”,他的这个意见在二汽内部传达时我就觉得这个政策非常英明。上海大众的项目是饶部长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搞起来的,北京吉普这个项目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合资项目,也是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个项目报到中央以后,小平同志在国务院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在北京建立中美合资企业,当时我在中汽公司带队去美国谈判的。
我们从一汽建成到全国第一个100万辆用了40年的时间,小平同志去世前生产100万辆用8年,前现在生产1000万辆只用不到1年的时间,事实雄辩的说明他的远见卓识。
红旗浴火重生
1984年8月,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饶斌心情从未有过这样的沉重,中央领导决定红旗轿车停产,迎宾及领导用车使用进口车。同年,中央决定10月1日国庆35周年之际,在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军委主席邓小平用什么检阅车成了中国汽车人心理的悬念。很快就有了答案——红旗!
时任中汽公司总经理的陈祖涛回忆说;这是一个绝密的事情,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直接找我给一汽下达任务,制造防弹检阅车。我们研制的防弹检阅车的底盘是装甲钢板,一般的炸弹都炸不坏,可以升降的防弹树脂玻璃。样车试制出来以后专门到靶场进行实弹射击,效果一般,改进以后安全性能非常好。检阅车是敞蓬的,警卫部门要求自动升降的软蓬也能防弹。当时这种材料制造技术只有美国有,但是得到它很困难,一是美方以军事用途为由不给,二是要天文数字的美元。我们决定自己干,通过和国防工业系统的密切合作,终于制造出中国自主开发技术的高级防弹检阅车。
邓小平与奥运会 篇2
《邓小平传》给我感触良多,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位“农民的儿子”到“国家领导人”再到光荣退休的革命历程。他的历程给我带来了极大地震撼。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段辉煌的历史,更是讲述一段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到改变国家命运的伟人经历,更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改变历史伟人的特殊品质。他给我带来了强烈的精神冲击。那种不甘于平庸的个性,那种不断拼搏、奋斗的精神,那种不断学习、充实自我的人身态度,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那种遇到挫折、困难绝不轻易放弃的性格……一个又一个重要的点滴塑造了这个伟人崇高的形象。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是谁建立了新中国?是毛泽东。
是谁改变了新中国?是邓小平
邓小平本名邓希贤,参加革命后才取名邓小平。邓小平的父亲叫邓文明,是一个小地主。其父亲邓文明作为一位传统的读书人,对幼年的小平有深刻的影响。在那样的年代,其父亲有着不一样的认知,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也相信年轻人需要更多的磨练。这对邓小平的性格形成有着很大影响。
邓小平有着很多的功绩,其最大的是在建国以后。建国以后是面临发展,改天换地关键时期,在这种最关键的时代,拯救民族于苦厄之境的人是邓小平。
他的功绩有很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
又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政治军事。对他的军事政治才能毛泽东曾对邓小平做过这样的评价:邓小平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除此之外,毛泽东也给予了邓小平的八字评价——柔中寓刚,棉里藏针。
他又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邓小平重新打开中美外交大门以及香港回归就是他外交才能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学习《邓小平传》,带给我震撼的不仅是他的功绩,而是他在那一段时期所展现出的精神品质,他的气魄,特别是他的不屈与勇敢。
要说勇敢,没让比的了他,文革时期敢于反抗林彪、四人帮,文革自后的经历更是要我们对他的勇气敬佩不已。
因为他的勇敢,敢于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和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伟大的构想为实现祖国统一指明了前景,赢得海内外人士的好评。而从香港、澳门回归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以后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一国两制”已经首先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人们有更加充分的理由相信,“一国两制”同样可以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他勇敢,他向“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的,书本上的永远都是书本上的,理论和实际总会有差距,结果如何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实践活动。只有实践才能得到知识,真理。而真理也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真正地证明其自身的价值。现在的社会,只留于表面的夸夸其谈而忽视社会实践的现象屡见不鲜,我觉得我们身为有学识、有素质的大学生,一定要剔除只说不做,沉迷空想空谈而不落实于实践的毛病。
他最大的勇敢不在于此,他的勇敢在于敢做别人从没有做过也不敢做甚至没想到的事情,他在肩负国家的使命之时,他用自己的勇敢拿着国家这件“贵重”的东西走出了一条历史上从来没人走过的道路,让我们国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于是“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诞生了。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国家在他的带领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失误,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式做出科学判断,成功的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还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们坚持走这条道路,二十几年来中华大地发生巨变,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国家总体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扩大和提高。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以及祖国统一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是他的勇敢,敢于那国家命运去探索,敢于创新,敢于向逆境挑战才带领了我们走进了新台阶。他的勇敢让我折服。他让我们领会打了勇敢的真谛,在21世纪的现在勇敢正是我们民族所欠缺的,他为21世纪的我们,为我们大学生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课。
他的勇敢让我折服,他的不屈更让人震撼。
1987年后,邓小平曾两次与外宾谈到自己这段“落起”的历史。他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外国人称邓小平是“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是的,邓小平这个永远大不到的小个子,他也是不朽的传奇。在邓小平同志的生命之线上,最美的定数那三起三落却依旧坚挺的艰苦岁月。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初,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因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遭到掌握中央权力的“左”的势力的批判和斗争,被撤销所任职务并受到党内 “最严重警告”处分,这一年邓小平只有29岁。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次“落起”才画上句号。当时,他那很有名气的职业革命家妻子、娇小的浙江姑娘阿金——金维映也和他离了婚。1938年春,金维映去了莫斯科,1941年死于苏德战争之中,时年37岁。这是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
邓小平第二次“落起”,“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邓小平就被指责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全国范围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批判。全家受到株连,接着,随着林彪“一号令”的发布,已经65岁的邓小平又被发配至江西新建县的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当了一名普通钳工。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感到最痛苦的时期。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毛主席在信上作了肯定的批示,1973年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得以恢复。1975年初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 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三次“落起”是在1976年至1977年。邓小平因“全面整顿”“文 革”的错误,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直到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前夕才获得第三次解放。
在那段那样艰苦的岁月里,他都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同时也得到了锻炼,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极大地锻炼他的作风、心性,这为他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三起三落本应消耗了他的所有人生岁月,但是因为他的不屈,他的不放弃,在他晚年时终于给他画上了辉煌的一笔。正如作者所说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看到他身上的一些弱点。有些人会认为他过大于功,但绝大多数人会认为他功大于过,因为是他领导他们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以往闻所未闻的水平,而这是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想不到的。
他的不屈正是中华民族的精髓,中华是不屈的民族,作为大学生更是要学会这种不屈。他想世界展示了什么是中华民族之魂,不屈、勇敢就是中华民族之魂。
邓小平与宁波的崛起(范文模版) 篇3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部历史,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串串特别的岁月。”而有一些岁月注定是属于我的家乡——宁波的。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也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宁波帮”指示发表30周年,而在30年前的一天,正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号召,让我的家乡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1984年8月1日,北戴河。
邓小平与当时分管沿海开放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共进午餐,并关切地询问当年五月刚刚确定的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进展。
“宁波究竟怎么样?”手里捏着筷子,邓小平突然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谷牧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
“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邓小平显然早已胸有成竹,“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邓小平还明确表达了两点意见:宁波的民航机场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先拿出来,交地方使用;派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这一天,被“宁波帮”和所有的宁波人视为宁波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宁波最引以自豪的是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宁波港由北仑、镇海、宁波老港三个港区组成。地处我国大陆沿海中部与长江“T”字型航线的交江口,位置适中,辐射便捷,自然条件优越,北边有舟山群岛作为天然屏障,北仑港区航道水深达30至100米,且风小港阔,不冻不淤,被誉为港口的“皇冠”。
1984年年初,刚刚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宁波虽能享受不少优惠政策,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宁波长期作为军事前哨,国家投资的大型企业少,工业经济结构以轻工业为主,工业技术装备落后,宁波的港口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但在邓小平同志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之后,宁波的春天终于到来了。以“世界船王”包玉刚为杰出代表的“宁波帮”爱国爱乡的巨大热情被邓小平对宁波的特别关怀所激发。他们纷纷将建设家乡的梦想付诸行动,积极地为家乡的发展献计献策,出资出力。特别是运用其在海内外的地位与影响,为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城市和北仑港、栎社机场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从而为当代宁波的高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据不完全统计,从1984年到2007年,共有5万多名海外“宁波帮”回乡,向宁波捐资12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捐资60亿元人民币;宁波5000余家三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200多亿美元,其中70%是海外“宁波帮”直接投资或由他们牵线搭桥而引进的。这些企业和由此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促进宁波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无疑,“宁波帮”成为了宁波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宁波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支撑点。事实说明,正是小平同志关于动员“宁波帮”建设宁波的指示,使“宁波帮”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成为宁波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缅怀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重温小平同志的真知灼见,我们再次感受到的是这位世纪伟人卓越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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