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女性现代文学论文

关键词： 东方女性 父子关系 现代文学 女性

一、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界的现状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界第一次有力的发声应该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一批有艺术和人文价值的作品，包括《渔光曲》《神女》等。当下我们所说的“走出去”更多地倾向于将电影发行到欧美主流电影市场，或获得其主流电影节的提名和肯定。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东方女性现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东方女性现代文学论文 篇1：

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通过分忻我国现代文学史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我国自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对女性存在歧视，受到性别差异化对待，女性被君臣关系、父子关系所捆绑和束缚。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看似获得一定解放曙光，并不惜牺牲生命换取尊严和自由，但实际上，社会并没有像宣传那般给予女性应有的宽容和尊重。虽然女性走出家门，但是仍然面临着尴尬的性别困境。这种现状也谱写出多姿多彩的文学女性形象，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现代文学作品，本文着重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发展，孕育出一批又一批典型女性代表，在特定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中，女性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束缚。这些女性形象深刻地体现在我国各种文学作品当中，这些作品的作者也结合相应历史背景，将当时环境下女性特有的逃离、生存、挣扎等特性进行生动化描述，同时也不乏在传统观念影响下，拥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为了对我国现代文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刻分析，本文主要从家庭中逃离、夹缝中生存、围城中挣扎和拥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四个方面分析。

一、家庭中逃离的女性形象

受到古代封建思想的束缚，女性在封建家庭当中没有独立地位。在出嫁之前，女性需要完全听从父母为自己做出的安排，出嫁之后，女性要遵从夫家各种礼仪和规范，所以，在后来吹响了个性解放号角后，很多女子开始逃离出家庭。卢隐、萧红是五四运动阶段典型的女性逃离人物，其作品和自身都体现了逃离家庭这一女性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萧红属于一种另类存在，她在这批叛逆女儿群体当中，是最令人心疼的、最勇敢的也是最有才情的。她为了获得自由，坚决地从家庭中逃离出走，开始了自我放逐和流浪之路。同时，她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也将这种行走与逃离淋漓尽致的呈现出来。她的文学创作，自己就是最典型的素材，对在人生中行走的凄凉和孤独进行细致化描写，以此使她笔下塑造的各种女性形象也拥有着独特的意味和色彩。比如《终身大事》这一当代独幕剧，就是一个不顾父母反对走出家庭追求自由恋爱的现代女性形象，在此形象影响下，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一批娜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现代文学作品增加了这类从家庭逃离的女性形象，但是作品中并没有明确交代这些女性逃离家庭之后是怎样生存的，结合当代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女性形象其实命运多数还是颠沛流离的。

二、夹缝中生存的女性形象

当代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女性形象，还有很多内容是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描述。很多现代作家在其文学作品当中，都表达出渴望和男性拥有平等的话语权。比如在《致橡树》中，舒婷通过“肩并肩”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表达了和男性平等话语的向往。而大部分现代作家作品当中，呈现的还是夹缝中生存状态。《祝福》当中，鲁迅就将祥林嫂塑造成了一位一生悲惨，在夹缝中生存的女性形象，这一形象至今仍然保有话题性。祥林嫂作为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当代女性，也曾有过幸福家庭，后来在丈夫死亡，自己被迫改嫁，额头留下耻辱性伤疤，儿子作为惟一的希望也意外死亡，种种寄托全破灭之后，她只能挣扎地生存于夹缝中，并同时把所有内心苦痛寄托给神灵，想通过这种赎罪方式获得一定解脱。然而现实仍然不允许她保有一丝生存余地，最终在现世消磨过程中耗尽生命。所有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呈现出来的夹缝中生存女性，均没有得到其渴望的生命尊重，大多消磨在人世间，渐渐将生命损耗殆尽。这些女性具有让人同情的生命轨迹，同时也值得人去深思，所以，女性遭遇的尴尬生存困境成为当代作家一个主要的书写命题。

三、围城中挣扎的女性形象

纵观现代文学史呈现的社会环境，女性在其中除了拥有父母给予的家庭型生存空间，其余生存希望边缘寄托于婚姻当中。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中，女性宁愿耗费全部精力找寻自己渴望的幸福，但同样，幸福并不是触手可及的。正如鲁迅笔下《伤逝》中的女性娜拉，子君。她作为一个接受过优良教育的进步青年，一直在追求自由恋爱和进步，最终与涓生结合，并经历过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然而，在生活步入正轨后，子君开始变得浅薄、多疑，不再像以往一样追求进步，依旧和其它传统女性一样开始了传统、反复的生活道路。特别是涓生离他而去之后，她又回到自己原本的封建家庭中，逐渐郁郁而终。作为在封建家族中出生并成长的子君，虽然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树立了代表当时先进女性的典型形象，但是因为那个时代对女性作出的限定，导致其之前所有的反抗均没有体现出决裂性、彻底性，同时在时间逐渐推移过程中，终究躲不过“旧”的女性性格特点。

四、拥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

中国拥有数千年传统文化，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拥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她们克己节欲、忍耐宽容、端庄贤淑、温文尔雅，这些女性在封建生活当中，或成为如《北京人》当中的愫方这样的闺中女儿之楷模，或成为如《家》当中瑞钰这样的已婚妇女典范，或成为《财主的儿女们》当中的蒋淑珍、《四世同堂》当中的韵梅这样集两种形象于一身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均拥有一定神秘性，既是封建道德情感包围之下的旧式小姐，也是旧时代塑造出来的优雅典型，同样都呈现出动人、崇高的人性之美。这些现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典型女性形象，既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的东方文化拥有美德光环，又让我们看到传统理念之下女性形象存在的阴影。这些贤妻良母形象蕴含着复杂的性格和情感，我们不能单一的否定或者肯定，而需要结合当时的生活现状和历史环境，深刻探寻这些女性形象的出路和命运。这类女性形象属于典型的大家闺秀，她们从小身居高楼深院，享受着后花园的宁静温馨，同时也体验不到时代喧嚣的热闹。这些女性要接受诗书礼仪和三纲五常的熏陶，被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所束缚和压抑，她们必须按照贤妻良母和东方淑女的形象获得角色定位。这些女性在接受一系列培养之后，都成为了淑女、好女儿和贤妻良母，她们美丽善良、忍辱负重、知书达理、善解人意、逆来顺受、温柔聪慧，虽然对命运安排不曾反抗，但是平静的接受也没有获得命运温柔相待，最终不得宁静与平和。如巴金塑造的瑞钰这一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她的婚姻决定方式极其荒唐，仅凭高老太爷的一次“拈阉”，就将她与觉新捆绑在一起组成婚姻家庭。面对这样荒诞的命运安排，她没有反抗，只有顺从接受，从此就在封建大家庭当中自然的成为一个好媳妇。不可否认，瑞钰是个好女人，她仁厚宽容、端庄秀丽，她会为了觉新亲自去梅林折取梅花，并为其精心绘画梅花帐檐，可见她是爱觉新的。她想要当一个好妻子，即便内心痛苦，也会压抑自己的情感，对梅付出真诚的关心，以对觉新受到的精神创伤加以抚慰。她同样也是一个好嫂子，对弟妹关心，她能够让觉慧向她毫无保留敞开心扉。因为她与觉新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当中，又同时处于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中心，对各种无形和有形的利剑不得不承受。愫方、蒋淑珍、韵梅和瑞钰一样，她们都是封建社会背景下塑造出來的好女儿、好媳妇，但是却在封建家庭中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生活举步维艰。这些女性形象坚韧、极富自我牺牲精神，她们可以为了家庭利益、家庭安宁和所爱之人的幸福，甘愿牺牲自我，除了牺牲作为妻子应有的幸福和情感，甚至还会牺牲生命。当军阀巷战到了最为紧急的时刻，高府就剩下了觉新一房，觉新在大祸临头的时候让家人去花园当中躲避灾难，决定以一己之力对抗乱兵，此时，瑞钰坚决要留下陪觉新。通过瑞钰和梅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瑞钰对觉新的爱是深沉的，她宁愿牺牲自己，以换得觉新的欢乐与幸福。这些女性形象具有舍身忘我精神，而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美德，又何尝不是一种麻木和宿命。然而，她们到了生命之终，才方能甚至还未能感悟到人生真谛。

五、结束语

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女性形象一直都是重点描写内容，而作品内容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大多是漂亮的、贤惠的、渴望婚姻且向往美好感情的，所以，女性形象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具有突出的表达力度，其存在的价值非常重要。通过本文对女性形象的分析，对现代文学作品中涉及到的女性形象有一个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并通过相关认识，更加深刻地理解现代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内涵与深远意义。

（作者供职于中国共产党射洪市委员会党校）

作者：谭晓丽

东方女性现代文学论文 篇2：

女性化与中国电影“走出去”

一、 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界的现状

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界第一次有力的发声应该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一批有艺术和人文价值的作品，包括《渔光曲》《神女》等。当下我们所说的“走出去”更多地倾向于将电影发行到欧美主流电影市场，或获得其主流电影节的提名和肯定。本文试图通过追溯在奥斯卡和戛纳两个主要欧美电影节上获奖或被提名的中国电影，分析其被西方接受的原因，从而找出中国当代电影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局限、问题和潜在的可能。

毋庸置疑，自从80年代中国迎来文化的春天以来，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的诸多中国电影人一直孜孜不倦地钻研电影技术，开拓有意义的电影主题，并努力进军国际，博得话语权。张艺谋导演浓烈的色彩影像语言和本土气息，李安导演温暖幽默的人文情怀，陈凯歌导演雄浑的历史沉淀，王家卫导演演绎到极致的光影世界，以及无数电影人呕心沥血刻画塑造的中国形象，都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些电影人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所做的努力和傲人成绩。当然，西方在接受这些高品质的中国电影的同时，又可能因为文化差异误读中国，甚至固化一些以往的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反而削弱和限制中国的话语权，阻碍中国电影发挥其潜能。

二、 强烈的女性化气质

根据历届在奥斯卡和戛纳获奖或提名的各部中国电影的主题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电影都带有强烈的女性化气质。在电影创作上也以一种被动从属的女性姿态融入西方的中心文化和全球商业文化。自从张艺谋在1991年第一次以《菊豆》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以来，在美国“华语热”的1992-1996年间，中国电影人几乎每年都以其女性主题获得提名。虽然这些电影以其独特的影像语言，浓郁的中国本土文化，唯美的拍摄水平鹤立鸡群，但这种在国际影展中重复的女性化电影却又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作用。受到性无能丈夫虐待的菊豆，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被继母卖给富商做妾的女学生颂莲，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被奴役剥削的少女们都不停地强化着一种信号：受压抑的，无辜的中国女性。《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和《喜宴》中的旅居美国的台湾男同性恋也都带有强烈的女性气质。即使是表面看上去阳刚的武侠片，其神秘的武侠人物，奇幻的武艺，诗意化的自然人文背景，类似舞蹈的优雅的武侠动作，与西方血腥暴力的动作片相比，本质上还是女性化的。再看1975-2015年间在戛纳获奖的17部电影作品，其中有11部都带有强烈的女性气质，或以女性作为主题，或以去男性化的同志恋情为探索对象。

这类女性化气质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胜出并非偶然。西方历来对以中国女性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青睐有加。华美文学中受到美国学界及大众欢迎的作品，如黄玉雪的《华女阿五》（1950），韩素音的《瑰宝》（1952），汤婷婷的《女勇士》（1976），谭恩美的《喜福会》（1989）都不约而同地以中国女性为创作对象。其中《瑰宝》和《喜福会》分别在1955年和1993年被改编成剧本，成为美国的经典电影。《瑰宝》中的华裔女主角和美国男子相恋，演绎了一场生离死别的美丽爱情。《喜福会》中的诸多女性在中国受尽屈辱与压迫，在美国却找到了话语权和新生活，或被白人男子拯救，或浴火重生。刻画这类中国女性角色的文本或电影，往往揭露中国几千年落后的价值和观念，同时崇尚西方的文明和平等。这无疑是美国主流社会希望看到和欣赏的。女性主题缓解了西方对于黄种人的恐惧和仇恨，迎合了西方固有的审美倾向。其优雅、无害的面貌的确是进入西方眼帘最方便，最安全的途径。

这样的女性形象投射到国族层面，即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暴露在西方的注视下，扮演着被审视的女性角色，并自我从属于西方的中心文化，等待西方的先进文明来拯救。《末代皇帝》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将这部由意大利导演制作的以中国为主题的电影归入这次讨论的范畴之内，并非仅仅因为这是一部第一次同时拿下9项奥斯卡大奖的中国电影，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电影进入西方所采用的成功模式：将自我从属于西方的理念、标准、审美等方方面面，强化延续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并且去除中国文化本身的独特性。这是一个意大利人眼中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相去甚远，然而却正因为他西方式的审美眼光成就了这部讲述中国清末皇帝一生的电影，助其摘得西方电影界的最高荣誉。在电影中，溥仪和他的英国老师庄士顿的关系正是一个古老落后的中国需要被清新先进的西方文明拯救的最好写照。庄士顿是启蒙溥仪西方思想的第一位导师，他带着同情的眼光审度着这位少年君主被愚昧、无人性的中国宗法礼教所压抑。当溥仪在火车站送别庄士顿回英，他命人用中国的传统丝竹演奏英国民歌《友谊长存》，用西方的礼仪告别他的老师。这次诀别无疑是溥仪步入他生命沉沦的开始，他慢慢失去了自己的皇宫、妃子、富贵、最后是自由。当这首古老的苏格兰歌曲响起，奥斯卡的评委和西方观众看到的是一位无力、瘦弱、苍白的中国末代君王希望被拯救，就如同那些几千年被压迫的中国女性希望被拯救。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开场就是一个对颂莲脸庞长达1分15秒的特写长镜头。由巩俐饰演的女主角颂莲，穿着民国时期代表民主、自由、开明的女学生装，梳着一对黑黝黝的大辫子，和镜头外面看不见的继母对话着。一开始頌莲表情麻木地告诉继母自己会嫁人的，因为继母已经跟她说了三天了。当继母问她要嫁给谁，她继续麻木地回答：“就嫁个有钱人吧。”当继母试探性地告诉颂莲，如果嫁给有钱人，她只能做小老婆，颂莲的右眼角开始闪动泪花但脸部没有其他变化，说：“做小老婆就做小老婆。女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么回事嘛。”然后双眼缓缓垂下泪来，年轻的脸庞却仍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情绪变化，或许是无奈，或许是麻木，或许是早已心如死灰。西方观众此时看到的是一个已经被西方先进思想浸润过的年轻女孩要被推入几千年对妇女压迫的旧礼教的深渊，当然会为之可惜，为之不平，更看到了社会丑陋的一面，将女儿当作财产，可以随意买卖交换。当颂莲麻木无奈地道出无数中国女性的感叹时，观众从颂莲的一个例子看到了她背后无数被牺牲的女性受害者。的确，这样的封建礼教是存在的，张艺谋的影像语言更是震撼人心的，但是正如石嵩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文化困境》一文中谈到的，很多电影影像会使西方观众误读，强化他们固有的对中国的偏差认知。

《花样年华》呈现的女性则可能是另一种满足西方男性曲解了的对东方女性的身体迷恋。在这部艺术气息十分浓郁的怀旧电影中，中国观众看到的也许是含蓄，也许是优雅，也许是道德与欲望的冲突，更或许是香港作为一个地方，对过去的怀旧和文化身份感的惘然。西方观众却会被其中的旗袍——这一中国的文化符号所折服。张曼玉在这部电影里展示了23件旗袍，或成熟妩媚，或惊艳绝伦，或伤感端凝，又或灵动婉约。每一件都性感迷人、雅致脱俗。但是作为文化符号，一旦输出国外却有被拍卖成文化商品的可能，从而增加这部影片的商业价值。曾几何时，文化也慢慢被贴上标签出口贸易，沦为商品。衣服是欲望的延伸和拓展。作为穿旗袍的中国女性，于是同样也被标上了文化商品的标签，成为西方观众眼中的迷恋对象。西方观众会被由张曼玉饰演的那位少妇身上所散发的传统中国女性的气质和性感所征服。他们所感到的那被精致的、美轮美奂的旗袍严严实实包裹着的曲线的、苗条的、让人浮想联翩的身体诱惑和被禁锢的、一触即发的欲望一定比中国观众强烈和刺激许多。这种对东方女性身体的迷恋，将东方女性的物化和幻想在西方由来已久，并仍然潜藏在西方意识中，究其原因，或许更应该归咎于文学媒体对这种迷恋的或多或少的迎合和固化。

三、 问题与局限

这些女性主题以及前面提到的去男性化的男性角色或國家身份，都是历年来入围奥斯卡和戛纳电影节的中国电影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或显性或隐性的女性化，让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道路变得开阔和平坦，但却牺牲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中国电影的巨大潜能，因为中国电影人潜意识中一直都在以一种屈从的女性化姿态同化自己，从而参与进西方主流电影界。武侠电影在21世纪初的大量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安的著名武侠片《卧虎藏龙》在2001年拿下了4项奥斯卡金像奖，以及多次提名。甚至在2001年后，每次奥斯卡提名的中国电影都是以武侠为题材的，不免让人以为只有武侠主题才能让中国电影引起国际影界的关注。自我从属于霸权中心文化而不挑战并瓦解当下的权力话语体系，势必会使中国电影产业缺乏活力和变化。

除了刚才列举的女性化的迎合和电影人的自我从属，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问题还有电影产业在商业利润面前的屈服。大批武侠电影的产生，并长期成为一种类型片，就是一个力证。张英进在《中国国家电影》（Chinese National Cinema，2004）一书中指出，“很多评论家认为红高粱（张艺谋，1987）作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先锋派电影的结束，商业化的开始。”[1]商业化的确是对中国电影的一次巨大冲击。自从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逐渐失去了雄厚的国家资金的支持，在有限的投资资金和票房号召力的夹缝中生存。很多评论家批评一些国际知名的中国导演电影质量下降，只追求利益，却似乎没有看到这些电影人在客观环境下所做的权宜之计和战术转变。商业利润的驱动让电影不免失掉了原有的影像灵性，人文气息和批判精神。这种主题单一，没有创新的格局一直持续到现在，让人很少看到其他可能的电影表达或主题探索。事实上，我们细看近年来冲进奥斯卡的中国电影，就会发现大部分电影拿到的不过是一些非主单元的奖项，如服装，摄影等。这说明中国电影在物质层面，诸如服装，道具，技术，摄影等方面都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但是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国电影已经慢慢显露出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贫乏和单一，这也让西方观众审美疲劳。

这种贫乏一方面是由于商业化的必然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电影人不可避免地缺乏自信。在面对强有力的西方主导的文化霸权面前，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不自信也是一种女性化的表现（民族和性别上的权力不平等往往是相似并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民族层面上的不自信特质，其实是任何一个处于边缘文化的民族的共同特质。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他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 理论中提出了“核心”（“core”） 和“边缘”（“periphery”） [2]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又由弗兰克·莫莱蒂 （Franco Moretti） 发展，提出了“文化波”（“wave”）[3]，即文化影响从核心辐射至边缘的观点。据此，处于边缘文化的中国电影一直就被西方的观念和审美标准衡量和限制，没有主导的自信，却满怀着被核心文化影响的焦虑。杜博妮 （Bonnie McDougall）在诊断中国现代文学时犀利地指出，中国文学有一种模仿的冲动，并且恪尽职守地遵循西方所谓的正确规则，致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质平庸。我想这种情况当然也存在于中国电影。

结语：打破与潜能

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可以被视为对近年来商业性浓厚的武侠电影进行的一次激烈的转变和重组。这部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武侠电影，改编自唐代裴铏《传奇》中的聂隐娘一篇。尽管还是以女性和武侠为主角，侯孝贤却大胆削减一向受大众青睐的炫目、快节奏的武打场面，将武侠商业片中一贯运用的武侠特技回归到平淡无奇，并且让镜头长时间地停留在充满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元素上，将唐诗的神韵没有痕迹地糅合到这个唐传奇的故事中。在电影开首，就出现了一个斜阳下的平静画面，古刹、晚霞、湖面上的鸳鸯，让人想到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画面传达出一种唐诗的灵性和古典文化的深邃。再如，唐代公主在牡丹园抚琴怨诉其一生的场景，潜藏着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衷情。其中对牡丹的近景特写，又让人联想到王维的“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将牡丹与公主的幽怨之心结合。侯孝贤用这样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突破着被商业化侵蚀的武侠叙事模式，挑战着业已成型的西方式的武侠表现形式。这是中国电影人对中国文化身份的一次反思，他通过电影的方式，重新定义着中国文化、武侠和历史。

另外，第六代导演，如贾樟柯、娄烨、张元等都在用他们的创新和灵性的镜头记叙一个更为多元、真实、复杂的中国。但是我们也不难觉察，他们的电影又往往是小众的，低成本的地下独立电影，获得的奖项也不属于如奥斯卡那样的西方主流平台，甚至在国内并不受大众欢迎。我们不得不追问：如何使电影艺术化和商业需求平衡互补。

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了这场国际电影界的角逐中，中国电影是否也可以摘下女性化的面具，以更独特，更复杂，更吸引人的新面目参与到世界电影的对话中。当对这场游戏的规则了如指掌，并深知自己在这场游戏中的位置后，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契机。我们应当考虑如何突破这种局限，瓦解现有的以西方为标准的评判体系，构建自己的一套电影体系——在理论、审美、精神、大众接受各个层面，让自己的多元、独特的声音被更多地听见并接受。如何摈弃以往的不自信，抗衡原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电影模式和接受美学，如何通过电影重新定义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重新建立中国文化的身份感，这些都是每一个电影人、评论者、学者、观众都需要思考和参与的对话。

作者：姚思佳

东方女性现代文学论文 篇3：

论《四世同堂》中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文学历史舞台上，中国作家老舍经过多年的艰难创作，成就了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部作品植根于历史现实，深刻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胡同居民的奋斗和觉醒。小说共分为《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其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体现出老舍深厚的文字功底和独特的文学思想，被誉为“好评最多的小说之一”。本文结合《四世同堂》的创作背景，围绕其中的人物形象和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探究，供广大文学爱好者借鉴参考。

“人要是没那么点劲儿，跟整天低着头捡食的鸡有什么分别呢？”这是出自老舍《四世同堂》里的一句至理名言。在抗日战争时期，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揭露了日本人冷酷、残暴的罪行，弘扬了伟大的爱国精神。老舍将自己的全部心血融入《四世同堂》这部作品之中，使其成为代代传阅的文学经典，是值得后人珍藏的民族回忆。

《四世同堂》中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如祁瑞宣的沉稳刚毅、韵梅的善良隐忍、冠晓荷的自私市侩、祁老人的老实倔强等，这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为作品赋予了旺盛的生命力。

一、《四世同堂》的创作背景

老舍曾评价《四世同堂》：“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小说表现了抗战时期北平普通民众的生活，全书共有三部，围绕小羊圈胡同展开，以祁家、钱家、冠家为主要脉络，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既展现出复杂的矛盾纠葛，又真实反映出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困惑和不屈气节。

《四世同堂》中这样写道：“总之生在这个年月，一个人须时时勇敢地去面对那危险的、而小心提防那‘最’危险的事，你须把细心放在大胆里，去且战且走。你须把受委屈当作生活，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好使你还肯活下去。”老舍之所以迸发出如此深刻的感悟，是因为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正是北平沦陷的第5个年头。在全民抗日的不屈气节下，高涨的爱国情绪促使更多的普通百姓萌发爱国之志和报国之心，这样真挚而热烈的情感激发了老舍的创作欲望。老舍在进行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后，于1944年在重庆开始创作，历经4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经典文学作品。1949年，《四世同堂》在美国出版译本，成为美国同一时期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直到1982年，《四世同堂》的全貌才被中国读者所知。2016年，《饥荒》的英文原稿被找回。2017年，《四世同堂》完整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二、《四世同堂》中正面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

《四世同堂》中的正面人物有祁瑞全、祁瑞宣、韵梅、钱墨吟等，他们既有相同的闪光品质，也有个性化的人物色彩。

（一）充满矛盾的祁瑞宣

祁瑞宣是《四世同堂》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祁家的长孙，热爱国家和民族，崇尚科学和文化。他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形象，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个性热情、积极，同时也承担着家庭的重任。他信奉父慈子孝，面对生活毫无怨言。在时代背景下，祁瑞宣一方面作为长孙，想做到尽孝，另一方面作为热血青年，渴望为国杀敌，做到尽忠，这体现了他思想上的矛盾。最终，祁瑞宣实现了从忍耐、顺从到挺身反抗的巨大转变。

这个看似温文尔雅、谦和有礼的有为青年，在敌人入侵家门、国土面临沦陷的特殊时期，便不再是那个稳重、多虑的祁家长孙，他抛开了对大家庭尽孝的矛盾思想，舍小家为大家，从妥协和忍让中挣脱出来，走上了一条殊死抵抗的道路。从祁瑞宣的人物形象中，读者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中一个青年的蜕变，这反映了祁瑞宣的觉醒。

（二）坚定爱国的祁瑞全

凡是好的作品，皆是从小处着笔，以小见大。《四世同堂》中，老舍塑造的人物看似普通，实质上代表着不同的群体。祁瑞全是祁家的第三个孙子，他是一名有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学生。后来，祁瑞全逃离了北平，加入了地下党，成为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爱国志士。相比之下，祁瑞全成长的环境更加优越，他比哥哥祁瑞宣少了更多的顾虑，而多了一份勇气和洒脱。虽然对母亲怀有深深的依恋，但是他仍然在国家的号召之下，离开了沦陷的小羊圈，来到抗战的主要战区。在深入农村的过程中，祁瑞全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活，他在更合适的地方贡献自己一腔热血，虽然过程十分艰难，但是他最终获得了成功。可以说，时代改变了祁瑞全，让他成为一个心中装着国家、人民的戰士，也让他真正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三）善良坚贞的祁老人

《四世同堂》中，祁老人已经将近80岁了，作为祁家这个大家族的“掌门人”，他是年龄最长者，也是四世同堂的代表者。祁老人是北京老派市民的代表，他有着老北京独特的小市民习性，对于政治和战争有着一种本能的回避。因此，在日军占领北平时，祁老人仍然抱有诸事大吉的期望。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祁老人不关心灭顶之灾，只顾虑自己的生日。他继承了传统的尊卑意识和思想礼节，忠诚而严格地按照礼教习俗办事。他信奉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即便是对来抄家的便衣，都报以微笑和谦恭。因而，不惹事、懦弱、拘谨是祁老人的性格特征。

然而，作为一个老派市民，祁老人并非永远懦弱可欺。当残忍的侵略者打破了宁静的生活后，祁老人萌发了仇恨和反抗，惩罚了当汉奸的孙子祁瑞丰，怒斥特务。在得知自己的重孙女被饿死时，他奋起反抗，体现了较强的时代感，从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勇抗战的民族气节。

（四）善良隐忍的韵梅

祁瑞宣的妻子韵梅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女性。她具有善良、隐忍、大方等优秀的品质。韵梅虽然没有上过多少学，但是在嫁给知识分子祁瑞宣以后，她竭尽全力做一个贤妻良母，全心全意照顾家中的老小，无怨无悔承担着照顾家庭的重任，具有东方女性的特点。爱憎分明的性格、奉献牺牲的精神使得韵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无数东方女性形象的代表。

三、《四世同堂》中负面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

《四世同堂》中的负面形象集中在祁瑞丰、蓝东阳、冠晓荷等人物之中，他们虽然在中国长大，但有着新的思想，一味追求享乐主义，沾染了很多西方糟粕。读者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淳朴、热忱，他们在醉生梦死中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这映射了低三下四、不知廉耻的汉奸形象，更呈现出这些汉奸腐朽的思想。

（一）贪图享乐的祁瑞丰

祁瑞丰是老舍笔下典型的“洋青年”，他贪图享受，甘当日本人的帮凶，甚至不管对方是谁，都会亲切地致敬，呈现出崇洋媚外、趋炎附势的姿态。他凭借卑躬屈膝和一味讨好，依靠着日本侵略者坐上了教育局科长的位置。老舍在塑造这类人物时，满怀痛恨之情，笔下充满力道，讥讽了贪图享乐的祁瑞丰之流，解释了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所展现的丑陋面貌，有力地抨击了汉奸卖国贼的肮脏思想，是对人性中“恶”的真实表达。毫无疑问，老舍对于这类人充满了痛恨、不屑与厌恶，同时也在字里行间展现了一种悲凉之感。祁瑞丰之流作为出卖了自己灵魂和肉体的人，必将接受人民和

时代的惩罚。

（二）性格矛盾的大赤包

在胡同中，大赤包具有自私、势力等性格特点，她是冠晓荷的夫人，她爱打牌、爱嚼舌根，就像胡同里的“西太后”，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形象。大赤包早年出身于旗下，崇拜日本人，对于邻里不屑一顾，因此她和自己的丈夫冠晓荷一样，都是没有原则的虚伪之人。但是大赤包的身上也有真实而多元的一面。她在生活和交际中十分豪爽，虽然贪恋金钱但是不吝啬，既有突出的人格劣性，也有敢作敢为的品质。因此，大赤包的性格充满了矛盾性，在整部作品之中，也更具艺术效果，是一个不可模仿、难以复制、充满戏剧性的人物形象。老舍对于大赤包强势霸道的性格进行了深入刻画，也展现了冠家不同人、不同选择所造成的不同结果。

（三）求荣反辱的冠晓荷

在众多人物形象中，冠晓荷的形象尤为鲜明。他50多岁，没有职业，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他作为冠家的“大家长”，虽然外表华丽，但是内心却极度自私，即便是在外敌入侵下，他依然没有亡国之恨，满脑子只有享乐安逸。他毫无民族气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在日本侵略者进攻北平的时候，冠晓荷出卖邻居钱默吟，导致钱家家破人亡，而他没有丝毫的内疚，令人深感憎恨。最终，冠晓荷因染病被日本人活埋，自食其果。

（四）无可救药的蓝东阳

蓝东阳，原名蓝紫阳，在日本攻占北平之际，为了表达自己的赤诚之心，毅然改名，表示要与日本交好。这不仅展现了一个丑陋的灵魂，而且也呈现了当时部分中国人在国家遭受侵略时的状态。蓝东阳犹如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飞，他的内心丑陋，体现出老舍对于这类典型人物的厌弃。值得注意的是，蓝东阳这一人物是根据真实的故事塑造的，老舍深感這类人的丑陋、滑稽和悲哀，因此，他在塑造蓝东阳这一人物形象时，整合了真实人物的思想，体现出了深刻的现实价值。

四、结语

老舍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作家，他在《四世同堂》之中借助小人物的视角来体现战争的残酷，以“宏大”的写作主题，对人物进行了塑造和艺术化处理。《四世同堂》中涉及的人物十分庞杂，包含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洋派市民和城市贫民等不同形象，凸显了不同的文化情感和民族历史。通过分析《四世同堂》中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广大读者能够从《四世同堂》中感受到深刻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因此，读者要真正做到读深、读细、读透，同时，通过对书中不同人物性格的探讨，能够在阅读中汲取更多的知识，深刻感受书中所呈现的现实道理和处世哲学。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作者简介：李广宽（1974-），女，广东肇庆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历史

文化。

作者：李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