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精选七篇）
消除贫困 篇1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其为解决我国粮食供给和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减贫方面做出了卓著贡献,被评为“终身成就奖”;
河仁慈善基金会创始人曹德旺先生与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先生因近年在慈善公益捐赠方面的突出贡献与成绩共同获得了“捐赠奖”;
著名媒体人士邓飞因近年来依靠网络新媒体创新性地开展“免费午餐”等网络公益项目,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与创新所取得的成就获得“创新奖”;同时获得“创新奖”的还有利用电子商务技术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通过改变人们传统捐赠方式,搭建人人可参与的创新型公益平台的阿里巴巴集团。
今年的“全球奖”继前三届颁发给为中国消除贫困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穷人的银行家默罕默德·尤努斯等国际组织及个人后,今年颁发给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用于表彰其自1979年以来,在中国长达30多年为消除中国贫困现状所无偿提供的粮食、资金及技术支持,以及其在全球领域内抵御全球饥饿,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中所取得的卓越贡献。
今年的感动奖获奖者包括:山东烟台拾荒助千名穷孩子上学的91岁老人刘盛兰、来自贵州罗甸县麻怀村的现实版愚公移山主人公邓迎香大姐、“改变残疾人生存方式”的残友集团、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创始人郑卫宁先生,以及十年如一日的助学团队“千分一助学志愿者团队”。
“中国消除贫困奖”其前身是中国十大扶贫状元。1994年,为配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中国扶贫基金会推出了“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评选活动,每年评选出十名扶贫典型人物予以表彰。2003年,经过国务院扶贫办批准后正式定名为“中国消除贫困奖”,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
国际消除贫困日活动方案 篇2
(二) 活动意义：首先，让我们大学生更全面地认识到扶贫开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让我们对扶贫有一个全面、新的认识。其次，让全体同学都能行动起来做出一点贡献。
(三)活动目标
(1)举行“贫困，一曲悲歌!”主题班会，了解贫困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悲伤，了解国际社会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努力，结合实际谈出自己的感受，做扶贫的志愿者。
(2)利用假期走出去进行社会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再在班级进行计论交流。
(四)活动流程:
宣传阶段：
1. 作展板让同学们了解贫困地方的困难
2.通过学校广播站向学生进行宣传
3.到社区宣传筹集物品
活动过程：
(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
主持人：同学们，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节日，你们知道哪些节日?你们知道10月17日是什么节日吗?(同学答)你们知道“民界消除贫困日”是怎么来的吗?下面请同学介绍。
甲：贫困，自古至今是人类的劲敌，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道深深的伤痕。全世界有60亿人口，13亿贫困人口，目前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长，平均每分钟增加40多人。正国为仙困人口增长速度飞快，所以贫困问题被联合国列为社会发展问题三大主道之首。1992年12月22日，第四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第二委员会(经济和财政)的建议，确定每年的10月17日为世界消除贫困日，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宣传和促进全世界消除贫困的工作，各国采取具体的扶贫行动。1994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集中讨论了消除贫困、促进发展社会金融的问题，并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同时确定为世界消除贫困年，-为世界消除贫困十年。
主持人：今年是世界消除贫困年的第五年，贫困仍然困扰着人类。当我们亲身体验和亲眼目睹贫困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否受到触动?惊心的画面历历在目，而贫困者为维护生命脉做出的努力和托儿所却常常被我们忽略和遗忘。
乙：同学们，被联合国列为贫困的48个国家中，有33个在非洲，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瘦骨如柴的非洲儿童睁着欺盼的眼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们饱受饥饿和贫穷的煎熬的时候，你是否无动于哀?可曾想到，现在全球上26亿居民缺少最基本的卫生设施，15亿人住房简陋，20亿人无法喝到合乎标准的饮水，世界上1/5的儿童受教育不到5年，同样百分比的儿童营养不良。贫困仍然困扰着人类。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主持人：值得高兴的是，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为消除贫国在积极地努力，它唤起了人类的良知。(同学介绍国际上扶贫助贫的材料)
丙：今年10月7日，联合国在纽约“消除贫困日”的活动，秘书长安南发表讲话，希望国际社会做出切实的努力，以实现20现有世界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
主持人：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人们拿出实际行动，做出努力。
丁：由于民界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使全球200多个国家中，59个国家人均收入在世界银行贫困线下，非洲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连年的灾害加剧了人们的贫困和死亡，世界各国的扶贫基金组织竟尽努力援助他们，这充分显示了人们消除贫困的愿望以及做出的行动。
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妇女节，3500个妇女组织发动“全球妇女大进军”活动，这是五大洲妇女在日内瓦举行的“向贫穷和暴力宣战”的揭幕仪式。
主持人：那么，在中国，人们为消除贫困做了些什么?
在中国，中国扶贫基金会“消除贫困行动月”系列活动和新闻发布会，开展“扶贫劝捐”活动，基金所得将用于四川大凉山彝族住房改造项目，以改善人畜混居的恶劣生活状况。(同学介绍有关国内扶贫的材料)
主持人：通过大家的介绍，你有什么感受?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同学发言)
(主持人宣布活动结束)
消除贫困是永久的和平 篇3
这将是一次不会招致任何抗议的颁奖。任何“圣徒”在他所反抗的势力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叛逆；任何停战协议都可能遭到质疑：战场上失去亲朋挚爱的战士不愿意妥协，优胜者会以为这是对弱者的包庇。惟有尤努斯与众不同，他阻止的是尚未发生的战争；他的敌人——贫困，是所有人的敌人。
这次颁奖意味深长。停止战争，不如让战争永不发生。在诺贝尔和平奖首次颁布105年之后，评审委员会的战争与和平观念发生了一次飞跃，他们开始赞赏用经济学办法彻底消灭战争的尝试。评审委员会阐述尤努斯获奖理由时说：“要实现持久的和平，除非人们找到对抗贫困的办法。”这或许表明文明世界接受了尤努斯的看法：永久和平不会由停战协议带来，它将由根除贫困带来。
1976年从美国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归祖国的尤努斯，在达卡郊外碰到了一名制作竹凳的赤贫妇女，因为受到放贷人的盘剥，她一天连两美分都挣不到。尤努斯掏出购买竹凳原料必需的27美元借给她，并用同样的方式帮助了42个有同样境遇的女人。当年，尤努斯筹资建立了以此为目的的“格莱珉银行”。1983年，孟加担当局允许其正式注册，这是全球第一家小额贷款组织。
格莱珉银行运转30年，它的639万个借款人中，已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成功脱离贫穷线。尤努斯还通过格莱珉信托公司将“格莱珉银行”模式复制到世界各地，帮助那里的穷人。
尤努斯的这个现代启示录说明，如果能让穷人分享到那些早已发明的经济技能，不需要什么“神迹”，也能在大地上建起现世的天堂。
在核试验的轰隆声和“人体炸弹”的爆炸声中，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穆罕默德尤努斯更引人遐思。它在暗示，如果制裁、精确轰炸、地面进攻都不能带来和平，那就要考虑换一种方式。
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战争的历史。如此富有理性的人，怎么会爱上这种令人丧失生命的活动?为了争夺一头野牛?为了“生存空间”?实际上，人是有办法通过更安全、代价更小的方式获得他们迫切需要的一切的。经历过两次毁灭性世界大战的西方国家已经掌握了这种智慧。可它们之中还有人打算用战争教给别人这个道理。
尤努斯却相信，所有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只是对发展中国家居民来说，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仍然有过多观念和规则上的制约，让他们过不上体面的生活。最好的选择是撤掉知识和技能的藩篱，把现代金融系统这一类便利送到他们身边，不让他们隔绝于现代社会之外。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认可尤努斯的信念，“尤努斯和他的银行的工作表明，即便穷人中最贫穷的人也能通过努力获得自身发展。”
比尤努斯掌握更大权力、拥有更多财富的人用傲慢的眼光打量世界，看到的只是差异和落后，总是有意无意忽视这种隔离。现实世界的每一声爆炸、每一滴鲜血都证明他们错了。贫穷还在，就不会有和平。历史并没有终结，只有所有人的全球化，不会有富人的全球化。
拥有尤努斯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孟加拉贫民的幸运。他能够一直和穷人呆在一起，把小额贷款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又能够清醒地引导他的客户，改变自己的命运，要靠分享富人致富的方法，不能直接抢夺富人的财产。
消除贫困 篇4
贫困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状态。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贫困是由于收入低下而导致的生活必需品匮乏状态,因此有人把贫困界定为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也有学者认为是个人或家庭收入没有达到社会认可的生活标准的那种状态;还有的定义或从人均收入来界定,或从健康水平来衡量,或从营养保健的角度来判断,还有以组别中最低20%来确认。因为角度不一,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统一的标准。
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贫困具有一系列经济社会特征,因此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往往从其经济社会特征上来界定贫困。世界银行在其2000-2001年度报告中指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和较低的健康和教育程度,贫困还包括人们面对外部不利冲击、自然灾害、疾病和个人暴力时的脆弱性”[1]。1989年欧共体给贫困下的定义是“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处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 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一书中指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英国学者奥本海姆在其著作《贫困的真相》中则形象指出:“贫困指物质上、社会上和情感上的匮乏。它意味着在食物、保暖和衣着方面的开支少于平均水平。…贫困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你的生存机会’的工具。它悄悄夺走了人们享受生命不受侵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休生活的机会。”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贫困一般内含的二层意思。其一,由于物质的匮乏而导致生活水准低于社会所能接受的最低标准;其二,从更深层面上看贫困就是指由机会、能力和方法缺乏而导致的后果。因此,消除贫困不仅局限在对贫困者提高物质救助以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准,而是应该把视线投向根源,使贫困者能拥有必要的机会、能力和方法,从而较彻底地摆脱贫困的境地。
2 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的特点和成因
贫困是人类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反贫困的任务尤为艰巨。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贫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大众普遍性的贫困,尤其在农村。1978年全国农村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82.08%,当时农民人均纯收入133.6元,年消费138元,而同期城镇居民的纯收入和消费也不过为343元和405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建国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密不可分。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抑制两极分化、共同承担贫困风险、缓解绝对贫困化方面有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使得整个社会整体长期的贫困和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首要问题是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在人均占有量低,物质产品尚不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采用绝对贫困的标准来作为贫困的衡量标准。因此,处在“温饱线”以下的人口被划为贫困人口,财政收入只够吃饭的县(市)被视为贫困县(市)。而这个自定“温饱线”也即“贫困线”的标准,在1990年到1998年的农村分别为300元、304元、317元、350元、440元、530元、640元、635元。依据1995年贫困线530元的标准,至2000年我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完成时,农村贫困人口为3 000万,可要是按照国际惯例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来计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1998年依然还有1.06亿。[2]
我国目前贫困问题在农村的普遍存在,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必须面临和克服的最主要问题。这些贫困问题的形成原因众多,也极其复杂。通常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
①生态环境与贫困问题休戚相关。恶劣的气候条件、贫瘠的自然资源都是造成生产水平难以提高和生产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我国贫困人口60%都处于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区和高原地区;②地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东、中和西部三个经济区域的距离越来越大,导致收入差距也越来越扩大;③制度因素的差异导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快慢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从非国有化水平、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这三个变量来衡量,其程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它们之间呈现一种正比关系;④资本的投入程度。资本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力量,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投入的多少。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各级政府都把招商引资视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来对待,充足资金的介入会极大地拉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涌入的资金90%进入东部地区,一些贫困地区长期以来用于生产的投资极低,导致这些地方完全缺乏自我发展和摆脱贫困的能力;⑤科技和教育程度低下也是贫困的主要成因。教育指标(通常包括中小学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学校的师生比、生均图书设备率等等)高,教育投入大的省份,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省份其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教育指标低,教育投入少的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地区。
3 社会排斥与农村贫困现象
社会排斥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与制定领域才开始被频繁使用的一个词。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主要阐述的是由于社会规则存在缺陷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现象——贫困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提出,目的在于促使社会找出规则的缺陷,并通过修正社会政策尽力加以弥补,从而使得社会上尽可能多的成员享受到正常的社会保障,也使得社会政策的结果更为公平和合理。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主题为“社会发展及进一步行动”的世界峰会,会议就消除贫困作了世界性的承诺。在会上“社会排斥”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我们的工作集中于范围广大的一系列导致贫困者遭受剥夺,决定其生活必然贫困的形形色色的原因”,“他们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时,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假如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能够创造财富的、有报酬的工作之外,那么社会将分崩离析,而我们从进步中获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3]
通过以上对于社会排斥概念的简单叙述。也可以看出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它的提出能很好解释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即除了历史和自然环境因素以外,制度的原因是我国农村贫困形象形成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导致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农村和农民日益边缘化,成为贫弱群体,导致农村贫困这一社会排斥现象的出现。
3.1 计划经济体制是导致农村贫困这一社会排斥现象的重要经济原因
建国后,我国仿照前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家实行一系列向城市和工业严重倾斜的经济政策,工农业产品之间存在严重的剪刀差,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据一些学者所进行统计得出的数据表明:1952-1990年,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国家从农村和农民身上收取的资金高达11 594.14亿元。[4] 这种由于畸形经济制度而引发的经济现象,除了农村和农民失去了本应该属于他们发展的资金外,还导致资源、人才和技术的配置长期向城市和工业严重倾斜,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规模,使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
3.2 农民公民权利的严重缺失是导致农村贫困这一社会排斥现象的政治原因
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中,处于国家人数最多的一个社会群体,农民严重缺少政治话语权,也没有与极其巨大基数相匹配的农民代表为其根本利益鼓与呼。按照199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农村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代表所代表人口数的4倍。即使这样明文规定了,在第十届2 238名政协全国代表中,68名农村代表只占了3%。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远没有取得和它巨大人口数量相对应的政治话语权。
3.3 农村社会保障的薄弱是农村贫困这一社会排斥现象的一种具体体现
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国家通过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和比较全面的社会福利使得城镇居民在养老、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等方面远胜于农村。即使在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开始改革之后,国家政治和经济长足进步,可农民依然没有分享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与保障,被拦在体制之外。
4 社会组织与农村扶贫主体的多元化
在我国,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贫困救助的主体一直以来主要由政府充当。从上个世纪建国之初,我国政府已开始着手建设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社会保障网络,但其中大量的工作和改革措施都是针对城市居民。到目前为止,城市的保障系统涵盖了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一个基本安全网络和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的最后安全线。相形之下农村社会救助(包括贫困救助)虽也是政府部门长期以来的工作内容,可相对于近年来不断完善和迅速发展的城市救助体系而言,明显滞后。我国目前农村社会救助主要包括五保供养、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户基本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和灾害救助,其内容虽也涉及养老、医疗和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等方面,可在实际操作中,其重心主要是放在了临时性的社会救助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0年中国农村剩余的绝对贫困人口为3 209万,相对贫困人口为6 213万,2002年的这两个数据则是2 820万和5 825万。而在相同的两个年份,民政部门给出的数据显示:2000年农村临时救助为1 667.6万人次,定期救助为62.3万人次;2002年这两个数据则为1 468.1万人次和412.7万人次。[5]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社会救助与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之间的缺口依然很大,很多农村的贫困人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也说明了对农村贫困群体的瞄准系统和救助体系的严重不完善,这种状况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排斥”。
国家统计局于2004年2月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2003年比2002年反弹了80万人,这是中国赤贫人口的首次反弹,这是一个应该让人警觉的信号:即政府作为扶贫的主体已进入一个发展的“平台期”。因为中央财力的有限和救助体系本身固有的缺陷,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救助模式发展的空间已表现出有限性。[6]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果不进行改革,提高扶贫效率,那么不排除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将有大规模反弹的趋势。因此,社会组织作为一股在扶贫领域日益活跃的体制外的力量,因其所具有的优势和已取得的成绩受到各界的注目。
4.1 贴近弱势贫困群体
社会组织最大的优势就是贴近贫困群体,这种贴近不仅仅是指空间距离的接近,更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靠拢。社会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基层,这就决定了其具有天生的“草根性”,这也使得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讲求做事的效率方面与官员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做每一个项目的前期都会花大量的时间进行调研,走访贫困群体,了解他们真正所需要的,而不是想当然的臆断。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也会鼓励项目参与者自己作出相应的规划,这种平等、互动的关系能够使社会组织成员与贫困村民迅速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从而能在第一时间快速做出决策,提高扶贫项目的效率,最终达到帮助贫困村民脱贫的目的。[7]
4.2 善于沟通
社会组织既有与贫困群体沟通,紧密联系贫困村民的热情和能力,又因其没有政治上的目的和野心,从而易于与政府达成默契,获得官方的支持。所以他们既可以深入贫困群体,向他们宣传和普及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提供给他们切实的帮助,还可以充当政府和农村贫困群体之间的有效传递纽带,从而影响政府决策。
4.3 先进的管理理念
目前活跃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组织,很多都具有国际背景。他们将国外最新的扶贫理念和管理模式带入内地。在他们所从事的项目当中,投入的不仅仅是一笔笔资金,他们更看重的是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改变贫困群体的思维观念,唤起其参与意识,改善当地人们的生存状态。
4.4 有效的监督
针对政府财政扶贫款中普遍存在的挪用、贪污等状态,社会组织的资金因为来源于企业、个人的捐赠,而这些资金能否有效地使用决定了该组织能否持续存在和开展工作,所以,很多社会组织内部都有很严格的财务审查制度,并且大多聘请了中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定期审核,定期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从而保证其农村扶贫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作为社会排斥的一种表现,农村贫困的消除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主要有赖于现行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新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因其自身所具有的优势,身处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对于扶贫参与,尽力弥补政府这一单一主体在这一领域的力不从心,对于缓解和消灭农村贫困这一社会排斥现象、提高农村贫困救助的效率、实现农村贫困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无疑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摘要：贫困所描述的现象是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现象中的一种。消除贫困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政府一直是消除农村贫困的唯一主体。由于其自身所具备的特点,身处国家体制外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对于缓解和消灭农村贫困现象,提高农村贫困救助的效率,实现农村贫困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贫困,社会排斥,社会组织,多元化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与贫困作斗争——世界银行2000-2001年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陈端计,詹向阳,何志远.新中国56年来反贫困的回顾与反思[J].青海社会科学,2006(1):23-27.
[3]伊莎贝拉.人人有工作:社会发展峰会之后我们学会了什么[J].国际社会科学,2000,17(4).
[4]银平均.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农村贫困[J].思想战线,2007(1):11-18.
[5]都阳.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变化与扶贫战略调整[J].中国农村观察,2005(5):1-9.
[6]陈维佳.论非政府组织在扶贫领域的优势[J].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5(4):13-17.
世界消除贫困日演讲稿 篇5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的题目是《消除贫困，人人参与》
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每年的10月17日是“世界消除贫困日”，世界消除贫困日演讲稿。前几天我从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件事：广州黄埔区荔园小学的同学们邀请河北省和广东省贫困山区的27名小学生到他们家里做客，一起欢度国庆假期。贫困小学生吃不惯家长们精心准备的美味，每天最想吃的还是面条、白馒头和野菜。据了解，住在高咏思家的丁肖霞晚上不愿意吃饭，她告诉高咏思：“今天我已经吃了两次饭了，怎么还要吃啊？”原来，她在家乡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看了这则报道，我感到内心十分沉重。一日三餐，是人类平衡汲取能量与营养的科学进食方式，是人类自古以来共同的传统与习惯，演讲稿《世界消除贫困日演讲稿》。然而，丁肖霞及其家乡的人们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这并非愚昧无知所致，而是贫穷落后逼迫。丁肖霞疑惑一日三餐，并非丁肖霞和她家乡人的耻辱，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耻辱！
当然，贫困不光是我国必须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全世界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状态。每年约有2000万人饿死，每天约有４万儿童因食品匮乏和得不到治疗而死亡。世界五分之一的儿童受教育不足５年。目前世界仅阿富汗就约有300万人正在承受饥饿的煎熬，2500万总人口约7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四名儿童就有一人不满5岁夭折。
也就因为全球面临的这个贫困的问题，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把每年的10月17日确定为世界消除贫困日，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宣传和促进全世界消除贫困的工作，动员各国采取具体的扶贫行动。两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扶贫中国行硕果累累。更可贵的是有些人，虽然自己并不富裕，但也尽力为扶贫事业做一份贡献。贫穷并不可怕，只要全社会都能为贫困的弱势群体尽一份力，人人互帮互助，贫困是能够被彻底消灭的。
同学们，身为学生，我们也许没有能力为扶贫事业做出轰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做起：一是主动关心身边家庭困难的同学，让他们感受到爱与温暖；二是自己努力学习，记住：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相信贫困会成为历史，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
60年:一场消除贫困的攻坚战 篇6
一
1949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到亚洲人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步构筑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我们初步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体系，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但也不容讳言，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存在的“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弊端，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到1978年，全国仍有2，5亿农村人口处于未得温饱的贫困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贫困问题得以缓解。到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25亿。1986年以后，针对相当数量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国情，我国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开始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
199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家扶贫开发投入大幅度增加，明确了资金、任务、权利、责任“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责任制，建立了东部沿海地区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协作机制，并规范了机关定点扶贫制度。经过不懈努力，到2000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
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明确提出了低收入标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发生了转移，把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化扶贫作为工作重点。此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逐步形成了集行业、区域和社会政策于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到2007年底，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479万，低收入人口减少到2841万。
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进行了兜底性制度安排。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2009年，我国开始实施人均1196元的扶贫新标准，按照新标准测算的扶贫对象达4007万人。这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按照国家扶贫标准，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初步解决温饱问题但不稳定的低收入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6213万减少到2007年的2841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6.7％下降到3％。从1989年到2008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03元增加到2611元。尤其是2002年到2007年，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05元增加到2278元，年均增长9.04％，增幅连续5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历史上少有的。
中国的扶贫开发还加速了全球的减贫进程，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贡献。根据外交部与联合国驻华机构合著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情况报告》，无论按照我国政府的扶贫标准，还是参考国际贫困标准，我国都是最早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到2005年，全球生活在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以下水平的贫困人口减少到14亿，共减少了4.18亿，降低了23％。按上述标准，如果不包括中国在内，则全球贫困人口实际增加了5800万。
二
我国扶贫开发不仅表现在贫困人口减少和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上，更重要的是成功地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我们党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贫困主要特征的变化，分阶段提出扶贫开发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不断创新体制、完善政策、强化手段，建立了消除农村贫困的制度框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紧紧抓住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矛盾，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为缓解和消除贫困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新世纪以来，我国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不断提高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力度，努力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大力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形成了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推动力量。总结经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扶贫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走出了一条开发式扶贫的新路。
坚持政府主导。一是加强领导。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实行各级政府扶贫工作首长负责制的工作责任制。二是制定规划。把农村扶贫开发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重要内容，如1994年颁布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2001年颁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都是指导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三是强化标准。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力状况确定国家扶贫标准，根据贫困人口分布状况适时确定并调整国家扶持的重点区域，使扶贫工作重心从贫困区域下沉到重点县和贫困村，扶贫工作进村入户，瞄准贫困人口。四是加大投入。各级政府不断增加扶贫投入。仅1978--2008年，中央政府就投入专项财政扶贫资金1700多亿元，并通过贴息调动了2000多亿元扶贫贷款。五是组织推动。积极调动部门、区域和行业力量扶贫，组织272个中央国家机关、民主党派、国有大型企业等单位定点帮扶48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动员东部沿海15个发达省市和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1个相对贫困的省区市。
坚持社会参与。一是深入宣传。通过各种形式帮助社会各方面了解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情况，在全社会营造扶贫济困的舆论氛围，引导群众关心和参与扶贫事业。二是广泛动员。在政府部门的大力宣传带动下，民间组织积极参与扶贫事业。如共青团中央发起的“希望工程”，全国妇联发起的“春蕾计划”、“母亲水窖”，中国人口基金会发起的“幸福工程”，中
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母婴平安120项目”，在带动群众参与扶贫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从1994年开始的光彩事业，以项目投资为中心，以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培训人才、发展贸易以及捐赠等多种方式，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进步。三是扩大国际合作。主要是与有关国际组织、双边机构和国外民间组织进行合作，联合实施多种形式的扶贫项目或活动。
坚持自力更生。扶贫事业的主体是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最终目的是提高他们的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积极推行参与式扶贫的理念和方式，动员群众积极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一方面通过“参与式”整村推进，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扶贫开发项目与资金使用的决策，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通过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推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进一步焕发贫困群众的自强自立精神，实现自我管理和自主发展。
坚持开发式扶贫。主要内容包括：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贫困乡村实现通路、通电、通邮、通广播电视；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贫困农户的土地生产力；开辟增收渠道，支持贫困农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小型加工业；提高科技水平，在农业生产中引入新技术和新方法等。近年来，我国有重点地在15万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全面改善了当地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推行“雨露计划”，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培训力度，增加了贫困农民的外出就业机会；促进产业扶贫，发展特色经济，调整优化了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组织移民搬迁，初步缓解了自然条件极度恶劣地区群众的生存问题；开展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治理试点，开始探索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途径。
三
党和国家提高扶贫标准以后，我国农村扶贫对象规模为4007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数。在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青藏高原地区、西北干旱地区、沙漠化地区、岩溶地区、秦巴山区和陆路边境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欠缺，地方病严重困扰，贫困人口比例高，扶贫工作难度大。加之目前城乡、区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困难与挑战。
当前，在各种致贫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新增贫困和返贫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增加了扶贫工作的不确定性。一是自然灾害风险。据统计，贫困村遭受自然灾害打击的概率是一般村的5倍，许多贫困地区通常面临着突发性气候和地质灾害的更大威胁。二是市场因素影响。特别是近期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间接影响，我国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遭受较大打击，贫困人口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将会导致较为严重的返贫问题。三是政策性因素。在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一些地区的土地、资源和生态补偿政策落实不到位，可能会造成新的贫困人口。四是因病致贫等因素。因病致贫是长期以来致贫返贫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类贫困持续时间长，需要在扶贫工作实践中加以高度重视。
扶贫开发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随着国家扶贫标准的提高，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的温饱并帮助其彻底脱贫致富，重点是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我们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抓紧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努力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提高管理水平；积极开展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和东西扶贫协作，充分发挥企业、学校、科研院所、军队和社会各界在扶贫开发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反贫困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贫困地区科学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战略目标贡献力量。
消除贫困 篇7
尊敬的代比总统,尊敬的基塔罗维奇总统,尊敬的洪森首相,尊敬的巴妮主席,尊敬的加西亚副总统,尊敬的克拉克署长,尊敬的陈冯富珍总干事,尊敬的卡马特行长,尊敬的金立群候任行长,尊敬的各位使节,尊敬的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2000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千年发展目标。那时以来,各国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采取行动,进行不懈努力。 到今年,全球在消除贫困、普及教育、防治疟疾和肺结核等传染病、提供清洁饮用水、改善贫民窟居住条件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基本完成, 全球减贫事业取得重大积极进展。
在上个月召开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各国通过了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国际社会携手消除贫困的决心和信心。
由于种种原因,贫富悬殊和南北差距扩大问题依然严重存在,贫困及其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依然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足寒伤心,民寒伤国。”我们既为11亿人脱贫而深受鼓舞,也为8亿多人仍然在挨饿而深为担忧。实现全球减贫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今天,我们相聚在北京, 就是要向世界表明,我们将加强减贫发展领域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享经验,积极呼应和推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落实。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不断出台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 为大规模减贫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我们坚持政府主导,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开展大规模专项扶贫行动,针对特定人群组织实施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发展规划。
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我们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构建了政府、 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 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我们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先后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 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 《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普惠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对贫困人口实施特惠政策,做到应扶尽扶、 应保尽保。
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 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积极帮助, 中国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 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回顾中国几十年来减贫事业的历程,我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上个世纪60年代末, 我还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陕北一个小村庄当农民, 一干就是7年。那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当时和村民们辛苦劳作,目的就是要让生活能够好一些,但这在当年几乎比登天还难。
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 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这两年,我又去了十几个贫困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 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人民幸福。尽管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 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一步。
为了打赢这场攻坚战,我们将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大幅增加扶贫投入,出台更多惠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提高市场机制的益贫性, 推进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实施一系列更有针对性的重大发展举措。
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
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 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我们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和鼓励全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参与扶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让他们同其他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向着美好生活奋力奔跑。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
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先后7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中国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的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未来15年,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凝聚共识、同舟共济、攻坚克难,致力于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此, 我愿提出如下倡议。
第一,着力加快全球减贫进程。在未来15年内彻底消除极端贫困,将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的人数降至零,是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如期实现这一目标,发达国家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发展中国家要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在前不久召开的联合国系列峰会上,我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 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未来5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的项目支持,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 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 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 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等。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 中国人民历来重友谊、负责任、讲信义,中华文化历来具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在此,我愿重申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坚定承诺。
第二,着力加强减贫发展合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
中国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继续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将同各方一道优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进南北合作,加强南南合作,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充足资源和强劲动力;将落实好《中国与非洲联盟加强减贫合作纲要》、《东亚减贫合作倡议》,更加注重让发展成果惠及当地民众。
中国将发挥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国际减贫交流平台作用,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更加有效地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分享减贫经验。
第三,着力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中国坚定不移支持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对接发展战略,推进工业、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绿色能源、环保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帮助各发展中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前不久,我在联合国主持召开了南南合作圆桌会, 同2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一道,交流南南合作经验,达成广泛深入的共识。中方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深化减贫等各领域的南南合作,携手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第四,着力改善国际发展环境。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 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是消除贫困的重要条件。
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就是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帮助他们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 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
最后,我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祝这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