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声音

关键词： 策划

时代声音（精选七篇）

时代声音 篇1

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服务民生需求,是传统媒体的职责与义务。如何尽到责任,尽好义务?做好策划非常重要。

向善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精神因子,也是城市和谐之美的基础。因此,我们从人的最基本的善良愿望出发,策划组织了大量符合社会公众向善向上的精神追求,传递温暖的新闻报道,激发起市民内心的善良和道义。

温暖宣传活动策划旨在更好地配置和运用新闻资源,遵循新闻发展规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使媒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影响受众,温暖市民,以取得最好的社会传播效果。如得知在金鼎山镇贫困幼童遭遇烫伤,家里生活陷入困境后,如何做好此次宣传报道,编辑部立即行动起来,做好相关的策划,通过消息、通讯、图片、短评等方式,采用参与式、进行式报道方式,吸引受众持续关注主人公的命运,好心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产生良好效果。此报道刊发后,引起市妇联、市国税局等部门以及社会大众的重视,短短时间内就收到捐款近十万余元,及时将被烫伤幼童送入医院治疗,帮助困难家庭,贫困儿童得救了。

除了这种动态新闻策划活动外,我们还立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不同层面的社会群体,分门别类地定制服务性、贴近性、参与性强的温暖报道活动,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渗透到他们生活中。具体工作中,我们杜绝策划中凭空想像、虎头蛇尾,生拉硬拽,拖沓注水,形式大于内容等现象,注重每个环节在执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2013年3月5日,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50周年。为了弘扬新时期的雷锋精神,传递城市温暖,传播时代好声音,宣传报道遵义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激发社会向善力量,遵义日报编辑部提前策划发起了“身边活雷锋·最美遵义人”系列宣传报道。活动启动前,我们将最初策划方案拿出来,联系遵义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电视台等单位负责人,一同研讨,大家各抒已见,碰撞创意火花,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对策划方案进行完善修改,通过几次讨论,使策划方案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精心的策划,为活动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活动推出身边活雷锋候选人100余人,通过投票参选的方式吸引受众注意,在这个过程中让受众关注身边活雷锋们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感受人间的温暖,让参与者有意无意之间受到熏陶和教育。仅在投票期间,就吸引70万人次参与投票。

2 转变作风深度关怀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对读者的争夺,如果市民不爱看,那就在媒体中丧失了话语权,也谈不上影响力。传统媒体在扩大传播力时,在于内容,在于内容的改变,文风的改变转变,归根结底是作风的转变。

遵义日报充分利用全国新闻界持续深入开展“走转改”教育实践活动的机会,力争把传统党报长期以来形成的公信力、穿透力、亲和力、创新力发挥到极致。具体活动中,引导记者多以平民视角参与采访,突出人文关怀,关注基层小人物的闪光点,聚集社会正能量。

长期的新闻实践证明,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是记者用脚在基层走出来的。《人民日报》记者刘晓鹏直言,不到基层去,总隔着玻璃窗,眼睛就看不清楚;不到基层去,从材料到材料,思考就不够深入,不到基层去,通篇干巴话,表达就不够到位,不到基层去,冷暖不相知,感情就不够投入。这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尤其是一线记者共同的感受。笔者以及笔者身边的同事在交流中深深感到,胸怀感恩,带着感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用群众乐意接受的方式阐述观点,用群众感到亲切的语言来改进文风,接了“地气”,宣传报道就会有温度,暖人心,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自然提升。

2013年,遵义日报开展“身边活雷锋最美遵义人”系列温暖宣传报道活动,两位记者走进乡村,走访几十年如一日为村民看病的敬业模范乡村医生宋太棋,爬山涉水寻访在救灾途中牺牲的勇敢女孩汪策的家属,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挖掘到长年为困难村民免费理发的唐小菊等,一篇篇来至基层带有体温报道的出炉,通过报道这些平凡的善事中,传递了社会向善、向上的力量,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这次的报道中,记者切身体会到,温暖新闻报道是群众生活实践的写照,是时代进步的记录,走进基层,与群众拉家常,心联心,才能在作品中准确运用群众的语言,回应群众关切,才能写出温暖群众的新闻作品。贴近就是力量,贴近就有温度。传统媒体在注意宏观选题的同时,更加注意微观选材,用身边新闻人、新闻事感染群众,温暖群众,为大众关注并喜爱,传统媒体在大众中的影响力也站稳了。

人文关怀,是传统媒体的责任,践行“走转改”是传统媒体进行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走起来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到基层倾听人民心声,关注人民创造,宣传报道内容传播富于情感温度的新闻作品,利用传统媒体优势展示凡人凡事中所蕴涵的思想精华,在新闻主题宣传活动中更加突出新闻价值的“本地”元素,就能温暖本地受众,满足大众的新闻欲,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3 创新形式温暖心灵

近年来,网络快速发展形成的“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传播新格局,使主流媒体“先声夺人”的话语权优势受到严峻挑战。传统媒体只有深入研究社会群众需求,注重创新宣传报道活动的表现形式,才能更加有效地温暖受众。

表现形式首先要符合内容需要,而不是简单地做花架子。从内容方面看,传统媒体不应只是简单的记录者,还应担当起构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任。当今正处于转型阶段、多元文化形态发生剧烈碰撞之时,社会期盼媒体的新闻报道活动彰显符合时代精神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向上、向善的力量,抓住这一阅读诉求,有意识地发掘凝聚坚韧、善良、诚信等人类美好情操的温度新闻,是传统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宽容,但有些人趁机越过道德的边界,挑战底线,并成为习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宣传报道活动中自觉坚守真善美,坚守诚信,守卫住朴素和美好价值。所以尽管社会现象五花八门,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我们都并未简单迎合。

比如,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同时社会上也兴起了一股奢靡之风。一些媒体不仅从内容上助长这种风气,而且形式上也去迎合。我们则对此现象冷静观察,且反其道而行之,内容上大力宣传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形式上做到简洁大方,不仅没有落伍,反而受到普通市民的好评。又如,独生子女是城市家庭关注的焦点,每当儿童节到来之际,很多媒体习惯锦上添花,通过各种方式渲染欢乐喜庆的气氛。这本无可厚非,但2013年“六一”前夕,遵义日报编辑部策划儿童节宣宣传报道中,有记者提出来关注城市底层的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候鸟儿童生活。通过充分讨论酝酿,形成了一个策划方案。按照方案,十余名记者花费三天时间深入到学校,走近困难家庭,采写了两万余字的文字稿件,用镜头摄下孩子们的生活。记者从采访到稿子形成过程中,注意新闻表现形式,应用直白和故事性话语讲述新闻,编辑在后期编排过程中注意版面语言应用,把富有感染力的聋女儿童美丽的笑脸作为主图,图文并茂,真实地再现了这一群特殊儿童不一样的童年,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道见报后,受众被温暖了,城市也被温暖了。有读者纷纷打来电话,询问这些儿童的情况,不少家庭要求与这些儿童接对子,温暖包围了城市,更包围了这些孩子。

为了新闻能够打动人,让作品耐看,让内容在空间里绽放光芒,让老百姓喜欢看,在新闻报道中,我们从采访到作品见报,每个环节都精心打磨。从挖掘新闻点,到采访中注意收集资料,到最后以相关栏目为载体,细化到专栏的字数、表现形式,力争做到反映社会主旋律的硬新闻软着陆。

在版面制作过程中,首先让标题温暖起来,尽量使标题能够充分调动受众阅读兴趣,增强吸引力。如在7月28日的社区版面上《让温馨和感动在社区流动》这一标题句式结构工整,充分表现作品主题,做到了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画龙点睛,同时充满了人情味,温度感,为文章增光添彩。其次考虑版面布局、图片运用、各种版面元素的搭配利用等,尽量将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统一起来,让时代好声音传播得更嘹亮、更动听,让新闻报道更加温暖人心。

摘要：新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的格局下,传统媒体,尤其是地市党报的改革创新需要借鉴新媒体,但决不应跟着网络媒体随波逐流,做成网络舆论的“传声筒”“放大器”;而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唱响时代主旋律,在弘扬社会正气、促进社会和谐中,传播时代好声音,传递城市温暖,赢得读者青睐。笔者结合自己在《遵义日报》专刊中心的工作体验谈谈看法,以就教于行家。

关键词：时代声音,传递温暖

听听那个时代的声音作文 篇2

我的爷爷出生在中国最为动荡的时代，历经了多少历尽沧桑岁月。他曾在飞机研究院担任过高级工程师，为祖国奉献过自己的青春。在老人会去世的两年中，他带我共同聆听了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声音。

从我小时候在爷爷家住时，便接受这可怕的洗礼。每天早晨6点半，雷打不动的黄河大合唱便被排山倒海地放了出来。总让我被迫从美梦中走出来。

没过几天，我便受不住了。最终我鼓起勇气去爷爷谈判。当时哗哗的播放器正在放着长城谣。有着中国之星称号的周小燕在这播放器的洗礼下也成了沉闷的男低音。爷爷坐在沙发上，眼里闪着激动的光，手上打着拍子，嘴里唱着我听不清的歌词。“爷，别放了，怪难听的。”我忍不住说。“多好听的一首歌呀!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厂连造技艺的那股热情。”怀着对那个时代的疑惑，我慢慢的开始对这个陌生又亲近的时代感兴趣了起来。

那天下午，我主动找爷爷谈论那个时代的事情。也有时候那天异常的高兴，向我叽里呱啦讲了许多，像一个口渴的人遇到一杯水那样，本沉默的爷爷辞世后在演讲家一样，口若悬河，说个没完。至今我还记着那句话：“反正如今中国日渐繁华，我决定除了努力没有白费，让我很快乐，也许我们这代人都会发出这样的共鸣吧。”

时代声音 篇3

——与这届本科毕业生几乎同时来到北大的现任校长周其凤,用刚结束的欧洲杯来表达对学生的期待。

只是输了一场球,又没有死人,不是吗?

——李娜近日败于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娅,连续第二年止步温网第二轮,她这样回应媒体质疑。

学我不上学这个很好学,把校服一脱不就学成了吗?其实上不上学不重要,但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如果你有一技之长,你不会给社会造成负担,你能养活自己,甚至过得不错。OK,你可以不上学。

——对于有人要学自己当年退学,韩寒这样回答。

他学习太差,所以我认为他是智障。

——河南市安阳殷都区一名小学生因成绩差被开除,班主任这样解释缘由。

在法国,有两样东西你不会扔:面包和书。在德国,社会地位最高的艺术家是音乐家,在意大利是画家,在法国则是作家。

——法国XO出版社社长贝尔纳?菲克索(Bernard Fixot)说

我用我的血和泪挽救了李开复。

——《北京青年报》报道,唐骏日前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当时我选择说一声对不起,服个软,其实很多中国人也就会理解,毕竟是个年轻人犯错误,正常。但是,我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后来,就有人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了李开复先生。李开复先生在最快的时间选择了服个软,说了声对不起,避开了同样的一种风波。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他应该感谢我,因为是我用我的血和泪挽救了一位青年。"

学校是孩子们知识的园地,孩子们也从学校获得友谊、获得进步,但如今激烈的入学竞争让孩子们相互之间产生隔阂,让孩子们在利益争夺中扭曲了对学习的认识。

《中国好声音》的传播及时代意义 篇4

1《中国好声音》的传播特点

《中国好声音》是由浙江卫视联合娱乐界的几位音乐家共同制作的大型励志音乐评论节目。它有如下传播特征:

1.1 节目核心价值观的创新。

《中国好声音》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四名评委招收徒弟打造团队。歌手在出场的时候就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功底, 评委要背向歌手进行新时代的“盲听”歌曲。如果评委满意, 就可以亮起自己座椅的灯;如果这四位评委都比较满意这位歌手, 那么歌手自己喜欢哪名评委, 就可以选择哪名评委, 直至最后完成团队的建设。在这个环节中, “盲选”这个新颖的词汇被使用, 也让声音成为比较各自实力的唯一标准, 这样就加深了节目的内涵, 成为了节目创新的又一亮点。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 公信力成为了观众必看的原因之一。而《中国好声音》通过“盲听盲选”这样的方式来公平地较量, 正是客观公正公信力的体现。此举不仅提高了节目的影响力, 也创造性表达了核心的价值观。

1.2《中国好声音》在各个环节的设计上充分体现了传播性。

它改变了以前电视选秀节目各环节目的不明确、定位不准确的缺陷, 它的各个环节设计思路十分的清晰, 都有充实的内容和完成合理的事实。下面我们将对此进行分析, 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整个节目的组合、叙事线索和各环节的作用。

通过下面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到, 节目的每一个环节设计的目的非常明确。在中国以前的音乐选秀节目中, 歌手的自我介绍一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中国好声音》与之相比, 更胜一筹。它不单单是简单的自我介绍, 而是在歌手和评委的共同交流中, 歌手把自己追逐音乐之路这一曲折的情感历程很生动地表达出来了。进而让人物一下子丰满了、立体了、随和了。不仅拉近了歌手与导师的距离, 而且拉近了歌手和观众的距离。除此之外, 导师之间互相争夺歌手的环节在国内电视音乐选秀节目上还是首创。导师从高高在上的评委主席台上走到台下,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地位平等。而且在设计上也制造了很多悬念, 这成为此次节目新的看点。在传播上满足了观众的心理和升华了关心的情感。

2《中国好声音》的时代意义

2.1《中国好声音》传播了正能量。

任何一个选秀节目的价值取向都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第一届的“超女”赢在了海选, 赢在了全民参与, 也包括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非诚勿扰》又为何有如此高的关注度和生命力?那是因为它关注的是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个社会话题——大龄剩男剩女的婚姻问题。《中国好声音》的核心传播价值不单单是“好声音”, 而是什么样的声音才是好声音, 专业的评论、善良的鼓励、个性的自由张扬, 等等都在传递着一种包容、开放的价值观念。总结一句话:优秀节目的核心在于它传递给观众什么样的价值观。《中国好声音》能够不看外貌、不看背景、只听声音, 让很多外表不太漂亮的草根阶层实现梦想, 它宣扬了一种公开、公正、公平及追求真、善、美的永恒的价值观念。生存在当今社会的每个人, 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前提是什么?就是社会的公开、公正、公平、。只有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下, 作为渺小的个体才能够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也只有不断地实现个人的梦想, 这个社会才会健康持续地发展。《中国好声音》让国民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希望, 让国民点燃了梦想, 为社会也传递了一股正能量。

2.2《中国好声音》洗涤了观众的心灵, 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正能量。

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或笑或哭的表现都是节目激发情感的产物, 由此产生的精神上的共鸣就形成了节目的思想指导。《中国好声音》的很多期节目宣扬的价值观都是积极向上的。第一期节目中的徐海星, 因为父亲的离世而一蹶不振, 但是凭着对音乐的执着、热爱她最终走过了那段阴霾的岁月。王韵壹的惊艳登场, 凭借的是台下几十年如一日的对音乐的坚持。这样的选手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数不胜数, 这些故事、这些点点滴滴的片段构成了《中国好声音》的价值观——对音乐的执着, 对梦醒的追求。正是这样的价值观才使节目带来了良好的口碑。著名影星姚晨在微博中说《中国好声音》提炼了生命中最有机价值的东西:积极、乐观、真挚、勇敢。导演冯小刚也这么评价其中的一个歌手:“猝不及防被娃的真挚撞了怀。这娃是去污粉, 能洗掉心灵的灰尘”。主持人李小萌也在微博上称赞《中国好声音》的评委“扭转了高高在上的惯例。而且, 最重要的是它让观众看到了一群有目标、懂得感情、有力量的活生生的一群中国人。这给观众心灵以深深的洗礼, 提高了观众的文化素养, 也给社会传递了一种正能量。

3 结语

《中国好声音》把观众看热闹的听歌方式升级为对音乐的欣赏和评价。让观众通过现场歌手的表演体会到歌曲演唱的内涵, 从歌手本身的故事发掘出歌曲演绎的真谛。让音乐回归了艺术, 让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选秀也走出了低俗。它是一次视觉、听觉的完美盛宴。

参考文献

[1]李炜.浅析电视选秀节目的传播特征[J].东南传播.2009 (08) 89-92

[2]王彩平.为何从火爆到叫停[J].新闻前哨.2009 (04) 96-102

[3]尹磊, 赵鑫.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冷思考[J].安徽文学.2009 (07) 89-96

[4]胡忠青.新闻博客与博客新闻[J].新闻界.2010 (05) 102-145

[5]夏永辉.中国电视娱乐化问题浅见[J].新闻知识.2009 (07) 130-145

[6]王亚娜.雾都夜话节目形态解读[J].中国电视.2011 (02) 143-156

时代声音 篇5

——白岩松在央视“新闻1+1”栏目中就“表哥”杨达才受审发表评论。

妈妈，不要亲我！

——5岁的朱子宸回到家，妈妈高兴地想在儿子脸上亲一口，却遭拒。妈妈追问才得知，孩子在幼儿园上了“防狼课”

人类之所以有进步的主要原因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

——作家倪匡

谈恋爱，是大学里的选修课，你们选上了，就好好珍惜你身边的那个人；没选上，那只能说你的花期还未到，不必焦虑。

——据《楚天金报》报道，9月2日，华中科技大学在光谷体育馆举行2013级研究生开学典礼，该校大学生发展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章劲元诙谐幽默的演讲，让在场新生们都“惊呆了”。

难道因为我们没上一本二本就给学校丢脸了吗？

——常州毕业生控诉高中母校，未考上二本连毕业纪念册都进不了。

你可以百度一下。

——记者在洛阳高校采访大学生问抗战胜利纪念日在哪天，许多学生不知，建议记者去百度。

抱歉，快开学了，单子太多我们忙不过来。

——代写暑假作业网店热销，称9月1日前的单子现在不接。

岁月真是神偷啊，我们偷了别人的菜，时间收割了我们的青春。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连连看”、“开心农场”、“飞机大战”……游戏各领风骚数月，最终，一茬游戏一茬人。媒体人“卡獭秦”5年前曾写过关于“偷菜”火爆的报道，5年后又写了“偷菜”的倒闭。他这样感慨道。

不锻炼成全球第四大死因。

时代声音 篇6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快乐男声》,大片时代,媒介经营管理

中国的电视综艺节目在近十年来大体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从完全模仿到全盘引进再到因“地”制宜、和版权方深入探讨电视综艺制作规律和媒介经营模式。《超级女声》(现在的《快乐男声》)、《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可谓是三个阶段的代表性“产物”。随着《中国好声音》2012 年的“异军突起”和2013 年的持续火热,浙江卫视节目总监夏陈安以这样一句话总结———“中国电视的‘大片’时代已经来临。”而此前连续多年一直坐稳综艺“头把交椅”的湖南卫视及其王牌节目《快乐男声》都在和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包括《星跳水立方》、《中国星跳跃》等“大片”式电视综艺栏目的竞争中受到了冲击。在这两种运营模式的对比之中,“大片”式电视综艺的媒介经营模式的特点及其影响也初现端倪。

一、收视大战:竞争下的电视娱乐节目市场呈现观众重合、内容同质的趋向

从CMS46所提供的平均收视率的总体趋势来看,《中国好声音》和《快乐男声》平均收视率的变动呈现一种反向相关,即随着一方收视率的提高,另一方收视率会下降。虽然下降和升高的具体数值无明确等同性,但是仍然可以推测,竞争下的《中国好声音》和《快乐男声》有部分受众重合。

其次也可以直观地看出两档节目内容的同质化———无论形势如何包装,节目本质还是“选秀”。两档节目在每周五晚同时段播出,受众选择的结果呈现的是《中国好声音》的平均收视率大幅高于《快乐男声》。

2013年7月12日《中国好声音》开始播出后,收视率从3.516起不断上升,此后一直在5.000上下浮动,并一直坐稳“收视冠军”的位置。虽然9月起收视率有小幅下降的趋势,但是在10月4日决出总冠军时收视率达到最高的5.714。7月11日起《快乐男声》开始全国总决赛的现场直播,随着《中国好声音》的播出,《快乐男声》的收视呈现下降趋势,并一直稳定在1.000 上下,9 月27 日《快乐男声》进入冠军争夺战,收视率达到最高1.404,仍然大幅小于当晚的《中国好声音》,但当晚的《中国好声音》收视率下降。

由于“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中国好声音》在中国现阶段的电视产业中被定义为“大片”式的综艺节目。从目前媒介管理学的研究视角来说,在“大片”式电视综艺的媒介经营模式中最突出的三点就是节目制作模式、整合营销模式和产品盈利模式,每一个部分都体现了媒介经营、媒介管理和受众服务这些方面的内容和特点。遵循着“素材采集———内容生产———产品营销———产品销售”[1]这样一条产业链,参照受众选择和相应的媒介事件,可以在《中国好声音》和《快乐男声》的对比中论述“大片”模式的特点。

二、制作模式:引进与自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全面PK

《中国好声音》的“大片”式主要就是体现在“高投入、高产出”这点上,而在“高投入”方面,制作模式占用了很大一部分资源,制作模式可以从节目的形式和内容这两点具体说明。

(一)形式:完全购买版权,尝试制播分离

《快乐男声》的前身是始播于2004年并在2005年达到巅峰、开启电视“选秀王朝”的节目———《超级女声》。《超级女声》当初并未购买任何海外版权,而是模仿英国Fre-mantle Media公司的《Idol》,在2004—2013 年这10 年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从《超级女声》到《快乐女声》再到《快乐男声》的更名,并且针对选秀节目发展的大环境和大趋势不断进行了一系列包括赛制、宣传点等内容方面的本土化的改进,特别是强调“现场直播”,逐渐形成了有湖南卫视自身特色的媒介经营模式。

《中国好声音》完全购买了荷兰著名电视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版权,版权方不仅提供的赛制、舞台设定、海外收视数据等“原始参考资源”,还同中国制作方根据中国市场的具体现状和需求对电视综艺制作和媒介经营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整个节目的制作成本为8000万,包括2000万的音响设备、80万一把的导转椅师。摄制组在演播室内外布置了近40 个机位,每期96分钟的节目内容来自于长达1000分钟的可调用素材,片比高达140∶1,是国内同类节目的40倍以上。[2]

因此,“大片”模式的高投入中对国外节目版权的完全购买使得节目不论是制作经验还是品牌效应上省去了小成本、小投入的范式通常所需要的更长的时间和精力的探索,从而在竞争中迅速占得先机。同时这种跨文化传播的价值理论可以说将国外的媒介经营方式、理念与中国的融合,促进中国媒介经营模式和思路的创新,推动中国电视产业与世界接轨。但是不得不关注的是随着《中国好声音》完全购买版权的市场反应成功,越来越多的电视台也开始大举购买外国版权,比如《星跳水立方》、《中国星跳跃》等,说明在“大片”模式的初期中国电视还未能找到媒介经营的内在动力来实现媒介经营模式的自我循环,一直依靠外力推动前进。同时也要警惕不同文明里文化个性的式微,以及长此以往文化趋同现象的浮现。

第二,《快乐男声》是以电视台内部制作的方式获取节目,虽然也会加入一些外部团队,但是总体上还是保持了电视台传统的“制播一体”的模式。

《中国好声音》此次则由灿星制作公司与浙江卫视采取了投资分成的模式,即由灿星制作公司从国外购买节目版权并承担所有的制作费用,将节目放在浙江卫视播出,当收视率达到某一设定指标时,将直接参与浙江卫视的广告分成;如果达不到规定的收视标准,将单方面担负广告商的损失。这就意味着,节目收视率越高,节目制作方得到的利益就越多。

中国电视媒介经营的症结之一就在于缺乏足够的资本积累,从而在许多方面的运作都受到掣肘。“大片”模式下的制播分离虽然不能完全解决行业资本的问题,但是至少是资本积累的起步。在制播分离之下,市场规律进入重点关注区域,这对电视节目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小制作时代还是“大片”模式,双赢的核心在于利益分配规则合理,制播分离是利益分配的游戏规则的一种,也是《中国好声音》成功的基础。在当前各家电视台各自为政、自谋山头的情况下,制播分离显得有些突出。但是上海灿星与浙江卫视的“股份合作”的形式从理论上暂时无法做出绝对评价。

(二)内容:议程设置营造“媒介景观”,包装戏剧性为“反选秀”

皮埃尔·布迪厄在《关于电视》中说道:“电视通过引进收视率逻辑,即对商业需求的蛊惑性服从逻辑”。《快乐男声》在10年本土化的过程中既首先创造了市场,也在后期一直坚持追随市场———传播者一旦明白受众的需要,就进行直接地给予,过度强调受众的“使用与满足”,尊重了受众的主体地位,形成传受双方的互动和传播流程的循环,但也会出现传播者的传播行为受到传播结果的导向,比如曾经由湖南卫视引起的过度泛滥的“中性风”、“伪娘风”和观众趣味的庸俗化、审丑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好声音》的传播理念与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模式在某些方面暗合,并且强调了传播的效果观,用强化的议程设置,为自己包装了一个“正向传播”的外衣———在它的宣传中“正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好声音》一开始就强调自身输出的正能量和正确价值观,以“纯粹的音乐”作为宣传的口号,二是在源头上改变传播的导向,以传播者思想为主———标榜自己不是为了简单地迎合市场,从而制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介景观,而构成这个景观的符号是媒介化符号、商业符号和意识形态符号,因此对其也具有反思和批判意义。

此外,受众对节目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与节目的可看性相关,由于追求刺激与悬念,是人们选择文学、影视等消费产品的重要心理特征,戏剧性是可看性的主体。

《快乐男声》在节目环节上几乎每场都有很大的变动,这给受众保持黏性设置了障碍。制作方选用的复杂、多变的赛制意图显示自己的推陈出新,但是娱乐作为观众的目的,很难愿意每周都花时间去理解复杂的赛制,以此理解其中可能隐含的戏剧性,或者观众无法明白在哪里可以捕捉到戏剧性,从而可能出现观众与“戏剧性”无法同步产生共鸣,结果是降低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降低其使用动机中心理层面的满足感,并引发疲劳。

“大片”模式的《中国好声音》本质上也是一种选秀,但是它却又打着“反选秀”的口号包装了节目的戏剧性。[3]这种对戏剧性的包装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中国受众喜欢听故事的特点,将“唱歌”和“讲故事”融合在了一起,虽然其中由于过度的渲染而落得“中国好故事”这样的别称,但是在本土模式的选秀节目中还是洗刷了观众的审美新鲜度,而所讲的故事往往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第二,戏剧性明显地展示在转椅上,受众在理解方面与悬念的设置完成了“无缝对接”。

此外,“大片”模式的内容中也包含了强大的明星阵容。《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基本都是在华语乐坛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这无疑也包含着更高的节目投入。

三、营销模式:为了保持观众黏性的战争

随着媒介形式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趋势的日益显现,电视节目的营销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于《中国好声音》和《快乐男声》来说,在平台整合和传播心理学运用方面不同的着眼点,在保持观众黏性的这场对抗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一)“面式”宣传:多方平台整合,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

湖南卫视从来最不缺乏的就是制造话题的能力,而在2013年的《快乐男声》中,长沙赛区十强赛中左立和一首《董小姐》就借助微博的力量红遍网络,所以在7 月11 日中1.182的收视率也与此不无关联。但是除了左立和《董小姐》,《快乐男声》的其他选手却鲜有引发持续热议话题,也可以认为湖南卫视以“点”吸引眼球,期望受众关注一个人,然后再深入了解整个节目,以一种“导入式”的方法推广节目。

《中国好声音》采用的是“面式”宣传,以密集的整体节目信息覆盖传播端,无论是钟伟强、姚贝娜、侯磊、毕夏,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话题,并且以《酷我真声音》的形式很好地控制了话题的缩放。此外,网络媒体的密集宣传、社交媒体引爆话题、大篇幅大动作的传统媒体新闻推广都体现了“面式”宣传的高投入特点,“大片”模式在媒体融合时代也体现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

(二)受众心理:认知———激活理论产生共鸣,用传播心理学保持黏性

在媒介运营方式的构成要素中,有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即信息提供者、传播信息的载体、接收信息传播的受众,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媒介的运营方式。

如在制作模式一部分所谈的,《快乐男声》对受众采用的是一种“需求即给予”的方式,以受众所表现出来的外部需求为营销方向,而跳过了受众心理,受众从心理到需求的这个转换环节则由受众自己消化,《快乐男声》的营销着眼于最终的“需求”二字。

《中国好声音》在营销方面采用了一种“共鸣”的传播心理学机制。不论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内涵也好,煽情主义的普遍适用性也好,不能否认的是由“讲故事”营造的场景带来的感情共振产生了沙赫特和辛勒提出的认知———激活过程,从而很容易引发受众的内心共鸣。这就体现出“大片”模式保持用户粘性所采用的传播心理学手法。

四、盈利模式:两档处于复合盈利模式不同阶段的节目的对抗

媒介产品的盈利模式包括广告模式、内容收费模式、衍生产品开发模式三大类。受众在多媒体交互的时代越来越多地主动变成信息的制造者,体现出更广泛的增值服务需求。“大片”模式的《中国好声音》则展现了媒体融合语境下的复合盈利模式的雏形。

(一)广告产品:平台效应辐射,分流网络媒体

《中国好声音》给浙江卫视带来了“平台效应”。从广告收入来看,第一季《好声音》一条15 秒的广告,从最初15 万元涨到50万元,到了总决赛则涨到116万元。[4]第二季招商会上,援引《第一财经周刊》的报道:“百雀羚以7000 万元拿下了特约播出权、洁丽雅4600万成为互动支持合作方,相对标底的溢价仍都超过了50%。而插播广告总计卖出了接近8亿,单条1秒广最高价由香飘飘以102万元拍下”。除了数据之外,DIOR和香奈儿等顶级品牌也出现在了《中国好声音》的广告名单中。更重要的是,这个平台会产生辐射效应,既包括浙江卫视热门电视剧的播放和其中的广告收入将水涨船高;也包括整个中国电视业———“大片”模式使得已经涌向新媒体的广告商们再一次“杀回”电视媒体,也成就了《中国好声音》媒介经营中“高回报”的最重要的盈利来源。

(二)衍生产品:保持用户粘性,增值服务起步

只要在百度上分别搜索《快乐男声》和《中国好声音》就能明显看到二者在衍生产品上的区别。搜索《快乐男声》会出现相应比赛视频、新闻以及歌曲在线播放和下载,而《中国好声音》则多出了“彩铃”这一衍生产品以及其惟一指定的某款面膜。将学员所表演的歌曲制成彩铃,收益则由学员和导师分成。“大片”模式之下增值服务的起步,体现了创新能力和产业开发能力,也会打破传统的节目组与受众的关系,并且保持用户粘性,但在中国现阶段,衍生产品并不能作为盈利的主要手段。

(三)内容收费:缺乏文化土壤,亟待新的探索

不论是《快乐男声》还是《中国好声音》,目前都没有采取内容收费措施的迹象。虽然搜狐以1亿人民币的价格得到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网络独家授权,但是中国受众习惯了免费模式,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领域,内容收费模式都不具备相应的文化土壤。现阶段,即使是“大片”模式下的“内容收费”,其实现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那个时代的一种声音 篇7

上海书店在编辑装帧上用足了心思：这套书封面颜色淡雅，略有光泽，隐隐透出国画笔触的花朵，像是从一长幅画卷上剪裁下来，五本的花相似又不相同，整齐地排放在一起颇为诱人。每卷书前配有不少照片图片。相信会吸引读者的兴趣，增进对作者的了解。五卷都是择其中一篇的题目为书名。在《儒林新史》卷后还附有《邵洵美著译年表》和他曾用的笔名、化名。

一

《贵族区》是小说集，十二个短篇，两个长篇。邵洵美是个诗人，但他在文学实践中，尝试过用各种文体来表现各种题材。早年他写小说，不同题材也用不同的文体。他说：“我写时评是一种文体；写《贵族区》时是一种文体；用了浩文笔名写短篇小说时又是一种文体；写《珰女士》时又是一种文体……”

描写一个大户人家糜烂生活的长篇小说《贵族区》取材于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读后能感到这些人对自己那种无聊无耻的生活与勾当习以为常，也能感到作者在情景的描述和语句的对白中吐露出的厌弃、不屑与讥讽。另一部长篇小说《珰女士》以女作家丁玲为主人翁。原是徐志摩1931年创作、刊在《新月》月刊上的未完小说。徐志摩意外空难后的第四年，邵洵美为他续写，这是邵洵美为好友徐志摩完成的未竟之业之一。他说，“志摩那流泉般（王争）琮的文笔是不容易学的，假使我续文的笔姿能有一些志摩的意味，那是我敬仰他的缘故；假使完全不像，那是我能力的薄弱，谨先求大家的原谅。”小说讲的是真人真事：珰女士(丁玲)的爱人蘩(胡也频)突然失踪，好友黑(沈从文)四处打听。珰女士找到廉枫(徐志摩)家，廉枫去找辛雷(邵洵美)……这些事在《徐志摩新传》和沈从文的《记丁玲》(续)均有述及。当然，小说是小说，有文学渲染，牵涉的人不少。邵洵美说，“希望他们看在文学的面上不要见怪。”

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个短篇《搬家》，那是他22岁刚从欧洲回国．，郁达夫夸它“大有乔治·摩尔的风味”。有趣的是，他一连写了四篇关于赌博的短篇小说。有人说邵洵美好赌，边赌边做诗，自称“赌国诗人”。事实上，他没有嗜赌恶习，或许早年他偶尔坐上赌台，输了，用诗自嘲一下。他的赌博小说让人以为是他的亲身经历。实际上，旧社会的大家庭里亲友聚赌是常事，尤其他父母的豪赌，几乎赔光了家业，给他的印象极深。他甚至为之钻研书本，因而他写赌徒心理的荒唐、痴迷、变态、无奈，细致入微，淋漓尽致。

二

《儒林新史》是邵洵美一些回忆性文章的结集。连载的《儒林新史》是旅欧纪事，记载了邵洵美在英国的留学生涯、在法国结识“天狗会”的留学生的经过。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文艺界政界的头面人物。最重要的是，回忆录点出了奠定他终生从事文学事业的起因——与徐志摩在巴黎街角的一席谈。《我和孟朴先生的秘密》述说他和这位文坛前辈间的忘年交，他甚至调皮地冒充一位女读者给老先生写信表示仰慕，曾孟朴却把来往信件披露在《真美善》上以扩大销售。《一年在上海》写出了他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后的遭遇和心情：倾吐在大家庭中为尽孝悌而受到的委屈，他此时经济上已处于拮据状态；八一三日寇突然进犯杨树浦，一夕之间，他几乎沦为“无产者”。当时离沪的友人对未离沪的人发生误解，邵洵美在文中指出：“假使我十几年的文章，谈话，行为，态度，没有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至少我的不爱金钱爱人格，不爱虚荣爱学问，不爱权利爱天真是尽有着许多事实可以使大家回忆的。”在此艰难之际，投敌的亲弟弟来拉他下水，他严词拒绝。这篇文章连载在他后来创办的抗日杂志《自由谭》上。当时躲在美国作家项美丽家赶译《论持久战》的杨刚读后感动得落泪。

这一卷可说是他的半本自传。在62年的人生中，1937年他31岁。他没有在“孤岛”沉沦，冒着危险创办抗日杂志的同时，并不放弃学问：一气发表了31篇探讨新诗理论的文章；后又钻进邮学，写过近70篇集邮文章。抗战胜利后复刊《论语》，他又有许多精彩之作，晚年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取得较高的成就。这些，当在第二辑中与读者见面。

三

《不能说谎的职业》是随笔集的书名，内有他早年的作品，如《莫愁的愁》、《Schubert之一夜》等；有后来反映现实的《与青年谈钱》、《杨树浦的声音》等；有抗日情结的《情感与战争》、《痛苦的情侣》等。有描述他真实生活的，与徐志摩打麻将、和李青崖打桥牌的《几种赌与几个人》；有探讨人心的《真心话》，有议论作家文笔的《文如其人辩》；有讽刺意味的《钓鱼的哲学》，颇有哲理的《青年与老人》；有吐露自己对文学追求的《写不出的文章》，述说自己办出版的痴心与编辑刊物手法的《与达祖书》等。

从文坛的论争《小品文》，’到涉及政坛的《不能说谎的职业》，邵洵美的随笔包罗万象，检讨国人生活方式，分析社会现象，抨击政府劣政等等。更有几篇幽默的散文十分有趣，可供欣赏。如：《立志篇》、《谈睡眠》、《懒颂》、《以吃立国论》等。旨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双语刊物《声色画报》里的几篇谈中国人生活习惯的文章，都比较幽默。

他还有许多随笔，将与时事评论另外成集。

四

《花一般的罪恶》收集了他的诗，包括发表的和未发表的。邵洵美写过许多新诗，出版了三本诗集。22岁刚从欧洲归国出版的那本《天堂与五月》，他自己并不满意，后来人家一提起，他便脸红。最初他写新诗是自己摸索的，并不知道当时已有好些前辈正在为此努力。他承认“也许这是每一个写诗人必然地要经受的试探，因为我们第一次被诗来感动，每每是为了一两行浅薄的哲学，或是缠绵的情话，或是肉欲的歌颂。第一次写诗便一定是一种厚颜的模仿。再进一步是词藻的诱惑，再进一步是声调的沉醉……”他原想把不好的诗删去再出版，滕固劝他说：“第一本诗集不过是为孩童时代的过去留些痕迹，何必选择。”再写诗，他力求改正错误，次年删去了一半，加上新的，出版了《花一般的罪恶》。在和徐志摩的交往与切磋中，他的诗有了长进，开始在“肌理”上用功夫。1931年，失去志摩的打击令邵洵美再也提不起写诗的劲头，但他继续关注新诗的发展。1936年他冒着赔本的风险，出版《新诗库》。为十位诗人各出一本，包括自己的《诗二十五首》。他说：“十年的诗只有二十五首可以勉强见得来人。”其后，他默默地研究新诗理论。在新诗与旧诗，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探讨中，他一再强调“旧文学的神趣”。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生致力于新诗发展的他在晚年却以旧诗抒怀”。

年轻的他以为“诗是一座永久的建筑，自然界的一切是作诗最好的材料”。他要为诗，为文学奉献他的一生，在作为他两本诗集的序的那首诗的末句写道：

“啊，不如当柴炭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

人们评说他的诗“唯美，颓废”。但邵洵美不可能脱离生活的现实，在他活跃于文坛的30年代，正是日本侵华的年月。我们可以从他出版的刊物里，从他写的一百多篇时事评论和编辑随笔里，看到他对国内外时局的关切，对日军步步进逼而国民党军队步步退让的不满，呼唤人们爱国抗敌。淞沪战役后，他在“孤岛”毅然创办抗日杂志《自由谭》。这里也收集了他的抗日诗歌《游击歌》。

五

“艺文闲话”是邵洵美在《人言周刊》设的文艺评论专栏的名称。以他的一篇对文艺各个领域的长篇评论《一个人的谈话》作书名。文艺评论他写过很多，这本集中的是一部分，在本辑完成后又不断发现了一些，当以后作补遗。

《一个人的谈话》里，邵洵美对诗、小说、戏剧，都有独到之见。他也谈文学与人格、趣味以及他自己的写作体验。文章写得很美，沈从文读后写信给洵美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美的散文诗”。邵洵美说沈从文指的是：诗一般的散文，散文形式的诗。邵洵美字写得好，黄苗子曾央他摘一段写在扇头上留念。有一些意见他开了个头，后来又写专文来伸长，补充和解释，也收集在后。

在积极推动新文学发展中，他思索这几个问题：一、造一个“文学的过渡时代”是新文学的出路。二、要追求“真的文学”。三、提倡文化，须得先有一班“文化的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