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执行

关键词： 资本 公民 社会

社会政策执行（精选十篇）

社会政策执行 篇1

社会资本是一种以信任为核心, 以公民参与的网络为载体, 以互利互惠的规范为运行规则的资源形式。充裕的社会资本往往产生凝聚力强的公民社会, 因此必须重构社会资本, 以实现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执行的良性互动。

自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80年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以来, 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引起了多学科学者的关注:科尔曼 (James Coleman, 1988) 、普特南 (Robert Putnam, 1992) 等社会学家纷纷给出社会资本的定义, 并将其确认为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资本形态, 并一起构建了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理论模型。

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 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社会资本的信任, 同时也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黏和剂”。科尔曼则从社会资本的功能角度指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 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 而且他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动。亚历山德罗·波茨 (Alejandro Portes, 1995) 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就是“在正式的、诚实的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 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认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国内也有许多社会资本研究, 如张其仔 (1999) 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 (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 。边燕杰、丘海雄 (2000) 也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综上所述, 国内外许多文献都讨论了社会资本。但到目前为止, 可看到的文献中专门针对网络、信任这两大社会资本对政策执行影响进行系统实证检验的研究较少。综合前人的研究, 社会资本是在特定的制度前提下, 能够推进合作、增进效率和带来长期利益流的信任与网络的总称。

2主要内容及研究思路

普特南认为, 社会资本是公共政策过程科学性、民主性、有效性的重要变量, 但它不是有效的公共政策的替代物, 而是这种政策成功的前提。概括起来, 我们从信任、网络两个维度构建社会资本的二维分析模式。本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将讨论政策有效执行的影响因素:网络、信任这两个社会资本与执行的关系。

2.1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功能性环节, 是将政策目标与政策方案加以连接的中介性环节, 也是将政策方案与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毋庸置疑, 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 得力与否事关政策的成败。概括地说, 政策执行就是政策方案在被选定且经过合法化之后, 政策执行主体运用各种政策资源, 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和工具, 将观念形态的政策转化为实践行动和实际效果, 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行动过程。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是以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的, 而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则是以社会资本充分发展为前提的。

2.2社会资本构成要素

(1) 信任。

我国政府价值导向与社会资本的信任分析:我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 以诚信为主导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国家, 储备了大量特有的信任性社会资本, 但由于传统体制惯性的影响, 我国政府管理目前还主要是以国家、政府为核心来运作。政策执行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执行中进行政策贪污, 不传达、不执行有利于人民的政策, 损害群众的利益, 造成目标群体对政府的不信任, 致使执行者与适用者利益冲突严重。彭泗清 (1999) 、李伟民和杨玉成 (2003) 等学者都曾经根据转型期中国人信任的特征, 对韦伯、福山的观点表示不赞同。彭泗清 (1999) 的观点是:“对中国人对外人极度不信任的观点应该提出质疑, 因为中国人对外人不信任, 仅仅是起点上的不信任, 这可以通过交往过程而改变, 即通过交往的过程, 人们之间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

(2) 网络。

社会资本的网络是指人际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 , 是隐形的。社会资本是社会性的, 是植根于社会关系中的, 拥有更多的有价值资源并可对组织的决策施加影响, 可降低交易成本。而网络时代的网络给人际关系网络架起了更坚实的桥梁, 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会随着网络的便捷性而越来越密切。政策执行网络, 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或客体的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基于沟通和信任而共同参与政策执行并由此形成的参与者之间的网络。从社会资本和政策执行网络的内涵, 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资本与政策执行网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性。

3研究主题原因分析

考虑到政府在民众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民众对政府形成特定的主观认知, 或者说政治信任水平, 对选举参与行为就可能存在重要的影响;同样的政策信息和同样的政策目标群体往往会因政策执行者的不同而出现大不相同的信息传递效果。

公众对政府信任下降, 引发政府信任危机, 主要原因包括行政人治色彩浓重;行政权利缺乏制约;公共行政缺乏绩效评价体系等。政府信任危机对公共行政的挑战:行政领域存在的道德问题导致政策执行走样;行政领域存在的道德问题使行政效率降低。公众对政府的期望主要包含两项内容:一是政府官员的行为符合“公认”的道德准则;二是在与政府的交往过程中能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政府要赢得公众的信任, 就需要拥有具有科学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公共政策运行机制。

4研究假设与指标体系

操作化定义: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是对网络、信任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及其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4.1研究假设一

(1) 网络与执行的关系。

社会资本中的网络是指社会参与网络 (人际网络) , 主要有横向网络和垂直网络。对共同体而言, 横向网络越紧密, 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 而垂直网络无论多么紧密, 都无法形成社会信任和合作。因此, 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言, 垂直网络要比横向网络的作用小。为经验考察设立可推论的假设, 如:密网更可能促进资源的共享, 减少交易成本;开放的网络更可能获取优势资源, 有利于政策执行。正如普特南所认为的, 公民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共同体中网络越密集, 其成员将越有可能为共同利益而合作。

(2) 研究假设一相对应的指标体系是。

社会资本与政策执行网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凡是社会资本越充沛, 政策执行网络就越容易得到有效运行, 政策就越容易得到有效和充分的执行, 公共问题就越容易得到有效的解决。

4.2研究假设二

(1) 信任与执行的关系。

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执行者的信任及其程度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基础。政府作为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 政策的作用能否得以有效的发挥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 而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政策目标群体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的, 而政策能否被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于社会公众对作为政策执行者的政府官员是否信任以及信任的程度。

(2) 研究假设二相对应的指标体系是。

根据权威的韦伯斯特英语辞典的解释, 信任是指对人或对物的特性、能力、力量和真实性的确实信赖, 或者是对人的信任, 它所注重的是对人性的期待, 强调的是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之间的关系因素。信任可以由多方面的因素而产生, 可将信任划分为:由人格特征产生的信任、由能力特征产生的信任、由权威特征产生的信任、由态度特征产生的信任和由仪表特征产生的信任等五种基本类型。

5结语及文献资料

总之, 在转型期中国社会, 尽管诚信危机是一个严重的现象, 但基于理性认知以及基于情感发展和身份认知的人际信任, 仍然在转型期人际关系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公民社会的产生有助于形成一个政民高度认同的价值网络, 使得社会人际关系和谐, 实现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执行的良性互动。

摘要：在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和公共政策执行理论的基础上, 分析我国网络、信任这两方面社会资本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提出通过推动我国社会资本发展来实现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设想。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政策,政策执行,信任,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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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力 篇2

代组织理论之父韦伯(Max．Weber)在其所提出的科层制组织理论中认为，政治是政 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应该远离政治领域。据此，韦伯把整个政府组织塑造成忠实执行国家意志的官僚机构，在严格的等级制模式 基础之上，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不偏不倚地执行被政治官员决定的政策，而组织内 的各级官员都必须具备执行政策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背景，从而充分强调了 府作为国家最大执行机构的执行能力的重要性。马 普雷斯曼

(JeffreyL．Pressman)和韦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发起了政策执行研究运动，把 人们研究的注意力再一次引向政府对政策的“执行”上。他们指出，必须重视政府 的政策执行问题，不仅要重视政策执行本身，而且应当在政策执行与政策制定之 间建立起密切联系【2引。他们的观点迅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而导致了“执行运 动”的兴起，使得人们再一次认识到政府的执行的重要性。

:第一,从各级地方政府层面对政府执行力进行分析,侧重于地方政府,包括县级政府、乡镇政府和城市;第二,从政府管理体系层面对政府执行力进行分析,包括政府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角度、政府执行主体角度、责任机制角度、公共权力角度、政策合法性角度、评估指标角度、政治文化;第三,从政府未来发展层面对政府执行力进行分析,包括服务型政府角度、责任政府角度、公信政府角度。

政治与行政应该分离，认为任何一项政策必须有技术性职员的帮助才能完成，同时强调了行政部门负责执行政策的重要性。总之，对执行和执行力涵义的界定，国外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内涵。

对政府政策执行力可以看作是政策效益与政策成本的比值，当成本越大时，执行力就越低；效益越大时，执行力就越高。

政府执行力建设包含很多内容，公共政策总体来说，要完成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执行等多个管理环节，其中，政策执行可以定

位为公共政策实践发展的关键要素，是完成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基本方式。因此，政策执行环节中表现出来的效率水平，是直接对政策目标实现可能性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环节上还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的工作有效性还难以全满地满足我国的快速社会发展对于公共政策执行领域所提出的时代要求。

政府执行力建设包含很多内容，其中加强政策执行力的建设对提升政府形象、维护公民利益有着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文章着重强调政策执行力，是因为维系政府组织生存的基础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等的刚性规定，更关键的要素在于各级政府机构如何灵活、有效地贯彻落实各项制度和政策。只有政府科学合理地执行政策，政府执行力才能得到提高。总之，政府执行力是否提高可以通过政策执行结果体现出来。

006年3月5日，“执行力”这个词由温家宝总理提出，并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个报告重点强调“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个工作报告反映了中央政府开始关注政府执行力。2007年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政府执行力建设的重要性被温家宝总理再次重申。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各级代表提出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人事制度，建立高效廉洁的执行骨干队伍。可以看出，政府执行力建设被一次又一次地提上政府工作日程，这个发展趋势充分表明了提升政府执行力已经成为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然而，政府执行力是否提高可以通过政策执行结果体现出来。所以，当前加强政府执行力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一直以来，政策执行力问题在基层政府组织机构中很普遍，而市级政府作为联系省、市、乡镇政府的中间环节，在提升政策执行力的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发展时期，但是在改革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利益分化明显，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全国各个地区在政府的核心领导下并依靠丰富的资源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分布不平衡、国家对地区政策支持力度的不足等原因导致经济发展落后、各个区域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层政府管辖的区域更为严重。为了缩小这种差距，政府提出了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战略，目的是改变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程度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在基层政权之下的广大农村发展还很缓慢，究其原因，与农村的政策环境、农民的文化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农村地区农民的素质得到提高，那么就会大大提高政策运用的效率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然而，由于地方级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缺乏正确的理解，同时农村发展环境很落后，多重因素造成政策执行力的下降。所以，当前，政府强调地方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性并深入研究，可以为进一步改善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状况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徐柯《政府执行力》中提出认为政府执行力贯穿于政府执行活动的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政府执行活动的前期主要表现为领会力、预测力、计划力等；在执行活动过程中，主要表现为组织力、控制力、决断力、应变力、指挥力、沟通协调力等；在执行活动后期则主要表现为评估力、调整力、问责力等。

关于政府执行力的研究，莫勇波认为政府执行力是维系一个政府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研究政府执行力，可从两个方面的视角来研究，即从政府对日常事务的执行和对政策决策的执行角度来研究。莫勇波指出执行力短缺是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根本原因，执行力不强的政府，则有可能因为无法适应因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措施，或者因为执行资源不足而无法抓住执行机遇，执行迟缓而导致政策任务的无法落实和执行不力。提出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关键性要素，提高执行力是各地各级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他认为，探索如何提高政府执行力，是当前公共行政学不可忽视的紧迫课题。

（一）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因素

1、政策本身的因素

2、执行主体的因素

3、执行客体的因素

淫欲：调控政策执行变味 篇3

近几年，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将房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从现实情况看，政府的干预政策出台越多，房价上扬的速度越快，上涨幅度也越大。

为什么一方面是调控措施不断出台，一方面却是房价“涨升”依旧？仔细对照政府已出台的调控措施。不难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调控政策没有落实到位。

政府早已出台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一系列政策，为此颁布了多个文件，但是效果一直不明显。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去买经济适用房。有钱人可以购买到好几套经济适用房，低收入人群却只能望楼兴叹。这能说是政策的问题吗？分明是执行上有漏洞。

2006年，政府出台的“国六条”明确要求，“从2006年6月1日起，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同时，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对购买自住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仍执行首付款比例20%的规定。”制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从金融方面抑制炒房。

但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首付20%是通则，30%几乎是一纸空文。这项政策并没有完全落实，可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同时，政策规定的“未封顶不放贷”也流于形式，绝大多数楼盘都是未封顶即开始按揭，银行并未因此而停收个人贷款材料，签约照常，首付照办，房子照卖。

政策的出台往往与市场的实际执行效果相去甚远，新房如此，二手房也不例外。

政府在二手房交易环节征税，意在打击炒房现象，但最终税款还是要转嫁到房价上。政府的本意是要打压房价，结果却是促使房价飞涨。以税收政策抑制炒房，结果却大相径庭。

关于征税后的二手房交易，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一种现象需要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记者以售房人的名义联系了房交所，房交所的工作人员教给记者一逃税的方法：“只要写个证明，保证这套房子是你唯一的住房，不管你出手第几套住房，都可以免交所得税。”这种暗地里“变通”国家税收政策的行为，在许多地方都存在。

政策执行不到位，那么，失灵也就在所难免。失灵的源头，大都是因为地方政府、房地产商、银行间盘根错节的利益。房地产商往往通过钻政策空子，制造模糊概念逃避政策的约束，比如对于国家“严把土地关，停止别墅类房地产项目供地和办理相关用地手续”这一规定，房地产商就模糊“别墅”这一概念，地方政府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除了独栋别墅外，其他如联排别墅、双拼别墅、叠拼别墅和空中别墅都被确定为“非别墅”项目，没有被停止用地审批。

政府连续几年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调控政策，但这些政策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易宪容先生的话讲，“政策目标都是不错的，但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

中国的房价问题已经成为国民问题，已影响到社会和谐和安定团结，社会风险也在高度聚积。要解决调控信息混乱而带来的人们对房市新政的误读，达到预想的效果，一方面，应该尽量照顾市场主体的不同利益，使各方的利益交集最大化，以减少调控的阻力；另一方面，应该尽快改革宏观调控机制。

社会政策执行 篇4

关键词：社会公平,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是70年代末开始提倡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的重要措施, 1982年写入国策。2002年9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计划生育法》, 用法律地位把它明确下来。

为鼓励大家都来执行计划生育, 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出台了很多奖励政策, 其中包括职工退休时, 提高退休金计发比例的5%至10%。人口计生利益导向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 我国有很长一段时期实行计划经济, 每月发放工资或工资增长都是由国家控制, 不论你是国家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 职位高低工资差距都不是很大, 职工退休费的计发办法也大体一致。职工退休时, 提高退休金计发比例的5%至10%, 奖励的金额差异不大, 在公平层面上是行得通的, 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的, 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 我国社会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逐步形成了与多种所有制成份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框架, 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高退休金计发比例的5%至10%这一奖励政策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其表现在:一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都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公务员工资以职务和级别为依据逐级递增。事业单位工资则按职务或职称来确定额度。企业员工工资也有很大变化,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二是退休金或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不同。机关事业单位沿袭原有的退休费计发办法, 而企业职工退休后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已做了很大的改革, 不再按工资的百分之几计算。三是计算出来的计划生育待遇在单位性质间、在行业间以及在不同的个体间差异巨大, 显得非常不公。一是农民、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和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间的不公平, 前一类人员没有计划生育待遇, 而后一类人有。二是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人员之间的不公平, 工资收入高的人计划生育待遇就高, 反之则低。以企业退休人员为例:缴费少、缴费年限短的职工月基本养老金650元左右缴费多、缴费年限长的职工月基本养老金达4000元。如按退休时提高退休金计发比例的5%至10%计算计划生育待遇, 则如按只生一个孩子、以5%奖励计算, 待遇低的只得奖励32.5元, 待遇高的奖励200元, 差距近7倍。

计划生育奖励政策的不公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违背了“一次分配注重效率, 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为我国计划生育事业做出相同的贡献, 每一对夫妇都是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只生育一个孩子。但他们所得的计划生育待遇相差很大, 甚至没有享受到计划生育待遇。为什么同样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同是一个单位、同年退休、同样是对人口生育政策做出贡献的人们, 退休后不能得到同等的计划生育待遇呢?这与我国分配制度宗旨不符合, 不利于我国社会和谐发展、进而损害社会的公平环境, 而且影响今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同时这种不公也极大的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极大的影响干群关系。

问题的症结在于计划生育待遇的计发办法上。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婚后终身无孩的职工退休时, 提高退休金计发比例待遇, 不应该用退休后待遇实得金额来计算, 这样有失公平。有退休金或基本养老金的有待遇, 无退休金或基本养老金的无待遇, 退休金或基本养老金高的待遇高, 退休金或基本养老金低的待遇低。这样的不公平显而易见, 这是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的后果。

要改变实行计划生育给社会带来不公的负面影响, 就必须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彻底改革现行的计划生育奖励机制。实行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就, 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了有利的人口环境。这是所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公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它所带来的社会红利理应由这些人共同享有, 而不应是部分人享有, 更不应不均等享有。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退休费或基本养老金的优待上, 笔者主张要实现社会公平, 均等发放计划生育待遇。

社会政策执行 篇5

［案例1］

“定心丸”何以变成“闹心丸”

第二轮土地承包给广大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九”，对稳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增加农民长期投入的积极性，保护耕地，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一些地方“定心九”却变成“闹心九”。

据山东省信访部门统计，在山东因土地纠纷引发的农民上访和冲突，已占到农村越级上访量的40％，并呈上升势头。河南省农调队最近对全省20个县的县、乡主要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表明，土地纠纷与农民负担等成为当前一些农村的热点问题。强征承包地引发纠纷：

1997年，山东省商河县杨庄铺乡政府在没有征得群众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将几个村的数千亩土地有偿承包给山东天马置业公司，搞高效农业开发。村民多次上访，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村民林富行不平地说：“俺家的两亩地被乡政府强行包给了天马公司，补偿一直都不给，这是啥道理?”

去年，河南省洛阳市所属的洛宁、宜阳、新安等县的一些乡镇，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名，在不给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强行让群众在承包地上种植烟叶，否则就收回群众的承包田，结果引发了群众上访。

不少乡村干部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存在错误认识，他们认为，“一定30年不变”不过走走形式，以前俺干部能动地，现在还能。

河南、山东两省的农业厅有关负责同志分析说，第一轮土地承包是个“包不包”的问题，而且大多数是口头协议，管理比较松散；而第二轮土地承包十分严格，承包地块、期限都是用书面合同的形式确定的，严格纳入了法制管理的轨道，如果基层干部再延用以前行政强迫命令的办法随便调地，势必引发大量土地纠纷。

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在基层得到广泛的拥护，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会产生矛盾：一家一户承包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矛盾。陕西省长安县探索出一种叫作“股份田”的新形式，即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且参与劳动经营，收益为土地股金和劳动者报酬；投资者以资金入股来经营管理，收益为经营利润和管理者报酬；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么技术服务，收益为技术服务指导费，三方皆大欢喜。河南省许昌市近年兴建了上百家高效农业开发公司，也大都采取土地入股的方式。仍搞“两田制”损害农民利益。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前，许多地方乡村干部将耕地分为经济田和口粮田两块，口粮田分给群众，而经济田则高价发包，变相加重农民负担，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中央在第二轮土地延包中明确规定不能再搞“两田制”，但仍有一些乡村干部对此阳奉阴违，维护一己私利。

1999年10月中旬，已是麦播期，可河南省修武县王屯乡一千二百多亩地却一直荒着。原因是乡党委、政府下通知：“废止和收回1998年8月所有与农户签订的土地延包合同，全面调整土地。”不少村民在自己的承包田地刚种上麦，就被干部带人犁掉了，双方冲突不断，村民多次上访告状。

在付屯村，村民们拿出1998年8月18日才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期为30年的合同书，满腹委屈地说：“这合同刚刚签满一年，说不算就不算了。国家不让搞两田制，乡里这样搞，我们坚决不同意。”对此付屯村支书解释说：“1998年上面要求必须在麦播前把土地延包工作搞完，为应付检查验收，村里与村民们签订了合同。谁知，村民竟把这个合同当真了。乡里已专门下通知，要求废止已签的合同，重新制定承包方案。”在这里，合同竟被视为儿戏。

山东省临朐县月庄村支书李安兴1992年从村民手中收回大批耕地，以“两田制”办法发包出去，建起418亩樱桃园和上百亩苹果园。在国家土地承包30年政策出台后，这个村仍私自发包耕地180亩，致使村民人均只有0.33亩的口粮田，粮食根本不够吃。月庄村的村民说：“这樱桃园每亩收入高达数万元，大都被村干部包了，大伙儿就是觉得不公。”去年1月以来，月庄村村民多次越级上访，要求废除“两田制”，按中央政策均分土地。

人口变化引发人地矛盾：

1998年底，第二轮土地承包进入尾声，河南省商丘市不少群众来到省城上访，反映在延包中没有分到土地。原因是商丘市的一些县区自1978年“大包干”以来，直至1998年，没有根据人口增减变化调整过土地。

据调查，在这些县区，大包干后才出嫁的妇女和此后才出生的孩子都没有分到土地。在有的乡村，此类人口占人口总数近30％，导致“一个人种多人地、多个人种一人地”的情况十分普遍，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这批人十分迫切地希望能分到地。但是由于当地政府片面理解“土地顺延”和“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加之没有地的村民又不足三分之二，不符合“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的有关规定，所以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这批人仍没有分到地，结果引发了大量矛盾。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走在前列的河南省濮阳市，解决今后的人地矛盾主要是用以下四种方法：一是使第二轮承

包的起点尽量公平，不让以前出现的问题延续下去；二是利用好5％的机动地，解决人口较多、生计较少的农户对土地的需求；三是实行土地流转，如农户间依法进行转包、转让互换；四是实现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鼓励人地矛盾突出的农户，向外转移劳动力。

思考：

1．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是要给广大农民吃上一颗“定心丸”，但是在一些地方“定心丸”却变成“闹心九”。其原因是什么?请从案例中找出某些地方干部在政策执行中，违反政策或政策走样的表现。

2．应如何理解行政执行的原则性与强制性特点?某些地方干部在土地承包问题上搞“强征承包”、“强迫命令”，是否由行政执行的原则性与强制性特点所决定，为什么? 3．要有效地执行政策，要求政策执行者必须具有哪些素质和能力?试结合这案例事实，分析“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强烈的政策法律意识”，对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性。

4.分析上述案例，指出“土地延包”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案例2］

“面子工程”为何栽了面子

巨大的广场、宽阔的街道、林立的门市以及漂亮的别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苏皖一些传统农区的小城镇。而不少农民对此却颇有微词，他们抱怨说，加快小城镇建设本来是件好事，但现在却成了某些干部捞取政绩的“面子工程”。

领导脸上要贴金，牛不喝水强按头

一踏进号称“中华果都”的江苏丰县某镇，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北方乡镇少见的气派景象，而最令人羡慕的莫过于丰黄公路旁那红瓦盖顶的别墅了。然而，当你走进这些别墅时，不由得为眼前所见而震惊：披着豪华外衣的别墅里面，大都是半拉子工程，有的连门窗都没有安装。屋里院外杂草丛生，粪便满地，臭气熏天。一位住在附近的群众告诉我们，由于没有人住，这里成了过往行人的“公厕”。

别墅变“公厕”，这是哪位款爷钱多得可以随便乱扔，还是哪位房地产商被深度“套牢”？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房产的主人衣衫破旧，面容愁苦。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富商巨贾，相反倒是一群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的国有果园职工，而陷他们于绝境的竟是镇政府的一个“城市梦”。

像该镇一样，苏皖农村的大多数县还是“吃饭财政”、“赤字财政”，政府拿不出多少钱来用于小城镇建设，于是不少地方把眼光不由自主地投向民间，提出要“借用民力”、“以地生财”。但是，在农村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小城镇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十分有限，农民不愿意远离自己的耕地到集镇建房落户。即使少数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也宁愿到县级以上中心城市居住，因为那里有更多的谋生之路。

农民积极性不高，房子盖不起来，一些地方就采取行政命令逼着老百姓“挖掘潜力”。“中华果都”的领导们使用的手段颇为强硬，“不盖新房，就扒你老屋”，万般无奈之下，许多职工不得不拆掉自己本来不错的住房，举债盖楼。果园一分场职工年介田家里本来就穷，为了盖楼借高利贷2.5万元，共投资3.7万元才完成了土木工程，最后因还不起借款，刚盖好的新房又被抵押了出去。

在安徽省砀山县周寨镇，类似的情景也在上演。1996年初，镇领导率队到苏北参观学习后，为了加快小城镇建设，采取“非常措施”，拆房扩路，大干快上。有户姓葛的大家庭，共被扒掉28间瓦房，未获分文补偿，仅被批准花9000元购买了相当于原来5间房面积的地皮使用权，而且必须建成二层以上统一规格的楼房，留走廊，贴瓷砖，一切费用自付。全家因此损失4万多元，至今仍背着近3万元的债务，为此，葛家老人已经不知道哭过多少回了。

一位农民诗人目睹此情此景，忍不住写下了《山坡羊》的诗句：“为筑洋房，抠破钱囊，忍看农民拉饥荒。层楼起，债台长，束紧裤带奔小康。旧郭新城凭臆构，朝建煌煌，暮拆光光。”

急功近利建新城 短期行为搞规划

作为启动农村市场的突破口，小城镇的崛起在不少地方确实起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不少沉寂多年、发展滞后的小城镇一下子变成了大工地，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座座旧镇换了新颜。红红火火的表象背后，也有少数象“中华果都”一样的乡镇脱离实际、盲目跟风，致使群众怨声载道。一些县把小城镇新增多少建筑面积当作一项重要指标来考核，层层下指标，级级压任务，要求乡乡动工、镇镇建设。有的甚至还定出了时间表，提出5年再造一个新城。小城镇建设基本处于无序的、粗放的、盲目赶速度、上规模、扩总量的状态中。

安徽省阜阳市的一个县为了促进小城镇的繁荣，不仅强迫农民进城盖房，而且还把吸引农民进城的指标分解到机

关干部的头上，要求每个干部帮助1—5户农民进小城镇盖房，并且一律要盖楼房，迫于无奈，县直机关只好四处筹资建房，有的机关干部甚至自己掏出上万元来完成任务。

这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致使不少地方的小城镇建设缺乏科学、长远的规划，即使一些有规划的，也多停留在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建几条街，盖几栋楼，内部工业、商业、住宅等各种功能区分不尽合理，混杂现象普遍。在建筑风格上，许多地方更是千篇一律的二层小楼，没有任何特点。“一条街，两张皮，鸭舌帽子一样齐”的临街建筑，以及“火柴盒式”的民房，成了一些地方小城镇建设的共同写照。这些一哄而上的低品位建筑，一时看起来还说得过去，可以写进某些领导的“政绩薄”，但几年或十几年一过，又要落后，随之而来的就可能是下一轮的大拆大建，这种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农民唱起“空城计” “面子工程”栽面子

兴业才能强镇。在小城镇建设中，一些地方只重视小城镇的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却忽视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的过于超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使巨额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回报，有的地方甚至唱起了“空城计”。苏北有一个乡曾经作过一次调查，全乡不算在建和准备建的房屋，光现有的房屋就有80%以上闲置。由于把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上，许多拿不出钱来发展生产，不少人因为背负沉重债务，刚盖上新房有沦为新的贫困户。

强扭的瓜儿不甜。近几年来，“中华果都”由于将内部银行、农村合作基金会存款中的大量资金投入到不切实际的小城镇建设上，使本想成为城镇一景的“面子工程”变成了人见人烦的“败笔”。投资数十万元安装的路灯因为没钱买电，只为外地的参观者亮过几次，平日只能在白天看得见。投资上百万元的大观园，更是门可罗雀。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镇里的财力耗尽，负债累累，导致果园退休职工养老金、教师及干部工资不能正常发放，人们上访不断，弄得领导彻底没了面子。

在小城镇建设中，为什么“领导热、群众冷”？“领导要政绩，群众要小康”是一个重要原因。诚然，地方上要人们进小城镇盖房也是出于好意，可以有效地节约耕地，方便人们购物、就医、上学。当时当“好意”一旦被某些人当作捞取政绩的筹码时，就会变成百姓的灾难。有识之士呼吁，小城镇建设要真正做到量力而行、实事求是，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实事，少做表面好看、热闹一时的文章。

［案例3］

“川气东送”之时回顾当年“川气出川”的教训

中石化“一号工程”的“川气东送”项目原定2009年10月气就可抵达上海，但因管道需要升压和做各种调试，现在，具体的供气时间还没定。但阻碍“川气东送”的，并不仅仅是技术因素。

这条总投资600多亿元，始于四川达州普光气田，由西向东途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五省二市，全长2203公里的天然气大动脉，规划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年，供应量与中国陆上第一条天然气长输管道——西气东输一线，大致相当。

反面案例：“川气出川”工程不了了之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曾实施了一项引起全国震动的“川气出川工程”。即经过5年努力，实现四川省年产天然气300亿立方米的计划。然后铺设长达2940公里的管道，使年产一半的天然气沿长江而下，穿巴蜀，过鄂中，经江苏，直抵上海。到时，中国的能源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并将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到了1980年，这项引人注目的“川气出川”工程便偃旗息鼓。已铺设的管道全部作废，大口径专用钢管厂只好停产，从国外定购来的天然气脱硫装置，其中13套锁在了仓库里，向国内100多个单位定购的专用设备也都压在库里，到1980年底统计，有4亿多元的物资压在四川石油管理局仓库。计委估算为“川气出川”工程修公路铺管道等共耗资3．7亿元。由于改变经济格局而造成的损失则更大。那么，这项错误的决策是怎样出台的呢？

1973年燃化部主要领导人提出，国家要改变能源构成，四川应找天然气，搞到年产300～500亿立方米。四川石油管理局按照燃化部领导人的指示，组织30多名技术人员到北京汇报四川天然气资源初步勘测的情况。汇报会上，燃化部有关领导听了四川的汇报之后，批评四川局的技术人员“思想不解放，右倾”，于是汇报会改为务虚会。大谈全国大好形势，不务出年产5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储量依据就不能过关。在这种情景下，四川石油管理局的技术人员就违心地算出1万亿、10万亿两个神仙数字。他们还在汇报书上把这些数字分成了三级，就是可采储量、尚待验证储量、没经钻探储量；但这不符合燃化部领导人的胃口，结果开始升级——把三级改为二级，把二级提为一级。1975年1月国家计委、建委根据燃化部的汇报，向国务院作报告。就这样，把专家技术人员们用压降法计算出来的一级可采储量1千亿立方米扩大为1万亿立方米。后来四川石油管理局地质处在每年呈报天然气储量的报告中，如实汇报，并分别呈

报燃化部和计委。燃化部一副部长见后严厉批评四川局搞翻案，说这是“政治事故”，四川局只好将报告重新修改上报。这样一个务虚出来的数字使“川气出川”工程的决策出台了。

为实施这一“宏伟”工程，国家确定预算40多亿元。决定从国外引进一批天然气化工厂的设备并决定铺设川气出川的管道长2940公里。为此将耗钢材150万吨、水泥12万吨及数千个大型机电设备。1975年工程全面展开，从重庆到上海专用公路破土了，附属设施的建设动工了，几百个研究课题飞向四机部、邮电部、一机部等等。为了专用公路的修建，动用全国150多个单位，900多个工厂，在沙市和资阳工地投资1．2亿元建设专门生产大口径的钢管厂。给国家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

案例评析：

“川气出川”工程决策尽管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其决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却是很典型的，对今天的领导者仍有警示作用。

1．决策者掌握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信息是决策的物质基础和重要资源，是决策者认识决策对象的中介和桥梁，是控制决策实施的依据，也是检验决策是否科学合理的尺度。信息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只有真实、准确的信息，才能作为领导决策的依据。而川气工程的决策层恰恰在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上出现错误。四川省地质结构复杂，对天然气的勘探比较困难。据四川石油管理局的技术人员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四川天然气可采储量并不多。而川气能否出川，决定因素是准确掌握可采储量。恰恰在这个可采储量上，国家有关部门掌握的四川1万亿立方米及远景为10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的数字是在“务虚会”上务出来的，是没有客观根据的。事实证明，在通常的情况下，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决策所需要的信息的质量成正比。信息越真实、越准确、越及时，决策的基础就越坚实，决策过程中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就越大，决策科学化程度就越高；如果信息失真，就会对决策者产生错误的导向，导致决策者判断错误，造成决策失误，酿成严重后果。“川气出川”决策的依据恰恰是失真的信息资料。

2．有关部门领导的主观主义，严重脱离实际。决策的对象是客观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天然气实际储量到底多少要靠事实说话，它不会因人们的主观臆断或增多或减少。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燃化部领导者，在向专业技术人员了解情况过程中，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客观实际，做到主观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是企图使客观实际服从主观意愿，随心所欲、主观臆造，按照个人意愿划定框框和范围要求专业技术人员的进行有倾向性的论证，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迫使其就范——这是导致虚拟数字出台的主要原因。这也是造成“川气出川”工程决策失误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影响决策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领导决策总的指导思想，以现实情况作为分析问题、制定决策的基础，有的放矢，排除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是科学决策的根本要求。任何决策如果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就是主观主义的蛮干、瞎干，必然会使决策发生重大失误。“川气工程”决策就是很好的实证。

3．从根本上违背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原则。决策者进行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除了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直接获取外，还要靠畅通的民主渠道，使基层的意见、群众的呼声及时畅通的反馈给决策机关和决策者。因此，必须造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民主氛围，形成“上不塞耳，下不箍口”的言论环境。而燃化部的某些领导却独断专行，压制不同声音。确切地说，“川气工程”实际上就是某些领导者“拍脑袋”的产物，根本谈不上科学的程序、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论证，其失误也就在所难免。

［案例4］

“集体抵制”医药政策引人深思

自今年4月份以来，医药行业便迎来了一个密集的“政策期”，与往常不同的是，几乎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在行业内引发了强烈的争议，“集体抵制”现象高涨，并导致这些政策不得不推缓执行。

这种“自下而上”的抵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产业内部存在一些矛盾。

4月底，国家发改委关于22种抗生素的降价消息一传出，立即引来抗生素生产企业的集体抗议。全国21家医药行业协会联名上书要求降低降价幅度，原定6月1日执行的降价规定不得不暂缓；6月中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出台的《医疗器械翻新规定》也遭到了行业协会的抵制，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联合深圳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召开研讨会，并上书商务部要求废除或更改规定，原定7月1日执行的规定也暂缓；7月初，国家发改委关于的OTC定价下放的规定也遭到以中国非处方药协会的抵制。而在早些时候，SFDA关于“丁基胶塞全面替代天然胶塞”的规定也从原先1月1日执行被推迟到7月1日，目前仍未完全得以实施。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独特现象则是医药行业的“囤货、断货现象”。

来自生产企业的消息是，由于抗生素降价令迟迟未下，商业企业已开始减少一些传闻中降价幅度较大的抗生素品种进货量和库存量。而过去一年对医院购入药品金额的绝对值统计表明，对那些降价品种，医院极可能选择了价格更高的替代品。没有了医院的“宠幸”，一些降价品种在医院消失了。

由于生产企业、商业公司以及医院大量囤积使用天然胶塞的输液产品，山东地区的基础输液生产企业已经出现产品断货现象。这对于长年处于供大于求的大输液行业来说非常少见。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7月1日更换丁基胶塞已成事实，因此，医院和商业企业都在大量地囤积采用天然胶塞的基础类输液产品，企业意图提高大输液玻璃瓶的价格。

2004年制药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为34%，为近年来的最低水平。能源和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GMP改造成本、连年的药品降价，是造成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

根据相关的统计，近年经过13次的政策降价，降价金额已接近200亿元。在这中间，医药不分家现状下药品价格形成的畸形和有关部门对价格成本审核的信息不对称已经给行业造成了损伤。

难怪在医药行业，“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都被列为医药企业和研究专家对行业分析的重要因素，每一次政策的出台都使医药工业进入了一个绵长的消化期，而企业似乎已习惯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操作方式。

另一方面，“抵制政策现象”也暴露了这个产业的硬伤：小、散、乱。虽然经过了一轮GMP的淘汰，全国仍有5000多家生产企业，10000多家商业企业和高达90%以上化学仿制药。

原料药产业的产能盲目扩张，导致成本高企、下游抗生素产品的恶性竞争；国产医疗器械企业的弱小导致国内低端市场一放开即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大输液行业的产能过剩，无序竞争，使得“一瓶输液比不上一瓶矿泉水”。

医药行业频频出现的“政策抵制现象”告诉我们，医药产业升级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一财经日报 邢少文）思考：

1.请评价抵制政策执行行为，并分析原因。2.试分析医药行业管理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我国环境政策执行困境研究 篇6

关键词：环境政策；政策執行；困境；公众参与

我国是一个资源总量十分丰富的国家，但由于针对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需要的资源开发，加之庞大的人口基数，造成了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不足的局面。针对这一具体国情，中国政府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旨在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回应民众日益增长的环保呼声。然而一波又一波的环境污染事件暴露出我国的环境保护还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副秘书长阿马诺就曾深刻的指出，导致中国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改善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机构执行力度偏软”。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环境保护体系——各级政府均有环境保护部门、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但由于环保部门对政策理解偏差、执行不力等因素，使得环境保护政策所构建的环保目标并不能被很好的达成，环境政策的执行困境已经成为严重制约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造成我国环境政策执行困境的原因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公共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操作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选择相应的政策工具，采取宣传、试验、实施、协调与监控等各种行动，将已合法化的公共政策付诸实践，从而实现政策既定目标的动态过程。从政策执行的定义来看，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政策执行机构、政策方案、政策工具等几个方面。

（一）环境政策执行机构的影响

首先，政策执行机构存在自身的利益追求。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在执行环保政策时往往带有自身的利益追求。我国的环境政策执行体系十分“立体”，各级环保部门除了执行本级政府的环境政策之外，还要执行上级政府的环境政策，而源自于各级政府之间的不同利益追求使得一项环境政策无法满足各利益主体的需要，尤其是环境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的工业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当地经济发展和自身政绩等利益的需要，往往在执行不符合自身利益的环境政策时采取敷衍或选择性执行的态度，阻碍环境政策的执行。

其次环境执法力度远远不够。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经济，轻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观念根深蒂固，各级政府、环保执法部门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导致在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环保部门人员缺失、自身素质缺乏也使得环境执法活动停滞不前，严重影响了和制约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二）环境政策方案自身的影响

政策方案通过政策执行来实现其意义和价值，而政策执行以政策方案为基础和根据。政策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执行过程，决定了政策能否取得预期的成果。因此，政策方案本身要注重科学性、稳定性和配套性。

环境问题事关公众的身心健康和基本权益，因此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政策的科学性。环境政策的制定必须针对当时当地存在的客观问题，政策所包含的各项内容也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政策与客观情况不相匹配，政策的执行也就失去了实践基础。比如我国一些库区环境保护政策忽视了库区居民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强制性的退耕还林，但又无法为居民提供其它生产、生活的途径，使得环境政策得不到目标群体的支持，因此环境政策必然无法顺利的实行。其次，要注重环境政策的稳定性。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的成果不明显，甚至有时候会影响当地的工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科学的程序、方法制定出来的环境政策一定要坚定不移的执行下去，如果环境政策朝令夕改、频繁变动，目标群体就会对政府不信任甚至产生抵触情绪，造成政策执行困难。另外，环境政策由具体的单项政策组成，每一个单项政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单项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有通过具体政策的相互配合、协调，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

（三）环境政策工具的影响

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主体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所能采取的各种方法、技术和手段的总称。目前我国的环境政策工具主要有三类：命令——控制性政策工具、经济性政策工具以及社会性政策工具。命令——控制性政策工具主要以国家权力为后盾，通过诸如污染物排放控制、排污许可证等制度来强制性的迫使污染排放主体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活动。经济性政策工具主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通过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经济刺激方式，迫使相关行为主体将其行为产生的外部性结果内部化，以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社会性政策工具则主要依靠公众和企业的自愿参与，通过政府对相关环境信息的公开，提升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来自觉保护环境。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的环境问题都有着当时当地的独特特点，再加上当前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处于严峻形势的局面下，我国的环境规制工具还不能全面推广例如排污许可证、排污税等经济性政策工具。因此环境政策的选择应该重视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在适合本地区经济、社会等条件的基础上合理选择政策工具，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二、 完善环境政策执行的新途径——公众参与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依靠目前的环境执法力量很难覆盖所有的环境违法行为。因此，公众参与环境政策执行应运而生。公众参与环境政策执行是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吸收公众参与，举报污染行为，监督执法过程，提出环境保护建议和意见，而这也是公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重要体现。

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政策执行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环境信访。环境信访是指公民、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写信、邮件、电话或者走访等形式，向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反映环境保护情况，并提出建议、意见或者诉求，依法由环境保护部门处理的活动。

第二，听证会。听证制度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程序制度，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在做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前，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开展的让相关当事人、利益关系人与执行部门，对所要认定的违法事实及应适用的处罚依据进行举证、质询、陈述、辩论的法定程序。

第三，座谈会。座谈会作为听取公众意见的一种方式，相比听证会来说，更加简单和随意，是被很多政府部门经常采用的了解民意的方式。

第四，公众环保检查团。公众环保检查团是指公众协助环保执法人员开展环境执法活动，监督和纠正各种环境违法行为。公众环保检查团除了参加环保执法检查活动以外，还会参与企业为提升治污水平而开展的项目验收活动和环境污染违法行为听证等。

国内外环境政策施行的实践经验证明，仅仅通过政府和环保执法部门动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靠公众参与才能真正推动环境保护。要实现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真正的发展，必须从法律上解决公众参与的制度问题，进一步细化公众参与权利。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将环境保护情况和环境污染事件进行合理化的公布，通过公众舆论和公众监督的压力迫使环境污染主体改善治污条件，保护环境。其次要加强民间环保组织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民间环保组织在环保事业方面的作用。积极引导民间环保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此外，还要注意创新公众参与形式，不断拓宽参与渠道，提升公众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将公众参与环保的热情转化成环境保护的推进力量，使环境执法更能体现民情、民意、民智，让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只有这样，环境政策才能真正得到高效的执行，环境污染才能真正的得到遏制。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

[2] 潘岳.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J].理论前沿，2004（13）

公民参与政策执行路径探析 篇7

政策执行难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民参与制度欠缺, 本文将从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现状和问题入手, 分析其成因, 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1 中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进程不断推进, 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并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

1.1 信访参与制度

1995年10月28日, 国务院发布《信访条例》, 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采取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 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 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 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信访参与制度的建立, 畅通了信访渠道, 规范了信访秩序。

1.2 听证参与制度

听证参与制度是指政府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或作出某项行政决定时, 听取利害相关人意见的程序性制度。近年来, 听证制度在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1998年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23条明确规定, “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将听证作为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 这表明中国的听证制度已经在政策执行领域中开始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3 政务公开制度

2004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 同时各地积极推进政务公开。2007年1月17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该《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极大增强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为公民参与政策执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4 检举控告制度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自1988年3月8日深圳市设立全国第一个举报中心以来, 目前在全国县以上监督机关都普遍建立了举报中心、举报站或设立了举报电话, 在一些单位还设立了举报信箱, 为群众举报提供了便利条件。

1.5 网络参与制度

目前, 中国网民群体正在不断壮大, 网站数量急剧扩张, 以电子政务为特征的一大批网站迅速崛起。如“首都之窗”、“数码香港”、“青岛政务网”、“一站式南海”、“海淀数字园区”等等。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许多地方, 政府通过互联网征集民意已经成为一种很常用的做法, 已经把互联网视为提高政策执行水平的重要手段。

2 中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困境

2.1 制度方面的困境

中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几大制度:信访参与制度、听证参与制度、政务公开制度、检举控告制度和网络参与制度, 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都存在诸多问题:

2.1.1 信访参与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 信访制度缺乏完善的法制保障。我国对于信访的立法位阶太低, 对信访的性质、地位、作用、原则、程序等规定, 仅仅限于条例或者文件当中, 没有健全的信访法律体系。第二, 信访体制不顺, 缺乏整体系统性。我国信访机构繁多, 但上层信访机构对下层信访机构的监管及同层信访机构之间的协调不足, 导致机构之间相互扯皮, 信访人投诉无门。

2.1.2 听证参与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听证立法方面, 目前中国关于听证方面的专门立法还很少, 对于听证的范围、性质、程序、法律效力等的规定则较为笼统。其次, 在听证参与人的权利保障方面, 由于受部门利益的影响, 听证参加人广泛代表性不能得到保证。最后, 在听证结果的处理方面, 对于听证所反映出来的民意的采纳却不够重视, 从而使听证会流于形式。

2.1.3 政务公开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 公开内容不规范。部分行政官员为了个人或地方利益故意隐藏信息, 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人事、财务、决策等政务活动隐而不报。第二, 公开方式不便民。中国政府网络建设还不完善, 不少地方政府各系统的网站之间未建立有效连接, 政务公开大多以单一、固定的公开栏形式出现, 从而影响了公民及时接收政务信息。

2.1.4 检举控告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 检举程序太复杂, 无论是举报还是控告, 从起动到告终, 其间都得经历不少的程序和手续,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一般群众感到难以承受。第二, 对举报人的保护不足, 打击报复举报控告者的悲剧时有发生。

2.1.5 网络参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网站的交互性服务水平普遍较低, “投诉、举报”、“信访、表格下载”、“民意调查、意见征集”是政府网站提供最多的三项交互性服务, 但也只有不到1/3的政府网站提供, 政府网站普遍存在网页内容陈旧单调, 更新缓慢, 实用性低等问题。

2.2 组织方面的困境

在中国, 公民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载体是社会自治组织。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虽然中国已形成了各种形式的自治组织, 但这些组织在规模和功能的发挥上仍在着诸多不足, 主要表现在:a.社会自治组织的数量少且不规范。社会自治组织不能覆盖到社会所有阶层, 农民工、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职工的权益还得不到相应的组织保障。b.社会自治组织参与政策执行过程的能力不足。中国的社会自治组织大多多都是在政府的扶植下建立起来的, 其经费大多来源于政府拨款, 其“半官方”性质也就决定了它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受政府影响, 不能独立发挥作用。

2.3 观念方面的困境

思想决定行动, 中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之所以在制度和组织方面存在诸多困境, 在很多程度上与政府观念错位有关, 主要体现在:a.政府角色定位的误区。在中国行政管理实践中, 政府被认为是“管理者”, 公民是“被管理者”, 政府将自己置于公民之上, 因此其在角色定位时往往具有一种“官本位”的观念, 忽视公民的想法和需求。b.政府责任认识的误区。中国一些政府官员没有树立一种责任意识, 不能准确认清自己的责任界限, 从而使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

3 提升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绩效的对策

3.1 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制度建设

3.1.1 完善公民参与政策执行过程制度建设。

完善信访参与制度、听证参与制度、政务公开制度、检举控告制度和网络参与制度的相关立法, 理顺机构体制, 加强对参与人的权利保护, 加快政务公开进程, 扩宽公民的政策参与渠道。

3.1.2 创新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机制

国外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主要制度有:

a.关键公众接触。即政府通过小型会议或电话访谈等方式, 向重要的公民团体领导人或商界首脑了解情况, 征询意见。b.公民调查。即政府通过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或访谈, 向公民了解他们对有关政策议题的看法与态度, 或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意见与建议。c.公民会议。这是指政府或公民组织通过召开社区开放性的会议, 邀请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 以实现沟通政策信息、宣传动员、反馈意见、增强理解、提出政策建议等目标的参与方法。d.公民论坛。这是由基层居民自主发起讨论社区公共问题, 设计和建立社区共同愿景的社区学习型组织, 它常常是公民进入社区自主治理的起点。公民通过读书会、研讨工作坊、目标群体思想交流等灵活方式来思考社区未来发展的前景和面对的挑战, 力图寻找与政府合作治理或自主治理的有效途径。e.社区发展公司。社区发展公司是专门从事社区某一项或多项社会工作的民间公共服务机构, 它自发形成, 以网络组合的形式集合民间资源进行社区事务自主管理。社区发展公司提供多种服务项目, 如环境保护、犯罪青年帮教、残障人士和失业者救助、精神病患者心理辅导、向无家可归者提供公共住房等, 其人力主要来源于公民志愿者。

我们在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制度建设方面, 可以借鉴这些先进的做法, 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 从而不断拓展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制度化渠道。

3.2 机制建设的组织保障

中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刚刚起步, 公民参与机制的完善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因此政府应设立相应的机构对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援助, 同时为公民参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相应的空间。

3.2.1 建立独立的公民参与协助机构

公民参与的协助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公民参与提供必要的帮助, 特别是为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提供帮助。这个机构应吸纳一定的专家和学者作为它的顾问, 并期刊、咨询电话等形式向公民提供与其权利密切相关的必要信息, 并为公民提供信息和必要的讲解。

3.2.2 建立公民参与制度的执行机构

公民参执行机构负责公民参与制度的推行, 按照法律规定组织公民参与, 为公民参与制度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条件。该执行机构应有良好的信息处理能力, 使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法律规定得以实施, 确保各个地区、阶层的公民均能能有效参与到政策执行过程中来。

3.3 机制建设的文化保障

要保障公民参与政策执行机制的有效运行, 有必要深入到思想观念层面, 以文化建设作为政策执行制度的保障。为此, 政府在加强自身伦理自主性建设的同时, 还要积极引导公民树立平等观念、自主意识、和法制意识, 增强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主动性, 塑造成公民参与型文化。

摘要：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 为保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减少政策执行偏差, 有必要让公民参与到政策执行过程中来, 建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关系。当前中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过程的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 如何提升中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绩效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关键词：政策执行,公民参与,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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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柏瑛.公民参与形式的类型及其适用性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5) .

台湾生技产业政策执行情况 篇8

“台湾生技产业起飞行动方案”

“台湾生技产业起飞行动方案”以商品开发生命周期管理导向与建立创新服务导向模式思维, 针对药品、医疗器材、医疗管理服务三领域, 在研发成果产业化、整合育成、创业投资及法规环境方面, 持续强化已构建的体系机制与技术基础, 在研发、法规、知识产权、资金各面向, 促成产品成功案例与创新服务, 将台湾产业能力从“硬实力”扩及“软实力”与“巧实力”。其在2013年执行情形概述如下:

药品领域

通过推动“生技医药国家型科技计划”, 共计培育硕博士265人;获得岛内外专利41项;技术转让15项;推动2项先导药物进入临床前试验、推动产学合作计划4项, 促成厂商投资9项, 总计促成民间投资新台币9275万元。另外, 还进行口服控释药物开发计划, 协助企业建立具技术门槛的技术, 并开发3项具有市场利基的产品。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科技会报”

在技术平台支援暨核心平台建设方面, 共完成2项关键技术开发, 建立CHO-S细胞株开发技术, 筛选出两种市售基培养基与馈料培养基最佳组合筛选, 提升抗体药物研发制程开发技术, 降低生产成本。

目前已完成3项岛内新药开发价值链盘点, 并从46项新药案源中筛选2项进入实际辅导, 将优质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化与商业化成果。同时, 协助“国家生技研究园区”、“新竹生物医学园区研发中心”规划。

建立及执行符合国际水准的药物法规及检查与审查机制。并辅导企业通过国际医药品稽查协约组织的药品优良制造规范 (PIC/SGMP) 许可, 促进岛内法规协和化, 增进台湾医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外, 通过两岸交流合作及实际案例的合作, 了解两岸法规制度及审查标准的差异点, 并以国际标准 (ICH) 规范为本, 寻求双方制度规范的协调, 也促进两岸医药品研发合作, 加速华人研发药物上市。

完成《投资生技创业投资事业的审查及管理要点》修正, 推行审查人员认证制度, 培育药品专业审查人才, 强化核心审查能力, 举办55场审查人才教育训练及办理4场国际性药政法规会议。

医疗器材领域

目前正在选择4项新项目进入实际辅导, 同时辅导3个学研团队成立新创公司, 并协助新竹生物医学园区研发中心规划及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医疗器材产业聚落的转型及进行创新医疗器材研发。

强化医疗器材快速试制中心, 提供产学研界增值服务, 2013年共完成103项雏型品试制, 2项进入临床试验, 8项通过查验登记, 带动衍生投资新台币7.64亿元。另外, 建立高级影像医疗器材核心技术平台, 已成功开发出可携式超声波医疗诊断仪与平板式触控超声波医疗诊断仪, 合计出货358台, 创造新台币7亿元产值。

在产业化辅导机制方面, 已协助厂商技术/产品辅导, 并开发8项创新利基型产品, 促进业界新增投资、国际市场开发拓销、辅导创新产品国际上市, 以及针对上市法规、智财、管理等医疗器材的软性竞争力提供辅导与协助, 共协助厂商当地投资达新台币55.22亿元。

台湾“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通过完善医疗器材法规环境, 已与11家欧盟验证机构签订第二代技术合作方案。另外, 办理30场医疗器材相关法规教育训练及研讨会。同时, 拟订药事法医疗器材相关法规修正草案及医疗器材专法法规架构。在两岸医疗器材合作, 已完成1项医疗器材研发合作专案, 并启动两岸临床试验或查验登记审查合作。

在推动“台湾-斯坦福医疗器材产品设计的人才培训计划”方面, 已选送34位赴美培训, 完成培训的学员中, 有7位共组成5个创业团队, 均已获得资金投入, 发展为新创公司。另外, “生医与医用器材转译加值人才培训计划”将美国斯坦福SPARK培训计划本地化, 使台湾生医视野向外拓展并适于在亚太地区市场发展, 以利于扶植生医新创产业的成长与茁壮, 2013年征选出14个医用器材培训团队, 共计63人投入研发产品化训练。

医疗管理服务产业化

台湾“卫生福利部”已完成产业发展总体策略方案规划, 并设立专案办公室, 协助推动医疗管理服务出口计划及建立台湾优质医管服务品质认证机制与推广。另外, 推动远距健康照护服务, 生理量测传输公版App手机应用软件已经上架。同时, 结合县市卫生部门及远距健康照护服务提供业者, 在公共场所服务据点设立生理量测与传输设备, 一般民众使用识别卡登录, 获得免费服务。

推动电子病历方面, 2013年完成108家 (累计299家) 岛内医院资安检查通过, 并完成123家 (累计265家, 超过全台湾医院数量一半) 医院与电子病历交换中心连接互通, 另外, 共有6家医院及30家诊所或卫生所参与医疗群互通应用, 并完成偏乡地区48家卫生所的电子病历启动, 提供调阅4类电子病历报告及影像功能;在健康资料增值用云端化服务方面, 已建立健康资料增值应用协作中心网页 (含统计资讯网) , 点阅率逾50万人次。

生技研发执行成效

岛内生技研发分别由台湾“科技部”、“农委会”与“卫生福利部”等单位共同推动, “科技部”参与执行的计划有“生技医药国家型科技计划”、“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方案”、产业技术联盟、产学合作等相关计划, 台湾“农委会”执行农业生技研发, “卫生福利部”负责组织开展本土重要疾病药物开发, 2013年推动成效重点摘述如下:

“生技医药国家型科技计划”

2013年台湾“生技医药国家型科技计划”共在国际期刊发表375篇论文, 培育硕博士生343人, 已获得专利证书53项, 推动技术转让25项 (其中18项为材料转让) , 授权金额达新台币3403万元;推动产学合作计划7项, 计划金额为新台币5249万元, 其中厂商配合款计新台币1400万元;促成厂商投资13项, 投资金额约新台币1.51亿元。重大执行成果包括:

由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共同发明的新颖小分子化合物MPT0E028, 已申请美国和专利合作条约 (PCT) 专利, 并与台新药公司进行产学合作, 已于2014年3月取得美国FDA的IND, 将以Fast-Track方式申请台湾的IND, 同时于台湾大学及台北医学大学进行人体临床试验。

台湾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进行抗人类IL-20单株抗体药物开发, 已于活体疾病动物模式上证实其初步疗效, 且毒理试验结果尚未发现明显的安全性疑虑, 且开发过程中所建立的筛选与分析技术平台, 将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或技术转让给岛内发展抗体药物的厂商。

台湾“国卫院”以表皮细胞生长因子接受器 (EGFR) 为分子标靶, 发现DBPR112在小鼠动物实验中抑制肿瘤生长的效果与目前临床三期试验药物 (BIBW-2992) 相当, 但其口服吸收率较佳, 且引起的体重变化也较轻微, 现正进行公斤级制程开发与GMP生产、剂型与预配方研究、药物动力学与代谢研究、毒理试验及安全药理试验等临床前试验。

由成功大学、台湾大学和安成国际药业公司共同合作, 将蛇毒蛋白去组合蛋白以基因工程方式开发具有组合蛋白vβ3拮抗活性的蛋白药物, 可运用于眼部黄斑部病变的治疗, 相关成果目前已技术转让安成国际药业公司。

台湾核能研究所进行的醣质药物于肝功能与肝纤维化诊断, 以及肝癌治疗的应用研究平台, 已获得7项台湾专利、3项美国专利, 发明专利内容集中于检测肝残余功能的方法及其肝标靶醣质分子造影剂, 可用以评估肝残余功能, 以及愈后肝纤维化是否好转的疗效评估。现已着手建立化学制造管制 (CMC) 文件, 并完成GLP毒性试验报告, 以及进行三批次主成分与长期安定性试验。

“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方案”

2013年台湾“科技部”共核定22项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方案的产学合作计划, 分别为20项个别型以及2项整合型计划 (总计6项子计划) , 吸引24家厂商参与, 促成投资达新台币997.3万元。其执行成效包含发表12篇科学引文索引 (SCI) 论文及3篇技术报告、获得23项专利、签订3项技术转让项目, 技术转让授权金为新台币108万元, 参与计划硕博士人力累计达106人。

台湾“国研院”生医科技成果展示

“产学技术联盟合作计划”

2013年生技领域申请产学技术联盟合作计划共15项, 经审查补助核定计5项, 计划范畴分别为:养虾企业永续经营产学联盟、临床细菌基因体学产业发展联盟、台湾特产作物健康促进联盟、侦测作假身故保险理赔系统的开发及生技及医药服务平台于生技产品开发。

“产学合作计划”

截至2013年底, 台湾“科技部”推动生技领域的产业合作计划累积核定101项, 合作厂商数达98家, 核定经费为新台币1.96亿元, 其中计划补助新台币1.47亿元, 合作厂商配合款新台币4800万元。参与计划硕博士人力累计130人, 合作厂商派员参与人数216人, 累计获得15项专利。补助的计划研究范畴包括保健营养、农园艺、食品、中医药、医学工程、血液肿瘤、临床医学等, 例如开发鲫鱼复方制剂为抗高脂饮食引发代谢症候群的研究、蜂王浆美白活性成分的研究与开发应用、快速结核菌药敏检测技术的开发、菌血症快速筛检技术及定制化颅颜整型植入物的较适设计与测试等相关研究。

2013年台湾“农委会”共推动37项农业产学合作计划, 其中包括6项整合性的政策型产学合作计划。

“应用型研究育苗专案计划”

生技领域专业选题暨辅导团队于2013年共计初评71个具有潜力的新药与医用器材项目, 现已有30个项目进行深入盘点分析并产出研究/技术报告, 举行9场初复审会议及岛内外专家审查会议。获生技领域专业选题暨辅导团队推荐, 并经审查核定4项计划, 其中新药与医用器材各2项, 分别为台湾大学及阳明大学合作研发对晚期肝癌治疗的新机转新药;台湾“中央研究院”细胞与个体生物学研究所研发肿瘤血管标记胜肽应用于癌症的标靶药物传输;成功大学的齿颚整形定制化手术医用器材新创事业也已在获得“育苗计划”补助下, 经辅导于2014年2月成立新创公司并进驻南科园区, 后续将积极进行相关产品营销与推广;阳明大学的一次性可抛弃式髓内腔钢钉远端螺孔定位装置研发也将于2014年下半年经辅导筹设新创公司、进驻新竹生医园区。

生技园区与科学工业园区创新研发

2013年“研发精进产学合作计划”共核定通过43项补助项目, 其中生物技术领域计10项, 核定补助新台币262.9万元。2013年结案计划中, 永昕生医公司与成功大学团队完成建立抗体生物相似药品的国际标准分析平台开发, 并与德国客户签署5年的生物相似性药品开发及生产制造合约;台湾先进手术医疗器材公司与“国研院”仪器科技研究中心完成抛弃型超细鼻胃镜的视觉连接模组开发, 改善传统电子鼻胃镜重复使用易感染的缺点, 并已投入市场销售。

2013年“MG+4C垂直整合推动专案计划”共核定通过4项计划补助案, 其中2项为生医领域计划, 分别为台湾先进手术医疗器材公司、承奕科技公司、“国研院”仪器科技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具有位置感测定位的智能型鼻胃镜系统以及莱镁医疗器材公司、安盛生科公司、阳明大学合作开展的无线模组化居家睡眠生理检测系统与云端应用软件平台开发, 核定补助金额计新台币2, 521万元, 共有38位生医厂商核心工程师投入计划研发, 并可培育未来生医产业所需的高科技人才。

“南部生技医疗器材产业聚落发展计划”自2009年起执行, 第一期执行期间为2009~2012年, 补助范围包括齿科、骨科、医疗美容等器材及设备系统、医用合金及其他具潜力的医疗器材技术开发等领域, 共核定101个项目, 预算经费新台币11.71亿元, 2013年推动第二期计划 (2013~2016年) , 截至2013年12月底, 通过该计划进驻的有效核准厂商共有38家, 投资额达新台币52.86亿元。

台湾“农委会”依据《农业生物科技园区促进园区事业研究发展补助要点》, 提供园区厂商申请研发补助计划, 2013年园区共核定20项园区事业研究发展补助计划, 补助金额为新台币982万元, 促使园区事业共投入新台币29, 270万元的研发经费支出。

本土及重要疾病药物开发

台湾“国卫院”针对本土重要感染症、民众重大疾病和易发肿瘤, 通过尖端生物分子技术, 进行疫苗、检测方法与146项治疗药物的开发。例如利用脂蛋白平台技术, 开发乙型脑膜炎疫苗、治疗型子宫颈癌疫苗及登革热疫苗;开发多工细菌基因体定序及抗药基因筛选平台, 加速新型抗药基因的找出, 提供研究人员完整的全面抗药机转资讯;针对抗肺腺癌现有表皮细胞生长因子接受器 (EGFR) 抑制剂在临床上有产生抗药性的缺点, 研发出具潜力新颖候选药物DBPR112;新创纳米核医药物含金-198标志放射性纳米金粒子, 兼具癌症治疗与诊断双重用途, 可作为脑瘤患者治疗新药;开发出新颖性红血球微囊纳米粒子, 因具内源性, 使其生物安全凌驾于其他外源性纳米体之上;应用医疗废弃物中产后的胎盘, 高效率分离出多潜能胎盘干细胞 (PDMSCs) , 可避免胚胎干细胞的伦理争议与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的致癌疑虑。

浅谈公共政策的执行 篇9

关键词：公共政策,失灵,对策

1 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

1. 1 实现公共政策目标

制定公共政策是解决社会问题不可缺少的步骤, 只有制定出科学、可行的政策, 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 但是单制定出政策还不行, 还要加以执行。没有有效的执行, 构思再完美、设计再精巧的方案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只有执行好公共政策, 才能达到政策制定的目标, 解决现实问题, 实现制定公共政策的价值。

1. 2 检验公共政策质量

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 是否对解决现实问题有效, 必须通过公共政策执行来检验。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在政策制定阶段, 制定者无法对一切可变因素和情况进行准确的预测, 而执行活动往往可以反映出政策方案的缺陷和不足。

1. 3 完善后继政策制定

“后继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对原有政策的修正和补充, 二是制定新的政策。政策执行活动及其后果是后继政策修补和制定的重要依据。无论是对原有政策的调整、补充, 还是制定规划新政策, 都必须以以前政策实施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和所反馈的信息为依据, 必须在前一项政策获得的结果的基础上思考新的问题。

2 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原因

2. 1 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

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客观存在且被社会上多数人发现并认同的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是与现阶段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取向以及某种既定的规范存在冲突的, 所以利益相关者会通过不同形式的努力, 将社会问题上升到公共议程的高度。

一般来说, 政策问题是以特定的社会事实为基础, 与人们的利益观、价值观、行为态度等紧密相连, 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困难度。[1]

2. 2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缺失

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S. M. 李普塞特所认为的,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系统而言, 如果它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制度对社会发展最为适当的信念, 那么这个政治系统就拥有统治的合法性”。[2]从政府职能角度看, 政策合法性可以看作政府公职人员利用其合法权力、制定合法公共政策、实现政府职能、满足公民利益需求的过程, 所以, 合法性是公民认同政府权力、政府能力、政府威严的基础。[3]一旦政策的合法性被颠覆, 公民就会对政府政策产生或消极, 或积极的对抗行为。政策合法性的缺失问题应由政策活动执行主体负责。

2. 3 公共政策执行监控制度不完善

在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 由于各级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控制权表现得过于集中, 导致在行政活动中过多设置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环节。在公共政策执行监控手段上, 政府通常过于依赖行政手段, 以发布行政命令及相关决定的方式展开, 缺乏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辅助, 导致行政监控行为出现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甚至是盲目性。

虽然政务公开在极力推广, 但部分地方政府政务公开系统难以有效进入。所以对公共行政监控主体来说, 他们的行政监控行为受到很大的制约, 没法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于广大公民来说, 他们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存在被剥夺的倾向, 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

3 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对策

3. 1 提升行政人员素质

一般意义上来说, 政策制定者综合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政策制定者的综合素质则包括知识结构、工作态度和能力、政策水平等, 政策制定者的综合素质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社会化过程的检验、考核, 才能得到不断地提高。[4]当前我国的政治社会化机制仍然不健全, 其在作为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和确保社会成员适应政治生活方面, 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加强对行政人员培训方面, 相关部门要加大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 尤其要强化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素质的培训, 定期开展相关职业技能比赛, 以提高政策制定者的综合素质。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使政策制定主体进一步熟悉相关业务规范, 明确自己在整个政治系统中的权利和义务, 并不断提高其在政治活动方面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水平。这样政策制定者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需求, 其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和接纳。公共政策制定者不断提升其综合素质, 尤其是思想道德素养, 是真正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 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3. 2 畅通公共利益表达渠道

长期以来, 由于大一统的社会惯性导致多数公众在面对利益表达时呈观望态度, 主动表达自我利益诉求的相对较少。[5]另外从政府组织结构角度来看, 我国行政组织呈金字塔形结构, 公共利益表达会在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过程中, 发生信息的扭曲或信息的剥离, 影响公共利益的有效表达。因此要实现公共利益的准确表达, 就需要多样化利益表达渠道, 坚持便民原则, 在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简化利益表达程序。

目前,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大众传媒等在畅通公众利益表达渠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不难发现, 一些社会团体, 尤其一些群众性自发组织由于相对权利的缺失, 导致在利益表达时显得苍白无力。相关政府应打破这种困境, 让民众的呼声能够融入公共政策的备选方案之中。近几年, 随着公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公民对政策目标实现的途径和可能性有基本把握, 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预知新政策可能带来的利益格局变化和可能引发的冲突, 所以公民参政议政的呼声愈发高涨。所以地方政府要积极畅通公众利益表达渠道, 广泛听取和吸纳社会各界的心声, 实现将各方利益整合的目的, 促成真正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的形成。

3. 3 加强公共政策宣传力度

对公共政策的宣传是政策执行的起点, 公共政策制定者及时、有效地进行政策宣传, 高效真实地对公共政策解读信息的传播, 可以增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只有实现公众对新政策合法性、合理性、科学性以及可行性的认同, 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尤其当一些公共政策触及一些有关社会习俗或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时, 公共政策执行环境会变得复杂许多。现阶段, 我国社会呈现的价值观念、文化风俗多样化形态日趋显著, 甚至社会中的主流思想都受到了冲击, 当前政策执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公共政策与当前的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意识形态相融合时, 政策执行环境相对比较宽松, 反之就会受制于环境, 会因为一些无形的因素而扭曲, 使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制定的初衷发生背离, 因此, 相关部门在不影响公共利益实现的前提下, 可以在政策宣传时灵活机动地展开。同时各级政府也要从自身做起, 不断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 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树立一个有诚信、有责任感的政府形象。

3. 4 建立公共政策监督控制机制

政策控制是指为了使公共政策达到预期目标, 对整个政策执行过程及与其相关的要素加以监控和纠正偏差的过程。加强对政策的监督控制是公共政策运行必不可少的手段与环节, 有效的监督控制才能防止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相关部门对公共政策监督控制的行为, 对正确贯彻落实公共政策, 以及完善、发展和更新公共政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具体表现为对公共政策执行各要素和环节进行检查监督, 促使公共政策得以贯彻和落实; 对公共政策执行结果进行相应检查和研究, 适时对公共政策做出有利调整。

真正完善的政策监督控制机制是由公共政策监控机制和公共政策调节机制构成的, 两种机制实现有机联动, 并呈现良性循环运作。公共政策监控机制主要包括相互衔接的三个步骤, 分别为公共政策执行前监督、公共政策执行中监督和公共政策执行后监督, 而公共政策调节机制则贯穿于政策监控机制的三个环节之中。政策执行前监督主要通过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执行方案和实施法规实现的; 政策执行中监督是指根据原先设定的政策监督方案和执行标准, 搜寻、发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政策执行后监督也被称为对公共政策执行结果的监督, 一般这种事后监督行为被视为一种迟滞性监督, 因为政策执行活动可能已然造成了一定的人力物力损耗。所以政策监督环节中, 各级政府应该重视执行前和执行中的监控, 尽可能把隐患扼杀在摇篮里,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政策调控机制主要根据原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情况, 及时制订政策调整方案和纠偏措施, 开展纠偏调整方案, 以减少或避免政策执行走样、失败的问题。

因此各级政府要建立和明确公共政策监督控制机制, 做到公共政策在执行前具有预见性、执行中具有约束性、执行后具有强大的纠偏力。[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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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文静.从政府公共政策的效用来看其职能的转变——以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调控为例[J].中国市场, 2011 (26) .

浅论我国会计政策执行制度 篇10

会计存在于经济活动之中, 产生的会计信息带有经济后果, 会计政策存在最直接目的是为了规范会计活动, 规范会计活动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政策是形式表现为一国政府或者政府授权机构为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制定和发布的会计法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以及规范会计信息披露的其他有关规章制度的总和;在本质上则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

我国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 我国会计政策是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会计法是为了向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我国现行的会计政策体系已经形成了以会计法为核心、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为基础、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为主体, 涵盖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告规范、及其他相关会计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多层次全方位的规范内容体系。

我国会计政策当下存在的会计准则制度并行, 这是由于它是企业的筹资方式方面的需求, 再有就是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方面的需求。会计政策的独立存在和企业的融资需求有着很大程度的关联, 而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包括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会计人员的道德素质。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包括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会计人员的道德素质。

二、我国会计政策执行机制中具体构成和执行环境

执行的核心在于目标的达成, 目标的达成程度就是对执行效果的衡量。将会计政策付诸实践, 把会计政策的内容变为现实以达到既定目标的动态过程, 就是会计政策的执行。会计政策规范的是企业内部的会计活动, 通过提高与投资者决策过程相关的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以保护投资者和提高市场信心。

会计政策的执行机制不仅仅包括管制, 还包括激励机制。:会计政策执行机制, 是存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之内, 明确其中的联系和层次, 由一系列为保证会计政策得到正确遵守, 其出直接执行机制的组成部分包括财务报告编制环节、财务报告审计环节、财务报告批准环节和财务报告监管环节。

为了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管理生产经营业务, 企业根据工作实际建立相应为了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管理生产经营业务, 企业根据工作实际建立相应制度, 要从公司治理结构, 及外部机构监管等方而对会计人员加以保护。为了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会计监督主要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来进行。完善的内控将使公司的经营管理更加有效, 内部审计制度是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消除管理层和所有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形成公司内部有效的监督机制, 为机构监管和法庭执法提供了基础信息。机构监管对财务信息的载体, 即财务报告的监管最为直接也最为密切, 我国会计政策基本由政府制定, 并由政府主导推行, 实现财政一体化的管理信息系统。

法律保障是会计政策执行机制中的底线, 我国目前已经有一套相对较完整的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其他相关条例。法律保障的另一个环节就是法庭执法, 么公众舆论和媒体监督是会计政策执行机制的先锋部队, 媒体应完善自身的治理机制和自律机制, 才能充分发挥引导公众舆论和媒体监督的作用, 监督会计政策执行。会计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 所以信誉机制也是会计政策执行机制中的重要一环。

三、评价和改进我国会计政策执行机制

效率和效果是管理学领域常见的两个名词, 会计政策执行所需要的资源包括财物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权威资源。会计政策的执行成本还包括转换成本, 我们还需要关注会计政策的执行效果。由于会计政策的制定先于执行, 会计政策是高质量的, 严格按照政策的要求执行, 高质量的执行就可以产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只有满足高质量、反映经济真实的会计政策和高质量的会计执行才能最终产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达到好的执行效果。

提高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就是决定实质上执行效果的关键, 评价会计政策执行效果, 应该找到衡量体系。从会计政策的目标出发, 强调相关机构的专业性, 强调相关机构的公正性和透明性, 对被监督方的保密性, 对违规行为能采取有效措施, 实现成本效益原则和执行机构的权威性。

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 解决我国会计政策直接执行机制具体构成问题。要增加会计政策的共识度, 完善博弈规则, 改进间接执行机制, 创造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 充分发挥信誉机制缔约各方的谈判积极性与事后的灵活调整性而提高会计契约的完备性程度, 建立长期重复的博弈环境, 强力的法律保障, 使整个社会参与到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以及会计政策的实施上来;保障会计政策的执行源头, 增加政府的公信力, 改善我国会计政策执行状况的方向。

摘要：会计政策的执行和制定同等重要, 我们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 侧重于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 从系统角度来审视我国会计政策执行, 增加会计政策的共识度, 并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会计政策,系统角度,执行制度

参考文献

[1]王跃堂, 孙铮, 陈世敏:会计改革与会计信息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01,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