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把尽可能由社会其他组织承担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生产经营，政府根据情况在必要时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要集中解决传统公共服务体制、传统体制下的管理机制、公共服务领域成本膨胀、公共产品配置不公、公共服务决策暗箱操作等问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村公共产品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农村公共产品分析论文 篇1：
收入差异视角下农户公共产品需求分析
摘要：农户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和使用者，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是否符合广大农户的需要，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重要标志。通过分析入户调查数据发现，目前各级政府和村庄基层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还不能满足农户的基本需求。通过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度，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大体呈现递减趋势，而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呈现递增趋势。
关键词：农户收入；农村公共产品；生产性公共产品；非生产性公共产品
一、问题的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事业。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所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能对政府官员产生政绩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农户是农村公共产品最直接的受益者和使用者，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是否符合广大农户的需要，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重要标志[1]。在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种类和数量时，农户应最具话语权。吴友群和廖信林[2]指出由于供给决策基本由中央政府决定，农民和其他组织对公共产品供给没有话语权，所以要满足农民的实际利益需求很难。蔡起华和朱玉春[3]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劳的方式参与供给，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王蕾和朱玉春[4]认为农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依次为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推广、医疗、饮水设施、教育；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生活性公共产品及保障性公共产品满意度较高；三类公共产品供给效果优劣依次为生活性公共产品、保障性公共产品和生产性公共产品，投资重点应为生产性公共产品。
2013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随着国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只有掌握农户的需求情况，才能为政府的供给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本文研究基于农户收入的角度，通过区分生产性公共产品和非生产性公共产品来研究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考虑到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性，结合学者们的观点，本文将公共产品分为生产性公共产品和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即农业公共产品，主要是指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农田水利，电力基础设施等。非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又可分为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5]，如公共安全、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环境建设、村庄绿化等。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次调查数据分别来自陕西省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中等和欠发达的西安市、榆林市、延安市和商洛市。具体调研地点为西安市的灞桥区和蓝田县、榆林市的绥德县、延安市的宜川县和商洛市山阳县。调查对象涵盖平原和山区的农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700份，其中预调研发放200份问卷，正式调研发放500份问卷，回收问卷470份，有效问卷45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0.6%。
根据调查收回的问卷，对调查样本农户的人均年收入进行统计，结果见图1。本次调查的受访农户家庭成员集中为3～5人，受访农户的人均年收入在8 000元以下（X1）的有156户，在8 000～15 000元（X2）的有109户， 在15 000～20 000元（X3）的有116户，在20 000元以上（X4）的有72户。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
1.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村内道路类型的调查结果显示，西安市的农村道路基本是水泥路面，榆林市和商洛市的农村道路基本都是砂石路面，延安市的农村道路基本是柏油路面和砂石路面。
目前，调查村庄的通电率已经达到100%，实现了村村通。没有进行电网改造的一些地区，电力设备老旧、破损，电压不稳， 停电时有发生，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大部分村庄由村委会及村电工自行管理，农村电网维护费用偏高。
由于农村具有区别于城市的低密度居住人群，加上农户经济水平较低，大多数人选择移动通讯电话，使用固定电话的人较少。由于固定电话的用户少，所以使用网络通讯的人数有限，并且这部分人群不稳定，导致通讯设备的安装使用成本高，电信、移动通讯公司为农村提供服务的积极性较低。
农户灌溉主要以集体灌溉方式为主，占63.35%，自己灌溉的占22.31%，合作灌溉的方式占14.34%。农产品主要采取自行销售的方式，占到81.02%，其次是村组集体联系。 农户的市场信息主要靠农户间的相互交流、广播电视等媒体渠道获得。县乡政府和村组提供的信息很少。
2.非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调查对象中68.44%的农户的饮用水来源于井水，没有对其进行净化处理，31.56%农户的饮用水是自来水。调查中，93.59%的农户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因为参合农户自筹的金额少，所以覆盖率较高。虽然新型合作医疗基本覆盖，但是村民对新型合作医疗的评价一般。大多数农户不愿意选择村里的诊所和乡镇卫生院进行医治，倾向于愿意选择县级以上的医院。而定点医院收费高，并且报销的病种少、比例小，不能有效地满足农户的医疗需求，加重了农户的负担。
由于养老保险是自愿参加，所以参加的人数不多。有意愿参加的占43.04%，不愿参加的占53.43%，还有3.53%的农户觉得参加不参加养老保险无所谓，统计结果见图2。根据调查情况，村民每人缴费100元，国家每人每月补助55元，集体没有补助。大多数村民认为个人缴费金额高、缴费时间长，所以除了年龄快到领取年限的村民外，选择参加养老保险的人较少。
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愿意供养子女上大学比例占到总调查户数的84.32%；然而在远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无法在子女教育上有较多投入，高中、初中和小学是他们的选择。
农户对子女就业的期望中，43.70%的农户希望子女进城务工，30.24%的农户选择了学技术，17.21%的农户选择了经商，8.81%的农户选择了其他方式，希望子女在家种地仅仅占0.04%。
在调查中，发现不少村庄的村民都有赌博的恶习，小偷小摸和打架斗殴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多数村民对村庄治安环境及生活环境不满意，反映村中没有固定的垃圾存放点，垃圾乱堆乱放，加之临近城市的垃圾乱倒，没有环保的垃圾处理方法，村庄卫生环境很差。本次调查的许多村庄文化基础设施较少，平时很少有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农户空闲时间多是看电视消遣，这个比例占到了41.28%，其次是喝茶、聊天、打牌，看书的人很少。村庄中的集体娱乐活动很少，除了一些传统性的节日活动之外，其他的文化活动比较少见。
三、农户收入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构建
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是否符合农村广大农户的需要，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问卷式调查可以直接从农户那里获得需要的信息。调查问卷中赋予5个备选项 100、80、60、40 和 20 的得分，要求受访农户根据自身需求，从 14项公共产品中选出 5 项自己最需要的公共产品，并按照需求程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在进行数据处理时，需求程度排名1至5位的公共产品分别赋予0.5、0.4、0.3、0.2和 0.1的分值，各项公共产品项目得分的平均数即为该项目的需求度分数。
本文利用调查的数据来研究不同收入的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度，得到公共产品需求度的汇总表1。
（二）实证分析
农户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外界影响，如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受收入水平以及个人偏好等农户自身因素的影响。由于外界因素和个人偏好难以测量和量化，收入水平相对容易得到数据，以及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是靠农户的自筹资金，收入水平是决定农户需求的主要因素，故本文选取农户收入水平作为影响农户需求的解释变量，不同公共产品的需求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农村不同收入群体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计量模型（1）式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环境卫生、医疗保险、文化娱乐、子女教育、社会治安和饮用水设施需求度与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公共产品的需求度与收入的线性关系明显，各方程拟合优度较高。各个回归方程的系数值均为正值，说明当前环境卫生、医疗保险、文化娱乐、子女教育、社会治安和饮用水设施的需求度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大。这些公共产品是用于满足农户消费并提高生活质量的公共产品，所以属于非生产性公共产品。其中，环境卫生的需求度最大，且与收入呈现正相关，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生活质量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改善环境卫生。
从表3可以看出，最低生活保障、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通讯设施和农业市场信息、养老保险、饮用水设施、农业生产指导、电力8项公共产品需求度与收入呈负相关的关系。反映出当前这些公共产品的需求度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少。其中除了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是满足农户消费需要的公共产品，属于非生产性公共产品，其他全部都是生产性公共产品。
以上研究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大体呈现递减趋势，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呈现递增趋势。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农户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他们最先解决的是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最原始、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生产性公共产品可以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收益，为解决生理需求提供有效路径。随着农户收入的提高，基本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时，生产性公共产品对他们的吸引力下降。当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对于安全需要就更为强烈，他们要求劳动安全、生活稳定，希望未来有保障，此时的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可以保障这种需要，因此在收入提高后，农户对于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农户收入差异角度，通过区分生产性公共产品和非生产性公共产品分析了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在分析入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发现各级政府和村庄基层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未能满足农户的基本需求，并且家庭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农户在对公共产品需求度。进一步通过农户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实证分析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大体呈现递减趋势，而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呈现递增趋势。
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分析，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
1.注重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差异。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千差万别，所以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应考虑不同地区农户收入和农户偏好。当经济处于低水平发展时，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的公共设施为人们所需，例如大型农用设备、农村水利灌溉及农户生活用水等建设。当经济处于较高水平发展时，人们对能促进自身发展的公共设施更为需求，这时应当政府提供更好的教育设施、更高水平的医疗设施等。
2.建立农户需求的表达机制。农户是公共产品的直接使用者，应当建立让农户表达自己需求的机制，鼓励他们直接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在提供公共产品前，农村自治组织可以通过评估自己的筹资能力，向村民委员会表达自己的需求，投票决定所需的公共产品。
3.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对于涉及到县、乡、村范围内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农户充分表达自己的主观偏好和真实意见，应采用“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即由村委会负责收集农民的需求信息并上报乡镇级政府，再由乡镇级政府负责供给。这样既能准确得知农民的需求，又能使乡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统一规划。
4.理性调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对于贫困地区，增加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发挥其增产增收效应，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农户的收入，从而提高他们对于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满意度；对于富裕地区，增加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善农村市场体系，改善和优化农村消费环境，提高当地农户的生活质量水平，促进农户的消费，从而提高他们对于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1]许莉.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满意度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户层面的实地调研[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6）：102108.
[2]吴友群，廖信林.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研究[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5）：2325.
[3]蔡起华，朱玉春.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4551.
[4]王蕾，朱玉春.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评价[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4）：2429.
[5]陈池波，胡振虎，傅爱民.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3438.
Key words：farmers’ income； rural public goods； productive public goods；nonproductive public goods
作者：毕颖华
农村公共产品分析论文 篇2：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的重点和主题
摘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把尽可能由社会其他组织承担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生产经营，政府根据情况在必要时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要集中解决传统公共服务体制、传统体制下的管理机制、公共服务领域成本膨胀、公共产品配置不公、公共服务决策暗箱操作等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的主题是解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前提，按照公平原则构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把市场化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长远战略。
关键词：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形公共服务；无形公共服务；公共产品配置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给市场，并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提出了基本要求。从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必须从体制与机制创新、成本与绩效分析、开放型政府与行政超市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并寻求突破。在学术研究领域，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国内外的相关经验，科学把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概念，找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确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的核心与研究主题，即突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概念与建设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系，这是引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的必由之路。
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概念辨析
研究解决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必须准确把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概念。许多研究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看成政府采购，从重塑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出发，有必要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讨论。如果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限定在政府出钱由相关组织或个人生产公共产品，政府在越来越庞大的公共服务体系里购买公共服务就只能是零星的，这种零星的公共服务只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对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只能在边际上起作用。也就是说，按照以往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解，似乎政府不出钱社会其他组织就不能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这在构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上的推动作用难以奏效。我们认为，所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是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把尽可能由社会其他组织承担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生产经营，政府根据情况在必要时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并节省公共资源，其模式应该是多维的，如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合资的伙伴关系、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模式、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组织合资等。公共产品的生产不一定完全由政府出钱，而是尽量利用社会资本，即用富人的钱为穷人谋福利[1]。
应在概念上把公共服务分为有形公共服务与无形公共服务两种类型。所谓有形公共服务，即能够用生产要素直接生产公共产品的那些公共服务，如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实体性公共服务；所谓无形公共服务，即国家各级政府及其相应机构提供的所有公共政策，以及政府向社会提供的指导实际工作的服务活动。无形公共服务指导有形公共服务、发挥基础性作用，有形公共服务是无形公共服务的客观现实，无形公共服务在公共服务中发挥顶层设计作用。这两种公共服务类型的涵盖标的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各级政府在包括教育、文化体育、交通运输、农村设施、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在内的所有实体型公共产品生产供给领域。这些有形公共服务的成本与绩效、体制与机制是直观的。二是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出台的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并指导或引导公众行为的各类公共政策、制度规定以及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对公众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等所有无形公共产品供给领域。这种无形公共产品的成本与绩效、体制与机制是隐形的。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相比，不少领域的公共服务存在质量不好、效率不高、规模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政府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①。在公共服务领域，有形公共产品与无形公共产品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即无形公共产品的生产处于指挥地位，而有形公共产品的生产处于执行地位。无形公共服务的生产是有形公共服务高成本的前提，有形公共服务的高成本是无形公共服务高成本供给的具体体现。
明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概念可以提高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并提高对公众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以几何级数提高公众的幸福指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服务高成本问题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传统的公共服务政府垄断体制不仅造成了公共服务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更造成了现实的公共服务高成本②，特别是党政部门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垄断，造成的公共服务成本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生活福利和质量，妨碍政治文明发展、体制改革深化和中国梦的实现。要建立科学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就要秉持开放型政府与行政超市的理念。所谓开放型政府，指政府各机关部门把管理、决策活动公之于众，在公众参与的基础上展开③。所谓行政超市，就是把同一级政府的所有部门（保密及其相关的工作除外）集中起来，在共同的场所联合活动，进行全方位开放式行政（公众在多个部门所办理的事情，可以在同一个场合一次搞定）④。只有建立了开放型政府，科学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制才能逐渐健全，科学的行政超市机制才能逐渐完善。
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问题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与政府垄断体制决裂，这一决裂不仅挑战公共服务成本与绩效，更挑战传统政府体制遗留的各种劣迹。在垄断体制下，公共产品服务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刚性支出的性质，而且公共产品服务成本与政府管理活动中的行政成本、风险成本、政府决策机会成本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许多行政成本、风险成本与机会成本因公共服务不合理的成本问题而诱发或膨胀，比行政成本、风险成本、机会成本更直接且影响的程度更大，也要求政府行政行为更加规范，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模型，引导政府转变垄断公共服务的体制和传统管理机制[2]（p.2）。因此，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要集中解决如下问题。
（一） 传统公共服务体制问题
传统的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体制是公共服务功效最大化的桎梏。要充分体现公共服务的公平、公正、低成本、高绩效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必须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垄断体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制的创新是针对不同性质的公共产品低效率设计的，如何建立由政府独立服务、混合型服务（政府、私人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多元参与）、其他组织的独立型服务等公共服务体制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必须首先解决的重点问题。否则，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剪裁修补，难有大的作为。
（二） 传统体制下的管理机制问题
在公共服务政府垄断体制下，公共服务载体在政府管理与市场之间的夹层中游离，“二政府”模式下的管理机制难以避免软约束问题。突出的问题是，体制内人员“占座”现象突出，服务质量低劣，公共产品成本膨胀，这些都是公共服务不公的主要根源。解决传统体制下的管理机制问题，就要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的创新，重塑公共服务内部管理业务流程，形成公共服务体制内部的多元竞争，引入私人领域的管理与监督制约方式，建立公共服务领域硬约束机制，消除公共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桶底漏水”问题，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三） 公共服务领域成本膨胀问题
受体制与机制的制约，我国公共产品生产活动成本膨胀、效率低下，公共资源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应，甚至成为少数公共权力掌握者寻租的温床。建立公共服务新体制、新机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公共服务的高成本问题，进而提高公共服务绩效。通过有针对性地解决公共服务的成本膨胀问题，可以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充分体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善效应。在传统体制下，很少有人关心公共服务运行成本与公共产品的生命周期，有形的公共产品无人主动保护是普遍现象；政府既是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又是公共服务监督、保护的主体，这造成除政府外的其他组织在保护公共产品上漠然置之[3]（pp.103108）。政府垄断的高成本给政府组织带来相应的实惠，社会其他公众既无能力监管，又由于产权悬空而缺乏监管的积极性。公共服务在政府垄断下必然成为“公地悲剧”，不仅在生产过程中高成本，而且在经营过程中野蛮使用，大大缩短了公共服务项目应有的生命周期，无形中浪费了公共资源。如何建立多元、产权到位的公共服务体系，从客观上消除“公地悲剧”，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 公共产品配置不公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公共产品配置不公平是一个突出问题，体现在包括教育、体育文化、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在内的公共产品，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配置不公[4]。这种状况逐渐演变为影响民生的一个大的社会问题，也是构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与中等收入陷阱直接挂钩，是造成公众之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之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假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投入的财力充足且吸引的社会资本足够多，就会极大地发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作用。一方面公共资源可以通过丰富公共产品供给为穷人谋福利；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在客观上拓宽并形成用富人钱为穷人谋福利的渠道，这一惠民途径应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清晰展现出来。相关研究要构建公共产品公平配置的基本模型，科学体现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使稀缺公共资源在使用中公平地提高全体公众的福祉。
（五） 公共服务决策中的暗箱操作问题
政府垄断体制下的公共服务决策之所以难以形成科学的程序，与公共服务决策中的暗箱操作有很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腐败的重要来源。有些公务人员不按照社会或公众需要使用公共资源，而是按照各种关系和自身利益得失寻找租金机会。一些农村基层政府购买的公共产品通过形式转嫁，产权性质被彻底改变，直接成了某些人的私人产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滋生了灰市场交易，甚至演变成黑市交易，出现了“三色市场”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5]。这就迫切要求在制度上建立能够克服这种随意决策的体制与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决策按照“提出服务项目计划—调查研究—提供备选方案—专家讨论—选择方案—领导决策—监督反馈”运行的模式，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活动在阳光下运行，这才能在客观上体现公开、公平与公正的原则。
（六）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随意性问题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既要积极又要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购买。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是公共性的，因而在选择卖方主体时必须全面评估其资质（包括社会信用、志愿者理念及行为、对所购买的公共服务领域熟悉情况、运转资本的能力等）。以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随意性：一是缺乏可供选择的多个买卖方案；二是“人情味”太浓，往往忽略公众的普及性、广泛性；三是以个人意志取代专家的理性分析；四是对卖方主体缺乏科学评估。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了政府购买的某些公共服务难以体现公平、公正，低成本、高绩效的服务占比低下在所难免。通过研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本与绩效，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是公共管理理念赋予研究者的使命。
管理机制不活是公共服务质量低下、成本膨胀、暗箱操作、政府购买随意的根源，服务体制陈旧则是影响内在管理机制的桎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必须通过创新体制与机制解决，但目前国内外对这一课题研究还不是很充分，特别是不能把政府购买有形公共服务与无形公共服务区别开来，因而很难找到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难以找到规范或约束公共服务成本的体制与机制模式的理论支点。以新原理、新技术、新方法为目标，从新视角、新观点和新角度深入研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增加社会公众的福祉、减轻纳税人的经济负担、改进政府管理、提高对公共服务项目的经营管理质量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6]。
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的主题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必须找出公共服务低成本运营并最大限度地惠及民生的经营体制与管理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产品的提供由政府垄断走向公平竞争，政府在服务导向上由“划桨”真正走向“掌舵”[3]（p.34）。相关研究要探索多中心治道变革的制度、方法、模式、思维的创新，构建现代公共管理时代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经营管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效益机制、管理技术和方法并获得实践应用的效果，为揭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新规律提供理论支持[7]（pp.45）。
（一）解放“象牙塔”：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前提
政府经济学科有其独特的理论标的，同时必须结合公共管理现实拓宽研究思维，形成多维学科交叉共鉴的新风格。如何兼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工具与方法，提出既在宏观上抽象又在操作上具体的理论模式，使公共管理理论在现实应用时战略有目标、操作有支点，这是政府经济学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传统封闭型政府没有摆脱官僚体系的象牙塔，社会公众对政府在做什么感到似乎非常“神秘”，这种“神秘”造成了公共服务的不透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也就必然是神秘的。所谓开放型政府理论，其机理应该是与社会其他任何组织一样，政府的所有活动也是一种市场活动，只不过这种市场有其特殊的性质。开放型政府除了那些涉及国家机密的领域外，其他一切活动都应向社会公开。开放型政府即是透明政府、民主政府，是尽可能受到全体公众监督的政府。建立开放型政府理论既是政府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目标之一，又是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的必然。开放型政府并非目的，而是建立行政超市的必由之路。建立政府的行政超市理论与开放型政府理论之间是附属关系，有了开放型政府才会出现行政超市。行政超市既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政府成本，又能克服政府的其他各种弊端，在公众中确立“阳光政府”的良好形象。政府超市理论的建立，可以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中节省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成本，提高工作绩效[8]。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必须要思考有形公共服务与无形公共服务的区别。只有把公共服务进一步分解为有形公共服务理论、无形公共服务理论，才能为进一步研究政府公共服务问题找到更好的切入点。如果不能区分有形公共服务与无形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的成本与绩效问题往往被蒙蔽，人们往往就事论事地看待现实的体育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村公共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的不公或高成本问题，绝大多数公众并不关注这些有形公共服务背后的指挥棒，即无形公共服务问题。建立有形公共服务与无形公共服务理论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理论创新的重要主题，在此基础上可以创立政府购买有形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政府购买无形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以此丰富政府经济管理理论。
（二）公平趋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的构建
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农村公共设施资源等民生问题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很长时期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相关的民生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公平。农村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很大反差，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与甘肃定西市漳县、岷县山区小学之间，平均每个学生所享有软硬公共资源反差为16倍，医疗卫生领域亦然。二是公共服务成本高。同类公共产品，政府垄断或政府购买由相关团体经营要比私人组织成本高出数倍，在宁波、杭州、天水、西安、深圳等市，在政府所属医院治疗感冒、肠胃要比私人医院价格高出3倍～6倍。三是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受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的制约，公共产品供不应求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北京、上海、杭州、宁波、广州等东部城市养老院一床难求，甘肃、贵州、宁夏、四川等省区农村儿童必须到几十公里路的县城上幼儿园。近些年我国公众对养老院之类公共服务已经到了多层次需求阶段，但目前连最基础的产品都供不应求，应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按照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下发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指导意见，我国将在2020年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高效合理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解决上述问题刻不容缓。
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问题是任何理论研究的宗旨。例如，如何通过建立开放型政府与行政超市，解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活动中的不透明、低效率、高成本等问题；如何通过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解决不同区域间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最终解决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公问题；如何通过公共服务成本与绩效研究，解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高成本、不公平等问题；如何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制建设，解决公共产品供求矛盾问题等。这些都是实践中亟需解决的大问题。科学设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操作途径，一方面可以使政府在有形公共服务与无形公共服务体制构架上有清晰的思路，另一方面可以使不同的公共服务经营主体在管理机制上遵循科学思路，进而充分体现理论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的规律，这应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的最终目标。
（三）市场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长远战略
研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目的是为各级政府提供明确的决策依据。首先，对于中央政府而言，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可知，采取什么样的政府购买模式才能体现社会公平、从宏观上节省政府成本、体现公共福祉最大化，由此可以形成通过实证检验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体制模式，使政府多一种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充分体现决策的科学性、程序性，降低顶层设计的机会成本。其次，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讲，形成公共产品供给服务的多维模式、管理机制，可以为不同情境下的政府服务区域半径、不同性质的公共产品供给、选择适合的服务模式并选择合适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管理机制提供决策依据。例如，某些公共产品的政府独立经营服务模式，可供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一些特殊领域广泛选择，而混合经营服务模式、私人经营服务模式、非营利组织经营服务模式、股份制经营服务模式等可以为不同区域、不同性质公共服务的供给选择，这样才能为各级政府提供丰富的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
公共服务的民营化作为公共服务体制发展的趋势，影响着政府决策的基本思路。除意识形态上主张有限政府或小政府的理想目标外，现实压力、经济推动力、商业动力和平民主义都可以成为将来公共服务民营化的一种导向。公众要求成本收益比更高的公共服务，人们的日渐富裕又使他们能够接受民营化而非单纯依靠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且公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也使他们要求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参与权和选择权；而私营企业也希望通过民营化来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这些因素都成为公共服务民营化的动力，促使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逐渐从政府转向民营部门。政府与营利性企业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效率上，前者存在超额雇佣、待遇过高、过度建设、政府成本意识不强、人浮于事等问题，这都导致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成本高、质量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变革就成为社会共识，而单纯走改革政府内部的老路显然已经难以取得预想的效果。应该说，没有哪种公共服务是天然需要政府提供，只要能够满足这些物品的特性，什么组织都可以提供，而选择提供方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其供给的效率如何，我们应消除对政府在服务供给方面的迷信和惯性思维。
这并不是说这些服务由政府提供是不合理的，政府尽可能地保证公民能够过上富足、文明而有尊严的生活是其应尽的责任，问题是如何提供。政府提供并不代表政府直接从事生产活动，政府需要做的仅仅是确认需求，然后根据不同组织生产效率的不同，将这些服务的生产交给特定组织，之后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监督和评估绩效。在特定政府不能更有效率地提供某种服务时，完全可以将其转包给其他层级或区域的政府，以更合理、更高效地提供这类服务。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上存在特有的效率低下的问题，这就需要更多地尝试将这些服务交给私人部门，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合同承包。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确认了特定服务的需求，然后通过竞争性招标选择合适的承包商来提供服务，政府此后所要做的就是通过监督保证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另外，个人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自我提供这些服务，或者通过市场力量来加以满足。比如，许多人转向私立学校和医院接受教育或医疗，而不花费政府的一分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存在低效率等各种问题，比如质量低劣、缺乏管理技能、投入不足、过度的垂直一体化、产能过剩、目标多样化、腐败等，由此导致公共服务民营化的必要性、必然性。尽管民营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甚至会造成许多损失，但民营化作为一种手段，最终将促使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高。只要坚持下去并加以完善就能真正改善服务质量，从而使公众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服务，进而使民众的生活质量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高。从这个角度说，民营化不仅是政府现实的决策，更是公共服务的长远战略决策。
四、结论
既有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概念几乎都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是政府把某一公共事务由财政预算拨款，让渡给有承接能力的其他社会组织生产经营，即“政府出钱、社会办事”。我们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是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尽量把能由社会其他组织承担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交由社会生产经营，同时政府根据情况在必要时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突破既有的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思维，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不仅政府可以出钱生产经营，而且其他社会组织、团体、私人亦可投资生产与经营；不仅能够充分满足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社会需求，更能借助社会多方面的经济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求。把财政预算的经费划拨给其他组织生产经营公共产品，并不能充分发挥或调动全社会的资源与积极性，有时可能对财政资金的使用产生更多的风险成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是政府出钱，而且还有让社会其他组织在某一领域准入的意义。规范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管理半径与政府管理密度，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既要推进公共服务的民营化、私人化、多元化，又要通过政府管理半径理论摆脱公共产品政府垄断供给体制，使政府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退出，以此来构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制与体系。开放型政府与行政超市学术观点的提出，不仅是对传统官僚政府体制的冲击，而且诠释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把配置资源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的战略思想。开放型政府理念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工作形式，可以理解为“政府是没有围墙的社会服务体系或集团”，创新了政府工作模式，推进了政府服务社会化。行政超市与政府生产流水线概念的提出，不仅从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办公体系，更有助于推进政府管理业务流程。
注释：
①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
②我在研究有形公共产品经营管理成本时通过多个案例比较发现，在公共产品经营活动中私人经营管理成本为15元人民币时，政府经营管理成本为46元，这和萨瓦斯对美国、加拿大、瑞士、日本的公私垃圾收集业的对比研究结果的49∶17基本一致。然而，人们忽视了个中的根本原因，公共服务领域的体制与机制是问题的根源。特别是指导有形公共产品服务的相关政策（无形公共产品）完全由各级政府垄断，进而在无形公共产品垄断服务基础上产生了有形公共产品服务的垄断。要彻底消除公共资源的低效率配置问题，让有限的公共资源发挥无限的社会福祉，就必须与国际公共管理接轨，把公共管理视角从重结果转向重前提，彻底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垄断问题。
③政府应当把那些不涉及保密、安全等方面的管理、决策活动在公开透明的场所环境下进行。网络化办公不等于开放型政府，既要形式上的开放，又要内容上的开放。只有公众愿意参与政府政务并能够参与政务时，才可谓开放型政府。
④行政超市是开放型政府的必然产物。在公共服务的买卖活动中，作为承接方的社会组织（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私人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合成组织）在作为购买方的政府那里进行交易活动时，必须有包括财政、民政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等多个单位的参与。如果有了行政超市，使这些部门在同一个开放场所办公，就会节省时间、人力等成本，大大降低各类有形或无形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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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翔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问题与主题[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4，（9）.[责任编辑：刘琼莲]
作者：何翔舟 王琰
农村公共产品分析论文 篇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公共产品服务分析
摘 要：近2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遇到了瓶颈约束，一方面我国的很多地方出现了“民工荒”，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并且出现城市农民工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上述情况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和缺位，进而得出结论，政府和现有的工会引导和参与构建农民工工会将是解决瓶颈约束的一个有效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工会 ；公共产品；农村剩余劳动力
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从发展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等角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有下面四大理论：
刘易斯理论。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部门，一个是城市资本主义化的工业部门，该部门集中了大量资本，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传统的乡村农业部门，该部门缺乏资本，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农民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但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这时只要工业部门需要，就可以从农业部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
拉尼斯—费景汉理论。该理论在刘易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划分为3个阶段：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阶段；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和大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同时提出，为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到第三阶段，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要同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同步发展。
乔根森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当农业剩余等于零时，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才有可能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托达罗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正在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决定其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
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公共产品分析
农民工工会提供的维权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民工工会在为农民工群体维权的时候，所有的农民工都能享受到维权的成果。比如，要求废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群体就业的限制，要求取消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的限制，以及取消一些社会服务部门对农民工的歧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等等。而要想排除一部分农民工使他们不能分享维权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农民工工会还具有规模效应。假如工会的规模较小，那么，在劳资谈判的过程中它的组织力量将会被洪洪的民工群流所淹没，不但难以取得明显的成果，反而可能由于要求了比其他非组织民工较高的条件，而使组织成员失去就业或工作的机会；另外，在同其他的侵权主体进行斗争的时候，由于群体势力较小而缺乏威慑效果，通常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而且维权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构建农民工工会还具有巨大的外部效应。通过构建农民工工会可以以谈判的方式协调解决劳资矛盾，避免双输的劳资博弈，从而提高社会劳资资源的配置效率。农民工工会可以作为一个连接农村与城市的枢纽组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必要的服务、有效的就业与培训信息，还可以对进城农民工组织进行必要的培训，便于他们更好的生活，因此对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也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民工群体的正当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也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舒尔茨（Schulz,1961,1971）和加里.贝克尔（Becker,1964）著作中有关人力资本投资报酬的大量研究表明，对社会的经济回报要大于学生的机会成本和教育成本。职业技术培训也是耗费时间的过程，而且随着在其后接受培训人数的不断增加，原先接受培训者的劳动收入还会下跌。农民工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我国制造业的产业技术升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知识技术与信息具有外溢性，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未受培训的工人可以通过观察、模仿的学习效应而免费的提高自己的职业生产技术和获得相应的市场信息。
因此，农民工的技术培训具有外部性；加上农民工的经济条件限制和文化素质水平较低，以及对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不畅通，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等，这就决定了农民工对市场培训的需求（如右图）D0小于社会对培训的实际需求D1，从而，通过市场机制对农民工群体提供的技术培训D0将远远达不到社会的需求D1，即市场在这方面存在失灵。
奥尔森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集体行动进行论述的时候认为：“为了一个具有共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的好处，对这个团体来说，是某种公共财货或集体商品，他们像法律与秩序、国防与污染治理这类公共财货一样，利用那些自愿和自发的市场机制是提供不了这些公共财货的。之所以不能达到，是因为集体商品或公共财货都不是排他性的。由于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显然不具有征税赋或任何类似资源的权利，因此就可以做出预言：许多会从集体行动中获益的集团，事实上并不会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采取行动。”
拉本德拉.贾在《现代公共经济学》中所讲到的，“只要涉及到了公共物品，每个消费者都有搭便车的愿望”，这就是在公共产品提供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囚徒困境问题。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深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的农民工群体而言，搭便车的问题更是很难解决。比如，假定要成立农民工工会，每人需要交纳5元的会费，但是，通过工会每人能得到10元的好处，如下面的个人支付与收益矩阵所示：由于存在搭便车的机会，个人最优的行动方案就是选择免费搭车，由于每个农民工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支付收益矩阵，因此，依靠农民工群体自愿的方式建立工会是相当困难的。
农民工工会的成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由所在地区的工会或劳动部门帮助成立，另一种方式是由企业按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方针政策成立，但是，这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因此可以说现存的农民工工会几乎都是在有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产生的。
3 公共服务模式的相关探索
3.1 “自愿解决”的俱乐部式供给
由于几乎没有哪种物品或服务满足纯公共物品的极端定义，相反，大量存在的却是非纯粹公共物品。这些物品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以排斥不付费的人使用。因此，作为市场失灵的一种自愿解，作为自愿解决方式的俱乐部可以用来提供某些纯粹公共物品。
1965年，詹姆斯.布坎南为了解决俱乐部这种类型的合作安排为什么是一种有效率组织某些物品生产的方法，提出了俱乐部经济理论。布坎南认为，消费纯粹私人产品最有效的单位是个人，一个人获得了这种物品，也就减少了另一个人可以相应获得该物品数量。但一种公共物品最有效率的消费单位是无穷大的，因为一个人对它的使用并不妨碍另一个人的使用。布坎南认为，对于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物品，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来提供。丹尼斯C.缪勒同样认为，一种公共物品当通过某种方式能够建立排他机制的时候，可以通过自愿的建立俱乐部的形式来提供。
但是，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很大，形成了所谓的“候鸟型”、“钟摆型”的流动方式，农闲时进城农忙时归，这是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流动的规律。即使时间长一些的，一般一到两年也会换一个地方。再加上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村小农经济环境下，以及文化素养偏低，因而会出现目光短浅，合作意思淡薄。所以，对于农民工这一数量巨大群体，若以自愿的方式来构建农民工自己的维权组织——农民工工会，将会面临巨大的谈判或交易成本。Calabresi（1968）认为谈判成本会阻止或抑制协商性的解决方式，如果交易费用高到足以排除资源解决方式时，谈判会因降低了效率而被放弃，也就根本不存在市场失灵。换言之，当考虑到所有的成本时，放弃以市场自愿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由市场机制产生的自愿解决方式。
因此，以自愿的方式构建农民工工会，巨大的交易或谈判成本将是者以解决方式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而且，即便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解决谈判或交易成本问题，但是由于建立排他性的需要，产生的工会将会丧失相当一部分十分必要，但又无法排它的职能，在提供劳动就业信息方面，等等；并且，以俱乐部形式组建的工会还会受到第二部分所论述的规模效应的制约。
3.2 政府或第三方组织参与式的供给方式
弥补市场失灵市政府的应尽职责。当依靠非政府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无法满足需要时，政府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服务。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的文章中，放弃了把企业视为生产过程的观点，而把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由此对企业的产生解释如下，市场交易的运行是有成本的（考虑一下了解产品信息和相对价格、寻找合适的交易对象以及进行谈判协商的费用），如果允许一个权威来领导一个组织支配资源的话，可以节约一部分市场运行成本。
同样，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服务的时候，如果政府或现有的工会组织出面作为一个权威来组织为农民工提供的各种服务资源进行配置，形成一个包含农民工维权，职业技术培训和提供就业信息等等相关服务的组织——农民工工会。即由政府或现存工会组织参与和引导，在各大用工城市或地区构建受政府或现存工会组织支持、领导的，由农民工参与监督、管理的农民工工会，形成所谓“铁打的营盘（农民工工会），流水的兵（农民工)”。这样将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并且将会大大的提高政府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服务效率。不但能节约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农民工维权变得更具有了可实现性；针对帮助农民工就业提供的职业技术培训，可以把它从对农民工需求的大后方——农民工的输出地，搬到生产制造的第一线——各用工城市，不但能及时地了解和把握市场的需求方向进行及时的培训调整，而且由于纳入了农民工工会，还可以减少在政府对外分包农民工免费职业技术培训过程中寻租行为的发生，并且还能提高监督效果和减少社会监督成本；就业市场信息也可以以农民工工会这一固定的组织和部门为平台，形成有效的传播机制。当这些方面的问题能得到有效地解决的时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瓶颈约束也将得到有效地解决。
作者：张 行 张 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