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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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古代十大千古之谜

【转载】千古之谜——红军长征中的“密电”

走进巍然屹立在巴中南龛山顶的红军将帅碑林，所有参观者都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

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单尊汉白玉座像，以及王宏坤、傅钟、詹才芳、李卓然、倪志亮、张琴秋、许世友、王建安、周纯全、王维舟、杨克明、魏传统、陈锡联、陈再道……，包括死在张国焘手中的曾中生、邝继勋、任炜章……，以及在长征途中跳崖自尽的余天云等二千六百六十六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早巳牺牲或新中国成立后巳相继辞世的红军副团级以上指挥员的英名纪念单碑，一律面朝北方，整齐地挺立在山顶的绿草坪上。大军列阵，铁马金戈，旆旗一动，气吞山河如虎，恍如林立于群峰之巅的红色“兵马俑”。而在将帅们的座像和英名碑林后面，则是六组阶梯形墓地。一方方花岗石墓穴，排列于绿树草坪之中。红军将士的骨灰安放其间，以供后人千伙万代缅怀。在纪念碑主碑，和由二百六十八块晶莹透亮的花岗石组成的碑墙上，镌刻着七万八千六百六十六名红军将士的姓名和简历。还有国家党政军领导人***、乔石、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等的题词、贺诗。碑墙上有省军职以上红军名录九百四十八人，师职红军名录八百零八人，司局地厅级红军名录一千零二十四人，在乡红军、流落红军、西路红军名录一千零八十九人，二十多个县(市)的红军烈士名录七万二千五百九十一人。

今朝春晓，天边一抹红霞。那种庄严肃穆的场面、气氛，令每一位参观者心灵震撼，醍醐灌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而更令参观者震惊的是，面对着红军将帅方队与红军将士墓穴的，竟然是与主要将帅们同样高大精致的张国焘塑像。用汉白玉雕琢成的张国焘半身像挺立在花岗岩基座上，方脸阔腮，浓眉大眼，头戴红星帽，和面朝着他的将帅们一样神彩奕奕——没有丝毫丑化!

陵园的解释是：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也为当时的川陕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塑了像。由于在北上南下之争中，只有张国焘一个人坚持南下，所以只让他一个人的脸，永远面朝南方。

但是，那样一种排列方式，似乎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这是川陕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在检阅他刚刚打了胜仗归来的指挥员们，或者正在向他们训话。

带有如此重大的政治色彩的举措，显然不是陵园的管理者们能够决定的。

中国人早巳学会了“透过现像看本质”。

伟大的红军统帅与可耻叛徒，这就是张国焘!

党和人民承认了最终成为大叛徒的张国焘人生中也曾有过的光芒闪耀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历史——党的历史!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之日，在将帅碑林的落成典礼上，来自原

一、

二、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们会聚在了旭日初升霞光普照的南龛山顶。当年英姿勃发红小鬼，均成佝腰驼背白发人。战友相见，敬礼拥抱，忆起当年经历，个个老泪纵横。而且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一概不再提那“令人不快的敏感之事”。

半个世纪过去，连昔日战场上的对手都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同一面镰刀斧头红旗下出生**翻雪山过草地的好战友、亲弟兄，自然更应当“历尽劫波兄弟在”了。

尊重历史的真实，过去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愿望与要求。而现在，巳经成为成为了一种共识、一种现实。

一九八二年，徐向前元帅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笔者注：廖盖隆，一九三八年八月到延安，一九四四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国内评论部副主任，新华社国民党区新闻部主任、朱德的政治秘书，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等人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帅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当时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笔者注：引自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徐帅发表此论时是堪与叶帅比肩的军内元老，由他来向毛泽东钦定的、“经常讲的”、已成为党史军史常识的、一九八二年叶帅又以当事人的身份在《长征的艰险历程》一文中确认无误地予以证实的“史实”质疑，作为这一重大事件另一方的当事人，全国也只有叶帅是唯一有资格来郑重回应徐帅质疑的。

叶帅对此信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范硕后来写到：“叶帅当时身体不太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还是免了吧。意思是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

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笔者注：引自范硕《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几个问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叶剑英基金会编《叶剑英研究》二00二年第二期。)

“还是免了吧”，说明叶帅对此确有难言之隐;“照顾大局，以

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表明

一、四方面军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对“密电事件”也有不同的说法。

我虽然经历了南下北上之争。但是，我只不过是张国焘身边的一个小兵，对“密电”这样的重大事件，是没有资格知晓上层内幕的。我只能站在一个红四方面军普通战士的角度，谈谈当时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在延安批张运动中，红四方面军的不少官兵就在私下议论过“密电”的真伪问题。既然由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密电”事件无疑算得上最重要的钢鞭。让人不解的是，凯丰的大块文章和中央关于“批张”运动的决议，都对“密电事件”只字未提。甚至一九三八年张国焘叛逃投敌，中央宣布开除张的党籍时，以及在延河边上组织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声讨大会上，仍然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指出过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了一份要他们率部南下的电报。这是争辩的双方都予以肯定了的。这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电文里是否有“以武力解决之”?

毛泽东和叶剑英、徐向前的态度巳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了，那么，我们就再来看看其他几位重要的当事人对这分电报的不同说法吧。

陈祖莫撰文说：“父亲自杀前曾满含冤屈地对我说：‘我有错误，我承认，但密电的事，没有!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张国焘命令我和徐向前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笔者注：引自陈祖莫所撰《回忆父亲陈昌浩》)。

宋侃夫明确表示：“没有发过用武力解决中央这样一分电报。”

宋侃夫当时是为张国焘管电报工作的主官，每一分电报都必须由他审签后方能发出。后来他担任过西路军第三局局长，建国后先后出任过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的证明的真实性应当强于陈昌浩亲人的分量。

而当年随叶剑英一起到右路军中的吕黎平，则在他的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强调：当值班的机要股长陈茂生正在通讯室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走进了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密电的内容：“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这一点，和叶帅与毛泽东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他还肯定地说是他亲手把这封电报交给了叶帅。

与宋侃夫一样，吕黎平将军也绝非等闲之辈，建国后，他相继担任过空军高级航校的校长，空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正反双方旗鼓相当，均言之凿凿，使事件真相扑溯迷离，难辩真伪。

七十年前的这样一桩连当事人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重大事件，要我们的后来人当裁判，判出是非真伪，也实在是太难为他们的了。

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作者是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这篇文章不是中共的保密档案，但是涉及中共党史、军史一些以往被歪曲和掩盖的事件，徐向前身为元帅，也无力还历史本来面目，推翻那些定案。他逝世之后，后人把他生前的遗言公布出来，乃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该不会去否定徐向前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吧? 有关内容，涉及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问题，也涉及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西路军覆灭的责任问题。

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访问记录，是几位中共党史专家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在徐向前寓所就党史的若干问题对徐向前的访问。就是这样一个访问记录，并最后由徐向前亲自审定，也要在十年之后才发表，可见就连徐向前也受党纪约束而没有言论自由，哪怕他是在回忆一些历史事实。 徐向前昧着良心签字 当时去访问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廖盖隆、缪楚黄、刘经宇、佟英明、叶心瑜等。后两人的名字以前我没有见过，而廖盖隆和缪楚黄在五十年代就是著名的党史专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中共党史系时，就看过他们的书和一些报告记录。文革结束后，廖盖隆曾作过有关庚申改革的长篇报告，相当激动人心，可惜后来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而使改革受挫，廖盖隆长时间保持低调。刘经宇则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党总支副书记(一九五六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该系下设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两个专业，五八年时前者改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系，后者改为中共党史系。刘当时正任此职)，一九五八年调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

徐向前接受访问时说：最近两三年内，有好多同志写回忆录，一些问题已经谈了。有些问题要回忆回忆，究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情况。过去有好多框框，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来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

但实际上直至今天还有框框，不然徐向前的回忆为什么要十年以后才能发表?为什么陆定一因为在文革结束后率先突破框框批毛，后来却长期受到压抑?

访问的正题是从这几位党史专家给徐向前的一封信谈起的。徐向前说：你们的信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整理者)。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的。我看那篇文章有三处不正确，被歪曲了，需要更正。

那篇文章并非徐向前所写，而是由他人执笔，但要他签名。在当时的情况下，徐向前作为一个党员，尽管知道有三处不正确，但也非得昧着良心签字不可。身为元帅仍然身不由己，实在可悲。虽然七七年时毛泽东已死，文革已结束，但党史、军史仍然必须按照以前定下的观点和框框来写。

八二年形势较为宽松，徐向前想“翻案”了，但也只能把事实说了出来，仍然翻不了案，因为还没有人有勇气冲破党史禁区，去摸毛泽东的屁股。按照廖盖隆的说法，徐向前的这些肺腑之言，只是供领导参考而已。

中央红军长征实为逃跑

那些有关的领导们现在死得差不多了，看来公布的时机日趋成熟，所以今年一月就公开了这个肺腑之言。而j对泄密的不满，也可能包括这个资料的公开。

徐向前的肺腑之言所要纠正的问题有三：一是关于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军撤出鄂豫皖的问题;二是一九三五年左路军南下时张国焘是否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问题;三是关于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 红军的长征，实质为逃跑。

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毛泽东归罪于左倾路线的逃跑主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接掌大权后，仍然跑下去，并没有回到中央苏区，但是转而歌颂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而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则又归罪于张国焘的擅自决定。

徐向前在这里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而非撤不可的形势。他透露说：关于这个问题，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同志，还有康生找我谈过。但是后来帐还是全算到张国焘身上。

实际上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转战豫西、陕南，后来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壮大队伍，再去川西迎接中央红军，双方在懋功会师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已不到一万人，而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则有八万人。到底谁更像逃跑呢?上述数字，正统的党史当然是不愿披露的。就是徐向前，也只承认自己有八万人。中央红军是多少，我不知道。陈昌浩写标语，说三十万红军大会师。我在旁发冷笑，哪有这么多红军?

正是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势力的悬殊，引发了毛泽东和张国焘的矛盾，特别是毛泽东担心被张国焘吃掉，以致斗争成了你死我活。张国焘玩不过毛泽东，成王败寇，后来的党史、军史把这一段历史的所有罪过都加到张国焘身上。

客观地看，张国焘也有不少问题，特别是左倾肃反扩大化，但毛泽东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则是更加卑鄙了。这还涉及下面的其他两个问题。

两个中央的背后 关于武力解决中央问题，也是传统的说法，这是张国焘搞两个中 央的分裂主义最大罪状。

徐向前的肺腑之言说：一方面军(按即中央红军──笔者)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我们四方面军文化太低，一方面军人才多，我们请求中央派人来红四方面军，中央就派了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还有陈伯钧、张宗逊、彭绍辉等同志。可见如果当时四方面军确实想吃掉中央红军，或者搞独立王国，又何必有此一举?

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军队重新组合，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等是右路军，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是左路军。

徐向前说：当时他们(

一、三军团)夜里走了，我们不晓得。早上，前面部队打电话来，说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当时接电话的是陈昌浩，他手中拿着话筒，面对我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

一、三军团是毛泽东所属的中央红军的一部份，毛泽东率部夜里北上逃跑，后来却指责是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之所以逃跑，根据某些革命回忆录所说，是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等原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武力解决，捉拿毛泽东，但这个电报给叶剑英发现，向毛通风报信，毛才率领队伍北上……文革期间叶剑英出任军委副主席，抓军事工作，这一点被作为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表现之一。 但是徐向前却另有说法。徐向前说：我们那时候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按指用武力解决捉拿毛泽东的电报──笔者)，是指定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

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译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显然，徐向前不相信叶剑英可以看到不是发给他的电报。 后来廖盖隆向徐向前说，关于张国焘电报的问题，宋侃夫曾经来党史研究室谈过，说四方面军的电报都经过他的手。他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只是有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

廖盖隆说，据一九三七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记录，毛泽东在发言中谈到，叶剑英把电报交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话。 廖盖隆的结论是：张国焘要求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是肯定有的，主要是对电报用什么措词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中央看到张国焘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感到处境危险，所以立即离开四方面军北上了。

搞分裂的是毛泽东而非张国焘。就是说，张国焘仅仅是要四方面军南下，毛泽东闻讯就带领中央红军北上。也就是说，张国焘的命令还未成为分裂的行动，毛泽东就率先以行动来搞分裂，然后再反诬张国焘要"武力解决"。

廖盖隆还透露，宋侃夫建议他们写信给叶剑英，请他回忆这段历史。而他们也给叶剑英写了信。看来叶剑英并无回音，似乎是有难言之隐了，否则为何不明确说，给后人留下明确的历史呢?

第三个问题是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的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由于西路军后来差不多被国民党的马家军消灭，在中共党史中也把一切责任推给张国焘。徐向前指出：一九七七年那篇文章说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的，西路军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西路军打败仗是毛之过

其实一九七七年的文章是沿用毛泽东的说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在「注释」中更明确地说：红

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徐向前承认是他率领四方面军过河的，但那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 来电决定的，是中央的命令。徐向前还说：到陕北后，我们同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了。我们主要是与中央军委联系，我们直接隶属中央军委领导，是受中央指挥的，受毛主席指挥的。也就是说，西路军后来打败仗，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挥错误。 早几年，为西路军平反的工作已在进行。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做这样的工作(徐向前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是陈昌浩)。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大将)在一些文章中，还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等等，也做这个工作，但是比较有系统的平反，是见诸军内作家黎汝清的长篇记实文学《碧血黄沙》(一九九一年七月出版)。 这本书敢于明确指出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遥控指挥的错误，例如在那些不毛之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错误主张，而且作战命令朝令夕改，使他们无所适从，甚至坐以待毙。

书中也指出当时身为西路军第一把手的陈昌浩，因为曾经在长征中紧跟张国焘而受批评，因此患得患失，在具体指挥西路军作战的过程中，不敢对中央的错误决定提出不同的主张，怕再犯政治错误。在这情况下，西路军终于走向覆灭。而那些后来因为四散而流浪或定居在河西走廊的战士，在中共建政后，还受到歧视，甚至受到迫害。

西路军覆亡后，张国焘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本钱，而且被毛泽东扣上各种大帽子，成了罪魁祸首，以后被迫逃出根据地，投向国民党。

毛泽东在清除了张国焘这个有军事实力的政治对手以后，再清除王明一伙无军事实力的政治对手，一统了党和军队。 但是历史是否到此就清楚了呢?我们不禁要问，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将四方面军调去河西走廊这个凶悍的伊斯兰骑兵所在的地区?本来是打通"国际路线"，后来为何又要他们在当地建立根据地?为什么作战上又指挥错误?他是不是借刀杀人，以清除红军中的异己势力?这些问题，还有待党史工作者进一步努力挖掘和探讨。 张国焘简介

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又名特立，笔名和化名有： 张特立、特立、张彪、凯音、张特、天师、国焘、焘等。俄文名字： 阿莫索夫。张国焘生于189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二十日)，江西省萍乡市(旧时称县)上栗县金山乡山明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被开除党籍。

童年时代在他父亲的好友廖石溪先生所办的私塾里与十几个孩子读诗书,1908年，张国焘来到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1912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习。1914年，张国焘因为替“违纪”的同学辩护，受到舍监要开除他学籍的威胁，便离开萍乡中学，到南昌心远中学就读。心远中学是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锡创办的一座学校。学校主张崇尚科学，反对守旧;注重西学，反对八股。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国焘“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并于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

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人之一，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并经常深入工人群体进行演说。此后一段时间积极筹备并进行长辛店补习学校的讲演(对象为工人)，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打好了基础。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并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在1921年年底参加莫斯科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见到列宁。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12月中旬，张国焘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望报病的孙中山，并与李大钊二人代表中共与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汪精卫为首)，商讨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的相关决策。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6年后，面对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他执行妥协退让政策。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7月陈独秀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

三、周恩来，后补入瞿秋白为成员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同年7月，他受临时中共中央委托赴南昌贯彻中央决议，但张国焘不愿意去，仍对张发奎抱有幻想。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年初回国，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米夫的操纵下，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后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

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

二、第

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1979年因病去世。

陈昌浩简介

陈昌浩(1906 - 1967 07.30)，湖北武汉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我军最高将帅之一。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帅;从担任红四军政委开始，与徐向前共同征战6年，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 陈昌浩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曾获金质红星奖章。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1939年8月去苏联。1952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等职。1967年7月30日卒于北京。

第二篇：中国古代十大全才

十、曾国藩号涤生，原名子城，谥文正，中兴名臣，清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曾国藩奉行“立言、立功、立德”。立言，他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立功，他建立湘军，挽救了清帝国;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因此，他除了“一品侯”头衔之外，还有“中兴第一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贤”、“近代史之父”诸等称谓。

九、王阳明原名云，后改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的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是明代心学泰斗，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集大成者，其学发展为姚江学派，对明代及后世儒学影响甚巨。宁王叛乱，王阳明成功的运用自己独特的阳明心学，然后趁敌不备先攻南昌，反客为主，使宁王陷于被动。决战中火攻南康，全面平息宁王之乱，前后只用了35天。王阳明晚年奉旨南巡时，途径大余青龙赤江古码头，病故于船上，后人在此建亭以示纪念。亭中是一座大理石碑，碑西面阴刻“王阳明先生落星处”、“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手书”。每年都有大批日本及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前来凭吊。

八、范仲淹字希文，北宋名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位杰出的文学家、改革思想家和教育家。公元1038-1043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善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号令严明，夷狄不敢犯，被敬称为“龙图老子”、“小范老子”。公元1043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后病死，卒谥文正。范仲淹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且其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范仲淹亦被朱熹誉为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七、李世民即唐太宗，李渊次子，以“济世安民”为名。雄才大略，智勇兼备，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被誉为“千古一帝”。李世民精于战法，善于运用骑兵，出奇制胜。临战身先士卒，统军驭将，恩威并用。对降将和少数民族将领，能竭诚相待，委以重任，被夷狄蛮羌尊为“天可汗”。在位期间，选贤任能，兼听纳谏，视民如子，不分华夷，海纳百川，文治武功均有杰出的建树，世誉“贞观之治”，亦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强盛的时期之一。

六、周瑜字公瑾，三国时期吴国名将，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长壮有姿貌”，精音律，多谋略，人称“美周郎”。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并吞江东，大都督周瑜扬长避短，火烧赤壁，“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名震华夏。后图进中原，不幸早逝，年仅36岁。周瑜文采超群，性情宽宏，雍然大度：“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文武双全，雅量高致，精于音乐，时有谣谚道：“曲有误，周郎顾”。

五、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和发明家，人称“卧龙”。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于襄阳隆中，诸葛亮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三分”。公元223年，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勤勉谨慎，事必亲躬，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公元227年，上疏《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6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公元234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娴熟韬略，学识渊博，兼通天文地理，奇门遁甲。多谋略，善巧思，曾革新“连弩”，造“木牛”、“流马”，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千百年来，诸葛亮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的故事亦为世人所歌诵。

四、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一名吉利，小字阿瞒，“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武艺过人，善诗词，通古学。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却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20岁举孝廉而入仕途，十数年间，先后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豪强集团，征服乌恒，统一北方。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政领袖，还是一位慷慨的诗人和忧患的哲人。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韵沉雄，清峻通脱，慷慨悲凉。

三、班超字仲升，东汉名将，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是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的史学家。班超少有大志，不拘小节，内心孝敬恭谨，居家常亲事勤苦之役，不耻劳辱。他口齿辩给，博览群书，能够权衡轻重，审察事理。常欲效张骞立功异域，效命疆场，遂“投笔从戎”。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来到鄯善，国王先恭而后倨，班超推断匈奴也派使者来了。情势危急，班超当机立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定先下手为强，斩杀匈奴使者百余人。鄯善举国震恐，随即归汉。班超驻守西域32年，陆续平定了莎车等国的叛乱，击退了大月氏王朝7万人的进攻，保护了西域南道各国的安全及“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大小50国全部归属，西域从此安定，匈奴不敢南下。纵横捭阖，使西域与大陆联为一体，为大汉民族的基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二、范蠡字少伯，又称范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被尊称为“商祖”、“商圣”。公元前494年，勾践伐吴，范蠡谏阻，不听，遂遭失败。后献“卑身厚赂，乞成于吴”之计，订城下之盟，随勾践质吴三年，含垢忍辱，卑辞厚赂，终于使勾践化险为夷，平安返越。及归国，与文种鼎力辅佐越王，奋发图强，筑城立廓，发展生产，以俟时机。范蠡倡“道”、“气”，主“恒”、“常”，重“持盈”、“定倾”、“节事”，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时势必有盛衰，顺其自然，待机而动，才能取胜。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兴越灭吴，完成勾践称霸大业。其后，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可与之共患难而难与同安乐，遂与西施一起泛舟齐国，操计然之术以治产，因成巨富，自号陶朱公，被后人奉为“文财神”。

一、姜尚名望，字子牙，或单呼牙，其先祖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故从其封姓，也称吕望，又作吕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谋略家，被誉为“兵家始祖”、“武圣”。相传有一次，他垂钓于渭滨，周文王出猎相遇，两人一见如故，话语投机，周文王听了姜尚侃侃而谈治国安邦之策，赞赏不已，遂同载而归，说：“吾太公望子久矣。”遂尊号“太公望”，俗称“姜太公”。公元前1066年，武王以姜尚为国师，率部伐纣，大战于牧野，大胜纣军。姜尚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为齐国始祖，亦称“齐太公”。姜子牙学问渊博，“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五行术数奇门遁甲，无一不精无一不通。”相传著有不朽兵书《三略》、《六韬》，是中国历史上被神化了的一代奇人。

第三篇：中国古代十大知音夫妻

中国古代十大知音夫妻

李清照，宋代杰出词人，济南人，自号易安居士。 赵明诚，字德甫，金石学家。

这是古代文化史上最为人津津乐道和称颂的一对知己爱侣。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有名的学者，母亲为状元王拱辰之女，亦善诗文。在家庭影响之下，李清照很早就有诗名。李清照十八岁时与赵明诚成婚。赵明诚除了精于金石之学外，也喜收藏书籍、书法、名画。

二人志同道合，为共同从事收藏和学术研究不惜节衣缩食，在他们的具体生活中，也不乏相互唱和、“赌书泼茶”的趣事。李清照四十六岁时，赵明诚亡故，随后金兵入侵，清照避难奔走，收藏之物几乎全部丧失。晚年，李清照对于她与赵明诚的这段婚姻尤其怀念。

奕绘，字子章，道号太素，又号幻园居士，乾隆帝曾孙。 顾春初适某副贡生，夫死后，嫁为贝勒奕绘侧室，二人同岁。 顾太清，名春。满洲镶蓝旗人，本为西林觉罗氏，后改姓顾，字梅仙，又字子春，道号太清，晚号云槎外史。又称太清春、太清西林春。 顾太清有相当高的艺术修养，是颇负盛名的女词人，况周颐《蕙风词话》中论及满洲词人时把她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称“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奕绘是清高宗乾隆帝第五子永琪之孙，习武之外也多才多艺，擅诗文，工书画，喜文物。

奕绘嫡配妙华夫人亡故后，奕绘既未续娶，又未纳妾，和太清情感甚笃。他们从认识、恋爱至结婚都维系着共同的爱好，志趣相投，始终如一。奕绘每次购得古物回家，太清必与之共赏，往往更以诗词相庆。

奕绘与顾春时常剪烛西窗谈道论理，他们的诗词唱和在作品集中为数不少，太清诗词集中还有许多 “同夫子作”的联句。奕绘号太素，顾春号太清，奕绘诗集名《明善堂集》，词集名《南谷樵唱》，太清则诗集名《天游阁集》，词集名《东海渔歌》，真可谓两心相印，灵犀互通。奕绘卒后，太清时刻思念他，写有诸多悼念丈夫的诗篇。

卓文君，西汉大富豪卓王孙之女。

司马相如，西汉大文学家，字长卿。

卓文君通音律，善鼓琴瑟，年轻丧夫，寡居娘家。一日，司马相如到卓王孙家作客，欢聚之间司马相如弹琴助兴，卓文君听到琴声，隔门窥视，被司马相如发现了，见卓文君貌美，遂弹《凤求凰》以挑文君芳心，卓文君被优美的琴声打动，又观司马相如风度闲雅，顿生爱慕之情。 宴会后，司马相如买通文君的侍者，以通心意，文君会意，当夜收拾行装，与司马相如私奔。卓王孙知道后大怒，断绝了卓文君的经济来源，父女不相往来。司马相如家徒四壁，文君无奈，与司马相如开起酒店谋生，并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觉得面子受到伤害，不得已，分给女儿家仆千人、钱财百万，生活才得安定。

后来，司马相如凭借自己的才华，尤其是《子虚赋》、《上林赋》，受到汉武帝常识，二人生活更为如意。但相传司马相如大富大贵后曾有喜新厌旧的念头，要娶茂陵女为妾，卓文君写了首《白头吟》给他，相如看后惭愧，于是断了这个念头。

林颀，字韵徵，号佩环，有“四川才女”之称。

张问陶，字船山，一字柳门，又字乐祖，号船山。乾嘉时期主张性灵的重要诗人之一。

张船山除了诗作为被誉为“有清二百余年蜀中诗人无出其右者”，书画也堪称一代名家。船山初婚是21岁时，娶妻周氏，婚后两年周氏病故，幼女阿梅也夭折。幸而船山否极泰来，结了才女缘，周氏去世不到一年，成都通省盐茶道林俊将美慧多情、工诗善画的女儿林颀许配与他。

船山《砚缘诗四首》其四写道“袖中已遂襄阳癖，林下犹逢谢女才。娶妇也须无俗韵，生儿应免出凡材。”诗里充分表现出对这位可为之画眉、可与之讨论读书画的佳人才女的高度欣赏和深切爱意，得遇知音的遂心得意之情流露不尽。船山25岁进京赶考，中第后又留京学习，离别的日子里小夫妻相思情重，船山频以诗词相寄，《春日忆内》曰“房帏何必讳钟情，窈窕人宜住锦城。小婢上灯花欲暮，蛮奴扫雪帚无声。春衣互覆宵寒重，绣被联吟晓梦清。一事感卿真慧解，知余心淡不沽名。”

理学盛行的明清，狎妓者不少，直言爱妻终是少数，船山大胆向封建观念挑战，不讳房帏钟情，益显纯洁。数年后船山与林颀一起再度入京，爱妻相随，奔波也甜蜜，《车中赠内》诗说“春衣互覆五更寒，铃语遥遥梦转安。一笑车箱稳如屋，闭门终日坐相看。”

《斑竹塘车中》诗说 “翕翕红梅一树春，斑斑林竹万枝新。车中妇美村婆看，笔底花浓醉墨匀。理学传应无我辈，香奁诗好继风人。但教弄玉随萧史，未厌年年踏软尘。”生活安定后，他们的日子“婢解听诗妻解和，颇无俗韵到闺房”，温馨又清雅，尽管船山很想得子，但为官期间一直没有娶妾，晚年为了子嗣曾密蓄一妾，林颀知道后不免因爱陡生醋意，船山煞是后悔。虽有此小风波，二人的感情始终无间，更传为佳话的是，船山在一个冬日为林颀画像，船山自云“得其神似而已”，而林颀已芳心缱绻，在像上题诗说“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痩似梅花。”船山又和曰“妻梅许我癖烟霞，仿佛孤山处士家。画意诗情两清绝，夜窗同梦笔生花。”船山与林颀的这份美好姻缘在文士中引起了普遍的艳羡。

管道升，元初吴兴人，字仲姬，号栖贤山人。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元著名诗人，著名书画家。 管道升二十八岁那年嫁与大书画家赵孟?，两人意趣相投，心心相印。管道升也能诗词书画，尤善绘梅竹，笔意清绝，曾给太后画过一幅墨竹，太后极为欣赏，封她为魏国夫人。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曾在《拟古四十首》诗中对赵孟?和管道升的知己式婚姻深表羡慕“吾怜赵松雪……亦有同心人，闺中金兰契。

书画掩文章，文章掩经济。得此良已足，风流渺谁继”。赵孟?与管道升的爱情生活中曾有一段有名的插曲：赵孟?地位升高后打算娶一房姬妾，便用言语试探管道升，管道升便写了一首词回答赵孟?：“尔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尔，塑一个我。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尔，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我与尔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赵孟?看后十分感动，于是打消了纳妾的念头。

陈芸，字淑珍。 沈复，字三白，苏州人。

陈芸为沈复表姐，长沈复十月，二人幼即无猜，芸生而聪慧，刺绣之余渐通吟咏，沈复眷其才思隽秀，缔姻。及长，花烛之夕，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自此耳鬓厮磨，亲如形影，常寓雅谑于谈文论诗间。二人琴瑟和鸣二十三年，年愈久情愈密，家庭之内，同行同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

沈复曾于七夕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沈复执朱文，陈芸执白文，以作往来书信之用。二人又曾请人绘月下老人图，常常焚香拜祷，以求来生仍结姻缘。陈芸于珠宝不甚爱惜，于破书残画反极珍视。芸尝着沈复衣冠与夫一同出游，知音相得。后芸失欢于公婆，夫妻几度受逐于家庭，二人痴情一往，略无怨尤，患难之间感情益深，然芸终因血疾频发不止，魂归一旦。因贫困，芸至死不肯就医，弥留时惟心心念念缘结来生。芸虽亡，而沈复对她的深情却无止境。沈复与陈芸的事迹在沈复的自传《浮生六记》中有详细的记述。

沈宜修，字宛君，吴江人。 叶绍袁，字仲韶，晚号天寥道人。

沈宜修和叶绍袁都是书香世家出身，都秉承了诗礼传家的传统，叶绍袁少有才学，相貌英俊，有卫玠、潘安之目，沈宜修自幼聪颖美丽，过目成诵，能诗善饮。这对才子才女的结合在吴中传为美谈。明清时期吴地涌现了大量才女，当时尊崇才女的风气相当盛行。

由于沈宜修的影响和倡导，加上叶绍袁的支持，叶沈两家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女性创作群体，沈宜修多次参加妇女们的“集清会”，以文会友，诗酒寄兴。沈宜修从十六岁与叶绍袁结婚，到四十六岁去世，三十年中，不论是经历离别相思之苦，还是经历贫困生活带来的烦恼，始终相知相爱，相濡以沫。他们共有子女十二人，个个才气不凡，尤其是纨纨、小纨和小鸾，都有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生活中，沈宜修母女间唱和氛围浓厚，沈宜修留下的诗词数量之多，在古代女作家中首屈一指。

柳如是，原姓杨，名爱，字影怜。后改姓柳

钱谦益，字受之，一字牧斋，后自号牧斋老人，世称虞山先生，为东林名士。

柳如是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幼年被诱拐，卖入青楼，所幸投靠的鸨母是明末浙江徐佛。徐氏通琴棋，善丹青，识文墨，与名士才子多有交接酬酢。柳如是得到徐氏的点拨，操习诗文书画，开始形成独特的性情志趣。

14岁时被返乡宰相索为妾，很受宠爱，常被主人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不久被群妾蜚语加害，再度被卖为妓。但柳如是不屈从命运，以“相府下堂妾”高自标置，独张艳帜，购一画舫放浪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凭着自己的美貌和文学天斌，结识了许多江南名士，尤与宋征舆、陈子龙、李待问过从甚密，时常文期酒会，诗词唱和，议论天下事。在他们的影响下，柳如是不仅诗文书画大进，而且爱国胸襟也逐渐形成。她的诗文风格沉雄，令人称奇。柳如是与宋征舆爱情受挫后与陈子龙热恋，同居后不久，陈子龙家室出面干预，柳如是被迫离开，一度十分痛苦。

后见到主盟文坛数十年的名儒钱谦益的诗文，惊叹之余，誓不另嫁。早已听说柳如是才华的钱谦益闻言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吾非能诗如柳是者不娶。”在冲破重重阻力后，钱柳二人缔成姻眷，时年柳如是24岁，钱谦益60岁。钱谦益对柳如是爱意弥深，为了给妻子修筑“绛云楼”，不惜忍痛割让珍藏的传世孤本宋版前后《汉书》。绛云楼的藏书当时颇负盛名，二人每日在楼内览群书、吟诗赋，日夕晤对，柳如是成为钱谦益的得力助手。但不久后南京被清兵攻占，柳如是劝钱谦益殉国保节，钱辞以不能，柳如是欲投水自尽，被家人拦阻。钱谦益降清后柳如是激励他反清复明，钱遂与柳如是一起参加复明活动，失败后绛云楼毁于大火。钱谦益病故后，柳如是不堪钱氏族人索逼钱财，以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莲，别号青莲女史。

冒辟疆，名襄，号巣民，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四合称为“四公子”，著有《影梅庵忆语》。

董小宛色艺超群，是秦淮旧院中第一流人物，冒辟疆是闻名遐迩的才子。其时，歌妓们怀着新型的婚姻理想自主择婿，已蔚然成风，秦淮名妓如顾媚、李香君等都择嫁了当时的有名文人。

在董小宛与冒辟疆的嫁娶过程中，董小宛怀着向往自由、寻觅真情的理想处处主动追求，矢志相从，冒辟疆则显露出一个大家公子的懦弱被动。

小宛入冒门后，对长辈恭敬顺从，与合家上下相处和谐，九年中甘愿处于侍妾地位，对冒辟疆的两个儿子悉心教导，十分尽责。闲暇时，董小宛与冒辟疆常坐在画苑书房里，泼墨挥毫，赏花品茗，鉴别金石鼎彜，沉浸在艺术天地中。小宛每日勤摹碑贴，殊无懈怠。并曾学绘画，她15岁时画的彩蝶图今尚存。小宛好收藏画作，后来在逃难途中，宁肯丢弃化妆品也把书画藏品随身带走。董小宛善于把琐碎的日常生活过得浪漫美丽。她能做各种精致食品，正合冒辟疆的美食之好。董小宛饶有情致，最倾心月夜之美，爱在自然平实的生活中领略精微雅致的文化趣味。冒辟疆说自己一生的清福都在和小宛共同生活的九年享尽。

唐琬，陆游前妻，被迫离异后改嫁赵士程。后郁郁而终。 陆游，号放翁，宋代著名爱国诗人。 陆游大约在二十岁左右，与表妹唐琬成婚。婚后伉俪相得，感情很好。但陆游之母对媳妇非常不满，强令陆游与唐琬离婚。陆游不敢违母命，又不忍与唐琬分手，便在外另置别馆，时时会面。风声传到陆母耳中，陆游不得不与唐琬断绝了关系。

后来陆游另娶王氏，唐琬也另嫁同郡的赵士程。数年后，陆游春游遇唐琬于禹迹寺南的沈氏园，唐琬遣人奉酒肴相待，陆游怅然题《钗头凤》词于壁。唐琬见而和之，不久即怏怏而卒。

陆游直至晚年，仍常常凭吊遗踪，追忆当年，不能忘怀旧情，为此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篇，人们在感动于这些诗句时，也便记住了他与唐琬的故事。

第四篇：中国古代十大著名宰相

中国古代十大著名宰相

摘自网络

1、西周的周公

周公即是姬旦，武王的弟弟。不仅协助武王伐纣，而且辅助成王，平定诸候国之乱，教化国民，以礼治国。

2、齐桓公之相管仲

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军事家、军事改革家，以其卓越的谋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管仲的言论见《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3、秦朝的李斯

李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名相。李斯在秦做官曾遭排挤，但他写下了反逐客令，为秦朝吸引外来人才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方略，使秦王得一寸土即为一寸土的一统六国。他用各种手断对六国进行分化瓦解。他提出要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当然他也是个罪人，后人有对他作了“死有余辜”的评论。

4、西汉的萧何

刘邦的评功大会，十分热闹，诸将“拔剑击柱”。但是刘邦还是作出了萧何功为第一的评价，把别的将领比作狗。事实就是如此，萧何相中了韩信人为将，使以后汉军很少败过。汉建后，萧何治赋后方支持前方作战。楚灭后，萧即为了丞相，与民休养，出谋平定诸将的叛乱。

5、东汉末年的曹操

当然了也有人把他作为一个皇帝即魏武。事实上他并未称帝，故作为一名大臣来看。有人说曹操是个奸臣，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治国之能臣，乱世这奸雄”这句话的评论还是公允的。一个建安时代，没有曹操是很难想像的。

附：有人会认为，这一个时代，没有诸葛亮是不行的。但我认为，诸葛亮的才能，更多是被《三国演义》吹棒而成。而其真正的能力，从蜀国的国力应可看一二。别说相比曹操，就算郭嘉，鲁肃恐怕也难以超过。《三国志》有云：“鲁肃者，不逊于诸葛亮也”。可见诸葛亮与鲁肃是同一水平左右。

6、蜀相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人号卧龙，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他是汉朝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诸葛亮于危难之际出而辅佐刘备，联孙抗曹。大败曹军于赤壁，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千百年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

7、唐朝的房玄龄

提到唐朝，很多人会想起魏征，其实魏征没有当过相，他是个谏官，当然是个名臣，但不是个名相了。我们也许听说过“房谋杜断”吧，这里的房和杜就是房玄龄、杜如晦。他们都是宰相。唐朝的很多律令都是他们在位时制定的，中国的封建制度的完善，并走向鼎盛。他们是出了不少力的。

8、宋朝的王安石

宋朝是个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的朝代，在北宋的中期王安石力图变法，但阻力很大，他失败了。但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一个有见识名相。

9、元朝的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公元119——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因住在玉泉山一带，所以又称玉泉居士，契丹人。耶律楚材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医卜及释道之学，并善诗文。燕京被蒙兵破后，他应召会见成吉思汗，并作为顾问留在朝中。元太宗窝阔台当政后，他任中书令(宰相)，協助蒙古人管理元朝作出了的贡献。也为蒙元的汉化，文明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0、明朝的张居正

张居正也是个很有争议的人。对他贬也很多，甚至褒大于贬。可想而知在明朝那个走向末落的王朝，当官的确很难，当好官更是难上加难。张居正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当官的。他给明朝后期的政治的确带来了活力，他提出了“一条鞭法”，也是中国赋治一大大的进步。使得戚继光这样的人才，才有发挥之地!

中国古代十大名相

作者：田野

1 、文胆武略官场楷模——清代名相曾国藩

曾国藩，清代名相，也是个清官。他步入仕途后，曾十年七迁，37岁当上二品京官。他奉行“立言、立功、立德”。立言，他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立功，他挽救了大清朝;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因此，他除了“一品侯”头衔之外，还有“中兴第一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贤”、“近代史之父”诸等称谓。 NrgN{6u; 曾国藩一生是极其成功的，名誉、地位，别人所有，他皆有，别人没有的，他也有。他成了.惟独佩服的人物，成了蒋介石心中完美的老师形象。

2 、帝王之师救时宰相——明王朝名相张居正

张居正，明朝名相。他机巧善谋，治世有方：创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治黄整淮，修整边防，功在社稷，垂名后世。主政十年，救了明王朝，而得“救时宰相”之誉。张居正作为一名改革家，不在王安石之下，他没有贸然全面整顿财政，避开了统治势力的“痛处”，改革成功，国富民安于一时。

张居正作为一代宰相，为国于民鞠躬尽瘁。身为帝王之师，力育天子，行非常之师德，可谓用心良苦。然而他尸骨未寒之时，朝野狼烟四起，一邦小人便开始秋后算帐，张被罢了官位，抄了全家!

3 、辅佐天骄北国卧龙——元代名相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辽国皇族之后，元代开国大臣、名相。成吉思汗时，被召用，随后双扈主西征，观天象，卜吉凶，力劝成吉思汗不要妄杀无辜，得成吉思汗信任，遂为成吉思汗股肱大臣，尊宠至极。耶律楚材，上谏针贬时弊，保江山稳定，改革税制，武功文治，使蒙古统法者收到极盛之效。 4 、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北宋名相寇准

寇准，北宋宰相。太平兴国进士，景德元年称相。时值辽兵来攻，寇准力排众议，坚主抵抗，促使真宗前往督战，与辽订“澶渊之盟”，后王钦若陷害寇准，被罢相。寇准居官清廉，为世代楷模，他终生不蓄钱财，家中无歌伎，“有官居鼎鼎，无宅起楼台”，是时人对他的形容。 5 、熙宁变法争议不休——北宋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北宋神宗时名相。这位不甘寂寞的政治家，领导一场轰烈和悲壮的熙宁变法，从此这位勇士独撑大旗步入历史漩涡，成了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变法之前王安石被誉为“当世圣人”，变法后，司马大骂其为欲谋朝篡位的大奸臣;后来的宋徽宗对王安石推崇备至，而到了宋钦宗那里，竟成了北宋灭亡的魁首。作为文人的王石安，中国人妇孺皆知，而作为宰相，却争议不休，原因何在? 6 、瓦岗军师千古诤臣——大唐名相魏征

魏征，大唐名相，以直谏扬名天下。隋末，投瓦岗，兵败归唐，佐太子，玄武兵变，易主辅秦王。唐太宗时，进为宰相，成为大唐王朝决策主要人物之一。

魏征，有胆，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之言，而且不达目的不罢休，创了 历史上君“畏”臣之先例，树了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魏征曾向太宗面谏五十次，呈奏十一件，一生谏诤多至“数十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坚定，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魏征一人。难怪魏征一死，太宗大发感概“魏征殁，朕亡一镜”!

7 、道破天下事一策定乾坤——初唐名相房玄龄

房玄龄，大唐开国大臣，贞观名相，也是唐初居位最长的宰相。他为人多智，有奇谋，人称“房谋”。隋时，人皆言隋祚长久，唯房玄龄慨然而忧，一语道破天下事：“今虽清平，其亡跷足可待。”云破日出，便走马投身秦王李世民，成为幕府谋主，助李世民扫平群雄，一统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玄武门事变，他是主谋，翦除太子，助李世民得了帝位，可谓一策定乾坤!

作为大唐宰相的房玄龄，贞观元年，图治安民，不遗余力，得太宗殊遇，被誉为“汉之萧何”，也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终至辉煌，儿子当了附马，女儿作王妃，如此功绩，也不枉其为大唐天下谋尽一生。

8 、奇谋善变不下三杰——汉初名相陈平

陈平，秦不汉初谋略家，始投魏王，继属楚五顶羽，后离楚归汉，佐汉王刘邦，一匡天下，终成汉室名相。汉初三杰，韩信受谤，被擒于云梦泽，死于钟室;萧何遭谗，曾械于牢狱;张良惧祸，托言闲游。陈平却久居相位，且得善终，足见他官场权谋之老道，远在三杰之上。

陈平之人多奇事：年青俊美，偏纳他人之遗孀，为当时笑谈。六出奇计佐汉，助高祖解白登围，又平定叛乱，使大汉江山天牢地固。陈平之人善谋身：高祖欲杀“连襟”樊哙，一边真命天子，一边是皇亲国戚，陈平夹在中间受难，便对灵哭奏，解吕后构陷之心，王陈并相结交周勃，终于翦灭吕后势力，得了善终。

9 、功冠群臣声施后世——西汉开国名相萧何

萧何，江初谋略家，汉王朝开国名相。秦末，天下大乱，萧何乃一刀笔小吏，也能乘势而起，拥立沛公，反了沛县。劝刘邦避项羽锋芒，屈尊汉中王，立稳脚跟，徐图天下;他慧眼独具，月下追回韩信，使“汉兴三杰”到了刘邦一人手下，乃汉初开国两件大事，功在萧何。楚汉相争，萧何留守关中，为刘邦大军提供了充足可靠大后方，首功在萧何!汉王朝初定，治国安邦，颁法立规，更有“萧规曹随”之誉。身居相位，历时二主，善始善终;“功冠群臣，声施后世”的盛誉，太史公受之无愧!

10 、才高齐天谋深如海——秦朝名相李斯

李斯，功过昭著的秦王朝名相，一生都在毫不伪饰地追逐功利权势，研学帝王术初投秦相吕不韦，后宫帏进言，献翦诸侯，灭六国，成帝王之策，得秦王嬴政信赖，驰骋于秦都。他以《谏逐客书》，说秦王取消逐客令，挽救了万千卿客，成就了大秦伟业。批驳分封，倡郡县制，一统货币，度量衡。著《仓颉》篇，创“小篆”，统一文字，有万世不灭之功。然而李斯也曾助秦始皇焚书坑儒，附赵高沙丘谋逆，最终为小人构陷，一代权谋大师腰斩于咸阳。功高亦李斯，过高亦李斯。

第五篇：中国古代的十大家训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更加富强的必不可少的一点。

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经历了氏族、家族、家庭的变迁，然而，这些都是形成一个国家的基石。

在国家不安定和国法不明确之际，家训即可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法制制度，就拟定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族中人，这便是家法家训的最早起源。

一、周公的《诫伯禽书》

“一饭三吐哺”

周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他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说：“你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就怠慢、轻视人才。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佐皇上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

可是，一次沐浴，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唯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我听说，德行宽裕却恭敬待人，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广大却克勤克俭，就没有危险;禄位尊盛却谦卑自守，就能常保富贵;人众兵强却心怀敬畏，就能常胜不败;聪明睿智却总认为自己愚钝无知，就是明哲之士;博闻强记却自觉浅陋，那是真正的聪明。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 即使贵为天子，之所以富有四海，也是因为遵循了这些品德。不知谦逊从而招致身死国丧，桀纣就是这样的例子。你怎能不慎重呢?”伯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有道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对儿子的谆谆教诲，可谓良苦用心。

二、司马谈的《命子迁》

“此孝之大者”

司马谈学富五车，所以他后来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掌管天时星历，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个职位是武帝新设的官职，可以说是武帝为司马谈“量身定制”的。

因此，司马谈对武帝感恩戴德又尽职尽责。由于责任心极强，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这就是司马谈的《命子迁》。司马谈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并认为这是“大孝”，“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他感到自孔子死后的四百多年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写作的职责，内心十分惶惧不安。所以他热切希望司马迁能完成他未竟的大业。

司马迁不负父亲之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此话信然。

三、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

“非淡泊无以明志”

诸葛亮46岁才得子诸葛瞻。他很喜欢这个儿子，希望儿子将来成为国家栋梁。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二姐所生子叫庞涣，深得诸葛亮喜爱。诸葛亮常年征战，政务缠身，但仍不忘教诲儿辈。

他写给诸葛瞻和庞涣的两封家书，被称为《诫子书》和《诫外甥书》。《诫子书》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外甥书》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气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不庸，不免于下流。”

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儿子和外甥的要求是一致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是古代家训中的名篇，阐述修身养性、治学做人道理，读来发人深省。

四、《颜氏家训》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颜之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思想学识，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全书共有七卷计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

如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书中许多名句一直广为流传，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与瞑目而无见者也。”“父子之间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矣。”“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等等。

历代对《颜氏家训》非常推崇，甚至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

五、唐太宗的《诫皇属》 “每餐一食，则念耕夫”

帝王家训占有特殊位置，其代表作之一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诫皇属》。太宗非常注重对皇子们的教育，经常告诫后代，应当遵守道德规范，加强道德修养，掌握治国之道。在《诫皇属》中，唐太宗以自己勤勉政事为例，告诫“生于富贵，长自深宫”的皇属克制自己，珍惜财物，不可奢侈，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顿饭，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

在听闻决断的时候，不要先入为主，任凭自己的喜怒，要谦虚、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要因为别人有短处就鄙视他们，也不要因为自己有优点就恃才而骄，要把敢于反对你的人当作老师，把逢迎你的人视为贼子。只有这样才能够永久富贵，贞正吉祥。太宗对皇属都有如此严格要求，“贞观之治”的出现就自然而然了。

六、包拯家训

“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

包拯以公廉著称，刚直不阿，执法如山。他在晚年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条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又十四字。

“珙”者即包拯的儿子包珙。包拯的这则家训是他生前对子孙的告诫，并让其子包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这寥寥三十七字，凝聚着包公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千载之下，亦足为世人风范。包拯的家训，既是他对后人的训诫，也是他一生的品格写照。

七、欧阳修的《诲学说》

“玉不琢，不成器”

欧阳修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对他的教育很严格。为节减开支，母亲用芦苇、木炭作笔，在土地或沙地上教欧阳修认字。欧阳修在家训中希望儿子能继续养成读书的习惯，并从书中学会做人的道理。

于是他在教导二儿子欧阳奕努力学习时写下《诲学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欧阳修以“玉”喻“人”，诲学有道，可谓金玉良言。

八、《袁氏世范》

“小人为恶不必谏”

袁采为人才德并佳，时人赞称“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在任乐清县令时，他感慨当年子思在百姓中宣传中庸之道的做法，于是撰写《袁氏世范》一书用来践行伦理教育。 《袁氏世范》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所以又称《俗训》。书中有许多句子十分精彩，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袁氏世范》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该书，奉为至宝。

《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真正做到了“垂诸后世”。

九、《朱子家训》

朱柏庐(1627—1698)，明末清初江苏昆山县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毋临渴而掘井”朱柏庐的父亲在守昆山城抵御清军时遇难。朱柏庐侍奉老母，抚育弟妹，播迁流离，备极艰辛。

他始终未入仕，一生教授乡里。他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他与顾炎武坚辞不应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与徐枋、杨无咎号称“吴中三高士”。

《朱子家训》全文五百余字，内容简明赅备，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问世以来，不胫而走，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

《朱子家训》全文虽只有506字，却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

十、《弟子规》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凡是人皆须爱”李毓秀科举不中后，就致力于治学。他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结合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

《弟子规》清代后期广为流传，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弟子规》看似一本不显眼的小书，实际上汇集了中国至圣先贤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