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意蕴

关键词: 意蕴

多重意蕴(精选六篇)

多重意蕴 篇1

一、“空”: 反映百无聊赖、无所寄寓的情感

杜甫《蜀相》中有“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诗句给予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祠堂中的凄凉、冷落气氛,包含了作者感伤叹惋之情: 隔叶的黄鹂叫得那么动听, 可有谁去听呢? 时间已过去了五百多年,像诸葛亮那样的人再也没出现过! 寂寞之心、荒凉之意无限。闭上眼,你能想象一位老人,孑孓独行,满怀心事,徘徊于武侯祠庙间。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中有“画图省识春风面 ,环佩空归月夜魂”。“空”字蕴涵了作者对昭君身死匈奴, 骨留青冢, 只有灵魂能在月夜回归汉室的不幸遭遇的同情; 也借昭君的悲剧, 抒发自己空有报国之志的悲愤之情。不仅“诗圣”,盛唐边塞诗人岑参也曾在《燕歌行》中写道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前半句写城南少妇因惦念前线的丈夫而日夜悲愁,伤心断肠;后半句一个“空”字,写出了征人在战地徒然回首的凄凉场景。夫妻间相去万里, 永无见日的绝望心情淋漓尽致地得以显现。

二、“空”: 寄托繁华易逝、盛衰无常的感慨

怀古诗常是这类情感的有力载体。如英年早逝的天才王勃,站在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滕王阁中唱道:“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当初建造滕王阁的“帝子”李元婴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唯有槛外的长江永恒地东流无尽,见证着历史。一个“空”字写出了诗人对物是人非、盛衰无常的千古悲叹。另一位诗人韦庄面对曾经繁华六朝的古都,写道:“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鸟鸣草绿,春色常在, 而曾经在台城追欢逐乐的六朝统治者却早已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 豪华壮丽的台城也成了供人凭吊的历史遗迹。空啼的鸟儿、无情的柳树引发了诗人怀古伤今之意。诗歌很好地表达了台城昔盛今衰、繁华不再, 重演六朝悲剧的历史遗恨。

三、“空”: 营造空灵澄净、冷清幽寂的意境

《山居秋暝》中有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诗人将“空 ”置于首联的首字 , 构思巧妙。一妙在点题,写出了秋雨过后,大山的清新、幽然、旷远;山林显得格外晶莹、碧透、空灵,简直连人的五脏六腑也都洗净了,心胸一下变得空旷、开阔。二妙在诗中明明有浣女渔舟,却说“空山”。原来这山中树木繁茂,遮掩了人们劳作的身影,真可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又由于那里人迹罕至,“峡里谁知有人事, 世中遥望空云山”?一般人自然不知道山中有人了。三妙在作者真切地表达了离开飘浮的宦海, 远离喧嚣的市朝, 在山中感受到的清净空灵和惬意的世外情趣。因此,“山居”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空”,即寂静、空灵、远大。与其说诗人写出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不如说诗人流露着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空山”二字隐喻世外桃源, 诗人愿意归隐于此。“空”字是诗眼。韩愈在《答张十一》中写道:“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春山明净,春水空阔澄澈,猿啼声中传达出一种人烟稀少的空寂。寥寥数笔, 生动地摹写了荒僻冷落的景象, 犹如一幅寓意深远的水墨画, 渲染着作者在仕途冷遇中内心的孤独和凄凉之情。

四、“空”: 蕴含荡然无存、一扫而空的悲叹

《共产党宣言》多重意蕴 篇2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 170 周年,重读《宣言》无疑具有全新意义。经过历史的洗礼,《宣言》已不仅仅是一般的宣言,还是一部记载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史书。这部史书包含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意义:即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人类意义。

《共产党宣言》的政治意蕴

《宣言》对于世界一切国家的政治意义就是要使人们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理解人类社会的变迁。《宣言》的第一章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开头,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分析了资产阶级统治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时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用一种文学性的描述肯定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的地方,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牧歌式的关系都破坏了。在资本的作用下所有的关系都变成了金钱的关系,就连家庭关系也是如此。在分析了现存的几个阶级之后马克思得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的结论。通过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得出了“两个必然”的论断,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

《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既为工人阶级的最近利益而斗争,又在他们当前的运动中代表了运动的未来方向。对于我国而言,首先,我们要明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长期巩固稳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次,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宣言》强调,共产党人既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也不能在整个无产阶级享受特殊的权益,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为全世界劳苦大众谋利益,而不是仅仅为个人谋取私利。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章程》与《宣言》的宗旨是高度契合的。革命导师用高度凝练的经典语言论述了共产党人的基本特质,这对于锻造当代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共产党员始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坚决将私利置之于后,树立对党忠诚,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奉献终生的理想信念。

《共产党宣言》的经济意蕴

《宣言》的经济意义就是从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和影响方式这几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全球化。

《宣言》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从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原因其实就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用最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用于交换的产品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世界市场的形成也在客观上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可能性。《宣言》指出:“大工业建立了为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从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来看,产品的供给已经不只是来源于国内的生产了,同时一国的产品也不是单纯供本国消费,由此带来的是生产多国化和国际贸易的趋势扩大化。而这些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是消灭私有制。《宣言》除了揭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意蕴之外,还具体阐释了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那就是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包括私有制成分)并存,这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消灭私有制”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私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也必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消灭,在我们这样一个生产力原本不发达的国家,不仅要允许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要“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这既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共产党宣言》的文化意蕴

在《宣言》1883 年的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政治和精神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从而铸造一个时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与灵魂,文化的发展样态是由这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的。在《宣言》中,恩格斯对这一基本思想的论述,从源头上阐释了全新的文化观。《宣言》的主要文化意义就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出发,解释了资本主义文化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提到了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宣言》蕴含的文化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首先,要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植根于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之中、最能反映中国人内心思想的文化。其次,要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任何国家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我们也要辩证吸取、为我所用、切忌完全照搬。最后,加强文化建设同时要注重文化安全。我们提倡求同存异在和平、友好、平等的前提下进行文化交流。我们在繁荣发展文化的同时要坚持传承与发展、保护与交流相结合,并将文化保护与交流置于安全的环境之下。

《共产党宣言》关于人类发展方向意蕴

《宣言》里面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是从揭示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开始的。

在《宣言》里面写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

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阐述了人要想全面的发展就必须消灭国家,凸显了其价值指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阐释了每个人的发展与一切人发展的辩证关系,一切人的发展是每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最终目的,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前提。《宣言》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宣言》表述的一个极其重要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归结点和共产党人的最高奋斗目标。在十八大提出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明确而响亮地提出“自由”一词,这无疑是对《宣言》的一种回归。

现阶段,有很多人提出《宣言》的思想已经落伍了。仔细领悟之后觉得真正落伍的不是《宣言》本身,而是人们没有用前瞻性的眼光去审视《宣言》这部经典文献带来的深刻启迪。只有认真学习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找准方向;只有认真解读这些马克思经典原著才能更好地教育当下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一代正确认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态势,正确理解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内涵,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论《围城》主题意蕴的多重复杂性 篇3

关键词:《围城》;主题意蕴;悲悯;人类关怀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142-02

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作品总是善于把隐秘的意识形态掩藏或渗透在审美的诗意世界之中,并赋予这种诗意的审美世界以多重读解的可能性。同时文学作为一种话语系统蕴涵着丰富的意义生成可能性。一定的作品总是以一定的话语形态去蕴涵多重复杂意义,或是把多重复杂意义蕴涵在一定的话语形态之中。作家的创作是话语蕴藉的创作,读者则在文学接受和消费过程中,经过认识、审美和阐释,力求解读作家创造的这种话语蕴藉,把作家蕴藉在有限的话语之中的无限意味挖掘出来。正是由于文学的这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和话语蕴藉性质,以及作者和读者的双重创造,看似单义而确定的话语蕴藉蕴涵了多重而不确定的意义,一部优秀的用品往往如此。《围城》正是这样一部有着多重主题意蕴的小说。

一、爱情婚姻的悲喜剧

关于《围城》的主题,历来说法很多。有人说它是“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与跳脱”,把《围城》说成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爱情小说”。因为《围城》“从头到尾离不开女人”,“实在与鸳蝶一墙之隔”。也有人认为《围城》在“描述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时,呈现了一种腐朽、没落的社会画面,揭示了这个社会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还有人认为“《围城》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都能在作品中找出相应的事实加以证明,然而都有其片面和不足之处。作为文学作品的主题不是假设一个观点,再从作品中找出例子加以证明,也不是从作品中反映的部分社会生活中总结概括出来的,而是“作品中所描绘的社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作品的主旨。

我们具体来看作品,《围城》写于1944年至1946年间,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声誉极佳。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写了一个游学回国的学生方鸿渐,在回国船上,空虚无聊之际,遇上了一个放荡不羁、耐不住寂寞的女性——香港的鲍小姐。二人打得火热,但很快一切化为乌有,方鸿渐得到的仅是被玩弄的屈辱。船到上海后,百无聊赖之中,又和船上相遇的国内大学同学、留法博士——官宦千金苏文纨恢复了交往。经她介绍,认识了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一个甜美纯真的少女。一面是方鸿渐暗中追求唐晓芙,一面是苏小姐苦苦期待方的表白和求婚。到最后摊牌时,苏恼羞成怒,唐也因误解而去。事业不顺,感情受伤,方鸿渐到内地教书,糊里糊涂地在无任何打算的情况下,中了孙柔佳温柔的圈套。结婚之后,觉得自己要娶的不是这个人。新家和旧家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家庭就这样不离而散。丢下了昨日的失望,怀着莫名的希望,方鸿渐又开始了新的流浪。据次,有评论者说这是一出方鸿渐与四个女人的恋爱悲喜剧,它形象的描绘了人们婚姻生活中的这种“围城”状态,没有结婚的想结婚,结了的又想离,而且用文中人物引用的英国古语(结婚就像金漆的鸟笼,笼外的鸟想进去,笼内的鸟想出来,所以结了离,离了结,没有结局)和法国古语(结婚就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内的人想冲出来)来证明他们的看法。实际上通过对作品的深层思考,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写作品的意图并不仅如此。《围城》写了爱情婚姻,但并不着意于爱情婚姻,而是穿着恋爱的外衣,进行更深刻的人生思考。主人公方鸿渐口中这样说:“我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文纨讲的什么围城、鸟笼,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可见《围城》的主题比爱情这一单一主题更为深刻丰富得多。

二、知识分子精神病态的揭露和批判

依据国内学术界对本文层次的研究,本文可以分为文学话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和文学意蕴三个层面。前两层反映的是本文的表层意蕴,后一个指本文的深层意蕴,而文学意蕴层又可分为历史内容层、哲学意味层和审美意蕴层。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爱情小说只能属于《围城》本文层次的表层,而那种认为《围城》“呈现了一种腐朽没落的社会画面,揭示了这个社会必然灭亡”的主题论,它也只是反映了《围城》主题的一个层面,属于本文的历史内容层(文学意蕴层面的第一层面)。作为一部作品,它产生于一定的时代,作品中的形象本身就必然要包含或暗示一定的社会内容。抗战时期主人公方鸿渐到内地,沿途的经历生动地展示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的风俗画:蚤虱云集的“欧亚大旅社,”苍蝇、妓女与国民党大兵出没的鹰潭小饭馆,浑身颤抖的破旧的公共汽车以及在钱钟书笔下那群丑态毕露的儒林知识分子,读者不难看出大厦将倾、为时不远。作者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刻意的描绘。对他们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的贫乏、卑微和空虚,痛加指责: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李梅亭,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韩学愈,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高松年,依附官僚,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汪处厚,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的势利小人陆子潇,此外还有虽然混迹学界,却以在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斗胜为己任的大家闺秀苏文纨、范懿,尤其是方鸿渐、赵辛楣等留洋归来的学生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有的沉沦、有的堕落、有的一事无成,在传统的围城中消磨着人生。作者正是通过他们的彷徨无主,空虚和爱情发酵,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乱世中一代清醒文人的宿命感,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夹击中的精神病态。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作为一部多层意蕴的小说,这是《围城》主题最显然的一个层面。那么什么是《围城》的真正意图?《围城》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三、人类命运的关怀与思索

我们认为那种超越了话语、形象及历史内容层面这些形而下的具象之上,表现了人类对宇宙人生更高一级的认知和思考的深层文学意蕴——哲学意蕴层,便是《围城》的真正主题。

《围城》作为全书的标题,它是一种隐喻或象征,蕴涵着一种复杂的哲理和丰富的意蕴。它不是肤浅的就事论事,而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俯视人生,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围城”状态。

作品主人公方鸿渐的活动主要集中于1938-1939年间,此时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战争的阴云笼罩了整个世界,不难想象它给每个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动荡的局势,使知识分子对前途充满了迷茫,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波动,这些不能不在知识分子方鸿渐身上表现出来。而到了钱钟书成书的时候(1944年-1945年),人类刚经历了二战的灾难,战争把人类抛向了一个精神荒原,信念的支柱倒塌了,曾经憧憬过的光明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因为旧的秩序的破坏,二战后的西方,那些经历创伤的一代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徘徊在痛苦与迷茫、悲伤与困惑之间,命运的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孤独和无所适从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作为个体,弱小的心灵难以承受社会的灾难,他们寻求着一种精神保护,把自己的心灵封闭起来,在难忍的孤独和欲望的焦灼中品尝着生命的痛苦。出没于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围城之中,每一次从理想的峰巅跌入现实失望的谷底,每一次在欲望满足的快感中品尝完稍纵即逝的快乐,换来的却又是长久的痛苦,像钟摆一样永远在希望和失望,快乐与痛苦之间两极运动。海明威笔下的“迷茫的一代”,艾略特的《荒原》,萨特的“存在主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就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类社会的精神写照。

“生命整个地根本就是痛苦,它是和痛苦不可分割的。每一部生命史就是痛苦史。”《围城》书中280页讲述的“贝尔纳驴”,就是人生的隐喻,希望、理想就像那块挂在驴头前面诱人的胡萝卜一样,明知道永远得不到,却要永不停息的奔波。理想与现实的不可缩短、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的交织、人类无限的追求和追求的无意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编织在人间万事中的痛苦,构成了人类的“围城”状态。作为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徘徊于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相互碰撞的空间里,他们同样也经历着裂变的痛苦。一方面无法割舍传统;一方面在扑面而来的暴风骤雨中无所适从,在痛苦和寂寞中,他们寻找着出路,但前途渺茫,只能在黑暗中瞎撞,无目的的走向人生的一座座围城,这就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明转型期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在方鸿渐身上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西方“迷茫的一代”的困惑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

四、结语

钱钟书作为一位现实主义大师,驰名中外的学者,他对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尴尬,予以了深切的关注与深广的表现。他对人类在20世纪面临的精神困境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他站在人类精神阵地的前沿,怀着一颗大悲之心,用他清晰而锐利的目光,揭开了知识分子在乱世里的心理特征,展示了20世纪人类生存的困境。他锐利的笔触直指人类精神的内核,表现了作家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忧虑和思索。正因为如此,《围城》表现出了深广的主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小说。

参考文献:

[1]李健吾.重读《围城》[J].文艺报,1981,(3).

[2]周锦.《围城》研究[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

[3]高月娟,谈《围城》的主题意蕴[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1996,(4).

[4]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童庆炳.文学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长恨歌》多重悲剧意蕴浅析 篇4

一、“马嵬坡下娥眉死”之爱情悲剧

爱情是人类文学永恒的母题, 从“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4到“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5再到“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6无论是明快的欢歌还是铿锵的誓言, 无不地寄托着人类对于爱情的坚贞信念。

回顾文学史可以发现, 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恨离合一直为历代文人所青睐, “名花倾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带笑看”7“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8“人们或叹之, 或咏之, 或讽之, 或羡之, 以至李杨爱情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帝妃恋’的压卷之作, 而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更无疑时此中的经典读本。”9

《长恨歌》全篇共118句, 诗歌首先叙述了二人结合的经过, 着力描写了杨玉环倾城倾国的美貌。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惊破霓裳羽衣曲”中“惊破”二字宛如天穹轰然响起的一声炸雷, 击碎了甜蜜美好的梦幻。安史之乱爆发后, 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向蜀地出逃, “九重城阙烟尘生, 千乘万骑西南行”悲剧就此真正开始上演。“华摇摇行复止, 西出都门百余里。”护着他们出逃的羽林军来到马嵬坡, 回望长安, 烟尘漫漫, 瞻望前方, 路途遥遥。满腔的怨气, 最终汇集到一个女人的身, 他们要求杨贵妃为一切负责。“六军不发无奈何, 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此时, 君王无可奈何, 美人香消玉殒, 只留下铭刻着血泪和深情的珠宝饰物, 闪闪发光, 耀眼夺目。“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 此刻的玄宗犹如垓下霸王面对虞姬自刎, 英雄迟暮的悲剧再次上演, 令人扼腕叹息。

然而, 这份爱恋并没有因为女主角香消玉损而结束, “蜀江水碧蜀山青, 圣主朝朝暮暮情。”玄宗沉溺在对贵妃的深切思念不能自拔。“归来池苑皆依旧, 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 对此如何不泪垂。”回到长安, 昔日的繁华美景而今变得冷冷清清。“西宫南内多秋草, 落叶满阶红不扫……迟迟钟鼓初长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杂草丛生、瓦冷霜华与曾经的华清出浴形成鲜明的对比, 李杨爱情此时已得到净化, 在梧桐秋雨中显得格外凄美、缠绵。

诗人接下来勾画了一个蓬莱仙境的神话。“忽闻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中有一人字太真, 雪肤花貌参差是。”诗歌从现实主义描写转向了浪漫主义抒怀。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在白歌陈传之前, 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 而不及于灵界, 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 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 此故事不限于现实之人世, 遂更延长而优美。”10

“玉容寂寞泪阑干, 梨花一枝春带雨”, 仙人应有的摆脱尘世纠葛的潇洒与对昔日爱情无法释怀的矛盾, 是李杨爱情质变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可贵的是, 白居易并没有让这段天恋情圆满, 而是在抒发二人“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誓言后, 紧接一声叹息,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怨天天不语, 恨地地无声……这出缠绵悱恻, 婉转动人的爱情悲剧也终于无奈地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二、“此恨绵绵无绝期”之人生悲剧

“《长恨歌》是爱情的悲剧, 更是触目惊心的人生悲剧。白居易写作《长恨歌》, 不是作复述历史的工作, 更不是给后代帝王、政客打造一面‘女色惑人’须引以为戒的铜镜, 诗中表现的是极为严肃的人生主题, 唯有站在“人”的立场, 才能真切地感受出其中蕴含的悲剧氤氲。

古今以来, 人们往往把杨贵妃悲剧命运归因为“红颜薄命”, 但是白居易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在白居易看来杨的悲剧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 外在黑暗势力的强大;其二, 自身生命意识的不知不觉。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杨家女, 只因“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 继而“三千宠爱在一身”, 会引来多少艳羡、嫉妒甚或憎恨的目光。虽然诗中对各种逼死杨贵妃的势力没有明确的描述, 但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 诛 (杨) 国忠父子, 继而四军不散, 玄宗遣力士宣问, 对曰贼本尚在, 盖指贵妃也。帝不获已, 与妃诏, 遂缢死于佛室, 时年三十八。”杨玉环也许至死都不会明白她的生命会有多少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杨玉环先为寿王妃, 后为玄宗妃, 像是物品一样在不同的男人手中交换。中国古代男女两性地位悬殊, 女性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处于从属地位, 无法掌握的自己命运。更为悲剧的是, 杨玉环自始至终都未有过作为个体生命的自省自觉意识。所以唯有在“红颜祸水”的荒谬论断中, 期期艾艾地散播着哭声, 最终也无法享有作为“人”应有的尊严。

此外, 唐玄宗的命运同样也激发了诗人的人生思考。对这位前创开元盛世, 后致安史之乱的黄帝, 作者并没有给予辛辣的讽刺。相反, 寄寓更多的是同情以及包含着人生无常的巨大怅恨。这位达到荣华富贵顶端的九五之尊, 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巨大变故之后, 备受衰老与孤独的侵蚀。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无法脱离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正是诗人对个体生命情感被迫屈从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无奈和叹惋。

三、“渔阳鼙鼓动地来”之时代悲剧

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都与时代原因密不可分。唐玄宗开元时期, 社会经济空前繁荣, 出现了盛世的局面。然而, 繁华盛世背后的大唐王朝却掩藏着深刻的社会的危机。最高统治集团生活日益腐化, 当时的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 任意挥霍, 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竟达七百人。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 当时的沿途州县望风瓦解, 唐玄宗被迫向蜀地逃窜。到达马嵬驿时, 禁军哗变, 杀死了宰相杨国忠, 接着又逼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同年七月, 唐玄宗退位, 太子李亨登基。后来, 唐军收复长安, 玄宗才由蜀地返回长安。《长恨歌》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 以唐玄宗和杨贵妃为主角, 选取了安史之乱、玄宗幸蜀、马嵬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 在刻画人物命运, 表现人物情感之中蕴含着强烈的时代因素, 同时也透射出了当时整个时代文化心理。

《长恨歌》创作于中唐元和元年, 此时的唐朝社会藩镇割据, 宦官专权, 百姓生活艰难。人们在目睹了时代的沧桑巨变和社会的日益衰落后, 自然地怀念开元时代的安定、富庶和繁荣。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 《长恨歌》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对于梦回盛唐的向往与企盼, 也产生一种“往事不可追, 繁华不可及, 盛年不再来”的失落和怅惘。“这种深沉的、积韵化的时代感伤, 表达的并非只是白居易个人的情绪, 它事实上代表着中晚唐文人的一种群体心理感受, 是社会心理在文化领域的一种投射与观照。”11

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 个体情感也不可避免的被打上了时代因素的烙印。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因为地位的特殊性, 他们的爱情也就有了特殊性。正如《长恨歌》中所写“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等, 这些都不会是普通人的爱情会招致的后果。他们的富庶生活与唐代的繁华相得益彰, 他们的悲剧也不可避免的与安史之乱祸起同源。

总的来说, 爱情理想幻灭之悲, 个人情路受挫之哀, 以及时代之固有之痛, 三者由浅及深, 由外至内, 由个体到民族, 立体化地构建了《长恨歌》的多重悲剧意蕴, 使之能够保持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从而引起一代又一代读者心灵的共鸣。

注释

11 .白居易.白居易集[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1.

22 .元稹.元稹诗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326.

33 .赵翼.瓯北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5.

44 .余冠英.诗经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3.

55 .余冠英.诗经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35.

66 .余冠英.汉乐府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5.

77 .李白.李白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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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13.

多重意蕴 篇5

一.灵魂的漂泊与归依

优秀的作品, 尽管可能运用了作者的一小部分生活素材, 却往往浸融着作者整个的生命体验与感悟。艺术创作是在一种很特殊的艺术思维世界中诞生的, 作品一经创作出来, 就有了其独立的生命表达与意义世界, 这种表达与意义是一种潜在的可能, 只有在读者的阅读与接受中才会不断地显现出来。优秀作品总是包含着比其作者在创作时的理性思考与情感体验要超出许多的更多东西, 所以, 文学批评从来就不认为只有作者对本人作品的解读是最可靠的。实际上, 由于作家艺术思维方式的特性, 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往往并不是全面而深刻的。

《幻爱》的整个情感基调与精神诉求是什么?并不仅仅是曲折的情爱, 而是情爱与灵魂的漂泊与归依。 (《文艺报》所载雷达先生《“新世界”中的救赎———徐兆寿长篇小说〈幻爱〉》一文中的“救赎”与笔者此处所指的“归依”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作品一开始, “我”就是一个漂泊者, 汽车司机“不停地问我, 你到哪里下车?我说, 我也不知道”。[1]当司机说到“西北偏西”这个地方时, “我再也没有睡意, 一直等着那个地方”。[2]作品开头的这个情节具有模糊的象征意味, 是一个生命在即将走向尽头时寻找灵魂的归依。

这种漂泊与归依的生命感后来反复地沉浮于作品中, 构成作品的整个情感基调。在第5节, “我”又一次反省自己, “一直生活在一种虚假之中, 生活在欲念之中。我放弃了理想, 放弃了很多我曾经执命捍卫的东西。”[3]放弃了执命的捍卫, 就是自我灵魂的放逐, 放逐于虚假与欲念之中, 无疑等于灵魂的无家与漂泊。在这种心灵的漂泊中, “西北偏西”是心灵为自己找到的 (更确切地说是创造的) 一片归依之所, “最确切的莫过于我对西北偏西这个小村的感受。我似乎莫名其妙地闯入一种近似于内心生活的地方, 这对于我来讲, 太美妙了, 太神奇了, 然而, 我却无时无刻地想弄清楚它究竟是否存在。”[4]对于“西北偏西”这片灵魂的归依之所, “我”感到“最确切”, 却又“无时无刻地想弄清楚它究竟是否存在”。感受的矛盾中暗显出悲凉的意味, 灵魂漂泊到了一个归依之处, 却并不能确知“它究竟是否存在”, 漂泊是切实而永远的, 归依只是一种不确定与短暂。

作品的主线是情爱故事, 但是, “美丽”这个女子与“西北偏西”这个小村一样, 充满了虚幻色彩, 作者对“美丽”有许多写实的叙述, 从高中时的暗恋, 到后来的几次同学聚会时的见面。但是, 一经进入虚拟的情爱以及虚拟的性爱, 作者就不自觉地赋予了“美丽”理想化的色彩。所以, 与“美丽”的相爱, 更多地具有情爱与灵魂的双重漂泊与归依的意味。“我”在与程琦的现实的婚姻生活中, 终于失去了性爱, 性爱也处于了漂泊无地的状态中, 而“美丽”, 则成为了“我”的性爱的归依之所。不仅如此, “美丽”对“我”而言, 由性爱走向了灵魂, “美丽”也成为了我灵魂的归依之所。在对“美丽”的性爱与灵魂的归依中, “我”开始写作, 找回了心灵原本渴求的方向, 继而研究哲学、宗教。而“美丽”则对“我”的这一切心灵的探求始终给予深切的理解与无尽的关怀。“美丽”是性爱的桃花源, 也是灵魂的桃花源。“美丽”与“西北偏西”一样, 是一颗漂泊的心灵为自己心造的一处性爱与灵魂的归依之所。“西北偏西”是神秘而遥远的, “对于我来讲, 太美妙了, 太神奇了, 然而, 我却无时无刻地想弄清楚它究竟是否存在。”那么, “美丽”, 不也是一样吗?

在作品的第12节, 有一部分很特别的文字, 从情爱故事的情节进展来看, 这是一种故事时间的停止, 叙事速度为零, 本文时间则在回忆中延展。“我”坐在去外地的火车上, 身在漂泊, 心灵在情爱的矛盾中同样在漂泊。作品在这时笼罩了一层漂泊的悲凉意绪, 在这种意绪中, 回忆故乡就不再是一段突兀而来的文字, 而是心灵在漂泊中对归依之所的一种向往。这一部分文字很长, 很美, 完全可以独立出来成为一篇优美的散文, “自己总是在这样的夕阳中, 骑着自行车唱歌回家。”这也是一段心灵向往“回家”的充满了真挚情感的抒写。“他”喜欢故乡的大地与土路, “光着脚在上面走”, 还常常在土路上“睡一会儿”, “有时开放在田野里的会是无垠的油菜花。一朵, 两朵, 十朵, 数也数不清的油菜花在微风中快乐地摇摆着。”“当高粱和玉米熟了的时候, 大地一片金黄, 一片灿烂。”“比村庄还要高的是白杨树……”“比白杨还要高的是鹰……”“比鹰还要高的是五羊河上的天空……”[5]这一部分文字有4页之多, 对故乡的倾诉低回而深情, 发自肺腑。这是一次情感上的回乡, 是漂泊的灵魂对故乡的归依情怀。

在作品的最后一节, 对于“西北偏西”, “我越来越觉得这里的一切跟我有一种冥冥中的沟通”, “我想死在你们这里。就把我埋在村西那些奇花异草之地吧。”漂泊的灵魂最终想栖息于一方归依的处所。

不了解作品的虚幻和象征意味中的情感与沉思的寄托, 就会把《幻爱》仅仅看成一个新奇而简单的虚拟情爱故事。作品中的“西北偏西”、“美丽”以及“故乡”, 都是漂泊的灵魂所追寻的栖息地, 是一颗疲惫而失落的心灵在流浪中所渴求的一处归依。

二.精神的突围与困境

《幻爱》中, 人的精神处于被围困的境地。“我”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一直处于困境, 放弃了心灵原本想追求的东西, 陷入了无聊而混乱的庸常中。尤其是与妻子程琦的关系, 在这种困境中性爱也被围困, 没有了出口。“我”寻找突围的办法, 想与妻子找到性爱的通路与出口, 但是, 却一再地受阻。无休无止的治病与官司, 实际上代表着世俗生活对人的围困。程琦在这种世俗的围困中, 不但失去了凡俗生活的安宁, 也失去了正常自然的性爱心理。“美丽”的生活更是如此, 她本是一个洒脱不羁的女子, 但现实生活将她一次次地置于困境中, 使她走向心灵的内在封闭, 最后不得不在虚拟世界里找到爱的突围的出口。“美丽”在虚拟世界里的爱实际上是一种自由生命在困境中的突围, 这种爱已经超出了性爱的范围。她与“我”一起探究生命的意义, 一起写作, 支持“我”的哲学研究, 真心地让“我”爱护与妻子程琦的感情, 倾尽全力地自愿受苦去帮助灵灵治病, 自己却在悲惨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美丽”在困境中的突围是异常的, 但也是悲壮的、美丽的, 一如她的名字。

道德的力量是柔软而坚韧的, 这不但是作品中的人物所面临的问题, 也是作品本身所面临的难题。从伦理批评的视角来审视这部作品, 会发现充满了矛盾与悖反。“我”在妻子四处奔波为孩子治病时, 却与另外的女人在虚拟世界里相爱, 并发生了虚拟性爱, 这合乎道德吗?程琦对丈夫长时期极度地冷淡, 却在美国倒在一个医生的怀里, 这不悖于道德吗?“美丽”与“我”保持着虚拟性爱的关系, 却认为自己是精神上的妻子, 是对程琦这个现实妻子的补充, 这在道德上能自圆其说吗?作品中的人物处处感受到道德的这种强力, 在内心中不无自责。作品中不时地显示出一种人性发展与道德约束的冲突, 并隐含着一种对道德重建的向往。“让我心中的恶魔出来时, 我品尝到了真正的快乐, 那是我们心中的荒原, 是另一个我们自己, 是被文明囚禁着的自己, 他终于出来和我合二为一了, 我还原了自我。”[6]这让人想起劳伦斯作品中对现代文明与人性及性爱关系的思考。

道德的发展与变迁是受许多复杂因素制约的, 而且, 常常, 道德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牡丹亭》曾受到多少正统人士的唾骂, 封建时代的贞节烈女故事又得到过多少“正人君子”们的赞叹。后一时代的人们往往能发现, 先前某一时代的有些道德实际上是极为不道德的。然而, 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 认为现存的某一道德就是错误的, 就是必将过时的, 因为, 道德, 只能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道德, 从来就没有脱离了时代现状的抽象的道德。应该指出, 作品中存在着道德上的矛盾, 当然, 作为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 揭示出当下时代的这种矛盾本身就有进步的意义, 不能强求作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情爱的揭示是作品意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作品中描写了“我”与“美丽”的虚拟情爱, 其意义却是从虚拟走向本真, “幻爱”从“幻”走向了爱的本真。“欣赏你自己吧, 亲爱的……想象你站在荒原上……把你身上的一切负担都放下。在我面前, 只有你一个人, 一个原始的人, 一个还没有被文明命名的人。我们只知道那性, 只知道那里面包含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比如爱, 比如欢乐, 比如信仰。”[7]他们拥有了生命的本真的爱, “爱从那虚空中源源不断地飘来, 慢慢地占据了他的内心。”[8]作品中对这种本真的爱作了诗意的描述与肯定, “爱使我们深刻, 爱使我们重新拥有了自我。”[9]

陈敬医生与程琦的一段真爱故事蕴含着劳伦斯作品中用情爱拯救人性的主题, 却显示出中国文化传统下知识分子的内省与自制。陈敬说, “过去我是在名利场和浮华中漂泊, 现在我停止了这漂泊。”“是你唤醒了我。刚开始唤醒了我的良知, 后来你唤醒了整个的我。……是你在给我的心灵治病了。”[10]

然而, 本真的爱只能存在于极特殊的范围与条件下, 人, 生活于社会中, 爱就要受到他律的制约, 人世间有太多本真的爱之花无法在阳光下开放, 只好在心灵深处暗藏爱的微光。程琦对陈敬医生说, “的确, 我们是非常知心的那种朋友, 但是, 你也仅仅是我的灵魂, 是我精神的依靠, 但不是我的现实生活。我的现实生活是他。……他才是我的宿命。”最后, 程琦与陈敬医生还是分手了, 她郑重地说:“就让我们永远都活在彼此的内心吧!”[11]

作品揭示出了情爱的本真与他律的矛盾, 也反思了本真的情爱与和谐自然的人性的关系。

三.叙述的哲思与诗意

《幻爱》充满哲思与诗意的意味。杨树, 陈敬这两个男人, 都有着哲学思考的天性与爱好, 世俗生活消磨了他们思考的灵性, 然后, 纯真的情爱或性爱又将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灵性唤醒。“美丽”与程琦, 则分别以无私的爱和高尚的道德给两个男人的自我回归给予了理解与抚慰。这使故事显得更像寓言, 富于哲思与诗意。

小说的叙述人称与视角不断转换, 形成一种“我”的自我叙述和第三人称讲述“杨树”故事的复调叙述, 时而表现为拉开了距离的观照, 时而又表现为自我的内省。叙述策略上有些许现代意味。作品语言不刻意营构情节的曲折与快速推进, 而是表现为叙述与描写的延宕与伸展。语言的审美韵味很浓厚, 富于诗意的流动感。小说的结构上呈两条复线并进的格局, 一条是在“西北偏西”小村的静思与写作, 一条则是静思与写作中所讲述的“我”的故事, 这种结构形成作品的反观与自省的沉思色彩。

显而易见, 《幻爱》并非是一个以流行小说的格调写成的情爱故事的快餐, 而是以情爱故事为依托的对生命与情爱的反思与追问。小说中遍及着悲凉的情怀, 对情爱、性爱、虚拟、现实、人性、道德、生存、异化等一系列问题蕴藉着沉思与究诘。小说所讲述的“漂泊———归依”的故事, 不仅是性爱的漂泊与寻觅, 也是灵魂的漂泊与归依。小说以悲悯与究诘的情怀直逼现实, 在当下这个时代的生活中, 有多少失落了和谐性爱的人在迷茫, 又有多少漂泊的灵魂在寻找一处栖息的家园!哪里才是我们性爱可以归依的本真的“美丽”, 哪里才是我们灵魂可以归依的永不失落的“西北偏西”?《幻爱》以多重的意蕴与艺术空间揭示了生存的现实, 它所审视与究诘的一系列问题带给我们诸多启迪与深思。

摘要:长篇小说《幻爱》以其多重的意蕴与艺术空间揭示了生存现实, 在对人性、道德、生存、异化等问题的反思中讲述了情爱的寻觅以及灵魂的漂泊与归依。本文从阅读的期待与遇挫、灵魂的漂泊与归依、精神的突围与困境、情爱的本真与他律、道德的强力与冲突、叙述的哲思与诗意、生命的悲悯与究诘等方面分析小说的多重意蕴, 并简析其艺术上的特色。

关键词:《幻爱》,意蕴,艺术特色

参考文献

[1]第1页, 徐兆寿, 《幻爱》,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年9月。

[2]同上, 第2页。

[3]同上, 第47页。

[4]同上, 第47页。

[5]同上, 第95页。

[6]同上, 第140页。

[7]同上, 第139页。

[8]同上, 第140页。

[9]同上, 第141页。

[10]同上, 第183页。

多重意蕴 篇6

1 堂吉诃德的多重讽刺视角

1.1 虚拟视角

小说如一面被打碎的镜子, 需要借助主人公的滑稽、荒唐、疯狂的“表演”来达到戏剧和讽刺的效果。堂吉诃德就是最好的依托, 作者把他作为虚拟的讽刺对象, 让小说从开始和结束都围绕“讽刺”来写, 既达到表面上娱乐的效果, 又暗中把嘲讽的匕首投向他想对准的对象。故事的结尾, 当年老体衰的堂吉诃德被“白月骑士”骗回家中时, 他的恍然大悟和临终遗嘱无不向人们昭示了膜拜骑士文学的可怜下场。虚拟的视角到此结束, 对堂吉诃德的“讽刺”也就此打住, 可作者仅仅想要表达这样的讽刺吗?他真正想要讽刺的是堂吉诃德吗?仔细分析, 我们发现了以下的第二重视角。

1.2 现实视角

无论是小说故事中的其他人还是读者第一感到可笑的一定是堂吉诃德, 这个被骑士小说“毒害”的疯子, 他梦中的“情人”, 他为了“解救”贵妇, 他要做海盗的总督等, 都成为人们拿他取笑的原因。

正如文中所述, 每个荒诞的情节背后都可以看到堂吉诃德的另一面, 这就四作者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身上寄托的理想——除暴安良、嫉恶如仇、见义勇为、扶弱除强、善良勇敢、追求自由等, 这一切源于作者对作品人物的理解和同情, 堂吉诃德心中的理想何尝不是作者的理想。可现实却是利己主义大行其道, 物质享乐、取消他人成为人们生活的全部, 和堂吉诃德为了骑士道精神的复活而不断战斗, 不停奔走的赴汤蹈火、奋不顾身的行动形成了对比, 当主人公头破血流、伤心失意时, 其他的人们都在偷偷取笑甚至挖苦, 这群人们不正成为作者所要嘲讽的对象吗?一群利欲熏心、自私自利、无理想、无道德的人, 就是作者真正讽刺的对象。

1.3 深层视角

塞万提斯所处的时代, 人文主义精神已经走向了“荒原”, 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看看小说中的那些人就可以知道, 无情的抽打小牧童, 被关押的苦役犯, 还有酒店的主人等, 都是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现象, 是塞万提斯亲身多次经历的困难历程。用什么来改变那个时代, 作者在写作中一直苦苦追寻。深层的讽刺视角也自然形成, 即对于时代的讽刺。小说中描写的现实境况和当时的西班牙国内的现实是吻合的。因此堂吉诃德赞美和想要恢复“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并不等同于作者的真实意图, 他只是赋予“骑士精神”以某种崇高的理想和特定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是一种怀旧的情怀, 是对耶稣基督的救世精神的延续和重构。

2 桑丘的多重讽刺视角

2.1 现实的代表

农民桑丘, 不是出于理想和忠诚才跟随堂吉诃德游侠, 而是为了更现实的东西——名和利, 期望能发点财, 能有个一官半职的, 这种朴素而初级的想法和堂吉诃德的崇高理想和疯狂行为形成对比, 他和堂一冷一热、一智一愚、一真一幻, 让小说情节充满了戏剧性。当桑丘看到堂吉诃德要与风车大战时, 他出言阻止, 告诉堂那不是巨人而是风车;当堂吉诃德准备与“军队”大战时, 桑丘也告诉他那只是羊群。可直到故事的结尾, 这位矮个子的人还是一直跟随堂吉诃德出游, 这又是为什么呢?

2.2 理想的认同

正是和堂吉诃德的一次又一次的游侠, 亲眼目睹且亲身感受到堂吉诃德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让桑丘在精神上又产生对堂吉诃德的认同和尊敬。这种看似矛盾的心理, 其实是一种自我讽刺的视角, 即对自身局限性和缺点的认识。这个既执着于现实又不否定个性、自由追求的二元论正是源自作者人文主义精神意蕴的构建。

3 重构的人文主义意蕴

塞万提斯所处的西班牙王朝时代, 前人文主义精神已经消失殆尽, 我们在堂吉诃德身上也很难找到对自然、生命、欲望等的追求, 而多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献身精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的精神, 这是塞万提斯想要传达的后人文主义精神的意蕴。既有对桑丘的现实主义的一定的认同, 又高扬理想主义的大旗, 渴望社会的回归, 把堂吉诃德作为理想的化名词来加以肯定。看似矛盾, 实则现实使然。小说通过多重讽刺视角, 将后人文主义思想的意蕴孕育其中。

摘要:西班牙伟大而苦难的小说家塞万提斯给我们留下的《堂吉诃德》是一部不朽的后人文主义作品。小说中以夸张滑稽的手法模仿骑士文学的体式, 为我们讲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的游侠“冒险”故事。通过多种讽刺视角来表达作者的后人文主义精神和对理想社会的寄托与期望, 可见作者小说立意的深刻和耐人寻味的理想诉求, 在分析中属于塞万提斯的人文意蕴被重新构建出来。

关键词: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讽刺,人文主义

参考文献

[1]朱维之, 赵噜.外国文学史 (欧美卷) [M].天津:南开人学出版社.1994:80.

[2]蒋承勇.堂吉诃德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J].外国文学评论, 2001 (4) .

[3]饶道庆.意义的重建:从过去到未来—《<堂吉诃德>新论》[J].外国文学评论, 199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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