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形象（精选六篇）
都市形象 篇1
用再现理论作支撑
再现是建立在当代建构主义社会思潮基础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研究的概念。广义的“再现”指的是一切通过语言、话语和图像等产制意义的过程。 (2) 事物、人、集团或者事件都可以通过媒介代码以一定的方式被再现或改编。再现的动作需要将许多分散的元素, 聚集成一个可明了的形式, 而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对对象事物的选择和建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 再现并不是对现实的现实主义反映, 而是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 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
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 再现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内部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那些能够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握有权力, 而那些不能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则处于无权的地位, 只能任凭他人来再现自己。而再现者在选择的同时, 往往根据自己的主体经验不可避免地排除一些东西或纳入一些东西。正如德里达认为的那样, 我们很难区分正确的再现与错误的再现、区分真理与谬误、区分现实与虚构, 事实上, 再现总是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虚构与错误。 (3) 同时, 再现具有强大的符号力量, 它不仅仅反映社会事实, 还参与建构。它对于人们的生活、权力和地位都将产生真实的影响。
农民工作为社会话语权的绝对弱势群体, 一直以来都是被媒体再现和建构的对象。媒体上农民工的形象, 构成了公众关于农民工群体的公共认识基础, 甚至也成为制定农民工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础。因此, 农民工的媒体形象再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将在再现理论的指导下, 采用内容分析法, 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都市类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进行再现研究。
以《羊城晚报》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农民工的最大聚集地广州作为考察地点, 选择《羊城晚报》作为研究对象。其理由主要是:《羊城晚报》发行量超过100万份, 是广州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都市类报纸之一。同时, 《羊城晚报》创刊于1957年, 于1980年复刊, 有效涵盖了改革开放30多年这个时间段。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邢贲思将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 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第一阶段;1993年~2001年加入WTO为第二阶段;2002年~2008年为第三阶段。本研究将这三个阶段和改革开放30多年里农民工政策变迁结合起来, 分别选取1984、1989、1993、2003、2008年份中, 每个季度中间月份的前十天进行等距抽样。选取这些年份的理由为:
1984年, 中央提出农民可自理口粮到县 (市) 以下城镇务工经商, 为最早出台的放开农民进城务工限制的政策, 是农民工问题的萌芽阶段, 选此年份可了解报纸对农民工问题的原生态期的表述。
1989年,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严格控制农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 提出加强盲目流动管理, 限制外出, 减轻民工潮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农民工政策的一次重要转变, 选此年份可了解国家政策对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影响。
1993年, 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 明确提出要发展劳动力市场, 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允许其在地区间流动, 是农民工阶层发展的兴盛时期, 选此年份可了解报纸对农民工从阻止流动向控制流动的第一个变化期的表述。
2003年, 由农民工引发的诸多问题成为社会转型时期需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围绕解决农民工问题达到高潮期, 选此年份可了解报纸对于农民工从公平流动向引导流动第二个变化期的表述。
2008年, 改革开放30周年, 也是各行各业进行反思总结的一年, 选取这一年, 有助于了解人们对于农民工问题的冷静认识。
本文主要是从新闻主题来判断该新闻是不是农民工新闻, 即是不是与农民工有关的诸项事务或事件的报道。即该新闻出现有“农民工”、“外来工”、“打工仔”、“打工妹”、“民工”等明确的表明身份的字眼, 或在新闻中存在一些具体描述, 可以界定出该新闻所涉及的人群特征为农民工。按此标准, 总共收集到《羊城晚报》中的96篇相关报道。再对收集到的新闻文本进行再现分析, 分别对报道总体情况、文本再现立场、再现主题、指涉对象等几个类目进行分析。
对《羊城晚报》中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
报道总体分析。《羊城晚报》关于农民工报道数量变化与国家政策呈现出紧密的相关性, 同时也与农民工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与地位紧密相关。1984年农民工开始外出务工, 出现在城市的一些领域, 对这样的一个新兴群体, 都市类媒体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1989年, 由于民工潮给城市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以及国家的一纸禁令, 使媒体将农民工纳入了关注的范围。1993年, 国家政策开始慢慢松动,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作用也越发凸显, 媒体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也渐渐常规化。2003年到2008年, 国家政策开始向农民工倾斜,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 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市民待遇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在这段时间里, 有关农民工的报道成倍数增加, 农民工问题也成为城市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
再现立场分析。再现立场是指根据相关新闻内容, 将新闻报道的再现立场分为正面报道、中性报道和负面报道三类。正面报道指报道立场倾向对农民工有利, 如肯定、赞美农民工的行为;中性报道指新闻报道无明显的倾向性态度, 这类报道主要包括客观的事实性报道, 以及相关政策、公告等;负面报道主要指立场对农民工不利的报道。
根据研究可以看出, 除1989年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 农民工报道负面立场增多之外, 其他年份均为中立立场最多, 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 中立立场在2003年和2008年分别占整个报道的65%和53%。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媒体有意识并且尽可能地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报道农民工。
再现主题分析。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工作的意见》, 结合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相关调查报告, 现把媒介对于农民工的报道主题分为政府行为、劳动就业、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存状况/市民待遇、贡献/创业/进取、社会互助、违法失范/社会冲突、灾难/事故 (遭遇不幸、工伤死亡等) 、春运/民工潮、其他共12个大类。
从样本中分析, 无论在改革开放的哪一个阶段, 劳动就业都是一个报道重点。另外, 由于农民工受政策影响极大, 政府行为也是媒体一直关注的焦点。到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 媒体开始对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和生存状况进行关注。同时, 由于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加, 违法失范、灾难事故、春运和民工潮也是历年来媒体关注的几大热点。
再现的指涉对象。再现指涉对象是根据报道中具体展现的农民工数量, 分为农民工个体、区域性团体以及全体农民工。
总的来看, 农民工报道的指涉对象以群体为主, 在历年的报道中区域性团体和全体农民工所占比例较大。这样的再现方式, 也即是许多学者称之为媒介对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与“贴标签”行为过程, 它容易使社会成员对农民工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群体偏见。同时, 针对农民工个体的报道则往往带有鲜明的情感色彩, 报道立场较少采取中立。
对《羊城晚报》中农民工形象的梳理
通过对样本的再现分析发现, 媒介对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塑造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对农政策紧密相关, 同时也与农民工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地位紧密相关。在过去的30多年中, 媒体对农民工形象的报道, 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召唤的拓荒者”;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盲流失控的淘金者”;90年代的“攻苦茹酸的外来者”;2000年过后的“社会冲突的弱势群”。
时代召唤的拓荒者。改革开放初期, 沿海经济特区建立, 一部分有远见有胆识的农民开始走出农村, 进入城市谋生。特别是在1984年国家从政策上开始允许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 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群体受到媒体关注。
这一时期关于农民工的报道, 多是从正面的角度, 赞扬农民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时代的召唤下, 敢于尝试创新的媒介形象。如《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我省260万农民务工成为繁荣城乡经济的一股新兴力量》《“农民公司”——记厦门特区湖里建筑公司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何在》, 等等, 以赞扬的语调, 关注农民工的劳动就业, 对于农民进城务工持一种支持的肯定态度。
在这一时期, 再现的指涉对象则集中在农民工个体, 集中再现单个农民工的就业和贡献进取, 如《工地春潮》等。同时, 也注重展现社会互助等报道主题, 如《广州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等。可以看出, 在这一时期,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相对和谐, 农民工进城更多地被塑造成积极正面的、聆听时代召唤的拓荒者形象。
盲流失控的淘金者。随着农民工越来越多地拥入城市, 民工潮出现, 给城市生活和交通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引起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1989年3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 加强盲目流动管理, 限制外出, 减轻民工潮对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时间, 农民工被推上风口浪尖, 受到媒介的广泛关注。
媒介在这一时期对农民工的报道中, 负面立场占75%, 而正面立场仅为6%。报道焦点集中在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方面, 讨论农民工给城市带来的不利影响, 如《三五成群聚集在广州火车站广场大批民工拥入广东》《盲目的洪流——民工问题思考之一》《失控的用工——民工问题思考之二》等。集中展现农民工的行为失范和社会冲突, 如《五华县一个普通农民, 几年间竟能把自己和妻儿、朋友统统搞到广州户口——他为何如此神通广大?》。
同时, 在这一时期, 媒介对农民工的再现指涉对象也多为区域性团体和农民工全体, 这样的再现方式, 对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广州并非遍地是黄金——访滞留火车站的盲目流动外来民工》等, 将农民工再现为“盲目又失控的洪流”、“满眼都是钱的淘金者”, 使整个农民工群体都被塑造成“负面行为者”。
攻苦茹酸的外来者。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邓小平南巡讲话坚定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也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家慢慢放开了农民工政策, 开始发展劳动力市场, 允许农民工在地区间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开始每年平稳递增。
这一时期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 沿袭了一直以来人们对农民的定位——善良朴实、老实憨厚、勤奋踏实又吃苦耐劳。报道再现主题集中在农民工的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尤其是灾难事故上。再现内容的选择多为农民工被欺骗或发生事故, 如《听说找工易相约广州行姐妹失散后悲剧便发生》《花绿绿几多招工广告蒙查查一班受骗男女》《姐姐未归妹妹身亡同伴小张将返家乡》《他们是这样过夜的》, 等等, 这些报道集中展现了农民工艰难的生存状况。
在这些反映农民工打工遭遇不幸或是违法失范的报道中, 媒介多采用一个俯视并远离的再现视角进行讲述, 强调农民工的外来身份, 将农民工塑造为一个“攻苦茹酸的外来者”形象, 使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 而农民工自身也难以产生归属感。
社会冲突的弱势群。2001年中国加入WTO, 改革开放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 农民工的社会作用和贡献得到广泛承认, 和城市的联系也越来越不可分离, 许多农民工开始更多地谋求城市对其市民身份的承认, 要求市民待遇, 媒体对其的关注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对农民工的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再现。
对农民工报道的一个重点是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与呐喊。在分析中我们发现, 在多样的再现主题中, 更多的是集中反映并强化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媒介形象, 如《月嫂工资过半进了中介口袋》《近百人赴马来西亚务工被骗》等, 打工被骗、拖欠工资、剥削严重甚至政府帮扶……农民工被帮扶、被关爱、被资助、被压迫、被欺骗的弱势群体的媒介形象显得格外鲜明。这些报道反映了媒介对农民工认识上的关注、情感上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
本性善良忠厚、勤奋老实的农民工, 在城市生活的挤压中, 由不被信任, 到不信任社会, 由此带来自身的行为失范以及与社会的冲突。这一时期农民工报道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违法失范、社会冲突和灾难事故。其中违法失范、社会冲突占总量的17%, 而灾难事故则占到了27%。媒介在把农民工塑造成为一个饱受不幸、饱尝辛酸的弱势群体的同时, 又不遗余力地展现农民工愚昧、落后的一面, 如《上百人与警方对峙十几小时》《砸烂两台取款机没偷成钱也获刑》等, 这样的再现, 使得受众一边同情农民工的不幸和艰辛, 一边又害怕甚至厌恶农民工,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认识, 沉淀为一种社会的惯性心理。 (4) 此时期, 大多媒介塑造的农民工媒介形象为“不幸不争的弱势群”。
总体而言, 农民工作为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 话语权的缺失导致他们成为被大众媒介再现的对象。而大众媒介一贯的类型化叙事和单一化的再现形象, 导致主流社群对农民工群体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一旦这样的刻板印象形成, 将使普通民众对农民工产生排斥、歧视甚至敌对情绪, 这将严重影响农民工群体获得应有的市民待遇和文化认可, 阻碍农民工被城市接纳和与主流社会融合。因此, 客观、公正地还原农民工的真实社会身份和群体形象, 既是新闻媒介自身职业道德的一部分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主编:《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重庆出版社, 2009年版。
[2].李亚琴:《〈兰州晚报〉农民工报道内容分析》, 《东南传播》, 2005 (12) 。
[3].张鹏:《农民工传媒形象再现的内容分析》,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2007 (1) 。
[4].陈慧:《农民工在“珠三角”地区媒体上的形象再现研究》, 苏州大学, 2008年。
都市形象 篇2
修身春装，搭配甜美笑容，4月初集团各部门及全部分店正式更换春装，色彩搭配合理优雅端庄的春装让女员工成了集团的一到靓丽风景线，成熟稳重专业的男士工装让男员工也不逊色于女员工。集团整体形象更加鲜活、专业。
员工的着装是展示集团酒店服务对外形象的重要因素。都市118连锁酒店作为集团首推品牌，是最先实施员工统一工装的品牌。为巩固和提高服务员工的对外服务形象，都市118连锁酒店曾先后多次设计更换员工统一工装。
论语言对都市旅游形象的影响 篇3
[关键词] 都市旅游 语言 旅游开发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的工具，是任何文化中最基本的构成元素。语言的地域、地区特征也使得一个都市的形象更加鲜明与独特，也有助于都市形象的创立，促进都市旅游的营销和发展。语言是旅游从业者与旅游者之间表达愿望、交流感情和解决问题的媒介和工具。旅游行业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积极推广普通话，规范使用汉字，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加强多种语言的建设与服务，对树立旅游行业整体形象，营造旅游行业良好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一、语言在旅游中的作用
旅游工作者在从事旅游活动中使用的语言就是旅游服务语言。专业化的语言可为旅游者提供更舒适、满意的服务。旅游服务语言是在特定环境下、具有自身专业性和特殊性的语言，从它的构成成分和作用上与语言是相同的。所以在研究旅游中的语言时，应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以旅游为环境背景，进行分析讨论。从语言的分类上，语言可分为“口语”和“书面语”两大类。
1.口语在旅游中的作用
(1)交际用语
旅游行业的目标对旅游服务交际言语有特定的要求。旅游业是服务行业，瑞士旅游专家若泽·塞伊杜博士提出：旅游服务接待应该与旅游者建立第一流的人际关系，要使旅游者始终有幸福感。这个看法可视为旅游业对旅游服务工作提出的十分明确的工作目标。旅游服务可分为功能服务与心理服务，要达到“建立第一流的人际关系”和使客人“始终有幸福感”，重要的是提高心理服务质量，而要提高在交际过程中心理服务质量，最直接、短期内最能产生良好效果的手段便是客我交际中的言语手段。
(2)导游词
导游词是一种具有丰富表达力、生动形象的口头语言，是导游人员引导游客游览观光的讲解词。在导游词创作中要注意多用日常用语和浅显易懂的书面语词汇，避免难懂的书面语词汇和音节拗口的词汇。多用短句，以便讲起来顺口，听起来轻松。
2.书面语在旅游中的作用
(1)应用型语言
应用型语言包括广告、合同、规章、契约等。
现代旅游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最大经济产业。为了达到促销的目的，设计出新颖独特、鼓动性强的广告用语是非常重要的，广告语言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语言，它集中反映了顾客的需要、动机、选择，同时又充分表达出商品信息，树立商家形象。旅游广告是作为旅游企业推动旅游产品销售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运用各种媒体手段，广泛宣传和推广旅游产品，有效地推动旅游产品的销售，从而帮助旅游企业获得经济利益。
(2)文学语言
文化旅游是旅游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旅游者对旅游景点的人文背景介绍不再局限于感性认识，更趋向于对景区景点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希望通过旅游达到自身知识结构的补充和完善。
文学语言是艺术化的语言，其特点是: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精炼性、音乐性等。文学语言以抒写、讲述、议论等多种形式，反映旅游者及旅游工作者在整个旅游过程中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通过文学语言涉及的题材类别和形式很广泛，不应仅限于山水诗和游记散文，还应包括传说故事、对联、碑文等。
二、语言对都市旅游发展的影响
旅游文化首先成为西方学术界对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语言与旅游之间关系的研究是重要的内容之一。现代化的都市，尤其是国际大都市，是一国或地区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和对外交流的中心，是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形象与窗口。语言的标准化、国际化、民族化、个性化不仅成为现一个都市风采的平台，也成为影响当地都市旅游业发展的限制因素之一。而通过发展都市旅游又可以促进城市设施及服务质量的改善，提高城市的开放度和知名度。发展都市旅游一定要注重语言的景观化、国际化、标准化以及包容性等方面建设，这些方面对都市旅游发展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1.语言的景观化对都市旅游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景观是指人类记忆中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的图景或地方特色,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残余。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景观要素，语言是文化赖以发生、存在、交流、传递的媒体，也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储藏仓库。因此，一个地域的语言构成、语言特征，自然可以看作是当地的文化景观之一。同时，语言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随着不同人种、不同群体地理活动范围的弥合与交错，不同的语言也就随他们的各种接触而彼此产生了影响。
2.语言的国际化对都市旅游的影响
建设一个都市旅游城市，海外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对语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刻。在北京的秀水街、故宫，在西安的秦兵马俑博物馆，都可以看到销售旅游商品和餐饮服务的商贩用英语、日语招揽外国游客，已经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外语已经成为商贩们的“工作语言”的一部分。旅游业的发展使得西安居民已经认识到掌握外语的重要性，这在旅游景区周边的城乡社区表现得最为突出。
当然，保继刚等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的态度作为研究对象，指出正是由于旅游的发展促使当地人产生了强烈的学英语的愿望。宗晓莲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了旅游发展对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纳西语的变迁以及当地人对英语、汉语以及纳西语的态度的变化。
语言的国际化并不只是体现在商贩与国际游客的商业活动中，还体现在对国际游客的服务上。杭州的五星、四星级饭店、西湖风景区、南山路、新湖滨、清河坊三条旅游商贸特色街都以中、英、日、韩四种旅游语言标识安装工作。其中，凡西湖风景名胜区内的所有景点都将配备中文、英文、日文、韩文等四种语言介绍景点的小册子，置于景点入口处，供游客随时取用。北京二十家景区中八达岭等七家景区，必须有一半讲解员会说一门外语，景区旅游指南必须标示九种以上语言。
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是表达思维的载体，同时语言又是思维的阶梯，是语言的逻辑构建了思维，英语言构建了英国人的思维,汉语构建了中国人的思维。不同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赋于了各民族语言不同的文化内涵，并制约着各自使用语言的独特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时不仅要注意信息内容的传递，更要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形式，充分考虑不同民族所固有的文化心理和欣赏习惯。
汉英民族对语言的审美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对旅游景点的介绍上，汉语华丽词藻，渲染情感气氛，有许多用词多是顺应汉语行文习惯的考虑，着重“写实得意”。而翻译时必须根据英语的表达习惯，做到简洁直观，才容易被外国人所理解。
3.语言的标准化对都市旅游的影响
作为旅游者旅游目的地的大都市，服务行业或窗口行业必须要准备好标准化的语言，如：北方的旅游者去南方某城市旅游，打算独自坐当地的公交车游览市区，而当地的公交车上的报站系统全是广东话，旅行者一路如云中雾中。这就是大都市还没认识到标准化语言建设的重要性。将自身树立为大都市，也就应有准备与各国、各地区的人士进行交流的意识,不能有那种“客随主便”的思想存在。
第一，普通话对本各地区的口音上的压力。我国地域辽阔，口音上也千差万别，往往能通过对方的口音便能辩识出来他来自何方。旅游者和本地人需要寻求一种共同语音来实现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因此，旅游开发提升了普通话的地位，改变了普通话的价值。旅游开发使得服务性行业增加，第三产业从业者增多，本地人开始意识到地方口音会阻碍与外地顾客的沟通，而普通话已经成为他们能更好的谋生、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旅游目的地人自觉地使用普通话，并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从别扭到自然、从生疏到熟悉的一个转变过程。这种从方言向普通話的转变，带来了方言的萎缩、普通话的扩张。这也使得旅游区的语言氛围向多样化、良性化的方向转变。
第二，外来游客的大量涌入对当地的方言造成的压力。比如一个天津人告诉你，某某人“干活崴泥，说话离奚，背后念三音”，你也会一头雾水。因为你实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离奚”就是说话不着谱，“念仨音”就是说人坏话。还如在天津，听到的“果仁”就是“花生”，“果子”竟然是“油条”，“拢子”便是“梳子”；湖南人称“芹菜”也改名唤作“富菜”。大量的“专用词汇”令外地人费解、难懂、易生歧义，也因此阻碍了游客和本地人，特别是从事旅游经营、服务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商业活动的顺利开展。
4.言的包容性对都市旅游的影响
旅游开发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人们之间的交流、交往增加，不仅使普通话的地位开始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也推动了外地方言在旅游城市的影响和渗入。而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都市，一定要有对各地区方言、口音的包容性。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国都以上海话为时尚，因为当时上海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会说上海话几乎是“高等人”的标志。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广东先富起来，加上香港也说粤语，使得粤语成为时尚。正如易中天对方言所作的剖析:“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随波逐流’。它总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谁靠拢和看齐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权有势的地方。或者说，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文化交流是促使文化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不同文化之间从相互隔离到相互接触乃至相互交流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或人群不受其他地域的民族和人群的文化影响。任何民族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要不断地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用以丰富和提高自己。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必然要在语言上体现出来。
三、结语
都市旅游不同于普通城市的旅游，都市旅游有着更重要的窗口作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形象，所以要求都市有较强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與时俱进的文化交流形式。语言的功用是影响都市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是旅游者与当地人的交流工具，而且还是一道非常重要的文化景观，代表了当地的旅游开发和发展水平。语言是一个都市的国际化、标准化、民族化、个性化的象征。
参考文献:
[1]谷建军:论旅游与语言的关系[J].旅游学刊,1997,(4):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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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建平:语言交际中的艺术[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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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宗晓莲:旅游开发与社会变迁——以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纳西族文化为例[D].2002:31
都市形象 篇4
关键词：“啃老”,《南方都市报》,媒介形象
一、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转型及结构变迁的加速, 成年子女继续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的现象正在当前中国特别是城市地区不断蔓延。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 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 有30%左右的成年人被老年人供养着。2011年3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新增了“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 老年人有权拒绝。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无业或者其他理由, 骗取、克扣或者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等条款。2014年6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布的《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修订草案) 》中明确规定老年人有权拒绝“啃老”, 青年人“啃老”的现象再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本文以《南方都市报》为例, 从新闻与传播角度探究“啃老”媒介形象, 重点考察其新闻报道中所呈现的“啃老”形象, 力图弥补在“啃老”研究方面的空白。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采集
笔者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南方都市报》的全部报道以“啃老”为关键词进行标题检索, 数据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 共得到28篇有效样本。采用这样的检索方法主要是出于媒体新闻报道的规律:记者往往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新闻价值要素放在标题中。根据研究目的, 本文对每个文本按照发表时间、报道体裁、报道倾向三个方面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 发表时间及报道数量分析
从图1可以分析出, 从2011年开始《南方都市报》有关“啃老”现象的报道数量明显增多, 且之后每年都有大致相当的报道文本出现。2011年之所以成为转折期, 与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出台密不可分。2011年通过的《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的新增条款, 引发社会热议的同时也使社会的关注点转向了“啃老现象”, 故而2011年和2012年报道数量激增。
(二) 报道体裁分析
统计发现, 28篇样本中消息报道数量最多, 占到所有报道的42.86%, 其次是评论和通讯、深度报道, 图片新闻所占比例最少。而若以年份为轴, 从图2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 2009年、2010年、2013年, 所有的新闻都是消息报道占主体;2011年的报道中则是通讯占了主体;2008年和2012年可谓是报道体裁分布最均衡的两个年份, 其中2012年的9篇报道中评论数量最多, 占到44.44%。值得注意的是, 有关“啃老”的评论自2011年才开始出现, 并在2012年激增, 2013年仍占到报道数量的较高比例。前文已分析过, 有关“啃老”现象的报道数量在2011年激增的原因, 与地方政府出台新的政策法规涉及“啃老现象”有关。那就不难理解, 评论为什么开始出现在2011年并且此后数量激增。在所有的7篇评论中对涉及“啃老”的政策法规评论有很大一部分, 占到所有评论报道的57.14%。还有两篇是关于地方政府出台公积金方面的新政策引起社会对此涉及“啃老”的讨论。
(三) 报道倾向分析
根据报道倾向 (目的) , 可以对有关“啃老”的报道分为三类:正面报道、中性报道及负面报道。正面报道即表扬型, 通过待业青年或大学毕业生如何就业、创业, 摆脱“啃老”的先进事迹树立青年人勤学上进、责任感强等正面形象。中性报道即客观地对“啃老”进行报道或评论。负面报道即通过某些“啃老”个案, 构建出“啃老族”的负面形象或通过评论对“啃老”现象及“啃老族”进行负面评价。通过研究分析, 结果见图3:
通过上图可知, 中性报道所占比例一直很大, 达到53.57%。这类报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啃老”现象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讨论 (7篇) , 能够全方面地报道造成“啃老”的原因, 认为“啃老”现象出现有社会、教育、青年人自身等多方面的原因。第二类是对涉及“啃老”的政策法规进行报道或评论, 这类报道更多是针对政策法规进行简单的消息报道或者对政策法规出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讨论。值得一提的是, 这类报道中的主体是政策法规, 而“啃老”则被简单化为一种社会的不良风气, 这就导致虽然这类报道属于中性报道, 但是将“啃老”的媒介形象负面化。有关“啃老”的正面报道也并非是将“啃老”塑造成正面形象, 而多是用个人事迹来说明青年人如何具有责任感拒“啃老”或者报道曾经“啃老”而今自强自立的故事。可以看出, 虽然是有关“啃老”的正面报道, 但在这些报道中“啃老”所呈现的仍是一种负面的媒介形象。有关“啃老”的负面报道则更加鲜明地塑造了“啃老”的负面媒介形象, 这类报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典型事例来报道甚至谴责“啃老”;第二类报道是图片新闻, 运用夸张、讽刺的手法去塑造“啃老”。
四、《南方都市报》“啃老”媒介形象特征分析
(一) “啃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应全面客观对待
这一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大量的以“就业形势严峻、房价高”以及“家庭教育、孩子个性、社会因素等均是造成‘啃老’的因素”为主题的文章完成的。在以“就业形势严峻、房价高”为主题的文章中, “啃老”作为新闻的配角出现, 它成了如今这样一个就业形势严峻、房价不断升高的社会的必然产物, 成为普通工薪族中必然会存在的象征。例如, 《十年可支配收入增1倍楼价已大涨4倍房价成为工薪阶层无法承受之重, 购房主力十年前自己出资买房, 如今需靠“啃老”完成购房大业》 (2011年12月2日) 以及《去年大学毕业生仍有16万啃老族社科院发布就业蓝皮书, 本科生月收入明显下降》 (2009年6月11日) , 都描述了就业压力、买房压力造成“啃老”。在以“家庭教育、孩子个性、社会因素等均是造成‘啃老’的因素”为主题的文章中从各个方面分析造成“啃老”的原因, 如《百依百顺不好小心孩子“啃老”心理专家提醒年轻父母关注孩子的心理情感需求, 否则给予再多的爱也可能是自私》 (2010年4月26日) 、《“啃老”首先是社会问题》 (2011年1月22日) 、《啃不啃老没关系懒不懒惰才重要》 (2012年3月14日) 等从各自的观点出发论述造成“啃老”的原因, 但同时又没有简单地将“啃老”归于某一原因。
(二) “啃老”是一种不良的负面行为, 不“啃老”光荣
塑造“啃老”这一媒介形象的既包括报道倾向为负面的新闻, 也包括报道倾向为正面的新闻。
在报道倾向为负面的新闻中, “啃老”被塑造为因自私懒惰、不负责任、对父母不孝而造成的“不良行为”, 如《收养男婴防老染赌瘾变啃老六旬养父母与20岁的养子对簿公堂解除收养关系》 (2011年8月18日) , 《68岁老父砍死39岁“啃老”独子后自首》 (2012年11月18日) , 《没工作又不肯上班极品哥哥啃老到底》 (2013年8月22日) 等。这部分报道多选取比较极端的个人案例, 在所有报道中虽然所占比例小, 但由于案例比较极端, 故事曲折给人印象深刻, 从而容易形成普遍的认知, 即“啃老”总是与懒惰自私、不孝父母联系在一起。
在报道倾向为正面的新闻中, 也是较多地选取典型个人案例来报道, 如《昔日啃老族今天做老板开涉足养发护发行业, 吸收户籍青年就业》 (2009年6月29日) , 《与其“啃老”不如“虾米”》 (2009年10月27日) , 均是选取个人案例来说明不“啃老”、自立自强的先进个人事例。在这些报道中“啃老”仍是被塑造成一种不光彩的、不值得提倡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曹钦.留守儿童的媒介形象分析[J].东南传播, 2013 (1) .
[2]黄爱.《中国青年报》“80后”媒介形象分析[J].新闻界, 2009 (10) .
[3]刘卫琼, 孟昭丽, 马敏, 何丰伦.城市“啃老族”啃伤父母心新失业群体生存状况调查[D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5-06/03/content_3037084.htm.
都市形象 篇5
一直以来,荧幕上的女性形象大多是根据社会既有的女性印象或以男性视角进行塑造的,将女性置于了一个被观赏评论的角度,女性多以一种贤妻良母或刁蛮无理的形象出现在电视中。当然,也有不少电视剧开始塑造一些具有独立和自我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力图挣脱男权话语,谋求独立自主,但却总在家庭和社会角色间徘徊。[1]无论是传统的家庭伦理剧还是现代都市剧,虽然都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独立与坚强,表现了全新的婚姻观、价值观,但她们总会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更多关于女性形象的定位,而不是作为独立女性被观众所认知和看待。
电视剧《欢乐颂》以五位女性为主角,其中的男性角色只是为了凸显女主角的性格特点或推动情节的发展,如谭宗明主要用以交代安迪的性格与家庭背景。同时,这类电视剧叙述重点也不再仅限于女性的恋爱、家庭,职场成为发生故事的重要场所。
二、多元化女性形象构建因素
从社会层面上说,女性的独立及社会地位的提升是多元化女性形象出现在影视剧中的一个必要条件。现代女性职业、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都使影视创作的素材更为丰富。同时,更多的女性进入传媒电视行业后,她们往往会站在女性视角来构建角色。《欢乐颂》的作者阿耐以及编剧袁子弹都为女性,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或者都市白领,她们笔下所表现的人物都具有时代的气质,有着男性作者无法察觉的现象。从经济学角度讲,经济的飞速发展首先带来就是城市的发展,这也是都市剧兴盛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影视剧中往往会强化女性对于物质需求的渴望,“富二代”、“拜金女”、“第三者”似乎已成为女性的标签,女性形象已由过去单一的家庭型、事业型女性变为了更加多元化的形象。樊胜美身上既有传统的孝顺标签,也存在着“拜金女”的符号;曲筱筱虽然有“富二代”的标签,但也是个创业青年。此外,都市剧中女性形象多元化,也和“注意力经济”的刺激有关。[2]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影视剧制作者往往会利用敏感词汇进行宣传,吸引观众注意力,以提高收视率。
从文化视角分析。首先,文化的繁荣带来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现实社会中的女性逐渐摆脱了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她们的形象在社会与职场中已并不少见,这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全新的素材。正是因为《欢乐颂》中五位女生在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她们的形象也代表了社会各阶层、各种家庭以及性格的女性,使观众能在身边人的身上找到她们的影子。同时,社会对于女性的重新认识与定位,使得观众不再以传统道德束缚女性,观众对银幕中各种女性形象的好奇与接受也是此类电视剧能够取得较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三、构建多元女性形象的现实影响
影视作品由之前以树立男性形象为主向男女形象并重过渡,到现在逐渐重视构建女性形象,这其中的发展,对于观众而言,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像《欢乐颂》以及早期的《新闺蜜时代》,都是将女性的全新魅力以及她们全新的情感观、价值观以及对于金钱、道德的态度展现了出来,这对于女性受众来说,可以促进她们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而对于男性观众来说,重新认知女性、尊重女性的意识也会在这种影响下逐渐形成。
在信息不再稀有的电视市场中,受众注意力的价值大大提升,“注意力经济”似乎已成为传媒经济的生存模式。媒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视率,往往将女性置于过于追求物质的偏见位置,但一味追求注意力而忽视影响力,传媒很容易走向低俗化。如樊胜美在劝邱莹莹认清白渣男时,邱莹莹的反应是“我总不能挑三拣四,挑到30岁。”这就很明显,利用邱莹莹这个角色将传统的爱情观表现了出来,表明了“剩女”的社会处境,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许柏林认为,以前树立女性形象都是以男性为参照物,现在时代进步了,女性形象开始丰富多彩,但是女性形象的参照系并没有建立起来,从而导致了女性形象塑造时定位的偏差。[3]有些电视工作者还在以传统的视角定义新时代的女性,这必然无法真实反映现状。
摘要：随着女性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增多,以女性形象为主的都市剧已成为一种新的电视文化现象。女性成为了电视的主角,告别了模式化的女性形象,彰显着新时代女性独有的气质与魅力。多个女性主角构成的都市剧塑造了多元化的女性形象,这种形象的构建受到了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女性形象,都市剧,《欢乐颂》
参考文献
[1]华昊.大众文化时代的悖论——当下电视剧女性价值观的错位与迷失[J].中国电视,2011(06).
[2]石静.中国内地热播都市剧中80后女性形象构建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3.
都市形象 篇6
赵宝刚继《婚姻保卫战》之后, 又重磅推出了序曲《男人帮》。该剧继续传承了都市时尚情感大戏“众多的明星大腕、时尚的人物造型、当下的社会话题”等特点, 以孙红雷、黄磊、汪俊这三个男人为主线, 通过讲述他们各自的爱情经历, 将师生恋、男女平等、蓝颜知己等当今热门话题进行一一网罗, 全面的揭秘了都市男女最热衷、最隐秘的内心私语。
在该剧中, 孙红雷饰演的宅男、黄磊饰演的经济适用男和汪俊饰演的多金男三个不同类型的男人围绕着身边女人上演的一场场爱情纠纷。谈及这部戏的拍摄初衷, 赵宝刚导演直言:“该片虽然是从男人的视角来剖析现代都市男女之间出现的种种问题, 但是其实是为了让女人了解男人。现在的女孩都是在言情小说和偶像剧爱情的影响下长大, 对爱情充满不切实际的期望, 真正恋爱了发现爱情跟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得出‘男人都不是东西’的结论, 这部戏特真实地告诉大家, 男人有无数缺点, 女人也有无数缺点, 男人不是东西以及怎么不是东西。”[1]只有女人了解了这些“不是东西”的男人, 才会意识到什么才是自己最想要的,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一、米琪:经历挫折之后重获新生的女性
著名女作家王安忆写《长恨歌》时, 曾经说过:“写一个女人的命运, 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的确, 《男人帮》中的女性形象就是上海这座亦繁华亦时尚的城市代言人。
米琪最初只不过是一个公司的普通前台, 她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大上海, 物质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在遇到左永邦之后, 米琪的一切都改变了, 逛名店、戴名牌, 穿梭于各种名流场所。虽然左永邦是一个中年离异者, 但这丝毫影响不了米琪对他的依赖, 因为城市中的每一盏霓虹灯、每一件华贵的衣裳、每一顿美食都足以让米琪心醉神迷。记得电影《失恋三十三天》里, 魏依然说过一句话:“对有些女人, LV是生活必需品, 爱情是奢饰品。”米琪正是这样的女人。
米琪, 这个女性形象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蜗居》中的海藻, 同样是来自外地的漂亮女大学生, 同样是为了立足上海寻找一片天空。然而不同的是海藻在这种依赖男人的生活中逐渐迷失了自我, 主动的放弃了一个女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权利, 甘愿成为别人眼中的“第三者”。而《男》中的米琪, 虽然喜欢左永邦的钱, 但更爱这个人, 她想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婚姻、一个温暖的家。然而这一切左永邦都给不了她, 因为左永邦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 再也不敢轻易相信爱情, 不相信漂亮的米琪会对自己付出真感情。
米琪在试探左永邦多次无果后, 也玩起了失踪。只不过她是去给自己充电, 学习了很多关于公关方面的专业知识, 回来之后应聘到左永邦的公司, 更是与昔日的“男友”平起平坐, 当上了总监。眼前的米琪俨然是一个成熟、优雅、自信、知性的女强人。
左永邦在经历了被前台小姐“骚扰”之后, 辞职离开了公司, 成了无业游民。米琪依然心甘情愿的陪在他身边, 安慰他, 帮助他, 几乎是上演了“女追男”的桥段。但这一切依然换不到左永邦的真心, 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希望又失望之后, 米琪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想要的左永邦给不了她。于是她主动离开了左永邦, 远赴英国留学深造, 去实习自己的价值, 追求自己的幸福。
也许很多人说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最后的结局应该是左永邦在米琪下跪求婚的感动中, 牵起了米琪的手。其实这个结局只不过是时光倒流的结果。时光真能倒流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种生活都有它的快乐和悲伤, 你不能用一杆秤, 一把尺子, 给幸福一个刻度, 在此之上就是幸福, 否则就是不幸。”[2]所以, 要抓住当前的幸福, 想要什么样的幸福, 就要努力去实现。
二、阿千:简简单单、活出自我的小演员
阿千应该是这部剧中最不拧巴的一个女性角色。一个混迹于各种剧组的小演员, 有钱的时候就自己照顾自己, 生存不下去的时候, 就去投靠知己——顾晓白。
阿千虽然混迹于大染缸一样的演艺圈, 却依然是个涉世未深、简简单单的小女孩儿, 这源于她有一颗易于满足的心。阿千一心想要大红大紫, 过奢侈日子, 但是也喜欢安于现状、随遇而安。她身上有着太多当代年轻都市女性的特点:爱幻想、喜欢玩、想找体面的工作、找一个帅气的男朋友、过上刷卡不眨眼的生活。
阿千永远是一个以自己兴趣为出发点, 活出真自我的女孩。“她的人生就像一部超现实主义的电影, 她想怎么演就怎么演。正是基于此, 一个自主意识非常强, 靠喜好做事的阿千, 很难在那个需要普通女演员舍弃本性、兼顾各方利益的演艺圈里混出名堂来, 所以她始终是一个二流的小演员。”[3]
《男人帮》剧中有过这样一段对白, 把阿千身上那种率真直爽的、大大咧咧的个性表露无遗。
顾小白:“你知道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吗?”
阿千:“你这房子漏雨呀?”
顾小白:“我是说我现在境遇很惨!再说男人和女人, 生理构造不一样, 心理结构不一样, 社会职能分配很大程度上也有区别。那么这个世界上, 男人和女人到底有没有可能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呢?”
阿千:“废话!我们女人一生的梦想就是找一个好男人, 而你们男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找无数个好看的女人!”
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描绘出了阿千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生活。阿千虽然没能在影视剧中当上女主角, 但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绝对是女一号, 从来不愧对自己。她有着拒绝演艺行业“潜规则”的勇气, 也有着理直气壮做“第三者”的经历, 用顾小白的话说就是道德不道德的事儿全让她一个人干了。
对于阿千来说, 刚开始的理想就像是一颗颗膨胀的热气球, 在校园里曾经立下了豪言壮志。然而满腔的热情怎奈抵不住无情的现实, 所有童话般美好的幻想“叮当”一声掉在地上, 清脆而又刺耳。本来就爱幻想找个高富帅的阿千在寻找爱情的时候更是摇摆不定, “一边架构着理想, 一边又被现实挤压着, 当这种挤压把你的承受能力冲破的时候, 傍个大款吃几年青春饭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往往这样的女生在性格上都是喜欢逃避问题, 没有规划方向, 且极缺乏生活目标和信念的人。”[4]阿千正是这种徘徊在“不着调”和“我行我素”中的新时代女孩儿, 只要认为是值得的就去做, 反正活着就图一个自在。
三、莫小闵:一直寻找真爱的“纠结”女
莫小闵在剧中算得上是一个纠结的角色, 从头到尾都在跟男人纠缠不清, 最后也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王珞丹不论是饰演《奋斗》中的米莱, 还是《我的青春谁做主》中的钱小样,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不服输、敢爱敢恨、做事雷厉风行的倔强感。而在《男人帮》中摇身成了一个“纠结”女。
之所以说她“纠结”, 是因为她在爱情来临的时候, 没有及时做出选择, 而当爱情逝去的时候, 她又感到可惜。同第一个男友感情出现问题后, 莫小闵认为顾小白才是这么多年自己要寻找的真爱。然而随着两人的交往, 她又觉得顾小白是一个不懂浪漫、只会码字养家的小编剧。
从化妆品专柜的售货员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莫小闵在事业上的转型可谓相当成功。她的成功直接导致了顾小白压力的骤增、两人差距的拉大、心灵的疏远。无独有偶, 莫小闵的摄影师是一个年龄相仿、帅气十足的文艺男青年。在俩人你来我往的交谈中, 摄影师仿佛填补了她当下内心的空白, 看到了所谓的幸福, 于是选择和顾小白分手。
分手之后的莫小闵, 没有想象的那么潇洒, 转来转去, 思来想去, 自己爱的人依然是顾小白。为了重新走进顾小白的心里, 莫小闵以半年没有接戏为由, 让顾小白为她写剧本, 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接近他、挽回逝去的爱情。可惜女有情, 男无意, 顾小白已经找到了他的真爱。
“如果我不认识你, 我就不会爱上你, 我也就不会失去你;如果我从来没有认识你, 我也不会是现在的自己。”顾小白的这番话让莫小闵彻底的明白:从始至终她都在爱情中徘徊, 翻来覆去, 最终只能是错过。
然而一切都不可能从头来过, 其实爱情和欲望这东西是一样的, 永无止境。解决了温饱想要富足, 有了富足想要富贵, 有了富贵想要奢侈, 有了奢侈……
四、结语
女人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有真正的标准吗?就像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每个女人的回答都不一样, 剧中女人的幸福就是能不能找到那个爱你的人, 给你一个幸福的婚姻, 这样看上去女人的幸福完全来自于男人的态度。
米琪的故事告诉我们:她们所要的不是金钱、不是洋房、汽车,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幸福婚姻。前者是可以努力挣到的, 后者如果没有男人的担当即使女人再怎么退让都会无济于事。从米琪的角度来讲, 明智地选择离开出国深造这也算是一种解脱, 既然爱人给不了自己想要的婚姻, 不如干脆华丽的转身。这样的选择这也正符合导演的初衷, 就是要告诉女性朋友幸福需要自己争取的。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女性很容易迷失自我, 滋生出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 不想通过自己的奋斗, 就想过上花钱如流水的生活, 比如阿千。生活中也从来不乏事业上成功的女性, 但是在精神上却成为了流浪者、漂泊者, 比如莫小闵。该剧就是向观众传递一个信息:不去奋斗, 不去努力, 幸福生活是不会主动的向你招手。女性朋友更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幸福下注到男人身上, 男人不是女人生活的全部, 所以, “拜金女”和“杜拉拉”, 你要选择哪一种, 完全取决于自己。
“其实生活有很多内容, 不仅有奋斗、成功、财富……还有温暖的家、干净的床、热乎的洗澡水, 没钱不耽误, 我们还有这些呀。这些就是幸福, 什么都没了都不可怕, 有爱就有希望。”[5]仔细想想, 生活不正是如此吗?
摘要：从去年到今年, 《裸婚时代》《男人帮》《北京爱情故事》等一系列电视剧的热播引爆了新一轮收视狂潮。又把观众的目光转移到了都市情感的题材上来。特别是《男人帮》的出现, 更是把现代女性的幸福观通过几个男人的角色放到了显微镜下。面对爱情、金钱、身份、地位, 女性该如何抉择, 本文旨在通过对《男人帮》中几位女性形象的解读, 来分析当代都市女性在欲望漩涡中的幸福观。
关键词：现代都市剧,女性形象,《男人帮》,幸福观,婚姻观
参考文献
[1]摘自网上信息:赵宝刚又一话题力作, 为了让女人更多男人http://www.btv.org/btvindex/2011DSJ/nrb/content/2011-10/21/content_3338414.htm
[2]陈彤.女人的幸福与什么有关[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版
[3]摘自网上信息:深入分析男人帮中的女人们http://hi.baidu.com/%BB%E3%BE%DB%CE%D2%CA%C0%BD%E7/blog/item/f30b003fbca5e2f254e723b0.html
[4]摘自网上信息:80后女生会嫁的三种男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133386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