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驱动

关键词： 概念车

成就驱动（精选三篇）

成就驱动 篇1

2014舍弗勒大中华区汽车技术研讨会于11月26~27日在苏州举行, 来自中国和全球各主要汽车整车厂及其配套厂商的客户参加了这次盛会。舍弗勒集团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克劳斯·罗森菲尔德 (Klaus Rosenfeld) 、舍弗勒集团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官彼得·古兹默教授 (Prof.Dr.Peter Gutzmer) 、舍弗勒集团汽车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彼得·普洛伊斯教授 (Prof.Dr.Peter Pleus) 、舍弗勒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张艺林博士、舍弗勒大中华区汽车事业部总裁杨汉兵等与数百位客户嘉宾出席。

在会上, 弗勒集团向参会嘉宾介绍了最新技术和产品, 展示集团面向未来的研发重点与决心。克劳斯·罗森菲尔德表示, “高效驱动, 驰骋未来” (Mobility for Tomorrow) 是舍弗勒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无论是汽车还是工业领域, 我们都将为人类的未来生活带来更高效、更清洁和更便利的驱动产品与解决方案。”

彼得·古兹默教授在主旨演讲中说:“汽车驱动技术将会持续变革和发展, 舍弗勒将在其中发挥领导性作用。未来20年, 内燃发动机仍将在动力领域占主导地位, 但电动化和混合动力的比重将会持续上升。无论是传统动力系统还是混合动力和纯电驱动, 舍弗勒都拥有创新性和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比如电子凸轮相位调节器、停缸技术等, 利用这样的技术, 已经可以用两缸甚至一缸来完成四缸发动机的工作, 这些技术有效提升了传统内燃机的效率。面向未来, 并基于我们在汽车和工业领域的双重综合实力, 我们将能够在绿色节能的驱动技术、立体多元的城市交通、便捷高效的城际往来和清洁环保的再生能源方面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在舍弗勒最近刚刚公布全球优秀供应商名单中, 有3家来自中国, 说明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的实力已经得到了舍弗勒的认可。并且据透露, 舍弗勒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供应商网络, 因为舍弗勒深信中国的供应商可以对其做出很多的贡献。

“中国概念车”展现实力

为应对来自未来高效驱动和能源方面的挑战, 舍弗勒于2年前正式启动“中国概念车”计划, 通过与长安汽车的合作, 展示其在创新动力总成、混动化和系统性开发方面的综合实力。

中国概念车代表了舍弗勒对于近期未来可实现的强混合动力总成的愿景。模块化的P2混合动力系统结合双离合自动变速器是最有意义的动力总成解决方案之一, 可帮助中国和世界面对未来更为严苛的燃油经济性标准。从第一个混合动力双离合器方案的成功测试到今天的10年中, 舍弗勒积累了针对该系统的大量经验, 并希望通过这项核心技术使整车厂和驾驶者受益。

通过中国概念车项目, 舍弗勒将全面测试其在未来高效驱动尤其是未来动力总成方面的综合能力。该概念车基于插电式混合动力整车架构, 兼顾对驾驶舒适性和动力性的要求, 并满足驾驶者对动力总成自动化的要求。

该概念车基于2013款长安逸动三厢车型, 项目组将其改装为一辆强混合动力车。整车架构和动力总成的电动化目标是通过采用并联式混动系统以获得最大成本效率比, 因此选用了P2混动方案 (电动机位于发动机和变速器之间, 并允许在纯电驱动时与发动机分离) 。该方案只需一个驱动电动机, 并能够方便地适用于现有传统发动机和变速器的多种组合, 而无需大量的重新设计工作。

在新欧洲行驶循环工况 (NEDC) 下与原车相比, 舍弗勒中国概念车的仿真节油率为:汽油行驶, 荷电保持不变下为21%;装配原型电池, 插电式混合动力下为57%;安装中国政府许可的纯电可续航50km的批产电池, 插电式混合动力下为74%。

高效驱动, 驰骋未来

舍弗勒把“高效驱动, 驰骋未来” (Mobility for Tomorrow) 定为企业战略, 实际上跟舍弗勒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舍弗勒在德国是一个面向基础工业的企业, 为所有的工业提供关键零部件, 但是在汽车行业也就是Mobility发展得特别快, 这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 再结合工业发展的大趋势, 形成了这样一个创新的战略。这意味着舍弗勒将来在传统的汽车驱动业务上面还会继续追求卓越。

警惕“成就驱动型”海外并购等 篇2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与战略学教授 柏唯良

所谓外部性是市场营销中的一个概念，它指许多产品都拥有的一种特征，即对于一种产品而言，越多人拥有，该产品对于其拥有者的价值就越高。

在许多产品所带来的增值中，知识和通信元素已日渐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外部性也随之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竞争维度。对于一个行业中的领先公司而言，外部性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垄断——人们之所以使用或购买你的产品，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喜欢你的产品，而是因为其他人使用或购买你的产品。

使用苹果的产品时所遇到的出错信息比在使用微软的产品时所遇到的要少。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会使用微软的产品，因为大家都使用微软的产品。

因此，消费者常常愿意为那些市场份额较大的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当产品具有外部性时，这种行为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合理的。众所周知，在许多商品的生产中存在规模经济：一个公司生产一种产品的数量越多，其生产成本就越低。但较少有人知道，许多商品的营销中也存在一种不同的规模经济：一个公司销售一种产品的数量越多，其价格就越高。

市场领先地位所带来的这双重好处的确令市场领先者获得了无可匹敌的优势：较低的生产成本加上较高的价格，如此产生的利润使挑战者不可能通过价格战或广告战来获得市场份额。因此，市场领先者应该积极地寻求和创造机会产生外部性。

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政府部门利益的分化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在近些年来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部门”似乎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活跃的行动主体。这里所说的部门，当然指的是政府部门。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部门现象在开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分析经济社会生活的时候，就必须对这个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

不同部门在政策上的不同主张，既有正常的政策分歧的一面，也有超过了正常分歧的一面，这就是部门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部门的活跃往往是以利益为动机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一些政府部门逐步成为利益主体。

政府部门掌握着制定政策的权力，甚至可以对立法过程有着重大影响。这就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甚至法律化。许多部门在参与立法时都会极力争取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并努力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使部门利益合法化。而不同政府部门则往往为相关的立法权进行争夺。

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利益的分化，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政府的超越性和公正性，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利益的形成，正在成为瓦解政府超越性和公正性的一个重要力量。在许多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表彰高利贷放贷者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长期以来，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渲染使我们普遍认为高利贷是一个和“剥削”相等同的概念。于是，我们轻松地得出结论：消灭高利贷的办法是打倒放贷者。

打击高利贷的政策及意识形态的实际效果是适得其反的：越是限制，就越使利率变得更高。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和政策环境只会大大减少借贷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民间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却并不会因意识形态或政策的禁止而改变太多。

在我们以往的思维中，借款的人往往是些善良的老实人，而放贷者本身的品行都很差，所以就需要政府干预，防止那些需要借款的人被剥削。这种思维或许也对，但是政府部门不能在禁止民间金融之后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人们的资金需求问题，这样就逼着人们找地下钱庄。从这个意义上说，禁止民间金融不是好办法，那不仅使高利贷更高，而且也为地下黑帮暴力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

我们可以借鉴公司治理的概念，把公司治理和保护股东利益的概念运用到对高利贷问题的分析上。这就要求我们在借贷市场上保护放贷人的权益，正如在公司治理中要保护股东的权益。

换句话说，真正降低高利贷的办法不是打倒高利贷的放贷者，而是通过媒体渠道表彰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表彰他们愿意把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拿出来满足别人的资金需求。这可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放贷者的行列，增加借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使利率降低。

国退民进是市场经济必然进程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 王忠明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国有企业的大面积退出，我们不能再重复为挽回国有经济的面子不惜牺牲国民经济最高利益的老路。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引进时间因素，这是一个历史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民营经济的成长本身来说，还有比国有企业退出更加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一是理念创新，二是能力再造。

一些民营企业在做到一定的水平后出现更为严重的能力瓶颈问题。在讨论民营企业的过程当中，过多指责国有企业没有意义，过多埋怨宏观调控没有价值，过多指责改革开放的速度也已没有意义。民营企业要向管理要能力、向能力要效率，这个空间极大。

警惕“成就驱动型”海外并购

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 晓

生物学研究表明，看起来最强的动物其实未必是最强的，能够长期生存下去的生物才是真正最强的生物。对于看似生猛，正在兴头上欲大举进行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我们却有诸多担心，很担心中国企业会陷入到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中去。

除了担心国有企业并购后的监管不到位和民营企业的文化冲突外，我们最大的担心，是害怕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介入，尤其是地方政府大举介入，使得并购变成“地方大战”——并购讲的是“成就”而不是“成本”，国家由此蒙受巨大损失。

所有的老板都必须考虑成本，不讲成本的老板很快会因现金流的枯竭而出局，但政府则无须太考虑成本，而更多地去考虑“战略”、“形象”。政府具有如此想法有时并不是坏事，但在国际并购上却值得警惕。因为，政府“成就驱动型”而非“成本驱动型”的并购很有可能使得中国企业再度在国际上成为最大的“冤大头”。

中国企业在对外出口时，经常出现“蚕茧大战”、“丝绸大战”等各类大战，在招商引资上也是大打出手，结果中国国民福利大量流失，而国外的“渔翁”们尽得其利，好不让人痛心！而现在看来，一场由地方政府在后面主导的“国际并购大战”很有可能一触即发。

政府支持企业并购是危险的，加上地方政府插手就会更加危险。以前的“地方大战”数量尚小，而国际并购往往规模庞大，因此散沙式的各自为政，为顾面子不惜成本的并购大战将成为中国当前经济中值得关注的一个危险的苗头。

如何应对经济恐怖主义

日本神户大学法学教授 季卫东

一般而言，绑架的目的是多样化的，或为牟利，或为报复，或为政治，但最常见的还是诱拐或挟持人质以勒索赎金。这种以人质人身勒索巨额赎金的犯罪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恐怖主义活动，对于社会危害极大。

在现阶段的中国，这种犯罪还表现出以下特点：不仅富裕的企业家和知名人士及其亲属成为绑票的主要对象，而且被害方为了人质安全往往不愿报警，宁可私下解决、破财免灾。其结果，绑架可能演化成“假劫持、真勒索”的生财游戏，在反复的博弈中可能会形成黑白两界之间的默契和潜规则，甚至还可能出现不同集团围绕赎金而串谋分赃的暗盘交易事业化。

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恐怖主义问题，重要的是致力于改善社会结构以及资源配置。各国的经验表明，非法经营、贫富悬殊、有产阶层的骄奢跋扈、弱势群体缺乏维持生计的手段，均是促进绑架案件发生的主要诱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中国有些地方，绑架已经日常化为某种“找贴”形态，甚至按照劫富济贫的侠义思维加以正当化。如果放任自流，很可能导致历史的倒退——社会将回到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有必要对绑票之类犯罪的客观条件进行深入的犯罪社会学分析。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国家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为富人提供安全感，更重要的是首先要让穷人有活路和最低保障，然后逐步把经营合法和分配正义都一一落到实处。

资源税应发挥利益调节器作用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所长 周大地

随着世界石油价格节节攀高，中国石油价格也逐步与世界接轨，而国内石油企业利润却猛增。这种不合理现象实际上是一个在资源问题上国家利益和垄断企业利益需要重新调整的问题。

中国的许多重要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是被国有企业高度垄断的。随着企业的改制和上市，一些垄断企业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企业有自己的投资权，国家对企业的财产也不能无偿调拨。因为没有适当的税收调节，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很大程度上为企业所有。这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而且拉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造成了社会不公。因此，就中国的情况来讲，国有资源在市场化使用的情况下，的确应当通过资源使用费和资源税对垄断性的高收益进行调节，拉平行业之间的不合理差距，体现社会公平。

资源税改革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在资源问题上的利益关系。现在地方出现的很多诸如在资源、能源方面的投资冲动、竭泽而渔的采矿行为等，都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密切相关。要改变地方的不合理行为，可以从理顺分配关系入手。

应当重视资源属地的利益，中央应让利于地方。这不光是让地方在资源开发利用中得到应得的利益，支持当地经济发展，而且由于资源开发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环境损失，对土地和水资源的破坏严重，而资源税可以为地方政府恢复生态、治理环境解决资金问题。中国许多地方是依靠资源才得以发展，在资源税增收问题上提高税负，让利于地方是发展中西部地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面临严峻挑战

厦门大学教授 许经勇

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属于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其增值能力是有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资源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其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生存资料的价值上。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属于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其增值能力较强，对劳动力资源的素质要求也相对较高，其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的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上。较低的劳动成本只能吸收和再生产较低素质的劳动资源；而较高的劳动成本则可以吸收和再生产较高素质的劳动资源。因此，权衡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效率。

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应当是劳动资源的成本和劳动资源的效率的综合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资源的效率呈下降趋势，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运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进而要求产业结构必须逐步升级。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属于资源消耗大的产业，而一旦资源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这种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消化因资源成本迅猛上升所造成的亏损。

以低劳动成本和低资源成本为支撑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终究是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的。目前我国沿海地区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和企业利润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我国企业主拖欠农民工工资具有多方面原因，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承受不了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压力，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编辑王欢］

成就驱动 篇3

雷沃农业装备副总经理王宾告诉记者, 雷沃谷神系列玉米机品质优良、作业稳定性高, 这是公司产品出奇制胜的关键因素。其次是公司“全心为你”的服务, 能够及时有效地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两大核心要素, 共同成就了雷沃谷神玉米机的不俗业绩。

为强化雷沃谷神玉米机的市场竞争力, 福田雷沃重工不断瞄准市场需求, 在产品功性能上持续发力。自2004年进入玉米机领域以来, 已成功推出了3-7行自走式玉米收获机, 成为行业内玉米机产品资源最丰富的厂家之一。今年, 福田雷沃重工在充分调研各地玉米的种植习惯和模式基础上, 对产品系列再次进行了丰富和优化。在中原及小麦和玉米轮作区新增不带剥皮功能的四行机, 这款机型重点针对平原地区的种粮大户和农场, 它能充分发挥集约化和规模种植的优势, 大幅度提高作业效率;在西北和内蒙地区推出带剥皮功能的五行和七行玉米机, 这两款机型是福田雷沃重工经过多年研制测试后最新推出的高端玉米机产品, 主要面向内蒙、西北地区的农场和种粮大户;同时还在中原及小麦玉米轮作区新推出了铺条机, 这种机型就是根据秸秆还田不能年年进行的农艺要求开发的, 在不适应秸秆还田的年份, 将粉碎的秸秆按照条状铺放在地上, 再进行回收。丰富的玉米机产品资源、卓越的产品作业性能、多种作业功能, 成为雷沃谷神玉米机拔得头筹的金钥匙。

来自济南商河县的张斌师傅是当地有名的收割机达人, “玩”农机多年了, 对雷沃谷神品牌尤为青睐。他说, “我这台雷沃谷神CC03玉米机实现了摘穗、剥皮、还田多种功能, 损失小, 效率高, 周边四邻八乡的农户都愿意用我这台机器。”他还给记者算了笔账, “按照我们济南周边的机收价格80元/亩来算, 我一天收60来亩, 毛收入就近5000块, 整个玉米机收季下来, 至少也赚个8万块钱。”雷沃谷神, 凭借自身的“过人”魅力, 打动了一个又一个用户。

针对今年“三秋”服务, 福田雷沃重工在为用户提供“3+5+1”全方位信息化服务基础上, 又推出了多项新举措。其中“一站式”和“零距离”服务工程是该公司2012年服务工作升级的核心之一。今年“三秋”服务期间, 公司将联合动力、桥箱等产品配套厂家推行“一站式”服务, 并将其服务资源进行统一管理、调配。同时增加“雷沃移动服务站”专用服务车辆的数量, 实现与用户的零距离对接, 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服务。“雷沃移动服务站”自今年“三夏”服务期间投入运营以来, 充分发挥了其反应速度快、实用功能强、辐射范围广的特性, 成为重要农时田间地头的有力护航者。最大收益。

据统计, 今年福田雷沃重工“三秋”期间投入的配件资源达8900余万元、服务队员960人, 服务车辆120辆, 是历年“三秋”服务期间人员、车辆、配件资源投放最多的一年, 能够为用户提供多方面便捷服务。同时在“三秋”作业核心区域, 如江苏、湖南和皖南地区分别设立了配件分中心库, 有效避免了各地服务空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