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精选七篇）
井冈山时期 篇1
关于“红色”需稍作解释。张泰城在其《论红色文化资源》一文中对其进行了阐述,“红色”一词本意是一种颜色,一般认为代表着喜庆、热烈、警示等。在政治上则象征着革命。其在中国现代史上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事业。红色歌曲则是在此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音乐体裁,这种体裁便于被人们所接受、理解,所以广泛流传。
这里标题中所说的井冈山时期指的是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至1930年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的两年零四个月。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群众在根据地建设中产生了众多的红色歌曲。它们为群众所创造,同时也为群众所利用来进行革命宣传、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等。因此,这时期的红色歌曲有其自己独有的艺术特征,厚重的历史积淀、广泛的群众基础、彻底的革命性和多元的创作手法。
一、厚重的文化积淀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不是毫无根基、凭空而降的。都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继承、批判和创新中产生的。井冈山时期的红色歌曲作为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音乐体裁,是构建在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的。井冈山的厚重历史文化积淀有庐陵文化、客家文化和湖湘文化。
庐陵文化历史悠久,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赣文化的重要支柱。“以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堆花香”而著称于世。还常有“一门六进士,隔河两宰相”等民间故事,足见庐陵文化的深厚历史积淀。在历史上的文化代表人物众多,例如大文学家欧阳修、杨万里,大政治家解缙、文天祥等,还有众多的史学家、思想家等。还有对红色歌曲产生直接影响的吉安、宁冈采茶戏。产生了《大放马》、《送哥哥上前方》、《自愿当红军》等。
客家文化是一种民族融合的文化,由于战乱、逃荒等原因,中原人民进入赣、闽、粤的三角地带,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共同生活而产生的一种多元文化。这种多元文化使得客家人形成了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客家人爱唱山歌,其歌曲曲调优美、歌词朴实、反应现实生活,往往可以引起大众的共鸣。在井冈山时期,客家山歌被注入了新的革命内容,发挥了其山歌动员群众的重要作用。
湖湘文化被称为一种雅文化,是由古代著名思想家屈原、周敦颐开创的。主张行知合一的求实精神。毛泽东也是在这种精神的基础上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湖湘文化中特有的湘剧艺术在井冈山时期获得了解放,艺人们将剧目重新编排来反应根据地的美好生活,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政府,为革命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井冈山正是处于这种有利的地理环境之中,使其有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因此,在这里产生的红色歌曲也有其丰富的内涵文化,达到了广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使人民群众紧紧围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政府的周围,奠定了厚实的群众基础。
二、广泛的群众基础
井冈山时期的红色歌曲有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即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和广大的工农兵服务。在井冈山时期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过上自由平等的生活。井冈山时期的红色歌曲亦是反应这一首要任务的。在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日常训练都要高唱红色革命歌曲,如《国际歌》、《红军纪律歌》等,用以振奋军心,同时也达到宣传教育的作用。当时的领导层也都会积极参与到红色歌曲的演唱之中,如周恩来、朱德等都曾亲自指挥过军队合唱红色歌曲。军队对歌曲的演唱以及以身作则的行为,为工农兵政府赢得了积极正面的形象,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如前文所说,红色歌曲来源于传统的历史文化之中,来自于群众,又服务于群众。红色歌曲旋律简洁、朗朗上口,歌词反应现实生活,尤其反应当时的实景。如歌曲《红米饭、南瓜汤》的歌词内容“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的精打光,养好身体打豺狼。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与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歌词如实的反应当时的生活现实,虽然艰苦,但自由平等的生活使得人民群众也是乐在其中;旋律更是简洁明了,两句式,五声徵调式,节奏以十六分、二八节奏型为主,唱起来朗朗上口,易于普及传唱。
井冈山时期,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得以翻身解放,满怀激情的歌唱共产党、歌唱革命领袖、歌唱自己的自由平等生活。这种红色歌曲在井冈山时期比较繁荣,如《过新年》、《分田歌》等,此类红色歌曲在井冈山时期流传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并且也再不断的加以修改,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彻底的革命性
井冈山地处偏远山区,经济比较落后。“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处在杵臼时代”。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其广大人民一直都是处于被压迫、欺凌、剥削的状态之中。但是这种压迫犹如被挤压的弹簧存在一股潜力,一旦有合适的机会条件,其就会像山洪一样彻底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为广大群众抒发革命战斗情怀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反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期盼自由平等的生活,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在此基础上,广大群众创作反应土豪劣绅的无情剥削和残酷压迫的罪行,表现了广大群众团结一致、通过武装斗争赢得自由平等生活,翻身做主人的彻底革命性。尤其是口头创作的红色歌曲,更具有彻底的革命意识,如《红军上了井冈山》中所唱的“红军上了井冈山,革命有了啊落脚点,地是根来枪是胆,有地有枪啊胆包大”;又比如《跟着毛委员》“红军临架到遂川,土豪劣绅无处钻,穷苦人民开心笑,永远跟着毛委员”,等等歌曲都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彻底的革命精神。
根据地的人民过上了有田又有衣的新生活,通过武装斗争,赢得了自由平等,翻身得解放。因而自发的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并以积极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中去。在此产生的红色歌曲具有鲜明的革命时代精神。
四、多元的创作手法
井冈山时期,根据地基本上还没有专业的歌曲创作者,其绝大多数是工农兵群众和投身革命具有一定知识的文化人。因此,此时的红色歌曲主要是用以填词或者改编的曲调,主要是填词唱新或改旧新唱。这些曲调主要有民歌、旧军军歌、学堂乐歌和国外歌曲。
民歌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所创作的,其包括山歌、小调等体裁。民歌因为是劳动大众所创造,因此也最为接近人民的生活,易于被大众所熟知、记忆。所以,此类曲调在红色歌曲的应用中受到了广泛的青睐。在利用民歌曲调创作的红色歌曲,有的是比较古老的民歌,如《四季读书歌》、《穷人歌》等就是使用的宋元时期比较流行的南北曲民歌曲牌《玉娥郎》来填词而成的;《十月革命》、《打垮江西两只“羊”》等也是用古曲曲调《孟姜女》填词而成的;当然也有利用当时比较流行的曲调,如《送郎调》、《采茶调》、《茉莉花》等。这类民歌一经填入新词,就不再受地域界限的束缚而广泛流传。
旧军歌是指辛亥革命以后,流传在中国各系军队中的军歌。这类歌曲也比较为人所熟知,尤其被军人所熟知,容易激发军士的报国激昂之情。如《打骑兵》、《粉碎敌人乌龟壳》等都是以旧军歌《军人争气歌》的曲调填词而成的。
学堂乐歌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对学校唱歌的一般称呼。这些歌曲往往都是由当时的音乐教师根据西洋或日本歌曲的曲调填词或改编而成的。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当属学堂乐歌《送别》,即是在原有曲调基础上重新填词而成。在红色歌曲的运用中如用《十八省地理历史》的曲调重新填词成了《工农兵》、《工农革命歌》等;用《海军》的曲调填词而成了《欢迎白军兄弟》、《红军行军歌》等。
外国歌曲主要指的是苏联歌曲,当然也有美、法等国的歌曲。其实,上面所提到的旧军歌与学堂乐歌与此处所说的外国歌曲皆有重叠之处。如《红军进行歌》、《共产主义进行曲》等歌曲就是使用的苏联歌曲曲调《同志们勇敢前进》填词而成的。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井冈山时期的红色歌曲创作方法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直接照搬原曲,二是在原有曲调的基础上重新填词而成,三是运用原有的曲调进行改编和创作。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登山井冈山时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定执着追理想,事实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得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因此,了解井冈山时期的红色歌曲,更有利于我们了解井冈山精神。
参考文献
[1]肖云岭,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小故事(一) 篇2
就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准备上井冈山的前三天，1927年的10月24日，毛泽东在一个荆竹山的小山村里召集部队讲了话。
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数百名工农革命军官兵整整齐齐地在站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毛泽东则站在稻田中间的一块大石头上。毛泽东首先给大家简要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然后说：“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根据地是建不起来的，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为了和群众搞好关系，我给大家宣布三项纪律。”
接着毛泽东掰着手指说：“这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农民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不拿农民一个红薯”这件看似普普通通的小事正儿八经地当众宣布，把它当作部队必须遵守的一项纪律呢？原来，就在昨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战士们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又打了一场无准备之仗，伙食担子也跑散了，既疲劳又饥渴，只有300人的队伍行进在山道上，稀稀拉拉地摆了二、三里路长。好不容易看见了一户人家，不知是谁眼尖，发现离屋子不远的山坡上有一块红薯地。秋天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大家听见这个消息，不由得一涌而上，连泥带苗拔出红薯，也来不及找点水洗洗，用衣袖胡乱地揩一揩，就塞进嘴里吃了起来。转眼间，就被挖去了约200多斤红薯。这时，毛泽东随殿后的队伍也赶上来了，看到这一情景，他很生气，忙问在场的几位干部：“你们经过了老表的同意没有？”
连长曾士娥难为情地摇摇头，小声地说：“没有。”
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不是军阀的队伍，怎么能随意侵犯群众的利益呢？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和旧军队有什么区别？”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大家都羞愧地低下了头。毛泽东又耐心地说：“几个红薯值不了几个钱，看起来是件小事，但体现了一支队伍的作风和纪律。过去旧军队已经让群众伤透了心，我们只有做到对群众秋毫无犯，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啊！”说完，他又问战士们，“现在怎么办啊？”
“照价赔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好！知错就改，一定要赔足钱。”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那时候，2吊500文钱可以买100斤红薯。曾士娥估算了一下，要大家凑足6吊钱，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表，很对不起，没经过同意就挖了你地里的红薯。现赔上6吊钱。——工农革命军。”然后用纸包好，又用一块布裹了一层，埋在红薯地边上。一路上，毛泽东陷入了沉思，由这件事，他想到，一定要制定几项具体的纪律让大家共同遵守，好让大家“有法可依”。于是，工农革命军最早的“三项纪律”就在偏僻的荆竹山应运而生了，那块当年毛泽东站过的、被当地群众称作“雷打石”的大石头，也因此而写进了党史军史中，成为历史的见证物。
稍后不久，根据所遇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又对工农革命军宣布了“六项注意”：
一、还门板，二、还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后，到乡下搞调查。他问老表：“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这么久了，有没有战士违反纪律，给老表们找麻烦啊？”
老表听了，都竖起大拇指说：“工农革命军真是一支好队伍，自打我出娘胎，还没见过这样的好部队。历来兵匪一家，哪有军队处处为老表作想的事啊！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过„„”
“不过什么啊？你放心地说吧，工农革命军本来就是老表的子弟兵，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一定马上改正。”
那位老表说：“有两件小事如果能改进一下就更好了。工农革命军借了我们的门板去搭铺睡觉，后来还是还给我们了，但是有时候还的不是我原来的那一块。我们的门板尺寸大小都不一样，挂钩也是各家各户自请铁匠打的，有时候战士们还的门板不是我家原来的那一块，就上不回去了，我自己得挨家挨户去找，还真有点麻烦„„”
另一位老表也大胆地说：“我家一大堆稻草借给工农革命军摊铺睡觉，用过后也都还了，可还回来的全是散的，弄得我家和牛栏一样，我花了好几天才捆好呢。”
毛泽东听了，说：“放心吧老表，我们马上就改。”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李家坪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他首先表扬了革命军模范地执行了群众纪律，得到了农民朋友的欢迎，他说：
“农民兄弟都说我们的队伍是‘神兵’，是秋毫无犯之师，可见我们执行的群众纪律是有成效的，农民兄弟也是看得见的。不过，有些注意事项还得改一改。” 接着毛泽东将当地老乡反映的情况通报了一遍，然后说：“比如说原来的‘还门板’就应该改为‘上门板’，只有把借来的门板上回到老表家的门框上，才算是真正物归原主了。还有‘还铺草’也应该改为‘捆铺草’，把拆散了的稻草乱七八糟地还给老表，人家不高兴呢！同志们，不要看只改动一个字，恰恰是一字见真情啊。改这一个字就体现了我们工农革命军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和其它反动军队有着本质区别的。”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 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当时，个别战士随地大小便，光着身子在村边小溪里洗澡，引起当地群众特别是妇女的不满，于是，“六项注意”增添了“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两项，成为“八项注意”。在这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的内容又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内容始终都围绕着群众利益这个中心。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民人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的训令》，从此，“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成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准则。
泥腿子县长——王次淳
1928年1月24日，遂川县城里人来人往，各乡武装起来的工农群众，打着红旗，背着大刀，扛着梭镖和鸟铳，佩带着红袖章，敲锣打鼓地拥向李家坪广场。
广场上早早地就搭好了主席台，台上方两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庆祝工农兵政府成立”几个醒目的大字横挂在主席台的正上方，两边的柱子上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下联是“看今日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上午10时，毛泽东、陈正人、毛泽覃、王次淳、王遂人等人，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走上主席台，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台上挥舞着双手，欢呼的人群这才渐渐平息下来。接着，陈正人用宏亮的声音庄严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请毛委员讲话！”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工农同志们，我们打倒了土豪劣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穷人翻了身，劳苦大众掌了权！现在，我们要选出自己的县长来替大家办事。毛泽东回头叫出身后一位身材结实的小伙子，向大家介绍道：他叫王次淳，是这附近西庄人，前几天他还在地里挑大粪，过去的泥腿子今天要当县长了。
说着，毛泽东把用红布包好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大印郑重地交给了王次淳。王次淳双手接过大印，激动地说：大家信任我，推举我当县长，我很高兴能为大家办事，能为革命出力。但是我也很惭愧，我没什么文化，以后的工作还要大家多支持„„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
就在这次会上，王次淳控诉了大劣绅郭谓坚与反动派狼狈为奸，欺压百姓的罪行，并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在处决郭谓坚的布告上，庄严地盖上了工农兵政府的大印，下令赤卫队员立即执行。
王次淳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为工农兵政府县长，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仍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踏踏实实地工作，兢兢业业地群众办事。
1928年4月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民面临着重重困难，在湘南，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对工商业者实行“大烧大杀”的政策，中小商人不堪重压，纷纷挂起白带子反对工农革命运动。受其影响，毛泽东亲自开辟的草林红色圩场也冷落了，中小商人忧心忡忡。这时，反动靖卫团和国民党反动派也乘机加紧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他们层层设置哨卡，对往返群众实行苛刻的盘查。从黄坳到草林的70里路上，就设立了五道关卡，要抽五道税。他们还四处张贴布告：“谁要接近共产党，跟工农革命军做生意，回来就杀头”。一时间，草林等圩镇上的中小商人也惶恐不安，纷纷关店收摊。靖卫团团总肖家璧扬言，打不下井冈山，也要把共产党困死饿死在井冈山。
看到军民生活困难，王次淳心急火燎，根据上级指示，他召集专门会议，制定解决目前困难的措施。他组织力量配合工农革命军打掉了敌人的关卡，派出工作组到圩镇乡村，广泛宣传保护中小商人政策，使大家解除了顾虑，草林等圩场又重新活跃起来了。以后，王次淳又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凑股集资，开办公卖处。不久，大井等乡纷纷建立了公卖处。
公卖处的建立，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方便，也给县政府提出了筹集货源等问题。于是，王次淳又组织力量到白区采购食盐、布匹等物资，建立红白区贸易线，用根据地盛产的木、竹、茶叶等产品，换回了军民急需的药材、食盐、布匹等。公卖处生意兴隆，解决了群众的日常用品，凑了股份的人，年终还可以得到红利，群众对此十分满意。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王次淳也随军到了赣南，担任了于都县工农兵政府副主席，1930年2月，重又回到遂川县工作，并提任过红军独立第七团军需处副处长等职。1931年8月牺牲。
“莲花一支枪”
莲花位于井冈山北麓，毗邻永新，是当年湘赣边界六个县之一。莲花县的农民武装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这里就有了党的组织，有了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他们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公开和官府作对，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但同时也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深恶痛绝，所以当地土劣一直蠢蠢欲动，想早日铲除这一武装。
1927年“马日事变”后，由于革命遭受挫折，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严厉镇压农民运动，边界农民武装的枪支自然成了地主豪绅掠夺的首要目标。他们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将大部分枪支占为己有。当时莲花县农民自卫军拥有六十支枪，然而，自卫军纠察队的领导人陈朝湘由于禁受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反而配合敌人搜走了59支枪。在自卫军领导人陈竞进的带领下，有6位同志脱离了虎口，而其中，只有贺国庆带出了仅存的一支俄国造步枪。为了追缴这支“漏网”的“俄国造”，反动派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贺国庆，形势日益严峻。贺国庆只好和几位同志一起带着枪转移到了深山老林中，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在漫长的等待中，这支枪象火种般被小心地呵护着，同时也温暖着大家的心。
谁知，为了逼迫贺国庆出现，凶残的敌人将贺国庆年迈的父亲抓了起来，并对年已七旬的老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严刑拷打，要他说出贺国庆的去向及藏枪的地点。老人或矢口否认，或缄口不言。早已不耐烦的敌人便用棉絮绑在老人的身上，浇上整整一桶煤油，瞬间，熊熊烈火在老人的身上肆无忌惮地漫延„„，贺国庆的父亲就这样死于非命。
不达目的，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贺国庆的父亲死后，贺国庆的弟弟贺国强又被敌人抓了起来。敌人想利用他的年轻，从他口中得到一些蛛丝马迹。面对敌人的丑恶嘴脸，贺国强宁死不屈，最后一无所获的敌人将他杀死在狱中。接二连三的噩耗使贺国庆年老体弱的母亲悲痛欲绝，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从此下落不明。
远在深山的贺国庆满怀悲愤，但面对强大的敌人，却只有将仇恨的种子暂时埋藏在心里，因为他知道，只要保存好这支枪，就意味着发展，意味着还击，意味着壮大。为了不让敌人轻易找到枪，贺国庆把枪拆成三部分，分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在敌人的大肆搜捕下，这支枪又被多次辗转藏匿，最后，贺国庆把枪深藏在湘东攸县石桥村一个榨油店的夹墙里，自己则在这一带隐姓埋名坚持斗争，同时密切留意着党组织的消息。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攻克了莲花县城，决定重建党的组织。贺国庆喜闻这一消息，携枪回到了家乡，并将它慎重地交给了党组织。1928年2月中旬，中共莲花特别支部在莲花县狮形坳成立，同时，以贺国庆保存的一支枪为基础，成立了莲花县赤色队。1928年4月底，中共莲花特别支部召开全县党员大会，成立中共莲花临时县委，并将莲花县赤色队扩编为红色独立团，全团一百多人，设1个连，3个排，9个班，有30多条枪。这支队伍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壮大，成为边界地方武装的主要力量。
目睹了从一支枪的保存到独立团的发展，1928年春节时分，莲花县委负责人朱亦岳感慨地写下这样一幅对联：“一根枪支开辟红色政权在今岁；万民团结推翻黑暗统治属当年。”充分体现了莲花一支枪的特殊涵义，讴歌了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魄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井冈山第一个女红军——贺子珍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县黄竹岭人。她还在永新县城的福音堂女校读书时就已经得知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26年4月，当永新一批在外求学的热血青年回城建党建团时，贺子珍成了永新县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6年9月，北伐军来到了永新，成立了以共产党、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民主政权，还建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奉党的指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被任命为县党部妇女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成为永新县有史以来第一位妇女部长。那年，她才16岁。不久，贺子珍又到吉安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长和中共吉安县委妇委书记。
这年6月，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勾结地主武装，突然袭击永新，抓捕了贺敏学等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吉安的贺子珍得知消息后，立即和其他同志商量对策，很快起草了一份革命宣言，并派人赴省政府请愿，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另外又联络了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县城，救出被捕的同志。
7月26日，宁冈、永新、安福三县农民自卫军攻克了永新城，救出了贺敏学80等多人。这时，贺子珍也从吉安回到了永新。
不久，江西、湖南两省6个团的敌人向永新扑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贺子珍和永新县委同志一起随着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茅坪，成为井冈山上第一个女兵。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袁文才等人带着人马在茅坪的步云山迎接，贺子珍也跟着去了。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识别带，个头很高，但很消瘦，颧骨突出，长长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一种睿智、温和与毅力。因长途行军，草鞋磨伤了脚，走路有点不得劲。当袁文才把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时，他有些惊讶。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还有一个年轻姑娘。
见毛泽东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袁文才笑着解释说：“她是永新县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疑团顿释，他握住贺子珍的手，爽朗地笑着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此后，她就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一起开展革命斗争。起初，毛泽东住在步云山，到茅坪要步行半小时。袁文才很敬重毛泽东，觉得两人住得远，不便商谈，便请毛泽东搬到茅坪，住进了八角楼。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双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28年5月，朱毛红军会师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会剿”。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军委派贺子珍带领10个红军战士潜回永新。
贺子珍派人分成两队，去了两个村庄。她去的那个庄子较大，地主武装也很强。那一天，贺子珍在一个老乡家里和战士们碰头汇集情报。突然哨兵进来报告说，地主民团带着枪来了。她要大家立即转移，并顺手将桌上的材料塞进灶堂里烧掉。敌人包围了房子，几个战士打着枪硬冲了出去。贺子珍也拔出手枪，顶上了火。准备往外冲。老乡一把拉住她，低声说：“走不得了，快藏起来！”说完，把她推到床上的蚊账后面。接着，让妻子用锅灰把脸抹黑，躺在床上装病，又把5岁的儿子抱上床，让他隔着账子坐在床上哭。当时土布做的账子本来就很厚，加上农村的房子窗户很小，屋子里黑乎乎的，从外面跑进来陡然一看，什么也看不清。敌人搜寻了一下，没有发现贺子珍，也就急匆匆地追赶冲出去的战士了。夜深以后，老乡才让贺子珍出来。望着这对豁出自己一家人的性命来掩护她的夫妇，贺子珍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定居上海，还想方设法在永新找到这家老乡，把他们接到上海住了半年。
当贺子珍完成任务回到井冈山后，毛泽东称赞她说：“你工作很出色，很有进步。过去的一个学生娃，一个小姐，今天学会怎样干革命，怎样同工农打成一片了。你成了工农分子，不再是小姐了。” 为了搞好边界的土地革命，贺子珍带着一个工作队，来了永新县塘边村。不久，毛泽东也来到这里参加试点。在这里，毛泽东的超人的学识和别具一格的工作方法，使贺子珍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朝夕相处的接触，使贺子珍对毛泽东产生了爱慕之心。他们终于结合在一起了。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共群众思想的起源 篇3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群众思想是其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群众思想，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以外来部队的身份，为当地群众所接受。梳理这时我们党群众思想的起源过程，对了解这支部队如何在陌生的山区站稳脚跟，求得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井冈山；群众思想；起源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2-0014-03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生、发展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既有中共中央一以贯之的重视群众运动的理论指导，也有毛泽东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娴熟经验积累，更有秋收起义余部深入山区，求生存求发展的残酷现实的内在催迫。
一、中共中央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指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这其中就蕴含了朴素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群众路线思想。显然，这时我们党已经认识到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党的早期领导人就如何发动群众、争取群众均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一）陈独秀：“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早在1919年，陈独秀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就指出，五四精神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2]，只有人民直接行动，才能达到推翻社会的国家黑暗，才能享受民主。这是五四运动的抗争精神，也是陈独秀对于民众权利的诉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以及其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性、坚决性、彻底性。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是新生势力的代表，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的有力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因此，陈独秀一度竭力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会削弱共产党信仰的纯洁性，更不利于民众的集合。在建设国家问题上，陈也曾说：“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可见，在陈独秀的眼中，人民无论对于政党，还是对于国家，都是根本的基石。
（二）李大钊：“工农群众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李大钊对群众的生活和工作境况了解非常细致，他曾揭示过“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那种情景，更是可怜”[3]。李大钊还深刻揭露了当时农民的状况，他说：“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却“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像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也没有他们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4]
李大钊认为：一方面，中国工农群众深受剥削和压迫，过着痛苦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水平有待提高，迫切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从这一实际出发，自1919年8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了诸如《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提出群众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实现经济革命的根本途径。他指出：“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5]
（三）瞿秋白：“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1920年，瞿秋白在《中国工人的现状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中指出：中国工人身受外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的压榨，甚至比欧美工人所受的压迫还要厉害。他预言，在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6]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湖南农民运动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广大农村的地主阶级势力，以农民协会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的力量让瞿秋白十分激动。他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号召共产党人到农村去，了解农民，帮助农民，造成革命之势。此时的瞿秋白正在逐渐脱离强调阶级队伍的纯“布尔什维克”化阶段，开始迈向实践，注重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在党的六大讨论组织问题报告中，瞿秋白指出：“争取群众要明白知道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否则，争取群众便是空话”。[7]他说：“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号。”[8]当中共在这场革命中被清洗却无还手之力的时候，他认识到：以往我们纯粹依靠工人阶级力量进行革命，力量还是太单薄了，只有造成真正的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在革命中掌握主动。“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
二、毛泽东深入群众的经验积累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到了群众的力量，喜欢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
1919年毛泽东发表了《<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两篇著作，就睿智地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9]他说：“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时，最为显著。”[10]因此，改造社会的伟业，必须靠广大民众，靠民众的大联合。于是，毛泽东发出了自己的号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呼吁：民众的大联合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1]
毛泽东不但从思想上看重群众、相信群众，在行动上也是积极深入群众。他早年曾组织发起和领导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让他有很多机会和群众打交道，深入了解群众，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也奠定了他一生对于群众的信念，就是始终“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还把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作为求学、获得真知的重要途径，同时又加深了他对群众的了解，增进了他与群众的感情。他在长沙读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走向社会，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他和同学喜欢采用“游学”的方式，到处游走，以此了解各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各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况、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毛泽东就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先后走遍了湖南10来个县的乡镇和农村，收获很大，他自己也说：“游之为益大矣哉！”[12]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主办工人夜校时，毛泽东已经初步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思想的雏形。毛泽东主办工人夜校，就是想通过这个机会与工人打交道，学习书本上没有的社会知识，解决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学生与“社会之人”相脱离的难题。他指出：“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撅，犹鸿沟之分东西。”必须使社会与学校“疏通隔阂”，使“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此则千百年后改良、进步之成绩。”[13]毛泽东提出的学校要与社会相结合、学生要与民众相结合的思想，寓意非常深远。这为他带领秋收起义余部进入井冈山地区，和当地的群众打成一片早已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共群众思想在永新三湾萌芽
三湾改编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年毛泽东和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刚开始并没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反而，当地的群众对这支陌生的军队充满了戒备与怀疑——“过去来一次兵，群众受一次苦，经受过反动派的多次烧杀抢劫。这次村里又突然来兵了，群众摸不清底细，不知究竟来的是些什么兵，只听见有人喊枫树坳来了兵，不断线地向村子开来，快跑呀！大家只顾纷纷往山上跑，怕反动派来了再遭殃。”[14]不单是群众，就是袁文才、贺敏学这些地方实力派，对于突然冒出来的一支队伍也是充满了高度的戒备和防范。“开始时，我们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的队伍，还怀疑是国民党冒充的，小江山一带有我们的人，派出人去侦察，揭下部队贴的宣传标语，还看到这支部队刚来时，三湾没有一家商店开门，他们买不到米吃，还是不进群众的房门。我们的侦察被伍中豪抓住了，但又立即放回来了，我们把揭来的标语一看，都是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如‘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等。落的款是‘工农革命军，后来进一步打听到这是毛委员的队伍。”[15]
了解到群众的冷漠、地方实力派的猜疑之后，毛泽东意识到，树立工农革命军的正面形象，和群众搞好关系，对于这支队伍在当地的生存发展极为重要。因此，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不仅提出了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还提出要“整顿行军纪律，强调部队要做群众工作”[16]。“同时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部队要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军队，是一支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工农革命军队。如果不让老百姓了解我们军队的特点，了解我们与旧军队有截然的区别，我们便无法接近群众，发动群众，没有群众我们就无法存在。”[17]
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我们把部队分成许多小组挨家挨户地宣传，向老百姓说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打土豪的，并帮助群众挑水、扫地等”[18]。经过部队指战员的耐心宣传和身体力行，当地群众逐渐接受了他们。“这些受土匪惊吓的农民，眼见子弟兵纪律严明，平等待人，处处为群众着想，大家奔走相告，纷纷慰劳红军，村里村外，一片欢腾。”[19]
在进军井冈山的过程中，我们党的部队还与当地群众代表进行良好的互动。“毛泽东同志到了三湾便派人去与袁文才、王佐联系，”[20]龙超清、龙国恩、陈慕平一行三人于10月2日到了三湾。毛泽东立即在“泰和祥”店铺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上山意图、政治主张，表示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起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等也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先到离三湾30里地的古城，好安排袁文才与毛泽东见面。事毕，毛泽东见龙超清三人徒手而来，就送了三支枪给他们带回去。毛泽东在三湾会见宁冈代表，除了初步落实其“上山”思想，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好头之外，实际上也是上山前的一次调查，通过会见和谈话，毛泽东对湘赣边界和井冈山的情况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才下定了“上山”的决心，这就使得三湾成为了进军井冈山的起点，也使得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党的群众思想开始萌芽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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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58-65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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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67-169.
[7][8]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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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 [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07.
[13]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71.
[14][16][17][18][19][20]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485.14.197.131.215.487.
[15]江西省永新县志办公室.永新苏区志[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0.375.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探析 篇4
一、政治坚定,勇于创新
毛泽东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无论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还是自己遭受排挤打击,都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但是,毛泽东又有最突出的个性特点,就是不守旧习、不拘成规,善于开拓创新,他是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典范。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的创新体系很多,其中包括:理论创新,如他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制度创新,支部建立在连上;教育创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军队进行教育。创新的目的是发展,毛泽东将自己的创新运用于革命实践中:首先是将已认识到的规律转化为改造世界的蓝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其次是将改造世界的蓝图付之实践,使它变为美好的现实,在井冈山建立红色武装割据点,以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新中国从此诞生。
二、理想远大,不怕牺牲
理想是人对未来有可能实现的奋斗目标的向往和追求,是鼓舞人们不断前进、勇敢搏击的巨大动力。古往今来,凡是对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伟大的理想和抱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针对军民中存在“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非常注重用马列主义武装干部和红军战士,他让人将井冈山上仅有的《共产党宣言》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油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经常亲自到各连队去讲课,普及马列主义的知识。同时,毛泽东还同当时存在的悲观论调进行了坚决斗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井冈山斗争的实际,科学地指出“边界红旗始终不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井冈山军民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形成了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始终如一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危难中苦斗,在绝境中奋起,百折不挠,战胜一切困难,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严于律己是宽以待人的内在基础,宽以待人是严于律己的升华表现。二者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和谐的道德人格。井冈山生活困难,粮食很少,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到山下去挑。毛泽东亲自带头参加挑粮上山运动,“毛委员背粮上山”一时传为美谈,传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传遍了全中国。早在1927年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上山前夕,毛泽东就要求每一个指战员到了井冈山后,要搞好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又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后来,六项注意又增添了两项,形成了八项注意。在1929年1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编制红军法规的任务,编制红军法规的工作迅速展开,1930年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检查条例草案》。在党的领导与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工农革命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纪律和法规,堪称“遵纪守法”的一代楷模。
四、乐观豁达,勇于挑战
毛泽东一生无私无畏,敢于挑战。挑战对手,挑战社会,挑战自然。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怕”,在井冈山斗争时,他就豪迈的宣称:天、地、鬼、神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每当革命事业遇到严重挫折、个人遭到不公正待遇,他都能保持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泰然处之,勇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亦善于鼓舞身边那些一度盲目悲观的同志重新振作起来,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1927年,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决定改向敌人薄弱的地方———井冈山引兵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好比一块石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个大水缸。”这是何等的乐观与气魄!
五、幽默诙谐,策略灵活
无论是革命事业顺利时的毛泽东,还是革命事业遇到挫折和困难时的毛泽东,他都乐观自信,并且始终幽默风趣。勇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亦善于鼓舞身边那些一度盲目悲观的同志重新振作起来,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秋收起义失败后,面对着起义军的出路在那里,毛泽东做出了让许多人都难以想象的决定———做“山大王”,他把这“山大王”称为“红色的山大王”。为此他付出了代价,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一传再传,又变为被开除党籍。可他忍辱负重,乐观地对待当时中央错误地决定,灵活地同党内的错误倾向斗争。可以说,毛泽东就是在逆境中造就出来的伟人。幽默诙谐、机智灵活成就了一代伟人,也为革命保存了实力,使革命的火种终成燎原之势。
六、身先垂范,艰苦奋斗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过程中,十分重视通过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是多方面的,但比较突出和强调得最多的就是艰苦奋斗精神。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敌人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缺衣少食,日用品匮乏,困难有时真是到了极点。为了渡过难关,我们党一方面领导井冈山军民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和反封锁斗争,取得显著成效;另一方面,毛泽东以身作则,勤俭节约,留下好传统、好作风。按规定,毛泽东晚上工作的油灯可以点三根灯芯,但为了节省,他只点一根灯芯。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是依靠艰苦奋斗革命精神支撑的,正是这种精神吸引和团结了广大军民,成为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七、注重调研,务实求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向认为,调查研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中心环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正确政策和进行科学决策,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以后,调查研究更是没有间断。他一面指挥打仗,一面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开展土地革命。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他亲自做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寻邬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的对象也极为广泛,连农村的穷孩子、破产商会的会长、县衙门的师爷及管钱的小官吏,也都一一问到了。正是有了这些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八、见远识卓,功丰绩伟
毛泽东同志比他同时期的一般领袖人物、他的战友要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在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刻,是毛泽东作出正确战略决策,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正当许多人受传统的“城市中心论”束缚之时,是毛泽东率先带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1927年9月,由于秋收起义的失败,部队人心浮动,思想混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同时,建立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使之成为连队坚强的战斗核心,这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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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学渭,张梅龙.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理论创新[J].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1).
井冈山时期 篇5
关键词：井冈山;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思想精髓
一、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想精髓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精髓主要体现在两点:
1.深入分析了经济建设与战争的关系，并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撰写的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就谈到了“经济问题”，“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提出了苏区经济建设的指导性的原则问题，即个党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建设。毛泽东批评了只忙于战争，而不去做经济工作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没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他进一步阐述，“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毛泽东还进一步指明了经济建设对革命战争的强有力的支持，他说到：“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毛泽东认为进行经济建设可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获得战争的力量。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报告就明确指出，“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毛泽东也强调：“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围绕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解决了怎样正确处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关系的问题，为苏区的经济建设确立了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2.不仅发展农业和工商业，而且坚持同时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他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以发展农业为首。因此，他组织红军、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耕田队，进行农田建设等等，积极发展农业，农业生产就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泽东在全苏二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值，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在解决了1928年的《土地法》暴露出来的问题后，1929年4月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1931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中明确了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央苏区中央政府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实施和落实使中农思想得到稳定，使富农保持了中立，极大的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中央苏区农业的发展。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开办红色圩场，设立公卖处，开展贸易活动，进行反经济封锁斗争。并且，宣布了“买卖公平”的纪律，“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政策。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毛泽东一直关注工商业的发展，在毛泽东的努力下，苏区政府制定了《工商业投资条例》规定了“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的保护工商业的原则，从而为中央苏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的。”他认为在中央苏区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不能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应该保护私人经济。他指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不待说，现在是占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
二、邓子恢的合作经济思想精髓
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的经济合作思想对中央苏区的合作社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邓子恢提议组织劳动互助合作社。农民分配到土地之后，为解决劳力不足的难题，邓子恢在和农民研究之后，组织起劳动互助社。这样既可避免双方互相支付工资的困难，又可避免因支付工资而竞售粮食，造成粮价跌落的现象，对农业生产有利。后来，邓子恢把这种经验推广到整个苏区。除了人工互助以外，还有耕牛、农具、种子等等的互助。这些组织充分利用了农村的生产资源，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邓子恢在总结粮食调剂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粮食合作社的主张。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闽西农村“剪刀差”问题十分严重。邓子恢通过调查研究后，设立了粮食调剂局，通过“由政府向富农筹一笔款子，用高价向贫农雇农来谷，收谷子存储起来，到明年原价巢回农民”的办法，来平抑粮价。但是实际工作中邓子恢发现了其中的缺陷，1932年，邓子恢提出发展粮食合作社的主张。粮食合作社发挥了群众的潜力，不仅可以制止粮价暴跌，保障农民收入，缩小剪刀差，而且由于提高了谷价，还可以增加政府税款收入。邓子恢还提出成立了信用合作社，通过对农民发放低息贷款，加大对农业的投资，稳定粮食价格，促进了苏区农业的发展。
三、张闻天对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利用的经济思想精髓
中央苏区时期，在当时各级苏维埃政权许多工作人员的思想中，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左”的观点，结果导致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左”的经济政策。1931年通过的《劳动法》就是一种体现。张闻天认为，不能机械地执行劳动法，他指出，“当苏维埃政权没有力量经营国有的大企业，那么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目前不但对于苏维埃政权不是可怕的，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因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也是极端重要的。”在党的领导人中，第一次提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来发展苏维埃和巩固苏维埃的主张。张闻天认为，苏维埃政权在当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鼓励资本家，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与“左”倾机会主义者“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张闻天的支持下，1933年3月，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八次常委会决定修改《劳动法》，1933年10月，新的《劳动法》实施，妥善处理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缓解劳资矛盾，避免了工人的大量失业，从而稳定了苏区的私人企业。
四、刘少奇“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的经济思想精髓
在中央苏区时期，刘少奇不仅对《劳动法》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评和抵制，而且还提出了“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的经济思想。针对国有工业军事化管理，厂长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工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产品质量把关不严等现象，刘少奇深入分析后撰写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在文中提出了“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的构想。刘少奇的构想是厂长在决定各种问题时，必须事先与党支部和工会主任商量，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但是有不同意见时，厂长有最后决定的权力。厂长要在不违反劳动法的范围内决策，厂长必须向苏维埃政府负绝对的责任。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了中央人民委员会的支持，1934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该条例实施后，苏维埃国有工厂的管理走上规范和有序的轨道，促进了苏区工业的发展。
毛泽东等几位领导人关于经济建设思想精髓的指导下，根据地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体会这些领导人的思想精髓正是全局性、战略性和创新性的体现，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做好经济工作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
参考文献：
[1]余伯流 凌步机:中央苏区史，2001年版.
[2]让历史告诉现在——毛泽东等在江西革命斗争时期的领导方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论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 篇6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 把干部队伍建设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
井冈山斗争时期之所以能够在形式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的优秀领导干部,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层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把干部队伍建设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井冈山斗争时期,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红四军前委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紧密结合斗争实际, 及时总结经验, 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革命特点, 服从于党的正确政治路线, 服务于“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组织路线和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毛泽东等领导干部在创建革命新道路过程中, 时刻没忘记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毛泽东把抓紧培养干部造就人才, 看成是关乎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的决定因素。
(二) 构建形式多样的干部培养模式,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红四军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 多次开会都提到干部问题, 专门对党员教育和干部培训作出决议。毛泽东先后写的七八份报告, 多次讲干部问题。可以看出, 当时毛泽东和前委、特委把干部看成是最宝贵最急需的财富。由于敌人封锁, 交通不便, 当年派到井冈山的干部极少, 毛泽东和前委、特委立足于从斗争中识别、选用、培养干部, 重视采取各种形式训练培养干部。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后, 前委决定成立了红军最早的红军学校, 留下优秀的副团长陈毅安和团参谋长王展程等任教。红四军部队和各县许多干部经过训练教育, 提高了思想觉悟、军事技术和工作、指挥能力。从他们中成长出一批熟悉红色政权斗争、能文能武的优秀领导干部, 如谭震林、宋裕和、王紫峰、贺敏学等。
(三)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 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从向井冈山进军开始, 毛泽东就坚持破除旧军队、旧政权、国民党“任人唯亲”的旧观念、旧传统。选用干部不以个人关系亲疏、个人是否喜爱为标准。而看干部对党是否忠诚, 斗争是否积极, 作战是否勇敢, 能否带兵打胜仗, 能否独立做群众工作等。鉴于大革命失败后“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 成了革命的叛徒”, 毛泽东对来自四面八方, 绝大多数都不熟悉的干部, 注重观察他们在残酷斗争生死关头、在恶劣环境艰苦生活中的实际表现, 而不被少数伪装积极追逐私利的投机分子所蒙骗。特对虽有带兵作战经验和指挥能力但不忠诚不坚定的领导干部, 发现后及时果断处理。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干部建设对现阶段我国党政干部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加强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当前, 世界朝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方向曲折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以知识为主导, 以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为基础和支撑的知识经济已经悄然来临, 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竞争变地日趋激烈。这种竞争, 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作为知识的载体, 必将成为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高度重视人才已成为国际的潮流。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 谁抢占了人才的制高点, 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一个国家要想在知识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在于作出既符合本国国情有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人才战略抉择。
(二) 加强人才培养工作, 保证党政干部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育人是用人的前提和基础, 是造就和选用高素质领导人才的基础性工作。人力资源作为一种最宝贵的资源, 必须通过教育和培养来开发。当前, 加强人才培养工作, 对保证我国党政干部队伍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必要的。1) 从我国党政干部队伍的现状来看。目前我国党政干部队伍的学历和知识层次总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 相当数量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科学文化知识、党性锻炼以及从政经验等方面的能力素质还有待于提高。2) 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形势的不断发展, 党政干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有了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对党政干部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我们应该尽快培养一批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懂得高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懂得国际惯例的高层次领导人才。3) 从目前我国党政干部队伍的结构层次上来看。目前我国党政干部队伍出现了例如年龄结构老龄化、知识结构单一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党政干部队伍的发展。
要解决目前面临的人才问题, 关键是建立科学高效的人才培养教育机制, 使各方面都能够得到丰富的人才资源供给。1) 形成终身教育机制。2) 加快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人才。3) 培养一支结构合理的高素质后备干部队伍。
(三)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 创新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 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这表明, 选贤任能历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江泽民在纪念建党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曾经指出:“用人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在党内外的影响极坏, 危害极大。必须严格整肃, 坚决煞住这股歪风, 坚决惩治这种腐败现象。”
要煞住这股歪风, 纯洁我国党政干部队伍, 必须完善和创新科学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1)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 把握选用干部的标准。在我国, 选用什么样的人, 让什么样的人从事领导工作, 是一件事关重大的工作。领导干部素质能力的高低, 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 在把握选用干部的标准上, 我们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2) 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要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必须严格遵守干部工作原则。坚持任人唯贤, 不准任人唯亲;坚持五湖四海, 不准搞团团伙伙;坚持公道正派, 不准拉关系, 徇私情;坚持集体讨论决定, 不准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坚持按程序办事, 不准临时动议。3) 增强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在选用领导干部时, 应该积极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 把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贯穿于整个选拔任用的全过程。尤其在民主推荐、考察和任前公示等关键环节, 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特别是基层群众的意见。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孟庆春.圣地:毛泽东在韶山, 井冈山, 遵义, 延安, 香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井冈山时期 篇7
关键词：红军,政治特征
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之后, 毛泽东、朱德等先后率部转战井冈山, 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 进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创时期。这是我们党缔造一支人民军队的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 就具有不同于任何军队的鲜明的两大政治特征, 即严格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和坚决执行党的政治任务。正是这两大政治特征的确立, 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壮大, 探索出一套极为宝贵的成功经验。
一、严格实行党的绝对领导
中国工农红军从诞生的那一天起, 就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主要政治特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领导, 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秋收起义失败后, 剩余部队转兵井冈山。当时, 部队只剩下700多人, 军心动乱, 给养断绝。为扭转战局,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断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并在永新三湾对剩余部队进行了整编。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大原则, 规定班、排设立党小组, 连设立支部, 营、团设立党委, 同时连以上设立党代表, 党代表兼任党支部书记。凡军中的重大事务, 均由党支部、党委讨论决定, 军事长官不可擅权。由此, 改变了只有团以上才能建立党支部的旧格局。
建立党代表制度, 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主要形式。井冈山时期的红军, 连以上均设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因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 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 指导民运工作, 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连党支部为红军中党的工作之核心, 党代表则为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可见, 军中的大事非得通过党代表不可, 党代表在军中享有很高的权威。如在1928年2月18日的新城战斗中, 指挥部队攻夺南门的三营七连连长陈紫凤提出将城外四栋民房的椽皮和瓦全部揭掉, 利用高度与城上的敌人对射, 而党代表孔繁淑不同意, 认为这样做有损于群众的利益, 最后还是听从党代表的, 只在屋檐下拆开一些砖头, 架枪射杀敌人。同时, 由于各级党代表均担任了各级支部、党委的书记, 党通过党员和士兵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因而工作十分活跃, 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 党员数量逐渐增多, 这样支部就形成了连里的核心和堡垒。毛泽东创立的“支部建在连上”这一经验, 逐步推广到整个红四军, 至1928年5月4日红四军成立时, 在全军连以上单位, 普遍设立了党代表, 建立了党支部、党委。
担任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 对军中党代表制度的贯彻执行工作极端重视。他经常找各级党代表了解情况, 加强指导。1928年5月上旬, 在茅坪的瓦屋里, 由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一次连营团党代表工作会议, 研究和部署军中党代表工作。时任28团1营2连党代表的唐天际回忆说:“当时我们有的党代表对连队的工作抓不到中心, 所以毛委员开了这么个会议, 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掌握工作要领。”
井冈山斗争时期, 红四军的各级党代表达150余人, 集中了一批治党治军的优秀人才, 如何挺颖、宛希先, 蔡协民、滕代远、黄克诚、宋任穷、何长工、罗荣桓、栗裕、赵尔陆、刘型、唐天际、熊寿棋等。在频繁的战斗和地方工作中, 各级党代表充分发挥了党的领导作用, 维护了党的权威, 确保了部队牢固地掌握在党的手中。事实证明, 哪一个连的党代表比较好, 哪一个连就比较健全。朱毛红军还非常重视党代表大会的集体决策作用。1928年5月至11月, 红四军先后召开了六次党的代表大会, 这些会议讨论的都是政治、军事、党务等重要问题。
在实行党代表制度, 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原则, 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上, 曾有过不同的观点和分歧, 也有过沉痛的教训。1928年7、8月, 冒进到湘南的红四军28团、29团, 就曾经取消过党代表。结果, 连队顿失中心, 政治工作无人过问, 许多问题相继暴露。在严峻的现实面前, 两个团才重新恢复各级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件事时指出:“党代表制度, 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红军正是从初创时期就坚持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 才逐步发展、壮大, 克敌制胜, 最终发展成为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
二、执行党的政治任务
中国工农红军不同于任何旧式军队。它既是一支军事队伍, 又是一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此, 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 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也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重要政治特征。
红军之所以“既是战斗队, 又是工作队”, 是由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 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 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1个多月的成功革命实践, 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1927年11月中旬, 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由团长陈浩、徐恕带领, 攻克茶陵。部队在城里驻扎下来以后, 依旧沿用旧式的带兵方法, 每天除了三操两点名、站岗放哨外, 很少进行政治活动。虽然也派人打过几家土豪, 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的生活, 并没有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部队的给养, 也像旧军队那样通过商会向各店铺摊派。在建立政权方面, 只成立了一个类似旧政府的县人民委员会, 从部队派去一个新县长, 升堂审案, 收粮纳税。旧官吏依旧在衙门进进出出, 豪绅富翁依旧趾高气扬, 贫苦百姓依旧抬不起头来。营党代表宛希先写信将这种状况报告至毛泽东, 毛泽东立即派人送信到茶陵, 指示撤销形同旧政权的县人民委员会, 成立工农兵政府, 同时将部队分散到农村去, 一方面领导农民打土豪分浮财, 另一方面积极筹款。这样一来, 官兵、群众激情高涨, 群众斗争迅速开展起来, 部队也开始趋向活跃。针对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 毛泽东于1927年12月中旬及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 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任务“的提出, 确定了红军的政治性质, 为把红军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指明了方向。
“三大任务”是红军的行动准则。1927年12月底, 工农革命军攻占了遂川县城。此时, 红军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斗争。以班、排为单位, 分散到各个乡村, 实行单独行动。同时, 各个营成立了检查委员会, 实行严格的检查, 例如进行了几次宣传?组织了多少群众?打了多少个土豪?没收和分发了多少东西?筹了多少款子?工作中的优缺点, 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 都要作详细的检查, 并把情况按级上报, 直到毛委员那里。在遂川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工农革命军领导广大工农群众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斗争热潮。反动政权被摧垮了, 取而代之的是工农革命政权, 土豪劣绅被打倒了, 贫苦农民开始扬眉吐气。赤卫队、暴动队、妇女会等民众组织也纷纷建立。
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发展, 红军所担负的地方工作任务更加繁重了。1928年5月中旬, 在党的“一大”会议上, 特委和军委为今后的斗争制定了七项政策, 其中一项就是“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 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红四军坚定地执行了“一大”的决议, 每打完一仗, 便分兵分片开赴农村发动群众。以6月23日红军击败江西两只“羊”一役为例, 战后第三天, 毛泽东便在永新县城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 宣布:28团前往安福边境, 29团前去莲花, 31团1营开赴吉安、永新边界, 31团3营开到永新西乡, 32团固守宁冈及五井中心区域。各团按照军委须在乡村区域重建党的组织、建立农工政权、组织民众瓜分田地的部署, 配合地方党领导广大农民展开打击土豪、清算浮财、建立政权的群众斗争。29团进入莲花县城后, 部队马上打开官仓和豪绅刘桓泰的当铺, 把粮物分给群众。接着在全县进行土地分配, 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和各级群众组织, 建立了除路口之外的8个区136个乡的红色政权。深入到安福边境的28团, 在西北特区所辖的寄岭、陈山、彭坊、茶岗一带积极开展工作, 建立了第一特支, 并一步步向西南延伸。分赴永新西乡的31团3营, 在毛泽东的直接带领下, 先后“于高溪、梅花、田南、南边、株塘、汤溪、沙市等乡村建立了工农兵政府, 并开始分田。31团1营在吉安的天河、敖城开展了扎实的群众工作, 影响遍及吉安全县。红四军的这次分兵行动非常成功, 湘赣边界的武装害割据随即进入了全盛时期。正是由于红军在打破敌人军事进入的同时, 大力发动群众工作, 井冈山根据地才得以巩固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