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同时代诗人

关键词： 情操 女皇

武则天同时代诗人（精选8篇）

篇1：武则天同时代诗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期间上承“贞观之治”之遗风，下启“开元盛世”之伟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有创获，其影响几乎遍及各个角落，也包括礼仪和文学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

一、礼仪改制

自高宗继位以来，东都洛阳的政治地位便与武周革命有了极大的关系。从礼仪的角度来考虑，长安是李唐统治者宗庙、陵寝所在地，具有正统地位和礼仪氛围。与之相比，洛阳没有厚重的李唐历史和沉重的礼仪阻力，最合适改朝换代、以周代唐。

武周革命时期，传统礼制所极力宣扬的男尊女卑、君君臣臣思想是武则天执政的极大障碍；但她却能巧妙地克服障碍并进而将礼仪制度和儒术用于武周政权的治理和巩固之中，其政治手段之高明实在令人赞叹。

1、改丧服以崇己

丧服制度是有关居丧者的服饰、居丧时间长短以及丧期生活起居的一系列规定，是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古代宗法制度相为表里，构成了一个尊卑等级分明的人伦关系网。上元元年，武则天从母子慈爱之情出发，提出“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并获得诏准；她本人临朝时编入《垂拱格》，成为人人必尊的法令；后来又被纳入《开元礼》。武则天的建议是母子感情的自然流露，符合儒家“亲亲”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但却因违背“尊尊”原则、破坏“家无二尊”的尊卑次序而遭到后来礼学家们的严厉指摘。

2、邙山祀先蚕

皇后先蚕仪式和皇帝藉田配套，是农业社会国家劝农课桑的仪式。按礼制规定，先蚕仪式由皇后率领内外命妇举行。可上元二年的先蚕仪式却由“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此时的武则天已经大权在握，只是缺少名义上的正式被承认。所以，此次祀蚕，百官集朝集使都出席陪位，武则天俨然像皇帝一般检阅百官，将礼仪活动办得隆重而充满政治意味。韩昇先生将上元二年祀先蚕放在对上元元年新的“XX”、“天后”的称号、新的百官官服、新的礼仪制度、新的政治改革方案等背景的分析中，更可见出其不同凡响的政治意义。

3、拜洛受图、鼓吹天意

垂拱四年，武承嗣让人在一块石头上雕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由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给朝廷，自称此石获于洛水。武则天命此石为“宝图”；七月，更“宝图”为“天授圣图”，改“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并正式拜洛受图，史称此次祭祀“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洛水瑞石为武周政权的建立找到了天命的依据，为武氏称帝做好了舆论准备。20世纪70年代，该瑞石在洛阳唐宫遗址出土，状如古印度“摩竭鱼”造像，说明武则天曾独运机杼地借重西域佛教政治传统的影响来构建武周王朝。

4、不问诸儒修建明堂

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接见诸侯、发布政令、讲学行礼等大典，均于其中举行。因此，它是王权和神权的双重象征。唐太宗、高宗两朝，“屡欲立明堂，诸儒议其制度，不决而止”，明堂一直没有修建起来。武则天执政后，“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以自我作古的精神大胆创新，毁东都乾元殿，就其地创明堂，“饰以珠玉，涂以丹青，铁鷟入云，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号万象神宫。明堂建好之后，武则天立即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永昌，大酺七日；以后各项重大政治活动都在明堂举行。

5、立武氏七庙

祖先祭祀是国家礼仪的大典，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在中国古代王朝礼制中，立七庙是帝王供奉祖先的特殊权利，不容僭越。光宅元年，武则天刚刚临朝称制，武承嗣便奏请“立武氏七庙”，遭到裴炎等人反对。垂拱四年，武则天再次以神圣祭祀的礼制改革来暗示其政治野心，在神都立崇先庙享武氏祖考。到了天授元年，武则天正式登上帝位，即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奉周文王为始祖，平王少子武为睿祖，其余五庙分祀武则天五代以内祖先。次年，改置社稷于神都，纳武氏庙立于太庙，而把长安太庙改为享德庙、祭祀三代帝王。这样的礼仪设置折射出新旧政权之间的微妙关系，反映出周唐之间既在政治上相互对立，又在伦理、亲缘上相互联系的矛盾。此外，在祭祀中并祀唐三代帝王，表明周唐一体，也可安抚李唐王室、旧臣，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6、立天枢铸九鼎

天枢，即“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其建作主要是为了立颂纪功。九鼎向来被作为皇权的象征。武则天改唐为周后就决定铸九鼎，以显示武周政权的强大。神功元年，九鼎铸成，“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名日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东原，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为武周政权增色不少。

综上所述，从改丧服到祀先蚕、从拜洛受图到修建明堂、从改官名易都邑到立天枢铸九鼎，武则天策划了一系列礼仪活动，配合其称帝步骤，造成天下维新的景象，以驱除李唐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树立大周的新形象。

二、文学新变

武则天参与朝政前后，极重视文治。她曾组织文人学士修成多达100卷的《高宗实录》，产生了刘知几、徐坚、吴兢等一大批史学家和大批以诗文著称的文人。周祖撰先生尝言：“有唐一代，洛阳地区文学之盛，其唯武后之世欤！”并着重指出武后时期洛阳地区之文学创作影响于盛唐文学者，不独陈子昂一人而已；珠英学士辈之影响盛唐文学，约而言之有占诗坛统治地位、格律体之完成及人事关系等三方面。武后于文章词采之事尤为重视，故新的礼仪中心和政治中心洛阳，人才荟萃。文学活动亦随之而活跃。

1、文人积极参与礼仪活动的记录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

武则天为正式称帝而策划的拜洛受图、修建明堂、改制为周、立天枢、封嵩山等礼仪活动中，随处可见文人活跃的影子。

如李峤，《全唐文》收有他的《为百僚贺瑞石表》及多篇贺祥瑞文章。武则天拜洛受图，李峤有《奉和拜洛应制》；天授元年，武则天即帝位，作《上礼抚事述怀》诗，李峤和陈子昂都有应制之作《皇帝上礼抚事述怀》；在牵涉敏感的立祖庙问题上，李峤有言词恳切的《代百寮请立周七庙表》；武则天嵩山封禅，李峤有《大周降禅表》以记盛况；天册万岁元年，武则天造天枢成，朝士献诗者甚众，李峤诗《奉和天枢成宴夷夏群僚应制》记“帝泽倾尧酒，宸歌掩舜弦。欣逢下生日，还睹上皇年”的盛会而冠绝当时。崔融所撰《启母庙碑》令武后叹美不已。《全唐文》卷二一七收有多篇涉及礼仪活动的文章；《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在命意和措辞方面，都有一定的难度，但崔融却用思精苦，以华婉典丽的文风将其写得尤为得体。此外，王勃有《乾元殿颂》、《拜南郊颂》、《九成宫颂》等大赋；卢照邻有《中和乐》九章，其中如歌登封、歌明堂、歌南郊等皆是对重大礼仪活动的记录。武则天封中岳，员半千有《封禅四坛碑》十二首以进明堂修成，刘允济有《明堂赋》、《万象明堂赋》；拜洛受图，苏味道有《奉和受图温洛应制》、陈子昂有《为程处弼应拜洛表》；嵩山封禅，薛元超献《封禅书》，宋之问有《扈从登封途中作》、《扈从登封告成颂》、《扈从登封告成颂应制》；萧楚材、薛克构有《奉和展礼岱宗涂经濮济》：九鼎铸成，武后自作《蔡州鼎铭》，令著作郎贾膺福等分题之，薛谦光献《东都九鼎铭》、吴少微有《为并州长史张仁进九鼎铭表》；陈子昂本于其家学中独特的历史观——“四百年贤圣遇合”说，也曾上表献颂，劝武后树明堂、立太学，有诗文《庆云章》、《大周受命颂》、《为赤县父老劝封禅表》等……。

以上所述，构成了武后时期文学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大多数描绘礼仪形式或过程的诗文一般都是歌功颂德，没有多大文学性和艺术性；但其以诗文的形式生动记载了当时的礼仪盛况，并为我们研究文人创作及其心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提供文人创作的多方面情况、展示文人对于其时各种社会活动和变革的心态，等。此方面的情形较复杂，俟另撰专文予以论述），这种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则是不容忽视的。

2、大量礼仪活动的举行对其时文体文风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为体现着礼乐文化精神的宴饮诗，是对燕礼的文学反映，在《诗经》中早已大量存在。《诗经》中的宴饮诗或写酒肴丰盛，或写款待盛情，其意皆不在酒肴和酬酢本身，而在表现谦恭揖让、从容守礼的道德风范以及宾主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宴饮诗发展到唐朝，虽然其遣词造句、写作范式、表达方式已大大有别于前代，但正是通过游宴和赋诗这样的行为本身，宴饮诗所内蕴的秩序井然、其乐融融的礼乐追求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整个初唐时期，以帝王为中心的宴集赋诗最为盛行。据贾晋华女士的研究，太宗朝君臣唱和共60次，其中可以考得是宴集赋诗的有40次，存诗142首；中宗景龙年间君臣唱和共56次，其中可以考得是宴集赋诗的有49次，存诗多达324首。由此可见中宗年间宴集赋诗之盛。

对于中宗景龙年间的游宴情形。史料多有记载。《唐诗纪事》卷九记自景龙二年七月至四年六月两年间具体的宫廷游宴赋诗之事，竟多达41起，其繁密程度，超过唐代宫廷诗史上任何时期。中宗朝宫廷游宴之风繁盛，自然是武后朝宫廷风气的延续与发展，从中不难想见君臣同欢乐、共愉悦、一派和睦融洽的情形。

帝王出游，必命群臣应制赋诗。如圣历二年春，宋之问、沈俭期、东方虬等扈从游龙门，群臣赋诗；圣历三年，武后幸汝州，与武三思、姚元崇、苏颞、薛曜等宴于州南流杯亭，与群臣分韵赋诗；久视元年五月，武后与群臣游于嵩山石淙，赋七言律诗，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及李峤、苏味道、沈俭期、宋之问等均陪游并有和作。

罗时进曾对比太宗贞观和中宗景龙年间的诗风，认为与太宗时代相比，七世纪下半叶的新进学士们大都局限于皇城、宫殿、御苑，高压政治下养成的内敛心态，使他们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点缀升平、歌颂圣明、娱乐人主的角色。这大体上是不错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前后明显的对比中，武后时期的诗风当为其变化的一个过渡。

武后时期的游幸已逐渐越出宫苑池亭，进入到范围更宽广、视野更开拓、景象更丰富的大自然中，宫廷诗写作中囿于春花秋月、席草岸柳、鱼雁莺蝶的曲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开拓。如同题作《奉和展礼岱宗涂经濮济》，萧楚材的“林戈咽济岸，兽鼓震河庭。叶箭凌寒矫，乌弓望晓惊”就跳出了“行欣奉万岁，窃扦偶千龄”（薛克构）的通病，诗境略为宽广、用语稍加精警、句法对仗也不复重复。这种细微的`差别在石淙唱和中仍可见到，姚崇的“石泉石镜恒留月，山鸟山花竞逐风”、苏味道的“重崖对耸霞文驳，瀑水交飞雨气寒”、阎朝隐的“千种冈峦千种树，一重岩壑一重云”等，虽都有构思浅易、较少提炼的不足，但毕竟看到的景象与宫廷不同了，诗歌也开始走向取景自然，进行多角度描绘。并且，石淙唱和创作的十七首七律已经超过了已往七律的总和，这对律诗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倡导和促进作用，“七律在中宗宫廷中应用见广，当与武后晚期宫廷首开风气有关。”当然，这种随创作环境的移位出现诗歌表现范围的扩大，是一个突破宫廷诗写作程式的极其缓慢之过程。与之相对，倒是其时文风的变化更为显著。

除了在作品中直接描写反映各种礼仪活动外，武则天封嵩山、盖明堂、铸九鼎、建天枢等规模宏大、奢华壮观、极力讲究形式至高之大的礼仪活动对当时文风带来深刻影响。关于这一点，葛晓音先生指出：其消极方面表现为许敬宗所创造的那种典奥华丽、极尽雕饰，辞藻不厌其富丽、形象不厌其宏大的颂体和王勃的大赋大颂以及后进文人翕然效之而形成的夸诞之体；其积极方面则表现为武则天这种追求宏丽的气魄，对于盛唐以壮丽雄伟为上的审美观念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贞观以来新兴的庶族政治力量反对门阀传统，要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用新的文学形式和内容表达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使得这时的多数诗作中充满着蓬勃的朝气。如“四杰”那涉及多种宫廷诗题材的歌行，均“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噪子”、“生龙活虎般腾踔”。他如乔知之的《赢骏篇》抒写天马十年征战、汗血流离，“持来报主不辞劳，宿昔立功非重利”的报国精神。李峤的《宝剑篇》以顿挫的节奏和充沛的气势，层层描写宝剑的冶炼过程，表达畅快淋漓，充满着正规宫廷咏物诗中无法容含的勃勃生气。《汾阴行》记载祭祀汾河的礼仪活动，诗前半细致描写整个祭祀活动的开展过程，涉及到多个场景的转换，极力铺叙流衍，在洋洋洒洒中畅达情怀；后半将诗意和感情推向宫廷诗中极为罕见的世事回环不可测的主题，一唱三叹、声情流畅。

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文学素养和奖赏评价取向不仅关乎一时的文化政策和文学发展，而且会对整个社会风尚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如受到武后特别嘉叹的郭震《宝剑篇》，所咏虽为古剑沉埋的传统故事，但全诗内蕴着一种不甘命运的愤慨。经“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的几年锻炼，古剑灿如莲花、色若霜雪，是一把难得的好剑，其使命就是结交游侠子和亲近英雄人，结尾以“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寓示人生豪情，极见朝气与活力，武后将其诏示学士，则明显可见导引诗风的意向所在。

三、结束语

武则天自从随高宗到洛阳，长驻达30年之久，其利用洛阳改朝换代，策划一系列礼仪活动，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武则天对文学和文人的重视，成为促进初唐后期文学事业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其执政前后，文人积极参与礼仪活动，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文风也受到一定影响，体现出礼仪与政治、礼仪与文学的高度相关性。

篇2：武则天同时代诗人

王安石是宋代的诗人，各位，大家知道与王安石同时代的诗人有那些吗?我们可以看看下面哦!

与王安石同时代的诗人

范成大：

(1126～1193)南宋诗人。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

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任徽州司户参军，累迁礼部员外郎。

后出知处州，减轻赋税，兴修水利，颇有政绩。乾道六年(1170)，他以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的官衔，充祈国信使，出使金国，为改变接纳金国诏书礼仪和索取河南“陵寝”地事，范成大在金国“词气慷慨”，相机折冲，维护了宋廷的威信，全节而归，并写成使金日记《揽辔录》。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 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

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

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 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工诗文，早年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

刘克庄：

(1187——1269)字为潜夫，号后村，莆田城厢人，生于宋朝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卒于公元1269年，享年83岁。

是南宋一位著名的爱国诗词家，创作了大量悲壮激昂的爱国诗词。传世著作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共196卷(其中包含5000余首诗，200余阙词，4卷诗话和多篇散文)。

他的诗既吸收了唐代名家的风采，也继承了南宋前期的爱国诗人陆游的风格，反映现实，雄伟豪放;与苏轼、辛弃疾等人形成了一个风格雄健，影响广泛的`豪放派。

他继承了辛弃疾的革新精神，同时又发展了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同时还是南宋后期的一位贤臣。他爱国爱民，为人正直，为当时的学者所敬仰，为后人所传颂。

辛弃疾：

(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

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

李清照：

篇3：武则天同时代诗人

勃留索夫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商人家庭, 祖父是赎身农奴, 父亲是进步的开明商人, 受民主思想的影响, 崇尚自然科学, 是无神论者。他的外祖父是为自学成才的作家, 酷爱文学, 写过诗, 发表过作品。在这样一个思想开放, 文学气氛浓厚的家庭环境里, 他从小养成了对自然科学和文学的浓厚兴趣。天资聪颖的他, 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俄罗斯古典作家及作品非常熟悉, 这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1892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 开始了他一生文学道路的重要旅程。

勃留索夫作为十月革命前后的象征派诗人, 是一个精神生活丰富而又复杂多变的人物。他既是俄国象征派的重要诗人, 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行的俄国象征派文学运动的领导者和旗手。他在1899年编辑出版的诗集《俄国象征派》, 使俄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与发源于法国又波及世界各国的象征主义诗歌遥相呼应, 成为世界性的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他所倡导的这一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对俄国文坛冲击很大, 影响深远。直到十月革命后的20年代, 当时出现的新一代作家, 无论是共产党员或同路人, 在创作风格和形式上, 无不受到这一流派的熏陶, 象征主义仍红极一时。直到30年代, 随着斯大林统治的强化, 政府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与限制更加严格, 它才从文学地平线上逐渐消失, 以后则一直受到苏联官方的激烈批判, 被成为“逆流”, 并被列入禁区。

作为一个象征派诗人, 他注重书写人的内心世界, 认为象征比形象更能有效地反映世界的真实;但他又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象征主义者, 他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倾向, 因此他在接受了西方象征主义者许多美学观点的同时, 又富有社会敏感和生活激情, 注重对本国的民族特点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观察。他的哲学社会学观点和诗的风格又与象征派的基本观点处于相矛盾的微妙地位。如果说, 他早期的奠定了他在俄国诗坛历史地位的诗作, 如《杰作》 (1895) 、《这是我》 (1897) 和《第三警卫队》 (1900) , 具有浓郁的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气息及倾向, 那么1906年出版的诗集《花环》, 则热衷于社会主题的开拓, 表现了对革命的积极态度。他赞美革命, 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就是破坏旧事物, 并以这个观点批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此他受到列宁的批评, 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诗人”。但他仍然不懈地积极探索社会性的新主题, 歌颂劳动者。所以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 他并未像他的同侪或晚辈的众多象征派诗人和作家那样, 离开俄国, 流亡西欧, 而是继续留在俄国, 对革命采取坚决的支持态度, 并立即参加了新政权, 又于1920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他与卢那查尔斯基合作, 主持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 成为苏联早期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之一。在革命后, 他作为一个诗人, 虽然努力探索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 竭力追赶时代的步伐, 歌颂列宁和革命, 但离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有差距, 从而造成了他苦闷而矛盾的心态。他的领导职位也终于被另一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绥拉菲莫维奇所接替。1924年10月他于孤寂中死去, 享年仅51岁。勃留索夫成为早期苏联文坛昙花一现的人物。

勃留索夫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他最早接触法国象征派诗歌, 并翻译了马拉美、兰波、魏尔伦等人的作品;同时又翻译了维吉尔、莫里哀、歌德、爱伦·坡、梅特宁可等人的作品。他作为一个天才的文学组织家, 早期为俄国象征派机关杂志《天秤》做主编时, 不仅培养了一代俄国象征派诗人, 而且把这个杂志变成对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刊登了像维尔哈伦这样著名的外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他不仅对亚美尼亚文学有出色的翻译和论著, 对普希金的研究也独具慧眼。因此, 可以说他还是一位渊博的学者。

对勃留索夫文学创作的学术研究, 诗人还健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由于政治的原因使得研究止步, 并没有创立学派。但作为俄国象征派的代表诗人, 一个有才能的独创性诗人, 他在俄国诗坛上在主题开拓和风格创新方面, 都有独到的建树和深远的影响, 因此他仍不断被作为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对象。

对作家的研究免不了要探寻他的生活轨迹。勃留索夫认为, 诗人尤其应该在表现时代精神时体现出自身的重要性。他的日记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 但他生前已发表了一些自传性的作品, 如在自传体小说《我的青春》中, 他说, 诗人的职责在于传达自己的灵魂, 没有人会感到自己的精神活动无足轻重, 乃至于对把此精神传达给他人毫无兴趣。诗人的精神在本质上并不比他人的高贵, 但他们感觉敏锐且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青年时代的勃留索夫才华横溢, 他把自己追求的目标定在非同寻常的高度上, 并常因担心不能实现夙愿而急不可耐。与勃留索夫同时代的吉比乌斯、霍达谢维奇和别雷以及茨维塔耶娃等人也曾对勃留索夫有过评价, 但与他本人的形象有很大差别。这些人过度渲染了中老年勃留索夫的性格特征, 不同描绘与其说自相矛盾不如说相互补充。

在过去的50年中, 许多关于勃留索夫的研究文章都被染上了政治色彩。年轻时的勃留索夫对政治毫不关心, 然而1920年他却入了党, 并情愿为新政权的文化事业服务, 直到1924年去世。勃留索夫的从政, 在苏联批评家看来, 是弥补了他创作上的过失。尽管他的诗作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现实主义不相适宜, 而在其他人, 尤其是与他同时代的旅居国外的文学人士看来, 此乃勃留索夫的一大缺憾。机会主义这一名称用于勃留索夫如果不说是温和有余的话, 至少是很贴切的。这一事实使得人们对勃留索夫作品的价值做出公正评价具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主张艺术揭示艺术家灵魂的正是他本人。

对于一位在某种特殊环境里被仓促盖棺定论的作家, 我们也许有必要对他予以重新考察。同时, 在这种条件下试图对勃留索夫的创作道路给予全景式的评述自然也为时过早, 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缺陷。假以时日, 我们会还原一个真实的勃留索夫。

摘要：如何评价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勃留索夫的创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作用, 至今仍存在争论与分歧, 从推崇备至到极度蔑视, 可以说褒贬不一, 水火难容。这些争论说明了勃留索夫文学创作审美观念的复杂性和背弃传统的创新性, 同时也证明了文学理论在诗人面前潜伏着巨大的责任。

关键词：勃留索夫,学术研究,评价

参考文献

[1] (俄) 勃留索夫著, 黎皓智译.勃留索夫诗选--外国诗歌丛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2] (俄) 勃留索夫著, 任一鸣译.勃留索夫日记钞[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3]郑体武, 俄国现代主义诗歌[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4]周启超.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篇4：武则天同时代诗人

女皇武则天生性淫荡，养有多名男宠供自己享受。宋之问觉得自己是帅哥，于是异想天开，毛遂自荐给武则天当“鸭”，并写了“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的诗句，表达自己迫切渴望爬上武则天龙床的心情。对宋之问的无耻，连武则天都看不过去。

武则天轻蔑地将他的诗扔到一边，搂着给自己当“鸭”的张昌宗、张易之说：“朕国色天香，宋之问那老小白脸也想亲近朕的龙体，他不知道自己口臭熏天，熏得朕好难受！”二张大笑。武则天的话很快传到了宋之问的耳朵里面，宋之问从此一天刷牙数十遍，并高价从药铺里买了鸡舌香含在嘴里。武则天既然被宋老白脸的口气熏过几回，就再也没有起过“纳”他入宫的念头。宋之问退而求其次，倾心给武则天当“鸭”的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写一些或歌功颂德或无病呻吟的文章，署上张易之的大名，干枪手的勾当。不仅如此，张易之只要内急，宋之问便立即手拿卫生纸，恭恭敬敬地立在一边侍候。宋之问的这种行为，一时成为朝野上下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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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一代女皇武则天

入宫后高宗专宠武则天, 引起皇后与淑妃的不满。武则天生下一个女儿, 高宗很喜欢, 她扼女后嫁祸给王皇后, 废后便提上了议事日程。长孙无忌等反对, 李勣等支持。两方争执不下, 高宗秘见李勣征求意见, 李说:“此乃陛下家事, 何必更问外人?”许敬宗也在朝中大发议论, 说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尚欲换掉旧妇, 何况天子富有四海, 立一皇后有何不可?655年,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

后位来之不易, 巩固更难。首先要控制住后宫, 慑服其他妃嫔, 防患于未然。高宗私探王、萧二妃, 她知道后, 遣人杖二人各一百, 断手足置酒瓮中, “令二妪骨醉”, 数日而死, 从此后宫无人敢与她争衡。其次换易太子, 废前太子燕王忠, 立四岁的李弘为太子。再次贬杀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 重用李义府、许敬宗等人。

683年高宗晏驾, 遗诏:“皇太子即位于柩前, 圆陵制度, 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 取天后处分。”[3]卷5中宗继位后宠爱韦后, 欲以岳父韦玄贞任侍中, 宰相裴炎认为不可。中宗大怒, 说:“我难道不能把天下让给韦玄贞?给个侍中有什么可惜的?”[3]卷87武后认为他不堪为君, 废为庐陵王。中宗让天下给岳父只不过是气话, 武后以此废他只是个借口。中宗继位后一心想着讨好韦后, 甚至不顾天子口中无戏言的戒律, 怎能担负重任?中宗被废后豫王旦即位, 武后掌握朝政。他也很有自知之明, 把政事一股脑推给母后, 自己则闲散居处。

武后临朝称制引起不满, 骆宾王写文告说她“人非温顺”, “秽乱春宫”, “娥眉不肯让人”, “狐媚偏能惑主”, “神人之共疾, 天地之不容。”[4]侍臣将檄文呈上, 她一边朗读一边“嬉笑”, 问“谁为之”[1]卷201, 得知是骆宾王时, 说:“宰相之过也, 人有如此才, 而使之流落不偶乎?”平定徐敬业叛乱后, 武后有了长期临朝称制的打算。武承嗣看出了她的心事, 导演了一出“洛出书”的闹剧, 表明上天的意思是让武则天永远当政。这引起李唐皇室不满, 越王李贞反叛, 很快被镇压。对公开反叛者可出兵征讨, 对潜藏的政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诉诸法律, 这就需要酷吏。周兴、来俊臣就是这时出现的酷吏, 他们用诬告、逼供、诛夷的办法对付政敌, 手段残忍。要登上皇帝宝座, 光靠外戚、酷吏不行, 必须有广大支持者, 为此她改革科举, 选拔人才, 每年开科取士, 重点发展进士科, 扩大制举, 又创立殿试。

拜洛受图第二天, 明堂竣工, 她十分满意。一是实现了她多年来的夙愿, 自古帝王皆以明堂布政为美;二是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和唐朝的国力;三是为今后处理朝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永昌元年 (689) 正月初一, “大复明堂”活动如期举行, 表面看来是对神祇的崇拜, 实质上是登基的前奏。要改朝换代还得进一步拿出充分的理由。中国的儒、道都没有女子可以君临天下的说法, 但是佛教经典中却有。利用佛教经典中关于女子称王的说法, 来证明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合理性,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薛怀义等说武则天是弥勒下凡, “佛”已授命圣母神皇, 让她改朝换代, 统治东方世界, 武后令颁行天下。

690年, 关中耆老数百人前往洛阳, 上表请求降睿宗为皇嗣。武后认为请愿的人太少, 没到火候, 没有答应。不久有五万人请愿, 文武百官、帝室宗亲乃至皇帝本人都请愿, 武后批准, 兴奋地说“愈哉, 此亦天授也”[5]。重阳节登基, 改唐为周, 武则天成为独一无二的女皇。

任贤纳谏:武皇虽已67岁, 但仍保持着蓬勃向上的锐气, “太后春秋虽高, 善自涂泽, 虽左右不觉其衰”[2]卷205。她尽量做到“政由己出, 明察善断”, 但她深知自己终不能独理天下, 注重选拔人才, 经常要求臣下自荐并推荐人才。狄仁杰曾推荐自己的儿子为地官员外郎, 很称职, 武皇称赞他“举善不避仇亲, 卿是继祁奚矣”[2]卷206。她敢于冲破以往狭窄的选官范围, 谋臣猛将和文苑俊杰大批涌出, 这不仅是治理大周所必需的, 而且也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赏善罚恶:她深知用人之道, 对智能之士往往破格提拔, 后来促成开元盛世的许多著名大臣, 都曾受她赏识和提拔, 如姚崇、宋璟等。她奖拔人才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没有成见, 主要看是否称职, 被贬降的人, 若有殊政, 照样褒奖提升, 犯人后代, 亦许做官。如上官婉儿, 自幼没入宫中, 长大后才华横溢, 为武皇重用。

虚心纳谏:改朝换代之初, 她万机独断, 待政局稳定后杀掉酷吏, 重用贤臣, 从谏如流。中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皇帝, 统治前期颇能任贤纳谏, 但晚年往往刚愎自用, 但武皇是晚年愈能纳谏。

发展经济:她劝课农桑, 释放部分奴婢, 实行屯田、营田, 兴修水利, 户口显著增加, 粮食储备丰富。手工业、商业、交通业也有了发展。1971年, 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文物六百多件, 其中有铜镜一面, 光泽如新, 镜上有麒麟、龙凤等图案和铭文, 说明当时冶金铸造技术已十分精湛。建筑业也很发达, 长安、洛阳等维修或扩建, 大雁塔也修成了。退位十多年后就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局面, 从侧面证明了她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是大有发展的。

巩固边防:她重视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 对承认武周地位、向往中原文化的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 皆予以支持保护。对异邦别国, 采取睦邻友好政策, 要求藩国各守其土, 按期纳贡;对少数民族政权, 要求他们服从中央, 固守边疆。对少数民族贵族的入侵, 坚决反击, 收复安西四镇, 派兵驻守边疆。

振兴文化:早在参政时期就大集诸儒, 著书立说, 改朝换代后, 更注意振兴文化, 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是唐朝写的。武后通文史, 对史学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 注意修史。文学上她本人是少有的女文学家, 她的诗歌流传至今的有46首。

皇位继承问题是关系到皇朝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 对男皇帝来说较容易, 对武则天则感到棘手:以儿子为继承人, 死后“大周”不能维持;以侄儿为继承人, 将来儿孙会沉沦。侄儿武承嗣以为“大周革命”自己有很大功劳, 派人上书请废皇嗣立魏王, 武后说“皇嗣我子, 奈何废之”, 可见当时尚无换皇太子之意。后来发生了大臣“私谒皇嗣”的事件, 她对太子的信任有所削弱, 甚至对他是否忠诚产生了怀疑, 有人诬告太子有阴谋, 令来俊臣审讯太子身边的人, 直到太常宫人安金藏剖腹明志, 才让停止。

大臣们也不希望武氏子侄继位。李昭德说:“陛下身有天下, 当传之子孙, 为万代业, 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太子而为姑立庙者也。”[2]卷204狄仁杰也说:“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 则千秋万岁后, 配食太庙, 承继无穷。”[2]卷206武则天说:“梦见大鹦鹉两翼皆折, 何也?”狄说:“武者, 陛下之姓, 两翼, 二子也, 陛下起二子, 则两翼振矣。”[2]卷206她感到有理, 立太子之事暂时搁置。698年召李显回京治病, 半年后李旦揣测到武后的意思, 坚决请求“逊位于庐陵王”[2]卷206, 武则天遂降皇嗣为相王, 以李显为太子。武承嗣气得一病身亡。

为了消弭李武矛盾, 她煞费苦心。首先明堂立誓, 向天地神灵保证他们永远和好, 其次李武联姻, 再次严禁李武摩擦。701年秋, 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妹夫武延基发生争执, 惊动四邻。武后认为他们违背了明堂誓约, 令皇太子处罚, 皆令自缢, 将事情了结。

704年秋冬, 武则天卧病长生院, 705年张柬之等发动政变逼她退位, 武则天的政治生涯终结。她晚年积劳成疾, 又遇宫廷政变, 健康急剧恶化。“太后善自饰, 虽子孙在侧, 不觉其衰老。及在上阳宫, 不复, 形容羸悴。”[2]卷208705年1月, 武则天死于上阳宫, 终年82岁。临终前留下遗嘱:去帝号, 称则天大圣皇后;祔庙, 归葬乾陵;让王皇后、萧淑妃及褚遂良等人的子孙复业。用意十分深刻, 中宗复位后大周已结束, 留帝号会增加对武氏的敌意;祔庙归陵, 一是希望来世能继续与高宗在一起, 二是李氏子孙或许能对武氏采取宽容的态度;对王、萧等人的处理, 也是为了缓和身后可能加剧的矛盾。706年, 大唐王朝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在乾陵给她立了一通无字碑。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在统治期间社会安定, 经济发展, 上承“贞观之治”, 下启“开元盛世”, 革除时弊, 发展生产, 完善科举, 任用贤才。历史功绩, 昭昭于世。她的历史功过恰如她给自己立下的那块“无字碑”一样, 只能由历史去作出评论和判断。

摘要：武则天从一位平凡少女到女皇帝的曲折经历及她治理国家所表现出的超凡智慧让她名垂青史。执政期间, 她开设殿试制度, 奖励生产, 重视边防, 任用酷吏。晚年豪奢专断, 颇多弊政。

关键词：武则天,专断,纳谏,惜才

参考文献

[1]《新唐书》

[2]《资治通鉴》

[3]《旧唐书》

[4]《骆临海集》卷10

篇6：武则天时代饭局引发的告密案

当时武则天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这可是十分优厚的待遇了。这五品食的标准据《唐六典》：“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而且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无实者不问”，即使说错了也不追究。所以“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尤其是武则天使用了来俊臣等一批酷吏，更是无法无天，滥杀无辜。

据《朝野佥载》记载，公元684年某日，十几个侍卫军士在客店饮酒作乐，一个人开玩笑说：“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已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了。”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走出，向上司呈文告发。酒席还没散，羽林军已破门而入，把他们全部抓获，经审问属实，告发者授五品官衔，说那句话的人处斩，其余在场的人属于“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

武则天重赏告密者，但却不一定尊重告密者。有一阵子朝廷禁止天下人屠宰牲口及捕捞鱼虾。当时有个叫张德的右拾遗喜得贵子，偷偷宰杀了几只羊宴请亲友同事。参加宴席的人中有一个叫杜肃的官员，吃饭时暗暗往怀里装了一块羊肉，吃饱后就跑去向武则天告密，说张德违禁宰羊。

第二天朝会。武则天对张德说：“闻卿生男，甚喜。”张德拜谢。武则天又问：“何从得肉？”张德吓了一跳，知道违禁宰羊的事情暴露了，赶紧叩头服罪。武则天笑道：“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招客，亦须择人。”意思是说，民间做红白喜事，原来就不受禁屠宰令的限制，但你今后请客，还是要小心一点。说完，武则天还将杜肃的告密信取出来，交给张德。杜肃顿时羞得无地自容，众臣都恨不得往他脸上吐唾沫。

直到公元697年，酷吏来俊臣等人被杀，这股告密之风才落下帷幕。综合摘自《法学家茶座》、《北京青年报》

篇7：武则天设武举对武术运动的推动

一、武则天创立武举的原因

1. 打击元老贵族的政治诉求。

在武则天登基之初, 受到了众多朝廷元老的反对。为了扫清未来的帝王之路, 武则天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些反对势力, 为此, 她需要培植新的嫡系势力, 于是她开始提拔庶族, 不仅为庶族大开科举之门, 更创立武举制度, 大力选拔军事人才。在武则天当政之初, 曾出现两次大规模叛乱, 即徐敬业的扬州叛乱和垂拱十年的李唐宗室的叛乱。虽然这两次叛乱都最终被平息, 但也给武则天敲响了警钟, 她意识到了掌握军事大权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性。

2. 削弱民间武装力量的必然。

在儒家“入世”思想普遍认同的民间, 许多人把步入仕途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 可毕竟科举考试真正录取的是极少数人, 这就使渴望为官的百姓皓首穷经, 忘却了所谓的阶级冲突和矛盾, 这正是统治者乐意看到的。在武举制度设立之后, 做着“当官梦”的人群扩充了, 那些隐藏在民间的对政权有所不满的蠢蠢欲动的武装力量大大减少, 毕竟, 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推翻政权以获得官职和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官职相比, 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后者。

3. 提高军人地位的选择。

在唐朝, 封建制度以趋于完善, 社会大体呈现出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重文轻武”的问题明显愈发突出。“不肖子弟为武官者, 父母摈之不齿”甚至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而在科举制度的兴盛之下, 社会上习文之风劲吹, 军人的地位难免有所贬低。再加上战争减少, 杀敌立功的机会便少了, 因此世人都不愿从军。而武举的设立, 让百姓意识到可以通过参加武举考试来获得加官晋爵的机会, 而且所有武举人获得的荣耀程度不低于在战场抛头颅洒热血的军官。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 民间又掀起一股习武的热潮。军人的地位得以提升。

4. 建立募兵制制度的准备。

唐朝先后主要有两种征兵制度, 一是府兵制, 二是募兵制。府兵制在初唐时期显露出了它极大的优势———利用血统宗族关系以密切兵将之间的关系。但在府兵制施行的过程中, 它的致命弱点——兵权分散, 也暴露了出来。这对于一心想要集权的武则天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于是“募兵制”应运而生。募兵制最大的特点便是取消将领的世袭特权和军人的职业化。由此带来了武举发展的一个契机:之前的府兵制的征兵策略和训练模式是海选性质的, 即“先入军, 后训练”, 而募兵制的模式却是在有一定武艺基础的人当中进行征兵, 再进行训练。这就需要一定的征募标准, 而这个标准恰好与武举测试项目的标准不谋而合, 因此, 对募兵制的推广, 无形中也促进了武举制度的发展[1]。

二、武举具体选拔制度

1. 考生来源。

唐代科举考试考生来源主要有二:一是生徒, 二是乡贡。生徒主要是指来自地方州县学馆和朝廷设立的学校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里的学生, 在学校考核合格之后, 便可直接参加朝廷于尚书省举行的省试;而乡贡主要是指没在学校学习而“投牒自举”又经地方州府管理考核合格的人。而对于武举, 由于原本各路、州、府、县甚至朝廷设立的学校都没有设立“武学”这一科目, 因而在起初的武举考试中, 考生大部分都属于“乡贡”。

2. 具体的武举考试办法。

武举考试在唐代每年举办一次, 据《唐六典·三府都护州县官吏》记载, “兵曹、司兵参军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钥、烽候传骚之事”, 可见武举选拔是由武官来主持进行的。具体考核内容分为两部分, 即谋略和武艺。具体考核项目为长垛、马枪、翘关和擎重等, 然后根据考试的成绩排名确定最终及第的名额, 并将最终及第学生送至尚书省参加省试。

武举在参加省试前, 须由兵部“堪责文状”。所谓“文状”, 主要包括: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年齿形貌、优劣课最、谴负刑犯等内容。具体到考试标准, 武举考试主要有两方面要求:一是武艺技能, 是以骑射及运用武器为主评定分数的主要依据, 包括长垛、骑射、马枪等;二是身体条件, 具体包括步射、翘关、负重、材貌、言语等项, 是武举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以上标准, “通得五上者为第”。及第后, 紧接着就是授予官职, 授予官职也要视情况而定, 主要分三种情况:“一是勋官五品以上、三卫执仗、乘, 如若其品子年考已经期满, 则直接放选授职事官。二是勋官六品以下, 并应宿卫人, 凡是品子年考已达五次者, 则授以散官。散官是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 与职事官表示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唐朝武散官自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共四十五阶。三是一般平民应试者, 及第后先进行‘帖仗’, 即进行一段时间的见习锻炼, 然后再授予散官。”[2]因此, 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已经大大有利于庶族的武举考试, 还是无法保证完全的公平。

三、武举考试的具体内容

1. 长垛。

即“画帛为五规, 置之于垛, 去之百有五步, 列坐引射”。也就是说, 应试者须以石弓和六钱之箭引射, 若三十发不出均第三院则为第, 若箭入中院为上, 入次院则为次上, 若箭入外院则被认定为次。

2. 马射。

即“穿土为, 其长与垛均, 缀皮为两鹿, 历置其上, 驰马射之”,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骑射”。它规定应试者手持七斗力的弓, 在奔驰的马上射箭, 全部射中为上, 不全中者为次上, 全未射中为次。

3. 马枪。

马枪是对应试者用枪技能的测试, 它对枪的要求是“枪长一丈八尺, 径一寸五分, 重八斤”。它要求应试者在驰马时用枪刺下顶在四人头上的木板, 而不能伤及人。刺中三块或四块木板, 则被评定为上, 若刺中两板为次上, 刺中一板或未能刺中为次。

4. 筒射。

即“筒射之箭, 长才尺余, 剖筒之半, 长与常弓所用箭等, 留二、三寸不剖。为以傅弦, 内箭筒中, 注箭弦上, 筒旁为一窍, 穿小绳系于腕, 弓箭即发, 豁筒向手, 皆激矢射敌, 中者洞贯, 所谓筒射也” (《新唐书·选举制》) 。

5. 步射。

即“步射为射草人, 中者为上, 虽中而不法者为次上, 虽法而不中着为次” (《新唐书·选举制》) 。也就是单纯地考量应试者的射箭技术。

6. 穿。

就是以弓箭射铠甲, 根据穿透甲片的程度来测试应试者射弓箭的力度。

7. 翘关。

即“翘关者, 长一丈七尺, 径三寸半, 凡十举。后手持关距, 出处无过一尺” (《文献通考·选举七》) 。也就是说“翘关”相当于今天意义上的“举重”, 这无疑是对应试者力量的测试。

8. 负重。

即“负重者, 负米五, 行二十步, 皆为中第” (《文献通考·选举七》) 。显然这是对应试者力量以及耐力的测验。

9. 材貌。

就是指应试者外在的身体素质, 它要求“躯干雄伟”者为上, 不合标准为次。

1 0. 言语, 即“应对详明, 并有神采, 勘统领者为上, 无者为次”。

显然, 武举考试要选的是军事领袖, 空有一身武艺是远远不够的[3]。

四、武举制度对武术运动的影响

1. 对军事体育的影响。

由于武举考试主要目的就是遴选军事人才, 因而它对军事体育有着最显著的影响。为了能在战场大展英姿, 在武术动作的基础上, 武术人才发明或发展了一些实用的, 能强身健体的体育项目, 比如杨家拳、骑马、射箭、相扑、摔跤等。另外, 在武举考试的推动下, 众多竞技性质的体育项目开始形成。

2. 对民族体育传承与发展。

武举考试制度无形中对民族体育运动也起到了传承与发展的作用。在武举中考核的方式与规则, 在民间的加工后, 形成了一定的体制。比如“相扑”运动, 在宋代已趋于成形。宋代相扑运动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瓦舍等游艺场进行的表演活动;另一种是带有竞技性的比赛, 在这项比赛中, 参赛双方不得使用不正当手段以获得比赛的胜利, 并在比赛中设置了被称作“部署”的裁判。这项运动及其运行的制度显然是从武举制度中发展而来的。

3. 对休闲体育运动的发展。

正如前面所提, “相扑”运动发展中分化为两类, 其中一种恰恰是以表演性质为主的休闲运动。尤其是在太平盛世之下, 我们不难在以包罗万象著称的《清明上河图》中发现休闲体育运动的蓬勃景象。而这样多种多样的休闲体育的形式或多或少得益于武举制度的推动作用[4]。

4. 对武术的社会地位的提高。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 在武举制度施行之后, 习武之人增多, 长期以来的“重文轻武”的现象有所缓解, 学习武术在社会上成为了热潮。

5. 对习武之人理论修养的提高。

习武之人倘不具备理论素养, 也只能称作“莽夫”, 武举制度不仅测试武艺, 更将策论纳入考试范围, 在武举制度的施行中, 《孙子兵法》等兵书也成为炙手可热的读本。

且不论武则天的历史功过, 单从设立武举制度这一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作为“帝王”的魄力与气度。在武举制度的推动下, 中国的体育运动制度的方方面面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陈刚.试论武举制产生的历史背景[J].搏击·武术科学, 2009 (2) .

[2]王圣洪.唐朝武举制度的创立[J].闽江学院学报, 2004 (6) .

[3]李国辉.唐代的武举制对武术运动的影响[J].搏击·武术科学, 2012 (10) .

篇8：这个时代和诗人

惭愧地说，在伟棠写的这么多作品里，我只能背出那首最著名的《一九二七年春，帕斯捷尔纳克致茨维塔耶娃》其中的一小段：“大雪落在/我锈迹斑斑的气管和肺叶上/说吧：今夜，我的嗓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你的名字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喜欢听他谈论诗歌。

傍晚的上海，伟棠拉着我从浦东杀到浦西，来到淮海中路的康绥公寓，我们寻找一家刚刚从广州开过来的二手书店。在这栋民国时期的建筑里，我们按照甲乙丙丁的门牌号摸索着，终于找到了这家名为Mephisto的二楼小书店。书店老板是伟棠的好友，大家坐下来寒暄，我则好奇地研究起书架上的书。在一排靠墙而立的铁书架上，摆放了大量的文史哲旧书，还有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外国诗歌和戏剧的译著，那是一个吟诗唱歌的年代。中间还夹杂着不少马恩选集及左派思想家的著作，以及一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到的内部资料。书架边上的地上，则摆放了一个弹药木箱，里面堆着多种旧期刊和早期的少数民族调研报告。靠窗的地方还矗立着一个大书柜，摆放着书店老板自己收藏的珍贵旧书，不对外售卖。打开其中一本黄灿然签名的小书，扉页上写道：“总得有人在黑夜里听巴赫和马勒/总得有人迎接黎明迎接晨光。”

很多优秀的好书，其实都隐藏在过去，需要有发现的眼光和耐心的时间才能寻找到。我们从Mephisto抱着一袋子旧书出来，伟棠提议再去绍兴路，那里有一家专门售卖诗集的书店。

书店隐藏在绍兴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家庭小院子里，对面就是在上海大名鼎鼎的汉源书店。店名叫开闭开，不大的空间里堆满了中国现代以来出版的一切与诗歌相关的书籍和杂志，很多都是品相较好的二手书，也有独立诗人出版的签名书在寄卖。原来我也孤陋寡闻，这家最早开在大光明影院历史长廊的诗歌主题书店，一直是上海诗歌爱好者的精神花园，后来却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不得不关门结束营业。这次在绍兴路重开，象征着要让诗歌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伟棠和开闭开的老板开始热烈的交谈，讨论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讨论中国现代诗波折的命运。诗歌重归公众视野，传播着、渗透着、启迪着，可是诗真的有用吗？诗人又有什么用？

伟棠说，在这个功利社会里，一切东西我们都会问它有什么用，它能给我多少钱，它能让我赚到什么。诗当然是没用的，正是因为它没用，它才稀罕，反而变成了我们真正在里面获得自由的一个途径或者一个空间。

然而现实的吊诡，却是诗越来越有用。诗不再是抽象，而是具象成为了各种带有明确目的的工具产品。在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诗》一书的序言里，北岛就说，他因为被老师布置给儿子兜兜阅读的一首名叫《假如我是一支粉笔》的诗歌所震惊，所以才决定编纂一本陪伴孩子成长的诗集，让孩子继续保有童心和想象力。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假如我是粉笔/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在此意义上，诗歌不再是美的映射，而转变成了一种价值观的灌输，强调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导向，而忽略了个体的自在和活力。

伟棠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诗最大的用处也许是反衬出这个时代的种种荒谬，或者这个时代的局限。我深表认同。

我不是_个诗人，没有办法像伟棠一样写出优美沉静的诗句。但我热爱读诗，一切直指我们内心，将我们的孤寂和彷徨点燃的诗作都值得赞美。而我们这个时代恰恰缺乏的，就是这样无羁纯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