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正气歌》

关键词： 正气歌 拒绝

文天祥的《正气歌》（精选6篇）

篇1：文天祥的《正气歌》

文天祥的古诗《正气歌》

正气歌

文天祥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译文

我被囚禁在北国的都城，住在一间土屋内。土屋有八尺宽，大约四寻深。有一道单扇门又低又小，一扇白木窗子又短又窄，地方又脏又矮，又湿又暗。碰到这夏天，各种气味都汇聚在一起：雨水从四面流进来，甚至漂起床、几，这时屋子里都是水气;屋里的污泥因很少照到阳光，蒸熏恶臭，这时屋子里都是土气;突然天晴暴热，四处的风道又被堵塞，这时屋子里都是日气;有人在屋檐下烧柴火做饭，助长了炎热的肆虐，这时屋子里都是火气;仓库里储藏了很多腐烂的粮食，阵阵霉味逼人，这时屋子里都是霉烂的米气;关在这里的人多，拥挤杂乱，到处散发着腥臊汗臭，这时屋子里都是人气;又是粪便，又是腐尸，又是死鼠，各种各样的恶臭一起散发，这时屋子里都是秽气。这么多的气味加在一起，成了瘟疫，很少有人不染病的。可是我以虚弱的身子在这样坏的环境中生活，到如今已经两年了，却没有什么病。这大概是因为有修养才会这样吧。然而怎么知道这修养是什么呢?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心中的浩然之气。“它有七种气，我有一种气，用我的一种气可以敌过那七种气，我担忧什么呢!况且博大刚正的，是天地之间的凛然正气。 (因此)写成这首《正气歌》。

天地之间有一股堂堂正气，它赋予万物而变化为各种体形。

在下面就表现为山川河岳，在上面就表现为日月辰星。

在人间被称为浩然之气，它充满了天地和寰宇。

国运清明太平的时候，它呈现为祥和的气氛和开明的朝廷。

时运艰危的时刻义士就会出现，他们的光辉形象一一垂于丹青。

在齐国有舍命记史的太史简，在晋国有坚持正义的董狐笔。

在秦朝有为民除暴的张良椎，在汉朝有赤胆忠心的苏武节。

它还表现为宁死不降的严将军的头，表现为拼死抵抗的嵇侍中的血。

表现为张睢阳誓师杀敌而咬碎的齿，表现为颜常山仗义骂贼而被割的舌。

有时又表现为避乱辽东喜欢戴白帽的管宁，他那高洁的品格胜过了冰雪。

有时又表现为写出《出师表》的诸葛亮，他那死而后已的忠心让鬼神感泣。

有时表现为祖逖渡江北伐时的楫，激昂慷慨发誓要吞灭胡羯。

有时表现为段秀实痛击奸人的笏，逆贼的头颅顿时破裂。

这种浩然之气充塞于宇宙乾坤，正义凛然不可侵犯而万古长存。

当这种正气直冲霄汉贯通日月之时，活着或死去根本用不着去谈论!

大地靠着它才得以挺立，天柱靠着它才得以支撑。

三纲靠着它才能维持生命，道义靠着它才有了根本。

可叹的是我遭遇了国难的时刻，实在是无力去安国杀贼。

穿着朝服却成了阶下囚，被人用驿车送到了穷北。

如受鼎镬之刑对我来说就像喝糖水，为国捐躯那是求之不得。

牢房内闪着点点鬼火一片静谧，春院里的门直到天黑都始终紧闭。

老牛和骏马被关在一起共用一槽，凤凰住在鸡窝里像鸡一样饮食起居。

一旦受了风寒染上了疾病，那沟壑定会是我的葬身之地，

如果能这样再经历两个寒暑，各种各样的疾病就自当退避。

可叹的是如此阴暗低湿的处所，竞成了我安身立命的乐土住地。

这其中难道有什么奥秘，一切寒暑冷暖都不能伤害我的身体。

因为我胸中一颗丹心永远存在，功名富贵对于我如同天边的浮云。

我心中的忧痛深广无边，请问苍天何时才会有终极。

先贤们一个个已离我远去，他们的榜样已经铭记在我的.心里。

屋檐下我沐着清风展开书来读，古人的光辉将照耀我坚定地走下去。

创作背景

文天祥于祥兴元年(1278)10月因叛徒的出卖被元军所俘。翌年10月被解至燕京。元朝统治者对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许以高位，文天祥都誓死不屈，决心以身报国，丝毫不为所动，因而被囚三年，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慷慨就义。《正气歌》这首诗是他死前一年在狱中所作。

鉴赏

“养气”之说原于孟子。他所说的“气”，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性的正气。“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范畴。在宋代理学中，更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张载便以“气”作为宇宙的本体，主张“气一元论”。朱熹以“理”为世界本原，但又强调“气”化育万物的作用，在他看来，气是理与万物的媒介。文天祥在这首五言古诗中关于正气的铺写，与上述思想有一定关系。

《正气歌》这首诗的序为散文。有骈句，有散句，参差出之，疏密相间。在序里，作者先以排句铺陈，以骈散穿插描写了牢狱之中的“七气”，极力渲染出监牢环境的恶浊之至。而诗人又说自己身体本来孱弱，但在“七气”的夹攻之下，竟然安好无恙，那就是因为靠着胸中的浩然正气，有了正气在胸，便能抵御所有的邪气、浊气，这些说明了写《正气歌》的原因，接着便引出下面对“正气”的咏叹。因此，序和诗在构思上是有连属的，在技巧上是前后照应的，是全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气歌》全诗可分为三部分。从“天地有正气”到“一一垂丹青”为第一部分。这部分是对浩然之气的热情礼赞。“正气”与天地并生，与宇宙同在，诗人首先写出“正气”的这种伟大性质，使“正气”的描写，有了一种充塞乎天地之间的崇高美。天地万物，均受“正气”之禀赋。下至大地山河，上至日月星辰，都是气的化育生成。下面诗人将笔一转，便将“正气”转到人的身上，人的浩然正气，充塞于苍冥，可见正气的力量。“皇路”二句，写清平之时，禀受正气之人雍容和雅，为朝廷的清明政治尽力。这两句不是重心所在，而是下面的陪衬。下面，诗人笔锋又转，写在危难之际，禀受正气之人便表现出了凛凛气节，他们为了正义而不避祸难，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彪炳于青史。“一一垂丹青”，又是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之间的过渡之笔，显的十分自然。

《正气歌》全篇的结构核心是“时穷节乃见”。作者先以“天地有正气”发端，然后层层陪衬，突出“时穷节乃见”。之后再历举“哲人”事迹证明“时穷节乃见”;又以自己囚于土牢而坚贞不屈来表明“时穷节乃见”。全诗篇幅宏大而主旨突出、脉络分明。浩然正气直贯全篇，故历述古人事迹和己身遭遇而无堆砌之感。先写古人而后写自身，并表明“时穷节乃见”的古人正是自己的楷模，表现出他的浩然正气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沃壤之中。正由于继承、光大了优秀文化传统，才使作者文天祥成为一位民族英雄，让他发扬了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也使他的这篇古诗成为弘扬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典范之作。

《正气歌》这首诗很长，又是五言之体，容易写得平板拖沓，但《正气歌》这首诗却以其慷慨悲壮拨人心弦，使读者倍受感染。这主要是诗人充塞胸中的浩然正气流溢其闻，使诗作元气淋漓，毫无干涩之感，且词气滂沛，笔力道劲，格凋沉雄。全诗以平和稳健的散文化语言，紧紧环绕对浩然正气的礼赞，于夹叙夹议中层层深入推进展开。首言浩然之气之源与形，简括干炼。中间一通史诗性的列举，虽繁富而不累赘，十二位忠臣义士的烈举，一气呵成，俨然大河奔流，滔滔东去，且诗人三易排比句组的语言，使诗富于变化。这种表现形式上的雄浑与浩然正气意蕴上的雄威极为一致，充分而美妙地体现出全诗的底蕴：“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同时，也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作者那襟怀正气，柱天维地的高大形象。《正气歌》凡六十句，隔句一韵，通篇四韵，平仄间押，以此将诗之情韵导而逶迤，又寓激荡于从容。既浑灏苍古，又顿挫扬抑，回肠荡气。

《正气歌》这首诗用古体诗的语调来写，而不取近体的排偶整饬，显得高古悲壮。酣畅淋漓地表现了作者文天祥的忠肝义胆、铮铮铁骨;在歌赞先烈的同时，展现了作者文天祥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一位正气凛然的民族英雄形象。

文天祥简介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浮休道人，汉族人，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系南宋末大臣，文学家，民族英雄。宝祐四年(1256年)状元，官到右丞相兼枢密使。被派至元军的军营中谈判，被扣留。后脱险经高邮嵇庄到泰县塘湾，由南通南归，坚持抗元。在祥光元年(1278年)兵败被张弘范俘虏，在狱中坚持斗争三年多，后在柴市从容就义。其著作有《过零丁洋》《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正气歌》等。

篇2：文天祥的《正气歌》

文天祥入狱前后，前南宋状元的留梦炎、元朝宰相阿合马，以及在北京当”国公爷“的宋恭帝先后多次劝文天祥投降元朝，皆被凛然拒绝。身在狱中的文天祥，并未意志消沉，而是立志写出勉励世人的正气之诗。1281年夏，在环境恶劣的监牢里，一代英杰文天祥流传千古的正气之诗《正气歌》。文天祥正气歌为五言诗，全诗共六十句，句句珠玑，读来朗朗上口。

正气歌的开头交代了写作背景，写道：“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接下来是《正气歌》的诗文，“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的开头即点出“天地有正气”，至“时穷节乃见”;随后，连用十二个典故，列举出历史上有名“正气”人物，以他们的精神为例，表明正气的力量之大以及自己将效法先人的心志。接下来，全诗用八句道出浩然正气的重要性，指出正气存乎天地，贯穿日月，为三纲所在以及道义的根本。

篇3：关于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

不仅中国人如此认为, 西方人也如此认为。人们熟知的哲学家黑格尔也对此作了注解:“最自由的而且响声最完美的乐器, 是人的声音。它兼有管乐和弦乐的特性, 因为人的声音一方面是一个震动的空气柱, 另一方面由于筋肉的关系, 人的发声器官也像一根绷紧了的弦子。……它是分散在各种器乐里的响声的理想的整体。因此, 人的声音是完美的, 可以与任何乐器配合得顶合适、顶完美。”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 黑格尔的解释, 大概能加深我们对“丝不如竹, 竹不如肉”之内涵的科学机制的理解。

中国的歌唱传统, 也许就按着我们的缪斯音乐女神给我们指引的轨迹, 在新的世纪继续发展、创造、展开。今天, 我还是重复着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的一首歌曲和一篇文章的标题:日子还要唱着过!

因为, 不管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 我们都生存在这个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在进行各种交流与互动, 人与社会、政党、社会团体、社会区域之间也在进行各种交流与互动, 人与其他生命、自然环境、自然发展之间更在进行各种交流与互动。在所有的交流与互动行为中, 人, 会针对其对象产生正与负的价值判断, 更会因与对象的互动而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表现。而这种价值判断和情感表现, 在人的交际沟通中, 往往会用书面文本或口头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

而用音乐的形式, 用歌唱的形式来表达情感, 传递一种特定的情绪状态, 也许是人类的本能, 也许是人类的独创, 也许是人际沟通的规律。但是, 不管怎样, 走一山唱一山的歌, 走一路唱一路的歌, 过一年唱一年的歌, 也是一个规律。这就是说, 我们人的歌唱活动, 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前进。为此, 歌曲的创作也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前进。这是因为, 社会就是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前进的。

一、关于中国传统民歌

当代, 有一种极端化的观点, 把中国传统的民歌形态、演唱形态, 推崇到了不应有的高度。而这种推崇和宣传所产生的客观后果, 不利于弘扬和发展中国民族音乐文化, 不利于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和发展, 不利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歌曲创作的发展。

这是因为, 第一, 中国的所谓“原生态民歌”, 其本质是中国农耕时代、封建社会中的大众音乐文化在当代微弱的残存。这些过去的“原生态民歌”, 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过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形态。在过去, 它们所表达的情感, 所寄托的人们的忧思、激情、对社会的控诉, 以及其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内容, 已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 “原生态民歌”中所表达、传递的内容和形式, 并不都是当代人所能接受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条件已经不是过去的社会条件了。《兰花花》所表现出的婚嫁现实、所流露出的伤痛情感, 难道能强加于当代人吗 (包括今天的农村居民) ?《亲圪蛋》所唱出的男女调情方式, 难道不让人觉得有些原始、落后与幼稚吗?《刘梅躲婚》所暗含的人际价值判断, 难道能给当代人带来情感寄托或精神愉悦吗?

第二, 也许有人会说, 这些民歌好听啊!我听了都流泪了!

在中国的传统民歌中, 确实有一些民歌 (特别是西部民歌) , 由于特殊的地缘条件、语言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和人际关系, 在长期的音乐传播活动中,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会给人带来“好听”的感觉。但是, 这种“好听”, 究其实质无非是一个或两个“音符链条” (我们称为“旋律”) 的内在连接, 有张力, 有对比, 有律动, 因而显示出特点、个性、风格。其根本性质, 是特定时期人们在真情实感中, 依据情感流而形成的音乐化或旋律化的记录。

对中国传统民歌中“好听”的正视, 对中国传统民歌中“特点、个性、风格”的探求, 也许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 住在延安窑洞的音乐家、作曲家们, 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在陕北民间就地采风, 创作了一批在那个时代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 我们都会看到职业音乐家们对中国传统民歌大规模的“搜救”活动 (采风) , 而其成果反映在各个时期创作的优秀歌曲作品中。

这个事实说明, 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的现实之创作歌曲, 总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审美元素、传统的音乐元素。历史证明, 中国优秀的创作歌曲,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地上长出来的。

因此, 中国传统的民歌, 是音响博物馆中的收藏品, 其功能是让人们了解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 它是历史的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民族精神、民族审美的参考基因, 除此之外, 并无其他。

二、民歌概念内涵的转化

我曾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文章, 谈论中国民歌的消亡问题。当时, 在和别人的论辩中, 我悟到了一个新的道理:消亡, 指的是传统民歌的消亡, 但现实民歌依然存在。基于此, 我完成了一篇当时我认为很重要的论文《试论民歌概念内涵的发展转化》。我的观念是, 传统民歌的物理形态和生存形态的消失, 并不等于民歌现象的消失。80年代、90年代, 民歌现象仍生机盎然。当时出现的铺天盖地的盒带流行音乐、摇滚乐, 难道不带“民风”、“民性”、“民气”吗?传统民歌概念内涵中的口头性、集体性在当代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流行歌曲的笔头性、个体性。我认为, 新时期、现当代, 除政府音乐行为和学院派的音乐行为之外, 一切相关的歌曲都具有民间歌曲性质, 只是这些当代的民间歌曲, 其物理形态、技术基础已和传统民歌的物理形态、技术基础有着本质的不同了。

在这样观念的基础上, 我认为, 中国的民间歌曲之河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 士大夫、儒生阶层所指的“靡靡之音”、“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之音”等, 均是早期的中国民歌类型。它们一直被沿袭到我们当代所见到的一些传统民歌残存之中。若考察它们的根本社会特性, 我们认为, 所有的这些民歌都具有“三民”特性:

民风——民间乡土市井之俗风;

民性——民间饮食男女之情性;

民气——民间三教九流之人气。

而这种笔者所谓的“三民”特性, 用准确的学术语言来概括, 那就是大众性:大众的心态、大众的理解、大众的语言、大众的审美、大众的兴趣……

因此, 三十年前, 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流行歌曲, 同样具有这样的特性, 只是表现形式、传播方式不同而已。这难道不是民歌吗?我们或可称其为现代民歌、当代城市民歌等。而有人将流行歌曲的某个类型称为“民谣”, 本身也靠近我们的思维了。在20世纪80年代, 有人跟我争论。其实, 越争论, 我的想法越成熟。这就好像人一样, 尽管今人和古人比, 服装变了, 生活方式变了, 生活质量变了, 行为方式变了, 思维方式变了, 语言也变了, 但是, 人还是人, 人的基本属性并没有变。

既然如此, 那今天铺天盖地的网络原创歌曲, 有着什么特性呢?笔者仍用一句话概括:它们具有民歌的特性。因此, 它们是中国当代网络技术传播时代的民歌。网络传播技术、音乐制作软件的普及和大众化, 必然刺激网络民歌的急剧发展。

三、当代网络歌曲的“三俗”

在这种网络歌曲 (民歌) 急剧发展的形势下, 人们注意到一个十分突出的音乐现象, 并用“庸俗”、“低俗”、“恶俗”来描述该现象中的一大批网络歌曲 (音频和视频) 。也许, 人们在三十年前盒带传播流行歌曲的时代所说的“庸俗”一词, 用到今天, 已经不能概括这些歌曲的性质了, 已经不能解音乐传播中的“离经叛道”之恨了, 因此, 加了“低俗”和“恶俗”之辞。为此, 我的研究生在研究网络歌曲的负面现象时, 也以“庸俗”、“低俗”、“恶俗”来分类、统计、观察、思考。我也曾积极加入过对网络歌曲“庸俗”、“低俗”、“恶俗”现象口诛笔伐的行列。但是, 时隔六年, 网络歌曲负面的“三俗”现象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愈演愈烈, 大有“低之又低”、“恶之又恶”之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许, 原因有三方面:技术原因、经济原因、传统文化原因。

第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必然。音乐的传播方式也搭上了互联网的顺风车, 捡了个当代技术之便宜。为此, 音乐的网络传播, 已成为音乐传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但是, 人们也发现, 音乐网络传播的门槛, 与其他所有的传播媒介相比较, 是最低最低的。可以试比较一下, 当年, 你可以随意出版唱片吗?你可以随意印刷出版乐谱吗?你可以随意出入广播电视媒介吗?不行的, 门槛高着呢。特别是在过去的纯计划经济年代, 各种媒介传播的“守门人”, 严控政治、艺术、技术等多方面“关卡”, 凡音乐上庸俗的内容与形式, 通通过滤之, 更不用说“低俗”、“恶俗”了。

第二, 很多综合门户网站、音乐专业网站,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不得不快速地拓展各种新的业务类型, 希望通过门类众多的业务来吸引和留住互联网用户。于是, 在音乐文化上, 默认、容忍甚至欢迎了各种“离经叛道”的“恶搞”。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增加点击率, 而点击率高, 商家广告投入才多。这是经济原因。为此, 网络经济的竞争态势, 已给“三俗”的繁衍留下了广阔的“低门槛”空间。

第三, 中国的民间文化、民间歌曲的传统特性。我在《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一书中分析中国大众音乐的社会特性时认为:“大众音乐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它包含了除宫廷音乐、文人音乐之外的一切生存于民间的音乐形态。究其音乐的生产环节而言, 由于它是从低级的原始形态向高级的精英形态、从较为粗俗的口头文化向更加精确、细致的笔头文化积累、叠加而来的音乐实体, 因此大众音乐的创作主体是多层次的和多元化的;究其音乐的社会接受环节而言, 由于大众音乐的本质目的, 是再现大众的多种价值观, 实现大众的多种精神追求, 体现大众的多种审美评价和表达大众的多种生活方式, 因此, 大众音乐的参与主体是全方位的。” (1) 同时, 我也提到, “明清以来, 大众音乐中的农村、城市民间歌曲形态的形成, 有其复杂的运动轨迹。既有千百年来民间口头流传的, 也有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即兴创作的;既有普通下层民众 (包括城市的青楼歌妓) 的娱悦心声, 也有职业作者和文人们参与的商业性迎合。至此, 在一个长期社会相对稳定和经济一度繁荣的时期, 那种‘乐而词亵’、追欢买笑、招蜂引蝶并充满浓郁世俗烟火、男欢女爱气息的歌曲也就喷薄弹出, 更浓墨重彩, 并比比皆是。此刻, 上审唐宋, 下度明清, 这似乎成为了一个周而复始的社会文化规律:在社会的某一阶段, 从道德理想主义的破灭到人的人性本能追求, 大众歌曲同样起到了先锋和号角的作用”。 (2)

大众音乐在创作、传播之社会规律上, 内容是多元性的、多向性的。也就是说, “三俗”永远存在于大众音乐文化之中。古代如此, 近、现、当代也是如此。只有在某些历史时期, 某些特殊的历史条件, 暂时扼制了“三俗”的产生。比如20世纪的抗战时期, 捍卫民族的决心与追求解放的正气, 促使了“正气”精神在大众音乐内容多元化、情调鱼龙混杂化中的突出, 让“三俗”无法支配“正气”传播的大众音乐潮流。当时被批为“庸俗”的《毛毛雨》虽然曾经在上海流行, 但是在抗日革命群众歌咏活动的大潮中, 最终也销声匿迹。

在今天的条件下, 在网络“低门槛”的现实中, 在经济市场竞争中, 音乐中“三俗”的出现, 可以说太正常了。它有点像街头令人讨厌的“牛皮癣”小广告, 你禁不了, 删不掉, 而且越来越多。因为, 这些人要做生意, 要吃饭, 要生存, 他就不顾一切地滥贴广告。在音乐文化中, 写歌、唱歌, 是各层面的人的本能反应。即使有人写了“三俗”的歌, 只要不是影响社会秩序的网络谣言、恶骂, 我们就不能把他抓起来。

笔者讲此话, 并非为“三俗”行为辩解, 而是希望我们对“三俗”行为有一个科学、冷静和淡定的认识, 这就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环境,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在多元化的社会群体中, 多种层次的社会人、多种多样的人生价值观, 必然要形成多种多样的对休闲娱乐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人们在创造、消费音乐文化的时候, 必然要锁定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而为他们提供传播手段的网络, 也只是要在人们的追求行为中, 努力想分到一块“蛋糕”。

尽管如此, 难道我们就可以因为“三俗”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吗?面对这样的现实, 我们如何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的、大众的音乐文化?如何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四、关于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

当代, 在音乐文化的社会传播中, 互联网的传播, 只是多种手段中的一种。音乐传播, 还更多地分布在其他传播手段中, 如唱片、广播、电视、无线移动终端、广场音乐表演、剧场音乐表演、街头与社区音乐表演、学校音乐表演等方面。我们可以把它们形容为“阳光型音乐传播”。因为, 这些传播, 是在社会正能量覆盖之下光明正大的音乐传播, 是在向上的价值导向、较完美的艺术尺度和技术尺度监督下的音乐传播。这个传播的平台具有公开性、光明性。

在以上这些“阳光音乐传播”的平台上, 我们可以有所作为, 能以实际行动向网络的“三俗”宣战。这就是说, 我们要在这些平台上, 努力地倡导和弘扬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

也许人们要问, 什么是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什么是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按我的理解我的理解, 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 是贯穿在歌曲传播的所有环节中的一种气场的所有环节中的一种气场、一种价值取向、一种认同感感、一种整体的和谐感。它们覆盖着歌曲的传播源、传播源的品质播源的品质、传播内容、传播内容的质量以及受众的情绪状态和审美反馈等多个方面绪状态和审美反馈等多个方面。我认为, 这种审美正气, 绝不是像前几年那样唱唱“红歌”就能树立起来的, 也绝不是靠几个“明星”走台就能树起来的, 更不是在盲目、极端地追求商业利润中就能树起来的。

我给大家举些实例, 介绍几个网络链接。 (1) 你打开这些链接, 就会看到这些例子。通过网络的传播, 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看到现场音乐的表演。其中一个歌唱表演者, 是当代俄罗斯很著名的女歌手叶莲娜·瓦恩佳 (ЕленаВаенга, 英文Elena Vayenga) 。在这些表演录像中, 你如同进入了一个崇高而神圣的艺术传播空间, 你会感受到一种震撼的正能量, 你会体验一种无以言表的情感激动。哪怕你不懂俄语, 听不懂歌词, 这种强大的艺术的、精神的力量也会冲击着你, 此刻, 你也许会感叹:原来, 唱歌、听歌, 还不只是简单的娱乐休闲啊!歌声在传递着一个民族的精神, 歌声在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力量, 歌声也在解读着大众音乐文化中最纯洁、透明的审美感受。

叶莲娜·瓦恩佳在演唱

以上我们举出的例子, 形象地说明了什么叫作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

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 连接着历史、当代和未来;

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 覆盖着歌曲表演者和音乐受众的多侧面受众的多侧面 (包括各方的素质、修养、道德、价值观、社会观社会观) ;

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 更需要音乐传播链条中所有的人有的人 (如音乐传播的“守门人”, 音乐的词曲作者, 大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音乐教师, 商业音乐从职者等等等等) 来共同参与。

这样, 我们才能创建一个庞大的“阳光型音乐传播”平台,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弘扬歌曲传播中的审美正气, 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富于成效地扼制网络音乐传播中的“三俗”现象。

但是, 当前的各种社会音乐现象, 也许人们已有目共睹。““三俗”的倾向, 似乎已不限于网络了;“三俗”的制造者的制造者, 似乎已不再只限于某些业余网络歌手、写手了了;似乎有的主流媒体, 在追逐利益的趋势下, 也在跟风赶潮了……

笔者在此与其说是忧虑地笔者在此与其说是忧虑地, 还不如说是科学、冷静静、淡定地自问:我们的音乐文化, 应当怎样来配合实现我们的中国梦现我们的中国梦?我们的社会生态环境, 应当怎样使年轻人努力地开创未来轻人努力地开创未来?我们的民族精神, 应当怎样通过音乐文化来高度地凝聚在一起音乐文化来高度地凝聚在一起、无敌于天下?

(2014年1月于北京)

注释

1曾遂今著《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17页。

2同上书, 第15页。

篇4：文天祥的《正气歌》

首先，我的文章讨论的问题是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中为何不选《正气歌》，并不是研究《正气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问题。王水照先生曾提出，我们对钱锺书先生的研究应分为两步，首先是“照着讲”，了解钱锺书先生都说了些什么；其次才是“接着讲”，在尽可能认识钱先生的基础上，再试图进行对话。尽管我在文中提到诗歌的继承和创新，但主要还是试图以钱先生的判断为前提，进行一些“照着讲”的工作。所以，商榷的关键不在于“我”或者刘先生是如何看待《正气歌》或者《正气歌》本身艺术价值的高低有无，而是钱锺书先生是如何看待《正气歌》的，为什么诗选没有录取这一首诗。因为《宋诗选注》显示的是钱先生的艺术眼光和审美价值，不选《正气歌》，说明钱先生对它有不认可的地方。尽管我很赞同刘先生所说的“《宋诗选注》不选它，丝毫无损于它的神圣与光辉”，但我同样认为，无论《正气歌》“哺育了多少仁人志士”，《宋诗选注》未选它，也无损于《宋诗选注》的价值。

另外关于《宋诗选注》的“选”诗，历来评论颇多，这里我不想再做大段的引论，刘永翔先生的《读(宋诗选注)》(冯芝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120—13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一文分析透彻，评论尤精，足资借鉴。

其次，关于刘世南先生引经据典所批驳的“《正气歌》全取苏轼《韩文公庙碑》，整篇全本石介《击蛇笏铭》，明董斯张《吹景集》、清俞樾《茶香室丛钞》”一段文字，并得出结论说《正气歌》的这些特别并非“弥、侯两先生认为是《歌》的缺点”。问题在于这并非弥松颐先生和在下的意见，而是钱锺书先生的原文。弥松颐先生是《宋诗选注》一书的责任编辑，在《宋诗选注》的成书过程中与钱先生就有关问题曾多次商讨，他于《“钱学”谈助》(人民政协报。2005年4月18日，第235期)一文中提到有关《正气歌》的问题，并在报上附了钱锺书先生通信的影印原件。所以弥先生文中的“……《正气歌》一起全取苏轼《韩文公庙碑》，整篇全本石介《击蛇笏铭》，明董斯张《吹景集》，清俞樾《茶香室丛钞》等皆(早)言之；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早”、“亦”二字为报纸遗漏原信文字)一段话为钱先生的信件原文，并非弥先生的评论，更不是我在“白天说梦话”。在《谈艺录》中钱先生有多处谈到诗歌的用典，他欣赏的用典是“如盐入水”，反对的是“眼里金屑”，如果可以把用典与诗歌的借鉴看作同类的技巧的话，我想钱先生所说的“全本”或“全取”是有他的用意的。也许我们试图对钱先生的结论所做的一些解释说明有不到位之处，或者有曲解了钱先生原意的地方，那是我们与钱先生的思想差距实在太大的缘故，但我们不会妄替钱先生下结论。

第三，刘世南先生又指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即弥先生所谓‘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侯先生猜测是：‘极可能是中间排比部分的‘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一句与其他不类，将忠贞铁骨与贰臣降将混为一谈，相提并论。”这里“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是钱先生原话，是弥先生所引，不是弥先生所言。但后面猜测“为颜将军头，为嵇侍中血”确是我冒昧的假设，同时我还引用了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的一段话作为例证：“知作诗之人，论作诗之人之世者，十不得一焉。不论其世，不知其人，漫日温柔敦厚，诗教也，几何不以受辛为天王圣命，姬昌为臣罪当诉，颜将军头、嵇侍中血举以为天地正气耶?”(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第3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之所以取这个例证，是因为陈衍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是一位诗坛耆宿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的忘年交，《石遗室诗话》的大加揄扬，对青年钱先生是很大的激励。从《石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钱先生对陈衍的诗作及诗话都非常熟悉，所以我做了大胆的假设，以《石遗室诗话》的这段文字做了辅助证明。

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我与刘世南先生都引用了《三国志》中下面这段文字：

破(益州刺史刘)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三国时期的“引为宾客”的“宾客”身份该如何界定，但是张飞释放了严颜，史书中也未见有严颜重返刘璋帐下效劳的记载，所以我也就假设严颜此后在张飞幕下听命，也就自以为是地认为“严颜口称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最终却还是投降了”。(《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4页)而刘世南先生以为“严颜不过由于他的视死如归感动了张飞，没有被杀，还被引为宾客。全部《三国志》并未记他投降蜀汉，出谋划策，或挥戈上阵，怎么扣得上‘贰臣降将’的帽子?”

如果张飞义释严颜并“引为宾客”，严颜还不算投降蜀汉，一定要为蜀汉“出谋划策或挥戈上阵”才算投降的话，那么文天祥对待忽必烈的亲自劝降，似乎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只要被忽必烈“引为宾客”然后学《三国演义》里面那位进曹营的徐庶，就不会被算作“贰臣降将”了。

然而我们看到，文天祥被俘后，忽必烈也是恩威并重，一再试图感化文天祥，文天祥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宋史》卷四一八载：

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

文天祥的选择并不是《正气歌》那位断头将军的行事方式。事实上，对严颜这位“断头将军”的投降，晋代常璩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时已表明他是不可取的人物：“常氏标榜人物，偏重忠节孝义。故《巴郡士女》不收赵韪。而此疏证亦不举严颜。”可见严颜并不是一个真正可以用来标榜气节的历史人物。所以，文天祥用“严将军头”这个典故表明心志，确实与自己心志以及诗歌中罗列的其他事例不符，显然这是有逻辑问题的。

我在《(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开始即说，按照钱锺书先生提出的“六不选”原则，对于未选人的诗歌存在的原因分析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此前，陶文鹏等先生也对《正气歌》未能人选《宋诗选注》提出过很有见解的看法，虽然也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以为，无论我们进行怎样深入的探讨分析，得出怎样合理的推论，终归是一种假设。只有钱锺书先生本人才可能真正揭示这个谜。囿于见闻，我一直未见到钱先生明确说明《正气歌》的文字，直到一览弥松颐先生的文章和他提供的钱先生亲笔书信，我想这应该算得上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了。

篇5：文天祥《正气歌》教案

1.理解并背诵《正气歌》(序除外)。

2.分析“正气”的含义并体会诗中蕴涵的爱国精神。

3.掌握五言诗的有关常识。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词

文天祥;正气;五言古体诗。

2.内容提示

作者文天祥用五言诗的形式历数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不朽事迹，歌颂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显示了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

本文题目为“正气歌”，在诗里，作者将似乎很抽象的“正气”具体化，说它“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而这天地正气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就表现为志士仁人的凛然气节。诗的前半篇，可以说是民族气节的赞歌。接下去，由礼赞前代英烈而转入自叙，叙述他从容赴难，临危不惧，斗争到底，视死如归。诗的后半篇，可以说是他坚持民族气节的战歌。

三、作者生平

文天祥，原名云孙，字天祥;选中贡士后，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后又改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南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于此两年前，北方蒙古贵族jun队一举灭掉了金国;于此一年前，又兵分三路南侵，在四川、襄汉、蕲黄、江淮之间漫长的战线上，向南宋发动了全面攻势。文天祥一出生，就面临着南宋政府极度腐败、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严酷现实。

文天祥不平凡的一生，以恭帝德佑元年(1275)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天祥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其父文仪，字士表，号革斋，以读书勤敏、学识渊博闻名乡里。他“嗜书如饴，……有未见书，辄质衣以市”。(《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见《文山先生全集》。下文凡引自此集者只注篇名。)对其子管教甚严：“夜呼近灯，诵日课，诵竟，旁摘曲诘，使不早怡，以习于弗懈。小失睡，即示颜色，虽盛寒暑，不纵检束”。(同前)天祥不但学习刻苦，成绩卓异，而且常为书中志士仁人的崇高精神所感动，立志要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他后来回忆说：“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胡铨像，皆饰忠节，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宋史》本传)二十岁入县城白鹭洲书院，就学于欧阳守道之门。守道号巽斋，“少孤贫，自力于学，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为乡郡儒宗。”(《宋史·欧阳守道传》)文天祥在品格操守方面，又受到巽斋的深刻影响。

理宗宝佑三年(1255)秋，天祥与弟璧同举郡贡士。翌年五月应礼部试，对策集英殿，文思泉涌，挥笔立就万言，被理宗亲擢为进士第一名。主考官王应麟奏道：“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宋史》本传)这篇《御试策》，切陈时弊，毫无避忌，上自皇帝，下至暴吏贪官，无不在指斥之列：“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并进一步指出：“天久而不坠以运，地久而不隤以转，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要求理宗彻底改变因在位日久而政理浸怠的现状，“法天不息”，励精图治。

天祥及第的第四日，其父病逝于临安客邸，他与弟扶柩还乡，守丧三年。

宝佑六年(1258)，蒙古大汗蒙哥率军侵入四川，忽必烈领兵直逼鄂州，南宋局势更加恶化。理宗开庆元年(1259)九月，天祥入京任职，授承事郎、兼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这时，南宋权奸贾似道以枢密使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慑于敌军威势，不组织抵抗，只一味告急。一时间京师汹汹，朝廷震恐。内侍董宋臣竟主张迁都逃跑。朝廷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南宋军民的浴血抵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天祥刚进京，就上书，乞斩董宋臣，以使“将士感泣而思奋”，并提出了连结州县、联合抗敌等应急措施，朝廷却不予理睬。血气方刚的文天祥不满于朝廷的昏暗，便弃官回乡。同年冬，贾似道投降卖国，暗与忽心烈媾和，称臣纳币。不久，蒙哥在四川被英勇的南宋军民打死，忽必烈急于夺取大汗位置，撤兵而去。贾似道竟乘机谎报“诸路大捷”，理宗不察，诏令“论功行赏”。景定元年(1260)四月，忽必烈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七月，派使节南下，要求南宋政府履行和约。贾似道深惧议和事发，只得将来使拘禁起来。这一情况，又成为蒙军大举南侵的借口。

从景定元年到度宗咸淳十年(1274)这十五年间，文天祥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刑部郎官、礼部郎官、尚左郎官、实录院检讨官、玉牒所检讨官、秘书监等朝中官职，并先后出知瑞州、宁国府、赣州，领江西、湖南提刑。他任地方官，能关心民间疾苦。如知瑞州时，曾“积缗钱万，创便民库”;知宁国府时，又曾奏免了本地部分税务，“百姓欢舞”。他在任朝官期间，继续与误国害民的权奸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如景定四年，曾上书弹劾被朝野称为“董阎罗”的董宋臣。咸淳六年，贾似道以“致仕”(退休)要挟度宗，度宗苦苦挽留。文天祥此时任制诰、兼学士院权直，受命替皇帝草拟挽留贾似道的制诰。他在文稿里一反惯例，不但没有夸赞功绩，而且“裁之以公义”。贾似道恼羞成怒，指使台官诬告，罢了天祥的官。天祥再次愤然回到故乡。

从恭帝德佑元年奉诏起兵到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英勇就义，是文天祥生平的第二阶段。在这八年里，文天祥直接参与并亲自领导了南宋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元斗争，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一面战旗。

德佑元年春，元丞相伯颜军水陆并进，大举南侵。贾似道所统诸路军一败涂地，南宋沿江诸州相继失陷，元军直逼临安，南宋政府急令各地发兵“勤王”。文天祥时在江西，决心与国家民族共存亡。在“无兵无将，无官无吏，无钱无米”的条件下，立即发文告，募义兵，捐出全部家产作军费。由于他保国抗敌的行动符合民族利益，所以很快建立了万余人的抗元武装。他亲自领军前进，四月下吉州，七月过衢州，八月入临安。所过之处，秋毫无犯。这支jun队以严明的纪律，粉碎了投降派的诽谤，赢得了沿途广大人民的信任，很快扩充到三万余人。入临安后，朝廷以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大使，知平江府(治江苏吴县)事。十月，除端明殿学士。然而，此刻的南宋朝廷，已经完全笼罩在失败主义的冷雾之中，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并为元军作向导。朝廷竟决定追封吕文焕的亡兄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并擢升其子吕师孟为兵部尚书，企图通过他与吕文焕的关系，向元人乞降。对此，文天祥坚决反对，上疏说：“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乞斩吕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在南宋政府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常州、平江、独松关相继陷落，元军迅速逼近临安。在此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文天祥正确指出：元军入侵过速，后方空虚，而我两淮等许多地区尚保存着相当的武装力量。政府应振作精神，在临安与敌决一死战，同时调集敌后兵力，使敌首尾不能相顾。一战获捷，便会大挫敌军锐气，给全国军民以鼓舞，以促成战争形势的好转。但是，早已决计投降的南宋政府却诬之为轻举妄动，弃置不理。

德佑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军占领了离临安仅三十里的皋亭山，通知南宋政府派人谈判，企图逼迫南宋政府不战而降。正当此际，奉命出使元营的右丞相陈宜中竟连夜潜逃，不如去向。翌日晨，朝廷召文天祥，授枢密使，中午，又授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二十日，令天祥入元营谈判。友人及部将知天祥必不肯降，料此行凶多吉少，苦劝他不要去。天祥认为：一则“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二则，“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三则，“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指南录后序》)因此，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入元营后，文天祥严正指出，若要谈判，元军必须立即无条件退兵到平江、嘉兴一线。在与伯颜辩难时，自称“大宋状元宰相”，词旨慷慨，大义凛然，使敌“大酋为之辞屈而不敢怒，诸酋相顾动色，称为丈夫”。(《指南录·纪事诗序》)伯颜等痛感文天祥是他们迫使南宋政府投降的最大障碍，便强行扣留。第二天，南宋政府竟派左丞相吴坚等五人，号称“祈请使”，奉表献土于元营。二月五日，端宗率百官拜表祥曦殿，南宋政府正式降元。

二月九日，文天祥被迫登舟，与贾余庆、刘岊等“祈请使”一同被押解北上。途中，文天祥不断痛骂伯颜失信、贾余庆等卖国，求速死而不可得。随天祥同行的，除帐前将官十人外，还有抗元志士杜浒，文天祥多次与他们研究脱险计划。二十九日夜间，文天祥一行十二人，在人民冒死相助下，终于由镇江逃出，流离转徙，终于找到了南宋流亡政府。这年三月，元军押解宋恭帝赵显和皇太后全氏等北行。五月，端宗(赵昰)于福安即位，改元景炎。天祥投奔福安，授通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从景炎元年七月到景炎三年十二月战败被俘，发动并领导了南宋军民抗击元军的最后的殊死的战斗。景炎元年七月，他赴南剑聚兵以图收复江西。由于元军暴行激起人民广泛反抗，所以义旗一举，各地人民纷纷送子弟投军，许多爱国志士也踊跃前来求入幕府。他便率领这支新军入汀州、过漳州、经梅州，进赣州境，几经转战，军心益奋，景炎二年六月三日，激战于雩都而大捷，重挫元军。他后来回忆说：“大捷于雩都，进攻兴国县，县反正，于是驻屯。遣大兵攻赣州，又以偏师出吉州，赣诸县皆复，虏号令惟行于城中。吉水、永丰、万安、永新、龙泉以次皆复，临、洪、袁、瑞，莫不响应，诣军门请约束者相继。兴国、黄州新复，皆来请命。……幸而一捷，国事垂成之候也”。(《集杜诗·赣州序》)雩都大捷后，义军军威大震，“号令通于江淮，”(《纪年录》)抗元战火有燎原之势。元统治者大惊，急调重兵围攻。文天祥部下虽无比骁勇顽强，但因力量对比悬殊过甚，攻打赣州、吉州二城时接连失利，终于被迫退至空坑，损失惨重。天祥的夫人及一子二女亦被元军掳去。空坑失败后，文天祥并未灰心，仍激励并领导人民继续进行抗元斗争。景炎三年四月，端宗卒，帝昺即位，改元祥兴。八月，授天祥少保、信国公，率军屯潮州潮阳。十二月十五日移屯海丰，二十日，中途被元军骑兵追及，战败被俘。

被俘后，由元军元帅、汉奸张弘范亲自押解北行。从潮州下洋，经九个月水陆行程，于祥兴二年十月一日抵达燕京。一路上，文天祥坚持斗争，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就在文天祥被俘后不久，祥兴二年二月六日，崖山大战，血染海水，南宋流亡政府最终覆亡了。

文天祥虽然久系狱中，但被元统治者铁蹄蹂躏的广大人民仍然把他看作是自己抗元斗争的领袖。人们首先急于营救天祥出狱。中山府人薜宝柱曾聚数千人。“自称是真宗幼主，要来取文丞相”。“又有书于椟者曰：‘两卫军尽足办事，丞相可以无虑’。又曰：‘先焚城上苇子，城外举火为应’。”(邓光荐《文丞相传》)这些传闻，使元统治者草木皆兵，日夕不安。元统治者终于决定处死文天祥以绝后患。此时，元朝一些大臣纷纷上书说：“南方丞相，无如文天祥。”还说：“文天祥，宋状元宰相，忠于所事，若释不杀，因而礼待之，亦可为人臣好样子”。天祥闻说，不为所动，只求速死。在写给舅父的遗书中，天祥表示：“刀锯在前，亦含笑入地矣”。(《与方伯公书》)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忽必烈召文天祥，“天祥入殿中，长揖不拜，左右强之拜跪，或以金挝其膝伤，公坚立不为动”。当忽必烈表示愿委以大任时，文天祥平静地答道：“愿与一死足矣!”第二日赴刑场，他自觉无愧于国，无愧于民，心中很坦然。临刑，从容问左右曰：“何为南方?”有指之者，即向南再拜，说：“臣报国至此矣!”慷慨就义，时年仅四十七岁。燕京百姓，见者闻，无不下泪。曾参加过抗元斗争的王炎午在《望祭文丞相文》中说：“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这一高度赞誉，反映了宋末元初广大人民对于民族英雄文天祥深切的缅怀敬仰之情。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文天祥平生有《文山随笔》数十大册，常以自随，遭难后尽失之。元贞、大德间，其乡人搜访，编为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世称道体堂刻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后，又曾几度校勘编次。《四部丛刊》所收《文山先生全集》，鉴于旧刻“简帙庞杂，篇句脱误，岁久浸漶，几不可读”，遂重新编次为二十卷本：诗(德佑前作品)二卷，文十卷，《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集杜诗》、《纪年录》、《拾遗》各一卷，《附录》二卷。其中，诗六百零八首，词六首，集杜诗五绝二百首，集杜诗胡笳曲十八首，共八百三十二首。

2.诗歌

文天祥的诗歌，和其生平相一致，也是以德佑元年直接参加并领导抗元斗争为转折点，表现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德佑以前的诗歌，保存至今的有242首，打开这些诗卷，我们看到，在国家民族空前忧患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内心充满了忧国忧民的热情，他在知瑞州时所作的《题碧落堂》诗中说：“修复尽还今宇宙，感伤犹记旧江山。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这里的“秋风紧”，和《山中感兴三首》中的“北风急”，都指日益猖獗的民族侵略。他渴望早日击败入侵者，统一祖国，使人民不再流离，发出了“何日洗兵马，车书四海同”(《题黄冈寺次吴履斋韵》)的呼声。即使在被迫退居文山期间，他也无时不在忧心国事。“昔为江上潮，今为山中云。江上潮有声，山中云无情。一年足自念，况复百年长!但存松柏心，天地真茫茫。”(《山中感兴三首》)“寓形落落大块间，嘘吸一气自往还。桑弧未了男子事，何能局促甘囚山!”《生日和谢爱山长句》“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夜坐》)这些诗，都表现了他渴望施展抱负、献身国家的热情。

个别诗篇，还直接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如在《贫女吟四首》中，他就曾代“为人拈绣针”，终日“汗如雨”的贫家姑娘抒发过“百巧不救贫”的悲愤。

也应当指出，文天祥在德佑以前的诗歌中，赠相士、丹士、道士之作很多。虽然如他在给老师欧阳巽斋的信中所解释的那样：“江湖之人登门者日不绝，彼诚求饱暖于吾徒之一言，吾徒诚悯其衣食之皇皇，则来者必誉”，但作为诗歌创作，这必竟是一个缺憾。

使文天祥的诗歌获得“诗史”盛誉的，还在于德佑以后的作品。文天祥作诗是很勤敏的。在戎马倥偬之际，在千难万险之中，甚至在被拘被囚失去人身自由的时候，他都没有放下诗笔。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而作诗的目的，则一是“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二是使“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他早期就把“忧国杜少陵，感兴陈子昂”奉为学习的楷模是一脉相承的。

德佑以后的诗作分别汇编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和《吟啸集》等诗卷里。《指南录》中的诗，主要反映的是赴元营谈判、被拘北行、镇江脱险和追寻南宋流亡政府的这段经历，“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这两句诗，说明他为什么把这一时期的诗歌结集名为《指南录》。《指南后录》中的诗，主要反映的是战败被俘，被囚系于舟中北行，以及至燕京被囚这段经历。“《吟啸集》则当时书肆所刊行，与《指南录》颇相复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内容以反映燕狱生活为主。德佑以后的诗歌，以文天祥自己参加和领导抗元斗争的惊心动魄的艰难历程为主要线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南宋覆亡时期的一部“诗史”。

元军所到之处，任意掳掠残杀，甚而屡有“屠城”暴行。文天祥两次被迫北行途中，目睹种种惨象，痛心疾首，悲愤交集，写出了控诉侵略战争的大量诗篇。“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哉睢阳守，冤哉马邑屠!”(《指南录·常州》)“连年淮水上，死者乱如麻!”(《指南录·吊战场》)“楚州城门外，白场吹悲风。累累死人冢，死向锋镝中。”(《指南后录·淮安军》)“遗民死欲尽，莽然狐兔丛”。(《指南后录·彭城行》)“野火无一家，荒草青蔓蔓。”(《指南后录·发淮安》)“朅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飚风吹鬓华”。(《指南后录·南海》)“烟横古道人行少，月堕荒村鬼哭哀!”(《指南后录·越王台》)这样触目惊心的诗句，凝聚着诗人的血泪，也凝聚着民族的苦难。

对侵略暴行的恨，正是由于诗人对祖国怀有深挚的爱。“昨夜三更梦，春风满故园”。(《指南录·沉颐家》)“故园水月应无恙，江上新松几许长?”(《指南后录·苍然亭》)“江山有恨销人骨，风雨无情断客魂。”(《指南后录·再和》)“独自登楼时拄颊，山川在眼泪浪浪”。(《指南后录·登楼》)“清泪难忘父母邦”。(《指南后录·泰和》)这些诗，字字句句都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在这些直接倾吐对祖国的无限深情的诗句里，我们看到了一颗拳拳赤子之心。

文天祥还在许多诗篇中，反复表白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誓与国家民族共存亡的决心：“自古皆有死，义不污腥膻”。(《指南录·高沙道中》)“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指南后录·元夕》)“俯仰经行处，死生谈笑间”。(《指南录·纪闲》)“但令守吾贞，死生浩无愧”。(《指南录·有感呈景山校书诸丈》)“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平生读书为谁事? 临难何忧复何惧!”(《指南后录·言志》)“纵饶夜久胡尘黑，百炼丹心涅不缁”。(《指南录·题苏武忠节图》)“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指南后录·南安军》)“唯存葵藿心，不改铁石肠。断舌奋常山，抉齿厉睢阳”。(《指南后录·壬午》)“无书求出狱，有舌到临刑。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铭”。(《吟啸集·已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像这样正气浩然，掷地有声的诗句，说明文天祥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过零丁洋》诗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词，更垂训千古，数百年来，鼓舞无数有志之士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牺牲，前仆后继。

与此相对照，他对于那班平日欺压百姓、耀武扬威，一遇危急存亡之秋，就屈膝投敌、卖国求荣的朝廷命臣们，则给予无情的谴责与鞭鞑：“正气扫地山河羞，身为大臣义当死。……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指南后录·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把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封建统治者：“至尊驰表献燕城，肉食那知以死争!”(《指南录·使北》)这说明，文天祥矢志抗敌以至一死殉国，不仅是为南宋君主尽忠，也符合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

对战友和亲人的缅怀和伤悼，构成文天祥后期诗歌的又一重要内容。当文天祥身陷囹圄之后，回想轰轰烈烈、南征北战的岁月，缅怀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志士和部将，心嘲澎湃，不能自已，便借杜诗成句以发之，写成《集杜诗》绝句二百首。此外，文天祥还创作了不少思念亲人的诗歌。为了抗击民族侵略，文天祥和他的一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家国伤冰泮，妻子叹陆沉。……人谁无骨肉，恨与海俱深!”(《吟啸集·感伤》)“岂料国破家亦亡!”(《指南后录·六歌》)“梦中儿女慰生离”。(《指南后录·早秋》)“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长与地久，此恨极千古。来生业缘在，骨肉当如故”。(《指南后录·过淮河宿阚石有感》)“肮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指南后录·得儿女消息》)在燕京狱中时，他与妻子儿女咫尺相隔，生死不知。元统治者多次以骨肉相聚、富贵荣华引诱他投降，他始终没有动摇，表现了松贞霜洁的民族气节。

文天祥诗歌的代表作即是我们将要讲解的至元十八年夏作于燕京狱中的《正气歌》。

3.散文

文天祥的散文也值得重视。他的散文可以说无体不备，但最有文学价值的则是以下三类：

第一类包括《御试策》和已未、癸亥年两次上皇帝书。这些鸿篇巨制，陈述政见，指斥时弊，说理详明，措辞激烈，有如长江大河，浩瀚无涯，具有秦汉政论文的特色，第二类是为自己的诗集所写的序文，如《指南录自序》、《指南录后序》和《集杜诗自序》等等，而以《指南录后序》(我们中学已经学过)最著名。这篇《后序》，追叙其抗辞犯敌、被押北行、逃回福州、九死一生的历险经过，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而作者守义不屈的精神风貌，凛然如见，是南宋散文中的光辉篇章之一。

第三类为记游散文。这类文章共有十数篇之多，如《文山观大水记》、《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记》等，都很有特色。

4.词

文天祥的词，《全宋词》辑有《齐天乐》二首、《酹江月》三首、《满江红》二首和《沁园春》一首。《酹江月》中的“水天空阔”一首，一说为邓剡词，待考。词虽不多，却像他的诗那样寄壮志，抒豪情，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如《酹江月》：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虫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上此，方来还有英杰。堪笑一叶飘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江山回首，一线青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激昂慷慨，苍凉悲壮，为宋词奏出了最雄壮的尾声。

五、创作背景

篇6：文天祥 正气歌 解释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二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宝佑四年(1256)举进士第一。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长驱东下，文于家乡起兵抗元。次年，临安被围，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往敌营议和，因坚决抗争被拘，后得以脱逃，转战于赣、闽、岭等地。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受尽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1283年1月9日就义。

1281年夏，在湿热、腐臭的牢房中，文天祥写下了与《过零丁洋》一样名垂千古的《正气歌》。在自序中，文天祥详细的描述了大都囚居环境“水、土、日、火、米、人、秽”七气弥漫的恶劣，“以一正气而敌七气”的乐观心态，充分的.表达了自己坚贞如一、坚韧不拔、始终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可贵品格。

文天祥被押解至大都之后，忽必烈为劝其归降，可谓是煞费心机。先是派投降的宋朝大臣以同僚之情相劝，被文天祥骂走;继而派其弟文璧前来劝降，企图以亲情感化，文天祥则以“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诗示之，令其羞愧而退;最后，忽必烈命令已经投降的宋恭帝到狱中相劝，仍被文天祥拒绝。从这一点上，可以充分的看出，文天祥的“忠”，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大忠”，而非仅仅是忠于一家一姓的“愚忠”。在文天祥的身上，突出的体现了汉民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品格，充分表现了文天祥的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操。

公元1283年1月8日，忽必烈亲自提审，作最后的劝降，并许诺授予丞相官职。然而，文天祥明确告诉忽必烈：“一死之外，无可为者。”同年1月9日，在拒绝了忽必烈最后一次利诱之后，文天祥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其藏于衣带之中的绝命辞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先哲的正气充满天地之间，如同浩瀚的历史长河，无形的精神力量滋润教化了一代又一代人，伟大的民族因此更加伟大。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脊梁。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苦难的过去、不屈的品格、蓬勃的生机、光明的未来的民族。自从他诞生以来，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就始终代表了并且依然代表着这块土地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就始终代表了并且依然代表着这块土地上最为古老和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就始终代表了并且依然代表着这块土地上最美好的希望和最光明的未来，也始终以博大恢弘的胸怀，与时俱进地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并且成为中华民族灿烂辉煌文明的最主要的和最突出的代表。

然而，汉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自它诞生之日起，苦难和灾祸便始终与他如影随形，其中，最主要的威胁，便是来自北方大草原上的凶狠剽悍的游牧民族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不停歇的侵袭和劫掠。“风雨如磐满故园，我以我血荐轩辕”，在汉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在曾经多次面临亡族灭种之灾的险要关头，正是有了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民族英雄挺身而出，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五胡乱华时、有冉闵的振臂一呼;厓山陆沉时，有秀夫的悲壮一跳;甲申天变时，有典史的慷慨激昂。正是由于有了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大批“最硬的民族脊梁”，伟大的汉民族才能始终不屈不挠，以其极其坚韧不拔的生命力顽强的挺了过来，一次次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当蒙古铁骑南下、国家危在旦夕时，他变卖家财、毁家纾难;当宋王朝风雨飘零、摇摇欲坠之际，他率军转战四方奋死抗争直至最终不幸被俘。桂公塘的惊险、扬子江的执著、惶恐滩的惶恐、零丁洋的零丁，都已随风远逝，化作了天不遂人愿的苍凉叹息。“时来远近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那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痛苦，外人又岂能知晓其中之一二?而其中最为人所称道、折服和景仰的，是在被俘之后，面对威逼与利诱，却能始终坚守节操、毫不屈服。“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如诗人在《过扬子江》诗中所写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他的国家在南方，他的民族在南方，他的信仰在南方，他的寄托在南方，他的最终归宿也在南方。南方的家国和民族，就是人世间最强最大的永恒磁场，永远吸引着他的心灵。“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因此，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要朝南而拜、面南而跪、向南而死。即使死后，他的灵魂也注定仍然如不死鸟那样，飘飘荡荡一路南下，最终定格于那片生他、养它、育他、寄托了他无限深情和爱恋的土地。他的眼睛，一定是饱含泪水、饱含希冀，在浩渺的苍穹，注视着他的同胞们为了反抗蒙元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而永不停歇的浴血抗争。九十年之后，他的同胞、有明朝谋臣第一人之称的刘基刘伯温，高唱“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休”的激昂战歌揭开埋葬蒙元残暴政权的序幕时，他一定会以欣慰的目光，凝视着徐达统率百万大军势如破竹杀入大都、一雪百年民族耻辱的壮观。他的身影，已经定格为汉民族永恒的丰碑!他的节气，就连蒙古人修的《宋史》都为之赞叹不已：“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能让自己的对手都能发出如此的赞誉，这该是怎样的节操?这该是怎样的品格?或许，只有“清操厉冰雪”，才是其最好的写照!

我们不必深究他的坚持是出于什么的影响，一个能坚持自己信念与理想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人，无疑是一盏明灯，照彻了昏暗历史的一角。斯千百世以下，犹能振奋人心。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无论是“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 /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的张苍水、“八十日带发效忠/留大明三百里江山”的阎应元、“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的史阁部，还是那位写下“雪胔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忠未肯降/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之后殉国而死的江阴无名妇女，一代代民族英雄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在国家山河破碎、内忧外患交相侵扰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誓御外侮。他们都是文天祥从衣钵到精神的最好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正是他们，铸就了汉民族泱泱数千年永不屈服的民族魂魄。其一人之行，足以胜过筑万丈碑、立万言书，功莫大焉。

譬如莲生淤泥中，取莲华而勿观于淤泥。不必看那卑微、那软弱、那屈服、那残忍，只需看这黯淡却永久的灯火，而心慕之、身往之、行效之，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