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自信危机

关键词： 大会

金融危机 自信危机（精选十篇）

金融危机 自信危机 篇1

吉利集团副总裁赵福全代表吉利汽车在大会发表了主题演讲。他结合自己在国内外汽车行业多年的实践经验, 阐述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与现状。目前, 中国汽车产量尚处于美日之后, 位居世界第三;汽车销量仅次于美国, 已成为世界第二。而且中国中产阶层比例在持续增大, 购车潜力相当巨大。按照乐观估计, 2015年中国汽车销量即可与美国相当;即使是保守估计, 2020年前中国也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可以说, 中国汽车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宝贵发展机遇。目前, 世界主要汽车厂商均已进入中国, 同时, 自主品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不过, 本土汽车企业虽然数量众多, 但多数规模不足, 加上受当前金融危机震荡的影响, 整合近在眼前, 很多中小汽车企业都面临着生存危机, 中国自主品牌渐渐遇到发展瓶颈。自主品牌能否生存下来, 是当前我们必须直面的根本问题。对此, 赵福全认为, 自主品牌虽然弱小, 但完全能够生存并崛起!当然, 我们必须加紧努力, 埋头苦干, 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他强调, 自主品牌崛起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创新和研发:创新决定了产品的竞争力, 研发决定了产品成本、产品质量以及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中国汽车的崛起=低成本+高质量+核心技术。谁能做到, 谁就能成功!

赵福全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危机, 吉利集团有着非常明确和清晰的定位。吉利把这次危机看作是宝贵的机遇, 吉利已经提出在全球经济的寒冬中“冬泳”, 借助2007年开始实施的战略转型的阶段性成果, 为新形势下的竞争赢得先机。吉利已经制定了明确清晰的产品战略规划, 到2010年, 吉利全新的三大品牌系列、各种全新车型将按计划陆续上市, 将向公众展示一个全新的吉利。

赵福全强调, 吉利的自信源于自主研发, 吉利从投身汽车工业开始就一直坚持自主研发, 努力掌握汽车核心技术。战略转型之后, 吉利自主研发的步伐更快更稳。为了提升竞争力, 吉利推行产品平台战略, 在新老车型之间广泛采用沿用件、在不同车型之间广泛采用通用件, 以加强规模效应, 减少开发和采购成本, 缩短开发周期, 并保证产品质量更易受控。根据吉利的总体规划, 到2015年将打造五大整车技术平台、15个产品平台, 共可衍生40多款车型产品, 还将打造6个发动机技术平台、20余款发动机产品和7个变速器技术平台、14款变速器产品。同时, 吉利奉行能源多样化战略, 包括优化传统动力总成, 开发混合动力技术、纯电动车技术, 并广泛采用轻量化等节能环保技术。目前, 吉利是中国惟一一家发动机和变速箱百分之百自给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 未来吉利也将坚持动力总成自给。

本次大会由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马林英先生主持, 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先生和美国驻华大使Clark T.Randt, Jr.和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沙利文 (Daniel S.Sullivan) 分别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危机管理金融危机时期 篇2

危机管理金融危机时期，如何适时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最大限度地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化危机为机遇，成为我国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新挑战。本文在简述金融危机给企业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造成的冲击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危机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1从2008年9月以来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及其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美国的次贷危机转化为世纪性、严峻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危机的余波正一步一步的波及到中国好多层级的企业。国内企业纷纷采取措施来抵御经济危机的到来，大部分现存的企业为了削减人力成本纷纷采取裁员或者降薪的行动。部分企业，从高级管理人员到一线工人的所有层级其薪酬和奖金都被削减，危机时代的热门词汇就成为裁员和降薪。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直接影响到了市场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及价值重估，这不仅对企业结构整合提出很高的要求，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也提出了新挑战。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如何应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既定目标和责任，又如何通过企业的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之间相互作用来实现来完成。在目前这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企业考虑的第一步是应当怎么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来确保企业的竞争力。近年来，中国企业都处在在高增长经济环境下，危机管理意识和面对经济危机来临的应对意识相对薄弱，在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调整缺乏切实的感受和理解，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周期波动，企业需要制定一系列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进行积极应对。企业要有“防患于未然”危机管理思想，一旦面临金融危机的到来，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经验进行应对。

2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管理面临的新问题

2.1“冒失裁员”将带来不可预估的人力资源规划风险威胁企业内部和谐

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大多数企业采取了裁员减编缩减费用等措施，这样的做法，不但严重伤害企业声誉，还会在企业留下来的员工中引起恐慌和抗议，影响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性。从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许多隐患。大规模的裁员后，常常会出现团队整体士气低落从而导致的突发性的大规模辞职活动。大大增加劳动争议的发生量。劳动争议一旦发生，无形这中就成为了一种“内耗”，这样在实际上是增大了企业的成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大大影响员工的士气，对于遭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公司的管理者在匆忙间去招聘和培训新人，一是会产生人工成本的增加，二是新聘人员不一定能胜任岗位。这样反复盲目操作最终将影响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扰乱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因此，冒失裁员”将带来不可预估的人力资源规划风险，对于一个致力于长远发展的企业不能简单地将裁员看作是一个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手段，应谨慎对待裁员，必须要充分地认识到裁员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危害。

2.2“迅速降薪”将使企业散失凝聚力，应变剧烈降薪为合理调整薪酬结构

经济危机时期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采取降薪做为另一重要措施。减薪容易引起员工的恐慌，这些问题处理不善，就容易引发劳动争议，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威胁到企业内部的和谐。据调查，有的企业的员工收入在危机时期平均减少了60％以上，企业通过缩减员工的各种福利、津贴和补贴的方式降低员工的薪酬，改变薪酬中工资部分的待遇。有51％的企业承认有可能取消年会及其他员工福利；有53.7％的企业削减差旅开支及娱乐费用。有47%的企业制定缩减政策按统一规定降低员工的工资，有65.4%的企业采用增加人员轮流上岗的方式减少员工的工资支出。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幅度降低薪酬，在危机时期是有很大风险的，因此通过改变薪酬结构的方式来使企业的薪酬发放更加有效率。比如可以和员工讨论加大绩效奖金的力度，让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合理浮动薪酬，让员工去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收入。这样在组织流程再造的过程中是可取的。如果只是统一降低薪酬总量而不调整薪酬结构的方式，将打击高绩效员工的积极性，影响企

1业内部员工对组织的情感，反而不利于员工共同努力度过难关。可以让每个员工都制定成本降低计划，让每个项目都有指标，授权员工参与企业的成本管理。这样在企业的整体预算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员工的收入也不一定有所下降。同时可以所取各种政策鼓励员工为了企业的前景而拼搏，让个人利益和企业的集体利益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通过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保证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所以说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不是忙于裁员、降薪，而是应当为了企业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选择适合自已的相应的人力资源战略。

2.3“培训冻结”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

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许多企业，为了走出危机，节约人工成本而冻结培，培训与开发成为企业被理所当砍掉的成本。经济危机使得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装备更新提高人均产出，以此做为走出危机的重要途径。通过强化管理，培训提高产品一次合格率，从而通过提高人均利润使得“人均相对成本的降低”，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调整和组织流程重构必然会对企业人员的技能和知识储备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企业在此时冻结了培训。就剥夺了自己技术创新的能力，企业人力资本的存量得不到提升，员工生产率低，产品合格率低，企业的利润就得不到增长，因此对企业现有人员进行相关新业务领域技能与知识的培训是非常必要的，只“节流”而不“开源”的方式将使企业在走出危机的道路上作茧自缚

保证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的和谐，应对经济危机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在实践中，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3.1谨慎裁员，注重效率为先的人力资源动态配置

危机时期的人力资本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总量控制问题，而应以调整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优质人力资本存量为目标，分层分类对待。比如，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对某一类人才、某一类员工进行总量控制；而另一类人才要大量引进。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相关企业人员的流动，使企业所需的一些关键核心人才比以往经济景气的时候容易获得，因此企业可以借机采取人才置换的方法，在裁员时通过细致的岗位分析，适当削减一些非核心岗位的人员，用节省出来的人力资源资金引进一些企业急需的关键核心人才，加强核心人才储备。企业要注重以效率为核心进行人力资源的动态配置，如对企业的其职务体系进行规划，实现职务体系跟任职资格体系的有效衔接，实现人在组织之中，人与文化、人与专业、人与岗位动态的有效配置。同时，可通过实施精细化运作，强化预算管理，控制显性与隐性等两个层面的人工成本。

3.3重视培训，珍惜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

经济危机时期企业的经营重点的转变必然会对企业人员的技能和知识储备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使得培训这件花钱但立足长远的事情处于尴尬境地,短期利益与长期矛盾如何平衡?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企业或个人修整的最佳时期。一方面,企业用更少的成本对员工培训,既有助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也有助于激励员工,提高员工归属感。另一方面,员工个人可以根据工作中出现的短板合理制定培训计划,以提高人力资本价值,为下阶段工作做准备。因此企业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企业经营战略的调整，战略调整和组织流程重构必然会对企业人员的技能和知识储备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对企业现有人员进行相关新业务领域技能与知识的培训是非常必要的。业培训应该要求企业负责人和员工讨论个人的培训需求，同时企业可以根据对未来可能涉及的新的业务领域的分析制定技能和知识培训课程，采取不脱产的方式进行员工的在职知识和技能培训。同时分析员工评价数据。如果企业的评价体系做不到这一点, 说明企业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需要改善这一个功能。这是关于“谁还需要培训什么”的主要信息来源。当然，也可能有时会被企业指定,为了实施新的质量或生产系统而进行全员培训。同时，在培训中可以引入员工援助计划，强化员工压力疏导。在经济危机时期，企业应该更清楚认识到，企业的第一资源是人力资源。只有留住人才，并使人才成长与发展，才能留住企业复苏的希望。

3.4建立合理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以和谐促发展

经济危机时期企业劳动关系策略应该以劳动用工的调整和劳资争议的预防为中心，完善和加强管理调控机制，化解劳资矛盾，预防劳资冲突，健全劳动规章制度，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从微观角度看，就是建立企业的劳动关系预警机制，企业要未雨绸缪，要构建好自己的劳动关系战略，并且制定自己的劳动关系策略，建立合理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越是危机时期，越好保证企业员工团队的士气，形成企业和员工为集体和个人的发展勇担责任，以结果为导向，追求企业长远发展的良好企业文化氛围，以和谐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经济危机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配套工程，做人力资源决策要跟整个公司的战略相结合。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将使企业各层面都认识到人力资源战略重要性以及人力资源对企业变革的支撑能力，强化了人力资源的战略性，强化了人力资源与企业业务的统一性，也强化了人力资源变革的管理。企业应采取合适的策略去调整自己，去应对危机的挑战和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危机”中的自信 篇3

近两年，在持续的政策引领下，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尤其在当前传统汽车产业的整体低迷情况之下，新能源汽车逆势向上，呈爆发式的增长态势。截至2015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国和销售国。

然而，好景不长。2016年伊始，在“骗补风波”、“地方补贴空窗”、“三元锂电池暂停”等因素的叠加下，一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出现大幅度下滑。这似乎给备受大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释放了一枚危机信号弹。

“危机”来了

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统计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13748辆，较之2015年1月4861辆的销量，同比增长1.8倍，与2015年12月3.7万辆的销量相比，环比下降63%，销量减少超过2万辆。

当然，这除了与新能源补贴政策退坡有着直接关系之外，乘联会副秘书长杨再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还与政府近期在查的“骗补”也有关。

据记者了解，前不久，财政部组织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专项检查正式开始，财政部针对新能源汽车骗补行为专项检查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一些虚假需求。与此同时，由于骗补现象存在，一些地方政府推迟今年新能源汽车补贴发放。

有车企内部人士也对记者透露：“不少汽车经销商1月在卖去年的新能源汽车库存。由于近日相关政府部门严查新能源汽车补贴，导致补贴发放速度多少有些受到影响。新能源补贴政策尚要不断完善和规范，在这过程中给新能源车企的经营和定价带来一定困扰。”

此外，自2009年8月开始推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历经6年多的时间，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的车型自2016年1月1日起废止，此次国家推行的新目录是对新能源汽车产品升级的规范性调整，这种调整不仅对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数据变化有一定影响，车企也会产生一些损失。

对此，车企内部人士对记者解释道：“此次的老目录废止也是对部分企业利益的重大冲击，毕竟每个公告的成本很高，需要多辆样车和对应诸多的检查测试，费用都是没有市场化概念的高成本的，企业为公告的多年投入突然归零，似乎也是很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2015年作为新能源汽车第二阶段的收尾，外加2016年未出台地方补贴政策等因素影响，导致2016年开局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尽如人意。

在这种“危机”背后，这个产业又将何去何从？这个产业链上的人们又是如何在行动？

动力不减

当然，对于解决补贴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政府也在采取一些行动。比如2月14日，人民银行、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意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适当降低新能源汽车、二手车的贷款首付比例，合理扩大汽车消费信贷，支持新能源汽车生产、消费及相关产业发展。

可见，国家正在逐渐将利好政策倾向补贴消费者，这对刚刚培育起来的市场和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而作为这个产业链上的车企们更是动力不减。有车企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乐观估计多地的地方补贴会在3月底出台，为了弥补政策空窗期带来的销量影响，一些企业也正制定补贴政策来帮助经销商度过难关。”东风日产启辰事业部副部长李广涛就表示，目前启辰厂家拿出补贴，仍按照去年的补贴方案来满足消费者的购车需求。

可见，目前车企销量虽然受到影响，但他们对新能源汽车的大趋势仍持乐观态度。

另外，记者查阅各大车企的对新能源汽车未来的规划目标也能看出他们的心态。

据统计，北汽，比亚迪、上汽、广汽、江淮、长安等11家中国品牌车企均已发布2016年新能源汽车战略规划。在车型方面，比亚迪2016年将推出8款新车，上汽荣威新能源产品将投放4款新车，北汽将推出电动SUV车型，江淮将陆续推出三款纯电动汽车和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记者通过采访长安、吉利、江淮、江铃等车企内部人士时发现，这些车企的新能源车规划并没有因这次“危机”形势而重新调整。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就对记者表示：“我们对新能源汽车非常有信心，我们的战略规划是将来我们九成以上的车型都是新能源车，所以我们目前在这一块也加大了投入，不管是技术还是资金上。目前，我们正在联合科力远研发并推广我们的混合动力平台。以后新能源产品将是我们的重点。”

无疑，这些都是些雄心勃勃的目标。这背后，唯有自信！

一场及时雨

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监管方的政府又有着怎样的态度？

此前，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上指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正由市场导入期向快速增长期转变，进入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仍主要依靠政策拉动，成熟且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尚未形成。相比世界先进水平，我国新能源汽车整车品质仍有较大差距。

正值新能源汽车产业略显彷徨之际，政府的新一轮扶持措施犹如一场及时雨出台了。

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措施。

会议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发展新经济的重要内容。近两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各方努力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在研发推广、技术水平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产销快速增长。下一步，要坚持市场导向和创新驱动，依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努力攻克核心技术，打破瓶颈制约，加速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

会议上强调了进一步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五大措施：一是加快实现动力电池革命性突破；二是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扩大城市公交、出租车、环卫、物流等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比例，中央国家机关、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要提高到50%以上；四是提升新能源汽车整车品质；五是完善财政补贴等扶持政策，督促落实不得对新能源汽车限行限购的要求，破除地方保护，打击“骗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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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业内专家分析认为：“新出台的五项措施，对目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所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精准的应对，力求破除技术、投资、政策等层面的制约。尤其是，明确要求中央国家机关、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由之前的30%提高到50%以上。随着政府部门、公共机构中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围绕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所出台的各项政策有望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

同时，专家还分析，这五项措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问题。

第一，突破电池技术成为重中之重。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是其能否真正平民化推广的关键。目前国内动力电池的产业规模已居世界前列，却是大而不强，在能量密度、制造工艺等方面相距日韩仍有较大差距，亟需技术方面的革命性突破。此次三元电池在客车领域的补贴暂停，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动力电池技术发展的滞后，动力电池技术的提升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充电顽疾不可忽视，完善充电网络的建设是为打通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最后一公里，而各方权责的厘清将打通充电设施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很显然，政府选择此时多措并举进一步支持新能源汽车，其出发点之一即是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厘清各界或有的疑虑，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更好更快的成长。

可以预见，在多维措施驱动下，新能源汽车产销有望再攀高峰。对此，有业内专家预测：2016年产业环境改善，补贴额度虽小幅下调，但成本降幅亦在跟进，地方鼓励政策有望于上半年密集出台，预计2016年新能源车产销量4季度开始放量。整车企业将密集投放新能源新车型，丰富车型供给，预计2016年新能源车产销量达64.5万辆，新能源乘用车产销翻番至42万辆，新能源客车产销同比增11.3%至12.5万辆，新能源专用车销量倍增至10万辆，最看好新能源乘用车及新能源专用车。

相关链接：一些车企未来新能源汽车战略规划

北汽：

根据规划，2016年北汽集团给北汽新能源下达的销量目标为7万辆。北汽新能源内部人士表示，今年将实现销量翻倍，力争7万辆的销量目标。北汽新能源的“十三五”战略 规划，在“十三五”末期形成80万辆以上的生产能力，年产销50万辆的规模。

比亚迪：

未来三年的目标是实现销量每年翻一倍。比亚迪将在2016-2020仍会每年以4-6GWh产能扩展以应对下游需求。同时，公司将于2017开始在青海建动力电池生产线，建设周期约为1.5年，第一期将2018年中投产，在2020年将建成 10GWh的产能规模。

另外，2016年，比亚迪将陆续推出10款新车及衍生产品。

上汽：

对于上汽来说，2016年荣威品牌新能源产品将投放4款新车，包括荣威E950、新能源SUV、A级纯电动车、全新一代插电强混荣威E550等车型，价格介于在10-25万之间。

另外，上汽集团曾宣布将在未来五年累计投入200亿元，投放30款以上全新产品。

江淮：

江淮预计在今年将陆续推出三款纯电动汽车和一款混合动力车型。此外，江淮还规划到2025年，江淮新能源汽车总产销量占江淮总产销量的30%以上。

奇瑞：

奇瑞规划2016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目标有望达到5万辆。奇瑞未来将拥有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动、增程式电动车、电动四驱的汽车，种类涵盖乘用、商用和专用车领域。

另外，奇瑞还规划未来5年将陆续推出A00级到E级新能源汽车，同时目标年销量定为20万辆。

长安：

长安汽车在发布2020新能源计划中提出，未来将投资180亿元在纯电动和混合动力两大技术平台上，至2025年推出34款车型。

东风：

对于东风来说，2016年，东风电动车公司将投放三款纯电动轿车车型：E302016款、A60EV标准版、A60EV尊享版，确保2000辆、力争4000辆的纯电动轿车销售目标达成，其 中E30L、A60EV车型各销售1000台以上。

另外，东风集团规划，到2020年，其自主品牌累计销量目标为2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销量目标为80万辆，占比高达40%。

吉利：

吉利在未来5年的新能源汽车规划中提出，未来纯电动车、混合油电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比例将占其总销量的9成。2020年将占吉利汽车总销 量90%以上，其中插电式混动（PHEV）车型与油电混动（HEV）车型占比65%，纯电动（EV）车型销量占比35%。

危机反思、道路自信与中国梦 篇4

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

2008年8月, 美国最大的住房贷款机构“两房” (其贷款额占美国住房贷款总额12万亿美元的44%) 因亏损而市值下跌90%, 以至同年9月7日被政府接管, 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一时间, 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出现倒闭,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美林、华盛顿互惠银行等金融机构被收购、重组, 市值大跌, 相关跨国公司如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 (AIG) 也被相关金融机构拖下水。

问题不仅如此。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严重影响令人不寒而栗: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 2008年全球金融资产损失约50万亿美元, 大致相当于全球一年的经济产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迅速下降, 失业、萧条等犹如梦魇一般相继袭来。国际金融危机也使得新兴经济体遭受重创:2008年, 巴西股市遭受巨大损失, 巴西货币里尔贬值35%;南非的黄金和白金等贵金属出口受挫, 食品和电力价格飞涨, 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失业率大幅攀升。

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演化蔓延, 还带来了欧洲国家一系列的债务危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2008年第三季度陷入衰退;冰岛几乎陷入经济崩溃, 面临破产, 股市持续狂跌, 中央银行倒闭, 冰岛克朗兑美元贬值近50%;希腊等国家濒临破产, 甚至引发了欧元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尽管欧美各国政府积极应对, 但国际金融危机短期内不仅没有明显的缓解迹象, 反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降, 实体经济增长放缓;中小企业发展陷入困境, 失业进一步加剧;人们收入下降, 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持续动荡, 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一时间,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在“占领华尔街”的浪潮中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实质。

新自由主义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思想根源

在国际金融危机何以发生的问题上, 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从根本上说, 西方新自由主义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和蔓延的思想根源。危机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本身的危机, 危机的后果也从实践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世界经济周期性发展的表现, 是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结果, 即全球性产能过剩、世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使然。其实, 从深层次根源来看, 危机的发生和持续发酵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本质上是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风靡一时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 曾经被视为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家解决发展问题的“良药”。这些“良药”既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型中出现了“大休克”和“大阵痛”, 又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身陷中等收入陷阱, 更是造成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和蔓延的根本原因。

首先, 国际金融危机与发达国家长期倡导的不加约束的金融自由化密切相关。金融自由化、失控的金融“创新”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度消费、过度投机, 最终导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实体经济遭殃。正如美国共产党主席萨姆·韦伯所说:许多人觉察到了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 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金融自由化是把美国金融体系和经济带到万丈深渊边缘的深层原因。

其次, 西方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私有化, 认为私有化必然带来自由民主和经济效率。他们普遍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 ‘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是, 私有化与市场化结合, 必然导致“经济人”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 而不顾及他人利益, 甚至出现损人利己的“不经济”现象。私有化不仅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两极化, 而且导致生产和交易的盲目和无序竞争。

固然, 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 信息化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但是, 私有化的利益最大化和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过度负债, 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储蓄、过度投资, 使得国际经济贸易平衡实际上是一种“恐怖平衡”。因此, 国际金融危机愈是蔓延, 人们就愈是感受到金融衍生品创新背后的贪婪和无节制, 感受到私人利益集团暗中操纵金融机构的肮脏和残忍, 感受到经济私有化扩大两极分化的荒谬和伪善, 感受到全球化扩散机制使得危机蔓延更快、破坏性更强的阴鸷和险恶, 也就深切感受到, 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分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结构性的严重失衡和分配不公。

事实证明, 西方新自由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就必须与长期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价值观体系, 特别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思潮划清界限。没有思想体系上的重构、制度建设上的重建, 就不能根除滋生危机的思想根源, 也就不能真正避免周期性危机的发生。

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

邓小平同志指出, 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只能是死路一条。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告诉我们, 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 搞新自由主义, 也是死路一条。

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经济基础薄弱, 我国在经济建设上优先发展重工业, 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也存在急于求成的问题, 在所有制结构上强调“一大二公”,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指令性计划。不可否认, 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坚持实行改革开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逐步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所有制结构上,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 逐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30多年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风雨兼程、30多年的创新发展, 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中国人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表明, 与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欧美等国不同,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强调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强调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 也是我国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能够快速有力应对的体制保障。正是不迷信私有化、自由化, 在“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走自己的路, 我国才能依靠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依靠政府适时适度调控克服市场自发作用的弊端, 并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不断探求最优组合方式。实践表明, 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能够做到应对及时、举措有力, 显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特征密不可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日益彰显, 并在13亿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引发心理危机 篇5

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引发心理危机

。“跌跌不休”的股市让普通百姓们也都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一些人已难以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从美国到香港到内地,都不时传出民众轻生甚至杀害全家后再自杀的悲剧。股市问题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心理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出警告,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导致精神健康问题加剧。

“金融危机受害者”骤增

“最近咨询者中多了一批‘金融危机受害者’”,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病区副主任谢永标说,这些人以中青年男性居多,焦虑、失眠等身体反应不断出现。

谢永标表示,能够主动来医院寻求专业帮助的人通常心理问题不算太严重,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产生生存绝望感,认为找医生无济于事的人,他们面对突然而来的打击,难以承受,通过了断生命来逃避问题,这些群体多数有抑郁焦虑情绪。

当金融风暴袭来之时,一些人在一夜之间变得失业、贫困甚至一无所有,心理学上称之为“应激反应”。这种财富蒸发般的失去会使其遭受巨大的心理冲击,会让人感到对外界的一种不可掌控性,安全感严重下降。他们会出现职业丧失感,生存危机感。尤其是一些在前两年赚到不少钱的人心理落差更大,如同从天堂一下子掉到了地狱。当产生了生存绝望感时,有的人最终选择了自杀这种解脱方式。

此类人往往在决定轻生前,会冷静地将生前事情一一处理。例如将自己珍贵的东西送人,拜访或打电话道别；将事情布置得井井有条,突然间改变计划等等。他们的自杀想法被埋藏于心,表面很难看出危险信息。为此建议,这种“冷静自杀手”周围的亲朋好友要格外警惕,多与之交流,抓住一切信息,谨防悲剧发生。

心态不好莫入市

“跌跌不休”的股市已成为股民的心病,更包括他们的家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场危机再次警醒人们“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金融市场能够赚钱赚到几百万,也能够赔到倾家荡产,关键要理性投资、适度投资,而不是盲目跟风。同时,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极其重要的。股票涨涨跌跌,一些投资者股市上涨就高兴至极,股市下跌则痛苦万分,这种心理上的起起伏伏时刻刺激着他们,如果长期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生活,极易导致人的精神崩溃,并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

高校股民更脆弱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高校股民也同样受到冲击。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李江雪介绍,高校炒股群体中,金融经济类的学生较活跃,可以和所学知识相联系,同学之间,甚至师生之间都可能互相影响,彼此交流行情，

但与普通股民相比,大学生炒股要承担多种风险。学生年轻气盛,缺乏社会经验,多半开始抱着投机、“一夜暴富”的思想,很容易轻信盲从,这种投资情况是股市中的大忌。而且,学生尚未经济独立,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投资股市往往容易产生债务问题。

李江雪表示,学习才是学生的首要大事,不提倡在校学生进入高风险的市场。如果是经济金融专业的学生,可以在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并有一定余钱的情况下,适当进行一些投资,当作是参加工作前的热身,但绝对不可陷进去。

如何避免过激行为

自杀是可以预防的,多数自杀者在自杀之前都会有意无意地露出蛛丝马迹。通过有针对性的危机干预,可以减少自杀行为的发生。

一些自杀者在自杀前往往会有以下征兆:谈论自杀,或总是谈论、想到死亡；感到失望、无助、无用。出现突然的、明显的行为改变,如突然加速开快车。抑郁焦虑加重。对爱好失去兴趣。将事情布置得井井有条,突然间改变计划。饮酒吸烟量陡然增加等。

自杀是精神上的决堤,而亲情是阻挡山洪的重要而坚实的堤坝,此时需要周围的亲朋好友更多的帮助:

1.保持冷静和耐心倾听,聆听和交流是释放自杀者情绪的有效手段。2.认可他表露出的情感,不要进行评判,也不试图说服他改变自己的感受。3.询问他是否想自杀。实际上询问一个人有无自杀念头不但不会引起自杀,反而可以拯救生命。当他说要自杀时不要轻视,应认真对待。4.让他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认可他的成绩,帮助他恢复自信。5.如他要你对其想自杀的事情给予保密时,不要答应。让他相信可以获得所需要的帮助,并鼓励他寻求这些帮助。6.应陪伴在他身边,限制他存取大量药物,或其他自杀的工具。7.跟他讲述人生的快乐或者陪伴其享受人生趣味。帮助他进行人生规划,对自我重新适当定位。8.对于意志不坚定的人,可讲述各种常见自杀方式之痛苦。9.如果你认为他当时自杀的危险性很高,不要让其独处,要立即陪他去心理卫生服务机构或医院接受评估和治疗。

如何摆脱亏钱焦虑症

当你预料将要面对威胁性事物或可能要面对不利的处境时,你会感到紧张不安、呼吸心跳加快,这就是医学心理学所说的焦虑反应。摆脱这种不良的状态,当然应该首先从自身出发。药物治疗只是最后的选择。下面五种方法或许可以帮助战胜焦虑。

1.留点空白:让自己有一小段的空白时间,好好安静一会儿,可以发发呆,或者沉淀一下杂乱的思维,让身心得到静养。2.进行想象:主动去想象一些宁静、放松的景象。这些景象可以是真有其地,在那里你觉得安全和松弛,也可以是你想象出来的宁静、安全和放松的景象。3.分散注意力:当你感到焦虑时,分散注意力会有所帮助。当你专心于其他的思维活动时,会减轻或消除你的焦虑症状。4.不再逃避:逃避是焦虑的标志,例如自杀就是一种逃避的表现。当逃避某种困难的情境时,起初我们会体验到焦虑降低,但与期望相反的是,我们逃避困难情境的现象越多,以后在面对这些情境时,我们的焦虑就会越重。学会去勇敢地面对和应付令人焦虑的情境,才能有效地消除焦虑。5.分出层次:如果你的焦虑状态非常严重,你可以把所惧怕的事情分出不同层次来,然后逐一地摆在面前,一个一个地去应对。这个层次要按照令你惧怕的强烈程度由低到高排列,把不太惧怕的事情写在下层,最惧怕的情境或事情放在最上面。先面对最下面的情境,然后逐渐地往上移,先成功地控制不太害怕的事情,最后才面对令人最恐惧的事情。

金融危机、货币危机与宪政危机 篇6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货币危机风暴。在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冲击之下，世界很多国家已陷入了经济持续低迷且复苏乏力的困境，甚至导致了部分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尴尬窘境。为了化解危机，刺激经济复苏，各国陆续推出一系列应对举措。但事实表明，各国的“救市计划”并未发挥有效作用，危机仍在持续蔓延。更为严重的是，各国所推出的各种应急性与短期性的“一揽子”救市举措反而导致了公共支出与公共债务的急遽扩增和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日益恶化，进而使得世界陷入了危机—治理—严重危机的治乱循环。在此背景之下，探索与发现彻底破解治乱循环的可能路径成了各个学科所关注的重点与焦点。在货币宪法学的分析框架中，导致各国陷入治乱循环的原因有多种，但是，未能认清危机的实质应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也是寻求彻底破解治乱循环的起点所在。在货币立宪主义的规范结构中，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其本质都是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的本质是由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宪政危机，而宪政危机在实质上是违背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立宪主义核心价值的权力危机。客观而言，从作为部门宪法学分支之一的货币宪法学的角度来研究金融—货币问题，在国内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便在西方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考量货币危机、货币体制、通货膨胀与政府财政权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对货币政策、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阐释货币危机的实质是宪政危机这一理论认识，以期为应对货币危机这一时代性命题提供一个立宪主义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原点，并为后续研究“货币立宪主义”这一制约货币权力的规范框架奠定基础。

一、“蝴蝶效应”:从金融危机到货币危机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中影响体系稳定的“系统性风险”累积到使系统崩溃的临界状态。其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即银行危机、资本市场危机与货币危机，而市场流动性枯竭(本币或者外汇的流动性枯竭)则是所有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的症状。［1］而所谓本币或者外币的流动性枯竭，实际就是资金链的断裂，资金链的断裂会引发连锁反应。［2］一只蝴蝶在巴西轻轻挥动一下翅膀，或许就会导致一个月之后的德克萨斯州发生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而在经济运行中，这种效应就会更加明显。［3］正如美国次贷危机掀起的金融风暴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崩溃与实体经济衰退。此次危机导致的金融海啸与以往的金融危机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往的金融危机往往只是导致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衰退与低迷，而此次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均造成了灾难性的冲击与影响。

金融危机放大效应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全球性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总体上已呈现出逐渐复苏的趋势，世界各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也逐渐调整，开始从应对与化解金融危机向刺激经济稳健复苏方面转移。考虑到目前经济复苏的根基与环境仍然非常脆弱与严峻，所以，在当下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与相对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措施仍然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举措。这就意味着稳健保守的财政－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历史，同时这也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2008年冰岛债务危机、2009年迪拜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史无前例的灾难性美国国债危机(2011年8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到AA+，评级展望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失去AAA信用评级［4］)。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不仅给努力走出危机阴霾的世界经济增添了更多变数，而且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复苏的“无形黑手”。持续恶化的危机导致许多国家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社会混乱，甚至正在走向“国家破产”的深渊。

其实，金融危机以及由其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均是财政金融体制及其状况偏离了正常状态的一种外在“症状”，是已经建立起来并正在运转的财政金融系统结构业已不能正常地控制和解决问题的“病变”的财政金融危机，进而导致财政金融秩序的混乱与失控。为了能够有效地应对与化解危机，挽救世界经济形势，各国积极寻求应对与化解危机的对策和措施。对各国政府而言，自现代经济学产生之始，特别是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出现以来，通过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直被视为熨平经济周期的有效措施与手段。正如美国学者鲁迪格·多恩布什所指出的那样，“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在追求低通货膨胀的适度经济增长目标时能够支配的两个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也是政府用来缩短衰退过程和防止经济过度繁荣的政策工具”［5］。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多种排列组合中，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的结合往往是各国政府惯用的反金融危机的理想策略。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为核心内容，通过以减税为主兼发国债的形式，以期实现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增加社会总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6－7］;宽松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直接发行货币、在公开市场上买债券、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等方式增加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以带动总需求的增长［8］。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扬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两大政策体系，而且，它们的调控都集中于社会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的流转与运行。”［9］其实，纵观世界各国所实施的危机治理举措，无论是侧重于减税、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抑或是偏重于注资的宽松货币政策，它们的直接目的都是通过外部性的国家干预解决经济市场中货币的流动性枯竭，将已经断裂的资金链条重新连接起来，进而使经济运行重返健康与繁荣。

根据现代宪政理论，管理经济、克服危机是各国政府所负的宪法责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都应服务于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然而各国政府在行使相关权力时，往往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滥发货币，盲目减税，结果导致严重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化为货币危机，人民不得不承受通胀和失业的双重煎熬。

二、制度考量:从货币危机到宪政危机

面对货币危机，经济学研究的繁荣景象凸显出法学话语权集体缺失的窘况。造成这一尴尬境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代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融合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政治现象的解释需要借助于经济学的理论工具，而经济增长的轨迹完全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安排”［10］。鉴于此，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在经济学研究中嵌入国家理性、政府权威、权力制约与人权保障等传统的政治学命题，将经济学命题置于宪法学的视角下加以考量。当我们将分析场景转换至立宪主义这一古老的政治场域中，运用宪法学的独特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审视货币危机以及用以解决危机的治理举措时，我们将会发现另一部撼动心魄的“宪政危机史”。

首先，解读货币危机存在多重维度，但是从宪法学的角度切入，货币危机是一种政治现象和法律现象，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宪法现象。“宪法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文献”［11］，英国学者 K.C.惠尔就认为:“宪法未必只反映政治或法律信仰和利益。它们可能体现制宪者希望保障或宣告的经济和社会事务。”［12］(P63)另一方面，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中，危机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货币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体制是一国政府体制的核心构件。在一般的政治事务讨论中，宪法通常被用来描述国家的整个政府体制。［12］(P1)很明显，无论是一国之内的货币制度规则的缺失，还是发生在货币体制之内系统整合的失调，都是国家宪政制度的缺失或者缺位，是宪政规范体系尚未存在或者容纳解决货币体系失调的规范、制度和机制缺失，而作为结果的货币危机就成为一种危及现行宪政体系的宪政危机。

其次，货币危机是一个涉及政府职能范围、力量强度以及制度供给等国家治理能力的国家构建问题。事实表明，货币危机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资本化的当今世界，货币危机已成为导致国家社会失序与政治动荡的滥觞，如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街头暴乱频发乃至政权更迭等;另一方面，货币危机的巨大冲击造成了国家经济的萧条与社会的失序，使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工厂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数量增加。［13］政治的动荡、社会的失序、经济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失范。

虽然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是抨击“大政府”，国家(权力)的作用也一直饱受争议，虽然对于公民、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而言，拥有合法权威的理性国家具有潜在的巨大危险性和破坏力，但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强大而有效存续的国家政权、拥有合目的性的职能和提供合宪性制度的政府均是实现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政主义核心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必需手段。所以，货币危机这一现代性的世界各国的伴生性顽疾，其存在与爆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必然成为导致国家治理能力虚弱、衰退或者丧失的巨大祸根。

再次，货币危机是一种关涉人的基本生存与生活以及人的价值实现的民生问题。货币危机不仅会对一国经济、政治与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货币危机还导致了就业机会减少、个人收入减少、日常生活成本上升、社会福利水平降低等民生问题。民生问题通常由于其所涉及的范围与对象的多样化、多元化而导致人们难以对其进行精确的描述，但是当我们通过降低环境的复杂性，在纯粹立宪主义分析框架内加以研究时，情况就立即显得清晰起来了。在宪法学的视域中，民生问题只是一个宪法问题，仅仅是涉及财产权、平等权、政治参与权、人格权以及发展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的宪法现象，其本质是实现与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确，所有民生问题“在法律上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它们既包括生活、生计等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也包括快乐、幸福、满足等涉及人的价值得以实现和丰富的发展机会、发展能力等;前者强调的是满足和实现与人的生存相关的权利诉求，后者强调的是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满足和实现与人的发展相关的权利诉求”［14］。在民生问题上，我们一度过多地强调政府主动性的正面效应，而忽视了政府权力膨胀的负面影响。当政府在“保障”过程中无度扩张其财政权、任意行使货币发行权时，不仅不能保障民生，反而使民众的财富缩水，生存能力下降，从而与政府保障民生的初衷相违背。

最后，货币危机是国家权力失范导致货币秩序紊乱的结果，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场滥觞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而导致的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权力危机。货币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国家基础权力，是一种属于国家主权性权力和国家建构权力范围之内的权力。货币权力的失范无疑是导致货币危机产生、传递与恶化的核心因素。一方面，为了能够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适时推出的宏观调控举措，无论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是宽松货币政策，其本质都是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增加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公共财政理论认为，为了有效履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国家必须拥有一定规模的财政收入，而国家财政收入是由税收和非税收入这两部分组成的。而在征税、发债和印钞这三种主要的财政汲取手段中，善于聚财之道［15］的理性国家往往倾向于选择印钞——因为它对于国家而言几乎是零成本的。理性的“政治人”通过这种近乎零成本的聚财之道，不但可以达到应对化解金融危机、营造经济荣景、刺激经济复苏和促进社会就业率等暂时性的战术目标，而且可以实现降低政治压力、维持政权稳定、巩固国家统治等长期性的战略意图。但是，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的魅力组合中，政府的这种聚财之道和治理之术不仅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持续与恶化、财政赤字规模的累积与剧增、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张与膨胀，同时也会将国家推向债台高筑积重难返的不利境地，形成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政治诱发财政赤字”的真实悖论，而且最终导致国家陷入货币危机(系统失调)—危机治理(宏观调控措施)—危机治理的危机(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赤字剧增与通货膨胀恶化)—货币危机(系统失调)这样一种治乱循环。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这种权宜之计的最终恶果的买单者却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真实的纳税人”。所以，金融危机是国家垄断货币权力(金融集权)与恣意行使货币权力的必然结果。英国宪法学者艾沃·詹宁斯指出:“权力控制的集中，无论是被称为暴政、专制、领导，抑或是真正的自由，其危险性则从未被忽视过。”［16］(P193)另一方面，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为了化解危机，就必须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可是，欧洲统一货币计划的实施，要求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统一地交由欧洲央行行使，欧元区国家正式丧失了或者说放弃了自己本应拥有的货币权力，国家除了增税或者举债之外无法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应对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理论的长期统治之下，欧洲各国的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规模，缩减公共支出、发行公债、举借外债以及增税等备选措施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压力之下更是难以有效实施。在这种严峻境况之下，丢弃了货币政策这一治国利器的欧元区国家已无法通过印钞这一零成本的方式获取应急性的财政融资以应对危机、挽救经济，从而造成国家宏观调控举措的无力或者失效，进而导致了这些国家濒临“国家破产”与“政府关门”的窘境，从而直接影响了公民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换言之，货币权力的缺位与弃位，正是导致希腊、西班牙等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的制度性根源。鉴于此，笔者认为，从权力控制的维度审视货币危机，国家货币权力失范(集权、滥用、缺位、弃位)是导致这场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国家权力失范的最终结果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屡屡遭到侵犯，公民的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频繁受到践踏，本应成为限制国家权力的立宪主义核心价值俨然成了一条形同虚设的“马其诺防线”。

概而论之，在宪法学的理论视域中，货币危机是一种宪法现象，是宪法学应当予以关注与研究的突出问题。货币危机不仅是一个涉及国家治理能力的国家构建问题，而且是一个关涉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民生问题，同时也是一场由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导致的权力危机。故而，笔者认为，货币危机其实也是一场能够推动宪政构建的宪政危机。

三、价值考量:从宪政危机到认同危机

在现代社会中，是否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已经成为论证现代民主政治和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17］事实上，世界政治与宪政发展的历史表明，国家能够实施有效治理依赖于被统治者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普遍认同。而统治的合法性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氏族首领、封建君主、教皇、民主政府)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前提与基础，这种前提与基础也是统治者获取统治权并且赖以维持统治的力量之源。氏族首领从风雨雷电等图腾处获取了“权杖”，封建君主发现了“君权神授”而加冕神圣的“皇冠”，教皇依赖上帝通过祭坛而获得了“永生”，而近代以来的民主政府则在“社会契约”中寻到了其赖以合法存续的“原始密码”，个人自主性或者说个人权利则是构成这一“原始密码”的核心密钥。所有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包括国家、宪法)都必须从个人权利中寻求和发现其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换言之，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是现代宪政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国家获取统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根源所在。当我们回顾由货币超发而导致的一系列危机时会发现，这场危机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繁荣稳定和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侵蚀了民主政治的根基，导致了公民对国家(政府)的信用、执政能力、统治合法性甚至宪法权威与宪法认同的质疑甚至丧失，进而可能引发社会的崩溃。这种“初由‘财政危机’，转为‘经济危机’，终陷入‘宪法危机’”的异变轨迹，已经成为了许多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归之路”。［18］

我们知道，立宪主义发展进化的脉络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英国的虚君共和为代表的古典宪政主义;二是以美国的民主共和为代表的现代宪政主义;三是“宪政主义的第三波”，即通过宪政转型完成对制度传统和价值传统的颠覆与更新的“革命性的宪政主义”［19］。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发展阶段中，立宪主义所体现和追求的理念与价值或许会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性，但是立宪主义的一些核心要素是亘古不变的。韩大元教授认为，可以从价值内涵、规范形式、文化形态和制度功能这四个方面寻求立宪主义概念的核心构成要素。［20］宪政危机亦可以从这四个核心构成要素切入进行分析。宪政危机首先是国家政治形态、国家权力的运行状态以及行使权力的主体脱离了宪政主义制度与价值控制的状态，而这种失控状态已经达到了持续性失调的程度，导致宪政这一规范结构暂时性地削弱或丧失了限制国家专制性权力的约束能力。

宪政危机是由恐怖主义、毒品危机、艾滋病危机、经济危机、民主化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等时代性、外源性或者内生性的事实变量，导致由国家的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构成的规范化宪法体系难以与立宪主义的政治哲学和价值核心相吻合，进而造成规范化的宪法结构受到严重挑战与破坏，以至于最终导致公民(社会)对于宪法规范体系合理性的认同危机。而认同危机与控制失效是紧密相关的。一旦陷入认同危机，宪法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必将丧失本应拥有的权威性与控制力，成为形同虚设的“文明摆件”。

宪政危机往往表现为立宪主义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共识的认知瓦解，或者说立宪主义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冲击与侵蚀，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处于一种断裂、失衡与混乱的临界状态。而价值共识的瓦解或者断裂往往是社会系统濒临崩溃的一个重要标志，即立宪主义不再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共识，不再是人们所仰慕与信仰的主流文化形态，而这种共识文化的缺失进而会危及到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和公民的幸福。

宪政危机是由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设计、运转和更新未能体现与实现立宪主义的核心制度设计和价值内核，造成了强制性国家权力失范，进而导致了难以解决的权力失控问题。而这一问题转换成宪法学的话语就是，在制宪、行宪与修宪的不同阶段中，立宪主义的政治原理与价值底蕴未能成为引导、指导和主导国家设计、运行和调整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这种核心指导思想的缺失或者说弱化就有可能甚至必然会导致宪政制度的缺失与缺位。

有论者认为，“宪政制度的缺失往往容易导致宪政危机的产生”。这种缺失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先天性的，即宪法在制定颁行之后显示出明显的缺陷与弊端，进而导致宪法无法对主要的社会关系实施有效调整;另一种情形是后天性的，即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现行宪法已经难以适应，而且又没有通过修宪或者释宪制度与机制进行及时的修订与完善，进而导致宪政实践与宪政制度的严重脱节。［21］同时，在作为指导思想的立宪主义政治原理的缺失与弱化以及由其导致的宪政制度缺失的合力之下，必然产生国家权力失范。无数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公权力的滥用、异化、寻租、越位、缺位以及弃位等权力失范问题均成为践踏人权价值、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根源，进而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民主政治缺乏热情。

故此，笔者认为，宪政危机是一种政治系统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制度构建危机，本质上是权力危机。无论是以哪一种危机或者危机组合的形式出现，其实质就是一种由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违背了“人权价值的尊重与保障”这一立宪主义本质的宪政危机。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萧条的研究，早已经不能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应该突破学科划分的樊篱，从多维度，尤其是从政治学和宪法学的维度加以审视和考查，深究危机的根源，并为从源头上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四、余论:迈向货币立宪——货币危机的治理之道

从经济本质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肆虐引发了人们对货币危机这一议题的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无论是货币危机的肇因、形成、影响以及相关货币当局所施行的货币政策，还是对于货币危机的预防、应对与化解，均成了世界范围内各个领域研究的热点与焦点。而在宪法学的理论和分析范式中，货币危机的实质是宪政危机，而导致危机的肇因和制度性根源则在于国家垄断并控制了货币权力。而正如艾沃·詹宁斯所言:“法律家只有了解法律产生的社会条件以及法律施加于受治者的后果，才可能理解法律。”［16］(P11)所以，宪法学者们更倾向于从立宪主义的视角透视、分析并挖掘隐藏于金融危机或者说货币危机现象背后的宪法与宪政问题，审视其中所隐含的独特的货币权力诱因，探秘货币危机与自由、民主和宪政之间的运作机理、逻辑内联性以及发展规律。

宪政本身即是一种具有逻辑自洽性的、具有系统整合功能的规范结构。任何宪政制度变革都不可能是孤立进行的，蕴含于社会这一有机体内部的、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因素往往成为宪政变革的“催化剂”。与此同时，只有在起伏跌宕、危机迭起的社会转型时代，辨析研究社会变迁与宪政变革的逻辑内联性、社会危机与宪政构建的内在关联性，方能够有助于深刻地认知、理解和领悟宪政主义的内涵要素与外延要素、发展趋势以及价值真谛。具体而言，货币危机是一种经济危机、宪政危机、社会危机，是社会基本矛盾在货币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对于一国固有的宪政体制而言，货币危机既是一种猛烈的冲击、严峻的挑战，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现实的动因。货币立宪这一可能的宪政构建路径是应对与化解货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从根本上治理货币危机的必由之路，由此亦可促进、推动和实现宪政体系自身的更新与升级。正是不断出现的在各种伪装之下的宪政危机，才促使宪政制度、机制、规范乃至价值在宪政体系内不断地进行着多层次、多方位和应急性、适时性的创新、变革、构建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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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M］.2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3.

金融危机 自信危机 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

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 全球经济不断恶化, 次债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进入2008年以来, 雷曼公司破产, 百年老店美林被托管, 各种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球市场需求疲软, 各大公司纷纷调整企业战略, 整合裁员不断。据悉为应对金融危机, 企业纷纷裁员, 花旗、高盛将裁员1.2万人, 同样汽车巨头通用将裁员5100人。世界各大央行联合行动救市, 不断降息, 不断向银行注资。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1 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再次被提起, 两者是否有何异同, 本文对这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做对比分析。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早出现在泰国, 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的恶意攻击“泰铢”引发“泰铢”大幅度贬值, 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最后蔓延至整个东南亚。这其实只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外在原因, 诸多内在的因素早已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过快的放松管制和资本自由化

过快的资木自由化在金融休系改革、治理结构等各种配套措施尚不完善时, 东盟四国在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着特定的风险。虽然资本自由化使本国机构可以到国际资本市场借款, 增加了资金的来源, 但如果缺乏有效监管, 资本自由化可能会导致过度的对外借款和由此而造成的短期外债过度增加。这时若出现市场动荡, 就可能出现大量资木外逃, 使国内产生支付危机, 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2. 银行体系不完善, 金融监管缺失

与外国非制造短期资本进入对应, 东盟国家对本国金融也也采取放手发展的方式, 允许金融机构数目急剧扩张, 取消企业的贷款限额, 银行体系监管不严, 大量的银行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项目上, 加之部分国家政治上的腐败, 大量银行贷款被浪费而且很多问题又不能及时解决, 危机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 各国的金融监管又十分脆弱。据统计, 在1987年~1997年的10年中, 银行的贷款在逐年增加, 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却在逐年减少。

3. 汇率制度僵化, 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

上世纪8 0年代东盟四国经济起飞以后, 其汇率制度一直采取的是与美元或者是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1 9 9 5年以后, 美元的汇率上升, 由于东盟的汇率制度没有随之调整, 造成本币实际高估, 出口增速降低, 进口增加, 贸易盈余减少。由于这些国家不能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 而采取行政手段将本国汇率维持在扭曲的水平上 (高估) , 必将对其经济活动产生不正确的信号, 导致巨大的“机会成本”, 并带来更大的经济金融不稳定性, 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也就在所难免。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爆发乃至形成一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非偶然, 造成危机爆发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既有直接导火索, 也有基础性因素, 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 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为此次危机埋下了隐患

在过去5年里, 世界各国央行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了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 较低的资金成本压低了美国国内住宅的抵押贷款利率, 降低了贷款购房的成本, 经济的繁荣使得美国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 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对住宅的强劲需求, 从而抬高了房地产价格;同时, 房价的上涨也使得房主得以抵押房产再融资的形式, 将房产的升值套现以超前消费, 从而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另外, 国际投机资金在房地产市场中的炒作, 将住宅市场价格迅速抬高到实际需求决定的均衡价格之上。

2. 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

次级抵押贷款产品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及低利率假设的基础上的, 在房市火爆的时候, 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的利润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 利率上升, 客户们的负担必然逐步加重, 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的时候, 大量违约客户出现, 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 此时, 危机必然发生。另一方面, 由于贷款发放机构对房地产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为了追求短期收益, 失守了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 将大部分资金都以该种形式发放了出去。

3. 管理机制上存在的缺陷大大加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政府把对次级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 给这些私人机构留下太多操作空间, 结果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真实、准确、可靠。在错误信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贷决策必然是错误的决策。

次级债信息不透明。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 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不透明时往往就会隐藏危机, 这种债务风险不断积累, 为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

三、区别与联系

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 这两次危机分别发生在金融体系不太完善的亚洲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和金融市场比较健全的美国,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产生的原因来看, 两者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但也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差别是危机的导火索不同, 产生的基本条件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也有相似之处, 那就是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 放松了对资本流动的监管, 管理制度的缺失, 以及不完善。所以我们可以说, 不管金融市场多么发达, 金融体系多么完善, 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都可能会对金融安全留下隐患。

参考文献

[1]张保卫: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我国应吸取的教训.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自然版) , 1999.3

[2]刘鑫:浅析美国次债危机的成因及影响.理论界, 2008.6

金融危机 自信危机 篇8

一、政府缺乏管制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理论, 认为政府对于经济不应该做过多的干预。发展中国家, 例如中国一直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国家。但是政府的监管在关键的时候是有作用的。美国政府一度支持并赞助企业提供抵押贷款, 鼓励Fannie Mae (联邦国家抵押协会) , Freddie Mac (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 通过新的抵押政策刺激住房消费。此外, 国家甚至在1933年颁布法律把投资从银行零售业剥离出来, 从此银行可以进入利润丰厚的投资行业。政府对经济管制的放松, 激发了银行业特别是抵押贷款行业的竞争。为了吸引新的客户, 经理人还可以首次购房的买主提供零押金贷款。这些政府措施都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二、金融产品的创新

在宽松的政策制度下, 利益最大化成了理性人的追逐目标, 金融产品的创新为金融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从彩票债券, 人身保险到有限责任股票和期货期权合约, 所有传统的贷款都可以证券化。银行业介入也到这一轮金融产品创新当中:资产负债表中抵押贷款被轻易地剥离出来, 打包成可交易债券M B S (抵押债券) , MBS然后又被包装成不同信用风险的CDOs (附属抵押贷款) , 最后出售给投资公司, 银行从中获取大笔交易费用。在这场交易中, 交易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债券, 股票和货品, 而是信用。譬如一项金融产品获得银行或者保险公司的信用担保, 就被打上了AAA的信用, 便于交易。而这些新的金融产品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三、投资者的推波助澜

新的金融产品的大量推出受到了投资者的推崇, 对于信用类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这种现象来源于美国的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 而住房和其他资产的价格却高居不下。投资者们宁愿低利率贷款去买住房和新的金融衍生产品。随着金融产品大量充斥市场, 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狂热地购买, 潜在危机波及到了整个美国。拿次级贷款来说, 当时几乎全民都持有抵押贷款买的3套至4套房子, 而其中的第2, 3, 4套住房都是靠抵押的第一套房屋再抵押购买的。而实际上, 个人投资者根本无力偿还高额债务。

四、会计准则的作用

当今的金融危机波及如此广泛, 从次级抵押市场到金融行业再到整个世界经济。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可以归咎于是投资者的盲目购买, 归咎于金融机构的贪婪, 或者归咎于松散的管理制度。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由来已久:政府的放任管理是惯例, 有几十年的历史;金融机构的贪婪是因为他们是在追求利润;而投资者的盲目投入现象也处处存在。归根到底是由于这些漏洞被长期掩盖。而会计准则本身及其披露制度使这些问题掩藏在完美的会计报表下面才导致了危机的爆发。影响金融危机的会计准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证券化和报表合并;公平价值。

证券化和报表合并。国际会计准则中没有规范证券化的标准, 美国的GAAP (美国会计准则) 是Rule-Based, 意味着只要满足特定要求, 公司就可以利用子公司 (Special purpose entity) 把负债掩盖起来, 在合并报表的时候, 这部分负债不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 长期的坏账被掩盖。比较IFRS (国际会计准则) 和美国会计准则, IFRS要求公司会计根据会计知识和对于会计准则的理解判断交易的实质记账, 账户就不容易伪造。

公平价值 (fair value measurement) 。在国际会计概念框架中, 资产的度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可以采用历史成本, 公平价值和市场价值等等。公平价值定义为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所确定的价格。但是FASB (美国会计制度准则委员会) 实施的公允价值度量的标准使得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 破坏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并且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度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依赖估计和预测。公允价值的采用使企业从金融资产价格升值获利而并非企业升值中获利, 而这种资产价格的上升是通过吸引更多的客户, 供不应求而造成的。因此这种获利本身就存在资产价者的虚增, 资产的定价存在泡沫。所以有的专家认为应该采用历史成本。

从国际会计准则的角度来看, 由于没有统一的会计标准, 特别是具有指导作用的会计概念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 并没有提出统一的资产衡量标准, 在会计实践过程中, 往往根据判断使用不同的标准衡量资产, 造成了国与国之间会计报表的不可比性。目前美国的FASB与IASB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正在努力通过建造统一标准来规范国际会计。事实上,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度量资产, 公司总是可以通过创造性会计 (creative accounting) 为自己服务, 所以更为重要的是披露制度的完善, 以及如何让会计报表更透明更有效和建立统一基于风险评估的金融产品会计标准。

参考文献

[1]Rutterford, J2009,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impact on trusts and trustees, Trusts&Trustees, Vol.15, No.2, April, 20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金融危机 自信危机 篇9

金融不等同于经济，经济体系里面含有金融，金融只是一个行业，只是经济中的一部分。

1、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

所谓被动型经济危机是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如果危机的性质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很难认为这种货币在危机之后还会回升，危机过程实际上是对该国货币价值重新寻求和确认的过程。

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的产生完全在管理当局的预料之中，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

产生经济危机原因：经济政策错误;原材料紧张，尤其是原油危机;自然灾害;全球化的后果;.金融政策错误。

2、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 (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 (价格) 、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二、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金融危机又会造成经济危机，因为金融行业是经济的一个方向标，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也是金融体系，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是属于实体经济危机。像冰岛她的整个金融体系被催跨了，成了整个国家的整体负债，全国GDP只有一百多亿美金，但负债却有一千多亿美金，也俗称国家破产。

他们两者是有区别的，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华尔街的大风暴吹倒了远远不止美林，雷曼等几家投行，美国人一直引以为傲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风险控制体系终于不堪美国人自己的贪婪而垮塌。多年的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只是带来了一些虚幻的假象而已。在这么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企业该如何生存，如何看待风险，而我们职业的风险管理者—资金管理人该做些什么呢?

三、金融危机下的资金管理

1、确认交易对手是否存在风险

这里的交易对手包括银行和公司的业务伙伴。金融风暴的影响力之大，都能让银行破产，企业当然要小心，别把自己的血汗放在不安全的篮子里，如果交易对手银行也有类似冰岛的landsbank这样的机构而预先不有所知的话，那将给企业带来的会是灭顶之灾。在中国境内，很多外资银行因为要拯救母公司汇回利润，同时又因为前些年存贷比拉得太高，现阶段急需境内融资以解决流动性问题，而境内银行因考虑到风险因素谨慎拆借导致外资银行头寸短缺，如果企业的合作银行只是外资银行的话，可能即使有额度也放不出款，就像2007年底发生的银监会窗口指导产生的效果一样。于是以前完全依赖外资银行的机构现金流就产生了相当大的问题，而现在再去修补和中资银行的关系却总有临时抱佛脚的味道，而且这个“佛脚”还不是那么好抱的。

交易对手风险其实也应该重视起来。有些核心的大企业基本现金流还是正常，银行额度也还够充足，但是他们的上下游的中小厂家却未见得。随着国内大量的成规模的中小型制造型企业的倒闭，核心大企业的零配件，原材料或者某些大超市某些产品的稳定供应商出现生产问题，均会发生一系列连锁性的问题并同时对核心企业本身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一方面需要尽可能的去了解供应链上关键机构的生存状况，并适时给与帮助，同时未雨绸缪，也是资金管理人责任所在。

2、资金管理战略的再制定

这个和上个交易对手风险有密切的相关。企业需要重新审定合作银行，并对和他们发生的业务金额额度作出相应的调整。同时原先资金管理重要的内容例如尽量压缩财务成本这条可能要重新审视。例如通用电气，在危机发生之初就有敏感的意识并提早发行大量公司债券，帮助公司提早实现财务的灵活度;通用汽车虽然债券已经早就进入了垃圾级别，但是在危机之初他们也已经把在各个银行的额度提取干净，宁可承受相对高的财务成本，也要保证公司现金流的充足和稳定。过冬的心态促使企业对于资金管理产生了与在经济繁荣时期完全不一样的战略。虽然中国并不是本次金融漩涡的中心，但是中国的资金管理人也一样需要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为自己公司的战略安全保驾护航。比如充分考虑再融资风险，减少以前经常性的短贷长用的方法，同时要广开财路，宁可资金管理人麻烦一点也要根据业务的需要多找一两家合作银行以做备用。有资深的资金管理人在去年宏观调控之前就用承诺费的方式固定了银行的借贷利率水平和信贷额度，虽然花费了一定的承诺费用，但在之后的调控紧急期大多数机构都有额度贷不到钱的状况下，他们公司就可以安安心心的按照承诺合同规定的额度和利率进行融资安排。

3、谨慎制定风险战略

国航在石油期货上的亏损和香港中信泰富在衍生品交易上的失误造成的巨额亏损。其中均有时机把握和工具选择上的失误之处。失误点我们会另外行文仔细分析。但可以想见的是在选取金融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再三考虑各种极端状况。今年早先欧洲银行主导中资银行大卖的CMS产品的大面积亏损，就在于欧元区长短期利率的倒挂现象。这样的极端状况几十年不见而一旦显现就会让实际金融工具的使用者遭受巨大损失。

各种理财工具在背后都有各自的风险结构构成。而董事会必须清楚这背后的风险意味着什么而且承受的起。银行毕竟有自己赚钱的立场，而企业资金管理人的职责应该是分析清楚这些工具的结构同时告知董事会并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必须高度警惕风险，尽可能的用常理去理解问题，远离那些错综复杂的交易程式，类似香港出事的雷曼迷你债券，任凭销售人员吹得天花乱坠，最后还是投资者自己为损失埋单。从来都不睬纳复杂理财工具的Nike这次就可以笑得很大声，因为他们的钱从来都是非常老实的呆在银行里吃利息，最多做点结构性存款。虽然在经济繁荣时期看起来司库并没有为企业赚取足够的利润，但是在经济风暴的今天他们完全可以笑看那些卷在各种债券风波中的企业资金管理人。

4、适时关注全球金融动向并为决策者提供战略决策参考

金融危机 自信危机 篇10

美国金融危机被很多经济学家冠之以“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足见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如何使金融危机的阴霾不再降临, 研究危机内在机制的异同, 对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意义重大。

二、美国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相同点

1、从生成机制上看:

(1) 非理性繁荣造成了市场的泡沫:两次危机都以金融危机自身的道德风险为主导特征, 以金融机构大量投资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为诱因, 积累了大量的金融泡沫。

(2) 政府失灵的结果:现代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市场失灵的结果, 实质上是政府失灵的结果。危机发生时, 政府缺乏应急准备, 陷于束手无策的状态, 并且对经济干预失当, 政府应担负最大责任。

(3) 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在提供提高安全性的金融工具的同时又增加了风险因素。政府部门和投资机构的风险意识淡薄, 金融自由化以后, 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加大, 给危机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4) 金融衍生产品是危机发生的催化剂。两次金融危机都与金融衍生品有关。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身具有放大利润和风险的功能和特点。在美国金融危机中, CDO和CDS等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不仅把许多机构和个人捆绑到了一起, 还放大了市场的风险, 导致了信用的恶性膨胀。

(5) 金融风险长期累积的结果:亚洲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经济就有泡沫化的迹象:而美国则是积聚了财政赤字、贸易逆差、资产价格飙升、过度借贷、投机资金泛滥等大量金融风险和经济泡沫, 最终促使风险爆发和泡沫破灭。

(6) 金融脆弱性是危机的根源:金融脆弱性是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金融脆弱性一旦累积到一定程度, 就会爆发金融危机。

2、从传导机制上看:

(1) 显著的净传染效应:由于经济、文化等“气质”的类似, 亚洲金融危机迅速席卷了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而投资者极度悲观导致的“羊群效应”进一步恶化了美国金融危机, 甚至连一些经济状况良好的边缘国家由于资金流翻转而陷入危机。

(2) 显著的金融溢出效应:亚洲金融危机中存在明显的金融溢出效应。泰铢的危机通过相关性较高且不稳定的金融市场扩散到了其他国家。美国金融危机中, 由于美国资产证券化, 全球很多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到了风险扩散的链条中。

(3) 显著的季风效应:季风效应的传导机制是通过全球化这一传导渠道, 由于共同的外部冲击而形成。随着全球化程度提高, 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和金融波动的全球化成为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助推器。两次危机都体现出显著的季风效应。

三、美国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同点

1、贸易溢出效应影响程度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中, 由于东南亚的贸易溢出主要是“间接多边贸易型”, 竞争性贬值是危机扩散的重要渠道, 只能表明贸易溢出的可能性。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进口需求直接减少, 使出口国经济受到冲击。因而美国金融危机比亚洲金融危机的贸易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2、波及的范围及影响程度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较对区域化, 只波及少数东南亚国家。美国金融危机则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美国金融危机比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围更广, 程度更深。

3、传导类型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传导属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传导类型。其传导源在发展中国家。而美国金融危机属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的传导类型。

4、经济基础不同:

亚洲国家作为新兴国家, 经济实力基础远不及美国。美国金融危机虽重创美国经济, 但是美国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体制, 其经济实力仍不可小觑。

5、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表现程度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表现出剧烈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 而美国金融危机并没有表现出剧烈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它更多是隐性的, 而非显性的。

6、导火索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中, 国际游资的攻击是直接原因, 而美国金融危机中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才是直接原因。

四、反思及危机下的路径选择

1、构建预警系统, 谨慎发展金融衍生品:

金融危机在发生前都有先兆, 应构建预警系统, 防范于未然。信用衍生品被认为是金融创新的胜利, 但是金融危机使规模近30万亿美元的信用衍生品市场已遭遇“信用贬值”的冲击。

2、注重实体经济发展, 依靠自身发展经济:

亚洲金融危机未给美国造成严重影响, 是因为内需型国家抵抗力较强。因而必须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生产、销售体系。而美国金融危机则警示应注重实体经济发展, 而非虚拟经济的虚高。

3、金融自由化需适度, 把握金融渐次开放步伐: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 我国能够免受严重冲击, 主要归因于人民币不允许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因此, 应慎重资本账户的开放和国内金融自由化的顺序选择。

4、加强金融监管, 增加信息透明度:

健全金融体制, 防范金融风险是避免金融危机的首要战略任务。并应提高银行资产质量, 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同时政府应加强作为, 并重视信息披露, 防止金融恐慌蔓延。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 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在生成机制和传导机制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亦有一些不同。要使灾难的“潘多拉”宝盒不再打开, 我们应从中汲取教训并反思, 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摘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令人记忆犹新,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又来袭, 金融危机如此频繁, 其程度如此之严重, 使研究金融危机的内在机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对美国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异同点进行比较探讨, 从中得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内在机制,比较

参考文献

[1]、安辉.现代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国际传导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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