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精选十篇）
文化转向 篇1
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 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圣经》翻译。无独有偶, 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也始于西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对于翻译的研究, 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之间的相互争论。
近些年,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 网络及各种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 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必要手段不仅是文字转换形式, 更是文化构建方式, 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 (石琳, 2004) 。翻译的研究也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 (Bassnett, S&Lefevere, A, 2001) 。
二、翻译的文化转向
翻译是什么?有人说是创作, 有人说是艺术, 也有人说是科学。其实对于翻译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定义。因为其开放性, 翻译对多种学科有关, 比如哲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等。但究其本质, 翻译与语言学、文化最为密切。20世纪被称为“翻译的时代” (Newmark, 1988) ,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兴起, 翻译研究的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 众多中外学者从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等学科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对于翻译的研究开始从语言学方面向文化方面转移。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就是在翻译过程中, 考虑到了文本本身以外的其他关系, 尤其关注和强调译入语和原语文化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及反之翻译对文化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张曼, 2012) 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已经不再一味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于源语, 更要关注社会、文化和交流的实践,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也不再是语言本身, 而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行为。
三、翻译对文化对外传播的作用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进行交流, 他们不可避免遇到语言问题与文化问题。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是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桥梁。翻译的目的与特点就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当今的世界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产品和消费文化产品, 它们的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这是信息爆炸时代的必然产物, 同时也加剧了文化多元化的全球化进程。我们不能只固守自己的民族语言以求得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来抵御文化的全球化浪潮, 而是应该积极传播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 完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使命。
翻译的功能在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 (2011) 说, 中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目的是通过传播中华文化, 使中国文化能够真正地吸引人、打动人, 引起共鸣, 拨动心弦, 赢得尊重, 增进心灵的沟通, 寻求理解与合作, 使外界全面、准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 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目前对与中译英来说, 我们的重点应该尤其的放在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世界,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加强与西方的相互理解, 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向世界范围内传播。
四、译者身份的文化转向
通过以上探讨, 口译者所从事的是跨文化交流活动, 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不同文化与态度的冲突。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 在交流过程中可能对同一词汇表达和非言语行为产生不同的理解, 因此口译者需要注意并理解这些不同文化的差异, 做出适当调整来促进跨文化交流。在接受口译任务后, 口译者应当为文化差异的协调做准备。充分考虑到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别, 站在文化的高度, 培养文化的敏感性去识别文化语境, 并在识别文化语境的差异过程中, 适时调控自己的文化导向, 达成两种文化的和谐, 做一名成功的文化调停者。
对于文化调停者, Taft (1981) 做出如下定义:文化调停者是能够促进拥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人或群体间的交流、理解和行为的人。调停者的角色是把一个文化群体的表达, 意图, 理解和期待, 通过建立和平衡传递给另一个文化群体。为了实现这种连接, 调停者必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两种文化之中, 因此调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文化的。口译者作为文化调停者需要具有跨文化交流意识, 并且能够促进交流。也就是说口译者要做到让交流双方分享信息、想法、观点或态度, 而不是造成误解。
五、译者的文化传播能力
翻译的文化转向更加要求译者成为文化交流者和传播者, 从而介绍新的思想、文学形式甚至语言表达形式。这要求译者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跨文化交流意识可以理解为对存在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对于口译者来说, 在口译的过程中应该根据文化的不同, 对口译过程中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 以此来促进交流。译者必须意识到目标读者的需求和需要, 考虑目标读者的期望和背景知识, 知道来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差别, 决定适当的翻译策略, 最终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 国家对对外传播人才从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新的要求。如何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多层次的、高素质的翻译人才, 改变对外传播的现状, 提高对外文化传播的效果, 建设真正的“文化强国”, 是摆在高校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基地的中国高校在培养对外传播人才中应发挥重要作用。高等学校在对外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上, 要有新思路和培养策略, 以加快翻译人才的培养进程。
六、结语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 文化的全球化将是21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翻译的文化转向也正是符合这一发展趋势。翻译是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 而中译外队伍的质量决定文化传播的质量。加强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中译外人才的培养, 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中译外队伍, 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
摘要：翻译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本文基于翻译的文化转向, 讨论了翻译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指出译者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及其培养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Lefevere, A.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2]Taft, R.The Rol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ediator[M].Mediating person:Bridges between Cultures.Ed.Bochner.S.Cambridge:Schenkrnan, 1981.
[3]蔡武.中国当代和流行文化对外传播力度不够[EB/OL].新华网, 2011-07-19.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7-19/3192039.shtml
[4]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Prentice Hall, New York, 1988.
[5]石琳.文化全球化与翻译的文化转向——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4, (3) :33-36.
网络传播下的文化三重转向 篇2
关键词：网络传播文化转向 选择性坼裂 身体乌托邦 精英意识 大众立场
作者欧阳友权，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长沙：410083)
所谓文化转向，是指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异于既有文化逻辑的预设道路，别开生面地创生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从网络传播的角度看，文化转向是网络传媒形成的对于文化发展内容及其方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深刻地改变既有的文化格局，重绘这个时代新的文化地图。
选择性坼裂：从现代走向后现代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诞生于后现代文化空间中的网络传播就必然具备后现代文化气质，进而天然传播后现代文化精神，但网络传播之所以成为促进现代文化转向后现代文化的主要动力，的确与网络传播自身拥有的特征密切相关。
与传统传播方式相比，网络传播第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交互性，以此打破了传统传播的单向性;第二是多元性，它可以让多种声音共享一个Internet平台;第三是价值中立性，即多元主体的交流与兼容，造就了多元观念的冲撞和相互承认局面;第四是自主性，传播主体的自由选择强化了主体的自控机制和自主决策能力;第五是个体性，网络空间的自由选择加剧了大众的分化，无数个体组成了网络“蛛网覆盖”的无穷节点。从网络传播的诸种特征看，这似乎是一个有利于自由和民主实现的理想空间，是一个人类长久企盼的文化乌托邦。然而，文化的发展道路从来没有这般平坦，文化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总是和它的对立面相伴相生，从而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困惑而不是最终解决方案。从交互性中我们看到了即时快感满足带来的理性监督空缺;从多元性中我们看到了伦理价值及其判断的失准失依;从价值中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的虚无主义深渊;从自主性中我们看到了对一切合法权威的拒绝和摒弃;从个体性中我们看到的则可能是公共意识的消解……网络传播与其说在传播某种确切无疑的文化信念，不如说是在传播人类长久的文化疑惑，一个个潜隐在传统理论体系和冥想深处的质疑变成了公开张扬的文化现实问题。网络传播中存在的文化症候似乎正是后现代文化存在的基本特征。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学者琳达，哈琴就曾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既使用又滥用、既设置又推翻、向埋藏于建筑学、文学、绘画、雕塑、电影、录像、舞蹈、电视、音乐、哲学、美学理论、精神分析、语言学或史学中的诸种纯粹观念发起挑战的矛盾现象。”伊格尔顿也曾针对后现代性问题写道：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质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
伊格尔顿的话正是网络传播中文化裂变表征的阐释，矛盾、困惑和相对主义精神似乎已是网络传播和后现代文化不可摆脱的文化标签，而其根由则是由现代文化产生和导致的。尽管关于现代文化失落和颓败的复杂原因人们总是众说纷纭，但基本上较为公认的说法是，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所引发的对于理性及其社会机制的彻底怀疑是导致现代文化被反思乃至最终遭到背弃的根本原因。因为战争的空前残忍与邪恶，战前、战后暴露的工业社会逻辑及其解决之道的匮乏无力，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从来都被奉为至上的理性(人文和技术)是否拥有人们赋予它的那种神圣能力，理性及其文化制度乃至在理性文化体制中发展成熟的工业社会本身是否可以继续交给现代理性执掌?于是，理性的文化地基开始崩塌，并纷纷碎裂为思想的残片，漂浮在困惑弥漫的人类上空。 (本网网 ) 但后现代文化并未像以往的文化一样，沿着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路径走到非理性的道路上去对理性展开拯救行动，因为后现代在摒弃理性的同时也摒弃了非理性道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理性和非理性的对证两极常常会平衡人们对于理性或非理性的质疑，因此，理性的时代主流中常常潜伏着非理性的力量，而理性的时代之后常常是非理性的拯救方案的隆重登场。正是基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联体存在特征，现代文化之后的文化便不是理性和非理性二元对证之间的线性选择，而是超越二元的多元呈现。超越二元的多元呈现从概念上容易理解和把握，运用到对现实文化环境的分析却是一个艰难的课题。也就是说，当一个文化问题不能在既有的文化思维框架中继续被深度思考时，这个文化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不断漂浮的文化符号，一旦这个文化符号可能指向“这”也可能指向“那”时，它可能就什么也无法指向，最终只能自我指涉。于是后现代文化抛弃现代文化的深度阐释模式、中心概念观念、确定性分析手段、严肃性话语目标乃至不断创新的思维逻辑程式后，同时也就放弃了通过深度/平面、中心/边缘、确定/漂浮、崇高/世俗等传统的文化生产方式面对自身的文化困境，它只能在深度/平面、中心/边缘、确定/漂浮、崇高/世俗之间寻求生存空间，在各种“间性”(如主体间性)杂糅的话语中悬隔文化本身，让各种话语通过“无法”达致“有法”的境界。
后现代文化何以质疑现代确定性的文化概念，形成“间性”(主体间性等)当道的文化风格?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诸如瞬息万变的、非中心化的技术领域，消费社会和文化工业。这种新的物质环境造成了传统的制造业被服务业、金融业和信息产业取代，也促成了传统的以阶级为核心的政治领域向各式各样的(基于族裔、性别、社区等)“身份认同的`政治”转化。伊格尔顿的阐释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固态的物质世界观丧失之后，物质世界也就从静走向了动(就像经典物理学走向了现代物理学)，而动态的物质世界必然带来动态的精神世界观的确立，资本主义社会从此便建立在一个物质和精神观念双重流动的认识论系统之上。可以说，这种流动的世界观是后现代文化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因为没有了恒定的对象，也就没有了确定性的文化原则，也就没有了思维的二元基点可以依赖，一切事物都在动态的呈现中丧失所谓的本质和特征。理论阐释的确如此，但我们的现实问题是，究竟是哪些日常的东西直接让所有的人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动不居，而不仅仅是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这样一些深入物质和精神结构内部的精英分子?
要逃离理论的抽象，只能回到理论生产的空间。后现代社会常常被称为信息社会，因为后现代文化基本上是在那种不同于传统的信息生产、组织、传播和影响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任何文明社会均离不开信息和信息传播，何以后现代社会就能够独占“信息”语词?这固然与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像信息社会那样充满巨量的信息并依赖于这种信息有关，但显然，信息社会的本质在于它改变了信息的存在和发展方式。首先，它使信息的线性存在方式发展成为立体化的网状结构――人们不仅能够通过磁带、光盘、硬盘存储信息，通过电话、传真、电视、手机等传输信息，而且可以通过计算机加工信息，人类还从来没有能够像现在这样图、文、影、音一体化地进行过信息传播;其次，它使分散孤立的信息汇集成实时交互的系统，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获得各种工作、教育、娱乐、消费等资源的共享，人们在全球知识、文化共享的过程中，强化人的活动功能，扩大着人的活动范围，扩展和深化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与交往;再次，它使信息的含义空前广大，信息是知识，信息是财富，信息也是力量，信息还是一种文化，掌握信息也就等于掌握了人、社会及其通往未来的钥匙。正因为后现代社会的信息中包含着丰富的非传统语义，所以后现代文化事实上就是一种依托于新的信息传播特别是网络传播而构建起来的文化，这种文化包含着充分的信息传播特征。当我们把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网络传播和后现代文化联系起来时，我们会突然明白，后现代文化的转向不仅是一种文化观念、文化思维的转向，而且是一种文化生活方式的转向，这种转向根植于日常生活中人们时时接触的信息，是信息的疯狂流动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个稳定世界的失去，是信息的巨量传播让人们怀疑既有价值观的局限和简陋，是信息的丰富涌现刺激了人们的多元需求和欲望，是信息的民主和共享局面让人们渴望打破一切界限进入一个后现代的文化狂欢广场……
总之，从现代向后现代的文化转向绝非后现代取代现代那么简单，那种线性的时间观正是后现代首先要抛弃的认识论。文化转向也只是意味着我们获得了一种观察文化发展的窗口。窗口总是可变的，观察的对象却从来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自身。网络文化的现代与后现代转型与转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出现并逐渐完成的。
身体的乌托邦：从尊崇理性到张扬感性
民间资本转向文化产业 篇3
资本市场青睐“文化地产”
“影视搭台，地产唱戏”的文化+地产模式，正在博得民间资本市场的青睐。宋城股份公司将在丽江圈地140亩，拟用3.34亿元现金，投资建设丽江千古情旅游演艺项目；与云南玉龙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作为国内最典型的从事文化地产的上市公司，宋城股份在各地投资建设演艺项目来拓展业务。
越来越多的影视行业，希望复制宋城股份“文化+地产”的模式。华策影视将与海宁市政府联合投资，建设中国武侠（影视）文化产业园，项目总投资不少于10亿元。华谊兄弟也将巨资砸向文化地产，在上海嘉定的文化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在苏州阳澄湖的华谊兄弟电影主题公园，注册资本为2亿元，上市公司分别持有两个项目40%、35%的股权。
在圈地融资难度与日俱增的背景下，“文化地产”运作的模式越来越“热”，地产开发商们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对于一些失去成长性的行业而言，未来房地产特别是住宅地产，很可能成为薄利行业。正因如此，向极具赚钱效应的朝阳行业转型，成为房地产大鳄一致的努力方向。
在房地产行业日益感到调控压力之际，电影业票房却在政府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鼓舞下，以40%的年均速度飞快增长，这对开发商而言，无疑充满着诱惑。房地产业和电影院线相当绝配，万达旗下的电影院线，拥有影城71家、600块银幕，占全国16%的票房份额；万达影院与IMAX签订排他协议，未来3年双方将合建至少75个IMAX影厅，为了攻占3D高端市场。
闯入影院的房企还有世茂股份。世茂股份选择了独立开发影院经济，继2010年陆续推出绍兴、烟台两地的世茂影城后，2011年世茂股份又在昆山、苏州两地成功运作影院项目。根据世茂股份的计划，5年内银幕数量达到500块，涉及资金8-10亿元。对于电影这个产业而言，这样的投资真的算是大手笔了。
深圳万科影视、拉风娱乐，都是地产开发商跨界投资的“作品”。较高的利润空间和政策春风，令文化概念成为房企资金天然的避风港。房地产商转战影院市场，诸多影片造就了高票房。有人预测：10年后，中国的票房收入将达到300亿元。这个数字是具备吸引力的，特别是对地产开发商而言，相关政策的接踵出台，让整个楼市进入调整期。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开发商进行相应的投放点转移，也是在情理之中。
浙商抱团进军文化产业
江浙一带的财团，喜欢艺术品投资。在南京，房地产领域有200多位企业家，在较大规模地投资艺术品；在宁波和慈溪，投资艺术品金额在一亿元以上的企业家，有20多位。南京天地集团、常州蓝宝集团、浙江金轮集团、浙江徐龙食品集团等，只是艺术品投资巨商的冰山一角。
温州财团做房地产生意的资金有7000亿，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大概有1200亿资金闲置下来，地产商将把这笔钱投向艺术品市场。1200亿不是一个小数字，在中国收藏家眼里看来，也“只不过如此”。曾有温州一位从事汽车工业的老总，要把700亿的资金，逐渐转向艺术品市场。
经过资产重组，数月前复星集团、富春集团、阿里巴巴等，七家浙商共同投资东阳中国木雕文化博览城项目。一段时间来，国内经济增速平稳回落，浙商资本的投资动向受到各方关注，未来的投资将会更多地关注文化产业。
中国木雕文化博览城，位于东阳市西区世茂大道以北，毗邻东阳与义乌交界点，总占地面积1000余亩，总建筑面积达200万平方米，总投资预计超过百亿元。项目为集特色建筑、文化、经济、商业、旅游、会展于一体的大型木雕主题。在规划设计中，囊括了木雕文化博物馆；木雕、红木家具产业交易平台；木雕、红木家具产业扶持中心；木雕、红木家具产业创意研发中心；木雕大师工坊、木雕主题文化酒店、企业会所、滨江餐饮休闲娱乐等。
文化产业是提升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品质，所提供的一切可以进行商品交易的生产与服务。传媒、卡通、影视、娱乐、游戏、旅游、教育、网络及信息服务、音乐、戏剧、艺术博物馆等，都是文化产业璀璨的一员。
民营企业是文化大发展的生力军和重要载体，如果文化大发展离开民营企业，那是绝对残缺不全的、缺乏活力的；文化大发展的经济表现，也将更多地由广大的民营企业来承担，相关的经济活动，也将因民营企业的介入而更加充满活力。文化产业是文化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表现。
民营群体，大多是从个体户的小本生意起家，靠吃苦耐劳、敢闯敢干，把生意做大，个人文化程度都不高，对文化自始至终都十分敬畏，以结识文化人为傲，尤其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能进入文化产业，是民营企业家非常期望的事情。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的缩小版。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展经济成为第一要义，民营企业家最先下海，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国力的厚实，让中国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软实力不足的症候凸显，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腰包变得越来越鼓鼓囊囊，内心世界却没有充充实实。在商品市场，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炫富傍富、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道德败坏现象时有发生，道德文化对民营企业家显得格外重要。
民营资本助推文化产业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上海对文化产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向世界展示了风采与魅力。上海文化宣传系统，先后组建了永乐集团、上影集团、文新联合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世纪出版集团、文广集团等；建造大剧院、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博物馆、上海科技馆、上海图书馆等文化设施；成功举办了十几届国际旅游节、五届国际艺术节；上演过世界著名歌剧《猫》、《悲惨世界》；迎接过帕瓦罗蒂、帕尔曼、波切俐。在与世界文化频繁的交流、接触和对话中，上海展现出它对世界文化艺术具有的敏锐反应、“海纳百川”的胸怀与能力，让世人感受到这座城市在文化艺术发展方面的勃勃生机。
文化产业发展，取决于文化产业政策，投融资政策是文化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上海文化产业资本结构单一，国有资本一股独大，在许多方面处在垄断政策的保护之下，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文化管理理念，仍然阻碍着上海文化产业发展，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在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北京、湖南之后，名列第7位。
近几年，境外资本逐渐进入视听服务、电影院服务、书刊销售服务、书报刊印刷、动漫画加工、娱乐等领域，对进一步拓展上海文化市场饶有兴趣。新闻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公司、维尔康姆，贝塔斯曼、星空传媒等海外传媒巨头，开始实质性挺进上海文化产业，各省市的民营资本也在积极进入上海文化市场。
总结国内外文化发展的成就，基本的经验是文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单纯依靠政府投资，不容易产生对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难以形成产业化运作。实行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扩大文化市场准入，需要支持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进一步拓宽文化投融资渠道，降低投资准入门槛，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经营。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文化体制的所有制结构，加快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加文化市场的有效供给，发展和完善我国文化体制的所有制结构，还能吸纳大批就业和再就业人员，为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作出积极的贡献。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双重解读 篇4
对于文学翻译来说, “文化转向”的影响显得尤为重大, 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往往承载着该语言深刻的文化内涵。
例如, 张若谷先生翻译的《苔丝》中有这样一句话:“苔丝, 你要是让我吻一吻你那片小红樱桃嘴唇儿, 再不就让我亲一亲你那副热乎乎的小脸蛋儿, 我就叫马停下来”。原文是“Let me put one little kiss on those holmberry lips, Tess, or even of that warmed cheek, and I’ll stop.” (陈奇敏, 124) 。“holmberry”是西方圣诞节用作装饰的一种鲜红色冬青果, 原文中用于描写苔丝嘴唇鲜艳动人。然而, 中文中并没有唇色鲜红似冬青果的意象, 如按照语言层面对等的原则直译, 译文读者将很难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审美共鸣。因此, 张先生大胆采用了中国传统审美观中美女的“樱桃小嘴”取而代之, 虽改变了原文的喻体形象, 却实现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对等。
又如, 著名莎剧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的译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 朱丽叶在决意寻死的前夜盼着夜色降临, 挂好一条软梯, 让罗密欧爬进闺房与她共度一夜。她对着软梯发出了如下感叹:“他要借你 (软梯) 做牵引相思的桥梁, 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原文是“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 (陈奇敏, 124) 。原文“to my bed”含义简单明了, 即“上我的床”之意。但该译本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 试想对当时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 一个少女怎能直截了当说出要心上人“上我的床”呢?为了顺应中国传统礼教文化心理, 朱先生将其改译成含蓄得体的“相思”, 从而维护了朱丽叶的纯洁形象, 博得了读者对她的更多同情。由此可见, 除了审美情趣, 伦理道德观念更是译入语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会直接影响译文在读者中的接受程度。
“文化转向”不仅在词汇层面上意义重大, 在语用层面上也影响深远。因此,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双语活动, 必须遵守特定文化背景中的语用规则。
老舍《柳家大院》中这样写到:“大家见面, 招呼声‘吃了吗?’透着和气。”译文为“When people meet, they pass the time of day with each other, just to show their good neighborly feelings.” (陈奇敏, 125) 。在汉族农耕文化影响下, “民以食为天”, 人们见面问声“吃了吗”是为表关心、融洽气氛, 或作为正式交谈的开场白, 其真正目的并非真要问清对方吃饭没有。因此, 如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就明显失去了其语用意义, 还可能使译文读者误认为发问者有请客之意。在英语中, “to pass the time of day”意为“to exchange greetings”, 与原文“吃了吗”语义对应, 虽然牺牲了原文的民族文化特色, 却符合了译文的文化习惯, 便于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确切含义。
上述几例充分显示了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地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带来了翻译策略的改变, 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文本对照, 而是更多地采用归化策略, 以期文化层面的对应。同时, “文化转向”也使译者的地位发生了巨变, 其主体性得到极大彰显。在传统翻译研究中, 翻译被定义为一种次等的工作, “原文是中心, 像圣经一样神圣” (刘文军, 59) , 译文则被认为是原文的复制品;同样, 作者是权威的, 对原文本有自始至终的发言权, 译者只是作者的奴隶, 必须对原文亦步亦趋, 实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后, “译者的任务”不再是机械地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 而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灵活地实现两者风格和审美层面的“对等”。
然而,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旗帜下, 为译者正名的呼声似有走向另一极端之嫌。译者主体性被过分夸大, 出现了“改写”、“再创作”等译者“操纵论”的观点, 忽略了语言作为翻译本体的重要性。我们应当认识到, “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 当然也是一次研究的深化, 但它不能取代语言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 它只是多元视角中的一个。如过分强调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 便会使翻译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之中, 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赵彦春教授在《翻译学归结论》绪论“翻译学何去何从”中提出, 对当前流行的文化派翻译理论, 我们必须“慎思之、明辨之”, “取其精华”, “避免盲从”;要“直面翻译学最根本的问题:翻译的本体论 (即它是什么, 它存在的本源, 它具有的本质) 和认识论 (即我们能否认识它, 如果能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它) , 以及相应的方法论 (即应用或设计什么方法来研究它) 。” (赵彦春, 2) 他认为文化派有意无意夸大了翻译的非本质属性, 将翻译的多学科、夸学科属性泛化为无学科属性, 将翻译推向虚无, 消解了翻译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存在, 翻译的限定条件、贯穿始终的规律等也随之瓦解。 (赵彦春, 6)
诚然,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障碍是不容忽视的, 语言本身带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特征, 许多事物在一种文化中存在, 对另一文化而言却是缺失或迥异的。文化派理论超出了对字、词、句结构本身的研究, 讨论的是译者的语言能力、风格、交际能力、语境等外部因素, 但将这些作为翻译的决定性因素未免以偏概全, 有悖于翻译的本质。我们不能将翻译的制约因素与其本质混为一谈, 更不可将翻译研究引入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政治研究以及意识形态研究中去, 使其本体受到拆解。不可否认, 目前, 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还有很多内容未曾涉及, 深度也有待加强;但无论如何, 文化研究也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方面, 绝非全部, 更不可作为翻译的本体来研究。翻译的本质任务在于探寻语言转换的规律, 翻译学的继续发展仍主要依赖其内在性的研究, 即本体研究。
广大的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的“文化转向”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进行双重解读:既不应将其奉为至宝顶礼膜拜, 摒弃传统的翻译理论;也不应对其置之不理充耳不闻, 固守前人的原则主张。正确的做法是:一方面, 紧随翻译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 注重翻译与文化的互动研究, 鼓励从多视角深人研究翻译与文化的种种现象;另一方面, 在强调文化语境的宏观研究的同时, 还应在新理论的指导下对翻译行为本身进行深层的微观研究, 对语法、语义、语用功能等一系列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和分析, 勇于不断地修正传统的概念, 探寻蕴含了文化因素的语言转换规律, 真正处理好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奇敏.论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湖北教育学院学报.第23卷第6期, 2006.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3]刘文军.作者与译者之罗曼史——小议作者与译者关系的变迁.广东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6卷第3期, 2006.
文化转向 篇5
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文学学科的文化实践--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初步研究为例
审美人类学是人类学和美学在当代学术背景上跨学科交融的产物.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歌以及民族艺术的审美价值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民族艺术及少数民族族群的审美经验作出人类学的解释对于美学学科的发展乃至文学学科的现代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 者：王杰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刊 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426(5)分类号：B83-0:C912.4关键词：审美人类学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外播文化
当代审美文化转向与新农村文化建设 篇6
关键词:当代审美文化;新农村文化建设;转向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191—03
所谓当代审美文化,我们认为一般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1]。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社会生活、审美观念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因此当代审美文化无论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成果还是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对象,都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新颖性和复杂性。这些新颖性和复杂性最终促成了当代审美文化的转向。本文着眼当代审美文化转向对新农村文化建设所带来的新语境新挑战,主要探讨当代审美文化转向之背景下,关注农民、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必要性及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应对策略。
一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由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转型,当代中国审美文化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新颖性和复杂性。这些新颖性和复杂性,体现在思想上是对实用主义、技术主义等“功能论”价值观的更多认同,体现在文化实践上是从本位主义走向消费主义,许多时候尚用、拜物等心态越来越占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最终促成了当前中国审美文化的转向。
第一,从理论探求来看,当代审美文化表现出对技术主义等“功能论”价值观的更多认同,它已从审美价值冥思转向了审美意识迷狂。20世纪80年代,中国审美文化主要是一种外来话语的引进,当时它主要被用来关注和“冥思”审美价值存在。一个明显的表征是审美往往被认为是“有教养的阶层”所应具备的品格特征。于是从总体上说,当时占主导的审美文化对日常生活和欲望诉求,大多是回避或熟视无睹的。与前述情状形成反照的是,当前对审美价值的诉求似乎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对审美文化理论探索的重点越来越围绕审美意识而展开。即当代审美文化的“论题”是由对审美价值的探索转向了对广义的审美意识的探讨,尤其对世俗化意识及物质化意识的观照。
首先,当代审美文化的世俗化意识倾向。世俗化,这里并非“粗俗”、“低级”之意思,而是指审美文化的内容、形式均越来越接近人们的现世生活。在当代审美文化实践中,获取现实生活快感的倾向较以往更为突出。大众审美不再追求历史意义和文化深度,而是倾向于寻求能够直接体现当下满足的东西。如,近年来大众更多地关心自身在感觉层面上是否获得了快乐。以冯氏贺岁片为代表的、在当前广受大众欢迎的影视、文学等审美文化产品,往往把现实或历史交还给了大众的直觉性活动及其娱乐性满足,最终生成一种“享乐性”的文化产品。
再者,当代审美文化的物化意识倾向。当代审美文化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物化意识倾向。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模式,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开始充分体现为物质利益的主导性。人们在生活审美化过程中直接引入了物质功利主义,“物欲的实现”亦成了日常生活在审美方向上不断自我拓展的内在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具明显物化意识倾向的感性表达及其形式。
第二,從文化追求来看,当代审美文化从本位主义走向消费主义,它已从精英文化的审美理想诉求转达向了日常生活的审美感知浸染。如果说精英文化所试图构建的审美理想,还与政治道德的理性权威、严肃文化的形而上思考等有着密切关联的话,那么当前审美文化诉求的重点已经从精英文化的审美理想追求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审美感知浸染。日常生活进入了“审美”的理论视野,当代审美文化越来越强调价值的平凡性和世俗性,关注平常百姓的身体化感受和经验。
当前审美文化直接审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环境、实践。当然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前提,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多元和传播技术的革新,当前审美文化似乎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文化形态的内在构成和运作方式,打造出网络、影视、广播等多种传播手段,于是既可能引生出新的更富平等对话性的审美文化形态,也可能使原有精英文化的风格、内容等受到冲击和改写。再加上市场化冲淡了传统审美理想,审美言说由热衷于对范畴的推衍和概念的解析转向对现世生活的当下体验,艺术越来越生活化了。如,一个重要表现是人们正在构塑一种人为化的“视觉情境”。从城市规划到居室装饰,从影视娱乐到广告形象,人为化的视觉环境造就了新的视觉快感、新的视觉生态。另一方面是日常大众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现实生活,某种意义上拓宽了审美的边界。不少审美活动寻求一种对日常丰富生活的“审美消费”,审美的边界被拓展了。从美发、美甲等人体的审美改塑到时装、首饰等身体的审美包装;从居室工艺品的装饰到城市雕塑的布置;从文娱节目展演到体育赛事转播,日常生活处处都存在审美消费的对象。特别是传播媒体的更新、电信技术的突破和网络音像的普及等,创造了更快捷、更丰富、更生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当代审美文化的这些新变中,有两点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审美文化产业以经济利益为现实目的,为“审美消费”提供对象,满足更广大群众的审美需要。二是当代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新的形态(如“创意产业”),它们以“仿像”来代替真实的世界,让大众游历于现世生活所带来的“感官享乐”和“时尚追求”中。
第三,从文化表现来看,当代审美文化已从传统意象文化转向了现代仿像文化。当前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进程加快,原有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传统审美观念受到挑战,艺术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仿像文化”。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认为,仿像是后现代文化的基本方式,在他看来,“今天,一切现实都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如今控制社会生活的不再是现实原则,而是模拟原则。目的性已经消失,我们现在是由种种模型塑造出来的。不再有意识形态这样的事物;只有仿像。”[2]中国现阶段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是,文化的发展有与经济非同步的独立性。中国当代的文化状况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互渗,在国际化、信息化潮流的冲击下,当前中国审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那种追求意象统一的理论旨向,被蔓延开来的拷贝文化所淹没、所取代,在相当的程度上出现了鲍德里亚所说的“仿像文化”的状态。数字化、数字化、镜像化、拷贝化的作品成为审美消费的主要产品,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宰。更甚者,镜像化、拷贝化等“仿像”型作品也实现了当代审美文化所追求的文化多元性、娱乐性和感官性等。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向仿像文化的转向是对传统审美文化观念的挑战,这种挑战存在着过分追求感官满足、追逐艳俗时尚、被动屈从于技术原则、沉溺于模拟的超现实境界等令人担忧的境况。这在当代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自然应引起高度重视。
二
当代审美文化发生了上述这些新变。我们应当重视这些新变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尤其关注当代审美文化转向情势下的农民、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及新农村文化建设等方面所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这里以浙江省为例,重点谈谈当代审美文化转向背景下,关注农民、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必要性。
第一,当代审美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关注农民、农民工审美文化生活,丰富农民、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是一个有利于农民、农民工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新时期文化建设发展的重要问题。
当前农民、农民工已成为浙江省全面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当代审美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解决农民、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山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3] 深入研究农民、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对于激发农民、农民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至为重要。文化部在《关于高度重视农民文化生活,切实加强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通知》中强调:“农民文化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力量.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发挥文化工作在提高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作用,使农民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文化建设,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因此,农民、农民工文化的充分发展既是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既是全社会关注农民、农民工生存状态的重要举措,也是彰显公平,缩小城乡差距的有力措施。同时,正如有学者指出;“农民工虽然工资普遍不高,但多数比原来在家务农的收入要好一些,因而已有一定条件来改善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面对农民、农民工由于生活方式转变必然带来的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客观趋势,如果让他们的文化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极有可能引发他们的不满,发生冲突。”[4] 确实,在当代审美文化转向之背景下,在农民、农民工生活方式变迁时期,如果当下各级执能部门能关注和改善农民、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将有效缓解由于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文化权利不平等而诱发的各类社会矛盾。农民、农民工也可通过经济社会地位、社会生活方式及心理文化认同等层面,耿真正地融入城市 [5]。尤其文化心理认同层面的实现,真正让农民、农民工更好地实现自由发展,进而让他们为城市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服务和贡献。
第二,当代审美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关注农民、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准确把握农民、农民工的审美文化需求,在服务农民、农民工中不仅能获得社会效益而且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如,京城的“打工者艺术团”全是由农民、农民工自发组织的,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农民、农民工的热烈欢迎。可见,当代审美文化转向的背景下,一些重视审美文化内涵的团体或个体,如果能顾及农民、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习惯,就会受到农民、农民工的热情欢迎。与此同时,这些团体或个人亦将拓展和丰富农民、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渠道,有利于服务农民、农民工良性机制的形成。在当代审美文化转向的背景下,为农民、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优惠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是文化企业和文化经营者回报社会、反哺人民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扩大企业和经营者的影响,树立良好的形象,为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增添新的光彩和新的价值含量。
第三,当代审美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关注农民、农民工审美文化生活,提升农民、农民工精神文化工作,有利于唤醒农民、农民工的文化热情,进而促进他们的劳动自信心、热情及工作效率的提升。
服务农民、农民工,繁荣和活跃农民、农民工审美文化生活,就是通过引导宣传,扩大审美文化活动在农民、农民工中的影响,提升他们的精神文化工作,让他们树立劳动者的自信,提供他们融入城市结构的氛围,完善对他们服务的平台,并唤醒他们蛰伏已久的文化热情,在更广阔的天空里构建起农民、农民工知识的加油站和精神港湾。另外,在每年农民、农民工大批涌向城市的同时,也出现很多农民、農民工返乡务农创业的再循环,这样就会搭建起一个良好的农民、农民工审美文化传播基础和平台。当代审美文化转向之背景下,通过农民、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工程的实施,城乡文化差距必将进一步缩小。
三
当代审美文化转向体现出了其追求文化多元性、娱乐性和感官性之维。在这种情境中,我们尤其应该重视新农村文化建设,既加强文化娱乐基础设施建设,也丰富充实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这里就如何加强新农村文化娱乐基础设施建设及丰富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作些简单阐述。
首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从制度上加强文化娱乐基础设施建设,为丰富充实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创造更多条件。
地方政府应从维护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权益出发,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合理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行政考核制度。要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投资保障机制,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农村文化娱乐基础设施建设和活动经费的支出,确保公共财政对农村文化娱乐事业的投入。同时加强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合作,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娱乐建设,引导社会力量捐助农村文化娱乐事业。政府要切实担负起农村文化娱乐建设的重任,加大投入,按各级政府补贴、各村自筹资金补充投入的方式,配置健身器材等各种娱乐设施,并逐步提高农村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综合利用率,让农民的口袋富起来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实起来。当代审美文化转向之背景下,农村文化娱乐基础设施建设好了,不仅能满足农民精神需求,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
其次,注重人才培养,提高文化娱乐活动的参与率,为农村文化娱乐事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广泛吸纳乡村文艺专业人员或各类业余爱好者,培育组建文艺、体育等各类民间文化组织,加强文化队伍的审美教育培训,并利用多种形式在乡村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长期开展“三下乡”活动,鼓励一些高校的学生骨干利用节假日深入农村,从事文化信息传播、审美活动组织、文艺人员培训等文化下乡活动。另一方面,根据农民的需求和习惯,组织开展农民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吸引农民广泛参与,活跃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是摆在乡村政府和文化站干部面前的任务。这就需要组织者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节假日、农闲时节,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众的需要,精心设计审美文化活动的内容,特别要开展形式比较新颖、思想内容积极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并在活动中使农民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在消遣娱乐中充实自己。增大学习发展型文化娱乐活动的比例。要注重文化娱乐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让农民在家门口享受文化审美娱乐的快乐。
此外,提高农民的文化娱乐消费水平,改变农民的传统消费观念。
当前农村,攀比性消费仍占较大比率。尤其是是住房消费、婚丧嫁娶消费等,它们在农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颇大,影响了农民消费结构的合理化,既挤压了正常的物质生活消费,又挤压了文化娱乐消费。针对这种现象,在当代审美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相关行政和组织部门应给积极宣传,并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努力提高农民的文化娱乐消费水平,培养农村健康的文化娱乐消费习惯。同时开展农村文化娱乐创新,包括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内容形式及传播方式的创新,推动农民文化娱乐生活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3-4.
[2]MarkPoster,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120.
[3]陈蝶.谁来关注农民工的文化生活[J].中国建设信息,2004,(12).
[4]王金水.构建和谐社会与维护农民工精神文化权益问题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5]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3/27/content_4351076.
电视文化从精英转向大众的传播策略 篇7
电视对文化的影响是双面的, 既有传播和普及作用, 也有电视本质具有的大众化带来的庸俗化。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了收视率、销售量等市场营销术语引入“电视文化生产”, 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异化。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消费文化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巨大冲击, 因此电视对文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尤其是大众文化以其强势媒体和广泛、快捷、大量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方式, 对大众生活空间的强制性占有, 所造成的对高雅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排斥,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化霸权和精神控制力量, 如不进行合理、有力的调节与引导, 很容易造成社会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并在客观上破坏文化生态的平衡和诱使人们审美情趣的畸化。
中国的电视节目目前是以大众文化为主, 其中尤以娱乐节目最受欢迎, 从“格格热”、“戏说热”到“速配热”、“超女热”等即可见一斑。与上面“四热”相反, 一些以传播精英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节目尽管在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而在社会上却鲜有人知。那么电视节目的制作者如何在艺术性与实用性上寻找一种策略, 这种文化策略可以在合谋与冲突之间制衡, 使精英文化对提高节目品位、大众文化对增强节目娱乐性和信息量都起到作用并且实现优势互补, 是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电视文化大众化原因
大众文化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这也是由中国现阶段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据统计, 我国60多个城市电视观众文化水平情况为:未受过正规文化教育和小学文化水平的观众占25%, 初中文化水平的观众占34.5%, 两项合计就占到了59.5%。这就决定了大众文化必定占主导地位, 在更多观众对电视文化的求乐心理支配下, 自然电视只有向大众文化让步。
人们需要在大众文化节目中缓解紧张、释放压力。现代生活中的人们一面要遵守各种规章制度, 一面要承受各种压力和挑战, 身心都处于紧张状态之中。现阶段制作的精英文化节目过于严肃、单调甚至呆板。而电视的大众化特点为观众提供娱乐消遣, 可以缓解紧张、释放压力, 为人们的业余生活提供轻松愉快的休闲方式, 这是电视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
电视是用画面来表现的, 要它去解决一些复杂的哲学问题是不可能的。当然可以将人性的真诚、美好用最通俗的方式来表现, 但不宜用复杂的哲学问题来表现。电视最不擅长的就是表现一些理论和思想, 这是它的本身的表现方式所具有的局限。所以, 电视本身的表现方式常常是通俗的, 因此也更具有大众化。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马克思说:“生产物要在消费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完成。”艺术生产决定着电视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制约着艺术欣赏, 而艺术欣赏又反过来影响着艺术生产。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电视节目是依据节目收视率制作的, 大众文化节目收视率高, 广告时段收入也高。电视节目要满足各个层次的观众的娱乐要求, 追求经济效益和高收视率, 就要迎合观众口味, 不具有广泛性的精英文化, 自然要向大众文化让步。市场经济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产业化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有形无形的经济力量的操控使文化走向阿世、媚世。电视作为一门艺术, 如何培养、提高和造就民族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 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并喜欢高层次的文化艺术, 同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电视应当以高品位的电视文化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 这也是我们电视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电视节目的高品位软着陆
电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要舍弃生涩的理论和说教的表达方式, 用一种平实亲切的方式授予观众知识与文化。这就要求电视精英文化在保持其内容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同时必须做到“软着陆”。只有为受众所认可, 传媒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受众才有自己的接受平台。高品位和软着陆的统一就是精英文化与平民视角的统一, 离开了前者, 媒介产品便没了灵魂和方向;离开了后者, 媒介产品就会曲高和寡失去生存空间。在这一点上国内做得比较好的节目有央视l0套的《百家讲坛》。
一直以来, 精英文化被认为是“高处不胜寒”、“曲高和寡”, 而大众文化却拥有者甚多, 之所以会出现两种文化对立的局面, 主要是因为所谓的精英文化节目没有找到一个与大众文化融合的方式, 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人们看惯了精英文化一贯高高在上、形式单一的节目形式, 更倾向于大众文化节目的平民化色彩。但前几年热播的拥有唯美的画面、莎士比亚戏剧式对白的《大明宫词》, 却是一部两种文化融合的典范。这证明精英文化也可以被广大观众接受。根据中国国情, 电视媒体应提倡寻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更多的结合点。
现代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 完整的传播过程, 是传播者与受众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电视观众是电视节目价值的最终实现者。电视文化走向大众、走向悦众, 走向娱乐是基本趋向, 这可能是媒体生存所决定的, 也是大众文化的时代所决定的, 批判也好、漠视也好, 不太可能改变它的走向, 积极的做法是倡导有品位的电视文化、有艺术感染力的电视作品、有精神升华价值的电视节目或栏目。观众固然有选择收看节目的自由, 但是对于观众中确实存在的庸俗文化的欣赏需求, 我们也应该加以引导, 通俗不等于庸俗, 通俗的东西也有含金量, 而庸俗更多的等同于低级, 缺乏文化的含量。
提高大众文化的思想性和文化品位, 对大众文化既不要横加干涉, 又要防止疏于引导。电视要向雅俗共赏的方向引导, 走雅俗结合的路子。一方面高雅文化在保持高品位文化追求的同时, 也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增加可接受性, 向大众靠近, 这样才有更光辉的前景。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在保留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娱乐性、大众性的同时, 也要借鉴高雅文化的优点和长处, 强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对高尚审美情趣的追求, 不断提高品位, 推出一批雅俗共赏的文化精品。电视文艺工作者要挖掘电视文艺的引导功能, 要陶冶观众、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 就要寻找这样的一个契合点, 既要使我们的节目符合艺术的规律, 体现出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有较高的艺术意味给人以美的享受, 又要大众化、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 使广大观众的趣味在潜移默化的欣赏中得到提高。在视听表现手段、时空节奏处理等方面, 努力求新求变, 做到开放与多样, 抓住主要目标观众, 尽量做到雅俗共赏。努力寻找和扩大自己的知音, 使电视文艺的审美作用得到加强。
促进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相互转化
无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有多少差别和不同, 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明确的界限, 这不仅因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本身存在于不同的层次, 更主要的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使得所谓的精英文化不断地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而成为大众文化, 从而导致二者之间不断地相互转化。所以, 广大电视观众应该避免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分化, 不能简单地将它们视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对立产物。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 “大众”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游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 报纸杂志和其他大众传播工具是精英文化, 然而在今天却是大众文化;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精英文化, 然而在意大利却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地改变着其角色, 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互结合的演变趋势。
电视节目的创作理念需要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用多样化和深刻性丰富了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的审美和欣赏水平。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起来, 走一条以浅显通俗的样式传达深刻内涵的道路, 这应是当今新形势下电视文化的发展方向。
摘要：本文论述了电视对文化的影响, 分析了电视文化大众化的原因, 提出电视节目用高品位软着陆来促进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优势互补和相互转化。
关键词：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电视文化
参考文献
[1].苗棣、范种离:《电视文化学》,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年版。
[2].刘连喜:《电视批判》, 中华书局, 2003年版。
[3].程晋:《新形势下电视文艺的文化定位》,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5 (1) 。
[4].郭一曲:《浅谈现代传媒的文化自觉意识》,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5 (1) 。
[5].时统宇:《电视影响评析》, 中华传媒网, 2004-4-16。
文化转向 篇8
一、理论基础
真正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视野下来考察, 是20世纪90年代所兴起的“文化学派”。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是当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他们提出了翻译学研究的新思路, 即更多地从文化角度看翻译, 翻译要经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 要坚持文化翻译的立场, 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清华大学王宁教授认为:“研究文化的翻译问题正是将语言学的研究经验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的有效尝试。”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这使得文化的翻译在中国文学的传播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语言只有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才有其意义, 文化是我们从自然界和社会获取的, 对文化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进行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同时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成为我们主要关心的议题。在对异国文化的翻译中, 毫无疑问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其中一些关键的问题包括:在汉译英的过程中文化词汇的空缺现象, 同一思想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的表达方式, 同一客观事物在原语与目的语中引起的不同的联想, 以及两种语言之间由于不同的发音系统所产生的问题等等。因此, Outlaws of The Marsh是《水浒传》最合适的英译本, 因为母语是英语的翻译家沙博理更能够根据本土读者的特点、作品的文化背景等将源语文本的信息详细而准确地体现在目的语文本中。文章将从文化转向的角度, 就译者主要使用的意译、概略化及音译加注释的策略来探讨沙博理对《水浒传》的翻译。
二、意译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处于封建社会时期, 其创作的小说文体是文言文。面对文言文的特点, 译者在翻译时既要注意通俗易懂, 又要表达清楚原作的文化意义, 所以, 沙博理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
意译是一种基本的翻译技巧, 是以目的语为导向, 用来表达原文的意思而不一定保留原文的形式、结构及修辞手段的翻译策略。意译主要在原语与译语体现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应用。
The boy crawled to his feet.He brought over to his stool, steady Wang Jin upon it and kowtowed respectfully:“I’ve studied with many instructors.”he said:“but they taught me practically nothing.Teacher, all I can do is beg for your guidance.”
施的原文是:那后生爬将起来, 边去旁边掇条凳子, 纳王进坐, 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 原来不值半分。师父, 没奈何, 只得请教。”
“不值半分”是一种汉语常见的表达方式, 意思是一件物品或者是人做的一件事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很明显, 文章的表面意思和深层意思有着截然的不同。如果按表面意思直译为“It costs no more than the half cent”, 就没有将古典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介绍出来, 会引起读者的迷惑, 不知道文章要表达什么。译者用意译来表达那后生从以前的师父那里没学到什么本事, 从而突出王进的武功高强。在这种情况下, 译者选择了贴切传意的译文, 充分译出源语文本的有效信息, 来适应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特点。
佛教理念的翻译在《水浒传》中也有很多韵味。原文中, 智深道:“洒家在五台山真长老处学得说因缘。”因缘是佛教理念中常用的术语, 表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其原因和结果, 譬如人有三世“前生、今世和来生”, 译者采用了意译翻译策略。
Sagacious said:“when I was on Mount Wutai I learned the Buddhist laws of logic from the abbot.”
“因缘”二字用“the Buddhist laws of logic”传神地表达出来, 将词的意义和文化内涵阐释得恰如其分, 可见, 译者汉语文化功底之深厚。
三、概略化
译文:The authority have posted this warning at every path leading to the ridge.It says travelers must in groups cross between late morning and early afternoon.At all other times the ridge is closed.No one is permitted to travel alone.It’s already late.
这是《水浒传》中脍炙人口的一段情节, 是对英雄武松醉酒后在景阳山打虎的有关背景介绍。在中国古代, 官方和民间有着自己独特的计时方法, 比如:子、丑、寅、卯、申……时间被分成了十二部分, 每一部分包含两个小时。显而易见, 古代的这种计时方法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还经常不知所以, 更何况是对中国文化背景不太了解的外国人呢?
概略化是汉译英中常见的一种翻译策略, 是逻辑和推理的一种基本要素, 它是指用虚化的方式来翻译原文中较为具体化的表达方式。英文中常会出现一些字面意义比较明确的、具体的词句, 概略化是从这些明确的、具体的个体事物中抽取出来共有的本质的属性。概略化更加符合事理的逻辑和英语的表意习惯。在上文中, 译者巧妙地把中国古代常用的计时术语“寅、卯、申、酉、戌、亥”用概略化的手法翻译为“between late morning and early afternoon.”这里用的就是比较概括和笼统的译法。这样的译法既不违背原文所表达意思的流畅, 又能带给本土读者以完整而清楚的形象。通过用官府限定时间的区间来表现武松英勇无畏的大丈夫气概, 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形象顿时跃然纸上。如果照原文翻译, 会引起许多阅读理解上的麻烦, 就无法实现原文所要表达的流畅的信息功能。还有一处概略化的翻译也非常明显。
施耐庵的原文是:“这浮浪子弟门风, 帮闲之事, 无一般不会, 无一般不晓, 更无一般不爱。”沙博理此处就使用了概略化的翻译策略, 译文是:“He was a skilled dilettante in all forms of amusement.”简略的翻译让一个只会不务正业、浮浪子弟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更加突出了宋代官宦子弟骄奢淫逸、追求享乐的不良习气, 突出了宋代农民起义的背景。预示着社会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及梁山泊起义的必然性。读罢, 让你不由为之拍案叫绝。
四、借用
为了正确表达原文, 便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 在翻译中, 一些原语中有的谚语或成语会吸收目的语中现有的对应物, 使译文更加生动有趣。这是两种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及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活习惯和体验。
“You murder and burn, rob and plunder, your terrible crimes are all punished by death, ”Shi Jin shouted.“Have you heard of me?Where do you get the gall to come and tweak the tiger’s whickers?”
史进喝道:“汝等杀人放火, 打家劫舍, 犯着弥天大罪, 都是该死的人。你也须有耳朵, 好大胆, 直来太岁头上动土。”
Sagacious Lu said:“It is a long history.”
鲁智深道:“一言难尽。”
“太岁头上动土”是常用的汉语表达方式, 比喻不计后果去招惹厉害的人物。英语的对应表达方式则为“捋老虎的胡须”。“一言难尽”表示要说的前因后果有很多, 英语中则用“这个故事很长”来表达, 译者直接借用目的语中现有的对应物, 翻译得非常贴切到位, 表意十分清晰, 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了有效的沟通。
五、音译加注释
不同语言之间的发音特点有着很大的不同, 尤其是汉语的发音, 出现了很多同音异义词。也就是说, 有着相同发音的汉字, 在意义上却往往没有任何联系。古代的作者也常常利用这一点, 来表达一种深邃的含义。有时为了避免在一些谈话的场合中说起一些尴尬、不愉快的词, 或者增加一些幽默的效果, 就要用到同音异义词。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当在汉语中出现专有名词, 比如:人名、地名、组织名称时, 也常采用音译的翻译策略。但是直接音译会给读者造成很大的阅读困难, 根本不明白文章想要表达什么文本信息。因此, 译者就要预计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这时就需要借助注释的帮助。注释会直接帮助读者解读或阐述文本本身的内容, 对读者理解文本过程产生影响。
Ximen said:“you make very good sour plum drinks, good mother.Do you have a lot in stock?”
Mistress Wang laughed:“I’ve been make mei all my life, but I don’t keep anyone here!”“I was talking about sour plum drinks and you are talking making matches!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原文中, “梅”和“媒”在汉语中有着丝毫不差的发音, 却有着完全不相关的意义。“梅”是一种植物, 而“媒”却是在未婚男女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从而实现婚嫁的目的。译者在文中先对“媒”进行音译, 继而又用文本内注释的方法来加以补充说明, 读者很快就明白了“mei”的含义指的就是“making matches”, 与之前的“sour plum”有着截然的不同。通过音译加注释, 把西门庆对潘金莲心怀不轨, 又不想明说, 只顾左右而言他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又把王婆的贪婪奸诈, 老谋深算的性格表露无疑。再比如文章中晁盖对吴用的赞赏, 说他是“智多星, 赛过诸葛亮”, 对“诸葛亮”一词的翻译, 先通过音译译为“Zhuge Liang”, 又加文本外注释“Zhuge Liang, a famous strategist of Three Kingdom Period”。通过这种翻译策略, 目的语读者就会对源语所传达的文本内容一目了然。因此, 在碰到古汉语中由于发音的困惑及某些专有名词的解释时, 音译加注释可以实现源语的信息功能, 使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目的语读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能够心领神会, 从而对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起到积极的作用。
基于文化转向背景下的城市空间理论 篇9
关键词：城市空间理论,城市空间发展,深层结构,自身规律,深层结构与自身规律的关系
简要回顾西方的空间发展史,中世纪时代的空间是具有完整层级对立关系和交错地点的“定位空间”(space of emplacement,如神圣地点与世俗地点、围合地点与开放地点、城市地点与乡村地点等);至17世纪,伽利略以一种无限且无限开放的空间的建构瓦解了中世纪的静止“地点”,“延伸”(extension)的概念取代了“地方化”(localization);19世纪后受热力学第二原理的深刻影响,人们普遍更偏重于对时间性的研究,空间倾向于被时间消解;20世纪70年代始,在福柯(Foucault)与列斐伏尔(Lefebvre)等人的带动下,“基地”(site)的概念进一步取代了“延伸”,空间性受到相当程度重视2。与西方城市空间理论与实践的异彩纷呈不同,我国古人关于空间观念的核心几千年间基本一脉相承、以不变应万变:空间是两种对立力量和谐动态共存的统一体,它们相互依存、作用、促进和转化3。老子“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观念,正代表了以“有无相生”、“阴阳互易”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空间观。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以来,西方各个时期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概念被大量引入,并应用于规划实践,规划界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时,或多或少存在着在相关学科交叉的理论与概念的冲击下,迷失了对学科本身基本问题和主线的把握4、忽略城市空间理论研究的问题。
1 城市空间理论之研究的重要性
从福柯的“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5到列斐伏尔“空间是社会性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生产资料”和“使用价值”6,再到索亚(Soja)的“空间的思考、空间的行动”7,空间被提升至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大批学者如卡斯特尔(Castells)、弗里德曼(Friedmann)、哈维(Harvey)等对空间性问题的研究热情高涨,并导致空间在非空间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带动了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空间转向”。这对城市规划这种空间实践学科来说必然是个福音,也正是规划界人士所喜闻乐见的。
但与此同时,受到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反作用,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学领域的思想与方法对其学科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城市规划类空间学科进行了“文化转向”。这种学科交叉并未产生如人们所料的规划理论创新,相反却导致了城市规划学科核心理论的空心化。出现此种问题的原因和关键即在于“学科拓展时丢失了规划学科的空间本体”8。这从反面深刻佐证了空间是规划学科任何时候都不应和不能舍弃的核心问题与命脉所在(正如“真理”问题之于哲学家),也正是研究城市空间理论的重要意义所在。
2 城市空间发展之深层结构
城市空间发展的深层结构包括社会文化结构、经济技术结构、建设环境结构和政治政策结构等。其中,技术结构与建设环境结构属于相对客观和较易于理解的结构,而城市空间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问题由于较多的牵涉到充满变数和复杂性的“人”,则是不那么容易被理解和把握的部分,因此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城市空间理论界泰斗福柯从事的主要是具有政治意义、用途和效果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医学、监狱、警察、精神病学等某些特定基地(site)的考察,以某种相对策略的方式涉入问题领域里所发生的斗争。他将这些对立基地(counter-sites)称之为“异质地方”(异托邦heterotopias),并认为“于其中真实基地与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真实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这些异质地方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是更具幻觉的;或是创造另一个完美、拘谨、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示现有空间是污秽、病态和混乱的。他的论调带有一定的结构主义色彩,例如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9。在《空间:知识与权力》中,他提出“空间观念的改变导致了权力运作的巨大变革”;在《规训与惩罚》中,又创造性地以建筑的、空间形貌的词语来描述体制,提出空间、权力与知识的整合。福柯对于空间的论述大多是只言片语式的,但就是这些只言片语,带着法国人特有的细腻与深沉的洞察力,时隔几十年仍深刻地启迪着我们。
列斐伏尔被誉为西方人文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他批判传统认识论的二元对立,认为空间本体包括了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与再现的空间三重含义;驳斥1960年代将空间作为一种中性的科学对象的看法,认为空间“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并认为空间生产的政治学造成了绝对空间(自然空间)、抽象空间(资本主义空间)与差异空间(社会主义空间)的分野10。他宣称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11。他还主张规划有三种向度:第一种是生产规划,第二种是财务规划,第三种与时空有关,“它假设着地方差异性的创造、交流和沟通网络的概念、以及对生产及消费中心的现场研究”12,起到协调并指导发生在相同空间单位里其它向度规划的作用。
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空间问题展开了具体的论述,诸如哈维的绝对空间、相对空间与关系空间,达到实证主义地理学的颠峰;卡斯特尔进行的实践分析;还有索亚、弗里德曼、库克(Cooke)等大批专业人士都对城市空间发展的深层结构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提出精辟独到的见解。
3 空间发展深层结构与自身规律的关系
大多数规划学者倾向于认为,城市空间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那么,城市空间发展的深层结构与其自身规律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事实上非常关键。那些研究空间发展深层结构的学者很少会去关注空间发展的自身规律,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认为与空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属性相比,空间自身的规律相对不那么引人瞩目和富有挑战性,亦或他们并不认为空间本身存在规律性。
福柯是这样认为的:“并不需要建筑师在想法或技巧上的改变……而是从政者的想法、选择与他们加诸关心对象的注意方式的改变”,“建筑师不必然是他们曾是,或信为将是的空间专家(masters of space)”13。对福柯而言,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论述,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之处;建筑及其伴随的理论,从未构成一个可被仔细分析的独立领域。当他试图看到建筑、规划学科的知识如何与经济、政治或制度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仅仅是利益的一部分,是提供人们了解权力如何运作的一个佳例。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列斐伏尔、哈维这些被奉若经典的理论家们的论调中。由此我们发现,当“空间”的概念被无限提升至几乎无可企及的高度时,建筑与规划学科的地位事实上不仅并未得到相应提升,反而面临着新的职业危机。
疏解这一危机的出路在哪里?建立空间发展深层结构与其自身规律之间的深层联系是方法之一。如果能够证明深层结构是通过空间发展的自身规律作用于空间的发展变化,或者空间发展自身规律本身具有深层结构未能完全涵盖的范畴,那么探讨空间发展自身规律即是很有价值的,同时规划学科的地位也将得到有效强化。例如,城市空间发展的自组织特性作用于空间生长的规模大小、位置选择、发展时序以及发展方式之中,并作为一种隐性的自发力机制作用于城市空间发展的过程中,这很大程度上证明城市空间结构并不完全是社会、经济、政治这些深层结构简单的反映和投影。
4 结论:几点思考
空间性和时间性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属性。在空间与时间的对峙中,我们正处于一个“空间的纪元”,“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个元素散布在空间中的不同分派运作之一”14,“经济的,以及特别是政治的优先位置,引致了空间相对于时间的崇高地位”15。这些论断令我们思考:空间的崇高地位与规划学科之间有无联系?有怎样的联系?怎样更好地建立它们的联系?空间概念的强化给规划学科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回到对城市空间发展深层结构与其自身规律之间关系的认识上。
另一方面,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告诉我们,人类对事物的认识经历的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因此,思想家们对时间与空间研究的侧重点也必然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下一阶段,很可能学者们会进一步转至更高层次的对时间的研究。但对规划学科而言,空间是永远不应和不能舍弃的经典与主流问题,任何时候都不应背离。
这紧接着引出第三点认识:同样是研究“空间”,哲学家看到的空间与规划学者眼中的空间其实是大相径庭的,哲学领域偏于整体、历史、宏观层面的理论很难直接应用于分析。着眼于学科本身未来的发展进步,城市规划学科不仅要以空间为本体,还要进一步以城市空间发展的自身规律为本体,以深层结构与自身规律的关系为本体。这不是说规划学者就只能研究空间规律本身,毕竟,“空间的问题不能空间地对待”,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规划学科的核心理论构筑成一个公认的可供单独研究的独立领域。
对于那些研究空间发展深层结构的学者来说,当他们提出“空间的思考”、“回归空间性”的时候,其研究已经告一段落;但对于规划界人士来说,这其实可能仅仅是问题的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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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文化与思维转向 篇10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龚亚夫2012年3月16日接受新东方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英语教育本身是一种语言教育, 英语学习应成为了解世界的窗口, 使学生懂得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念、信仰以及文化习俗, 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外语写作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 是学习者语言能力的综合表现和必备技能之一。因此, 在大学阶段, 英语写作教学应该在学生已有语言知识的基础上, 根据外语学习的跨文化交际本质和目标, 以巩固学习者语言知识和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思维意识为重点, 使学习者能够自觉避免母语文化和思维的负迁移作用, 实现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顺利转换。
1 语言是文化和思维的载体和直接的能动的反映
在语言与思维和文化的关系上, 虽然学界有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之争, 但是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 那就是语言和思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是文化的直接反映和理解文化的最有效的工具。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进行的间接和概括的反映, 具有全民性。 (杨元刚, 2008:12) 但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 他们在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中, 会以不同的思考和推理范式、程序, 加工改造自然, 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 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审美心理、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 即一定的社会文化。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和外现, 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组成部分。思维模式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 通过思维将外在的客观世界内化为一种心理现实, 并通过语言进行沟通、表达和传承。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犹如民族精神的外部体现, 民族的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 民族的精神就是民族的语言, 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洪堡特, 姚小平译, 1999:52)
2 外语写作是跨文化思维模式转换的过程
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一种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其认知属性, 反映一个民族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过程以及民族文化思想和精神, 并必然会体现其语言的各个层次和方面。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 外语写作是一种跨文化的思维模式转换和编码过程, 把母语词汇、语法、段落和语篇中蕴含的文化和思维模式转换为符合目标语文化和思维特征的相应词汇、语法、段落和语篇。
英、汉语言差异既是英、汉不同文化的结果和组成部分, 也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思维模式。作为一种外语输出技能, 大学英语写作的过程也是英、汉两种思维模式和文化内涵的有效转换过程。
2.1 民族文化上的转换
英、汉民族自然和文化上的差异投射到英、汉两种语言中, 便出现了很多词义上的差异、冲突和空缺。这就要求在写作中能够进行有效地转换、补充和阐释。如, (1) 宗教信仰信仰方面, 西方的希腊神话和基督教文化和汉民族的佛、道神话所产生的节庆风俗文化词、典故文化词和神话人物联想词方面的空缺。 (2) 道德观念, 如英、汉语言中的家庭称谓词 (aunt, uncle, cousin等) , 汉语常用梅、兰、竹、菊、青松、荷花等表达个人气节, 英语用goat标示好色等; (3) 价值取向, 如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 privacy都是中性词; (4) 社会制度, 如capitalism (中性词, 汉语是贬义词) , working class (英语为地位底下的社会阶层, 汉语是统治阶级) ; (5) 历史典故, 如meet one’s waterloo和汉语的走麦城意义相等; (6) 文学作品, 如汉语中的包青天、陈世美等人物联想意义在西方却没有, 汉语中也没有西方文学中Sharlock残忍和唯利是图的形象; (7) 自然环境, 如英语的west wind所产生的意义等同于汉语的“东风”, 汉语的“力大如牛”在英语中却说as strong as a horse (力大如马) 。
2.2 思维模式上的转换
受各自的生活方式和哲学思想的影响, 英、汉语言还分别体现了各自不同的主流思维模式。刘宓庆 (2006:285-286) 从命名方式、整体思维V个体思维、直觉悟性思维V实证理性思维、主体性思维V客体性思维、形象思维V抽象思维、顺序思维V逆向思维等七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们结合以下例句来进行分析。
例句1:她想远走高飞, 免得心烦。He sought the distraction of distance.
成语“远走高飞”是距离遥远的具象表达方式, “心烦”是烦躁不安的具象表达方式。体现了汉语的具象思维特征。汉语两个小句, 没有形式标识, 可从整体中感悟其间的目的关系。体现了汉民族的整体性和悟性思维特征。在相应的表达中, sought是标示动词seek的过去式, distraction中的-tion是抽象名词后缀, distance是由形容词distant加抽象后缀构成的名词。反映了英民族的抽象思维特征。只有一个主谓结构, 反映了英民族追求独立完整的个体性思维模式。
例句2:A current research of the files indicates that the letter is no longer in this Bureau’s possession.It is noted that the letter was received two months ago, and after study, returned to your office.In view of the foregoing, it is regretted that your office has no record of its receipt.If the letter is found, it would be appreciated if this Bureau was notified at once.
我们最近查找案宗, (我们) 发现本局并无此信。 (我们) 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于两月前收到此信, 经 (我们) 研究后, (我们) 已寄还贵处。鉴于以上情况, 贵处仍无收信记录, 我们感到遗憾。如果你们找到此信, 请 (你们) 即通知本局, (我们) 不胜感谢!
这是一篇完整的公文文本。汉语部分由3个独立的句子, 共11个小句 (4个主谓结构, 7个无主句) 、1个过渡词组成。反映了汉语的重意轻形的意合性语言特征和汉民族的整体悟性思维特征。以主体“人”为视角, 共在五处使用了“我们”、“贵处”、“你们”等人称主语, 在7处 (标记为 (我/你们) ) 省略了人称主语, 没有被动语态。反映了汉民族“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思维特征。整篇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安排, 体现了汉民族的顺序思维特征。通篇没有表示语法意义的抽象符号 (名词的性、数、格, 谓语动词的数、时、体、态、气 (语气) , 形容词和副词的原级、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等) , 在“以上”后加“情况”、在“收”后加“信”补充类属, 体现了汉民族的具象思维特征。英语部分用了四个完整句, 共9个含有主谓结构的完整小句, 使用了5个表示形式衔接的定冠词和3个形式主语, 体现了英民族的个体性理性思维特征。依靠形式主语把结果 (noted) 和情感 (regretted、appreciated) 提前, 再论原因, 体现了英民族的逆序性思维特征。research、possession、foregoing、receipt等抽象名词的使用, 以及表语法意义的抽象符号的使用, 体现了其抽象思维特征。从“客体”的视角, 使用四个物称主语、三个形式主语和六处被动语态, 使表达更加客观可信, 反映了英民族的客体性思维特征。
3 外语写作是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和思维的有效手段
语言学习的终极目的是交际。Hymes认为, 交际是一个人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 包括语法、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和使用概率等方面的判断能力。 (冯莉, 2009:21) 在外语学习中, 交际既是语言学习的目标, 同时也是巩固语言知识, 提高交际能力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在听、读、说、写等四中语言交际方式中, 前两者属于输入性技能, 涉及到对于语言及其他知识的再认、提取、理解和补充。后两者是输出性技能, 要求对语言知识、文化知识、主题知识和语用知识进行充分的理解、整合、编码和输出, 对学习者的要求更高, 也是将陈述性知识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 并继而内化为语言能力的最有效地手段。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思维方面, 外语口语表达因为受到时间、环境、焦虑和准备情况的限制以及非语言暗示、任务要求和评价标准的影响, 其实用效果和普及效果远远没有写作高, 特别是在学习条件较差的地区和地点。另一方面, 写作是一种实用性语言应用技能, 是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进行信息沟通、思想表达、宣传汇报和工作记录等书面表达的重要方式和工具。
外语写作是一种跨文化的思维模式转换和编码过程, 其基础在于对目标语语言知识和文化、思维模式的了解和掌握。通过外语写作培养学习者跨文化和思维意识, 必须注重写作过程而不是最终的文本。注重写前复习和获取知识、写中补充和整合知识、写后评价和反馈知识、再进行改写和提高的学习过程, 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元认知能力。使学生能够在构思、编码、输出、改写的各个过程和阶段, 通过自我监控和外部反馈, 不断复习巩固语言知识、社会文化知识、思维认识和语用意识, 提高自己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和思维能力。
4 结语
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 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申小龙, 1998:59) 在跨文化语言教学上, 语言学习与对目标语的文化和思维特征的理解密不可分, 理解目标语的文化和思维特征是促进跨文化语言学习和交际的有效手段。英语写作是一种综合运用和巩固英语知识的实践活动, 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和创造性的语言输出技能, 既是作者语言能力的综合反映, 也是其思维和文化观念的外现。大学阶段, 英语写作教学应该重视学生语法能力、跨文化交际意识、跨文化思维意识和认知能力的综合培养。在写作过程中, 引导学生成功地实现从汉语的思维和文化模式向英语的思维和文化模式转换, 是英语教学的关键。
摘要：基于科学理性文化和道德悟性文化上的差异, 英、汉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英语写作教学应该以跨文化意识和思维习惯为中心, 培养学生自觉实现英汉思维快速转换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和思维能力。
关键词：英语写作,语言,文化,思维模式,转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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