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精选七篇)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篇1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2011年2月~2013年8月,我院确诊宫颈鳞癌患者72例纳入病例组,年龄28~68岁,平均(43.4±6.3)岁。其中Ⅰ期21例、ⅡI期18例、Ⅲ期22例、Ⅳ期11例。纳入标准:初次确诊,尚未开展相关治疗。选取健康女性20例作为健康组,两组患者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采用FACSC流式细胞仪,以及配套试剂、单克隆抗体,进行T淋巴细胞技术检验。
1.3 统计学处理
资料数据均应用SPSS18.0软件处理,以()表示计量资料,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健康组、宫颈鳞癌Ⅰ期、Ⅱ期、Ⅲ期、Ⅳ期中,CD3-、CD3-CD4+、CD3+CD4+/CD3+CD8+呈持续下降趋势,CD3+CD8+呈持续上升趋势,SCC阳性率呈上升趋势。Ⅳ期各指标与宫颈鳞癌Ⅱ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鳞癌Ⅳ期CD3-CD4+水平低于宫颈鳞癌Ⅲ期,宫颈鳞癌Ⅲ期CD3+CD8+水平低于宫颈鳞癌Ⅱ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注:与健康组相比,*P<0.05;与宫颈鳞癌Ⅱ期相比,**P<0.05;与宫颈鳞癌Ⅲ期相比,***P<0.05。
3 讨论
与其它恶性肿瘤一样,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预后多不佳,及早检出、确诊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恶性细胞的增殖、病变与人体自身免疫功能密切相关,恶性肿瘤患者T淋巴细胞水平常因此发生变化,宫颈鳞癌患者多伴有持续HPV感染,感染又可能对自身免疫功能造成影响,故宫颈鳞癌患者T淋巴细胞变化影响因素更为复杂[2]。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从健康组、向宫颈鳞癌Ⅳ期过度,CD3+、CD3+CD4+、CD3+CD4+/CD3+CD8+、CD3+CD8+均发生持续、稳定性变化,提示宫颈鳞癌病变、进展与T淋巴细胞密切相关,而且这种相关性非常稳定,不易受其它因素干扰。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阶段,不同指标变化显著性存在一定差异,在宫颈鳞癌病发之初,仅CD3+CD8+、CD3+CD4+/CD3~CD8+变化具有显著性,在向Ⅱ期过渡过程中,各项指标较Ⅰ期变化均无显著性,客观上增加了早期宫颈鳞癌的筛查难度;但从宫颈鳞癌Ⅱ期至Ⅲ期过度,CD3+CD8+变化较显著,可作为中晚期宫颈鳞癌病变进展的诊断依据,同理CD3+CD4+可作为晚期宫颈鳞癌病变进展诊断依据。应注意的是不同患者T淋巴细胞群分布水平呈现较大差异,标准差均较高,运用动态监测有助于弥补不足。
SCC检查是筛查宫颈鳞癌重要方法,本次研究中健康人群检出阳性率为0%,提示其筛查效率较好,但Ⅰ、Ⅱ、Ⅲ期阳性率均不足100%,提示针对早期宫颈鳞癌以及癌前病变检出率较低,仅可作为参考,明确确诊还需进行病理诊断。SCC因操作简单,标准明确,一定程度上可反映鳞癌细胞水平,是一种良好的动态监测指标,对于癌前病变患者,定期行SCC检查非常必要[3,4,5]。
摘要:目的:分析宫颈鳞癌与T淋巴细胞、血清鳞状细胞癌抗原(scc)的相关性研究,为宫颈鳞癌的筛查、诊断与分期提供依据。方法:取宫颈鳞癌患者72例,同年龄阶段分布健康女性20例纳入健康组,取外周血测T淋巴细胞、scc水平,并进行对比。结果:健康组、宫颈鳞癌Ⅰ期、Ⅱ期、Ⅲ期、Ⅳ期中,CD3+、CD3+CD4+、CD3+CD4+/CD3+CD8+呈持续下降趋势,CD3+CD8+呈持续上升趋势;Ⅳ期各指标与宫颈鳞癌Ⅱ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鳞癌Ⅳ期CD3+CD4+水平低于宫颈鳞癌Ⅲ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SCC阳性率随着宫颈鳞癌分期进展呈上升趋势。结论:T淋巴细胞水平变化及SCC阳性,一定程度上可反应女性从健康向宫颈鳞癌Ⅳ期病变进展过程;CD3+CD4+水平可作为宫颈鳞癌Ⅲ期、Ⅳ期间过渡指标,CD3+CD8+水平可作为宫颈鳞癌Ⅱ期向Ⅲ期过渡指标。
关键词:宫颈鳞癌,T淋巴细胞计数,血清鳞状细胞癌抗原,相关性
参考文献
[1]宋利.宫颈鳞癌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与NK细胞数量与临床分析相关性分析[J].肿瘤防治研究,2013,40(2):177-178.
[2]周雄,胥志跃.T淋巴细胞免疫功能的研究进展[J].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2012,20(5):136-137.
[3]王英,黄玲莎,黄文成,等.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在宫颈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J].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2010,24(4):396-397.
[4]丁洪慧,曾四元,熊辉,等.宫颈癌患者淋巴结HPV/18感染及血清鳞状细胞癌抗原检测的临床意义[J].现代妇产科进展,2010,19(7):522-524.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篇2
关键词:宫颈癌,癌前病变,血清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癌抗原125,癌抗原19-9
宫颈癌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引起的, HPV病毒可直接通过皮肤接触传播, 病毒潜伏期长, 感染初期没有任何症状, 进行宫颈癌筛查就能有效避免不幸发生。血清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 (Scc Ag) 、癌抗原125 (CA125) 、癌抗原19-9 (CA19-9) 为临床上宫颈癌的主要检测的肿瘤标志物 (TM) [1], TM指标的检测可以为临床上肿瘤的发现、确诊提供参考信息[2]。本研究对本科2010年3月-2012年3月102例宫颈上皮内瘤变 (CIN) 和39例宫颈癌患者血清中的Scc Ag、CA125、CA19-9变化进行了分析,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年3月-2012年3月于本科就诊、确诊的102例宫颈上皮内瘤变 (CIN) 和39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组, 年龄24~66岁, 其中24~30岁1例, 30~50岁50例, 50~66岁90例。102例CIN患者平均年龄 (35±11) 岁, 39例宫颈癌患者平均年龄 (56±13) 岁。CIN患者分级:Ⅰ级47例, Ⅱ级37例, Ⅲ级18例。宫颈癌患者中, Ⅰ~Ⅱa期25例, Ⅱb~Ⅲ期14例;组织学检查结果:高分化5例, 中分化16例, 低分化18例;确诊结果:鳞状细胞癌36例, 腺癌3例;全部患者均经病理学检查、诊断证实。对照组为来本院体检中心体检的健康女性, 全部人员均经过体检者的知情同意, 同意参与研究的有47人, 年龄23~65岁, 平均 (45±12) 岁, 经询问、检查全部对照组人员均无肿瘤家族史, 无心、肾、肺等脏器疾病。研究组、对照组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检测仪器
Scc Ag、CA125、CA19-9检测试剂盒, Scc Ag配套监测仪, E170电化学发光仪, 全部仪器及试剂产品均购买于罗氏公司。
1.3 检测方法
两组均静脉抽血3 ml, 血液采集后室温静置5 s后保存于-30℃冰箱。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Scc Ag,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CA125、CA19-9, 试剂盒使用及相关检测仪器均按照产品说明书规范操作。
1.4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血清中Scc Ag、CA125、CA19-9的水平, 并比较癌症患者不同分期的Scc Ag、CA125、CA19-9水平。Scc Ag、CA125、CA19-9水平上限为2 ng/L、35 U/ml、37 U/ml。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表示, 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Scc Ag、CA125、CA19-9水平比较
对照组Scc Ag、CA125、CA19-9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 研究组CIN患者、宫颈癌患者的Scc Ag、CA125、CA19-9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P<0.05) ;宫颈癌与CIN患者的Scc Ag、CA125水平比较差异亦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CIN不同分级Scc Ag、CA125、CA19-9的水平比较
CINⅠ级、Ⅱ级、Ⅲ级患者的Scc Ag、CA19-9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2.3 宫颈癌患者不同分期、不同分化程度Scc Ag、CA125、CA19-9水平的差异比较
Ⅰ-Ⅱa期、Ⅱb-Ⅲ期患者的Scc Ag、CA125、CA19-9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Ⅱb-Ⅲ期Scc Ag、CA125、CA19-9水平均高于Ⅰ-Ⅱa期。不同分化程度患者Scc Ag、CA125、CA19-9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其中Scc Ag水平在癌细胞低分化患者中最高, CA125水平、CA19-9水平在高分化患者中最高。见表3。
*与对照组比较, P<0.05;△与研究组中宫颈癌比较, P<0.05
注:CINⅠ级、Ⅱ级、Ⅲ级患者的Scc Ag (ng/L) 、CA19-9 (U/ml) 水平比较, P<0.05
注:Ⅰ-Ⅱa期、Ⅱb-Ⅲ期患者Scc Ag、CA125、CA19-9水平比较, P<0.05;不同分化程度患者Scc Ag、CA125、CA19-9水平比较, P<0.05
3 讨论
在全球范围内, 每年约有20多万女性死于宫颈癌。在发展中国家, 宫颈癌则属于常见多发的妇科肿瘤, 排行榜首。中国每年新发现的病例为13.15万, 中国宫颈癌死亡率占总癌症死亡率的第一位[3]。Kato等[4]首次分离出Scc Ag, 在随后的研究中, Scc Ag在临床上被认为是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首要参考指标[5], 并可以对宫颈癌患者的康复疗效提供参考信息[6]。CA125与CA19-9是高分子黏蛋白, 在宫颈癌中高表达 (de Bruijn) 。临床上用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肿瘤标记物的合理检测具有良好的研究指示价值。
本研究中, 对照组Scc Ag、CA125、CA19-9均在正常范围内, 研究组中CIN、宫颈癌患者的Scc Ag、CA125、CA19-9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宫颈癌与CIN患者的Scc Ag、CA125水平比较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CINⅠ级、Ⅱ级、Ⅲ级患者的Scc Ag、CA19-9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Ⅰ-Ⅱa期、Ⅱb-Ⅲ期患者的Scc Ag、CA125、CA19-9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Ⅱb-Ⅲ期各指标水平均高于Ⅰ-Ⅱa期。不同分化程度患者各指标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可见, 血清中Scc Ag、CA125、CA19-9水平的变化提示了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者的病情, 这些肿瘤标志物能为患者的辅助诊断提供指导信息。
参考文献
[1]Bruijn H W, Duk J M, Van der Zee A G, et al.The clinical value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 in cancer of the uterine cervix[J].Tumour Biol, 1998, 19 (6) :505-516.
[2]Borras G, Molina R, Xercavins J, et al.Tumor antigens CA19-9, CA125, and CEA in carcinoma of the uterine cervix[J].Gynecol Oncol, 1995, 57 (2) :205-211.
[3]马丁, 奚玲.宫颈癌流行病学及病因学研究进展[J].实用妇产科杂志, 2001, 17 (2) :61-62.
[4]Kato H, Torigoe T.Radioimmunoassay for tumor antigen of human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cinoma[J].Cancer, 1977, 40 (4) :1621.
[5]Nawata S, Murakami A, Torii M, et al.Different expression patterns of intact forms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 between normal and malignant cervical squamous epithelial tissues:nondenaturing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tic analysis[J].Oncol Rep, 2006, 16 (2) :399.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肺癌组病例为2012年1月~2013年12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肿瘤防治研究所 (以下简称“我院”) 住院治疗的患者, 共100例, 其中男73例, 女27例, 年龄35~77岁, 平均 (48±5) 岁。所有病例均经临床病理确诊, 其中腺癌41例, 鳞癌37例, 小细胞癌22例。健康组为我院体检的健康人, 共30例, 其中男19例, 女11例, 年龄24~60岁, 平均 (46±5) 岁。肺癌组和健康组一般资料如年龄、性别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得到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检测方法
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3 m L, 分离血清, 采用Roche E170电化学发光仪测定CEA,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测定SCC, 免疫比浊法测定SF, 所用试剂均为相应配套试剂, 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各指标正常参考范围为CEA:0~5.2μg/L。SCC:0~1.5μg/L。SF:女10~120μg/L, 男20~300μg/L。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非正态分布者的指标给予对数转换,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多组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两独立样本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用Logistic回归筛选变量并建立回归方程, 对新变量及各单项指标进行ROC曲线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种肿瘤标志物在肺癌组与健康人群中的水平
经统计, 肺癌组CEA、SCC、SF水平分别为 (13.82±21.42) 、 (3.93±7.58) 、 (455.31±271.38) μg/L, 健康组CEA、SCC、SF水平分别为 (2.79±1.39) 、 (0.76±0.28) 、 (148.50±97.30) μg/L。肺癌组三种肿瘤标志物与健康组比较, 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t=5.149, P=0.000;t=4.181, P=0.000;t=11.306, P=0.000) 。见表1。
2.2 三种肿瘤标志物在不同病理类型肺癌中的水平
不同病理类型肺癌之间, 腺癌患者CEA水平明显高于鳞患者组和小细胞癌组 (P=0.000) , 鳞癌患者SCC水平明显高于腺癌和小细胞癌患者 (P=0.000) , 而SF水平在三种病理类型的肺癌患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548, P=0.580) 。见表2。
注:与健康组比较, *P<0.01;CEA:癌胚抗原;SCC:鳞状细胞癌抗原;SF:铁蛋白
注:与腺癌比较, *P<0.01;与鳞癌比较, #P<0.01;CEA:癌胚抗原;SCC:鳞状细胞癌抗原;SF:铁蛋白
2.3 三种肿瘤标志物在肺癌不同分期的水平比较
(Ⅲ+Ⅳ) 期CEA、SCC、SF水平分别为 (15.17±23.20) 、 (4.57±8.42) 、 (479.08±280.72) μg/L, (Ⅰ+Ⅱ) 期CEA、SCC、SF水平分别为 (8.72±11.70) 、 (1.53±0.86) 、 (365.90±215.86) μg/L, 经比较, (Ⅲ+Ⅳ) 期三种肿瘤标志物水平明显高于 (Ⅰ+Ⅱ) 期 (t=2.471, P=0.016;t=3.209, P=0.002;t=3.583, P=0.001) 。见表3。
注:与 (Ⅰ+Ⅱ) 期比较, #P<0.05, *P<0.01;CEA:癌胚抗原;SCC:鳞状细胞癌抗原;SF:铁蛋白
2.4 三种肿瘤标志物对肺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
以健康组为对照, 根据公式计算CEA、SCC、SF对肺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敏感性分别为47.0% (47/100) 、47.0% (47/100) 、70.0% (70/100) , 特异性分别为93.3% (28/30) 、96.7% (29/30) 、86.7% (23/30) , 而三项联合检测敏感性为92.0% (92/100) , 特异性为76.7% (23/30) 。见表4。
注:CEA:癌胚抗原;SCC:鳞状细胞癌抗原;SF:铁蛋白
2.5 三种肿瘤标志物的回归分析
设X1=CEA, X2=SCC, X3=SF, 得肺癌预测概率值回归模型Y=1/[1+EXP (2.261 X1+3.459 X2+4.267 X3-1.082) ], 生成一组新变量Y。经Logistic回归分析, 三种肿瘤标志物均与肺癌诊断密切相关 (P<0.01) , 见表5。
注:CEA:癌胚抗原;SCC:鳞状细胞癌抗原;SF:铁蛋白
2.6 三种肿瘤标志物和Logistic回归生成新变量Y的ROC曲线分析
Y的ROC曲线的AUC明显大于三种肿瘤标志物任一指标的AUC。见表6、图1。
注:CEA:癌胚抗原;SCC:鳞状细胞癌抗原;SF:铁蛋白;AUC:曲线下面积
3 讨论
CEA是一种人类胚胎抗原特异性的酸性糖蛋白, 存在于胚胎、胃肠黏膜上皮与一些恶性组织表面, 可见于结肠癌、乳腺癌组织中, 现有研究表明[5,6], 在肺腺癌中也有显著表现。血清SCC是肿瘤相关抗原 (TA-4) 的提纯亚单位, 由Kato和Torigoe从子宫颈癌中分离得到, 后来发现SCC还存在于肺、咽、食管等肿瘤中, 特别是鳞状细胞癌[7,8]。SF是检查体内铁缺乏的最灵敏指标。而恶性肿瘤细胞合成SF量增加[9,10,11], 所以SF也是恶性肿瘤的标志物之一, 肿瘤患者的SF水平均较正常人高, 提示肿瘤患者机体普遍存在铁超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许多致癌理化因素可直接或间接干扰人体铁代谢, 使铁排出减少, 积蓄增加, 它虽然不是肺癌的特异诊断指标, 但对肺癌的诊断敏感性较高, 在临床上结合其他检查, 对肺癌诊断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本文资料显示, 肺癌患者血清CEA、SCC、SF水平明显高于健康组 (P<0.01) , 提示这三种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可用于肺癌的诊断, 随着肿瘤临床分期越晚, 该三项肿瘤标志物的血清水平越高, 提示该三项肿瘤标志物的血清水平可反映肿瘤组织的大小和范围, 可作为判断病情进展、肿瘤是否远处转移的指标。本文资料还显示, CEA在肺腺癌中阳性率最高, SCC在肺鳞癌中明显高于腺癌和小细胞癌, 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在肺癌临床诊断分型中, CEA对腺癌、SCC对鳞癌的诊断及治疗有指导意义。但本文资料还显示:采用平行试验来提高诊断的敏感度, 但却降低了诊断的特异度, 采用系列试验虽提高了诊断的特异度, 但却降低了诊断的敏感度, 与多数文献结论一致[12,13,14,15]。Logistic回归属于概率型非线性回归, 具有判别和预测功能。在本研究中即为筛选高效的单一标志物及标志物组合。本研究经Logistic回归逐步筛选SCC为最佳单一指标;在标志物组合模式的拟合优度检验中, CEA+SCC+SF组合模式的正确诊断指数最高。因此, 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可客观地实现特异度和敏感度的平衡[16,17]。ROC曲线分析能将某种检测的敏感度及特异度联系起来, 是一种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检测项目的方法。ROC曲线下的面积越大, 其临床准确性越高, 其临床诊断价值越大。因此通过ROC曲线下面积大小, 可判断肿瘤标志物的诊断效率。
本文选择CEA、SCC、SF等肺癌常用的肿瘤标志物通过Logistic回归构建的回归模型与ROC曲线结合, 建立新变量模型的AUC比三项中任何单一指标的AUC都大, 且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较单项指标均有所提高, 说明运用Logistic回归和ROC曲线综合分析可提高肺癌诊断的准确性, 在临床中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摘要:目的 探讨Logistic回归和ROC曲线综合分析血清癌胚抗原 (CEA) 、鳞状细胞癌抗原 (SCC) 和铁蛋白 (SF) 对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CEA,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SCC, 免疫比浊法检测SF, 检测100例肺癌患者 (肺癌组) 和30例健康者 (健康组) 血清中的CEA、SCC、SF水平, 通过Logistic回归建立回归模型, 用ROC曲线分析三种肿瘤标志物对肺癌的诊断的意义。结果 肺癌组CEA、SCC、SF水平显著高于健康组[ (13.82±21.42) μg/L比 (2.79±1.39) μg/L; (3.93±7.58) μg/L比 (0.76±0.28) μg/L; (455.31±271.38) μg/L比 (148.50±97.30) μg/L, 均P<0.01], 腺癌患者CEA水平[ (26.42±28.97) μg/L]最高, 鳞癌患者SCC水平[ (8.01±11.32) μg/L]最高, 肺癌患者三种肿瘤标志物水平与TNM分期密切相关, (Ⅲ+Ⅳ) 期明显高于 (Ⅰ+Ⅱ) 期[ (15.17±23.20) μg/L比 (8.72±11.70) μg/L; (4.57±8.42) μg/L比 (1.53±0.86) μg/L; (479.08±280.72) μg/L比 (365.90±215.86) μg/L, P<0.05或P<0.01], 分期越晚, 三种肿瘤标志物水平越高。建立回归模型Y=1/[1+EXP (2.261X1+3.459X2+4.267X3-1.082) ], 新变量Y的AUC高于三种单一肿瘤标志物的AUC。结论 血清CEA、SCC和SF对肺癌的诊断具有较高的价值, 联检可提高对肺癌的诊断率, 综合运用Logistic回归和ROC曲线分析可提高肺癌诊断的准确性。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年1月~2009年6月将入住我院治疗的宫颈鳞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宫颈鳞癌诊断明确,均经宫颈活检病理诊断证实;(2)Ⅰ期和Ⅱa期的早期宫颈鳞癌患者;(3)均经手术治疗,并经盆腔探查,了解淋巴结转移情况。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妇科肿瘤者;(2)早期肿瘤,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手术而不能明确淋巴结转移情况者。共入选患者78例,其中,年龄36~64岁,平均(45.2±5.1)岁;临床分期:Ⅰa期16例,Ⅰb期35例,Ⅱa期27例。
1.2 方法
手术当天晨取2~3 ml静脉血,2 h内在1 200 r/s的速度下离心10 min后分离出上清液,置于-20℃冰箱保存。使用全自动快速荧光酶标分析仪系统测定,试剂盒由美国Abbot Diagnostic公司提供,检测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程序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统计软件为SPSS 15.0,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SCCAg测定值在有无淋巴结转移的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进一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调整结果。以ROC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评价SCCAg检测在淋巴结转移中的预测价值,并确定最佳截断值(cut-off point)。以双侧的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淋巴结转移情况的SCCAg测定比较
经手术探查证实,78例中淋巴结转移阳性者31例,淋巴结转移阴性者47例。比较两组间的SCCAg水平,有淋巴结转移者SCCAg测定值明显高于未发生淋巴结转移者(P=0.000)。见表1。
2.2 影响早期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的因素
为排除组织分化程度(中分化、中低分化、低分化)、肿瘤浸润深度(未达间质、<1/2间质、≥1/2间质)及肿瘤大小(<4 cm、≥4 cm)等因素影响淋巴结转移对结果的干扰,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一步分析,可知仅肿瘤的大小和SCCAg水平是影响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经多因素调整后,SCCAg水平与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的OR值为1.669,即SCCAg每升高1 ng/ml,淋巴结转移发生的风险增加1.669倍,其95%CI为1.112-2.226。见表2。
2.3 SCCAg检测对早期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预测价值的评价
作SCCAg对早期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的ROC曲线(图1),其AUC为0.713(P=0.001),AUC的95%CI为0.606~0.820。SCCAg检测对早期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当选择截断值为3.5 ng/ml时,有较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Youden指数最高,其预测价值最佳。见表3。
3 讨论
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居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二位。我国宫颈癌发病率在世界各国中处于较高水平,其发病率有上升、年轻化的趋势[4]。宫颈癌治疗方案的选择取决于临床分期、患者年龄等因素,因而术前对淋巴结的转移状态以及临床分期的预测就非常重要。
SCCAg作为一种肿瘤标志物,对宫颈鳞状细胞的辅助诊断、治疗效果的判断、推测预后上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观察SCCAg对预测早期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中的作用。通过快速荧光酶标技术检测发现,本组31例淋巴结转移阳性的早期宫颈鳞癌患者SCCAg水平明显高于47例淋巴结转移阴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经多因素调整后仍显示SCCAg是影响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SCCAg和宫颈鳞状细胞的侵袭性密切相关,其机制目前仍不十分清楚。Sueoka等[5]用明胶酶谱法分析以SCCAg1或Ag2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产物培养的宫颈鳞癌细胞株Ca Ski和SKG-IIIa,发现SCCAg1和Ag2均明显地增加MMP9,而不增加MMP2的蛋白产物,并能显著助长细胞的侵袭能力,因此,推断SCCAg1和Ag2能够改变鳞癌细胞的侵袭表型,可能是通过刺激MMP9蛋白的产生而增加肿瘤的侵袭转移性。
本研究观察了SCCAg检测对早期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的预测效果,显示AUC为0.713>0.7,提示有良好的预测价值。当SCCAg截断值选择为3.5 ng/ml时,特异度为0.714、灵敏度为0.651、Youden指数为0.365,其预测价值最佳。冯淑瑜等[6]对205例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妇瘤科行广泛全子宫切除加盆腔淋巴结清扫术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表明,治疗前血清SCCAg检测阳性(≥1.5 ng/ml)并不能有效地提示淋巴结转移风险的增加;而治疗前血清SCCAg超过4 ng/ml的宫颈癌患者,近1/2的患者可能发生淋巴结转移,淋巴结转移的风险增加4.2倍,提示以4 ng/ml为界值对判断淋巴结转移的风险有意义。本研究与这一结果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血清SCCAg检测对于早期宫颈鳞癌患者是一种术前预测淋巴结转移简便而实用的手段,而血清SCCAg>4 ng/ml的宫颈鳞癌患者则应该认为是有淋巴结转移的高危人群[7]。对于存在以上危险因素的患者,治疗上应该注意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术或增加辅助化疗或放疗等。术前根据患者血清SCCAg检测预测早期宫颈鳞癌患者淋巴结转移情况,有助于宫颈癌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据此对每一位患者实施个体化治疗,从而有望改善患者的预后。
摘要:目的:探讨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Ag)检测在预测早期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中的作用。方法:对78例Ⅰ期和Ⅱa期早期宫颈鳞癌患者行手术治疗,确定淋巴结转移情况。手术当天晨取血样,快速荧光酶标法测定SCCAg。结果:早期宫颈鳞癌有淋巴结转移者SCCAg测定值高于未发生淋巴结转移者(t=7.890,P=0.000)。多因素分析调整后SCCAg水平与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的OR值为1.669(Wald=9.124,P=0.000),95%CI为1.112~2.226。SCCAg对早期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预测的ROC的AUC为0.713(P=0.001),95%CI为0.606~0.820。当截断值为3.5ng/ml时,特异度为0.714、灵敏度为0.651、Youden指数为0.365,其预测价值最佳。结论:SCCAg对早期宫颈鳞癌淋巴结转移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当截断值为3.5ng/ml时,预测价值最佳。
关键词:子宫颈癌,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淋巴结转移,预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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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冯淑瑜,张颜娜,刘建刚.宫颈癌淋巴结转移的高危因素及预后分析[J].癌症,2005,24(10):1261-1266.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篇5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一般资料
标本选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病理科2005—2009年间原发性肺癌术后存档蜡块134例, 其中男116例, 女18例;年龄32~75岁, 平均年龄56.2岁。根据病理组织学类型分为 (SCLC) 36例和 (SCC) 98例, 均有完整的病例资料, SCC按照《外科病理学》进行病理学分级[6]:Ⅱ级24例, Ⅲ级74例;SCLC的诊断均为术后病理证实。
1.1.2 主要试剂
免疫组织化学试剂:GFI-1、Fli-1单克隆抗体 (鼠抗人) , 为美国Bioworld公司公司产品;S-P试剂盒及DAB显色剂均购自福建迈新技术有限公司。
1.2 免疫组学染色
组织切片4μm厚, 经APES处理, 使用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 即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物酶法。石蜡切片盛有抗原修复液的玻璃烧杯中, 浸没组织, 放入微波炉中高火3min, 低火10min, 取出冷却30min后, 磷酸盐缓冲液 (PBS) 冲洗3次, 每次10min, 进行抗原修复后常规脱蜡至水;3%H2O2去离子水 (37℃) 孵育10min, 以消除过氧化物酶的活性。PBS冲洗, 5min×3次, 滴加封闭用正常山羊血清, 室温孵育15min, 倾去, 勿洗;滴加GFI-1、Fli-1一抗工作液的浓度为1:50纯水稀释, 4℃低温过夜。PBS冲洗, 5min×3次;滴加二抗工作液室温孵育15min;PBS冲洗, 5min×3次;滴加试剂辣根酶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酶卵白素工作液 (S-A/HRP) , 室温孵育15min;PBS冲洗, 5min×3次;DAB显色3min;纯净水成分冲洗;Harris苏木素液浸泡30s复染;自来水充分淋洗;梯度乙醇脱水, 二甲苯透明, 中性树胶封片;光镜下观察。
1.3 判断标准
GFI-1、Fli-1结果评价:免疫组织化学以胞质或胞核内出现背景清晰的黄色或棕黄色颗粒为阳性。每张切片在阳性染色较高区域随机选定10个视野 (400×) 。按着色强度计分:无色为0分, 浅黄色为1分, 棕黄色为2分。按着色细胞百分比计分:着色细胞<10%为0分、11%~40%为1分、41%~70%为2分、>70%为3分。将强度计分与染色细胞百分比计分相乘。0分为阴性 (-) ;1~3为弱阳性 (+) ;≥4为强阳性 (++) 。
1.4 统计学处理
有关数据分别应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χ2检验及Spearman等级相关统计学处理, P<0.05有统计学意义;Kaplan-Meier寿命法进行生存率分析。
2 结果
2.1 临床资料
36例SCLC患者中淋巴结转移27例, 淋巴结转移率为75.0%;98例SCC患者中淋巴结转移48例, 淋巴结转移率为49.0%,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合随访资料, 134例患者生存时间从7d~89个月, ≥3年的患者为64例, 3年生存率为47.8%。
2.2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
2.2.1 肺癌组织中GFI-1、Fli-1蛋白表达情况
由表1可知, 经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后, 36例SCLC组织中GFI-1、Fli-1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94.4% (34/36) 、97.2% (35/36) ;98例SCC组织中GFI-1、Fli-1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78.6% (77/98) 、75.5% (74/98) 。经χ2检验证实, GFI-1、Fli-1的阳性表达率SCLC高于SCC,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经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证实, GFI-1与Fli-1在两种肺癌中的表达呈正相关 (r=0.918, P=0.001) 。
2.2.2 GFI-1、Fli-1表达与临床病理指标比较
在SCCⅡ、Ⅲ级中GFI-1的阳性表达率为62.5% (15/24) 、79.7% (59/74) , Fli-1的阳性表达率为66.7% (16/24) 、82.4% (61/74) , 经卡方检验证实SCCⅡ、Ⅲ级间的GFI-1、Fli-1的阳性表达率Ⅱ、Ⅲ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肺癌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均与肺癌的发生存在一定关系, 这些因素使患者的抗肿瘤能力大幅度降低, 也会使人体免疫功能出现严重的失衡, 血循环中细胞因子和免疫球蛋白异常上升, 而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大幅度下降, 进而造成人体的免疫处于紊乱和低下的状态。目前,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SCLC可能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 可向神经内分泌分化的干细胞, 它是各类型肺癌的前驱细胞, 在各种致癌因素作用下, 全能干细胞发生恶化, 转化为小细胞癌、鳞状细胞癌或腺癌。SCLC可在早期发生扩散和转移, 在近20年内其生存率的增长也不明显, 因此, 有必要探讨与SCLC神经内分泌有关的基因或癌蛋白, 以及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受体及其配体间的旁分泌或自分泌信号传导途径假说来解释SCLC生长失控的原因, 为临床的诊断、治疗和判断预后提供有力的佐证。
GFI-1作为一个DNA结合转录抑制蛋白, 而Fli-1是核转录因子, 能够与多种基因的启动子或增强子结合而发挥调节转录的功能, 还可与其他蛋白质相互作用进而调节转录, 在血管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Fli-1在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相比有明显差异, 并且已经证明Fli-1在血管形成及肿瘤侵袭性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通过进一步研讨GFI-1、Fli-1二者与肺癌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 为临床早期诊断治疗和判断预后提供依据。
本研究中, GFI-1、Fli-1在SCLC中的表达具有一致性, 并且高于SCC, 提示二者可考虑为监测肺小细胞癌病情发展的标志物。GFI-1、Fli-1的阳性表达在淋巴结转移患者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患者, 并且组织分化愈差, 临床分期高, 表达愈高, 提示二者与肺癌的预后相关, 高表达者预后较差。
目前, 关于肺小细胞癌和鳞癌中GFI-1与Fli-1联合检测的研究报道很少, 根据本次研究结果, 认为二者在肺癌的发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具有一致性, 联合检测可作为评价两种类型肺肿瘤的恶性度和预后判断的血液指标。二者表达同时升高时, 提示预后更差, 当然GFI-1与Fli-1基因与肺癌发病的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 通过检测肺小细胞癌 (SCLC) 和肺鳞状细胞癌 (SCC) 中GFI-1和Fli-1的表达, 分析两种肺癌与常见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为临床早期诊断、治疗效果的观察和预后判断提供依据。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技术检测原发性肺癌术后存档蜡块134例 (SCLC 36例、SCC 98例) 中GFI-1、Fli-1蛋白表达情况;并对患者进行随访, 生存时间从手术日期至随访日期止。结果 36例SCLC患者中淋巴结转移27例, 淋巴结转移率为75.0%;98例SCC患者中淋巴结转移48例, 淋巴结转移率为49.0%,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合随访资料, 134例患者生存时间为7d~89个月, ≥3年的患者为64例, 3年生存率为47.8%。经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后, GFI-1、Fli-1的阳性表达率SCLC高于SC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GFI-1、Fli-1表达与临床病理指标比较证实, SCCⅡ、Ⅲ级间的GFI-1、Fli-1的阳性表达率Ⅱ、Ⅲ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GFI-1、Fli-1在SCLC中的表达具有一致性, 并且高于SCC;提示二者可考虑为监测肺小细胞癌病情发生、发展的标志物。GFI-1、Fli-1的阳性表达在淋巴结转移患者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患者, 并且组织分化愈差, 临床分期愈高, 表达愈高, 提示二者与肺癌的预后相关, 高表达者预后较差。
关键词:小细胞肺癌,肺鳞状细胞癌,GFI-1,Fli-1,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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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篇6
皮肤鳞状细胞癌 (SCC) 起源于表皮及附属器的未分化角质形成细胞 (KC) , 多发生于颌面部皮肤, 具有较大的侵袭性和转移性。国内外大量实验证明, 明胶酶在人体内多种肿瘤都有过表达的现象, 例如肝癌、胃癌、食管癌、大肠癌、乳腺癌、宫颈癌、胰腺癌等[2]。已有许多研究检测明胶酶的表达与SCC恶性潜能之间的关系, 但结果不尽相同。本文综述了明胶酶的分子生物学特征以及其在皮肤鳞癌中的表达、侵袭和转移中的作用和机制。
1 明胶酶的结构特性
MMPs最早是由Gross和Lapiere在研究蝌蚪形态变化时发现的。MMP-2为非糖化型相对分子质量72000, 又称为明胶酶A;MMP-9为糖化型相对分子质量92000, 又称为明胶酶B。MMP-2和MMP-9都有与其它MMPs相似的亚基结构, 从氨基端到羧基端依次为:信号肽结构域、N末端前肽结构域、有锌离子结合位点的催化结构域及C末端血红素结合蛋白样结构域和铰链结构域。前肽结构域中存在着一个高度保守的氨基酸序列 (PRCGXPD) , 其中半胱氨酸对MMP保持酶原形式起到重要作用。所有MMP在催化区域中都含有一段保守序列 (VAAHEXEXGHXXGXXH) , 其中3个组氨酸与催化锌离子形成配位键从而对酶保持活化功能起主要作用[3]。MMP-2和MMP-9还有自己的特别区, 它们的催化结构域嵌入了一段Ⅱ型纤维结合蛋白样重复序列, 这些重复序列构成了胶原结合结构域 (collagen-binding domains, CBDs) , CBDs与胶原和弹性蛋白有高度的亲和力, 对降解底物是的定位非常重要, 决定CBDs作用底物的特意性, 是其发挥水解酶活性所必需。
MMP-2和MMP-9均以无活性的前体 (pro-) 或酶原形式分泌, 经蛋白酶水解或在有机汞如4-醋酸氨基汞 (4-APMA) 作用下而激活, 发挥其降解细胞或基质的作用。MMP-2可由皮肤成纤维细胞、体外培养的黑素瘤细胞、人纤维肉瘤细胞等合成和分泌;MMP-9主要由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合成和分泌, 以前酶原的形式合成。病理状态下, MMP-2染色主要位于肿瘤细胞胞质及细胞膜, 在深部浸润的癌巢及基底膜附近的肿瘤细胞染色尤为明显。MMP-9则主要表达在癌巢周边的基质中, 部分癌细胞胞质中亦可见MMP-9呈阳性反应[4]。
2 明胶酶表达的调节
MMPs在体内的表达受到许多因子的调节, 包括特异性和非特异性调节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tissue inhibitor of matrixmetallo proteinases, TIMPs) 是MMPs的特异性抑制物, 已发现有4种, 分别为TIMP-1、TIMP-2、TIMP-3和TIMP-4[5]。TIMP主要从2个方面抑制MMP的活性: (1) 在酶原活化阶段, TIMP可与MMP的酶原形成稳定的复合体并阻碍其自我活化; (2) 在活化后的MMP阶段, TIMP可直接与活化的MMP以1∶1的比例非共价键结合, 进而抑制其活性[6]。通常情况下, 组织中的MMPs和TIMPs之间保持着相对平衡状态, 它们的平衡和相互影响, 决定着细胞基质是降解还是聚集。此外, 还有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白介素1 (L-1) 、白介素2 (L-2) 、前列腺素抑制剂等非特意性调节因子的调节。
几乎所有的人类恶性肿瘤内部及周围MMPs都表现为表达增加或增强, 肿瘤组织中的MMPs除由肿瘤细胞本身产生以外, 还可来源于间质细胞。这种肿瘤细胞诱导间质细胞产生MMPs的作用, 部分原因为肿瘤细胞产生的细胞外基质金属蛋白酶诱导因子 (extracellular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ducer, EMMPRIN) 。EMMPRIN是一种分子量约58000的跨膜糖蛋白, 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的成员之一, 最早曾被称为肿瘤细胞起源的胶原酶刺激因子。EMMPRIN广泛参与如胚胎发育、器官形态发生、骨重建、伤口愈合等生理过程, 其还参与关节炎、心血管疾病、牙周病、溃疡、肺气肿等病理过程。在肿瘤生物学上, 已通过体外培养和动物模型证实了EMMPRIN对多种肿瘤生长和转移相关的肿瘤细胞特性具有调节作用。
EMMPRIN不仅可以促进MMPs的表达, 还可以正反馈增加自身表达。局部MMPs表达和活性水平升高还可以裂解肿瘤细胞表面结合的EMMPRIN, 形成可溶性EMMPRIN, 以旁分泌形式作用于更多的间质细胞进一步促进肿瘤进展[7]。目前, 研究表明甲磺酸酯也是一个强效的带有抗肿瘤侵入行为的明胶酶抑制剂已经证明甲磺酸酯能有效地减弱人类纤维肉瘤细胞的入侵[8]。ROOMI[9]等检测 (12-) 十四酸佛波酯 (-13-) 乙酸盐 (phorbol 12-myristate 13-acetate, PMA) 对42种不同肿瘤中明胶酶分泌的作用中显示PMA可以诱导MMP-9的高表达而对MMP-2没有明显的作用, 在人类间皮细胞中病毒受体对明胶酶也有激活作用[10]。
3 明胶酶与皮肤鳞癌的关系
恶性肿瘤发生侵袭转移的三步骤, 即粘附、基质酶解和移动。研究表明Ⅳ型胶原蛋白作为基底膜的主要成份, 是阻碍肿瘤侵袭和转移的主要屏障。MMP-2、MMP-9通常在中性pH值条件下发挥活性, 内源性Zn2+和Ca2+参与时活性最强[11]。在病理情况下, 明胶酶能启动破坏基底膜和进一步降解细胞外基质中胶原和非胶原成分, 成为肿瘤转移和侵袭过程中最重要的基质金属蛋白酶[12]。MMP-2的ECM底物包括明胶、Ⅳ、Ⅴ、Ⅶ、Ⅹ型胶原弹性蛋白层粘连蛋白、纤维连接蛋白、蛋白多糖;MMP-9的ECM底物包括明胶、Ⅳ、Ⅴ型胶原弹性蛋白。MMP-2和MMP-9过度表达分解细胞外基质, 使肿瘤向深层浸润并突破血管和淋巴管, 造成血行和淋巴转移, 同时还促进血管生成和转移。肿瘤的生长和转移依赖于新血管生成, 其过程经过一系列相关步骤, 包括内皮细胞增生、内皮细胞通过细胞外基质迁移至新血管生成部位以及微血管分化等。新血管的生成需要血管基底膜的降解及细胞外基质的重组, 从而使内皮细胞迁袭至邻近组织[13]。
马泽米等用免疫组化技术研究了皮肤鳞癌中MMP-2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的表达关系, 结论表明:存在于细胞外基质中的VEGF能够通过存在于血管平滑肌细胞上的VEGFR-1受体调节MMPs的表达, 而MMPs又能降解ECM, 释放更多VEGF。这就建立了一个正反馈调节环路, 来促进新血管的形成。肿瘤血管生成对SCC生存起重要的作用, 在促血管生成的各种调节因子中, VEGF是作用最强和最重要的一种促血管生成因子。MMP-2促进SCC细胞分泌过多的VEGF, 使SCC血管数目增多, 血管通透性增加, 血管内MMP-2渗出增多。SCC细胞得到更多的氧和营养物质, 增殖加快, 形成级联反应, MMP-2和VEGF在SCC浸润转移过程中发挥协同作用[14]。
MMP-9不仅是降解基底膜和ECM的关键酶, 而且在肿瘤间质血管生成中起重要作用。有实验证明, 在SCC组织中微血管形态不规则, 血管分布不均匀, 在SCC的边缘区域最为密集呈簇状。SCC组中微血管密度 (MVD) 升高提示细胞在发生恶性转化之前已有血管生成增多, 这很可能是SCC血管生成的启动阶段。MMP-9高表达的部位与MVD高密度区具有一致性, 均位于癌巢边缘地区, 提示肿瘤的浸润生长与新生血管生成是同步进行的, MMP-9的表达与肿瘤血管形成有关。已有研究显示MMP-9可作为Ⅱ、Ⅲ期直肠癌术后辅助治疗的可预示的诊断指标[15]。
MMP-2能催化Ⅳ型胶原并使其分子内部的半胱氨酸残基暴露, 该位点是αvβ3整合素与胶原结合的部位, MMP-2可以与骨涎蛋白和整合素αvβ3在细胞表面形成复合物, 增加肿瘤的侵袭性。P53基因的突变和H-ras癌基因的激活使上皮细胞发生不凋亡改变促进了SCC的病变发生和发展, John M[16]等研究表明P53基因突变后角质形成细胞的不凋亡诱导了α3β1整合素从而促进SCC中MMP-9的高表达, H-ras癌基因的激活促进了MMP-9在癌中的侵袭和转移。
最近研究表明, 局部粘着斑激酶 (focal adhesion kinase, FAK) 介导的信号转导系统在肿瘤向恶性侵袭表型演进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Canel[17]等用FAK相关性抑制剂 (FAK-related nonkinase, FRNK) 和FAK的小干扰RNA (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 两种途径抑制SCC40和SCC80癌细胞株的表达, 两者途径有相似的抑制结果。FAK的表达增加了细胞的侵袭能力, FRNK的表达导致了MMP-2和MMP-9的降低。FAK有酪氨酸蛋白激酶活性, 并可自身磷酸化。研究表明, FAK活性阻断使细胞增殖受到显著抑制, 这种抑制主要体现在G2/M期细胞比率的增加及S期细胞比率的下降。G2/M期是细胞周期的一个重要的调控点, 是S期细胞完成了遗传物质的复制准备进入有丝分裂期的阶段, G2/M期的阻滞将使细胞进入M期减少, 从而抑制细胞的增殖。在理论上阻断FAK的表达有可能达到抑制肿瘤细胞侵袭转移的发生。在有侵袭性头颈部鳞癌中, FAK可以看成是启动皮肤鳞癌和促进皮肤鳞癌转移的作用靶点, FAK主要是通过调控MMP-2的表达来实现的。
研究表明, MMP-2、MMP-9与肿瘤局部侵袭和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关系密切。MMP-2和MMP-9能启动破坏基底膜和进一步降解细胞外基质中胶原和非胶原成分, 成为肿瘤转移和侵袭过程中最重要的基质金属蛋白酶。王琦[18]和陈静[19]用免疫组化的方法对石蜡包埋组织标本进行检测和统计分析, 结果证实MMP-9在皮肤SCC中阳性率显著高于皮肤BCC组和正常皮肤组, 观察到MMP-9表达与皮肤肿瘤的病理类型及分化程度密切相关, 随着恶性程度增高、分化降低、侵袭力增强MMP-9表达增高, 说明皮肤肿瘤的转移和浸润机理之一是通过增加MMP-9分泌促进癌细胞浸润到细胞外基质 (ECM) 和血管间质中, 提示MMP-9高表达与皮肤SCC及BCC发生、发展密切相关[20]。
4 结语
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篇7
真核细胞翻译起始因子4E(eIF4E)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25 000的蛋白,在蛋白质合成的起始阶段起重要的调控作用[2]。eIF4E过表达可以促进各种编码癌蛋白和促癌因子的mRNA翻译增强,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和演进。在许多人类肿瘤中已发现eIF4E存在过表达,并且与肿瘤浸润和转移相关[3,4]。eIF4E的表达与OSCC发生发展的关系目前尚无定论。本实验从转录、翻译两个水平检测eIF4E的表达情况及其与OSC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以期为OSCC的发生发展探索新的分子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1- 01~06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手术切除的原发性OSCC新鲜标本30 例。并征得患者同意同时取癌旁的正常黏膜组织为对照(病理检查证实为正常黏膜)。所有标本放入RNA保存液中并迅速置于-80 ℃冰箱中保存备用。其中,口底鳞癌10 例,颊黏膜鳞癌15 例,舌鳞癌5 例,临床分期执行UICC 2002 年TNM分期标准。
随机选取2006~2007 年本院原发性OSCC石蜡包埋标本112 例,所有患者术前未经过治疗,并有完整的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随访时间自手术之日起到末次随访日,随访率100%。同时选择30 例癌旁口腔黏膜组织作为正常对照组。
1.2 方法
1.2.1 RT- PCR方法
Trizol一步法提取mRNA,以适量反转录的cDNA为模板,进行PCR 扩增。eIF4E扩增产物246 bp:引物上游5'- ACG GAA TCT AAT CAG GAG GT- 3,下游5'- TTC CCA CAT AGG CTCAATAC- 3'。β- actin扩增产物838bp:上游5'- ATC TGG CAC CAC ACC TTC TAC AAT GAG CTG CG- 3',下游5'- CGT CAT ACT CCC TGC TTG CTG ATC CAC ATC TGC- 3'。反应条件:94 ℃ 5 min,94 ℃ 20 s, 60 ℃ 40 s,72 ℃ 20 s, 5 个循环;94 ℃ 20 s, 58 ℃ 40 s, 72 ℃ 20 s, 25 个循环;72 ℃ 延伸10 min。所得PCR产物3 μl 用2%琼脂糖凝胶电泳,Alphaease凝胶成像系统分析。测定目的基因扩增条带和与之对应的内参基因扩增条带的斑点平均吸光度值A值与条带面积AREA的乘积即IDV,结果以目的条带的IDV与相对应的β- actin扩增条带的IDV比值表示(以上试剂及引物等均购自上海生工公司)。
1.2.2 Western blot方法
新鲜OSCC组织加入裂解液后冰上研磨,提取组织总蛋白,并应用考马斯亮蓝进行蛋白定量后,进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转膜仪将蛋白转移至PVDF膜上,洗膜后进行DAB显色。观察并分析显得结果。
1.2.3 免疫组化SP法
使用eIF4E (1∶100)兔抗人浓缩型多克隆抗体。结果判定标准:根据整张切片的染色情况,以eIF4E染色强度和阳性细胞率的得分之和进行综合评价:eIF4E蛋白阳性为胞质出现淡黄色至棕褐色颗粒。无染色记0 分,浅黄色记1 分,棕黄色记2 分,棕褐色记3 分;阳性细胞占肿瘤细胞的百分比为阳性细胞率,阳性细胞率≤5%记0 分,>5%~25%记1 分,>25%~50%记2分,>50%记3 分。将上述2 项积分相加,0 分为阴性(-),1~2 分为弱阳性(+),3~4 分为中等强度阳性(++),5~6 分为强阳性(+++)。按照eIF4E蛋白表达程度分2 组,高表达组(++~+++),低表达组(-~+)。
1.2.4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undefined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完全随机资料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的数据用构成比差异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和Spearman等级相关性分析。生存分析中生存时间按月计算;采用Kaplan- Meier法计算生存率及描绘生存率曲线,Log- Rank时序检验生存率差异,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以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30 例新鲜标本RT- PCR检测结果
eIF4E mRNA在OSCC及癌旁正常黏膜组织中表达的相对吸光度值(A值)分别为0.592±0.120和0.295±0.124(P<0.05)(图 1, 表 1)。高、中、低分化OSCC中eIF4E mRNA的表达量分别为0.462±0.045、0.583±0.024和0.700±0.031,均数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结转移阳性组的表达为0.667±0.028,淋巴结转移阴性组0.563±0.026(P<0.05)(表 2)。结果表明, eIF4E mRNA在OSCC组织中呈高表达状态,并随着组织分化程度的降低和淋巴结转移而呈升高趋势。
1: 癌旁组织; 2: OSCC
2.2 30 例新鲜标本Western blot结果
eIF4E 蛋白在OSCC组织与癌旁口腔黏膜组织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633±0.020和0.350±0.021(P<0.05)(表 1, 图 2)。在OSCC组织中eIF4E 蛋白的表达:高分化组(Ⅰ级)0.460±0.032、中分化组(Ⅱ级)0.627±0.013、低分化组(Ⅲ级)0.767±0.029(P<0.05),并且随分化级别增高,蛋白相对表达量升高,两者具有负相关性;有淋巴结转移组相对表达量0.719±0.036,无淋巴结转移组相对表达量0.602±0.020(P<0.05)(表 2)。
1: 癌旁组织; 2: OSCC
2.3 112 例石蜡包埋标本免疫组化检测结果
112 例OSCC患者和30 例口腔正常黏膜中eIF4E蛋白阳性表达率分别为63.7%和25.0%,经卡方检验分析P<0.05(表 3)。Spearman等级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eIF4E蛋白表达随着分化程度降低,呈上升趋势(P<0.05)(表 4, 图 3)。eIF4E蛋白在淋巴结转移组表达率为69.32%, 淋巴结非转移组为45.34%(P<0.05)。eIF4E mRNA及蛋白的表达均与患者年龄、性别、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无关(P>0.05,表 4)。
2.4 eIF4E蛋白表达与预后的关系
112 例OSCC患者总的5 年生存率为46.4%。经Kaplan- Meier单因素回归生存率结果显示eIF4E蛋白高表达组的生存率(41.0%)明显低于低表达组(63.9%)的生存率,经Log- rank检验, χ2=5.654, P<0.05(图 4)。而Cox模型分析得到结果与单因素分析结果一致,显示eIF4E蛋白表达可作为判断OSCC预后的独立指标(P=0.023, 表 5)。
A: 癌旁; B: 高分化; C: 中分化; D: 低分化
3 讨 论
eIF4E基因在蛋白质的合成阶段起到“分子开关”的作用。研究显示,在正常的eIF4E低水平的情况下, 肩负有“看家”功能的大多数拥有短5'非翻译区(UTR) 的Strong mRNA,在翻译时与含有长5'- UTR 的Weak mRNA 竞争中处于优势,所以细胞功能得以维持;然而,eIF4E 过度的表达使正常情况下不被翻译的含长5'- UTR mRNA 的基因产物上调,促发细胞恶性表型的表达。eIF4E的过度表达不仅能促进细胞的增殖反应,而且更能促进细胞的恶性转化,诱导肿瘤形成和发生转移[5]。在体外实验中,通过eIF4E过度表达的病毒载体转染NIH3T3、HeLa细胞及克隆鼠胚胎成纤维组织细胞(CREF) 等细胞株,导致了恶性转化[6]。有研究表明,在人乳腺癌、宫内膜癌、食管癌、头颈鳞状细胞癌等肿瘤中发现eIF4E 的过度表达,并与恶性表型及预后明显相关[7,8,9,10]。燕王翔等[11]研究显示,eIF4E在舌癌和舌癌前病变中呈高表达, 而在正常组织中不表达。
为了探讨eIF4E在OSCC组织中的表达情况,本研究采用了RT- PCR、Western- blot和免疫组织化学3种方法分别从转录和翻译水平检测了该基因的表达情况,并得到了一致结果,进一步验证了eIF4E基因在OSCC组织中呈高表达状态,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相似。本实验进一步对eIF4E mRNA和蛋白的表达情况与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进行分析发现,eIF4E 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与OSCC的分化程度相关,分化程度越低,eIF4E mRNA和蛋白的表达量越高,而分化程度与临床预后密切相关,分化越低,预后越差。eIF4E 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与OSCC淋巴结转移情况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淋巴结转移组eIF4E mRNA和蛋白的表达量及高表达率均显著高于淋巴结转移阴性组。而肿瘤的分化程度和淋巴结转移情况亦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112 例免疫组织结果显示,在eIF4E高表达组,OSCC患者的5 年生存率为41.0%,显著低于低表达组的63.9%。因此,eIF4E高表达可能是OSCC患者不良预后的影响因素之一,可作为判断OSCC患者预后的指标之一。
综上所述,eIF4E作为翻译起始因子之一,可能参与了OSCC的发生发展,并对OSCC患者的预后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恶性肿瘤的发生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有关eIF4E与癌的发生发展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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